戰略——兩個對立意志使用力量解決其爭執時所用的辯證法藝術

莫利哀劇本中的約爾丹先生能寫出好的散文，卻并不了解這種文體，今天許多人正象約爾丹一樣，在運用戰略，也并不了解它。不過，他們同約爾丹先生不同的是，產生好的戰略要比寫出好的散文困難得多。戰略這個詞經常被使用，但實際了解其意義的人相對來說很少，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產生這種現象有許多不同的原因。這個用得很多的詞，長期以來只是指一位統帥所實際使用的科學或藝術。很明顯，這種科學或藝術只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行當。其訣竅多少采取秘傳的方式，由上一代傳授給下一代，也就是跟著著名指揮官的范例去學，就象在其他各行學習名師的手藝一樣。盡管戰爭比起其他任何手藝，是一個遠較復雜的行業，但因為戰爭的發展緩慢，所以這種向經驗學習的方式似乎就可以滿足需要了。 

　　但是逢到變革時期，這種傳統的傳授手藝的方法就變得不適用了。作戰行動的實施會造成許多顯然不可解決的問題，其結果是舊有思想破產，并且使整個上層社會，而不僅是某些王公或將帥，都面臨著那個時代的戰略問題。于是，在每一個時期，都有人在戰略領域內努力研究。這種研究從根本上說是追隨著那個時代的思想主流的。例如，在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從韋格提烏斯和其他古代歷史學家的著作內去尋找當代戰爭的秘密；到了18世紀，純理性主義又產生另外一些思想方法，后來被拿破侖出色地加以利用；在19世紀，人們仍然迷信拿破侖的成功，相信他對于那時的一切問題都能提供解答。不過在19世紀，又出現了克勞塞維茨，這位一代宗師的理論，部分是社會學，部分是哲學，其地位介乎康德和卡爾·馬克思之間。造成20世紀戰爭具有異乎尋常形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對這種理論作了過分浪漫化的解釋。 

　　 20世紀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但是在這個緊要關頭上，戰略卻蒙上了一層陰影。1914年到1918年的陣地戰，常被人用來證明“戰略破產”，但事實上，它所證明的不過是一種特殊戰略的破產而已。主要在法國（但當時的法國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國家），戰略被認為是一種過時的科學，一種雖然與戰爭有關，但已趕不上時代發展的思想方法。變革看來使物質較之思想、戰爭潛力較之作戰行動、工業和科學較之哲學處于更重要的地位。這種觀點披上了現實主義的外衣。結果，“戰略家”被認為是一群趕不上時代的腐儒；一切的努力都集中在戰術和裝備方面。可是正因為時代的發展迅速，所以這個時候更需要一種特別高明的遠見——而只有戰略才能產生這樣的遠見。法國人在1940年遭到軍事上的失敗，但德國人也同樣未能消化其勝利的成果；其原因是雙方對于情況的分析判斷都犯了錯誤，雙方都是在過分狹隘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判斷的。 

　　于是歐洲的世界霸權隨之崩潰，剩下來的是面對面的兩大強國，美國和蘇聯。兩大強國之間的沖突由于有了核武器而顯得更加可怕，現在已經對真正的和平與戰爭問題投下陰影，但并不能掩蓋這樣的事實，這就是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的觀念還不存在。我們只說一切都要歸咎于新出現的核武器，但沒有真正認清，這是因為我們缺乏一種全盤性的觀念，以致不能預知和控制世事的演變。在蘇聯方面，很早就有人企圖以馬克思主義為起點研究戰略，并在斯大林統治下，發展了一套以社會學為基礎的總體戰理論；這種理論是經不起技術發展的考驗的。在美國方面，人們嘴上推崇克勞塞維茨，而實際上輕率地想解決完全以戰術為基礎的一整套技術問題。然而戰略這個主題畢竟太重要，它終于引起了學術界的興趣。他們循著科學發展的新趨向，開始以一種分析的體系為基礎研究解決問題的方案。不多久，每一所美國大學都有了自己的研究機構，并都有充足的經費供其支配。研究論文大量積累，許多幾乎是故弄玄虛的抽象思想體系建立起來。然而，正是這樣，現階段最需要的全面戰略中的某些精粹內容開始一點一點地問世了。不過，這種熱烈的思想追求對于歐洲卻難以產生影響。某些材料偶爾也有人研讀，但一般說來，歐洲人都認為只要采用美國的術語和美國的裝備就夠了——因為人們還是相信裝備比思想重要，雖然沒有人公開承認這一點。盡管法國的雷蒙特·艾侖和英國的利德爾·哈特都是研究戰略問題的，但他們的思想對一般的人民，甚至軍人，都不曾產生影響，軍人還是只根據技術的進步與戰術來考慮問題。但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現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再加上印度支那、埃及和阿爾及利亞等戰役失敗的教訓，這多少使人們模糊地認識到，有必要更好地了解有關戰爭的一切現象。所以這似乎是很自然的希望：早在1915年被判死刑的戰略，現在將恢復生命并進入鼎盛期。 

第一節 戰略的分析　　

戰略的含義　　

　　戰略這個詞作何解釋？ 

　　依照軍事戰略的傳統觀念，它應該指運用軍事力量以達到政治策略所定目標的一種藝術。這個定義是利德爾·哈特1929年擬定的，與克勞塞維茨的定義并無太大的差異。雷蒙特·阿龍在他的近著中，幾乎一字不漏地照抄這個定義。 

　　依我看，這個定義的局限性太大，因為它只說到軍事力量。我愿予以修正如下：一種運用力量使之對于政治策略目標的達到作出最有效貢獻的藝術。不過，這個定義對于整個的戰爭藝術都可以適用。按照傳統，戰爭藝術分為戰略和戰術，最近又加上了第三個部分，那就是后勤。如果戰略既非戰術，又非后勤，那它又是什么呢？戰術顯然是在會戰中使用武器的藝術，其方式要能使武器產生最大的威力。后勤是補給與運動的科學。二者所關心的都是“物質因素的相互作用”，所以二者更多地具有物質科學的性質，例如工程學。 

　　勞埃德曾經劃清“天賜的火花”與“物質因素的相互作用”之間的區別，而在拿破侖的詞匯中“天賜的火花”就是戰略。從這里只要再前進一步（這是常采取的一步），就可以把戰略等同于天才的火花。但是又有人說天才就是一種無限度忍受痛苦的能力，所以不管是不是天賜的火花，戰略必須以思想和理智為基礎。如果它既不是一種物質科學，又不是政策的一個方面，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依我看，戰略的本質就是一種抽象的相互作用，用福煦的說法，它是從兩個對立意志之間的沖突中產生出來的。戰略是一種藝術，它使一個人不管使用何種技術，都能駕馭任何意志沖突所產生的各種問題，其結果也就能使技術的使用發揮最高的效率。所以，它是力量的辯證法藝術，說得更精確一點，是兩個對立意志使用力量解決其爭執時所用的辯證法藝術。 

　　這個定義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而措詞很普通。但如果我們要想了解戰略的思想過程，以及由此所產生出來的原則，就必須從這個水準上來思考。 

戰略的目的　　

　　一旦開始研究戰略的目的，上述定義的重要性就很清楚了。 

　　可以認為，戰略的目的就是對于所能動用的資源作最好的利用，以達到政策所擬定的目標。這個目標又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性質，或者是進攻性的（例如脅迫對方接受某種不利的條件），或者是防御性的（例如保護某些地區或利益），也可能只是維持政治現狀而已。因此，十分明顯，象克勞塞維茨提出的“決定勝負是會戰中勝利的結果”這個公式并非對于所有的目標都適用。只用下述這條一般原則可以適用于一切情況：不考慮解決問題所用的方法，而只考慮想要達到的結果。這個想要達到的結果就是迫使敵人接受我們想強加于它的條件。在這種意志的辯證法中，當對敵人己經產生某種心理效果時，問題就已經解決了：那也就是說，他已深信再發動或繼續斗爭都是無用的了。 

　　自然，這種結果可以用軍事勝利來獲得，但那并非唯一的方式。有時，軍事勝利可能是無法獲得的（例如對阿爾及利亞的反抗力量）；其他的方式可能更為有效，這常為事實所證明。如果能從正確的角度，也就是從敵人的心理反應的角度來觀察這個問題，則對于什么是決定性因素，就能夠獲得正確的認識——而且根據同樣的道理，我們就可以確立一個思想過程，使其對于戰場上的直接軍事勝利，以及所謂新的核威懾戰略，都能同樣適用。 

　　在對于克勞塞維茨的分析中，列寧曾經創造了經常為人所引用的格言，明白地指出決定性因素是心理性的。他說：“在戰爭中最正確的戰略就是盡量延遲行動，直到敵人的精神崩潰，足以使一個致命的打擊變得可能和容易時才動手。”不過，他是作為一個革命者來考慮問題的。他把政治行動看成是一種心理上的炮火準備——這和克勞塞維茨的古典的軍事觀念恰好相反，后者認為要用軍事的勝利來摧毀敵人的精神。所以，照我看來，可以擬出一條普遍性的原則如下：要想解決問題，必須首先創造、繼而利用一種情況使敵人的精神大大崩潰，足以使它接受我們想要強加于它的條件。 

　　這就是對立意志的辯證法中的基本原則。 

戰略可用的手段　　

　　當我們再進一步考慮戰略所應用的手段時，這種正確的推理過程就更為清楚了。 

　　要想達到所要求的結果，戰略必須有一整套可用的手段，包括從核轟炸到宣傳鼓動或貿易協定這個范圍的所有的物質和精神手段。戰略的藝術就是要從所有可供使用的手段中，選擇最合適的手段，并且配合使用，使它們產生一種心理上的壓力，足以達到所要求的精神效果。 

　　要想選擇最適當手段，必須根據自己的能力選定敵人的弱點。要想做到這一點必須分析什么是我們所要求的決定性精神效果。我們想要使誰屈服呢？最后必定是敵方的政府；不過在某些情況下，在領袖人物身上做工作，可能比較容易（例如在巴特·戈德斯貝格或慕尼黑的張伯倫）。所選擇的論據必須是他們所最易接受的。有時，最好的方法是直接針對某一部分輿論做工作，這種輿論可能影響對方的政府，或其同盟國的政府，或聯合國組織。如果爭執的問題頗小，則這樣的壓力也就足夠了。如果所爭執的問題比較重大，也許就必須采取行動，包括使用武力。但在選擇手段時，還需要對敵方的弱點和我方的能力都加以充分的考慮。舉例來說，一個傳統形式的軍事勝利也許是不可能獲得的，或是冒險太大的。如果是這樣，也還有其他許多方案可以采用：（1）以引起國際行動為目的的革命暴動。例如在慕尼黑會議之前，蘇臺德區的日爾曼人所采取的行動。（2）以推翻政府為目的的暴動。例如1948年在布拉格發生的政變。（3）經濟壓力。例如1935年對意大利所作的經濟制裁。（4）與國際壓力相配合的長期游擊戰。例如越南和阿爾及利亞的對抗。在作選擇時，還必須分析：在所有各種可能的方案中，哪一種最足以對敵人領袖的思想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如果最后還是必須采取軍事行動，那么其目標是什么？是否應根據克勞塞維茨的學說，以“消滅敵人軍隊”為目標？這是否可能？如不可能，則是否應以局部的成功為滿足（例如1854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如果應當這樣，則應在何處尋求成功？敵人的哪一部分兵力是它的生存所必需的（例如在英國為海軍，而在法國則為陸軍）？哪個地理區域是它的生存所必需的？對其首都的占領是否極為重要或者毫無價值？是否僅作毀滅的威脅就夠了？如此等等。這種分析工作必須不斷地進行，直到我們找到了這樣一些手段，我們既有能力使用它們，而它們也適用于產生我們所要求的結果。 

戰略計劃　　

　　現在就可以做出戰略計劃來了。我們討論的是辯證法問題；所以對于每一個擬議中的行動，都必須計算敵方可能的反應，并做好防范的準備。敵人的反應可能是國際性的或國內性的，是心理上的、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或軍事上的。所計劃的每一個連續性行動和對于敵人反應的對策，應綜合成為一個相關的整體，其目的是確保執行計劃的能力，而不受敵人抵抗的影響。如果計劃是良好的，則應無挫折的危險。其結果就是一種“防風險”戰略，這種戰略的目的是要確保我們自己的行動自由。自然，戰略對于導致最后解決問題的一連串事件，都應有清晰的構想——但過去在法國，無論在1870年或1939年，在印度支那或阿爾及利亞，情況都并非如此。還應當記住，在國際舞臺上將要發生的事情會使兩個對手之間的斗爭更加復雜。同盟國甚至中立國的壓力都可能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例如在蘇伊士。德國人正因為未能掌握這一點，才在兩次戰爭中失敗。它入侵比利時而導致英國參戰，又采取無限制潛艇攻擊的政策，而使美國也投入戰爭。所以，正確斷判國際形勢對于我方行動自由的影響，是戰略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這一點在今天尤為重要，因為核武器的出現，使世界各國之間的互賴性更加突出了。 

戰略的樣式　　

　　依照雙方所能動用的相對資源，以及所爭執問題的重要性，戰略計劃通常可以分為若干不同的樣式。下面是最典型的幾種。 

　　（1）如果目標只有中等程度的重要性，所能動用的資源比較大（或者所擬采取的行動有可能使強大的盟國資源也被引入行動之中），那么，也許只要以使用這些資源作為威脅就能促使敵人接受我方所提出的條件。如果只想迫使他放棄其企圖改變現狀的努力，則可能更為容易。這一戰略樣式，稱為直接威脅，作為核武器出現的結果，在今天最為流行。它也是威懾戰略的結構基礎。 

　　（2）如果目標仍只有中等程度的重要性，但所能動用的資源卻不足以構成一種決定性的威脅，那么，要想達到理想的目標，必須采取比較陰險的方法：那可能是政治的、外交的、或經濟的方法。這種戰略樣式稱為間接壓迫，曾為希特勒和蘇聯所慣用，這主要不是因為德國和蘇聯缺乏實行壓制所需的資源，而是由于敵方力量的直接威脅產生了威懾效果。當行動自由有限制時，這種戰略樣式最為適用。  

　　（3）如果行動自由是受到限制的，所能動用的資源也是有限的，但目標卻具有巨大的重要性，那么要想達到目標，則必須采取一系列連續行動。在這些行動中，直接威脅和間接壓迫與有限度使用武力相配合。這種戰略樣式稱為一系列連續行動，為希特勒在1935年到1939年所使用。不過僅當其目標的重要性顯然較小時，他才能夠獲得成功。一旦這種“蠶食”的辦法可能影響到主要目標時，他就還是不免陷入大戰之中而不能自拔。英國的島國形勢使之通常都是采取這種間接實現的戰略，這是利德爾·哈特曾經詳細分析過的。那些據有堅強的防御地位（或受到自然良好保護）的國家、那些想動用較小的攻勢資源并采取緩進的方法以期達到重要結果的國家，采取這種戰略特別適宜。這種分段前進、間接實現的方法在18世紀的歐洲戰爭中是一種常見的現象，因為那時各國所能動用的資源通常都是相當有限的。 

　　（4）如果行動自由很大，但所能動用的資源不足以保障軍事勝利的實現，那么，也許就須求助于一種長期斗爭的戰略。其目的是使敵人士氣低落、身心疲憊。為了保證這種斗爭能長期堅持下去，所使用的資源必然是極為原始的，但其技術卻要迫使敵人作極大的消耗，以至于無法持久，這通常就是在廣闊的范圍內使用游擊戰術為主的總體戰爭。這種戰略樣式稱為低軍事強度的持久斗爭。通常應用于殖民地解放戰爭中，并已取得成功。其主要的理論家是毛澤東。值得注意的是，采取這種戰略需要戰爭的參加者有相當的精神忍耐力，其先決條件就是在斗爭中必須有強烈感情因素和高度發展的民族團結精神。因此，這種戰略在解放戰爭中最為適用。不過，要能獲得成功，則所爭的目標對于作戰一方的重要性必須遠比對于另一方重大（在殖民地解放戰爭中就是如此）；或者必須獲得正規兵力的援助，而游擊兵力只居于輔助者的地位（例如1944年到1945年的歐洲解放戰爭，和1813年到1814年的西班牙戰爭）。 

　　（5）如果可動用的軍事資源很充足，則可以通過軍事勝利來解決問題。沖突將是很猛烈的，但應設法使沖突時間盡量縮短。只要在會戰中消滅敵方的兵力也許就足夠了，尤其是當所爭執的問題對于敵人并非絕對重要時，更是如此。如還不夠，則必須進一步占領其領土的全部或一部分，以使輿論認清失敗的事實，并強迫他接受我方的條件。自然，如果勝利者早就埋伏了一支第五縱隊在敵人的后方，那就更易于促使失敗者認輸。法國革命和拿破侖的勝利都是例證。第五縱隊在支援軍事行動方面當然也可以起重要作用。這種戰略樣式稱為以軍事勝利為目的的猛烈沖突，那也是拿破侖時代的傳統戰略。其主要理論家就是克勞塞維茨，不過他的理論卻經常為其門徒所曲解。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前半段，歐洲的戰略思想也以這種樣式為主流。它被誤認為唯一的正統戰略。所以才產生了1914-1918和1939-1945年的兩次世界大戰。這兩次大戰都證明克勞塞維茨-拿破侖戰略的局限性。軍事勝利很象外科手術，要想成功地解決問題，則當時的軍事能力必須足以保證軍事勝利的迅速和徹底。在整個戰術和作戰的演進過程中，出現這種局面的時間非常有限（我們稍后在討論作戰戰略時將加以評論）。撇開這些特殊的時間，使用克勞塞維茨戰略的結果只能是使雙方都陷入一場規模巨大的軍事斗爭，最后形成僵局。例如，從1914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為止，打的都是陣地戰；德國人在1940年雖然在歐洲大陸取得了勝利，但未能跨過英吉利海峽，并且終于陷在毫無希望的俄國戰爭中，在上述這些情況中，都是僅在長期耗消之后，才確定勝負，而巨大的消耗比起戰爭的目標，完全是得不償失。其結局是，勝利者和失敗者都完全筋疲力竭。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事態發展在拿破侖的戰爭中已早見端倪；拿破侖正是因為同時與英俄兩國作戰而終于失敗的。不過，克勞塞維茨和他的門徒們，卻似乎是只注意到那位皇帝的勝利，而不曾認清其戰略的局限。很可能就是這種思想上的錯誤，才使歐洲喪失其世界霸權。 

結論　　

　　以上所講的5種戰略樣式，只應看成是幾個例子，而不是說戰略的分類僅此而已。 

　　這些樣式的主要價值在于使我們認清，戰略可能選擇的行動方案是各種各樣的，從而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戰略思考過程的性質和特點。應用在戰術或后勤上的思考過程幾乎完全是有條理的，它們的目的就是要合理使用現有的軍事資源，以產生預想的結果；政治思考過程則必須能夠判斷何者是輿論所希望的，或何者是其所能接受的；因此，心理學和直覺都起著相當大的作用。但是戰略思想是一種精神過程，既是抽象的又是理性的，并且必須能夠綜合心理和物質這兩方面的資料。一個戰略家必須具有分析和綜合這兩方面的巨大能力；要搜集資料以便據此作出判斷，就必須進行分析，而綜合則是為了根據資料產生出判斷來。而所謂判斷，事實上就是在許多不同的行動方案之間作一個選擇。 

　　上述5個例子也表明，有許多戰略家認為天下只有一種戰略樣式，那是錯了。上述每一種樣式都各有其提倡者，而且也都建立了一套理論，宣稱那就是唯一的答案，或者至少也是最好的答案。事實上，每一種樣式都可能是最好的答案，不過那只限定在某種環境中。如不對支配戰略的各種因素加以適當的分析，則選擇行動方案時，往往以習慣為依據，或為當時的風氣所左右。結果是各國政府不能控制事變的發生，目標的沖突終于引起可怕的國際災難。今天的世界正在經歷一個史無前例的再調整危機，與此同時，科學、工業化和心理作用對于軍事藝術的影響日益增大。所以，較之過去任何時代，我們都更需要發展一種思想方法，使我們能夠控制事變，而不受事變的左右。這就是戰略為什么在當前如此重要、如此值得研究的緣故。 

第二節 戰略的分類  　　

　　就目標和方法而言，戰略可以是一個統一體，但當談到應用時，則必須再加以分類，使每一類戰略僅適用于某一特殊領域。事實上，戰略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物質因素的支配，而每一活動領域中物質因素的特點彼此不同，從而產生出只能適用于那一領域的一連串特殊結果。例如海軍戰略一直是與陸軍戰略分開的。 

　　所以，我們面對的是各種互有差異又互相依賴的戰略形式組成的金字塔。必須明確規定它們的含義，才能使它們結合成為一系列協調的行動，指向同一個總目標。 

　　在金字塔的頂端并在政府（即最高政治權威）直接控制下的是總體戰略 [ 作者注：“總體戰略”這個詞當用于“總體戰爭”時，在我看來比英國人（特別是利德爾·哈特）有時用的“大戰略”或美國人用的“國家戰略”要明確。“國防”這個詞除了制造思想混亂之外毫無意義，也達不到任何目的。 ] 。其任務是決定總體戰爭應如何進行。此外應替每一類特殊戰略規定目標，并決定如何把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一切方面協調在一起。 

　　這個層次的戰略毫無疑問應由政府的首腦親自掌握，由國防部的一位參謀長以及某些高級國防委員會或一般的委員會輔佐之。前面所說的5種戰略樣式，都屬于“總體戰略”。這些樣式表明，不同領域（政治、經濟、外交或軍事）的相對重要性會根據情況而有一定的變化。事實上，只有在某種樣式內（第5種），軍事才居于主導地位。 

　　在總體戰略這一層之下，每一個領域（軍事、政治、經濟或外交）都應有一個全面戰略。其功能是在某個特殊領域內分配任務并協調各種不同的活動。應該注意的是，在軍事領域內，這種全面戰略的概念早已存在；其目的即為協調陸上、空中和海上的行動。不過在政治領域（例如一般政治策略、對內政策、對外政策和宣傳的協調）尚沒有這種全面戰略。在經濟領域（例如生產、財政和對外貿易的協調）也沒有這種全面戰略，在外交方面也沒有。但是在這些活動領域，戰略又幾乎每天都在應用而不為人所認識。由于不認識它，人們就不是通過有條理的推理過程得出一種概念，據此采取行動，而許多機會也就因此錯過。事實上，每一個活動領域都應有一個全面戰略，由有關的部長來執行，輔佐他的是其參謀長或常務次長。 

　　在每一個主要領域中，活動的每一個分支應有自己獨特的戰略類別。這是一個思想概念與實踐結合的層次，這時必須根據技術的限制，把條件盡可能調整到最佳。在軍事領域，德國人把這種結合的重要過程稱為“作戰戰略”。不管人們是否已有這種認識，事實上，活動的每一個分支都早已有這種作戰戰略。其目的不僅要使全面戰略所擬定的目標同有關分支的戰術和技術能力在使用中相配合，而且還應能使那些戰術和技術朝著指定的方向發展，以求能最好地適應未來的戰略要求。所以，作戰戰略起著很重要的作用，而這一點常為人所誤解。以陸上戰爭的傳統戰略為例，正是在這個層次上，戰術的和后勤的因素必須加以考慮（例如與作戰地區面積相比的兵力大小，戰略和戰術機動力，進攻和防御能力）。正是這些因素的影響決定戰爭所應采取的形式（陣地戰或運動戰，速決戰或消耗戰，等等）；因此，也是這些因素決定戰略可能性。由于對這種戰略的重要性和結構缺乏了解，我們在1914年的陸地戰面前驚惶失措，在1940年我們更遭到出乎意料的失敗。而二者都是可以預料的，因此是可以避免的。此外，在戰略這個層次上還有一種平時戰略；它主要涉及新裝備的生產，目的是使敵人的裝備居于落后的地位。隨著核武器的出現，這種戰略變得非常重要；它已被稱為“后勤戰略”。在它已經被公認為一種真正的戰略（而不是預算和財務計劃的大雜燴）之前，在它在這個戰略金字塔中占有應得的地位之前，這種戰略不可能獲得有效的執行，因而我們還不能以最低的代價保持我們的威懾作用。 

　　很明顯，以上對于各類戰略的分析，并不能使問題簡化，反而證明這個主題的復雜性。不過，必須認清，戰略雖然是一種抽象的藝術，卻能產生實際的結論。而這些結論的被發現，就使我們比較容易了解各種不同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如果我們不了解，我們將既不能進行戰爭，也不能維持和平。 

第三節 戰略的原則  　　

　　當選擇行動方案時，是否有某些戰略原則能作為思想的指導路線呢？傳統的軍事戰略曾經擬定了這些原則；甚至于還有人相信它們是可以普遍適用和持久有效的原則。所以，與隨著裝備的演進而不斷變化的戰術相比，戰略被認為是一種永恒不變的藝術。今天有充分的理由懷疑戰略是否永遠不變。盡管如此，假若這些原則是能夠發展演變的，則它們可以構成一個固定點，讓戰略思想環繞著它旋轉，而只有運用這些原則的方法跟著演變的進程變化。 

　　對于這個重要的主題要想作精密的分析，是非常困難的。我打算就這個問題的主要思想概念作迅速的審視，但是讀者們不久會發現能得出的結論實在不多。 

理論　　

　　若干最負盛名的戰略作家所提出的原則，有相當大的差異。我在下面對它們的綜述太簡短，以致在某些方面也許曲解了它們。但我的綜述至少表明，這些原則可以歸為3類。依照克勞塞維茨的想法，戰略一共只有3條主要的原則：（1）集中兵力，（2）狠狠打擊敵人的主要兵力并在主戰場中求決戰，（3）若可能，應采用先守后攻的戰術。這些原則都與全面戰略和作戰戰略有關，二者都是軍事戰略。它們主要應用于我在前面所舉的第5種戰略樣式。與克勞塞維茨相對立，利德爾·哈特提出了6條積極的原則和兩條消極的原則，實質上可以歸并成為下述4條：（1）使用間接手段迫使敵人分散其實力，（2）選擇意想不到的行動方案獲得奇襲的效果，（3）打擊敵人的弱點，（4）必要時通過次要戰場上的行動取得決定性勝利。這些原則也象克勞塞維茨的一樣，只與全面戰略和作戰戰略有關，但一般應用于上述第3種戰略樣式。毛澤東制定了6條原則：（1）敵進我退，（2）敵退我追，（3）戰略上以一當五，（4）戰術上以五當一，（5）補給取之于敵，（6）軍隊和人民緊密團結。這些也還是只與全面的和作戰的軍事戰略有關，但應用于上述4種戰略樣式。列寧和斯大林制定了3條主要原則：（1）在總體戰爭中，國家與軍隊必須在心理上團結成為一個整體，（2）后方非常重要，（3）心理行動應替軍事行動鋪路。這些原則與總體戰略有關，那也就是說它們可以適用于許多戰略樣式。現代美國戰略思想也產生了2條原則：（1）分級威懾，（2）靈活反應。這又是總體戰略，但把重點放在威懾和對武裝沖突的限制上，這些主要應用于上述第1種戰略樣式。回過頭來看，馬漢也曾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原則，即公海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麥金德卻認為大陸戰場是至高無上的。到了30年代，杜黑預言空中力量具有決定性作用。最后，以福煦為代表的法國傳統戰略學派也曾總結出兩條高度抽象化的原則：（1）兵力的節約，（2）行動的自由。這些原則都是如此的抽象，所以可應用于一切的戰略樣式。 

主要概念　　

　　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原則在性質上往往是對某些特殊情況的一般指導路線，而并非可以普遍應用的法則。這就解釋了它們的多樣性。只有福煦的那些東西還稱得上真正的戰略原則，但它們表述得太一般，以致初看起來很難從中引出具體的結論。不過我們將會發現，在戰略問題的分析方面，它們提供的框架還是不壞的。 

　　但是我們首先必須了解其精確的意義。作為一個起點，值得溫習一下本書對戰略所下的定義：“兩個對立意志使用力量解決其爭執時所用的辯證法藝術。”在這種意志的戰斗中，兩個大致相似的體系將彼此對抗；每一方都將嘗試采取準備的動作，以求打中另一方的要害，其目的是想造成恐怖，使對方癱瘓和驚惶失措。所有這些目的都是心理上的，過去也早有人注意到這一點。所以在任何戰略中都有兩個相互有差異而又同等重要的成分：（1）選擇所應攻擊的決定點（這取決于對方弱點之位置），（2）選擇有助于達到決定點的準備動作。因為雙方都會采取這同樣的步驟，所以兩方面的準備動作將發生沖突。哪一方能阻止對方的動作，至使自己的動作達到目標，哪一方就將獲勝。這就是福煦所謂“保持行動自由”這一傳統戰略術語的意義。所以意志的戰斗就變為爭奪行動自由的斗爭，每一方都企圖保持自己的行動自由，同時不讓對方有行動自由。 

　　如果我們遠較敵人強大，則保持行動自由就容易；我們只須使用足夠的力量來阻止敵方的動作，同時保留適當的資源，以供決定性打擊之用。但這是一種極端的情形，事實上是很少遇見的。所以一般說來，我們對于自己的資源必須作明智的分配：既要保護自己不受敵方準備動作的妨礙，實施自己的準備動作，又要能給予決定性的打擊。資源的這種最佳分配，在傳統的戰略術語中叫作“兵力的節約”。 

　　所以這種抽象的分析可以簡化成下述的公式：“必須合理地節約兵力，才能獲得行動自由，然后才能達到決定點”。但是在實用時，我們又必須研究使用何種方法，才能達到節約兵力和行動自由的目的。 

　　這樣就開辟了一個學術領域，在這個領域從來很少有人作過系統研究，也許就是這些問題具有一種神秘感的原因。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分析那些作為戰略決定原材料的各種可能性。 

第四節 戰略決定的成分  　　

　　任何戰略決定抓必須在下述3個“主要坐標”所形成的框架之內采取。這3個坐標就是：（1）時間，（2）空間，（3）所能動用的兵力之大小和精神素質。它們可以在任何時候支配任何情況。不過還應加上一個更復雜的因素，那就是我所說的“動作”。左右連續情況的次序和相互關系的就是這個因素。 

（a）動作的因素　　

　　在一定范圍內，這個因素可以支配其他因素；它是沖突辯證法的直接產品，換句話說，是雙方之間的抽象對抗。拿擊劍術作比擬，很明顯，有許多可能的行動方式和反應方式。在進攻方面共有8種態勢：“攻擊”，攻擊可在“威脅”之前或之后實施，“奇襲”，“佯攻”，“欺詐”，“突擊”，“消耗”，“追擊”。在防御方面共有6種態勢：“戒備”，“擋開”，“反擊”，“擺脫”，“退卻”，“脫離”。至于說到實際使用的力量，則有5種可能的決定形式：“集中”，“分散”，“節約”，“增加”，“減少”。 

　　這樣一共獲得了19個單元，可根據時間和空間關系因素進行排列組合。彈動這些單元組成的鍵盤，就能奏出戰略的組曲。 

　　下列表1把所有這些行動都列舉了出來，給予定義，說明其應用的條件，指出所期待的結果。可以看出，一切行動的最終目標都是行動自由，或者是想要獲得和重新獲得它，或者是想要敵人喪失它。同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確保行動自由的必要條件是保持主動，這也正是動作中的一個基本因素。 

表1、以擊劍術做比擬  　　

　　拿擊劍術作比擬，初看起來，似乎與近代戰略并無太多的關系。但事實并非如此！表2給出了由相應的決定產生的各種行動的實例，上欄的決定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戰略，下欄取自當前的威懾戰略。對于總體戰略，間接戰略，甚至財政、外交和政治戰略，也都可以制成這樣的表。例如，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出，1944年的阿登攻勢，在威懾戰略方面與蘇聯的洲際導彈計劃類似；1943年到1944年間，同盟國在地中海的海軍行動，與戰術核武器的發展類似。在傳統戰略中，安全的含義是兵力的合理分配，而在威懾戰略中，其意義則是獲得對敵人的某種技術優勢。在傳統戰略中，行動自由是主動的產物。而在威懾戰略中，卻依賴潛力的優勢（即安全）加上求生能力，再加上與逐步升級的可能性有關的不確定性（即威脅）。 

表2、戰略類型之間的對比  　　

　　如果我們想在實施我們的戰略時弄清在進展中的動作是什么，可能作出的反應又是什么，我們就應該認識到這些比擬是合適的。這一點非常重要。 

（b）動作的原則　　

　　對于如何行動的問題，我們固然面對著許多不同的選擇，但在同時，我們又面對著許多互相沖突的原則。 

　　第一個原則我稱之為“力量的合理應用”。其含義是首先取得可以動用的實力，然后選擇行動方案使這些力量產生最大的效果。目的是集中兵力以擊敗敵人的主力，因為主力若被擊敗，則其余的部分就會自動崩潰。我方兵力的主體必須集中對付敵方最強之點，決定性的會戰也必須在主戰場上進行。這就是19世紀末葉從克勞塞維茨的理論中產生出來的戰略，它也是1914年著名的法國第17號計劃的基礎。 

　　第二個原則我稱之為“狡詐”。其基本概念就是重視行動所產生的心理效果。所選擇的行動方案應有最好的計算，使敵人喪失平衡，迷失方向，受到欺騙。通常必須分散我方自己的力量（或努力）以引誘敵人也照樣去做。目的是用強有力的行動打擊敵人的弱點，以獲得勝利。必要時可在次要的戰場上，甚至可在遙遠的戰場上采取如此行動。在我們這個時代，利德爾·哈特在他所著的《英國式的戰爭與戰略》一書中，對這種戰略曾有卓越的分析。他認為這種戰略是克勞塞維茨戰略的解毒藥，而且也是典型的、傳統的英國式戰略。 

　　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則，不過今天都已過時了，例如普魯士人從菲德烈二世的梯次戰斗序列中演化出“幾何”原則，約米尼以對于拿破侖勝利所作的一種解釋為基礎產生出“地理”原則。 

　　事實上，所有這些原則沒有一個是具有普遍效力的。“幾何”原則確已死亡（盡管有人會問，它在30年代的法國軍事理論中曾否披著另一種偽裝而復活），我們且不去考慮它；其他每一個原則都會導致一個行動方案，它在某些環境中可能最佳，但在另外的環境中卻可能最糟。“力量的合理應用”原則只適用于下述兩種情況：（1）當我們遠比敵人強大時（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又何必去為理論操心？）（2）或者敵人雖然較大，但兵力分散，達到了危險的程度。“狡詐”原則是在我們自己較弱、獲得局部優勢極有價值時的必然選擇。當然，它要求我們自己的兵力分散程度不可超過敵人。“地理”原則在軍事戰略中具有很大的價值。其采用的條件是：戰場上交通困難（例如拿破侖時代歐洲的情形），并已構成了一種有良好劃分的棋盤（現在這個棋盤由洋和洲所構成）。 

　　所以對于行動方案的選擇，務必以對當時情況的研究為基礎。往往需要先后采用幾種不同的原則。 

（c）戰略的“調式”　　

　　當研究行動計劃時，通常必須決定總的態勢；這又要看哪一個原則對于雙方的相對地位最為適用。這就回到如何選擇前面所說的某一戰略樣式的問題上。根據剛剛討論過的原則，這些樣式可分為兩種調式：直接戰略和間接戰略。 

　　直接戰略調式中有第1、第3和第5三種戰略樣式。其基本概念是：軍事力量為主要武器，實現勝利或威懾都靠軍事力量的使用或維持。這就是克勞塞維茨的戰略，事實上，也就是“力量的合理應用”原則的重述。這種戰略曾被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指揮官們采用，并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美兩國的領袖所遵循。現在操縱核兵力的潛在沖突的，也是這種戰略。不過直接戰略也可以應用“狡詐”原則，尤其是在采用間接路線時為然。 

　　間接戰略調式中有第2、第3和第4三種戰略樣式。一切不直接利用軍事力量之間的沖突，而只用不太直接的方法以決定勝負的斗爭形式都以這種戰略為基礎。這些斗爭形式可能是政治性的或經濟性的（例如一次革命戰爭），或者雖也使用軍事力量，但采取分段躍進的方式，中間夾著政治談判（例如希特勒在1936年到1939年之間所采取的戰略）。由于直接戰略所帶來全面戰爭的任何可能性，似乎都足以造成不堪忍受的互相毀滅，所以在今天，這種間接戰略也就越來越時興了。不過，這種理論既復雜又微妙，尚不能被充分了解。在冷戰中它正在不斷被使用。今天，核武器的威脅已經使直接戰略無能為力，所以間接戰略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戰略。 

　　事實上，兩種戰略調式仍然同時存在，而且相輔相成。在今天世界上，辯證法的斗爭具有兩個方面。在直接戰略的調式中，表現為核辯證法，其結果是雙方的巨大經濟和工業潛力都抵消掉了。與此同時，在間接戰略調式中政治辯證法從威懾體系的裂縫中鉆了出來，正以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發展著。戰略如同音樂一樣，可以用大調，也可以用小調。 

（d）易變性因素　　

　　但還不止于此。在創造一種戰略概念時，還另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即可用的資源及其應用的易變性。 

　　世界一直在迅速地前進，尤以當今的時代為然。一切事物都處于不斷轉變的進程中。譬如說1963年的德國與1938年的德國就沒有一樣是相同的。世界的輿論并非受著同一種信仰的支配，所以其反應也各不相同。戰略所必須使用的工具也在以驚人的速度改變著；1945年的飛機到1950年就廢棄不用了，1950年的飛機到1960年也廢棄了。其他不必贅述。 

　　所以戰略家不能依賴歷史上的先例，他手頭也沒有永久不變的度量標準。戰略思想必須經常考慮變化中的事實，不僅考慮可以想見的將來，而且考慮多年后可能發生的變化。戰略不再可能依照死板的客觀演繹法來發展；它必須以假設為起點，并利用真正有獨創性的思想來產生答案。 

　　一直到近年為止，戰略的這一個方面都是很難掌握的。在過去的長時間內，世界的變化緩慢，所以拿過去的經驗作為決定的基礎似乎是合理的。歷史在今天仍然還有價值，但單憑歷史不夠了。保羅·瓦萊里是一個很有遠見的人，他在許多年前就曾意識到那種完全信賴歷史的危險。現在，戰略還不得不利用假設，但戰略必須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起作用，正如它已經隨著空間的變化起作用一樣。它必須拋棄那些僵化、危險的假設。例如美國人最近創造的某些理論就利用這樣的假設，它們以對概率的數學評估為基礎。相反，戰略必須建立在全部可能性的基礎上，而且必須有一個組織時時對這些可能性加以觀察，以使在適當的時候把那些正在走向成熟和變為事實的可能性同那些正在消失的可能性區分開。這是動作的另一個要素。它要求我們有預測的能力，以防止突然襲擊，并保證自己與時代并肩前進。 

　　要想對估計中的未來情況，做出一個如何在未來利用新的或改進的工具進行處置的答案，需要有一種發明的能力，這里并無成規可循。所能夠說的就是那絕對不能當作例行公事來辦。（很不幸，軍事演習受“規則”支配，所以從根本上說，那也是一種例行公事。）要獲得發明能力，必須發揮想象力，發明是深思的結果。 

　　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當代戰略也象我們的文明一樣，被進步神速的科學拖著向前跑。其結果必然是我們的思維習慣作徹底的改變。應當重視的是未來而不是現在。不管是新裝備的生產也好，心理氣氛的改變也好，國際權力平衡的交替也好，任何行動的時間間隔現在都是按年來計算；但這些卻是足以控制將來的因素。 

　　現在，準備要比執行更為重要。換句話說。為一個未來效力有疑問的防御體系耗費成百萬的巨資是無益的，而獲得充分的情報、培養遠見卓識是必要的。這兩個要求意味著今天必須集中力量和不惜耗費，以創立高度有效的情報和研究組織。只有通過它們才能趕上時代的發展，才能在時機成熟時以充分考慮作出的決定控制力量演變的過程。 

　　在這一小段結束時，我可以作一個并不夸張的簡單比喻：戰略家好像是一位外科醫生，被請去給一個病人施行手術，那個病人的身體正在繼續不斷地以極高的速度成長著，所以他對于病人的詳細解剖部位無法確定；而他的手術臺也處于不斷運動的狀態下，同時他還必須在現在就訂購五年后才使用的儀器。 

小結　　

　　很明顯，戰略的棋局是復雜的。不同層次的一切戰略，都必須拿到一起作為背景以供作出決定。電腦也許有助于選取下棋的步子，但它不能預測一切可能的行動和反應，而只能預測前幾步棋。所以任何想使戰略“科學化”的企圖都是很難實現的。只有在特殊的時間條件下，需要考慮的因素比較少，才會有此種可能性，拿破侖時代曾有此特例。 

　　通常，戰略家必須采取計算的方法選定具有支配性的因素，它們為數可能是很多的，他將這些因素作為推理的基礎。正因為如此，所以戰略是藝術而不是科學。沒有一位藝術家在繪一幅圖畫時，會遵守一套完整的理論規則。他有時要做的不過是根據某些規則來檢查他的作品，以保證其作品符合一般標準。 

　　戰略也是如此。那也許就是許多錯誤都會發生的原因。 

第五節 戰略的應用  　　

　　拿破侖在討論戰略的常識性規則時，說過：“對于這種藝術沒有什么困難，問題在于實行。”這說明戰略執行的重要。很清楚，以下各條都是必要的：（1）堅強的意志，（2）冷靜的頭腦以保證一切的決定都是經過精密計算的，（3）堅定的決心以保證始終集中全力去實現選定的目標。同時具備這幾種素質的人是不常見的。所以事實上，真正合格的戰爭領導者很少。他們必須既是思想家，又是實踐家。 

　　說到思想，在執行中也產生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不了解，曾釀成了許多慘重的失敗——包括1940年法蘭西的失敗在內。我所指的是戰略與戰術之間的關系問題。戰略是執行政策的方法，而戰術又是執行戰略的方法。這就是說，戰術為戰略所用，而不是相反。 

　　有一批作者，例如富勒、勞吉侖和托因比——這里只列舉現代的幾個人——都曾試圖證明，戰略的演變以戰術的演變為基礎。照他們的看法，象希臘的方陣、羅馬的兵團、蒙古的弓手、火藥、速射步槍、機關槍、鐵路、坦克和摩托化裝備、飛機、原子彈等，都曾經引起了巨大的改變。他們的結論是：應當集中努力去發明新技術，完善作為其結果的戰術。他們又說，盡管戰略必須指導戰術，但戰略卻應從屬于戰術。 

　　這是一種危險的誤解；因為其中含有相當的真理（不過是部分真理），所以更是危險。 

　　在當前的權力平衡中，技術優勢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很明顯，步槍不足以阻擋坦克，弓箭無法擊落飛機。大家都知道羅馬人能夠征服當時世界的大部分，主要應歸功于羅馬兵團的武器和戰術的優越。很明顯，哪一方在技術上和戰術上領先，哪一方就擁有相當的優勢，這主要是由于優越的武器和戰術給戰略增添了更多可供利用的物質。 

　　不過，技術和戰術的優勢如果用來執行一種錯誤的戰略，就不會發生效力。這一點非常重要，必須牢記在心中。試想一下，我們最近在阿爾及利亞的經驗：我們有的是現代化的武器和裝備，卻并不曾使我們獲得成功。事實上，那種最理想的戰術是沒有的，說某些戰術好，不過是說它們與敵人的相比是好的。舉例來說，在游擊戰中，飛機和坦克已經被證明是無效的；美國盡管擁有核武器，但在朝鮮所能獲得的不過是妥協的和平。這就是說，必須有某種東西來支配戰術，事實上也就是選擇戰術。如果你決定用步槍來對付坦克，象我們在1940年的情形，那就要失敗。同樣，如果你想要用若干戰術據點組成的防御體系來對付游擊隊的運動戰，象蔣介石在某一時期做過的那樣，也同樣要失敗。但是戰術的選擇，事實上就是戰略。戰略正是決定斗爭進行的方式的：取攻勢還是取守勢，使用兵力還是暗中顛覆，使用兵力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和分階段的，主要的斗爭是政治的還是軍事的，原子武器是打算使用還是不使用等等。倘若阿爾及利亞的反抗者用加強財政和工業實力的方法，或采取1940年或1945年的模式用正規戰的方法取勝，那將是荒謬可笑的。他們完全合乎邏輯地選擇了游擊戰術，用拖垮法國人并爭取世界輿論支持的辦法，來爭取勝利。這就是戰略的含義，也是為什么戰術應受戰略支配的道理。 

　　不過，戰術的選擇又并非戰略的唯一任務。戰略同時還應指導戰術的演變，使其對于達成勝利能起適當的作用。舉例來說，1918年的進攻戰術所用的裝備太笨重，以致不能實現突破。所以那雖然是“可能”的戰術，卻不是取得決定性結果所要求的戰術。從作戰戰略的觀點上來看，當時所要求的戰術是一種能使運動盡量加速的戰術——德國人在1940年利用裝甲師才取得這個結果。因為在當時采用了不能配合需要的戰術，我們的戰略也沒有效果了。所以，戰略必須規定技術家的發明和戰術家的研究所要達到的目標。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指導行動沿著有利的航道推進，以達到任何沖突中的目標，即取得決定性結果。 

第六節 結論  　　

　　在吉勞道所寫的劇本《西格弗里德》中，德國的將軍們似乎不時在尋找這樣一種萬能的公式，好象點金石一樣，能夠解決一切戰爭問題。這個描寫是對戰略的一種歪曲，正好象煉金術是對科學的歪曲一樣。戰爭是一種社會現象，它太復雜，不可能憑任何簡單的公式來控制。現代科學最終還是使古代煉金術想把賤金屬變為貴金屬的愿望實現了，但所用的方法卻與煉金術所使用的完全不同。現代科學已經把社會科學也包括在內，所以尋找指導人類命運的方法和手段是現代科學的責任。而在過去，指導人類命運只能使用粗糙的經驗主義的方法。 

　　在這種尋求中，戰略是一種最重要的思想演練。國際政治是通過戰略而行動的，因此，有理由認為，戰略的思想方法將應用到純政治領域，甚至應用到有對立意志沖突的任何領域。 

　　只有了解戰略所采用的方法和步驟，才能在不可避免的任何未來沖突中，不再犯過去那樣的錯誤。這種錯誤對當年歐洲的毀滅曾經是負有責任的。如果我們能精通戰略的原則，也許將能夠避免一切的沖擊。說不定（誰知道？）對戰爭藝術的了解會導致一種和平藝術的誕生，這種藝術不以思想傾向為基礎，而以具體事實為基礎——例如今天的威懾戰略。 

　　但是，戰略不過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決定戰略所要實現的目標是政策的需要，而政策基本上受我們希望看到它能取勝的那種哲學所支配。人類的命運取決于對它所選擇的哲學，也取決于它試圖保證那種哲學必勝所來用的戰略。 

在戰爭中失敗者都是咎由自取的，因為他們通常總是在戰前或戰爭期間犯了思想上的錯誤。戰略既不是一種智力競賽，也不是萬應靈丹。我希望這一本小書能使讀者認清這種事實。同時，我也希望這本書能使讀者明了到底什么是戰略。戰略是一種思想方法，雖然很復雜，但應能指明實際的途徑，以達到政策所要求的目標，尤其重要的是避免發生重大的錯誤，而這種錯誤在最近的歷史中是不乏實例的。 

　　在嘗試說明什么是戰略時，我之所以決定以總體戰略為其起點，是因為所有一切的斗爭，不管那是猛烈的還是陰險的，也不管是在政治、經濟、外交或軍事哪一個領域之內進行，還是多方面同時并進的，都要受到這種戰略的指導——因為事實上，斗爭本身就是總體的。誠然，如果僅以軍事的眼光來看戰略，它幾乎是很難被理解，因為有許多重要的因素看不到。即使處于最有利的環境中（例如拿破侖的戰略的實施環境），純軍事的觀點也是不完全的，從而會把人們引入歧途。 

　　基于同一原因，我不認為象雷蒙德·艾侖等人那樣把戰略和外交區分開是正確的，因為這是人為地把同一個問題劃分為兩個方面，而且事實上，這個問題又還不只具有這兩個方面。我認為這種垂直的劃分是不正確的。我主張水平劃分：畫一條橫線，把政策放在線的上面，把總體戰略放在線的下面。這樣可以正確地區分不同層次的責任，同時每個層次所包含的思想方法就都可以看成一個統一體。 

　　不過在政策這個層次之下，當然還有各種不同層次的戰略，它們構成一座完整的金字塔：頂點是總體戰略，其任務是協調每一個領域的全面戰略；而這些全面戰略又負責協調在其領域內的作戰戰略。在整個戰略金字塔的下面才是戰術和技術。軍事戰略僅僅是全面戰略中的一種形式而已。根據環境的不同，它可以扮演主角，也可以扮演配角。 

　　我們已經知道，戰略如同音樂一樣，可以按兩種不同的調式演奏。大調式就是直接戰略，其中兵力是主要因素。小調式就是間接戰略，其中兵力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心理與計劃。自然，任何戰略都可以使用這兩種不同的調式，而在音階上加以變化，結果就形成了許多戰略的“樣式”，其中最重要的，我們都已經討論過。 

　　不過，我們必須認清，這些“調式”和“樣式”，都不過是在同一總結構內的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已。它們都有共同的目標，即通過敵人的心理屈服而取得決定性成果，它們也使用同樣的方法，其基礎就是行動自由的爭奪。所不同的是它們所使用的手段。每一種戰略都有其一套特殊的手段。選定這些手段或是因為它們最能適應我方所能動用的資源，或是因為它們最有利于我方打擊敵人的弱點。選擇最好的手段，也許就是戰略的最重要任務。這種選擇的范圍非常廣泛，從心理的暗示起，到物質的毀滅止。戰略使人能應付困難的局面，并且常能使力量薄弱的一方轉為勝利者。 

　　在這種選擇中，以及在爾后的作戰指導中，其“試金石”都是行動自由。戰略的實質就是對行動自由的爭奪。所以戰略的基礎就是確保自己的行動自由（通過奇襲或主動進攻）。但在這一點上，我們又將遇到兩種不同的理論：或者對于所能動用的力量，嘗試擬出一種最合理的使用計劃，所謂“計算機戰略”；或者為了對抗的目的盡最大的可能，以欺騙敵人，即所謂”狡詐戰略”，這兩種不同的戰略運用方法可以用到直接戰略中，也可以用到間接戰略中。至于這兩種方法到底用哪一種以及如何結合使用，則又必須根據當時的特殊條件來決定。奠邊府是一個主要用間接戰略方法為主實施的戰役中所發生的一件“計算機”不幸事件。相反，“霸王”作戰本身是完全遵循直接戰略的原則，而法國的地下抵抗卻是其中的一個“狡詐”的方面。 

　　在分析戰略推理的過程時，我們可以評價雙方按辯證法來看的態勢，他們的行動自由決定于下述四個限制因素。物質力量，精神力量，時間和空間。我們也可以判斷由于行動自由的爭奪而發生的與時間或空間有關的態勢變化。這種變化萬千的辯證態勢如同戰爭影片的畫面，我曾稱之為“動作因素”；正是它，把“計算機”和“狡詐”這兩股線編織到一起，就成為一個完整的對抗行動，以求能夠實現決定。 

　　在這個對抗行動中，問題并不僅是抵擋敵人的攻擊，必須一方面阻止敵人獲得主動，另一方面盡量發揮自己的主動性，一直到決定已經達成時為止。所以，在動作中，我們必須看得很遠，并保證把守住所有的要害，保證所訂的計劃是一套通向最后勝利的完整預測。 

　　不過，運用戰略和下棋不同，戰略的棋子并無永久的、固定的價值。戰略倒是很象烹調之道，必須把各種不同的配料混合在一起，才能做出菜來，配料是根據菜的不同而經常改變的。戰爭必須使用物質力量，其能力由那個時代中可以利用的物質裝備來決定；它同時又使用精神力量，而精神力量是與統治當時文明的思想分不開的。因此，戰略必然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有創造性的思想過程，其基礎是一些假定，而這些假定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則又必須等到實際行動時才能知道。在這樣一個思想過程中，任何判斷的錯誤，必將收到失敗的苦果。這就是戰略運用的巨大困難所在，在我們這個迅速演進的時代尤其是如此。 

　　戰略是一個演進的過程，這個事實直到近幾年來才為人所認識，主要是因為有某些理論甚至認為戰略的優點在于它只處理不變的因素，并且認為只有戰術才是會演變的。今天，核武器的出現已經使我們必須認清，戰略雖然可能具有少數的不變原則，但它必須在大量變化的、假想的行動方案之間去作選擇。這樣才能產生大量不同的戰略“樣式”，這同舊有理論所提出的有限的幾條正統原則恰好形成對比。 

　　為了減少犯錯誤以及產生一切嚴重后果的可能性，我們必須成立一個最好的組織來研究各方面的不同情況。我們的傳統思想路線必須放棄，因為今天遠為重要的是向前看，而不是擁有其有效性頗成問題的大量兵力。除非我們能有基礎良好的研究組織，除非我們對于任何情況都有合理的分析方法，除非我們能精確地了解正在進行中的發展，了解各種發明所提供的機會，那就不可能有現代戰略。我們距這種理想境界，尚有一段漫長的路程！ 

　　戰略的許多方面還只是獲得部分的探討，或者全然未被探討。政治和外交戰略大部分還是空白，盡管從遠古的時代起，就已有人加以使用。經濟戰略在和平時期的應用現在已有很好的了解，但如何將它當作一種施加壓力的方法，則還是欠思考的。這些都是必須抓緊研究的課題。不過，更重要的還是對于戰略中的心理因素的研究。我們應當能夠把那些支配群眾心理、軍隊心理、指揮官心理、部長心理、民族心理、國際輿論心理等等的因素分別提出并加以精密的研究，我們在心理領域不能采取現掙現吃的方法進行研究，應當有長遠的計劃。最近我們在這方面犯的錯誤太多了。錯誤的產生卻是由于對實施戰略的不同層次判斷失誤。在一些基本的研究中，心理學近來已成了一個熱門學科，不過，其成果只是一些最多能應用于戰術這個層次的技術。這些戰術除非在一個正確的心理戰略的框架內實踐了，那是沒有價值的。可見，問題在于確定一條全面的政策路線。毫無疑問，這是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只有采用特殊的辯證推理方法，才能解決。 

　　從如此復雜的分析中，是否能夠獲得一個全面性的結論呢？ 

　　戰略是一門古已有之的藝術。但直到最近為止，它還是一種秘密傳授的藝術。那種古老而神秘的藝術本來已經送到博物館里去了，而近若干年來，在各種事變的壓力下，它又被挖掘出來，現在似乎進入了一個充滿青春活力的新階段。戰略也許可以永存，但戰略如果要駕馭各種紛紜復雜的現象，例如冷戰、總體戰爭、革命戰爭和核戰爭，則它必須作相當巨大的改變。它必須放寬其眼界和作根本的修正。 

　　這就是我所想要說明的，因為我深信在戰略領域中，也象在所有的人類事業中一樣，理想應該是居于支配的、主導的地位。 

　　但這樣也就會把我們帶進了哲學的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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