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簡介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團主席、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聯合國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重建委員會主席——斯蒂格利茨幫助你洞穿當下國際經濟政策與前景的最新力作。世界經濟失衡能否持續？世界范圍內的不平等加劇的根源何在？中國和美國在重建世界新秩序方面將承擔怎樣的作用和角色？奧巴馬應對危機的政策有什么致命的缺陷？中國經濟政策如何？為什么華爾街的貪婪無法得到約束？世界范圍內需求不足的根源在哪里？為什么市場原教旨主義會卷土重來？如何重構新古典經濟學？每一場危機都會結束，都會留下珍貴的思想遺產，在這場危機過后，世界將以什么面貌出現？究竟何種經濟系統能給人類帶來最大的福祉？精彩絕倫的經濟戰正在上演帶你走進經濟學論戰交鋒的奇異世界。《自由市場的墜落》幾乎觸及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所有核心命題，不論你是業內的經濟學家,還是政界的決策者，或者你只是冷眼看世界的思考者，都能從中找到你想要的東西。文中很多關于中國經濟的精辟分析，這對那些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讀者更可謂大快朵頤。
第1部分 序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 E。 斯蒂格利茨無疑是當今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與一般西方著名經濟學家相比，斯蒂格利茨始終對市場原教旨主義持嚴厲批評態度。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斯蒂格利茨站在東亞國家一邊，反對IMF開出的錯誤藥方。
1.余永定序
2.何帆序（1）
3.何帆序（2）
4.向松祚序
5.譯者序
6.前言（1）
7.前言（2）
8.前言（3）
9.前言（4）
10.前言（5）
11.前言（6）
第2部分 醞釀危機
2008年的這場經濟危機讓很多人感覺驚訝，但是實際上唯一讓人驚訝的就是人們的這種驚訝感覺。對于一些觀察人員來說，這場危機就如同教科書上的案例，它不僅是可預測的，而且也確實被預測到了。這個缺乏管制的市場里充斥著流動性、低利率、全球化的房地產泡沫和激增的次級貸款，這些有害的因素都湊到一起了。
1.醞釀危機
2.危機梗概
3.誰應該受到譴責（1）
4.誰應該受到譴責（2）
5.誰應該受到譴責（3）
6.市場失靈
7.外部性
8.衰退
9.誰可以預測到危機
10.全球危機（1）
11.全球危機（2）
12.大圖景
第3部分 自由墜落及其后果
美國經濟從2008年10月開始急速下降，轉而牽連到世界經濟。我們曾經歷過股市崩潰、信用緊縮、樓市萎靡和庫存積壓，但自從大蕭條以后，這些問題再也沒有一起出現過。籠罩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空暴風驟雨似的陰云從來沒有像這次來得那么迅猛，并集聚其所有的能量。盡管所有情況似乎都是同時變糟的，但問題卻有一個相同的根源：金融部門肆無忌憚的貸款。
1.自由墜落及其后果
2.爭論再起和總統競選
3.經濟的演化過程
4.前景
5.一場大賭局：金錢和公正（1）
6.一場大賭局：金錢和公正（2）
7.慣用模式已無計可施
8.對汽車業的救助
9.對變革的抵觸
10.面對災難的權宜之計（1）
11.面對災難的權宜之計（2）
12.面對災難的權宜之計（3）
13.舊有矛盾的新表現形式
14.經濟前景（1）
15.經濟前景（2）
第4部分 有缺陷的應對之策
2009年1月，正值巴拉克·奧巴馬和他的幕僚開始執政之際，美國發生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慶幸的是他們意識到，如果不針對實體經濟采取一些措施，他們將很難恢復銀行系統的正常運營。因此，他們不得不集中精力對待這件事情，并堅決遏制抵押品贖回權流失的勢頭。
1.有缺陷的應對之策
2.刺激
3.重視投資（1）
4.重視投資（2）
5.重視投資（3）
6.援助各州
7.修補社會保障體系的漏洞
8.無效的減稅政策（1）
9.無效的減稅政策（2）
10.今后的方向
余永定序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 E. 斯蒂格利茨無疑是當今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與一般西方著名經濟學家相比，斯蒂格利茨始終對市場原教旨主義持嚴厲批評態度。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斯蒂格利茨站在東亞國家一邊，反對IMF開出的錯誤藥方。
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幾年前，斯蒂格利茨就對美國次貸風暴的來臨提出預警。當中國的經濟政策受到西方政府和經濟學家不公正批評時，斯蒂格利茨站出來仗義執言。與某些玩世不恭、一心只想從中國賺錢的西方經濟學家不同，斯蒂格利茨并不回避對中國的政策提出批評意見。總之，斯蒂格利茨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經濟學家，而且是中國的諍友。
在《自由市場的墜落》一書中，斯蒂格利茨對美國的次貸危機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條分縷析，對如何克服危機的后果詳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對于中國讀者來說，“自由市場的墜落”是對中國盛行一時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當頭棒喝。“柏林墻”倒塌之后，市場原教旨主義一路凱歌高奏。斯蒂格利茨告誡我們，“羅納德·里根總統和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首相開創了‘自由市場’的革命，但是很明顯，人們總是忘記這樣一個事實：市場造成的結果并非總是有效的，我們總是看到資源無法充分利用的情況。”斯蒂格利茨批評格林斯潘、伯南克，聲稱不僅直到泡沫破滅前他們都無法預知泡沫存在，而且即使知道泡沫的存在，他們也無能為力。
想想在2007年之前，中國經濟學家不也普遍是這種態度嗎？難道中國經濟學家不應該對這種對于市場經濟的盲信進行深入反省嗎？當然，我們也必須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過去由于對計劃經濟和政府干預的失望，我們成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信奉者。現在，對于市場經濟局限性的新認識也并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主要通過市場經濟進行資源配置的改革。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競爭，政府的不當干預和大企業的壟斷與市場原教旨主義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同樣有害。官商勾結、貪污腐化更是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和社會穩定的大敵。
在過去20多年中，中國的資本市場得到長足發展。雖然經過了政府和從業人員的努力，但中國資本市場依然是一個存在高度投機性的市場。以股市為例，股票價格的大起大落對中國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到底發揮了什么積極作用？斯蒂格利茨對美國資本市場的評論：“在理論上，我們還認為市場是可以保證質量的。那些生產過度風險產品的公司會喪失信譽，其股票價格會下跌。但是在今天這個動態變化的世界里，這一市場的教條已經不靈了。”
“總體上，這些金融巫師發明的高風險產品的回報是正常的，它們所隱藏的負面風險會被掩蓋很多年。成千上萬的資金管理者吹噓他們可以‘戰勝市場’，也有很多短視投資者相信他們。但是這些金融巫師也被自己忽悠了，他們也同那些買他們產品的顧客一樣被自己欺騙了。這就能幫助我們解釋，為什么當市場崩潰的時候，他們自己也握著價值幾十億美元的‘有毒’產品。”
中國是幸運的，在我們把美英資本市場作為榜樣，正準備全面照搬之前，美國次貸危機突然爆發，我們沒有落入陷阱。事實證明，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道路必須參照發達國家的經驗，但是沒有中國可以照抄的理想模式。我們必須自己探索，走出自己的道路。我深信，在我們摸索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斯蒂格利茨的著作和思想可以給我們提供非常有益的啟發。
余永定
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前所長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前委員
聯合國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改革委員會前委員
2.何帆序（1）
全球金融危機尚未塵埃落定，這一段故事已經可以當成歷史來讀了。很多反思金融危機的著作陸續問世。有些是親歷者的記錄，比如曾任美國財政部部長的保爾森的《峭壁邊緣》，曾任雷曼兄弟副總裁的勞倫斯 G. 麥克唐納的《常識之敗》，還有一些是旁觀者的點評，比如“末日博士”魯比尼的《危機經濟學》，拉詹的《斷層線》。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也推出了自己的新書《自由市場的墜落》。他的角色與眾不同，他在學術界享有極高的聲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同時，他也有豐富的從政經驗，曾在克林頓時期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后來當過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政治圈中的廝混，并沒有打磨掉斯蒂格利茨的銳氣。相反，他是越老越激憤。早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斯蒂格利茨就成了一個舉世著名的批評者。他殺了個回馬槍，矛頭直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認為其在全球范圍內兜售的“華盛頓共識”遲早會惹出大麻煩。成功的預言家必須有堅毅的定力，因為他們的預言在一開始的時候都會被別人恥笑，只有在忍受了多年的嘲笑和冷遇之后，這些似乎危言聳聽的觀點才得到了印證。事后看來，東南亞金融危機只是全球金融危機的序幕，危機先在全球金融體系的外圍地區爆發，但最終一定會擴散到中心地帶。憑著多年的批評言論，斯蒂格利茨當然有資格出這樣一本書。在本書中，字里行間，似乎都能讀出斯蒂格利茨的憤懣不平，還有一些洋洋得意：“我早就告訴過你們了。”
斯蒂格利茨在本書的上半部分主要反思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他談到了銀行家的貪婪和失范。美國的金融體系并沒有實現其真正的職能，即管理風險、配置資源、降低社會中的交易成本；相反，它們制造了更多的風險，扭曲了資源的配置，導致更高的負債，最終增加了社會交易成本。他談到了金融監管部門的失職。 尤其是從里根時期，美國政府開始了對金融監管的放松。盡管保羅·沃爾克在遏制通貨膨脹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因為他主張對金融體系實施更嚴格的監管，很不對里根的胃口，結果沒有辦法連任美聯儲主席。其繼任者格林斯潘熱衷于放松金融監管。格林斯潘不僅采取降低利率的方法，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向市場上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同時他還鼓勵金融機構從事風險更高的業務。他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一直表揚次級貸款和可調整利率貸款，說這些“金融創新”讓美國的金融體系變得更加靈活、穩健。斯蒂格利茨聲稱，讓伯南克連任美聯儲主席是一個錯誤，因為伯南克蕭規曹隨，只知道救市，沒有對病入膏肓的金融體系痛下猛藥。他對奧巴馬的總統經濟顧問薩默斯更是耿耿于懷，指出當年就是薩默斯反對對衍生金融產品加強監管。斯蒂格利茨把這些人的家底都抖摟出來，窮追猛打，真是“一個也不放過”。有趣的是，斯蒂格利茨不僅僅批評布什總統，作為一個民主黨人，他對奧巴馬總統也頗有微詞。他認為奧巴馬缺乏足夠的魄力，當輪船快要沉底的時候，奧巴馬所做的只是重新擺擺甲板上的椅子。當經濟肌體有了重大的創傷之后，奧巴馬所做的只是把傷口晾在太陽下，讓陽光給傷口消毒。這是一種“混日子”（muddle through）的做法。斯蒂格利茨還談到美國經濟和社會深層次的問題。在他看來，金融體系出了問題，錯在經濟體系，經濟體系出了問題，癥結在美國社會。在過去20多年，美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盡管在新經濟耀眼的光芒下，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工資水平始終沒有提高。美國的政客沒有真正解決貧富不公的問題，反而避重就輕，通過刺激消費，尤其是住房消費來掩飾問題。但當整個國家高筑的債臺轟然倒塌之后，到頭來還得是納稅人承擔最終的成本。斯蒂格利茨激烈地抨擊主流經濟學界。他說新古典經濟學家已經成了資本主義的拉拉隊。雷曼兄弟的倒閉，對新古典經濟學家而言，意味著一個時代的巨變。
斯蒂格利茨在本書的下半部分主要談論解決問題的辦法。他主張必須重新反思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教條，不能認為自發的市場經濟會優于政府監管。他談到如今的危機，幾乎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一樣嚴重。當年，美國正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大蕭條之前，農產品價格一直狂跌。這種經濟結構的調整使得蕭條曠日持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才幫助解決了美國嚴重的失業問題。如今，美國正面臨著制造業衰落的命運。大量的制造業轉移到了中國、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這將使得美國的經濟長期低迷。危機之前，中國和其他一些出口國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而美國舉國上下，靠借錢尤其是借外國人的錢，過著寅吃卯糧的生活。但是，我們已經無法再回去了。國際失衡是難以持續的。走出危機，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調整和改革。斯蒂格利茨強調了收入再分配，主張以累進的稅收穩定經濟，倡議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建立新的全球儲備體系。他甚至談到不丹的國民幸福指數（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主張用GNH代替GDP。他談到美國不僅有貿易赤字、財政赤字，還有道德赤字（moral deficit）。彌漫在美國經濟生活中的急功近利情緒，將會導致美國走向死路。
這些頗為出格的觀點，聽起來還是有點危言聳聽。本書的書名就有些夸張。如果用自由落體形容2007年8月或是2008年9月的金融市場，還是比較貼切的。但是，如今，金融危機不是已經逐漸平息了嗎？凱恩斯在1931年出版的《勸說集》的序言中寫道：“我們瞻前顧后，看到兩邊都是懸崖飛瀑，而我們正小憩在期間的一個靜靜的池邊。”正是在那一年，爆發了英鎊危機，拉開了20世紀30年代各國之間貿易戰、貨幣戰的混亂局面。2010年，我們也“小憩在一個靜靜的池邊”。從宏觀經濟數據來看，中國的經濟形勢一片大好。經濟增長速度高于10%，而通貨膨脹率低于4%。在全球經濟普遍低迷的時候，中國經濟卻呈現出勃勃的生機。但是，遠望2011年，潛在的風險依然隱藏在遠處的地平線。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將進入長期持續的經濟低迷。有兩位著名經濟學家Rogoff和Reinhart在追溯過去800年的金融危機歷史之后提醒我們，在金融機構爆發危機之后，政府的財政危機和債務危機將緊隨其后。新的貿易戰和貨幣戰似乎已箭在弦上，國際資本市場上熱錢暗潮涌動。圍繞著國際金融監管改革，談判桌上進行的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不穩定性和不平等關系依然存在。
斯蒂格利茨在本書中的觀點或許并不完全正確，他對人對事的許多看法，都帶有濃厚的個人色彩。他所主張的改革或許很難實現，很多理想主義的設想，最終可能會在政治現實的荊棘中折翼。但是，激進的態度，能夠捍衛的不過是一些中庸的觀點，能夠澄清的無非是一些常識的判斷。以斯蒂格利茨為藥，不是補品，但可以去邪敗火。
何帆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向松祚序
世界正在發生巨大變革。
變革的范圍是如此廣泛，從貨幣金融、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戰略，直到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終極價值，無所不包；變化的程度是如此深刻，它必將左右人類的發展道路，任何人都無法回避。
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2008年，華爾街金融家制造的次級貸款危機迅速演變為全球金融海嘯，數十萬億美元的財富灰飛煙滅，龐大的金融帝國接二連三地轟然倒臺，全世界數以千萬計的勞動者丟掉飯碗，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超乎想象!又那么無可奈何！幻想早已破滅，希望究在何方？
我們可以找到出路嗎？
就像面對一個身患疑難絕癥的病人，不同的醫生會給出不同的診斷一樣，經濟學者對金融危機根源的解釋，從來就沒有完全一致的答案。
許多人正在為此艱苦努力，許多人正在為此廢寢忘食，許多人正在為此苦思冥想，許多人正在為此奮筆疾書，斯蒂格利茨就是其中一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人們診斷的危機根源和恢復藥方可謂多如繁星。金融家的貪婪、監管者的錯失、華爾街的瘋狂、華盛頓的傲慢、貨幣政策的胡來；東方儲蓄，西方消費；東方節儉，西方揮霍；東方貿易順差，西方貿易逆差；西方向東方借錢，東方給西方融資……
較為學術性和復雜一點兒的假說也不下數十種。“全球儲蓄過剩說”、“全球經濟失衡說”、“市場失敗說”、“政府失敗說”、“資本主義模式崩潰論”、“美國式資本主義崩潰論”、“全球經濟失衡論”、“華盛頓共識崩潰論”、“資本主義危機周期論”、“蝴蝶效應論”、“黑天鵝論”……
2010年，斯蒂格利茨出版的新書《自由市場的墜落》的引人深思之處，是沒有止步于簡單羅列經濟現象和上述各種假說，而是從西方經濟思想和西方社會哲學基礎之本源，來探尋西方經濟制度之內在缺陷。從危機的表面現象一直向上追溯：從經濟現象到個人動機，從個人動機到激勵機制，從激勵機制到經濟制度，從經濟制度到制度背后的經濟思想，最后一直追溯到西方社會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哲學和道德基礎。
斯蒂格利茨說：“我們在錯誤的道路上已經墮落太久了。唯利是圖戰勝了道德責任。我們玩命追求高速增長，卻不管自然環境和社會是否能夠承受增長的代價。極端低俗的個人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早已嚴重侵蝕了我們的集體意識。我們玩命追求個人利益，卻不能同心協力地解決社會面臨的共同難題。個人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導致社會弱勢群體慘遭粗暴剝削和掠奪，社會階層日益嚴重分化，人與人之間日益缺乏信任，金融行業盛行欺詐只是冰山一角。亡羊補牢，猶未晚矣！”
《自由市場的墜落》讓我們再度回到卡爾·波拉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和經濟起源》之基本主題：市場萬能的信條將摧毀人類社會的道德基石。斯蒂格利茨大聲疾呼：“我們應該深刻反思自己的生存方式，我們應該思考究竟需要一個怎樣的社會。”
當然，讀者不需要盲目追隨斯蒂格利茨的思維方式，不需要匆忙同意他的結論，更不需要簡單附和他的政策建議。因為，面向新的時代，中國人民或許要承擔更為重大的責任，中國人民也應該承擔更加重大的責任。在閱讀斯蒂格利茨著作的同時，讓我們去認真聆聽另一位偉大學者對中國的深切期待吧。1994年，世界著名的中國史學權威費正清，去世前幾天完成了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中國：一部新的歷史》。哲人的序辭深沉悲壯、充滿惋惜：
“19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終于開始現代革命。人們很快就明白：沒有任何外部的發展模式符合中國的現實，的確有許多模式可供中國借鑒，卻不會有哪一個適合中國。富有創造性的中國人民只能依照自己獨特的方式，為自己尋找救贖之路。中國人民擁有自己獨特的過去，也必將擁有自己獨特的未來。
“然而，令無數人深感不安的是，當我們就中國之命運得到上述結論之時，人們突然意識到：整個人類（我們一直自以為高明的人類）卻正在跌入危機深淵。20世紀里，人類自作自受的各種災難、死亡、對環境肆無忌憚的攻擊和破壞，業已超越以往一切世紀之總和。或許，中國此時加入外部宏大世界的毀滅競賽，正好加速人類自身的徹底崩潰。
“當然，有少數不那么悲觀的觀察者，相信最終只有中國可以挽救人類。因為，過去三千多年來，中國人民證明自己具有獨特的生存能力。”
向松祚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長
自由市場的墜落
譯者序
1955年，新制度經濟學領軍人物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在其著作《大崩潰》中預言下一次大蕭條何時到來時說：“我不知道下次大蕭條到來的準確時間，但是我知道它一定會發生在上次大蕭條（1929年）后出生的第一位總統上臺后的15年內。”屈指算來，嚴重程度僅次于1929年大蕭條的這次美國次貸危機恰好發生在美國第54屆總統喬治 W. 布什即將卸任之際，而小布什的出生年份是1946年。沒有親歷大蕭條的美國總統注定要更快地“遺忘”大蕭條時代的苦痛和教訓，我們又能指望這樣的總統會有怎樣的經濟政策呢？
人類是個會“遺忘”的動物。“遺忘”雖能消散我們曾經的痛苦，但也會讓我們忘卻產生痛苦的原因。每一次危機的產生往往不是因為我們不知道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而是因為我們總會漸漸忘卻危機曾給我們帶來的苦痛。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總是會周期性的“遺忘”。在這次危機漸行漸遠之際，當世界范圍內各國政府都在調高經濟增長預期的時候，當我們又在漸漸“遺忘”這場危機的時候，全面反思和檢討這場危機，就顯得那么緊迫和必要。
約瑟夫 E. 斯蒂格利茨的最新力作《自由市場的墜落》，無疑為我們提供了檢討和反思這場危機所需的最為全面和權威的信息。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格利茨是一個堅定的凱恩斯主義者，多重的身份使他能夠在很多世界重大經濟事件方面獲得更為全面、翔實的信息，了解支配這些重大經濟決策背后的思想根源。要真正了解這次次貸危機根源，我們必須了解這些決定美國歷次重大經濟決策背后的思想觀念。危機的產生主要取決于這些充滿沖突的思想觀念，在過去的40年里，誘人的物質主義戰勝了道德承諾，頑固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腐化了集體意識，加劇了社會的分化，侵蝕了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而這一切并不僅僅發生在華爾街。現在，彌補這一切可能還為時未晚，不要再用下次危機的苦痛來祭祀我們今天的“遺忘”。
不論你是業內的經濟學家還是政界的決策者，或者你只是冷眼看世界的思考者，在《自由市場的墜落》中幾乎都能找到你想要的東西。斯蒂格利茨在反思自由主義和經濟危機的同時，話題幾乎觸及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所有核心命題：為什么市場原教旨主義會卷土重來？為什么華爾街的貪婪無法得到約束？奧巴馬應對危機的政策有什么致命的缺陷？世界范圍內需求不足的根源在哪里？世界經濟失衡能否持續？世界范圍內的不平等加劇的根源何在？如何重構新古典經濟學？斯蒂格利茨似乎對中國情有獨鐘，第8章專門討論了中國和美國在重建世界新秩序方面的作用和角色。文中有很多關于中國經濟的精辟分析，這對那些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讀者可謂大快朵頤。
翻譯工作是一件費心費力的工作，沒有團隊的合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很多優秀的老師和學生參與了本書的翻譯工作，為本書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本書的翻譯工作分工如下：李俊青翻譯了前言和第1章、第2章的內容，宋樹仁翻譯了第3章，張華寧翻譯了第4章、第5章，沈妍翻譯了第6章、第7章，張娟翻譯了第8章，姜玉婷翻譯了第9章，張冬欣翻譯了第10章，楊玲玲負責了全部章節的第一遍校對，李俊青負責全部章節的最后校對。
最后，要感謝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公司的工作人員，沒有他們飽含責任心的大量辛勤工作，本書不會這么高效和高質量的出版。
本書最終由本人統稿和審定，文責自負。
李俊青
2010年11月于南開
自由市場的墜落
前言
在始于2008年的嚴重經濟衰退中，美國以及全世界的上百萬百姓失去了房子和工作，并為此感到焦慮和恐懼，還有很多人將自己的退休金或者孩子的教育費進行了投資，而現在只能眼睜睜看著這些投資的價值不斷縮水。這場始于美國并迅速蔓延到全球的危機已經使得全球范圍內幾千萬人丟掉了工作，使上千萬人淪為貧困人口。1
世界應該不是這個樣子。信奉自由市場和全球化的現代經濟學曾許諾給人類一個繁榮富裕的未來。在20世紀后半葉，人們大肆鼓吹具有驚人創新能力的新經濟、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創新，人們都認為所有這一切能夠讓我們進行更好的風險管理，消滅經濟的周期波動。即使新經濟和現代經濟學的聯手還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經濟波動，但至少我們能將其馴服得更溫順一些。
這場自75年前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徹底粉碎了人們的這一幻想。它正在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所長期珍視的思想觀念。25年前，自由市場學說已經盛行。人們相信自由和無約束的市場是有效的，即使犯錯誤，它也會很快自我糾正。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管制只能阻礙創新。中央銀行應該具有獨立性，并且應將工作重心集中在維持低通脹上。然而，如今即使這一觀念的忠實信徒格林斯潘——自由市場理念盛行年代美聯儲的掌門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理念存在一定的問題，但是對于那些現在正在承受這一理念后果的人們而言，他的反思已經太遲了。
本書是一本關于思想沖突的書，它要澄清那些曾導致我們采取了錯誤政策的思想理念，這些錯誤政策直接導致我們突然陷入這場危機，我們要弄清楚我們能從這場危機中吸取什么教訓。每一場危機都會結束，但是沒有一場危機不會留下思想遺產，更不用說眼前這場如此嚴重的危機。2008年的這場危機將產生一種新的理念，這種理念將結束一個我們長期爭論的命題：究竟何種經濟體系能給人類帶來最大的福祉。有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爭論可能已經結束，但是，不同的市場經濟之間呈現出很多的差異，而且這些差異之間的沖突有時是很劇烈的。
我相信市場經濟是每一個成功的經濟體的核心所在，但是市場不會自動地運轉起來。從這種意義上講，我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傳統觀念的信仰者，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已經深受凱恩斯的影響。政府需要在經濟活動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能僅僅是在每次市場失靈的時候充當消防員，或者僅僅去監管市場以防再次出現類似我們剛剛經歷的那樣的災難。經濟需要平衡市場和政府的不同角色，政府是可以通過非市場和非政府機構對經濟做出重要貢獻的。在過去的25年里，美國失去了這一平衡，并將這一失衡的理念推銷給了全世界其他國家。
本書就是要弄清楚這一有缺陷的理念是如何導致這場危機的，如何使得那些私人和公共部門的核心決策者無法看清這個令人頭疼問題的癥結所在，如何使得政策制定者無法制定出應對危機的有效之策。我們制定何種政策將決定這場危機的持續時間。事實上，已經犯下的政策性錯誤將使得低迷的經濟變得更加糟糕和持久。但是管理危機只是我關注的一個方面，我還關心這場危機過后世界將以什么面貌出現。我們不會也不能回到老路上去了。
在危機之前，美國及全世界就已經面臨著很多問題，不僅僅是如何應對全球氣候的變化。全球化的步伐正在迫使我們迅速改變著經濟結構，考驗著很多經濟體的危機應對能力。在危機過后，這些挑戰將依然存在，并將更加嚴峻，但是我們應對這些問題的資源卻會大大減少。
我希望，這場危機會在政策和思想領域產生變革。如果我們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而不僅僅是采取一些政治性或者社會性的權宜之計，我們將不僅僅降低危機再現的可能性，甚至會加快那些提高全球人民生活水平的實際創新活動。但如果我們做出了錯誤的決策，我們將會面對一個更加分化的社會，一個會導致另外一場危機的脆弱經濟，我們將無法應對21世紀的挑戰。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在后危機時代將會出現的全球新秩序，這一秩序的好壞將取決于我們今天的所作所為。
人們可能認為經過2008年的這場危機，有關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討論將會結束，這些人宣稱無約束的市場自身將會確保經濟的繁榮和增長。人們可能會認為至少在這場危機的陰霾最終消散之前，人們不會再相信市場會自我修復的，不相信僅依賴市場參與者的自利行為就能確保諸事運轉正常。
那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還給出了對這場危機不同的解釋。他們認為經濟只是經歷了一次“意外事故”。沒有誰會因為一次偶然的碰撞就建議我們停止開車。這種觀點的支持者建議我們盡快回歸2008年之前的世界。他們認為銀行家沒有做錯事情。2 給銀行需要的援助，稍稍調整一下監管措施；給公司高層一些嚴厲的訓誡，讓他們不要再出現類似于伯納德·麥道夫這樣的欺詐；在商學院增加更多的有關商業道德的課程，我們就會重獲繁榮。
本書認為問題可能沒那么簡單。在過去的25年中，這些被認為能夠自我管理的金融機構系統已經被政府多次出手援救。由于這些金融機構幸運地存活下來，我們還得出了錯誤的經驗結論：這些金融機構能夠自我正常運轉。實際上，在危機之前，我們的經濟體系并沒有為大多數美國人很好地工作。有些人得到了好處，但是他們不是普通的美國人。
經濟學家看待危機的方式就如同醫生從病理學看待疾病：二者都是通過觀察非正常情況下事物的表現來獲得有關事物正常運轉時的知識。在分析2008年的危機時，我感覺自己擁有一個其他分析人員所沒有的優勢。在某種意義上，我是一個“危機專家”，一個“危機病”醫生。這次危機不是最近幾年的第一場重大危機。發展中國家的危機已經有規律地頻繁出現，相關統計表明，在1970～2007年之間共發生了124次。3 在上次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發生時，我正好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我看到了產生于泰國的危機蔓延到東南亞的其他國家，然后是拉美國家和俄羅斯。這是經濟危機傳染的經典案例：世界經濟的某一部分出現問題，然后蔓延到其他地方。一場經濟危機的后果可能需要數年才能完全顯現出來。以阿根廷危機為例，作為墨西哥危機后遺癥的一部分，阿根廷危機始于1995年，后來受到1997年東南亞危機和1998年巴西危機的影響而惡化，但是直到2001年這場危機才最終全面爆發。
經濟學家可能會對自70多年前大蕭條以來經濟學的發展而感到自豪，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對如何應對危機有了統一的意見和方法。在1997年，當我看到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應對東南亞危機而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時，我感到震驚，這些政策都是在大蕭條期間赫伯特·胡佛曾經使用過的錯誤政策，這些政策注定是要失敗的。
當我看到2007年世界經濟再次陷入危機時，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次我看到的危機和10年前的危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里只提及一點，危機剛開始的時候，公眾都會否定危機的存在：10年前，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一開始都否定東南亞出現了衰退或者蕭條。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如今是奧巴馬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的拉里·薩默斯，聽到時任世界銀行亞洲區副總裁的讓·米歇爾·塞韋里諾使用衰退和蕭條來形容那時的情況后非常生氣。但是當我們看到處于印度尼西亞中部的爪哇島的失業率高達40％時，我們又能用什么詞語來描述這一經濟低迷狀況呢？
在2008年也發生了同樣的故事，布什政府一開始也否認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總統認為我們只是建造了太多的房子。4 在危機開始的前幾個月里，財政部和美聯儲就像醉漢駕車一樣經常突然改變自己的政策方向，它們會救助一些銀行并讓剩下的銀行自行其是。它們是不可能弄清楚這些決策背后應遵循的基本原則的。布什政府官員認為他們是務實的，但是，公正地說，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無所知。
在2007年和2008年年初，當衰退的陰云開始籠罩美國經濟時，人們經常詢問經濟學家是否可能會出現另外一場大蕭條，或者至少是一場深度的衰退。大多數經濟學家憑直覺回答說：“不可能！”對于許多專家而言，在經濟科學發達的今天，我們已經了解了很多如何管理全球經濟的知識，此時出現這樣異常的災難是難以想象的。但是，在10年前東南亞經濟危機爆發時，我們就曾犯過錯，并且犯下的是非常糟糕的錯誤。
不正確的經濟理論毫無疑問會導致不正確的政策，但很明顯的是，那些信奉這些理論的人認為這些理論是管用的，但他們錯了。有缺陷的政策不僅導致了10年前的東南亞危機，而且加劇了那場危機的深度和持續時間，留下的只是被重創的經濟和成堆的債務。
從一定程度上講，10年前的失敗實際上是全球政策的失敗。危機重創了被我們經常稱為全球經濟系統邊緣地帶的發展中國家。負責全球經濟體系運行的人們認為，由于他們對那些向發展中國家貸款的西方銀行進行了保護，因此不必太擔心這些受災國家人民的生計。如今，當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努力重振經濟時，他們又在政策和政治上犯下了錯誤。
自由墜落
當世界經濟2008年的表現如同自由落體一般時，我們的信仰也如同自由落體一樣墜落。我們長期對于經濟、對于美國、對于我們認為的英雄的看法也如自由落體般墜落。在上次重大的金融危機過后的1999年2月15日，三個人的頭像登上了《時代》雜志的封面，他們分別是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在20世紀90年代長期看好美國經濟的財長羅伯特·魯賓以及二人大力提攜的拉里·薩默斯。他們被貼上了“救世委員會”的標簽，在公眾的眼里，他們被視為救世主。2000年，最火的調查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將格林斯潘的自傳取名為《大師》。5
由于我在應對東南亞危機中看到了第一手資料，因此我并沒有像《時代》雜志或者鮑勃·伍德沃德那樣對這些人還有很好的印象。對我以及大多數東南亞的老百姓來說，那些聽命于“救世委員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國財政部強加給我們的政策使得危機比沒有這些政策時表現得更糟。這些政策表明他們缺乏對現代宏觀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理解，當面對經濟低迷時，我們亟須擴張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6
社會已經對久遠的經濟學大師失去了尊重。最近幾年，我們不僅向魯賓和格林斯潘這樣的“大英雄”問計，而且實際上我們又把華爾街當成了全部，我們試圖從華爾街那里獲得有關我們現在這個復雜經濟系統如何運作的全部秘密。但是，現在我們又能轉而依賴誰呢？大多數經濟學家是不能提供什么幫助的，他們中的大多數提供的高見就是讓政策制定者致力于放松管制。
不幸的是，公眾的注意力經常從思想的爭斗中轉向對個人角色的關注：制造危機的壞蛋和拯救人類的英雄。其他人會寫書，實際上已經有人寫了，指出是這個或者那個政策制定者，這個或者那個金融高管導致我們遭遇了現在這場危機。本書有一個不同的觀點，就是認為所有諸如放松管制這樣的關鍵決策的產生從本質上講都是政治和經濟“力量”——利益、思想和意識形態影響的結果，遠不是任何特定個人影響所及。
當1987年羅納德·里根總統任命格林斯潘為美聯儲主席時，他是在尋找可以執行其放松管制政策的人選。格林斯潘的前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作為央行掌門人由于成功地將美國的通脹從1979年的113%降低到1987年的36%而廣受贊譽。7 正常情況下，這樣的工作業績足以讓其自動連任。但是沃克爾深知管制的重要性，所以里根希望能有人來接替沃克爾的工作。即使格林斯潘沒有得到這份工作，也會有很多人能夠并愿意繼承放松管制的衣缽。所以問題不是出在格林斯潘那里，而是放松管制的思想在作怪。
本書主要說明經濟理念及其如何影響政策，澄清這次危機和這些理念之間的聯系，只有這樣才能讓我們看清楚眼前發生的一切。這本書不是偵探小說，但是恰到好處的神秘感是好故事的重要元素：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是如何步入自由墜落的深淵？什么樣的政策和事件觸發了2008年的重大衰退？如果我們不能對這些問題的答案達成共識，我們就不能對下一步的行動達成一致意見，也就不能使我們真正走出危機或阻止下一場危機的來臨。剖析要為這次危機承擔責任的所有因素，如銀行的惡劣行徑、監管者的失職或者美聯儲寬松的貨幣政策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還是要澄清為什么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要為這次危機負責。
尋找危機的根源就像剝洋蔥。每一個答案都會進一步提出更深層次的問題：不恰當的激勵機制也許會誘導銀行家們的短視和冒險行為，但是為什么他們會有那樣的不恰當激勵機制呢？現有的答案都認為問題出在公司治理上——一套決定激勵和薪酬支付的制度。但是為什么市場不對糟糕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激勵機制實施懲罰呢？自然選擇的思想認為最優者生存，那些為公司長期優良業績而設計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激勵機制會最終繁盛起來。此次危機證明這一理論是有問題的。人們可能認為這場危機的問題在于金融部門，但是很明顯這些問題更具有普遍性，在其他部門、領域這些問題也是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當我們透過現象看本質時，除去那些新的金融產品如次級抵押貸款、擔保債務產品之外，這次危機和之前在美國及世界各地發生的很多危機都有很多相似之處：產生泡沫，然后破滅，最后是災難性的破壞。銀行根據已經被泡沫高估價值的抵押資產進行不良貸款，這一切都支撐了泡沫。新的金融創新產品使得銀行能夠隱藏壞賬，將其從資產負債表中剔除，這增加了它們有效的杠桿率水平，也使得泡沫越來越大，使得泡沫破滅時情況變得更糟。新的金融工具（如信用違約互換）由于過于復雜會放大風險，這些聲稱可以管理風險的新產品實際上大多數只是為了欺騙監管者。本書想回答的最大問題就是，危機為什么又再次發生了，是如何發生的，并且規模是如此之大。
找到深層次的原因是艱難的，但是那些簡單的解釋很難有什么說服力。正如我上文所說，那些在華爾街工作的人們試圖相信他們個人所做的一切并沒有什么錯誤，他們試圖相信這個制度本質上還是好的，他們相信自己是這場千年一遇風暴的不幸受害者。但是實際上這場危機并不是碰巧發生在金融市場的事件；它是人為的結果，是華爾街自己創造了它并將其強加給我們社會的其他成員。
對于那些即使不相信“偶然發生論”的人們，華爾街還有其他的解釋：是政府讓我們這樣做的，政府通過這些金融產品鼓勵人們購房并將錢貸給窮人。否則，政府早就會禁止我們這樣做了，這是監管者的錯誤。這些美國金融機構試圖推卸其在這場危機中應負責任的做法有很多不恰當的地方，在后面的章節中我會解釋為什么這些論調是沒有什么說服力的。
相信現有這套制度的人們還有第三種方法為自己辯護，這些辯詞曾用來為多年前的安然和世通丑聞進行過辯護：每一種制度都有瑕疵，這次不知什么原因，我們的“系統”（包括監管者和投資者）只是沒能最好地做好他們的工作，保護我們免受傷害。犯錯誤的人包括早年的肯·萊（安然CEO）和伯尼·埃博斯（世通CEO）和現在被列入名單并遭到指控的伯納德·麥道夫以及一群其他人（如艾倫·斯坦福和拉賈·拉賈那納姆）。但是不論過去還是現在，犯錯誤的人并不僅僅只有上面那些人，現有金融系統的衛道士根本沒有意識到“系統”本身就有問題。8
無論什么時候，當我們看到困擾美國金融系統的問題是如此持久、如此無所不在時，那么我們能得出的唯一答案就是：系統出了問題。華爾街的高薪和一門心思賺錢的行為讓我們不再僅僅關注那些備受挑戰的道德問題，而且問題的普遍性也表明這個系統存在著根本性缺陷。
解釋的難度
在政策領域，判定政策是成功還是失敗是非常困難的，這比確定誰應受到表揚和給予什么表揚（誰應受到批評和批評什么）難得多。但是，什么是成功或者失敗呢？對于美國和歐洲的觀察者來說，1997年東南亞的救助是成功的，因為美國和歐洲沒有受到傷害。但對于那些眼看著自己國家的經濟崩潰、夢想破滅、公司破產和國家背負數十億美元債務的人們來說，這場救助是失敗的。在那些政策反對者眼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的政策使事情變得更糟。而對于那些政策支持者來說，這些政策阻止了一場災難。這里存在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如果我們采取了其他政策，事情會變成什么樣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的這些政策是延長和加重了危機還是會縮短和減輕了危機？對我而言，答案很清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推出的高利率和削減支出的政策使事情變得更加糟糕，這些政策和現在這場危機中美國和歐洲所采取的政策是恰好相反的。9 東南亞各國最終恢復過來，但這并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的功勞，而是東南亞各國自己政策的結果。
相似地，很多人看到在放松管制的年代世界經濟得到了長期擴張，于是就認為無約束的自由市場在發揮作用，放松管制帶來了經濟高速增長，這種增長將會持續下去。但是現實完全不是這個樣子。這些增長實際上是建立在巨額債務之上的，毫不夸張地說，這些增長的基礎是不穩固的。一些銀行一遍又一遍地因為它們的愚蠢借貸行為而尋求政府的救助，這些國家包括泰國、韓國、馬來西亞，還有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俄羅斯……這個清單幾乎沒有盡頭。10 一場危機過后，世界照舊運行，似乎和沒有危機一樣，于是很多人就認為市場運行得非常好，但恰恰是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將市場從錯誤中拯救出來。那些認為市場經濟一切運行正常的人實際上推導出了錯誤的結論，但是當危機越來越大時，這個錯誤變得越來越明顯，如今已經不容忽視了。
有關特定政策效果的爭論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糟糕的思想如何會持續這么久。在我看來，2008年的嚴重衰退是前幾年所遵循政策的必然結果。
很明顯，代表金融市場的特殊利益影響了這些政策。更加復雜的是經濟學在其中的作用。在應該為本次危機而受到譴責的長長的人員名單中，我想應該包括經濟學。在過去的20年里，雖然經濟學的發展已經表明確保這些理論正確是需要限制前提條件的，但是為了特殊的利益，經濟學還是支持市場有效并能自我調節的學說。 這次危機在劇烈改變經濟的同時，也一定會同時改變經濟學（不論是理論還是政策），在第9章中，我會討論經濟學的這些變化。
我被經常問及經濟學為何表現得如此糟糕。現實中總是存在一些“熊市”經濟學家，他們經常在事前看出問題，能在5次衰退中預測出了9次。但還是有一小部分經濟學家不僅對經濟持悲觀態度，而且還對為什么經濟會存在這些不可避免的問題持有相同見解。當我們每年在各種諸如冬季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這樣的場合聚會時，我們會分享我們的判斷，并設法說明為什么我們所堅信會到來的日子遲遲沒有出現。
我們這些經濟學家擅長識別隱藏在事物發展背后的隱蔽力量，而不擅長預測事情發生的準確時間。在2007年的達沃斯論壇上，我處于非常尷尬的處境。我已越來越堅信，在年會期間世界經濟問題正一點一點地暴露出來。然而，那時全球經濟卻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7％的世界經濟增長率幾乎是史無前例的，即使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傳來了好消息。我向聽眾解釋說：這意味著要么我們的基本理論是錯的，要么就意味著一場危機，而且一旦襲來，它將比我們預計的更加猛烈和持久。很明顯，我更傾向于后一種可能。
現在這場危機揭示了資本主義系統存在著根本的缺陷，或者至少是20世紀后半葉美國出現的這個特殊“版本”資本主義系統（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存在根本缺陷。這不僅僅是有缺陷的個體或個別錯誤的事情，也不僅僅是修正一些小的問題或者略微調整一些政策的問題。
因為美國人對自己的經濟系統太信任了，所以我們很難看出這些缺陷。我們經濟系統的優勢使得我們對它的缺點視而不見。在所有的競賽中（美國對歐洲，美國對日本），我們全力支持我們的團隊。當歐洲因為沒有支持伊拉克戰爭，而被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詆毀為“老邁的歐洲”時，很清楚，在他的心目中，這是一場僵化的歐洲社會模式和充滿活力的美國社會模式之間的競爭。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成功已經使我們懷疑，我們的系統是否真正比日本的系統好？這種焦慮使我們在1997年東南亞經濟危機發生時心中反而略感舒暢，因為很多東南亞國家都在很多方面采取了日本模式。11 盡管美國沒有對日本10年的經濟衰退公開表示幸災樂禍，但我們還是敦促日本采取我們的資本主義模式。
經濟數據強化了我們的自欺欺人。因為，畢竟我們的經濟體幾乎比除了中國之外的所有其他經濟體增長得都快。12 所以，我們總是那么感覺良好。
經濟數據已經不是第一次欺騙那些閱讀這些數據的人們了，包括欺騙華爾街讓其做出非常錯誤的判斷。在20世紀90年代，阿根廷被兜售成拉美國家成功的典范、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在南部國家勝利的標志。在很多年里，阿根廷的經濟統計數據看起來很好。但是，它的增長同美國一樣，也是建立在不可持續的巨額負債消費的基礎上。最終，2001年12月，這個國家因為負債過多而經濟崩潰。13
即使現在，很多人還是不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存在嚴重的問題。每一次衰退都有結束的時候，一旦我們渡過這次難關，這些人仍然期望看到強勁經濟增長現象的出現。但是，只要我們認真審視一下美國經濟，就能發現這里存在著更深的問題：這個社會的中產階級收入已經停滯了10年之久；這個社會存在著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盡管存在個別例外，但是在統計意義上，美國窮人要翻身的可能性比“老邁的歐洲”還要低，14 我們在標準教育考試的平均表現最多處于中等水平。15 據說，在美國不僅金融部門而且有很多關鍵部門（包括健康、能源和制造業）表現得都很糟糕。
但是，需要討論的問題并不僅限于美國國內，在危機前就已經出現的全球貿易失衡不會自己消失。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中，我們需要有一個更廣闊的視角，才能完全解決美國的問題。全球需求決定全球增長，除非世界經濟表現強勁，否則美國很難有一個強勁的復蘇，美國將會滑入一個日本式的衰退。只要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國家繼續生產超過它們消費的東西，而另外一部分國家繼續消費超過它們生產的東西（這些國家應該多儲蓄以備養老之需），那么就很難出現一個強勁的世界經濟。
當我撰寫這本書時，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希望：新的總統巴拉克·奧巴馬會糾正布什政府的錯誤政策，我們會得到進步，這不僅表現在快速的復蘇，還有應對長期的挑戰方面。美國的財政赤字會暫時性增加，但是這些錢花得是值得的：它會幫助家庭保住它們的房子，增加的投資會增強美國長期的生產效率并保護環境，援助銀行的錢應該有回報，我們還應索要額外的回報以彌補公眾為它們而承擔的風險。
撰寫這本書還是有些痛苦的，因為我的很多愿望只是實現了一部分。但是，我們還是應該為我們能將經濟從2008年災難的邊緣拯救回來而慶賀。但和布什政府一樣糟糕的政策是，我們還是給予銀行很多免費的援助；而給予房屋所有者的救助要遠遠小于我的預期。現在的金融系統還是缺乏競爭力的，自認為“越大越不會倒”的銀行甚至出現了更加嚴重的問題，那些本該用于重建經濟和創造新的充滿活力企業的資金被花在拯救衰敗的公司身上。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奧巴馬政府的經濟政策還算是走對了路。但當我們已經批評了布什政府的一些政策時，而其繼任者奧巴馬并沒有聽從我的建議，還依然執行著這些政策，這顯然是不對的。
還存在另外一個原因使我的撰寫變得艱難。我批評了很多金融市場上的銀行和銀行家們（當然有些人認為那些都是誹謗）。我有很多在這些部門工作的朋友，他們都是充滿智慧、勤奮的人，他們也是認真思考過如何為這個待他們不薄的社會做些貢獻的好公民，他們為自己所信仰的事業不僅慷慨付出而且勤奮工作。他們不能接受我對他們的諷刺，其實，要知道我的這些批評諷刺并不是針對他們的。事實上，很多金融部門的人們感覺自己和很多非金融部門的人們一樣都是受害者。他們也失去了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積蓄。在金融部門內部也有很多經濟學家，他們努力預測經濟的下一步走勢，有很多交易員努力使我們的企業部門更加有效率，有很多分析人員努力使用非常復雜的技術試圖去預測利潤，以確保投資者能夠獲得盡可能多的高回報，這些人并沒有做出給金融行業帶來壞名聲的不恥行為。
正如現代復雜社會中經常發生的事情一樣：糟糕的結果并不是由某個人造成的。這場危機是金融部門的人們共同行動、決定和爭論的結果。這個糟糕、失敗的金融系統并不是現在才有的，它早就被創造出來了。事實上，我們費了很多工夫、花了很多錢才將其打造成現在這個樣子，那些在其中扮演創造者和管理者的人們（包括那些因為此系統而獲得嘉獎的人們）必須為他們的失敗而負責。
如果我們能夠理解造成2008年危機的原因，清楚早期應對之策糟糕失敗的原因，我們就能確保未來出現危機的可能性更小、時間更短以及無辜受害的老百姓更少。我們不會再像前幾年那樣負債增長，而是可以在一個更加堅實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的穩健增長，我們甚至能夠確保增長的果實被大多數公民所分享。
回憶是短暫的，在未來30年，新的一代會出現，這些自信的人們將不再總想著過去出現的問題，這些機靈的人們會認為沒有什么“禁止進入”的禁地，不管我們設計什么系統，總有人會想方設法規避那些保護我們的監管措施和規則。世界還在變化，為今天而設計的規則在未來的21世紀中葉將不再是完美的。但是，在這次大衰退之后，我們會成功地設計出一套監管架構，這套架構會很好地為我們服務半個世紀，并促進經濟平穩增長。撰寫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我們能夠做到這些。
自由市場的墜落
第1章 醞釀危機(1)
2008年的這場經濟危機讓很多人感覺驚訝，但是實際上唯一讓人驚訝的就是人們的這種驚訝感覺。對于一些觀察人員來說，這場危機就如同教科書上的案例，它不僅是可預測的，而且也確實被預測到了。這個缺乏管制的市場里充斥著流動性、低利率、全球化的房地產泡沫和激增的次級貸款，這些有害的因素都湊到一起了。再加上美國的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以及相應在中國積累的巨額美元儲備，這一切構成了不平衡的世界經濟。
現在這場危機與過去25年內發生的很多危機的主要區別是，眼下的這場危機貼有“美國制造”的標簽。當先前的危機已經被慢慢馴服時，這場“美國制造”的危機正在全球迅速蔓延。我們都喜歡將美國視為帶動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只會出口好的經濟政策而不是壞的經濟政策。美國上次輸出的主要經濟衰退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1
眼下這場危機的基本發展過程已為人所熟知并經常被提及。美國存在房產泡沫，當泡沫破滅時，房價一落千丈，越來越多的房主發現他們處于負資產狀態，他們在抵押貸款上所欠的錢已經超過了他們房子的價值。一旦失去房子，很多人也就失去了他們一生的積蓄和對未來的夢想，因為這些儲蓄是孩子的大學學費和他們退休時享受安逸生活所必需的費用。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人以前確實生活在夢中。
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正生活在透支的狀態中，美國和世界經濟都依賴于這種透支消費。全球經濟需要持續增長的消費，但是當很多美國人的收入已經停滯許久的時候，這種增長又怎么可能呢？2 美國人想出了一個聰明的辦法：借錢然后消費，這樣他們的收入仿佛是增長了。他們確實去借錢了。美國人的平均儲蓄率接近于零，由于很多美國富人有大量的儲蓄，這就意味著美國窮人擁有大量的負儲蓄。換句話說，他們背負了太多的債務。借貸雙方對這一切都很歡迎：借款人可以繼續他們的消費狂歡，而無須面對收入停滯和減少的現實，貸款人則因為可以通過收取不斷增加的服務費而享受創紀錄的利潤。
低利率和寬松的監管激起了房產泡沫。當房子價格飛漲的時候，房主能夠從金融機構那里用房子抵押獲得貸款。在一年內，這些從抵押證券中得到的貸款高達9 750億美元，占GDP(國內生產總值，測量一個經濟體一年內生產的所有產品和勞務總和的指標)的7%，3 這些貸款允許借款者只需支付首付款就可獲得一輛新車，還能為他們的退休積攢一些股票資產。但是，所有的這些借款都是建立在預期房價會繼續上漲（至少不會下跌）的危險假設上。
有2/3～3/4的經濟（GDP）活動與房產有關：建造新房子、購買各種商品填滿房子，或者為翻新修房而貸款進行金融消費，這樣的經濟是不正常的。它是不可持續的，也不能被繼續下去。泡沫的破滅首先影響到最差的抵押貸款（次級抵押貸款，即借給那些低收入人群的貸款），但是很快就會傳染到所有居民的房產。
因為銀行已經基于這些抵押貸款開發了很多復雜的產品，所以當泡沫破滅的時候，影響就會被放大。糟糕的事情會繼續，這些產品本質是涉及與美國和全球各地產品相聯系的數十億美元的賭博。由于形勢的迅速惡化和銀行自身的高杠桿化（銀行和居民一樣也已經通過大量舉債來為它們的投資融資），這些復雜產品對銀行來說也已經意味著銀行根本不知道自身欠存款人和債券持有人的錢是否超過它們資產的價值。相應地，它們也不知道任何其他銀行的狀況。銀行系統賴以生存的基礎——信用和自信消失了。銀行之間拒絕相互借貸，或者需要對方為可能出現的風險支付更高的利息。全球信用市場開始消融。
此時，美國和全世界都面臨著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經濟危機表現在很多方面：首先出現住宅地產危機，接踵而至的是商業地產危機。由于居民看到他們的房產價值嚴重縮水（如果他們擁有股票，股票價值也同樣減少），他們借錢的能力和意愿就會消失，這又導致需求下降。這也會導致庫存的周期變化，當信用市場萎縮、需求下降時，公司就會盡快降低庫存，這又將導致美國制造業的崩潰。
還存在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用什么來代替泡沫破滅之前數年里支撐美國經濟的國人的大肆消費？美國和歐洲如何進行它們的經濟重組？在經濟繁榮時，向服務業轉型的經濟就已經困難重重了。因為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需要，重組是不可避免的，但重組不會一帆風順。
危機梗概
盡管我們面臨的挑戰已經很清楚，但是問題依然存在：眼前這一切都是如何發生的呢？市場經濟學家認為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一定有地方出現了錯誤——非常嚴重的錯誤。
在歷史的長河中找到我們分析的起點并不那么容易。為了簡化起見，我們從2000年春高科技（或者網絡公司）泡沫破滅開始分析。那時，艾倫·格林斯潘正在執掌美聯儲，他允許了泡沫的出現，那場泡沫實際上已經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強勁持續膨脹一段時間了。4 從2000年3月～2002年10月,高科技股票的價格降低了78%。5 人們希望這些損失不要在更大的范圍影響經濟，但這是不可能的。很多投資都發生在高科技領域，當高科技泡沫破滅的時候，這些投資都被終止了。2001年3月，美國陷入了衰退。
喬治W布什政府以高科技泡沫破滅帶來的短暫衰退為借口，借機推行了為富人減稅的政策，這項政策被布什認為是解決經濟問題的萬靈藥。然而，減稅并沒能刺激經濟，它對經濟的作用很有限，這就將重振經濟恢復就業的重擔交給了貨幣政策。因此，格林斯潘相應降低了利率，讓市場充斥了流動性。由于經濟中存在大量的過剩產能，因此，毫無疑問，低利率并沒有導致更多的廠房和設備投資，反而只是在別的地方起了作用，它用房產泡沫代替了高科技泡沫，支撐了消費和房地產的繁榮。
隨著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石油價格開始暴漲，這加重了貨幣政策的負擔。美國花費了上千億美元進口石油，本來這些錢是可以用于支持美國經濟的。石油價格從2003年3月伊拉克戰爭開始時的每桶32美元增加到2008年7月的每桶137美元。這就意味著美國人需要將其戰前每天支付進口石油的292億美元費用增加到每天14億美元，從而沒錢花在房子上了。6 因為沒有多少通貨膨脹的壓力，所以格林斯潘感覺他可以繼續維持低利率。7 他認為，如果沒有低利率支撐的房地產泡沫，沒有房地產泡沫支撐的旺盛消費，美國的經濟早已疲軟。
在那些低息貸款生意興隆的年份里，華爾街并沒有生產出好的抵押貸款產品。一個好的抵押貸款產品應該具有低的交易成本、低的利息，能夠幫助人們管理房屋的風險，比如在房屋貶值的時候保護房主或者在房主失去工作的時候借錢給他。房主還希望其月供是可以預測的，月供不會沒有征兆地突然增加，月供不應該有那些隱藏的成本。盡管在其他國家有這樣的產品，但是美國金融市場并不打算生產這樣的好產品。相反，華爾街卻專注于最大化其回報，設計的抵押貸款產品具有很高的交易成本，月供的利息非常容易變化，利息會突然升高，在房子貶值和房主失去工作的時候，這些產品不能去有效地管理風險以保護房主。
我們真正希望抵押貸款市場能夠做到的是這些產品設計者能夠關心產品的最終用戶，而不是只想著最大化他們自己的收益。如果真是這樣，他們設計出來的產品應該能夠持久地增加房主的利益。他們應該是“時時好才是真的好”。然而，事實上，他們想方設法設計的一系列復雜抵押產品都只是讓他們自己在短期內賺到大錢，只給房主帶來短暫的好處，這就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抵押貸款市場的失敗預示了遍及整個金融系統的失敗，特別是銀行系統。銀行系統有兩個核心的功能：第一個核心功能是提供了一個有效率的支付結算體系，銀行通過該體系便利了交易，它將那些購買商品和服務的儲戶的錢轉移給賣家；第二個核心功能是評估和管理風險并進行放貸。第二個功能和第一個功能是有關系的，因為如果一家銀行做出了錯誤的信貸評估，如果它只是肆無忌憚地進行賭博，如果它將大量的錢只是投在具有違約風險的投機生意上，那么它將無法兌現儲戶的收益。如果銀行做得很好，提供貸款啟動新生意和發展老生意，那么經濟就會增長，工作崗位就會被創造，同時它也能賺到高的回報，這些回報足夠支付儲戶的利息并給銀行的股東帶來競爭性的利潤。
自由市場的墜落
第1章 醞釀危機(2)
從交易費用中快速賺錢的誘惑使得很多大銀行偏離了其核心職能。在很多經濟體中，中小企業是創造就業崗位的基礎，但美國及很多其他國家的銀行系統并沒有專注于為它們的商業活動進行貸款，而只是一門心思地推行證券化產品，特別是抵押貸款。
最終，癡迷于抵押證券化產品被證明是致命的錯誤。在中世紀，煉金術士總是設法將不同的金屬煉成金子。現代煉金術士同樣醉心于將有風險的次級抵押貸款產品打造成能夠讓養老基金愿意持有的AAA級產品。同時,信用評級公司也保證銀行的所作所為能夠成功。最后，銀行干脆直接卷入這場賭博，銀行不僅充當它們創造的風險資產的中間商，而且實際上還持有這些資產。它們和其監管者可能還以為它們已將其創造的聲名狼藉的風險轉移給了其他人，但當審判日到來的時候（市場崩潰時），事實證明它們完全都被風險套牢了。8
誰應該受到譴責
隨著人們越來越看清危機的嚴重程度，到2009年4月，它已經演變成自大蕭條以來最長的一次衰退。很自然地，人們就希望找到引起這場災難的罪魁禍首，然而，現實中人們有很多指責的對象。如果我們想減少類似危機再次發生的可能性，如果我們想糾正當前功能明顯失常的金融市場，關鍵就是明確誰應該受到譴責，或者至少知道什么行為是不對的。我們一定要謹防太過輕率的解釋：很多類似的解釋都將矛頭指向銀行家的過度貪婪。這有一些道理，但是這種解釋沒有指出問題的關鍵。銀行家之所以表現得貪婪是因為他們有動力和機會去這樣做，產生這些動力和機會的機制才是我們需要改革的地方。此外，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就是追求利潤：我們難道應該容忍市場經濟中其他人的貪婪行為，而單單指責銀行家的貪婪，或者要求其表現得更好一些嗎？
在長長的起訴名單中，很自然地，我們先從問題的始作俑者——抵押貸款發起人說起。抵押貸款公司已經將“有毒”資產推銷給了上百萬的用戶，這些用戶中的大多數并不知道他們自己到底買了什么。但是，如果沒有銀行和評級機構的幫助與唆使，抵押貸款公司是不會得逞的。銀行將抵押貸款產品買來后進行重新包裝，然后再銷售給疏于警覺的投資者。美國銀行和金融機構對它們這些精巧的新投資工具大肆鼓吹。這些被當做風險管理的工具而進行兜售的產品實際上是非常危險的，它們已威脅到美國金融系統的安全。評級機構本應該對這些日益增多的“有毒”資產進行核查，但實際上它們卻為這些產品披上了一層美麗的外衣，以鼓勵美國和全球諸如養老基金這樣的投資機構購買，這些投資機構本應該將工人養老的錢投在更加安全的資產上的。
總之，美國金融機構已經無法執行其核心功能——管理風險、配置資產和轉移儲蓄并同時降低交易成本。相反地，它們創造風險、錯配資產、鼓勵過度負債并增加了交易費用。在2007年頂峰，膨脹的資本市場占據了所有公司利潤的41%。9
金融系統為什么在管理風險方面表現得如此糟糕，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市場對風險的錯誤定價和錯誤判斷。“市場”錯誤估計了次級抵押貸款產品的違約風險，更嚴重的錯誤是，在評級機構和投資銀行對這些次級抵押貸款產品重新包裝并將其評定為新的AAA級產品時，市場信以為真了。銀行和銀行的投資者還對銀行高杠桿率風險做出了錯誤的判斷。通常，為了吸引人們投資于風險資產，一般要求這些風險資產要產生高的回報，但這次，這些風險資產只有很少的風險溢價。有時，市場對風險的錯誤定價和錯誤判斷還來自于一個精明的預期：它們相信如果出現問題，美聯儲和財政部就會出手救援。在這一點上，市場是對的。10
那時，美聯儲的掌門人格林斯潘和其繼任者伯南克以及其他監管者卻站在一旁袖手旁觀，任由事態發展下去。他們不僅聲稱直到泡沫破滅前他們都無法預知泡沫的存在，而且還認為，即使他們知道泡沫的存在，他們也無能為力。這些借口都是錯誤的。例如，美聯儲可以提高購房者的首付金額或者提高股票交易的保證金要求，所有這些都可以給過熱的市場降降溫。但是，他們卻選擇了什么都不做。也許更糟糕的是，格林斯潘還允許銀行介入更加有風險的貸款業務，鼓勵人們購買可變利率的抵押貸款產品，這些產品的月供可能（實際上已經）很容易變得很高，甚至迫使中等收入的家庭也放棄了贖回權。11
盡管放松監管的不良后果已經非常明顯，但是那些堅持去監管化的人們還是堅持這樣做，他們認為監管的成本會超過其帶來的好處。但是，當全球為這場危機承擔了上萬億美元的拯救預算和實際成本時，我們很難想象這些放松監管的擁護者還會堅持他們的立場。他們認為監管的真正成本是扼殺了創新。令人遺憾的事實是，在美國的金融市場上創新被用于規避監管、會計準則和稅收。他們創造的產品太復雜了，這只會增加風險和信息不對稱。很明顯，我們不能指望這些金融創新產品能給我們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它只能招致經濟泡沫。同時，金融市場的創新并沒有為老百姓提供簡便的房屋風險管理方法。本應該幫助人們和國家管理他們面臨的其他重大風險的金融創新實際上并沒有起到那些作用。好的監管應該將創新重新帶到正路上，讓它增加我們經濟的效率和公民的安全。
毫不奇怪，金融部門正在努力地推卸責任，它們聲稱這次危機只是一次千年一遇的“意外”，不用去理睬它。
金融部門的人們經常抱怨美聯儲維持了太久的低利率。但這種推卸責任的說法卻顯得莫名其妙：難道其他工業部門會說，造成它們利潤太低和表現太差的原因是因為它們的投入要素（鋼鐵和工資）的成本太低了嗎？銀行的主要“投入”就是它們資金的成本，然而，銀行似乎在抱怨美聯儲讓資金太便宜了！實際上，如果低成本的資金能夠被很好地使用，例如，這些資金用于支持新技術的投資和企業的發展，我們將會獲得一個更具競爭力和活力的經濟。
沒有低息資金的放松管制也許不會造成泡沫。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低息的資金是在運行良好或者有良好監管的銀行體系內使用，還會帶來經濟的繁榮，這種情況已經在其他時間和地方得到了印證（由于同樣的原因，如果評級機構做好了其本職工作，那么就只會有很少的抵押貸款被賣給養老基金和其他機構，泡沫的規模也會很小。同樣的道理，即使評級機構真如其現實那樣表現得很差，但如果投資者自己能夠正確地判斷風險，那么情況也不至于太糟）。總之，導致這場危機的規模如此之大，是很多因素綜合失靈的結果。
格林斯潘及其同僚反過來試圖將責任推卸給亞洲國家的低利率和由于它們過多儲蓄造成的流動性泛濫。12 實際上，能夠以更優惠的條件吸引資金對我們來說是有好處的，我們求之不得。但美聯儲實際上卻借此聲稱它們再也無法控制利率了。實際上，美聯儲當然能夠控制利率；美聯儲選擇低利率部分是因為我上面所說的原因。13
這些從死亡邊緣被拯救回來的人們的忘恩負義行為真是令人震驚，就如農夫和蛇的寓言一樣,很多銀行家反而抱怨政府。他們埋怨政府沒有阻止他們的行為，就如同小孩從糖果店偷了東西被抓住，反而指責店主和警察忙著別的事而沒有阻止他，使得小孩以為他干完壞事后可以一走了之。但是，這種狡辯實際上更加不誠實，因為金融市場已經買通警察，讓他們不要礙事。他們成功地阻止了政府各種管理衍生品和限制掠奪性貸款的努力。他們的努力在整個美國都獲得了成功。每一次勝利都給他們帶來了更多的金錢，這些金錢又能進一步影響政治進程。他們甚至有一種觀點：放松管制已經讓他們賺到更多的錢，錢是成功的標志。
自由市場的墜落
第1章 醞釀危機(3)
保守派是不會喜歡我們對市場的這種指責的。在他們的心目中，如果經濟存在問題，那一定是政府的問題。這是政府想增加居民的住房，銀行家只是相應地做了他們該做的事情。他們還認為房利美和房地美更是遭到了額外的誹謗，這兩家私人公司原本就是政府成立的機構，是被稱為《社區再投資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CRA）的政府計劃的產物，這個法案致力于向資金不足的社區提供貸款。要是沒有向這些窮人提供貸款的努力，事情不會變得這么糟。上面這些冗長的狡辯之詞大部分都是無稽之談。AIG 2 000多億美元的救助資金不論怎么衡量都是巨大的，這些錢大部分是用于彌補其衍生產品（信用違約互換）的損失，這些產品都是銀行之間的賭博。銀行根本無須通過高風險的運作來推動住房平等化。無須假借政府的住房政策而進行過度的商業房產投資。更不應該總是生產遍及全球的不良貸款，并為此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救助。此外，實際上，CRA貸款的違約率與其他行業貸款的違約率不相上下，這些表明，如果運行良好，CRA貸款是不會出現太大的風險的。14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向房利美和房地美授權的是向中產階級進行的合規貸款（conforming loans）。銀行卻在沒有政府鼓勵的情況下，跳到次級抵押貸款上進行放貸，而此前，房利美和房地美并沒有進行過次級抵押貸款。總統也許已經發表了一些關于建立（住房）所有權社會的演講，但是沒有跡象表明，在總統發表這些演講后銀行加緊地配合執行了。銀行隨即應該出臺獎懲分明的相關政策，但是銀行什么也沒做（如果總統的這些演講都是其耍的小把戲，那么奧巴馬反復敦促銀行重新整合更多的抵押貸款并向更多的小商業公司貸款本應起到一些作用）。更重要的一點是，提倡住房所有權是希望人們擁有永久（至少是長期）的所有權。根本不是讓一些人只是對住房所有權擁有幾個月，然后榨干他們一生的儲蓄，最后一腳將其踢出門外。但是，銀行就這么做了。我知道沒有政府官員會同意貸款人的掠奪行為，允許他們將錢貸給沒有償付能力的人們，向他們兜售帶有高風險和高交易費用的抵押貸款產品。后來，當私人部門已經發明了“有毒”的抵押貸款產品（我會在第4章用較長篇幅討論它）數年后，被私有化與放松管制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決定它們也應該在這些產品上分一杯羹。它們的高層管理人員會想，為什么它們不能像這個行業的其他公司那樣分享好處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它們這么做的時候，它們正在將那些私人部門從其所犯下的錯誤行徑中拯救出來。這些私人公司正在為它們報表上大量的證券化抵押產品而惶惶不可終日。如果兩房沒有買下這些資產，私人部門的問題一定會更加嚴重。盡管兩房買下了大量的證券化產品，它們還是為泡沫的形成火上澆油了。15
正如我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樣，尋找真相的過程就像“剝洋蔥”：對每一個問題的解釋都會帶出另外一個問題。在剖析這場危機的時候，我們需要問一下，為什么金融部門在執行核心功能乃至服務股東和債權人方面表現得如此糟糕？16 似乎只有金融機構的管理者能夠賺得盆滿缽盈而相安無事。雖然危機使他們賺得稍微少了一些，但還是要比諸如花旗銀行的股東們顆粒無收要好得多。金融機構抱怨監管者沒有能夠制止它們的錯誤行為。但是，這些公司不是總認為它們自己會管好自己嗎？在本章稍后我將給出這個問題的一個簡單解釋：問題在于錯誤的激勵。但我們必須更加深入地思考這一問題：為什么會存在這些錯誤的激勵機制？為什么市場會“促使”公司采用這些有問題的激勵制度？在標準的經濟理論看來，這是不可能的。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論多么復雜，但總是與下面這些因素有關：有瑕疵的公司治理結構、沒有充分實施的競爭、不完善的信息和投資者對風險的認識不足等。
當金融部門應該備受譴責的時候，監管部門實際上也沒有做好本職工作以確保銀行不要犯錯誤。一些受到較少監管的金融市場上的人（如對沖基金）看到最糟糕的事情出現在有較高監督力度的市場中（如銀行），就匆忙得出結論，認為監管才是問題所在。他們爭辯說：“如果它們（銀行）也像我們一樣被放松監管，那就絕不會出問題了。”但這忽視了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為什么要監管銀行？是因為如果它們出了岔子，它們就會給經濟體的其他成員造成巨大的傷害。為什么我們對對沖基金的監管并不是很多（或者至少是監管較少的行業），是因為它們出事后造成的危害比較小。并不是監管造成了銀行的錯誤行為，而恰好是監管的匱乏或者沒有很好地落實監管才沒能阻止銀行給我們的社會造成一遍又一遍的傷害。事實上，監管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在美國的歷史上，曾有一段銀行沒給他人造成麻煩的時期，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25年里，那時，強大的監管發揮了強有力的作用。
我們需要再次好好說明一下過去25年里監管失靈的原因，在下面的解釋中，你會發現這與兩方面因素有關：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影響以及思想觀念。特殊利益集團主要是金融部門的人們，他們從去監管化中賺到了大把的鈔票（雖然他們的很多經濟投資被證明并不怎么樣，但是他們的政治投資卻表現得足夠精明）；思想觀念則主要表現為鼓吹監管無用論。
市場失靈
危機過后的今天，似乎每個人都認為我們需要監管，或者至少認為要比危機前有更多的監管。缺乏必要的監管已經讓我們付出太多的代價：否則，危機發生的次數會少些，付出的代價會少些，相對于這些代價而言，監管者和監管所需的監管費用是很少的。市場自身總會明顯失靈，并且還經常發生。有很多原因會造成這些失靈，但是有兩個原因同金融部門最為密切：一個是“代理人”問題，在當今世界，很多人是（公司）出資人（委托人），但（對公司）做出決策的卻是另外一些人（代理人）；另一個越來越重要的是“外部性”問題。
代理人問題是一個現代問題。由大量小股東組成的現代公司本質上不同于家庭經營的企業。這些公司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是分離的，幾乎不擁有公司所有權的管理層可以控制公司為其個人牟利。17 在投資過程中也有很多代理問題，因為很多投資都是通過養老基金和其他機構完成的。這些做出最終投資決策（以及對公司業績做出評價）的人們并不真正代表自己在投資，而是代表信任他們的委托人在進行投資活動。在整個代理鏈條上，所有對業績的關注都僅僅是熱衷于短期回報。
因為管理人員的薪酬并不取決于長期回報，而取決于股票市場的價格，所以，很自然地，管理人員就會傾其所能抬高股票價格，甚至不惜去做假賬。同時，來自股票市場較高的季度回報的需求又鼓勵了這種短期行為。對短期回報的追求讓銀行只關注如何獲得更多的收費，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設法如何規避會計和金融的管制。華爾街最為自豪的創新就是創造那些能在短期內為公司創造更多收入的新產品。而這些創新產品可能帶來的高違約率問題似乎是件很遙遠的事情。相反，金融公司卻對那些可以幫助人們居者有其屋或保護人們免遭突然的利率風險襲擊的金融產品壓根就不感興趣。
總之，市場上幾乎不存在有效的“質量控制”。然而，在理論上，我們還認為市場是可以保證質量的。那些生產過度風險產品的公司會喪失信譽，其股票價格會下跌。但是在今天這個動態變化的世界里，這一市場的教條已經不靈了。總體上，這些金融“巫師”發明的高風險產品的回報是正常的，它們所隱藏的負面風險會被掩蓋很多年。成千上萬的資金管理者吹噓他們可以“戰勝市場”，也有很多短視投資者相信他們。但是這些金融“巫師”也被自己忽悠了，他們也同那些買他們產品的顧客一樣被自己欺騙了。這就能幫助我們解釋，為什么當市場崩潰的時候，他們自己也握著價值幾十億美元的“有毒”產品。
在這次危機之前，證券化是最熱的金融產品領域，它為我們展現了一個通過金融創新來制造風險的典型案例，證券化意味著如今的客戶關系已不僅僅是借貸關系了。證券化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讓風險分散；但也有一個大的缺陷，它創造了新的不完全信息問題，而這個缺陷大大超過了其增加分散化帶來的好處。那些買了抵押擔保證券的人們實際上是將錢貸給了他們一點都不了解的買房者。他們相信銀行將產品賣給買房者才把錢給他們，同樣銀行也信任了抵押貸款發起人。抵押貸款發起人的興趣在于發行抵押貸款的數量，而不是其質量。這些產品大多數都是非常糟糕的抵押貸款產品。銀行喜歡指責抵押貸款發起人，但只要它們粗略了解一下這些抵押產品，就能發現其中隱藏的風險。所以，事實是銀行根本就不想去了解。它們的興趣在于盡可能快地將這些抵押貸款產品和它們新造的抵押貸款產品一起都倒手給其他人。在華爾街自我毀滅性的實驗室里，銀行創造了新的風險產品：抵押債務工具、重復抵押債務工具、信用違約互換，我會在本章后面部分討論其中一些產品，但銀行根本沒有好的方法來管理它們自己制造的怪物。因為通過倒手可以收益很高，所以它們已經沉迷于倒手生意——從抵押貸款發起人手里買來抵押貸款，重新打包，然后倒手賣給養老基金和其他機構，這完全不同于銀行的傳統商業模式：發行抵押貸款然后持有它們。或許正是因為它們的這些想法，銀行才發現當崩潰發生時，還有數十億美元的不良資產砸在它們自己手里。
第1章 醞釀危機(4)
外部性
銀行家們根本不考慮那些金融工具會給其他人帶來多大的危險，他們制造了很大的外部性。在經濟學中，外部性是指這樣一種情況，此時市場的交換活動將成本或者收益強加給那些根本沒有參加交換的當事人。如果你自擔風險進行交易并賠了錢，那不會給其他人造成任何影響。然而，金融系統現在已經變得盤根錯節并在經濟活動中處于核心地位，這使得一家大型金融機構的失誤會對整個經濟體造成影響。眼前這場金融危機已經給每個人造成了影響：上百萬房主失去了房子；超過百萬的人們發現他們的住房已經沒有任何凈值；整個社會已經崩潰；納稅人不得不為銀行的損失買單；工人已經失去他們的工作。銀行肆無忌憚的行徑讓數十億人為其承擔成本、血本無歸，這些人不僅在美國而且遍布全球。
當存在嚴重的代理人和外部性問題時，與流行的市場有效理念相反,市場通常不會產生有效率的結果。這也是為什么需要金融市場監管的理由之一。對機構進行監管是防范過度風險和銀行無恥行徑的最后一道防線，但是，經過銀行業多年來全力以赴的游說活動，政府不僅已經去除了已有的監管措施，而且面對正在變化的金融環境毫無反應。那些不理解為何需要監管的人們充當了監管者，很自然地，他們也認為監管是沒有必要的。1999年，旨在隔離投資銀行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這造就了“太大而不能倒”的大型銀行的出現，銀行知道越大越不會倒閉后，就越發愿意承擔過度的風險。
最終，銀行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那些本來用來剝削窮人的金融工具反過來傷害了金融市場，將其打垮。當泡沫破滅的時候，很多銀行手里還有很多威脅其生存的風險證券，很明顯地，它們并沒有如其所愿將所有的風險轉移給別人。而這只是危機帶給我們的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情之一：格林斯潘和布什本想致力于讓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最小化，但是，現在政府卻已經在更加廣泛的領域發揮著前所未有的作用，美國政府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廠商、最大的保險公司和幾家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如果政府可以從它們幫助的銀行那里獲得回報的話）。
在東南亞危機發生的整個過程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看似不一致的觀點以及它們對那次危機和本次危機之間看似矛盾的政策都充滿了諷刺意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來宣稱它們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市場是有效的、能夠自我糾正的，所以，它們相信一國若想使其經濟最快增長和最有效的發展，那么最好就是不要干預市場。但是當出現危機的時候，它們卻由于擔心會發生國家間的“傳染”而要求大規模的政府救助。但是要知道“傳染”就是一種典型的外部性，從邏輯上說，如果存在外部性，一個人就不能相信市場原教旨主義。即使在進行了數十億美元的救助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還是反對采取管制措施，即使這些措施能夠降低“事故”發生的可能性和減少“事故”成本。究其原因，這是因為盡管它們已經反復經歷了市場失靈，但它們還是相信市場從根本上說是能夠自我良好運行的。
政府對救助的態度反映了它們對救助所造成的潛在長期后果的看法上的矛盾性。經濟學家擔心救助會在激勵方面造成影響，有人認為這是經濟學家最為關心的事情。很多金融市場中的人士之所以反對向不符合還款要求的按揭業主提供幫助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這種幫助會產生“道德風險”，也就是說，如果按揭業主知道若他們不能還款，他們就會有機會得到幫助，那么他們還款的動力就會減少。對道德風險的擔心直接導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強烈地反對救助印度尼西亞和泰國，造成這些國家出現銀行體系的大量倒閉和經濟衰退的惡化。對道德風險的擔心也導致放棄了對雷曼兄弟的救助。但是，此后，這個決定反而使美國發生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救助。當雷曼兄弟倒下，輪到美國的大銀行時，對道德風險的擔心就靠邊站了。大量的救助使得銀行的高管們反而有機會為他們創紀錄的虧損享受巨額的獎金，分紅持續不斷，股東和債券持有人得到庇護。反復的救助（美聯儲不光是救助，而且隨時為危機提供流動性）能夠部分解釋眼下這場危機的發生：美聯儲慫恿銀行變得更加無所顧忌，因為銀行知道當它們出現問題時，它們會被救助（金融市場將這稱為格林斯潘/伯南克“推手”）。監管者也判斷失誤，因為當監管者看到經濟已經“生存”得非常好，市場也能自我運行良好時，就認為市場壓根兒不需要監管，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市場能夠“生存”下來僅僅是因為存在大規模的政府干預。今天，道德風險問題已經變得前所未有的嚴重。
代理人和外部性問題的存在意味著政府是有作用的。如果政府運作好的話，將會發生更少的“事故”，即使發生“事故”，也不會太嚴重。當事故發生時，政府將不得不收拾殘局。但是，政府收拾殘局的方法會影響未來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和社會對公平與正義的追求，每一個成功的經濟（每一個成功的社會）都將同時涉及政府和市場。我們需要平衡這兩種作用。這不僅是“如何運行”的問題，而且還是“應該是什么”的問題。在里根和兩位布什政府期間，美國失去了這種平衡，那時做得太少必然意味著現在要做得更多。現在做錯事情可能就意味著未來要付出更多。
衰退
羅納德·里根總統和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首相開創了“自由市場”的革命，但是很明顯，人們總是忘記這樣一個事實：市場產生的結果并非總是有效的，我們總是看到資源無法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經濟經常在低于產能水平下運行，上百萬希望能夠找到工作的人無法如愿以償，時不時出現的經濟波動會造成12個人中就有1人沒有工作，對年輕人而言，就業情況可能會更糟。官方的失業率數據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很多只能找到非全日制工作的人本來是非常希望找到全職工作的，但是這些人并沒有被納入失業率的計算中。這一失業率也沒有將殘疾人員納入計算，盡管這些人如果能夠找到工作，他們也會去工作。這一失業率也沒有包括那些屢遭無法找到工作打擊而心灰意冷從而放棄找工作的人。盡管如此，現在這場危機還是表現得比通常要嚴重。如果用較為寬松的口徑統計失業率，2009年9月有超過1/6希望找到全職工作的美國人沒能如愿以償，到了10月份，問題變得更加糟糕。18 如果市場是能夠自我糾正的，泡沫最終會破滅，那么這場危機再次表明這個糾正過程可能太慢、成本太高了。經濟實際產出和潛在產出之間的累計差距會有萬億美元之多。
誰可以預測到危機
危機過后，所有金融市場的人士和監管者都聲稱：“誰又能夠預測到這些問題呢？”事實上，有很多批評者預測到危機，只是他們大膽預測的事實真相總會給一些人帶來一些麻煩：如果批評者的警告起到作用，那么會影響很多人大賺特賺的機會。
能夠預測到美國經濟崩潰的人肯定不止我一個。紐約大學的經濟學家努里爾·魯比尼、金融家喬治·索羅斯、摩根士丹利的史蒂芬·羅奇、耶魯大學的羅伯特·席勒和前克林頓經濟顧問委員會（國民經濟委員會成員）的羅伯特·威斯考特都多次發出警告。他們都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都相信市場不能自我糾正。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擔心房屋的泡沫，一些人（如魯比尼）關注由全球失衡帶來的匯率突然調整所產生的風險。
但是，亨利·保爾森已經使得高盛擁有更高的杠桿率，本·伯南克已經允許次級抵押貸款產品繼續發行，這些制造泡沫的人直到他們不得不面對大規模危機已成現實之前，還依然堅信市場擁有自我糾正的能力。一個人無須擁有心理學博士學位就能理解為什么這些人會假稱經濟只是經歷了一個微小的干擾，可以不必管它。直到2007年3月，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還聲稱：“次貸市場的問題對更廣泛的經濟與金融市場的沖擊似乎還是可控的。”19 一年后，即使在貝爾斯登倒閉后有關雷曼兄弟即將消失的傳言四處傳播的時候，官方還是聲稱在經歷了微小沖擊后經濟已經重新步入強勁的復蘇軌道。
出現注定會破滅的房地產泡沫是“經濟病”的典型病癥。但是，這個病癥背后隱藏著更加根本的問題。很多人已經警告過放松管制的風險。早在1992年之前，我就擔心抵押貸款證券化將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但是，這些資產的買賣雙方似乎都低估了資產價格下跌的可能性以及其所造成的后果。20
事實上，任何仔細觀察美國經濟的人都很容易會發現，美國經濟不僅存在“微觀”問題，而且還有嚴重的“宏觀”問題。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美國經濟已經建立在一個不可持續的泡沫之上。如果沒有這個泡沫，總需求(居民、廠商、政府和國外部門對產品與勞務的需求總和)將會大大減少，產生這種情況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美國及其他國家出現的日益嚴重的收入差距，它使得收入從愿意消費的人手里轉移到不愿意消費的人手里。21
很多年前，我們的哥倫比亞同事布魯斯·格林沃爾德和我已經注意到不斷嚴重的全球需求（全球所有人想要購買的產品與勞務總和）不足問題。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全球總需求是關鍵。如果全世界所有人想要購買的產品數量少于全世界能夠生產的產品數量，那么全球經濟就會出現疲軟。引起全球總需求不足的一個原因是不斷增加的貨幣儲備——一國用于困難時期使用而儲備的錢。
在放松管制的年代，經濟的劇烈波動是非常明顯的，發展中國家儲備了上千億美元資產來防備這些經濟波動對自己的影響，這些美元資產也是使這些國家不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的一種保障，那種求援的滋味并不好受。22 一位飽受1997年全球金融危機傷害的國家總理對我說過：“我們經歷了1997年的危機，知道如果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將會發生什么。”
石油生產國也在積累著外匯儲備，因為它們知道高油價是不會長期維持的。對于另外一些國家，積累外匯儲備還有其他原因。發展中國家經常被告知，它們最好的發展方式是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方式；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新的貿易規則下，很多發展中國家曾經用來創造新產業的傳統政策工具都消失了，這使得這些國家轉而求助于使其匯率更具競爭力的政策。這就意味著它們要買入美元，賣出它們自己的貨幣，從而積累很多的外匯儲備。
這些都是很好的積累外匯儲備的理由，但是它們有一個糟糕的后果：全球需求的不足。在危機前的每一年都有5 000億美元，甚至更多被作為儲備資產擱置起來。有一段時間，美國通過負債性的揮霍消費（花得比掙得多）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問題。美國成了世界的最后消費者，但這是不可持續的。
第1章 醞釀危機(5)
全球危機
由于接近1/4的美國抵押貸款產品在國外，因此，我們對危機迅速在全球蔓延就不應該感到驚訝了。23 這還不經意地幫助了美國，如果外國機構沒有購買那么多“有毒”產品和債券，美國的情況可能會更加糟糕。24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美國輸出的去監管化思想，如果不受這一思想的影響，外國人可能不會購買那么多的“有毒”抵押貸款產品。25 其次，美國還輸出了自己的衰退。當然，將美國危機蔓延到全球的途徑還有很多，上述渠道只是其中之一，美國經濟依然是最強大的，如果沒有全球的沖擊，它不可能有這么大規模的下滑。此外，全球金融市場已經變得緊密相連，例如，因美國救助AIG而受惠的三個主要受益者就有兩個是外國銀行。
一開始，歐洲有很多人還在談論其獨善其身的可能，他們認為盡管美國陷入了衰退，但是歐洲經濟還是可以保持增長，因為亞洲的增長能夠將歐洲從衰退中拯救出來。但是事實已經明顯地證明，這僅僅是一個美好的愿望。亞洲的經濟規模還是太小（整個亞洲的消費還只是美國的40%），26 并且還嚴重依賴對美國的出口。即使在大規模的刺激計劃之后，中國2009年的經濟增長還是比危機前降低了3～4個百分點。世界已經太緊密相連了，美國經濟的下滑一定會牽連全球經濟（亞洲的情況可能有所不同：因為亞洲存在巨大的尚待開發的國內市場，所以亞洲有可能在美國和歐洲還很疲軟的情況下，率先強勁反彈，這一點我在第8章中還會討論）。
由于歐洲金融機構從美國銀行購買了很多“有毒”的抵押貸款產品和風險資產，因此它們飽受牽連，很多歐洲國家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解決問題。因為西班牙過于縱容大規模房地產泡沫的泛濫，所以它的房地產市場遭受了幾近全面崩潰的威脅。毫無疑問，盡管西班牙的整體經濟受到了很大的沖擊，但是，西班牙還是與美國有所不同，西班牙有嚴格的銀行管制，這使得它的銀行業在經受很大的沖擊后還不算太壞。
英國也受到房地產泡沫的沖擊，并且更糟糕。受到金融中心城市倫敦的影響，英國也陷入了惡性競爭的深淵，使出各種方法競相吸引金融企業。其放松管制的程度并不比美國低。在英國，因為金融部分在經濟中起著更加重要的作用，所以英國救助的成本甚至更高(從救助成本相對于經濟的規模而言)。和美國一樣，英國也有高薪酬和獎金的激勵文化。但是，英國人至少明白，如果你把納稅人的錢給了銀行，你應該盡你所能保證銀行將錢用在正道上，例如發放更多的貸款，而不是拿這些錢去發獎金和分紅。在英國，人們至少還明白人要有責任感，所以被救助的銀行高管都被免職了，英國政府希望納稅人為他們的救助行為而獲得公平的回報，而不像奧巴馬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救助那樣，充滿了免費贈送的意味。27
冰島是一個實行開放經濟的小國，也是盲目采取放松管制思想而導致糟糕后果的絕好案例。受過良好教育的冰島人工作非常辛苦，他們站在現代技術的前沿，戰勝了地理位置偏僻、氣候惡劣和漁業資源枯竭（他們傳統的收入來源）等不利條件，人均收入達4萬美元。然而如今，冰島銀行肆無忌憚的行為已經使得這個國家的未來岌岌可危。
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早期，我多次訪問冰島。對它們的自由化政策的風險提出過警告。28 這個30萬人口的國家擁有三家從事儲蓄業務的銀行，這些銀行購買了總價1 760億美元的資產，是該國GDP的11倍。29 2008年秋,隨著冰島銀行系統的大規模崩潰，冰島已經成為30多年來第一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的發達國家。30 像其他國家的銀行一樣，冰島銀行也存在高杠桿和高風險。當金融市場意識到風險并開始將資金退出時，這些銀行（特別是冰島國家銀行，Landsbanki）只得用高息的“冰島儲戶”（Icesaver）賬戶來吸引英國和荷蘭的存款。這些儲戶也非常愚蠢地認為這些都是“免費的午餐”：他們可以不冒風險而獲得高收益。也許，他們還荒謬地相信他們各自的政府會履行好監督的職責。但是，全世界都一樣，這些監管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認為市場會照顧好自己的。冰島向他國儲戶那里借錢只是拖延“審判日”的到來。冰島無法承受涌入其脆弱的銀行的上千億美元。當為冰島銀行提供資金的人們漸漸看清楚這一點后，冰島銀行的毀滅也就只是時間問題了；雷曼兄弟倒下后帶來的全球經濟混亂更是加速了這一無法避免的后果的到來。不同于美國，冰島政府知道，它不可能救助債權人或者股權人。現在唯一的問題是，政府是否可以救助給儲戶保險的冰島公司，以及這會給外國儲戶多少好處。英國的策略非常強硬，甚至利用《反恐怖法案》凍結了冰島的資產，冰島政府轉而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北歐國家求援，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北歐各國都堅持要冰島的納稅人來救助英國和荷蘭的存款，甚至包括那些沒有被保險的存款賬戶。在一年后的2009年9月，在我對冰島的回訪中，我感覺到了冰島明顯的怨氣。他們埋怨：在外國的監管者沒能盡職保護他們自己公民的情況下,為什么冰島的納稅人要為私人銀行錯誤買單？來自歐洲各國政府廣泛認同的一個觀點是，冰島反映了歐洲一體化過程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單一的市場”意味著任何歐洲銀行可以在任何其他國家開展業務。然而，監管的責任卻落在這些銀行的國籍所在國。如果國籍所在國沒能做好本職工作，那么其他國家的公民就可能遭受損失。歐洲不想思考這一問題及其產生的深遠影響。只是簡單地讓小小的冰島為此買單，冰島為此付出了幾乎同其GDP一樣大的成本。31
隨著危機在美國和歐洲的惡化，世界其他國家也遭到全球需求不足的沖擊。在發展中國家，情況更加糟糕，這是因為從發達國家家庭匯寄到這些國家的錢在減少，流入這些國家的資本在大幅度萎縮，只是偶爾情況會相反。美國的這次危機開始于金融部門，然后擴散到其他經濟部門，而在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包括那些金融監管比美國好的國家，實體經濟中存在太大的問題，最終影響到金融部門。危機之所以能夠迅速蔓延，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已經將其政策（特別是資本和金融市場自由化政策）強加給這些國家，同樣是這些自由市場思想也使得美國惹上了麻煩。32 但是，如果連美國都感覺到花費上萬億美元來救助和刺激經濟很困難，那么，那些發展中國家采取相應的行動一定更會感覺力不從心。
大圖景
在所有這些功能失調的癥狀后面隱藏著一個巨大的事實：世界經濟正在經歷著劇烈的重構。大蕭條正好趕上美國農業部門萎縮。事實上，在1929年股災之前，農產品價格就已經下降。農業生產技術已經得到大幅度提高，這使得美國只用很少比例的人就能生產這個國家消費所需的所有糧食。從以農業為主轉型到以制造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并不容易。事實上，直到出現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才讓人們重新在工廠工作，經濟得以恢復。
今天，隱藏在美國背后的大趨勢是：美國正在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型。同以前一樣，其發生的部分原因是制造業成功地大幅度提高了生產效率，所以只需一小部分比例的人就能生產所有的玩具、汽車和電視以供很多消費者購買。但是，在美國和歐洲，還有另外一個影響因素：全球化。這就意味著要將生產場所和比較優勢轉移到中國、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
和上面“微觀經濟”調整一起發生的是“宏觀經濟”的失衡：當美國本應該進行大量的儲蓄以備嬰兒潮年代出生的人的養老所需時，美國人卻入不敷出，過多的開支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向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去融資，這些國家的生產超過其消費所需。盡管國家間發生借貸現象很正常，一些國家出現貿易赤字，一些國家出現貿易盈余，但是，出現窮國借錢給富國的現象是很奇怪的，這么大規模的赤字是不可能持續的。當一國負債太多的時候，貸款人會對借款人的還款能力失去信心，即使借款人是像美國這樣富裕的國家，情況也一樣。要想使得美國和全球經濟恢復正常，就需要重構經濟以反映新的經濟形勢并且糾正這些全球失衡。
我們不能再回到2007年泡沫破滅前的經濟了，我們也不想回到那種經濟。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那種經濟有很多問題。當然，我們有機會用新的泡沫代替房地產泡沫，就如同我們用房地產泡沫替換高科技泡沫一樣。但是，那樣的“解決方案”只是在推遲問題暴露的時間，任何新的泡沫都可能造成危害：石油泡沫將經濟推向危險的邊緣。對根本問題解決得越晚，世界恢復強勁增長的時間也就會越晚。
美國是否已經采取了足夠措施來保證自己國家不會重蹈覆轍，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式來檢驗一下：問一問美國，如果現在被提出的改革措施能夠實施，那么當前這場危機是否能夠避免？還是依然會發生？例如，奧巴馬改革監管的關鍵是給美聯儲更大的權利。但是，當危機開始的時候，美聯儲已經比先前更有權利了。實際上，無論怎么詮釋危機，美聯儲都是造成這次和上次泡沫的關鍵。也許，美聯儲主席已經學到了教訓。但是，我們生活在一個法治國家，不能僅依賴于人。我們是否需要這樣一種機制，該機制能讓美聯儲首先感知到風險，從而采取行動，確保其他人不會遭殃。現在這套機制依賴于非常危險的經濟哲學，依賴于某個人（或者美聯儲理事會七名成員）的理解力，對這套機制我們有信心嗎？在這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改革的力度很明顯還遠遠不夠。
我們不能在發生危機之前一直什么都不做。但實際上，我們對危機已經采取的措施可能會妨礙我們對深層次問題的解決。第2章將重點闡述我們在應對危機時應該做些什么，并解釋為什么我們現在做得還遠遠不夠。
自由市場的墜落
第2章 自由墜落及其后果(1)
美國經濟從2008年10月開始急速下降，轉而牽連到世界經濟。我們曾經歷過股市崩潰、信用緊縮、樓市萎靡和庫存積壓，但自從大蕭條以后，這些問題再也沒有一起出現過。籠罩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空暴風驟雨似的陰云從來沒有像這次來得那么迅猛，并集聚其所有的能量。盡管所有情況似乎都是同時變糟的，但問題卻有一個相同的根源：金融部門肆無忌憚的貸款。這些貸款刺激了房產泡沫，而泡沫最終破滅。泡沫破滅導致了眼前發生的一切，而這些后果早都在預料之中。這些泡沫及其后果的存在就如同資本主義和銀行業自身一樣悠久。早在大蕭條后的十幾年里，美國就受到類似泡沫的影響，為此政府才在災難過后加強了監管。所以一旦監管被去除，往日噩夢卷土重來就只是時間問題了。所謂的金融創新只是讓泡沫在破滅前被吹得更大，破滅后殘局更難收拾。1
早在2007年8月，經濟就很明顯需要采取果斷措施了。當月，銀行間拆借利率（銀行之間相互借款的利率）與國庫券利率(政府借錢的利率)的差距被迅速地拉大。在“正常的”經濟狀況下，這兩個利率差距很小，而出現較大的差距就意味著銀行之間不再彼此信任。信用市場面臨被“凍結”的風險。每家機構持有的抵押資產變得越來越糟，其他損失越來越大，每家機構都意識到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上潛藏著巨大的風險。它們知道自己的處境有多么危險，它們也只能夠據此猜測其他銀行會有多么危險。
泡沫破滅和信用緊縮會產生不可避免的后果。這些后果不會在一夜之間顯現出來，它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即使有再多不愿意其發生的美好愿望也不可能阻止這些后果的發生：經濟開始放緩。隨著經濟減速，放棄抵押品贖回權的數量在增加。最初只是在次貸市場中出現的房地產問題很快在其他領域內出現。如果美國人不能償還他們的房貸月供，那么他們信用卡還款也會有問題。隨著房產價格的跳水，優質住宅和商業地產出現問題也只是時間問題了。消費者支出的枯竭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很多商業公司的破產，這就意味著商業貸款違約率將會上升。
布什總統卻仍然認為房地產市場的問題不是很大，不會有多少業主受到傷害。當房地產市場價格降低到14年以來的最低點時，他依然在2007年10月17日給國民寬心說：“我現在對美國很多經濟指標還是滿意的。”在11月13日，他又寬慰大家說：“我們經濟的基礎是堅實的，我們擁有一個富于彈性的經濟。”但是，銀行和房地產部門的情況繼續惡化。2007年12月，當經濟步入衰退的時候，他才不得不承認經濟存在問題，“經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和需要關注的地方，但是基礎是好的。”2
當來自經濟學家和商業部門要求采取行動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時候，布什總統采取了他對付經濟問題的老辦法：在2008年2月通過了1 680億美元的減稅方案。很多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預測這一政策不會起效。美國人背負著如此大的債務，正為此焦慮不安，這么少的退稅，美國人為什么會增加開支而不是增加儲蓄呢？事實上，美國人將一半的退稅進行了儲蓄，減稅政策對刺激已經放緩的經濟基本沒起作用。3
盡管布什總統支持了減稅政策，但他還是不相信經濟步入了衰退。事實上，當這個國家已經深陷衰退幾個月時，布什總統還拒絕承認問題的存在。2008年2月28日，布什總統宣稱“我不認為我們正面臨一次衰退”。但沒多久，美聯儲和財政部促成了JP摩根大通對貝爾斯登的收購，收購價僅為每股2美元（后來改成每股10美元），很明顯，泡沫的破滅對經濟造成的影響不再是小問題了。4
當2008年10月雷曼兄弟面臨破產時，同樣是這些官員卻突然改變了立場，允許這家銀行倒閉，這導致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數十億美元的救助。從此以后，他們不能再對衰退視而不見。但雷曼兄弟的倒下只是經濟衰退的結果，不是原因，它只是加速了經濟惡化的進程。
在2008年的前9個月，美國人失去了180萬個工作崗位，610萬美國人由于找不到全日制工作而被迫做兼職。盡管失業日益增加，從2008年1月以來道瓊斯指數已經減少了24%，布什總統和他的顧問依然堅持事情并沒有看起來那么糟，并在2008年10月10日發表演講說：“我們知道問題是什么，我們有對付它的辦法，我們正在迅速地采取對策。”
但事實上，布什政府只會依靠有限的幾個政策，即使這樣，他們也不知道如何使這些政策發揮作用。他們拒絕幫助房主，拒絕幫助失業者，拒絕使用標準措施（增加支出，甚至他們的老辦法——繼續減稅）來刺激經濟。政府只是專注于向銀行注資，而對如何設計一套能夠迅速重啟銀行借貸活動的措施感到手足無措。
隨著雷曼兄弟的倒閉、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國有化以及對AIG的救助，布什政府動用了7 000億美元巨資拯救銀行，這些救助計劃還被冠以一個好聽的名字——“問題資產拯救計劃”。布什2008年秋拯救銀行的政策完全不理會上百萬即將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房主，這就如同向瀕危病人大量輸血卻不顧病人體內正在出血。已經很明顯，除非采取措施改善經濟體的內在質量，并遏制大量抵押資產放棄贖回權的勢頭，單純向銀行業扔錢是不能拯救它們的。資金注入最多只是權宜之計，救助會一個接著一個，甚至同一家銀行需要不止一次的救助（如花旗銀行，當時美國最大的銀行）。5
爭論再起和總統競選
當2008年11月總統大選開始之際，已經很明顯，幾乎每個人（顯然不包括布什總統）都認為我們要為走出衰退而采取更多的行動。政府認為，除了對銀行的救助，低利率政策就足夠了。然而貨幣政策常常有問題，比如它要對1929年的大蕭條負重要的責任，貨幣政策很難帶領這個國家走出衰退。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曾經將衰退中貨幣政策的作用比喻為用手推一根繩子。當銷售不振的時候，將利率從2％降到1％不會刺激廠商修建新的廠房和購買新的機器；當衰退勢頭最為嚴重的時候，產能過剩的問題就會非常明顯，甚至零利率也不能拯救經濟。此外，中央銀行能降低政府支付的利率，但它不能決定企業支付的利率，甚至不能決定銀行是否愿意放貸。我們最多能夠指望貨幣政策不要讓事情變得更糟，就像美聯儲和財政部已經在雷曼兄弟倒閉問題上犯下了管理性錯誤。
包括巴拉克·奧巴馬和約翰·麥凱恩在內的所有總統候選人都同意基本的拯救方案應該包括三個方面：遏制不良抵押貸款的兇猛勢頭、刺激經濟和振興銀行業。但是在每個領域到底具體該做些什么，二人的觀點是不同的。許多已經在25年前出現過的陳舊的有關經濟、意識形態和分配的爭論又死灰復燃了。麥凱恩提出的建議主要關注減稅，以此刺激消費。奧巴馬的計劃則強調增加政府支出，特別是政府投資，包括有助于環境改善的“綠色投資”。6 麥凱恩有一個針對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方案，想讓政府設法接手那些不良貸款造成的損失。在這一方面，麥凱恩花錢可是大手大腳；奧巴馬的計劃則顯得更加溫和一些，他的重點在于幫助房主。但是，沒有一個候選人能夠提出清晰的拯救銀行的思路，兩個人甚至都不敢指出布什總統努力救助存在的問題，他們生怕“攪亂”了市場。
奇怪的是，麥凱恩卻經常表現出比奧巴馬還明顯的平民化立場，似乎更加愿意批評華爾街肆無忌憚的行徑。他好像已經脫離了以大商人俱樂部而聞名的共和黨的傳統。盡管在初選期間，奧巴馬在庫珀聯合學院發表了措辭嚴厲的演講，用于說明為什么我們更加需要完善監管，7但是他也像之前的比爾·克林頓一樣，努力將自己同傳統民主黨反商業的形象保持一定的距離。
沒有一個候選人愿意冒險去深究危機的根源。批評華爾街的貪婪尚可接受，而對產生錯誤激勵并由此鼓勵錯誤行徑的公司治理問題的討論就不敢過于深入；討論普通美國人遭受的痛苦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將它與不足的總需求進行聯系就很危險了，因為這違背了競選的至理名言：“不要把事情搞復雜。”奧巴馬會推動加強勞工參加工會的權利，但這只是被當做工人的一項基本權利，它不會成為經濟復蘇或者旨在減少不平等戰略的一部分。
當新總統就職的時候，人們似乎如釋重負，認為政府一定該做點事情了。在后續章節我會討論奧巴馬政府入主白宮后，他們面對的是什么，他們的應對危機之策是什么，這些會對經濟產生什么影響，它能否防止下次危機的到來。我會試圖解釋為什么政策制定者會采取這些措施，他們在想什么或者他們希望發生什么。最終，奧巴馬團隊采取了保守的策略，我將這種策略形容為“應付差事”的做法。但可能與我們的直覺相反，這種策略是非常危險的。奧巴馬總統的計劃所帶來的一些負面風險可能在本書出版的時候已經顯現，另外一些風險只有在幾年后才能出現。但剩下的問題是：為什么奧巴馬和他的智囊團會選擇“應付差事”的做法呢？
第2章 自由墜落及其后果(2)
經濟的演化過程
當經濟處于下跌的時候，很難制定應對之策。但是一想到衰退總會結束，似乎還有一些慰藉。
正如我和其他人已經預測到的那樣，2007年年中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導致了隨后的衰退。在雷曼兄弟破產之前信貸市場已經變糟了，之后信貸市場變得更加糟糕。面對高漲的信貸成本（如果廠商能獲得信貸的話）和低迷的市場，廠商迅速通過削減庫存來做出反映。訂單量迅速下滑，幸好其下滑速度還沒有GDP下滑得那么嚴重，那些嚴重依賴投資品和耐用消費品生產的國家，因在這些商品上支出的延遲而遭到非常大的沖擊（從2008年年中到2009年，日本眼看著它的出口降低了357%，德國則下降了223%）。8 最好的消息是2009年春出現的經濟復蘇跡象，曾在2008年年底和2009年年初遭受最嚴重沖擊的行業開始了復蘇，那些曾經被嚴重耗盡的庫存開始有所增加。
仔細了解一下其就職時接手的基本經濟狀況，就會使奧巴馬感到沮喪：上百萬的房主正面臨被取消抵押品贖回權的威脅，在很多地區，房地產價格依然在下跌。這意味著還有上百萬的房屋抵押者是潛在的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房主。失業在增加，數十萬人的失業救濟金將要到期，由于稅收大幅減少，各州被迫裁員。9 奧巴馬增加政府支出的經濟刺激方案會對情況有所幫助，這也是奧巴馬獲得的第一個成果，但這只是阻止了事情的進一步惡化。
銀行被允許從美聯儲那里以很低的成本進行融資，這些借款都缺乏抵押品并被用于風險投資。2009年上半年，一些銀行報告出現盈利，這些盈利大多數都是基于賬面和交易利潤（也就是投機利潤）的，但是這種投機交易不會使經濟迅速向好。并且，如果這些投機賭博沒有成功，美國納稅人付出的代價將會更大。
只要這些銀行在第一輪的危機中不被抵押貸款、商業地產、商業貸款和信用卡業務的損失徹底打垮，它們就會利用這些低息的資金并將其以更高的利息貸出，銀行業競爭的減弱意味著它們可以提高貸款利息的能力增強了，從而慢慢開始充實資本金，恢復元氣。如果沒有其他的不幸發生，銀行將會渡過難關，不再有危機發生。幾年后（當然這只是愿景），銀行業會重新振作，經濟也將恢復正常。當然，銀行在努力充實資金時所收取的高利息會阻礙經濟的恢復，但這是我們避免殘酷政治爭斗所必須付出的一部分代價。
銀行（包括為很多中小商業活動貸款的小銀行）幾乎在每種類型的貸款（商業和居民地產、信用卡、消費和商業貸款）中都面臨著壓力。2009年春，政府對銀行進行了壓力測試（事實上測試的壓力并不太大），以觀察銀行在高失業和房地產價格下跌的情況下能堅持多久。10 但即使測試證明銀行是健康的，去杠桿化過程（降低曾在經濟中盛行的高負債）也會使經濟的疲軟持續更長一段時間。銀行已經憑著它們那么一點點股本（它們的原始本金或者凈資產值）借了大量的債務，從而形成大量的資產，這些資產有時高達它們股本的30倍。房主們也憑借他們房子上的那點凈資產借了很多錢。很明顯，建立在這些凈資產之上的債務太多了，債務水平將不得不降低，但做到這一點會很難。但是，當債務真的減少的時候，那些原本由債務支撐的資產價格將會下跌。財產上的損失將會對經濟的很多方面產生沖擊：大量破產將會出現，即使有些企業和個人沒有破產，它們也會減少支出。
當然，美國人有可能繼續像以前那樣以低儲蓄的方式生活，但是，那樣做就太魯莽冒險了。實際數據說明美國人并沒有這么魯莽，美國居民儲蓄率已經上升到5%。11 虛弱的經濟意味著美國居民儲蓄越多，越是有更多的銀行虧損。
一些人希望用出口來拯救美國經濟，2008年，出口確實幫助美國減緩了一些經濟下跌的趨勢。但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世界里，經濟系統中某一個地方出現的問題都會迅速地對其他地方產生影響。2008年的危機使得全球經濟同時疲軟。這表明美國不可能再通過出口走出危機，盡管在10年前東南亞國家曾經這么做過。
1990年，當美國開始發動第一次海灣戰爭時，科林·鮑威爾將軍明確表達了后來被稱為“鮑威爾主義”的思想，其中一個關鍵點就是使用壓倒性力量迅速擊潰對手。在經濟當中，也應該有類似的思想，也許該叫克魯格曼—斯蒂格利茨主義。當經濟衰退的時候，比如像2009年年初世界經濟表現得那樣極度虛弱時，拯救方案就必須具備壓倒性力量。政府經常對已經計劃要支出的項目有所保留，但是，如果沒有足夠的支出，經濟便不會出現持續復蘇的效果。特別是當事實越來越清楚地表明奧巴馬政府已經低估了經濟下跌的勢頭和持續增加的失業情況時，再使用不夠充足的“彈藥”進行攻擊是非常危險的策略。更糟糕的是，政府還繼續沒完沒了地支持銀行，如果這樣下去，美國經濟及其境況不佳的金融部門的前景似乎不會太妙。
前景
在我們遺忘大蕭條的教訓之前，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已經影響美國經濟生活接近50年了。2008年，當我們面對傷痕累累的美國金融系統和經歷艱難的經濟轉型時，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在我們經歷危機之后，我們需要什么樣的金融市場和經濟。我們現在的行動將會影響未來10年的經濟基本格局。我們要對未來有新的展望，這不僅僅是因為我們原有的發展模式已經失敗，而且因為我們在付出沉重的代價之后才知道支撐原有發展模式的假設是有問題的。世界正在改變，我們已跟不上時代了。
奧巴馬的能力之一就是能讓民眾獲得一種希望，一種對未來可能發生變革的感覺。然而從根本上說，“去掉偽裝”的奧巴馬是一個因循守舊的人：他并沒有給出另外一幅資本主義的未來前景。除了前面提到過的他在庫珀聯合學院的著名演講以及對將救助資金發放獎金一事附庸的批評之外，奧巴馬很少闡述從廢墟中重建的金融系統會是什么樣的，該系統又該如何發揮其功能。
對美國的未來而言，奧巴馬采取了更加廣泛和實用的做法，他信誓旦旦地要完善美國的醫療保健、教育和能源部門，當糟糕的經濟消息總是不斷襲來的時候，人們自然會感覺失望，而此時，奧巴馬的措施是里根式的，他試圖讓這個國家從失望中看到希望。奧巴馬還有另外一個愿望，他希望這個國家能比喬治W布什掌政時少一些分裂，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能夠少一些。奧巴馬總統可能是想避免對美國經濟中已經出現的問題進行更深入的爭論，特別是關于金融部門所犯下的錯誤的討論，因為他擔心如果這樣做，會在最需要團結統一的時候挑起矛盾沖突。徹底的大討論到底是會增加社會的凝聚力還是會加劇社會沖突呢？如果真如有些觀察人士所言，經濟和社會只是得了輕微的小傷，那么最好的辦法可能就是讓傷口自我愈合。然而，現在的癥狀更像是長了膿瘡，要想治好它，唯一的治療方法是將傷口暴露在陽光下殺菌。
盡管形成統一的愿景有一定的風險，但是缺乏這一愿景也同樣有風險。沒有這一愿景，整個改革進程就會被金融部門所操控，讓這個國家的金融系統比先前失敗的那個還要更加脆弱，更缺乏對風險的管理能力，更無法有效地將資金配置到它們應該被投入的部門。我們需要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高技術部門、創造新的商業、擴大原有的生意。我們已經向房地產部門輸送了太多的資金，多到已經超出了這些人的還款能力。金融部門一直被認為會將資金配置到對社會回報最高的部門，但很顯然，這種看法是錯誤的。
金融部門有它自己的愿景，它們希望盡可能地賺取更多的利潤，渴望回到2007年之前的世界。金融公司認為它們自己的生意是最重要的，也為它們自己的規模和利潤率而自豪。但是金融系統應該只是經濟達到某一特定目的手段，其自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金融部門巨額的利潤可能是以犧牲經濟體其他部門的繁榮和效率為代價的。盡管有些金融部門可能需要加強，比如為中小商業貸款的金融公司,但總體來說，過于龐大的金融部門不得不瘦身了。
奧巴馬政府對美國的金融系統為什么會失敗并沒有一個清楚的認識，或者至少沒有明確地講出來。它們對未來沒有規劃，對過去的失敗沒有正確的理解，它們的反應是雜亂無章的。一開始，它們說的只是一些老生常談，如需要加強監管、銀行業要更有責任等，而不是要求重新設計金融系統，管理當局只是花費大筆的金錢來加強已經失敗的現有金融系統。那些“越大越不倒”的機構不斷地接受政府的救助，但是，大銀行正是造成這次麻煩的主要機構，流向它們的公共資金只會縱容經濟系統中這個最愛出問題的部門。與此同時，政府就很難再相應地花錢在其他金融機構，而恰恰是這些金融機構向經濟系統中最具活力的部門——新企業和中小企業提供了資金。
第2章 自由墜落及其后果(3)
一場大賭局：金錢和公正
有些人可能認為奧巴馬政府的舉措是實用主義的，是一種對現有政治力量符合現實的折中和妥協，甚至認為這是治理經濟的明智之舉。
在競選之后的那些日子里，奧巴馬面臨了兩難選擇。他一方面想要平息華爾街風暴，另一方面還需要指出華爾街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并表明美國的利益。奧巴馬一開始給自己定了個很高的基調，認為每一個人都希望他能夠成功。但是他應該知道，在這場平民百姓和華爾街之間的經濟戰爭中，如果他站在中間，那么他不會討到任何人的歡心。總統被夾在中間了。
在克林頓執政時期，這種緊張的關系只是被捂在表面之下了。克林頓組建的經濟顧問班子具有多元性，其中左翼人物有羅伯特·里奇，他是克林頓在牛津大學時的老朋友，也是當時的勞工部部長；右翼人物有羅伯特·魯賓、拉里·薩默斯、艾倫·布林德，勞拉·泰森和我是經濟委員會中的中間派。這是一個真正有著相互沖突觀點的內閣，盡管說話通常都很禮貌，但是爭論是很激烈的。
我們經常激烈地爭論什么應該被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是應該關注減少赤字還是要對人們的基本需求（人道性的福利改革和擴展性的健康醫療改革）進行投資和保障。我總是認為克林頓本人是傾向于左翼和中間派的，但現實中的政治和金錢卻導致了不同的結果：在很多方面都是右翼獲勝，特別是1994年的國會選舉之后，共和黨獲得了國會的多數議席。
很多人不喜歡我們對公司福利政策的批評，因為公司福利政策允許以補貼和稅收優惠的形式給美國企業巨額的好處。魯賓不僅不喜歡公司福利這個術語，他甚至認為這個詞帶有階級斗爭的味道。我對里奇說：這不關階級斗爭的事情，這是個經濟問題。資源是稀缺的，政府的職責就是讓經濟更加富有效率，幫助窮人和那些沒辦法養活自己的人，而那些給公司的補貼降低了經濟效率。這種財政轉移用錯了地方，特別在這樣財政緊張的年代。這些財政款項應該流向貧窮的美國人或者有較高投資回報的基礎設施和技術領域（從全國整體來看，華盛頓對這種款項的支持還是太少），而不是流向已經非常富裕的公司。
在布什政府走下坡路的那些日子里，給予公司的福利卻創了新高，其任何前任政府都無法想象該項支出會有這么龐大。這一公司安全網的覆蓋面已經從商業銀行延伸到投資銀行，再到保險公司，覆蓋到那些不僅自己不繳費抵抗風險（實際上讓納稅人為它們買單），而且還總是想方設法逃避納稅的公司。當奧巴馬就任時，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是，應該維系給予這些公司的福利政策，還是要尋找一種新的平衡？如果奧巴馬要給這些銀行更多的錢，那么他是否應該堅持要求這些銀行要有一些責任感，以確保納稅人能獲得相應的回報？如果華爾街已經拯救了那些不幸瀕臨破產的企業，那么它們向政府要錢的要求并不過分，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這次，奧巴馬決定要賭把大的，特別是在重構銀行體系這個關鍵問題上，他采取的政策又回到了布什總統的老路上，但沒有使用資本主義的通常做法：當一家公司不能支付債務的時候，它會破產或者被接收，通常股東會失去一切，而債權人會變成新的股東。類似地，當銀行不能償還所欠款項，它會被迫被接管。為了安撫華爾街，也許是為了加速復蘇，奧巴馬決定要冒惹怒老百姓的風險。如果奧巴馬的策略能夠奏效，那么一場更深層面的意識形態之爭也許能夠避免，如果經濟能夠很快復蘇，老百姓可能會原諒對華爾街的慷慨援助。然而，這一切都面臨著巨大的風險：短期內經濟是否能恢復、中期內美國的財政狀況會如何、長期內我們的公平感和社會凝聚力是否會遭到破壞，這一切都是不確定的、有風險的。雖然每一個戰略都有風險，但現在我們不是很清楚，奧巴馬的戰略是否能在長期內最小化這些風險。他的策略甚至存在使很多企業疏離金融市場的風險，因為這些企業看到政策都受到大銀行的控制，這個賽場已經偏向了那些大銀行，并且在未來這種傾向會更加明顯，而當初出問題的卻正是這些金融系統的大銀行。
為不斷流向銀行的資金而支付的成本會很高，它可能會使得奧巴馬在競選時計劃要完成的事項大打折扣。奧巴馬并不希望在其任期內淪為銀行系統的急救醫生。比爾·克林頓已經為了減少赤字而不得不放棄他的很多其他政治夙愿。同樣，為了讓銀行重獲資金，并讓銀行恢復正常以使其能像當初那樣肆無忌憚地行事（這些行為曾讓經濟陷入麻煩），奧巴馬可能會被迫放棄更多其他的政治理想，更加缺乏總統的滿足感。
秉承布什政府的政策，奧巴馬繼續著對銀行的救助，這樣的賭博會有許多方面的變數。如果經濟下滑最終比他想象的還要嚴重和持久，或者銀行的問題比它們聲稱的更加嚴重，那么拯救銀行的成本將更加巨大。奧巴馬可能會由于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最終解決這個問題。他們需要更多的資金進行第二輪的經濟刺激。銀行對救助資金的揮霍使用可能讓國會惱怒，從而使得銀行無法再從國會獲得資金。同時不可避免的是，在銀行方面更多的開支一定會導致其他方面的支出減少。奧巴馬的道德權威甚至會遭到質疑，因為其總是致力于給予那幾個曾將美國和全世界帶到崩潰邊緣的利益集團以救助。民眾對金融部門的不滿會與日俱增，因為這些部門總是動用大量金錢來購買“政治影響”，這些影響力先是使它們逃避了監管，然后又使它們攫取了上萬億美元的救助資金。現在還不是很清楚民眾對金融機構的這些偽善行徑能夠再容忍多久，這些長期表面上提倡“財政責任”和自由市場的金融機構一直以道德風險為由拒絕幫助貧困的房主——它們認為現在幫助房主只會導致將來更多的救助并會削弱房主還款的動力，但同時這些金融機構卻為它們自己無節制地索要救助資金。
奧巴馬很快就會知道他的這些金融市場的新朋友是非常善變的。他們會接受數十億美元的資金作為援助，但是，一旦奧巴馬向美國民眾對金融大鱷們巨額薪酬的主流聲討之聲流露出些許支持，他們就會變得非常憤怒。但是，如果奧巴馬不對這些批評表示支持，那么他就是漠視普通美國民眾的感受，要知道美國民眾是不愿意給銀行渴望的金錢的。
銀行家讓美國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使得美國人非常憤怒，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一些美國人對銀行體系的過激言論也是在意料之中的，銀行家不應該覺得奇怪；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當對那些接受救助的銀行管理層的薪酬水平進行限制的法案通過時，這些法案被銀行家指責為“紐倫堡法案”。12花旗集團董事會主席聲稱：每個人都應該為這場危機負些責任，但現在的輿論氛圍更多的是要逮著一個惡棍，然后辱罵這個惡棍。13 一位接受“問題資產拯救計劃”救助的公司高管的夫人爭辯說，美國銀行家遭遇的羞辱來得更快、更嚴厲。14 很顯然，傷害別人的人卻認為自己受到了傷害。
如果奧巴馬由于讓銀行薪酬問題廣受關注而遭到銀行家們那么嚴厲的反擊，這無疑恰好為奧巴馬清楚地指明了金融部門在經歷這場危機后的改革方向。銀行已經不僅僅發展到大而不倒的程度，而且還擁有太大的政治權利以至于無法對其約束。如果一些銀行因為太大就不允許其倒閉，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允許它們變得那么大？美國人本應該擁有21世紀的電子資金匯兌系統，該系統的優點在于應用先進技術，只需收取很少的交易成本，但美國銀行卻不愿采用此系統。美國本應該擁有至少和德國或者其他國家一樣好的抵押貸款系統，但是美國沒有。為什么這些被美國納稅人拯救的金融機構還被允許繼續通過欺騙性信用卡業務和掠奪性貸款方式“獵食”美國的普通民眾呢？大銀行倒是能夠對這些質疑給出并不友好的解釋。
我在前面說過，在克林頓執政期間，一些內閣成員認為我們有些人（比如我和羅伯特·里奇）把給美國富裕公司補貼的數十億美元貼上“公司福利”的標簽會招致階級斗爭。如果針對那些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并不太嚴重的補貼行為真的會招致那么嚴重的責難，那么我們可以想象人們會對向美國銀行部門史無前例的資金救助譴責成什么樣子。
第2章 自由墜落及其后果(4)
慣用模式已無計可施
當美國滑入危機后，我擔心曾多次在發展中國家看到的情況在美國也會發生。導致危機惡化的銀行家們會利用民眾的恐慌重新瓜分財富，他們會從民眾的口袋里為自己強取豪奪。每一次，納稅人都會被告誡，要想使經濟復蘇，政府就不得不為銀行重新注資。在那些先前的危機中，在銀行的甜言蜜語下，政府給了銀行數十億美元的資金，經濟最終復蘇回來（每一次衰退都有結束的時候，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并不是很清楚救助會加快還是阻礙復蘇）。15 隨著復蘇的出現，為此慶幸的國家會如釋重負，也就不會太關注表面之下更深層次的問題。1994～1997年，為拯救墨西哥銀行而付出的成本估計相當于該國GDP的15%，這部分資金的絕大多數都流入到有錢的銀行家手中。16 盡管有巨大的資金注入，銀行也沒有真正恢復借貸，信貸供給的減少使得墨西哥在接下來的十幾年中經濟增長乏力。十幾年后，墨西哥工人的工資（經通貨膨脹調整）更低，不平等現象更加嚴重。17
正如墨西哥危機并沒有削弱墨西哥銀行家們的權勢一樣，美國的危機也并不意味著金融部門影響力的終結。金融部門的財富可能減少了些，但是不知何故，其政治資金依然存在。金融市場依然是美國政治中唯一最為重要的因素，特別是在經濟領域。它們的影響力既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
在過去10年，金融市場中的公司已經花費了數十億美元去游說所有政治黨派。18 它們收獲頗豐，這些政治投資的回報要比銀行在其專業領域（如在市場上投資和貸款）的回報高很多。它們通過去監管化獲得了第一桶金，它們又通過大規模的政府救助收獲了更豐厚的回報。我敢肯定，它們還希望通過在阻止重新監管上的“投資”去收獲更多。
華盛頓和紐約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也使得很多人有動力去阻止新管制的產生。很多官員都直接或者間接地與金融業有瓜葛，而他們卻被要求去為金融業（他們自己的行業）制定規則。當負責為金融部門設計政策的官員都來自金融部門內部時，我們又怎么能指望他們來提出什么明顯有別于金融部門自己想法的觀點來呢？也許在某種程度上，上述觀念是我的一種狹隘之見，但是，一個人是不可能完全不顧及自己的私利的。當個人財富和未來工作的保障都依賴于銀行表現的好壞時，那他會更易于附和這樣一種觀點：對華爾街有好處的對美國就有好處。19
在美國，如果想要了解金融市場特殊的重要影響力，你可以看一下政府對銀行業和汽車業明顯不同的態度。
對汽車業的救助
銀行并不是唯一的不得不被救助的公司。當2008年即將結束的時候，三大汽車制造商中的兩個——通用和克萊斯勒處于崩潰邊緣。當銷售急劇下降的時候，即使管理良好的汽車公司也會出現問題，更何況沒有人認為這兩家公司的管理是良好的。人們擔心可能會出現災難性的后果：它們的供應商會破產、失業會猛增、下滑的經濟會惡化。但是那些曾跑到華盛頓請求援助的金融家們現在卻赤裸裸地（即使在公共場合）反對對汽車業的救助。他們認為，銀行是經濟的血液，理應進行救助，但那些生產實際產品的公司是否需要救助，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真是這樣，那么我們就知道資本主義要走到頭了。
對于是否讓這幾家公司繼續生存一段時間，布什總統猶豫不決，并將這個問題踢給了他的繼任者。作為獲得援助的交換條件，這幾家公司需要制訂一套切實可行的生存計劃。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雙重標準：與AIG高管的工資合同不容改變，但是與幾家接受援助的汽車廠商的工人的工資合同需要重新談判。低收入工人必須削減工資,盡管他們已經辛苦勞作了一生，并且他們根本沒做錯什么，但是，那些將這個世界帶到金融崩潰邊緣的銀行家們卻可以坐享上百萬美元的薪酬。他們太“珍貴”了以至于不得不為挽留他們而支付重金，即使公司根本沒有利潤供他們發放獎金。銀行高管能夠繼續他們的高收入；汽車公司高管則不得不放下自己的身段。然而，放下身段還是不夠的，奧巴馬政府還是要迫使這兩家公司破產。
上面所說的做法符合資本主義的標準游戲規則：破產時，股東失去一切，債權人和其他權利主張人（聯合醫療保險基金和救助公司的政府）成為新的股東。美國已經進入了政府干預經濟的新階段。這種做法可能是必要的，但是有諸多地方令人疑惑，為什么有雙重標準？為什么銀行獲得的待遇與汽車公司卻有天壤之別？
上述情況進一步彰顯了美國在重建時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做事草率，政府在2009年夏援助500億美元給汽車公司，這些都是權宜之計，政府對這些公司并沒有什么信心，這些公司的大多數管理人員并沒有被調整（盡管通用的領導人發生了變化），這些公司在過去25年里在與日本和德國的競爭中已經落敗，因此不指望它們會突然變得出類拔萃。如果汽車公司的改造計劃不能成功，那么美國的赤字就會增加500億美元，而經濟重建的工作卻沒有什么起色。
對變革的抵觸
當金融風暴襲來時，不僅銀行而且政府也沒有真正認真地反思與討論，一個好的金融系統應該是什么。銀行家們只想著怎么把錢摟進自己的腰包。而當有新的監管苗頭出現時，他們則會迅速地敲響警鐘。2007年1月，危機的陰云已經籠罩，商業巨頭齊聚達沃斯，他們最為強烈關注的就是擔心人們的“過度反應”，也就是擔心出現更多的監管。他們也承認其過去的做法有些過分，但他們已經從中吸取了教訓，并且已滿足于此。風險是資本主義的組成部分，他們則聲稱真正的風險是過度的監管，這會扼殺創新。
但是光給銀行更多的錢是不夠的。它們已經失去了美國人民對它的信任，這是它們的報應。它們的“創新”既沒有帶來更高的持續增長，也沒有幫助普通的美國人管理好他們的房屋風險，它們只是制造了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衰退和大規模的救助。只給銀行注資，而不改變銀行面對的激勵和約束，那就相當于讓它們回到它們的老路上。實際上，已經發生的事情很大程度上也證明了這一點。
金融市場的這些玩家的策略很明顯：讓那些呼吁要對銀行部門進行真正變革的人士在那里反復爭論吧！在意見統一之前，危機就會結束，隨著危機的結束，改革的推動力也就會消失。20
第2章 自由墜落及其后果(5)
面對災難的權宜之計
新總統面臨的最棘手的挑戰是如何選擇他的領導團隊。被任命的人要能體現和實現總統的理想，在一個像經濟這樣異常復雜的領域，團隊成員要做到真正的全盤考慮。新總統有一個很大的窘境：不論是人員方面還是政策方面，他是選擇繼承還是變革？在克服變革的阻力方面，他需要花費多少政治資本？
布什團隊包括2006年總統任命的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蒂莫西·蓋特納和財政部部長亨利·保爾森。
當本·伯南克接手這個正在膨脹的泡沫時，他沒有刺破它。21 依賴于這些泡沫，華爾街正享受著創紀錄的利潤。如果伯南克采取行動刺破它或者只是緩慢地緊縮，這都會讓華爾街不高興。即使伯南克承認出現了泡沫，他也面臨著兩難選擇：如果他發出了警示，比如，如果他想叫停肆無忌憚的房地產貸款和基于這些貸款之上的復雜證券化產品，那么人們就會譴責伯南克由于緊縮了泡沫而減緩了經濟。到處充斥著不友善的言論，將他與其前任艾倫·格林斯潘進行對比，告訴他格林斯潘都知道如何慢慢緊縮泡沫或者干脆讓它一直存在下去。
但是，伯南克會讓泡沫存在下去還另有原因。也許他非常相信格林斯潘的花言巧語；也許他真的相信這里不存在泡沫，只是有一點點過熱；也許他相信，在任何情況下，不到泡沫破滅之時，人們是無法確定是否存在泡沫的。22 也許他和格林斯潘一樣，相信美聯儲沒有辦法慢慢地收縮一個泡沫，而等到泡沫破滅之后去修復損失則相對會更容易一些。
不過，讓任何一個嚴肅的經濟學家不為此擔憂也很難，憂心忡忡的他們不得不告誡眾人。一位央行行長制造了泡沫，其繼任者聽之任之，并將泡沫吹得沒了邊。無論何種情況出現，這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蒂莫西·蓋特納已經在很早就開始發揮作用。他很早就是拉里·薩默斯和羅伯特·魯賓這兩位克林頓去監管化運動設計師的副手。更重要的是，他掌管著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并監管著花旗銀行這個最大的巨無霸銀行，該銀行在2007年的資產接近23 600萬億美元。23 2003年以后，他就被任命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主席，并成為該地區的主要監管者。顯然，作為紐約這些銀行的監管者，他不認為這些銀行做錯了什么，盡管這些銀行很快就需要政府上千億美元的援助。當然，他在演講中也曾警告過銀行過度冒險是危險的，但他也只是作為監管者泛泛而談，并沒有持之以恒。
危機期間,布什領導團隊中的第三個成員是亨利·保爾森。與克林頓的財政部部長羅伯特·魯賓一樣，他也是在執掌了高盛公司一段時間后就職于華盛頓的。他很走運地轉行到了公共服務部門。
很明顯，奧巴馬，這位在競選時許諾選民要進行真正變革的總統如今實際上只是做了些權宜之計的變動。華爾街的人們已經使用他們慣用的手法（利用人們對危機在整個市場上蔓延的懼怕）獲得了他們想要的東西。奧巴馬團隊也是一個愿意以優惠條件為銀行慷慨解囊的團隊。蓋特納取代保爾森成為財政部部長，伯南克還在職位上，他的這屆任期到2010年年初結束，但是奧巴馬2009年8月已經宣布他會繼續提名伯南克連任，直至2014年。
為了協調經濟顧問團隊，奧巴馬任命了魯賓的前副手拉里·薩默斯，他一直聲稱自己在1999～2001年就任財長時取得的最大成績就是沒有對激增的衍生產品進行管制。奧巴馬一定知道（一定也有人向他建議）要在新的決策團隊中安排新面孔的重要性，這些新人要與過去的很多事情沒有利益瓜葛，這些事情包括給我們帶來麻煩的放松監管運動以及2008年從貝爾斯登到雷曼兄弟直至AIG的艱難的救助事件。
奧巴馬團隊中的第四位成員謝拉·貝爾也是一位曾在上屆政府任職的官員，她是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的主席，該機構為存款進行保險。盡管布什面對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劇增而不管不問之際，貝爾已經大聲疾呼要通過重組抵押貸款來幫助這些房主，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奧巴馬新團隊中的一些成員日漸醒悟的時候，她卻似乎看起來更像經濟團隊中全身心力挺大銀行的人員。許多避開了國會而對銀行進行的歪曲真相的資助都得益于FDIC的“魔力”，這家自稱保護小儲戶的機構并沒有確保銀行債券的安全，而是借錢給對沖基金以幫助它們在日益膨脹的價位購買銀行的“有毒”資產。
正如《紐約時報》所說：現在的問題是“他們（奧巴馬的經濟團隊）是否從錯誤中吸取了教訓，如果是，那么這些教訓是什么”。24 奧巴馬確實已經選擇了一個由誠實公務員組成的團隊，他們也在盡職服務于這個國家。但這不是問題所在，問題是這些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以及美國人又是如何看待他們的。我們需要對金融市場有新的遠景規劃，現在正需要利用奧巴馬及其經濟團隊的全部政治和經濟手段去形成、明確并實現這一遠景。那些與過去的錯誤有很多瓜葛的人們是否能夠正確提出并下定決心實現這些遠景呢？他們是否已經吸取了正確的經驗教訓呢？很多官員身負監管決策的重任，但他們對這一問題卻一直有根深蒂固的觀念。在心理學上存在一種稱為“頑固認同”的現象，人們一旦采取一種立場，他們就會感覺被迫要捍衛這一立場（盡管他們可能也認為這一立場有問題）。經濟學家持相反的觀點：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經濟學家認為人應該向前看，評估過去的立場是否奏效，如果沒有，就應該改變到新的立場。毫無疑問，在這里，心理學家是正確的，而經濟學家錯了。盡管面對目前大量的不利證據，那些鼓吹放松管制的既得利益者還是依然設法讓他們的想法被更多的人接受。現在，好像是應該他們承認錯誤、接受加強監管的觀念的時候，但是，至少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做法卻令人擔憂，他們努力使這些新的監管盡可能地與他們固有的觀念相一致。當他們聲稱自己過去采取的監管（比如對劇增衍生產品的監管）是“恰當”的監管，不過分嚴厲也沒有太寬松，是一種居于二者之間恰好的做法，他們的這些言論能被相信嗎？
還有其他原因使得我們擔心經濟團隊保留很多上屆官員可能存在的問題。危機已經表明該團隊的經濟分析、模型和判斷存在嚴重的問題。但是，不可避免地，這個經濟團隊更愿意將此次危機產生的根源歸于其他方面。他們不愿意很快意識到危機是泡沫價格刺激大量不良貸款造成的后果，而是更愿意相信市場只是暫時出現衰退，只需要恢復“信心”，房價就會反彈回來，經濟也就能復蘇到危機前的水平。存有這種幻想的基本經濟政策是危險的，這與危機前銀行肆無忌憚的放貸一樣危險。它的后果會在隨后的幾個月里顯現出來。
然而，這還不僅僅是如何看待經濟的問題。如果一定要有人承擔損失，那應該是美國的納稅人還是華爾街？奧巴馬的許多顧問都與金融市場及其過去的失敗有很多瓜葛，這些人聲稱他們已經在沒有削弱銀行放貸能力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懲罰了銀行，讓銀行盡可能多地做出了犧牲。這些話能讓人相信嗎？美國人能相信這些顧問是在為納稅人工作嗎？還是在為華爾街服務？
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就是要求公司為自己的行為承擔相應的后果。該原則以及公正性都要求銀行雖然不必為它們造成的損失承擔全部成本，但它們至少要承擔恢復金融系統的全部直接成本。但是銀行聲稱讓它們承擔損失將會有害于它們的恢復。盡管那些存活下來的銀行在關鍵時刻都受惠于政府的資助，但它們還是認為讓它們承擔失敗的成本有失“公允”。奧巴馬政府也站在銀行那邊。奧巴馬政府聲稱它們之所以這么做不是因為想給銀行什么饋贈，而是再沒有什么其他可以挽救經濟的方法了。美國人有充分的理由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實際上，我們有其他更好的方法（這一點我將在后續的章節中進行說明），這些方法能夠更好地保護和加強美國的金融系統，更好地重啟信貸，這些方法在長期內將會讓美國的國家債務減少成千上萬億美元，讓美國處于更加公平的環境中。但是，這些方法會讓銀行的股東和債權人變得更窮一些。所以，那些對奧巴馬拯救方案持批評意見的人根本不奇怪奧巴馬團隊（他們與華爾街有密切關系）會反對這些更好的方法。
過多保留前任政府的官員有很多問題，至少從表面上看，這使得奧巴馬會因許多美聯儲所做的決策而被公眾批評。在布什政府時期，美聯儲和財政部似乎就穿一條褲子，這種親密的關系保持到了奧巴馬政府。沒有人能確定誰最后說了算。天衣無縫的權利轉移就說明政策不會有什么改變。保爾森向AIG施恩的890億美元救命稻草就已經很糟糕了——他的老朋友高盛公司是唯一的最大受惠者。但是，這樣的救助最終還是被翻倍到1 800億美元（其中的部分資金救助發生在奧巴馬政府期間）。更糟糕的是勉為其難地要求AIG接受相關義務的方式，其中將130億美元轉交給高盛公司是最讓人感到無恥的做法。試想，如果一家保險公司決定要取消一個普通美國人的火災保單，它將使這個人很難找到其他保險公司愿意為其承保。但是，當政府決定取消AIG給高盛的保單的時候，它卻向高盛支付了賠額，仿佛高盛已經遭受很大損失一樣。這種恩惠沒有任何公正性可言，其他信用違約互換也已經被規定只需償付13%。25
上述及其他相關事件使得人們更加關注危機期間隱藏在一些決策（不論其最終是否被執行）背后的動機。例如，政府怎么就認為銀行應該“大而不倒”呢？或者更準確地說，銀行太大了以至于為了保護那些債券所有人和股東而不惜放棄資本主義通用的規則。政府就沒想過對銀行進行拆分、征稅或者施加更多限制，讓它們不再龐大到“大而不倒”。26 同樣地，人們也會奇怪為什么政府在討論完抵押貸款重組的重要性之后，還會設計出那么缺乏效率的拯救方案。答案（在第4章中會進一步討論）雖然很明顯，但卻令人不安，那就是如果政府對銀行采取措施就會迫使銀行承認其不良貸款造成的損失，而政府并不希望看到這一點。
第2章 自由墜落及其后果(6)
舊有矛盾的新表現形式
美國對銀行的懷疑由來已久，特別是對大銀行，這一點體現在對第一任財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提議建立國家銀行的爭論上。紐約和其他大城市都制定了對州際銀行進行監管的制度以限制大銀行的權利（這些法案最終被克林頓廢除）。普通百姓依賴于銀行為其提供資金，銀行的利潤也來自對普通百姓的貸款。這是他們表面上的關系，但是實際上，他們之間缺乏信任。
華爾街和普通百姓之間的沖突是不同經濟團體之間復雜沖突的典型代表。2008年的嚴重衰退更是凸顯了二者之間實際利益和觀念的沖突。華爾街和美國其他群體之間原有的沖突有了新的表現形式。這次，銀行用槍指著美國人的頭說：“如果你不給我更多的錢，你便會遭殃。”所以，銀行說現在的做法是唯一的做法，別無選擇。如果對我們強加限制（如果讓我們停止分紅和分獎金），抑或讓我們的管理層承擔責任（就像政府對通用的做法），那么我們以后將再也不會籌集資金了。也許它們是對的，如果銀行真的停止籌集資金，那么美國經濟會持續低迷，到那時沒有哪個政治家愿意為此背黑鍋。華爾街利用人們對經濟崩潰的恐懼迅速地從美國納稅人手里掠奪走了巨額資金。更令人瞠目的是，華爾街的抱怨之聲此起彼伏，他們抱怨為什么銀行沒有得到更多的錢？為什么人們把這種行為稱為救助？如果人們能夠想出一些更好的詞語，比如“恢復”或者“投資”計劃，那么華爾街就不會有那么多反對的聲音了。研究其他危機的專家知道未來會發生什么：損失已經造成，將要爆發的爭論是誰來為危機買單。
當布什偏袒華爾街并屈服于它們的威脅時，沒有人會對此感到奇怪。很多人都期望奧巴馬能夠采取一些更加兼顧各方利益的政策。不管奧巴馬內心怎么想，他的實際行動至少表明他照顧華爾街的利益更多一些。人們一直指望這位總統能夠照顧到各方利益，但從他選擇的經濟團隊來看，在其就職前他就已經有所偏袒（華爾街）了。
甚至衡量救助是否成功的方法似乎都有所偏袒：當努力向銀行不斷提供援助的時候（一些相關描述我會在第5章中說明），關注的焦點是華爾街會如何做出反應，銀行股價會如何變化。但是，銀行股價的高漲對銀行而言是件好事情，但對納稅人而言通常比較糟糕。普通百姓希望看到的是借貸活動的復蘇，但從這個判定標準看，試圖讓銀行復蘇的所有努力似乎沒有一個是有效的。
利用奧巴馬不太強的政治敏銳性，華爾街使得奧巴馬試圖調和國民利益的努力更加困難，當美國納稅人將數十億美元投向銀行的時候，銀行卻將這些錢用于分紅和發放獎金，而它們還聲稱這樣做是為了讓它們能夠重新放貸。27
當獎金丑聞在2009年2月逐漸達到高潮的時候，奧巴馬不得不表態了。但是在批評亂分獎金一事上，奧巴馬得罪了所有人：當初華爾街對他的情有獨鐘迅速消失，同時，他也沒有獲得普通百姓的信任。
不斷向銀行資助的錯誤行為對政治環境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事實上，這可能會對奧巴馬政府重振銀行、穩定抵押貸款市場及刺激經濟的努力造成政治上的約束。雖然無法說清楚銀行到底需要多少錢，但是越來越多的不受歡迎的銀行救助意味著如果政府還想要更多的資金，將會很難獲得國會的批準。投資者不會愿意參與一些政府主導的項目，因為他們擔心即使這些項目有一些事先約定好的利潤，國會也可能會改變游戲規則，將這些利潤拿走或者施加另外一些懲罰或者限制。
這種情況催生了更加復雜和缺乏透明度的做法。國會被迫要求批準政府所有的支出計劃，但是欺瞞之風會籠罩在整個美聯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日常工作中，人們不能詳細審查這些機構提供出去的資金，但美國人一直認為信息透明是他們民主制度的關鍵要素。28 而美聯儲聲稱《信息自由法案》管不到它，或者至少在一些關鍵方面是這樣。彭博資訊社是一家金融信息提供商，對這一說法提出了質疑。2009年8月，美國地區法院判定美聯儲敗訴。即使這樣，美聯儲還是拒絕接受我們民主制度要求的對公共部門也要信息透明的主張，美聯儲提出了上訴。29
銀行通過大量表外業務操作使其陷入麻煩，它們這樣做是為了欺騙投資者和監管者，現在這些金融術士正在幫助政府當局做同樣的事情，也許這次是為了欺騙納稅人和選民。30
經濟前景
奧巴馬就職9個月后，依然不是很清楚其采取的冒險做法是否奏效。經濟可能已經脫離死亡的危險，已經從災難的邊緣被拉了回來。似乎最好的情形是，2009年秋經濟自由下墜的形勢結束了，沒完沒了的下滑結束了。但是自由下墜的終結并不等同于經濟恢復了正常。
到2009年秋為止，經濟已經出現了幾個月的強勁增長，已經嚴重消耗的庫存又重新增加了。31 但是即使這樣，增長也很難填補經濟實際產出和潛在產能之間的缺口，這意味著在不久的未來，無論是全球經濟還是美國經濟都不會出現強勁的復蘇。事實上，很多人士認為2009年年底和2010年經濟增長將放緩，更多問題會出現在2011年。
經濟重新增長就意味著衰退結束。經濟學家定義衰退為連續兩個季度或更多季度的負增長，所以，當經濟出現正增長,不論這個增長多么軟弱乏力，都將宣告衰退的結束。但對于工人而言，當失業率很高，特別是失業的趨勢還在增加時，經濟就依然處于衰退中。對于企業而言，只要還能看到過剩的產能，那就意味著經濟還在低于潛在產能的水平上運行，那么經濟就還處于衰退之中。只要還有過剩產能，商人就不會投資。
當本書即將付梓之際，要想在一年或者兩年內讓經濟復蘇到其潛在產能水平的希望非常渺茫。拋開一相情愿，認真關注經濟的基本面就會發現，要想使失業率恢復到潛在水平還需要很長的時間。經濟從底部反彈并不意味著就能將經濟帶回其正常軌道，一種可能的情況是，在達到充分就業之前，經濟會被帶入日本式的長期停滯當中（美國的增長可能要比處于長期經濟停滯的日本略好一些，這只是因為日本的勞動力數量是不變的，而美國每年有1%的增長。但是不要讓這點差別迷惑了我們）。經濟的未來走向撲朔迷離，因為其面臨著一個或者多個沖擊：其他金融機構的突然倒塌、商業地產出現問題，甚或只是在2011年已有的一系列刺激方案的結束。正如我在稍后做出的解釋那樣，要想使失業率恢復到正常水平，需要有持續3%的經濟增長，但似乎還沒有看到這種可能性。
很顯然，所有的監管者和賣股票的人都試圖傳遞一種樂觀的氣氛。他們希望，恢復自信將會刺激消費和投資，它甚至會恢復房價，如果這些都發生了，2008年的嚴重衰退就會成為歷史，成為迅速被淡忘的噩夢。
第2章 自由墜落及其后果(7)
股票價格從谷底反彈往往被當成經濟狀況回暖的指針。不幸的是，股票市場價格上漲并不一定意味著一切向好。股票價格上漲可能是因為美聯儲流動性泛濫、利率下跌，股票的回報看起來比債券高。來自美聯儲泛濫的流動性需要找到出口，希望能給更多的商業活動貸款，但是這也可能導致小規模資產的價格泡沫或者股票市場出現泡沫，或者上漲的股票價格反映的是公司能夠成功地削減成本、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資。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預示著整體經濟要出問題了。如果工人的收入依然不高，那么占GDP 70%的消費就會不振。
正如我前面所說的，本次經濟下滑非常復雜，金融危機夾雜著經濟衰退。以前的衰退都是小的暫時性異常，其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前政府將經濟搞得過熱，然后美聯儲又對經濟過猛地踩剎車。32 這種衰退的恢復是容易的：美聯儲承認錯誤，把腳從剎車踏板上挪到油門上，經濟增長就能恢復。另外的衰退則是由于過量的庫存積累。只要過量的庫存被糾正，增長也將會恢復，這通常需要一年的時間。伴有金融系統崩潰的大蕭條則不同。從其他伴有金融危機的衰退中積累的經驗來看，這種情況的恢復會非常困難，需要更長的時間。
我們應該慶幸那些瀕臨崩潰邊緣的銀行并沒有看起來那么極度危險。盡管金融市場的冰雪在融化，銀行的報表也有所改觀，但還是存在大量危險的陰霾。例如，商業地產的崩潰給金融市場帶來了大量迫在眉睫的問題，存在于住宅地產和信用卡債務中的問題也揮之不去，持續的高失業率將給住房抵押貸款和信用卡業務帶來新的問題。新規定允許銀行將那些表現不佳的抵押貸款按照面值計入報表，這使得我們更沒辦法識別銀行系統的健康情況。壞賬會被滾動償還，這不斷拖延了問題暴露的時間。但是很多商業地產貸款已經被證券化，這些貸款不得不在接下來的幾年里被滾動償還，到那時又會出現新的一輪破產和抵押品贖回權的喪失。美聯儲長期使用非同尋常的低息政策支持了商業和住宅地產市場。那么如果美聯儲放棄這些異常的金融市場干預政策后，會發生什么？又或者美聯儲意識到撤回這些攸關銀行存亡的政策非常危險從而遵守諾言繼續支持它們，那情形又會如何？
但是，即使金融系統能恢復得非常健康，實體經濟還是存在問題。因為當我們認真考察總需求的每一組成部分時，我們就很難樂觀起來。即使銀行被完全修復，它們也不會像以前那樣肆無忌憚地進行放貸；即使它們愿意放貸，很多美國人也不會愿意借。美國人已經吸取了深刻的教訓，他們將來一定會比以前儲蓄更多，可能會多很多，以前不論他們是否需要，銀行總將錢大量地借給他們。盡管對一直增加的失業率能否止住還不是很肯定，美國人財富的大部分已經被侵蝕：房產是他們的主要資產，很多人即使沒有眼瞅著它全部消失，也發現它大大縮水，這些資產如果有可能恢復的話，那也是數年之后的事情了。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居民債務是其可支配收入的13倍，減少這一不正常的負債率就需要去杠桿化，需要更多的儲蓄，而這將意味著居民更低的支出水平。
要想依靠總需求的另外一項——出口來恢復經濟也存在問題。現在其他國家也面臨著各自的問題，美國不能仰仗對其他國家的出口而獲得繁榮。當然，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那樣，整個世界都不能依賴出口而增長。在大蕭條的時候，每個國家都通過犧牲鄰國利益來保護自己。這被稱為以鄰為壑的政策，包括貿易保護主義（增加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和競爭性貨幣貶值（通過讓本國貨幣貶值，使本國出口貨物更便宜，使進口更難）。相對于過去，現在這些以鄰為壑的政策不會起什么作用，可能還會弄巧成拙。
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很強勁，但是它的消費相對于美國而言還是太小，中國消費的增加無法彌補美國消費的減少，況且中國增加的支出只有一小部分會表現在美國出口的增加上。在全球危機對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造成很多不良影響的情況下，這些發展中國家會繼續增加自己的巨量外匯儲備，從而削弱全球需求。
沒有消費和出口的強勁復蘇，就很難看到投資的恢復，除非等到經濟中的過剩產能被消耗或被淘汰折損掉。同時，在未來，由于各州或地方政府的稅收可能會由于美國經濟的進一步下滑而減少，因此刺激性支出將進一步收縮，州或地方政府的支出也將被削減。
在危機前，支撐美國經濟（很大程度上也是全球經濟）的是依賴于房地產泡沫的債務融資消費。因為相信房價將會永無止境地上漲，所以人們可以靠透支來生活。現在，沒有人還相信這個了。美國經濟增長賴以存在的“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但是還沒有看到能夠替代這一模式的新的增長模式的出現。
總之，很多人都相信經濟已經被從2008年秋的萬丈懸崖中拉回，但沒有人認為它已經恢復健康了。攀升的債務正在將奧巴馬的其他計劃推向危險邊緣。人們對向銀行救助的憤怒還會波及其他領域。但是，銀行依然緊縮其信貸，它們的雇員正在獲得創紀錄的獎金（一項2009年的調查表明，一個一般的交易員都會斂到93萬美元的意外之財）。33 當股東的股票市值在上漲時，股東歡欣雀躍。奧巴馬已經知道他不可能取悅所有人，但是他取悅的對象選對了嗎？
曾被認為是低風險的策略（如蒙混過關和避免沖突）已經被證明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是高風險的做法：對政府的信任正遭受被削弱的危險，大銀行與其他階層的沖突有愈演愈烈的風險，經濟面臨復蘇乏力的風險，代價巨大的或公開或隱蔽的救助行為正將政府的財政狀況推向危險邊緣——由于無錢可用，它將那些事關國家前途所必需的政府項目也推向了危險境地。
奧巴馬還是能夠采取其他措施的，盡管他已有的做法大大限制了這些措施,但仍然有很多可選的方案。在后續的章節中，我將描述政府如何刺激經濟(第3章)，它是如何在幫助房主的行動中發揮作用抑或幫了倒忙（第4章），它是如何試圖拯救銀行系統和重新對其管制（第5章和第6章）。讓我擔憂的是那些已經采取的措施不僅將會使經濟下滑得更深遠，而且還會在危機之后帶給我們更巨大的債務，更缺乏競爭力、缺乏效率、更易產生新危機的銀行系統讓我們的經濟在面對新世紀的挑戰時沒有絲毫準備。
自由市場的墜落
第3章 有缺陷的應對之策(1)
2009年1月，正值巴拉克·奧巴馬和他的幕僚開始執政之際，美國發生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慶幸的是他們意識到，如果不針對實體經濟采取一些措施，他們將很難恢復銀行系統的正常運營。因此，他們不得不集中精力對待這件事情，并堅決遏制抵押品贖回權流失的勢頭。在美國，已經大約有75年沒有發生過如此嚴重的危機了，但在其他國家，類似的危機已經變得很尋常。國外有足夠的關于如何應對經濟危機的歷史經驗，包括那些因房地產泡沫破裂導致的危機的經驗。奧巴馬團隊已經擁有足夠的理論、經驗數據和共識來設計一攬子短期刺激經濟和長期強國富民的方針政策，但政治并非總是如此簡單、易于分析的。
在處理危機的后果方面，大家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看法就是：危機并沒有破壞經濟體制中有價值的事物。有些銀行可能已經破產，許多企業和家庭也可能已經破產，然而實物資產仍同以前一樣——相同的建筑、工廠和工人；相同的人力、實物和自然資本。但是危機卻導致自信和信任的喪失，當銀行和企業已經或就要破產時，社會的制度架構也在被削弱，目前的市場經濟使得產權關系更加混亂，不像在正常的破產程序中所有權是從股東那里轉移到債券持有者手里那樣清楚，我們現在經常是不知道誰擁有或控制特定資產。在逐漸演變成一場危機的過程中，資源被浪費，資金被投入到房地產而非其他更有用的地方。但這已是既成事實，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現在的關鍵是：在泡沫破裂之后該如何有效地使用資源？當產生大量損失、資源未能有效和充分使用以及失業劇增時，這個問題就顯得更為突出了。這是真正的市場失靈，但如果當局采取適當的政策予以調控，這本該是可以避免的。然而，最令人擔憂的是：恰當的政策往往不能被付諸實施，不光泡沫生成過程有損失，泡沫破滅后還會造成損失。
刺激
蕭條時期最大的爭論發生在財政保守主義者和凱恩斯主義者之間，財政保守主義者想要控制財政赤字，而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政府當局應當增加赤字來刺激經濟。在2008年和2009年，當每個人突然間都變為虔誠的凱恩斯主義者時，政府對于采取什么恰當的應對危機之策卻有著很大的意見分歧。當奧巴馬就職時，經濟下滑的趨勢非常猛烈，奧巴馬沒有任何措施可以扭轉這種勢頭，不過經濟刺激方案的出臺及其刺激的力度會決定經濟需要多久才能穩定。遺憾的是，奧巴馬內閣并沒有提出一個關于我們需要什么的明確觀點。相反，他在很大程度上把這個問題留給了議會，讓他們去制定刺激方案的規模和方式，所以面世的方案完全不是恢復經濟所需求的。
一份良好的刺激方案應該考慮以下七大基本原則。
迅速
布什總統的遲疑使得美國付出了更大的代價。經濟政策需要若干個月才能充分見效，因此迅速向經濟領域注入資金就顯得極其緊迫了。
富于效率
富于效率意味著小投入大產出，即所花的每一分錢都要大規模地增加就業和產出。國家增加的國民收入與國家財政投資之比即為乘數，用標準的凱恩斯理論分析就是：政府投資的每一分錢將會帶來遠高于一分錢的國民收入。如果政府投資建設項目，那么工人就會增加消費，進而會有更多的人增加消費。這樣，鏈條中的每個環節都會增加國民收入，使得國民總收入的增加遠多于政府初始投資。
平均來看，美國經濟短期乘數大約是15。1 如果政府現在投入10億美元，今年的GDP將會增加15億美元。長期乘數會更大一些，今年的一些投資將在明年或后年產生收益。由于當前的衰退可能是長期的，因此政策制定者也應該注意到那些將在兩三年以后產生的收益。
其實也并非所有的投資都會產生相同的乘數作用：在伊拉克施工的外國承建商的投資將會有一個較低的乘數，因為他們消費的大部分都沒有在美國；同樣，向富人減稅也不會有太大的乘數，因為他會把大部分減稅獲得的好處儲蓄起來；給失業人員好處卻會有一個更大的乘數，因為這些發現自己收入突然減少的人將會消費掉所獲得的每一分錢。2
關注國家長遠問題
低國民儲蓄、巨大的貿易逆差、有關社會保障和老年人項目的長期財政問題、基礎設施老化和全球變暖都將影響著國家的長期前景。一個有效的刺激方案應致力于改善這些方面，或者至少不讓這些方面惡化。
重視投資
經濟刺激計劃將會不可避免地增加國家的財政赤字，但一個國家的債務只是其資產負債表的一個方面，資產也同樣重要。如果投資在資產上的刺激資金增加了該國的長期生產力，那么作為刺激的結果，國家將在長期內表現得更好，甚至短期也會使產出和就業增加。因為美國在國外有很多外債，所以致力于改善資產負債表的做法將變得尤為重要。如果一個國家通過借債消費來刺激經濟，那么一旦償還債務的時間到來，即使只付利息，未來的生活水平也會變得更低。而如果一個國家通過投資來刺激經濟，這些投資就會增加未來產出，據此就足以償付利息。這種投資不僅能提高當前生活水平，還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生活水準。
公平
最近幾年，相對于上流階層，美國中產階層的境況更加堪憂。任何刺激措施都應考慮這個因素。2001年和2003年布什政府的各種減稅政策曾將多數好處給了上流階層，為了追求公平，這些政策不能再被實施了。
處理由危機引發的短期緊急事務
在衰退階段，州政府通常會花光所有的錢并開始裁員，失業人員通常沒有健康安全保障，如果他們失去工作或者某個家庭成員生病，那么需要努力償還抵押貸款月供的人群的生活將會變得更加艱難。一份考慮周全的刺激計劃應更多地照顧到這些內容。
刺激目標應確定在失業領域
如果失業將會演變成長期失業，那么刺激方案應該直接加強工人技能的再培訓，以適應未來工作之需要。
有時這些目標是相互沖突的，有時它們又是互相補充的。大部分應對短期緊急事務所投資金是很有效的，乘數也很大，但它并不創造資產。盡管花錢救助汽車公司能暫時保住他們的工作，但是這只是將錢扔進無底洞的舉措；投資于公路建設可能會導致全球變暖，而全球變暖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長期問題；投資挽救銀行系統不僅不會帶來任何收益，只會把錢送到富人的口袋里，而且不會產生任何乘數效應；4 也許投資建設一個現代高速公共運輸系統會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自動穩定器（當經濟衰退時，消費自動增加）是最有效的刺激形式之一，因為它能夠測度出經濟所需的消費水平并將更多的錢投入到所需之處，例如因失業率的增加而自動獲得的失業救濟，如果經濟比預期恢復得更快，對于失業救濟的投入將會自動地壓縮。
所做之事與該做之事
上述原則對刺激的規模和方案的設計有很大的指導意義。一些國家，尤其是澳大利亞，在設計刺激方案時與這些原則保持一致，所以它們的經濟下滑比較輕微，并且是發達國家中經濟率先復蘇的國家。
然而，奧巴馬內閣的刺激方案卻與上述原則有很大的不同——刺激方案應該規模更大、更好，而他們的方案的規模太小了，過多地依賴于（大約1/3的內容）減稅，很少投入到援助州、地區和那些被社會保障體系遺忘的人群，而且投資項目本可以更加有效率。
第3章 有缺陷的應對之策(2)
規模
起初，一項大約8 000億美元的刺激組合方案聽起來似乎數目龐大，然而它要分兩年多對一個14萬億美元的經濟體進行刺激，其刺激資金還不及每年GDP的3%。第一年，大概只有1/4的刺激資金投入到經濟體中，而這2 000億美元根本不足以抵消州政府和地方支出的減少。簡言之，2009年從聯邦刺激組合方案中扣除各州財政支出的減少量之后的余量沒有產生任何刺激作用。
其實，來自當局自己公布的數字也反映了刺激規模的不足。布什總統和他的智囊團曾聲稱刺激方案將會創造360萬個新的工作崗位或者避免等量的失業（因為他們意識到，很可能在刺激的這兩年期間內不會創造任何凈崗位數量）。5 但這360萬個工作崗位卻只是遠在未來的日子里。如果在一個正常年份，大約有150萬個新入職者加入到勞動力市場中，而且經濟體也會為他們創造工作。從2007年12月經濟衰退開始到2009年10月，整個經濟減少了800萬個工作崗位。6 加上充實到勞動力市場的新入職者，這將意味著：到2009年秋為止，能夠將經濟恢復到充分就業狀態的就業赤字已經超過了1 200萬美元。7
在經濟學中，經濟社會必須趨向穩定狀態，當然也更應該明白實現充分就業目標的難度。隨著勞動力正常的增加和生產力每年2％~3%的增長，為保證失業率不增加，GDP每年必須增長3%～4%。如果想要降低2009年的高失業率，經濟增長的速度要超過349%。而“一致的預測”（代表了既非最樂觀也非最保守的經濟學家）認為：2009年到2010年積累的經濟增長（包括刺激作用）是低于15%的，這可是一個不小的差距。
仔細分析一下當局公布的數字，大家就會對所發生的事情更加擔憂。政府和媒體公布的數字是經過季節調整的。他們對此解釋說：通常新入職者會在6月和7月加入勞動力市場，正值學生畢業，因此失業規模會在圣誕節前后上升。然而，這種季節調整根本不會在衰退時期發生。他們稱這種調整是“正常的”，而衰退卻是非常事件。所以當政府報告稱：在6～8月之間，大約492萬人會失業時，大家舒緩一口長氣，認為惡化的就業形勢有所緩解。然而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真正失業的數量有三倍多，共計1622萬人，如果想經濟恢復正常，就必須先創造這些數量的工作崗位。兩個月后，整個經濟已經吞噬掉奧巴馬計劃在兩年內期望創造工作崗位數量的一半。這種刺激方案即使真如奧巴馬當局聲稱得那樣，會完全成功，也別想讓我們相信在2011年年底會接近充分就業。
當然，那些試圖調整預期并保持樂觀心態的管理當局反駁說就業的增加和經濟的增長一般都會有時滯，他們認為就業會慢慢恢復。上面的計算已經證明：即使沒有時滯，創造足夠的就業究竟會有多困難。如果時滯存在，那么事情就會變得更糟。通常時滯是存在的，因為雇主只有相信經濟恢復是真實的時候，他們才會毫不猶豫地雇用更多的員工。
實際上，2009年10月，官方提供的102%失業率掩蓋了勞動力市場的疲軟。我注意到：在更早的一些時候，這些失業率不包括眾多的不參與勞動力市場和不得不接受兼職工作的人群，前者是由于氣餒而放棄尋找工作（官方認為如果人們不想找工作就不叫失業，即使此時很明顯地他們根本找不到工作），后者是不能得到一份全職工作。如果將這兩類人包括到全面的失業統計中，失業率將會從2008年8月危機前的108%猛增到2009年10月的175%。9 被雇用的有工作史的人口比例降到了585%，這是自1947年以來最低的比例了。
當然也有一些“平均”數字的失業率。對某些地方和某些群體，失業率會稍低些，但對其他群體的失業率會更糟糕些。到2009年10月，當密歇根的官方失業率已經達到151%時，全面的失業測量已經達到209%，大約1/5的人不能找到全職工作。加利福尼亞州全面的失業測量大約20%，失業的青少年已經增加到276%，非裔美國人的失業率也猛增到了157%。10
這里還有另一個原因可以說明為什么低估了失業率事態的嚴重性。由于傷殘救濟補助的錢更多，并且補助的時間更長，因此很多失業人員選擇投靠傷殘救濟以減輕蕭條的影響。由此導致2009年前8個月，在沒有任何疾病散布的美國，申請傷殘救濟的人數卻增加了23%。2008年，傷殘補助總額達到創紀錄的1 060億美元，大約相當于政府赤字的4%。美國社會保障部估計，到2011年年末，將會有100多萬人由于蕭條而申請傷殘補助，其中大約50萬人將會獲得此項申請，并且其中絕大部分人的余生都需要政府支付傷殘補助。11
在整個國家經濟下滑一年半多的時間里，長期失業人數達到了自大蕭條以來前所未有的規模，平均失業持續時間將近半年（249周）。12
有人認為這次情況并不像里根政府（1981~1982年）時期出現的蕭條那樣嚴重，因為那時候失業率達到108%，而這次才是102%。此次蕭條比起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則低得更多。顯然這種比較忽略了國家經濟結構的變化。美國的制造業規模已經從1980年的20%減少到如今的115%，實現了制造業向服務業13的轉變，直接導致兼職工作的減少。更重要的是，勞動力市場結構也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青年職工的失業率經常占較大比例，這在20世紀80年代表現得尤為突出。這些人口統計的變化將會使得當前的失業率增加1%或者更多。
失業增加了人們的憂慮，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也會擔心被解雇，而且他們知道一旦失業，要想獲得一份新的工作太難了。到2009年中期，招聘錄取率達到了6∶1的新紀錄，這是以前蕭條時期錄取率峰值的2倍。14 有工作的人也只能工作更少的時間，大約下降到每周32個小時，這是自1964年以來最低的工時了。15 就業市場的疲軟同時也壓低了工資水平。
房地產市場的崩潰和勞動力市場的疲軟相互影響，加劇了人們的憂慮。美國勞動力市場位于世界上最活躍的市場之列，曾經是國家的比較優勢之一。正是勞動力市場的活躍保證了美國員工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工作。但如今這種活躍遇到了嚴重的抑制。一方面，從傳統意義上講，失業人員愿意移居千里之外去尋找另一份工作。但對于絕大部分美國人來說，他們的房產是最重要的資產，對于那些房產還有一定凈資產價值的人而言，雖然他們的房產價值還沒有完全低于抵押貸款額，但他們也已經失去了大部分資產，這使得他們無法在其他地區支付20%的首付認購相同大小的房屋，因此有工作的人不能離開原地去尋找更好的工作。失業者可能會在原地維持更長時間的失業狀態，四處遷移越來越缺乏吸引力。
另一方面，許多美國老年人面臨的退休問題也影響著失業率。在美國，過去的大多數退休計劃都是被稱為“固定收益”的退休計劃，所以退休人員都知道他們退休之后所獲得的收入。然而近20年來，很多雇主都轉而采用了“靈活收益”的退休計劃，他們將退休金投資于市場，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投資于股市。16 股市和房產市場的同時崩潰意味著許多美國人的退休金縮水，17 因為越來越少的人愿意離開勞動力市場，所以除非就業能夠擴張，否則為新人提供的就業崗位就會更少。
總之，短短幾個月刺激方案的實施，很明顯地說明其規模不夠大，這一點在當初方案設計的時候就已經很明顯了。但同時卻彰顯了當局的狡辯。18 消費的萎縮和儲蓄的增長再加上州和地方投資的削減，這一切都意味著8 000億美元的刺激方案在兩年內根本不會成功。
第3章 有缺陷的應對之策(3)
援助各州
危機時期，如果聯邦政府不援助州和地方政府，那么各個州和地方政府將會壓縮支出，壓縮的部分大約占整個政府投資的1/3。州政府只能在平衡預算框架內執行財政，所以他們必須量入為出。當財產價值和利潤降低，稅收收入也會減少。在2010～2011新的財政年度里，兩年的財政赤字總額估計最少達到 3 500 億美元。19 2009年，加利福尼亞州自己就不得不削減開支并提高稅收到420億美元。20 為了消除各州財政收入的下降，聯邦政府刺激支出必須超過年GDP的1%。
2009年2月通過的刺激方案沒有涵蓋對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這樣的規模顯然是不夠的。各州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的削減對于工薪階層打擊相當大，因此當聯邦政府推行其刺激方案時，許多無辜受害者的困境就頻頻出現在各大媒體的報道中。聯邦政府本應該優先彌補地方財政收入的下滑，聯邦政府根本沒有明白雇人修建橋梁的經濟含義，反而還解雇了一些教師和護士。管理當局也敏感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們在2009年10月第一份刺激創造就業的報告中指出，第一輪刺激支出增加了64萬個就業崗位，有一半在教育領域，而只有8萬個就業崗位來自于公共建設。21 但刺激方案規模仍然不夠大，難以遏制教師的失業和臨時性失業，同時許多即將開工的公共建設也需要時間來實施。進一步的失業加重了悲觀情緒，而且產生失業的速度遠高于創造就業崗位的速度。僅2009年9月，政府崗位就減少了4萬個。22
本應該公平且迅速地逐個彌補各州財政赤字，這個方法很簡單卻能創造出更高的乘數并挽救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它應該能像自動穩定器一樣運行：如果經濟能夠奇跡般地恢復，新一輪的救援支出就不會發生。但如果整個經濟比預期下滑的還要嚴重、持續的時間更長，那么我們將需要更多的資金去扭轉局面。
修補社會保障體系的漏洞
第二件優先考慮的事情應該是修補社會保障體系的漏洞。已通過的法案雖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還不夠。議會批準將三種由聯邦政府救助的失業福利最長延伸到73周，23 而許多州提供這種福利的期限僅僅是上述時間的1/3，所以當蕭條繼續時，這種福利安全就很有限了。已有的健康保險體系是基于雇主來提供的，個人在失去工作就意味著失去他們的健康保險，所以政府現在是第一次真正需要做些事情了。早期的改革堅信如果他們能夠負擔得起，他們可以購買保險，但持續增加的失業人數不再能夠負擔此項保險。沒有聯邦政府的援助，本來就已經很大的未參保規模水平會變得更大。作為延伸的失業救助福利，奧巴馬刺激方案中的一項就是為失業人員提供健康保險成本的65%，但只提供給那些在2008年9月之后和2009年年底之前的失業者。
此次危機的核心就是失業者不能進行抵押支付。在涉及這次危機關鍵的方面，政府救助得也不夠。盡管不是失業者本身的緣故，但許多人在他們失業之后很快就失去了房產。在這種情形下，奧巴馬內閣本應該為失業者提供一種新型的“抵押貸款保險”，幫助他們償還抵押貸款，容許他們延期至得到工作后再還款。這不僅僅是公平問題，而且也涉及國家的利益，因為如果越來越多的房產喪失了抵押品贖回權，價格就會下跌，從而惡化下滑趨勢。
投資
奧巴馬政府本該優先投資于那些能夠增強未來生產的領域，尤其是那些在人力資本和技術上高回報的項目。但由于市場崩潰和大量州政府財政收入的萎縮而減少了對私立大學的投資，因此，這部分投資也就無從談起了。
大部分刺激資金投入到可以馬上動工的項目，同時緊跟著一些可以相對快速上馬的綠色投資。可明眼人都知道未來兩年風險很大，國家經濟依然需要更多的刺激。長期的刺激方案不應僅僅包括可以馬上動工的項目，而更應該包括更高長期回報的公共投資，這可能是經濟低迷帶來的很少的好處之一。
國家最重要的短缺投資是在公共領域，當然要想迅速地配置更多的公共領域還是有一定限制的。刺激投資的減稅政策可以加速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并產生長期收益。例如一項為房主提供的稅收激勵將使其保住房產，從而促使其雇用更多的建筑工人，這些工人可能在房地產業跌入50年以來的低谷時失去工作。
在經濟下滑的過程中，大部分企業不愿意冒險投資。因此，一項暫時的投資稅收信貸能夠適當地刺激投資者。實際上，減稅使得當前投資更加合算（這會使國家獲益頗多），而不是在未來經濟恢復正常時投資。就像是資本貨物的銷售一樣，一項暫時增加的投資稅收信貸也許更好。即使在經濟滑落時期，一些企業也會投資，而對這些無論如何都會投資的企業進行減稅獎勵卻不是什么好辦法。所以說，在過去兩年里，只給那些超過企業投資總額80%的企業提供信用將會有效地刺激投資者。
無效的減稅政策
不僅僅是刺激方案的規模和時機完全不符合市場需求，同時將大約刺激計劃的1/3致力于減稅，而這些減稅很可能不會有什么效果。2008年布什總統的減稅政策就沒有起效，這是因為大部分的減稅收入都被儲蓄吸納的結果。由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使想要鼓勵更多的投資，現在進行減稅政策也不會有任何不同的結果。
美國人正面臨著巨大的債務危機，除此之外還有對就業和未來的憂慮。即使那些愿意負債的人也明白：在信用環境惡化的情況下，他們想透支消費是不能指望他們的信用卡的。結果是，他們更愿意將短期內收入的大部分進行儲蓄。這種行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卻抑制了國家刺激經濟、增加投資的目的。由此可見，減稅政策不僅增加了政府債務，而且在短期和長期內也看不到任何刺激效果。25
刺激計劃的另一部分就是向未來借款：“舊車換現金”計劃方案能夠有效地刺激汽車需求。但如果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非常擔憂的話，他們又怎么會提前消費呢？所以說如果經濟僅僅滑落6周的話，這項計劃可能是有效的，但在經濟衰退時間不確定的情形下，則很難奏效。這種憂慮是有根據的：該項計劃鼓勵在2009年夏季購車，但以犧牲秋季支出為代價。這一計劃同時也說明政府選擇支出目標時的糟糕表現，其實有很多既可以在短期內刺激經濟又能在長期促進經濟增長的經濟重構方法。
減稅政策和“舊車換現金”計劃面臨著共同的問題是：美國人并不是在危機前消費太少，相反地，是他們消費了太多。當局對于危機的回應是想通過鼓勵居民更多地消費以緩解危機，在消費下滑的情形下這是能夠理解的，但關鍵是在長期中，我們實際需要更多的生產性投資，而不應該鼓勵消費性支出。
第3章 有缺陷的應對之策(4)
后果
從2009年春天到夏天，失業繼續增加，事態進一步惡化，刺激方案并沒有起效。判斷刺激方案是否成功的標準并非是實際失業水平，而是在如果沒有刺激方案的情況下，失業率水平會是多高。奧巴馬內閣總是聲稱這一方案能夠比其他情況多創造300萬個就業機會。但問題是金融危機對經濟的打擊太大了，以至于奧巴馬內閣貌似規模巨大的財政刺激仍然是很有限的。
即使大家都期待一項規模更大的刺激方案，但很多經濟學家都深信，目前的刺激方案是必要的，而且也正在發揮著作用，但還是會有一些反對者，一些保守主義者曾經試圖改寫歷史以說明政府支出在大蕭條中沒有發揮作用。26 政府支出的確在大蕭條時期未能使國家經濟擺脫困境，并且直到“二戰”時期美國才從蕭條中復蘇，但這是因為國會和羅斯福內閣的政策搖擺，刺激作用未能堅定持續的緣故。這次危機中，則是由于各州支出的削減抵消了聯邦政府開支的增加，導致刺激方案失效。在很長一段和平時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并沒有沉默，相反地，他們依然堅信刺激方案會更加有效。政府戰時開支就曾成功并迅速地促使國民經濟回到充分就業。在奧巴馬刺激方案推行之后，一些批評者再次認為凱恩斯經濟學被證明是錯誤的，現在正在經歷考驗。27 但事實上，所有的證據也都說明了刺激方案并沒有使得情況變得更好。
刺激方案之所以沒有發揮作用，是由于三個原因：一是由學院經濟學家經常提出的但卻與事實相距甚遠，另外兩個就更加關注實際情況。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如果政府舉債，那么家庭在了解到他們必須在未來通過高稅收償還債務的話，他們就會增加儲蓄。這種觀點認為政府增加的開支被家庭減少的開支完全抵消。經濟學家都熟知的李嘉圖等價定理在每一所院校都被講授，然而這純粹就是胡說。布什總統在十年前進行減稅政策時，儲蓄率實際上就是降低的。當然，在經濟范疇內，事情永遠不會那么簡單。李嘉圖等價定理的支持者則爭辯道：也許儲蓄率在沒有減稅政策時就已經開始降低了。這也就意味著美國的儲蓄率在危機之前，就已經是負的百分數了。
對于保守者來說，比起應用李嘉圖等價定理來反對減稅政策，他們則會更多地應用該定理來駁斥增加居民支出的說法。實際上，該理論認為增稅和減稅都不會起到明顯的作用。如果政府增稅，居民卻了解到他們將會在未來支付更少的稅收，他們就會調整消費計劃，這使得消費與增稅無關。
這些理論基于一些簡單的假設，但這些被學院經濟學接受的簡單假設卻對惡化經濟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兩個假設是很常見卻又很明顯都是錯誤的：市場充分競爭和信息完全對稱。在這些假設下，每一個人都可以借到他們所需要的款項，如果政府增稅，那些想要平衡其消費支出的居民就可以去銀行以政府按照違約風險適當調整后的利率直接借款。另外還有兩個假設就更奇特了：個體可以永遠存活、再分配政策不影響消費。如果個體可以永存，那么他就不能逃避償還個人債務，但現實中，上一代可以將今天的借款負擔轉移給下一代，這使得老年人可以比不減稅的情形下消費更多。在這種奇特的理論假設下，即使貧困的老年人也可以比富裕的中年人消費他們更大比例的有限收入。由富人轉移給窮人的再分配收入政策也不會對整體消費有任何影響。而實際上，無論政府增加赤字與否，家庭的儲蓄率都有可能在蕭條期間增加，而且儲蓄率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會受到赤字規模的影響。
一個更加備受關注的問題是：如果政府借更多的錢，那么債主就會擔心政府能否還債。隨著擔憂的增加，他們可能會要求一個更高的利率。這種憂慮在發展中國家非常普遍，因為他們處于兩難境地：如果他們在減稅時不增加支出，國家的經濟就會收縮，債主就會要求一個更高的利率；如果他們增加支出，他們的欠債也會增加，債主還會要求一個更高的利率。幸運的是，美國并沒有處于這種兩難處境。依我看來，當前刺激的收益要遠遠高于那些長期的風險。
另一個密切相關的顧慮就是投資者越來越擔心通貨膨脹。借給美國錢的國家已經表達了這份擔憂：經濟刺激所產生的通貨膨脹會減少巨大的債務價值，也就是通過通貨膨脹降低其實際價值。更嚴重的是，有人擔心如果投資者看到這些巨大的債務，會認為他們的資金面臨風險，即相對于其他幣種來說，美元的價值就會降低。這些憂慮無論合理與否，如果它們真的存在，長期利率就會上升，導致投資降低，減少總需求的凈增加。
通過貨幣政策，美聯儲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任何由于政府借款而導致的短期利率增加的趨勢。但在貨幣危機的情況下，前所未有的資產規模及資產品種28已經使得人們擔憂美聯儲是否有能力在合適的時間緊縮貨幣政策。美聯儲正在試圖說服市場：它們能夠做到這一點，以確保在合適的時間通過適度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正如我在第5章中說明的那樣，有很多理由會使我們對美聯儲的反應失去信心。因此，無論合理與否，如果這些理由被廣泛認可，那么它就會束縛住美聯儲的行為；如果美聯儲恢復到關注短期利率的“正常”政策中，那么長期利率將會上升，即使它們維持很低的短期利率，也會使經濟恢復大打折扣。
相反地，如果刺激政策的資金投向投資領域，那么這些負面影響就很可能不會發生，因為市場能夠意識到：這些經濟刺激政策能夠使得美國實際上處于一種更強大的經濟地位，而不是弱勢地位。之后，美國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部分就會隨著債務一起增加，債權國也就沒有理由擔心債務損失，利率也就不會增長。29
對財政赤字失控的擔憂是導致憂慮的真正原因：美國存在半途而廢的政治風險，就像美國大蕭條時期和日本20世紀90年代早期泡沫破裂之后那樣，他們不能成功地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基于此種顧慮，如果美國經濟未能在第一輪經濟刺激方案執行之后取得有效的恢復，那么政府是否會繼續提供新一輪的刺激方案呢？那些從來都不相信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和國會中的赤字鷹派人物是否會敦促政府削減開支呢？我非常擔心他們會這樣做，一旦真的這樣做，那么國家恢復經濟健康增長則又會被拖延。
第3章 有缺陷的應對之策(5)
今后的方向
布什政府和奧巴馬內閣都低估了蕭條的嚴重性。他們堅信為銀行提供資金支持就會恢復經濟健康，激活信用市場，重建房地產市場。奧巴馬刺激方案只是達到這些目的的權宜之計。他們的每一設想都是不正確的：恢復銀行資產負債平衡表不會將貸款拉回正常狀態；當房地產泡沫破裂，美國經濟的基本債務消費模式也會受到重創，將難以治愈；即使制止房地產價格下滑，也并不意味著能夠將其價格拉回到往常水平。這也就意味著：美國人的主要財富資源——住房凈資產，即使不是被徹底摧毀，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貶值。
在當前這輪刺激方案結束之前，我們應該著手準備第二輪刺激方案以減少經濟的負增長，一些本應該出現在第一輪刺激方案中的政策應該被包含在第二輪當中。我們需要為2011年準備更多的支出。也許它并不是必需的，但如果我們現在不準備，那么當形勢所迫時就來不及了；如果現在準備了，即使事實證明這是不必要的，我們也還可以削減開支。然而不幸的是，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的選擇使得通過新一輪的刺激方案變得更為困難。奧巴馬蒙混過關的危險策略導致的不良后果已經在慢慢顯現。
最后，只靠財政赤字融資的支出仍然只是一項權宜之計，尤其是在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債務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一些批評者認為：現在的政策僅僅使整個國家從依靠債務融資的私人消費轉移到依靠債務融資的公共消費。雖然這種支出有助于刺激經濟進行必要的重構以確保經濟的長期增長，但事實上用于刺激經濟增長的資金確實是太少了，而用于維持現狀的資金卻實在是太多了。
其他政策也可以支持經濟，并且取代債務融資的消費泡沫。要想使美國整體消費恢復到可持續的水平，我們不得不進行更大規模的收入再分配，也就是財富從那些愿意儲蓄的高收入階層轉移到那些對每一分錢都精打細算的低收入階層手中。更大的累進稅率制的稅收政策（即對高收入階層征收更高比例的稅收，同時削減低收入階層的稅收）不僅能增加整體消費，還有助于穩定經濟。如果政府提高高收入階層的稅收從而為政府擴張的支出提供資金，尤其是在投資方面，經濟就會擴張，這就是所謂的平衡預算乘數。在里根政府時期盛行的供給學派經濟學家批評到：這種稅收不利于工作和儲蓄，并且會因此而降低GDP。但他們的分析只適用于生產受供給限制的狀況，而目前有超額的供給能力，生產是受需求限制的。
如果全球的消費有所增加，那么就不得不有一套全球儲備系統，這樣發展中國家就能夠消費更多、儲蓄更少。30 國際社會組織將不得不為貧困國家提供更多的援助，中國也就能夠比最近幾年實施的降低儲蓄率的政策而取得更多的成功。如果全世界都能夠給碳排放制定更高的排放成本，那么就會有更大的動力去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這也會刺激對節能住宅、工廠和設備進行更多的革新和投資。所有這些建議似乎都不可能立刻出現，甚至到目前為止，大部分議題都還未被列入討論。
美國和當今世界面臨著三大挑戰：重振可持續的總需求、充分就業以及全球重建金融體系。重組后的金融體系應該能夠發揮其應有的功能，而不是像危機之前那樣肆無忌憚地去冒險。重振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經濟以應對世界比較優勢的轉移和科技的演變。在本書撰寫之際，我們在這三個方面都還不是很成功。我們在火燒眉毛之時也確實很難有更多的時間討論這些重大問題。本書最為擔心的是那些我們已經采取的為挽救我們從懸崖邊緣跌入懸崖深處的政策同時也將抑制我們重返強勁增長之路。正如銀行放款時的那般短視一樣，我們救援危機的行為也很短視，卻將麻煩留給未來。
上述問題在金融方面表現得極其明顯，而這也正是這場金融危機的核心。后續三章我們將說明各種救助和重振金融體系的努力，第4章分析抵押信貸市場。奧巴馬意識到：只要成千上萬的美國人都面臨著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威脅，就很難使經濟恢復到完全健康狀態。而在這一方面，政府幾乎無所作為，這使得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威脅繼續加劇，毫無減退之意。上述對于所做之事與該做之事的比較分析也許只是掛一漏萬。這些刺激方案也許并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全部，但還是有部分成功的。人們不可能給政府在抵押貸款上的表現打一個很高的評分，而且當我們在第5章、第6章分析銀行問題時，我們將會有更多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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