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個思想世界：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觀點，認為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階級斗爭可以在資產階級法制的基礎上進行，但是階級斗爭不可避免地要進入最后的階段，要導致面對面的搏斗，要面臨最后的抉擇：或者是“徹底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或者是自己被粉碎、被扼殺。另一方面是改良主義者、小資產者的觀點，他們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虛有其表的立憲法制，不見殘酷的階級斗爭，呆在某個小國的窮鄉僻壤，忘記了當代偉大的歷史問題。
改良主義者自以為是現實的政治家、政府要人，是從事有益工作的人，是治國之才。讓無產階級保持這些幼稚的幻想，對資產階級社會的主宰者是有利的，但是社會民主黨人必須無情地粉碎這些幻想。
列寧：《兩個世界》
（1910年11月16日〔29日〕發表）
列寧全集16卷305-306頁
近幾十年來，資本主義的長足進步和一切文明國家的工人運動的迅速發展，使資產階級過去對無產階級的態度起了很大的變化。過去，歐美資產階級為了維護私有制的絕對不可侵犯和競爭自由，總是通過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對社會主義的一切基本原理進行公開的直接的原則斗爭，而現在卻往往主張用所謂社會改良來反對社會革命的思想。不是用自由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而是用改良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現代“先進的”有教養的資產階級的公式。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越發展，資產階級的統治越純粹，政治自由越多，則運用“最新的”資產階級口號的范圍就越廣，這個口號就是：用改良來反對革命，用局部修繕行將滅亡的制度來反對用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分化和削弱工人階級，保持資產階級的政權。
從社會主義的世界范圍的發展來看，不能不認為這個變化是一大進步。起初，社會主義是為存在而斗爭，當時反對它的是相信自己的力量、大膽地和堅決地維護自由主義這一套經濟政治觀點的資產階級。后來，社會主義成長了，在整個文明世界已經保住了存在的權利，它現在是為爭取政權而斗爭了；而資產階級日益腐朽，看到自己必然要滅亡，于是，就極力用不徹底的虛偽的讓步來延緩這種滅亡，以求在新的條件下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權。
工人運動內部的改良主義同革命社會民主主義的斗爭的尖銳化，是世界各文明國家的整個經濟政治環境中發生的上述變化的完全必然的結果。工人運動的發展，必然把一定數量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吸引到工人運動的擁護者的隊伍中來，他們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奴役，正在艱難地擺脫這種思想，但又經常重新受這種思想的束縛。沒有工人運動內部的這種斗爭，沒有社會主義“山岳派”和社會主義“吉倫特派”[157]在這場革命來臨之前明確地從根本上劃清界限，沒有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分子同代表新的歷史力量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分子在這個革命時期徹底決裂，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是不能設想的。
列寧：《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改良主義》(1911年9月1日〔14日〕)。《列寧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二一二－－二一三頁。
一般說來，改良主義就在于人們只限于提倡一種不必消除舊有統治階級的主要基礎的變更，即是同保存這些基礎相容的變更。（《列寧選集》第2卷，第479頁。）
所謂改良，就是不從舊的統治階級手中奪取國家政權的變革。而性質相反的變革就叫作“急風暴雨”。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階級利益要求只實行改良，因為資產階級害怕“急風暴雨”更甚于害怕反動勢力，資產階級企圖保持舊的農奴制的機構（官僚制度、兩院制等等）來抵御工人。在世界上無一例外的所有國家，包括俄國在內，農民在資產階級民主改造時期都是動搖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這種動搖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農民既是地主和農奴制的敵人，同時自己又是小業主即小資產者。
至于無產階級，它的利益同極大多數居民、同所有被剝削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它所走的不是改良主義的道路，而是在俄國以人所共知的“三條鯨魚”為標志的那條道路。
如果大多數農民和居民跟著自由派走，那將是最壞的一條“道路”，對工人和被剝削者最不利，對他們最痛苦的一條道路。如果大多數農民和居民跟著工人走，情況就會相反。
列寧：《論兩條道路》
改良主義的變革，就是不破壞統治階級的政權基礎，只是統治階級在保持其統治的條件下作的一些讓步。革命的變革卻要破壞政權基礎。民族綱領中改良主義的變革不廢除統治民族的一切特權，并不造成完全平等，并不消滅任何民族壓迫。
列寧：關于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
改良主義無非是要統治階級讓步而不是推翻統治階級，無非是在保持統治階級的政權的條件下要統治階級讓步。
列寧：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109]
（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
20世紀在人人都識字的國家中出現的這種情況，使人們再也不能提出舊的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舊的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已被戰爭所埋葬。談論用各種改良辦法來改造這個把幾千億盧布投入戰爭的資本主義社會，談論不通過革命政權和暴力、不經過一些極大的動蕩來改造這個社會，現在已經不行了。這樣說和這樣想的人，再也不能發生影響了。
在莫斯科蘇維埃慶祝第三國際成立一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20年3月6日）
《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03—211頁
《列寧全集》俄文第30卷第391頁
在確定某個政黨是革命的政黨還是改良主義的政黨的時候，起決定作用的不應當認為是“革命行動”本身，而應當認為是黨采取和利用“革命行動”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任務。大家知道，在一九○六年第一屆杜馬解散以后，俄國的孟什維克曾經提議組織“總罷工”，甚至提議組織“武裝起義”。但這絲毫不妨礙他們仍然是孟什維克。他們當時提議這樣做是為了什么呢？當然不是為了摧毀沙皇制度和組織革命的徹底勝利，而是為了對沙皇政府“施加壓力”，以期實行改良，擴大“憲法”的范圍，召集“改善了的”杜馬。在保留統治階級政權的情況下，為了改良舊制度而采取“革命行動”，這是一回事，這是立憲的道路。為了摧毀舊制度，為了推翻統治階級而采取“革命行動”，這是另一回事，這是革命的道路，這是取得革命徹底勝利的道路。這里是有根本的差別的。
斯大林：《再論民族問題》(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八一一一一八二頁。
工聯作為抵抗資本進攻的中心，行動得頗有成效。它們遭到失敗，部分是由于不正確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然而一般說來，它們遭到失敗則是因為它們只限于進行游擊式的斗爭以反對現存制度所產生的結果，而不同時力求改變這個制度，不運用自己有組織的力量作為杠桿來最終解放工人階級，也就是最終消滅雇傭勞動制度。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5月底—6月27日）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204頁
工聯活動的結果是：工資規律違反雇主的意志而得到了實現，任何組織完善的行業的工人，都能獲得至少接近于他們被雇主雇傭的勞動力的全部價值；在國家法令的幫助下，工作時間至少不過分地超出最大限度，不至于使勞動力過早地耗盡。但是，這是工聯在目前的組織情形下能夠希望達到的極限，就是這些也只有經常地斗爭、大量地消耗人力和物力才能達到。而且十年至少有一次的營業波動，可以一下子把已經爭取到的一切破壞，于是斗爭又得重新開始。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從這里面是找不到出路的。工人階級還是照舊，還是我們的先輩憲章派直言不諱的雇傭奴隸階級。難道這一切努力、自我犧牲和苦難的最后結局應該是這樣的嗎？難道這將永遠是不列顛工人的最高目的嗎？還是英國工人階級最后應當努力突破這個惡性循環，從徹底廢除雇傭勞動制度的運動中找出路呢？
恩格斯：《工聯》（1881年5月20日左右）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283頁
要記住這樣一條老規矩，不要只看到運動和斗爭的現狀，而忘記運動的未來。而未來是屬于我們的。
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斯坦》（1885年5月15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36卷310頁
社會民主黨應當從主張社會革命的政黨，變成主張社會改良的民主黨。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頗為頭頭是道的“新”論據和“新”理由，來為這個政治要求辯護。他否認有可能科學地論證社會主義和根據唯物史觀證明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認大眾日益貧困、日益無產階級化以及資本主義矛盾日益尖銳化的事實；他宣布“最終目的”這個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絕對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他否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原則上的對立；他否認階級斗爭的理論，認為這個理論好象不適用于按照多數人的意志進行管理的真正民主的社會，等等。
于是，人們在要求由革命的社會民主運動堅決轉向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運動的時候，也同樣堅決地轉向用資產階級觀點來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來，無論在政治講臺上或在大學講壇上，無論在很多小冊子中或在許多學術著作里，都已經進行了這種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既然幾十年來，一切出身于有教養的階級的青年，都有系統地受到了這種批評的教育；所以社會民主黨中的“新的批評”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備，好象密納發從丘必特腦袋里鉆出來一樣，這是毫不奇怪的。這個派別，按其內容來說，并不需要什么發展和形成：它是直接從資產階級的刊物上搬到社會主義的刊物上來的。
列寧：《怎么辦？》（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寧選集》第1卷第225頁
任何改良之所以為改良（而不是反動的或保守的措施），完全是因為它是好轉的一步、一個“階段”。但是任何改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都有兩重性。改良是統治階級的讓步，其目的是阻止、削弱或撲滅革命斗爭，分散革命階級的力量和精力，模糊他們的覺悟，等等。
因此，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一方面決不拒絕利用改良來發展革命的階級斗爭（恩格斯說：“我們當作分期償付的債款來接受”（wir nehmen auch Abschlagszahlung）［注:見《馬克思恩格全集》第22卷第516頁。——編者注］），另一方面決不能把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口號“變成自己的”［注:普列漢諾夫在《俄國生活報》上說：“……社會民主黨的代表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革命的利益，不能不把上述要求〈組織“責任內閣”〉變成自己的要求……”］口號。
列寧：《不應當怎樣寫決議》1907年3月19日〔4月1日〕
《列寧全集》第12卷第222頁
“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施坦的這句風行一時的話，要比許多長篇大論更能表明修正主義的實質。臨時應付，遷就眼前的事變，遷就微小的政治變動，忘記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忘記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整個資本主義演進的基本特點，為了實際的或假想的一時的利益而犧牲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這就是修正主義的政策。
列寧：《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1908年4月3日）
《列寧選集》第2卷第7頁
羅斯福和“進步黨人”的全部綱領、全部鼓動工作都是圍繞著這樣一點：怎樣通過……資產階級的改良來拯救資本主義。
……
這個黨說：我們要用改良來拯救資本主義。我們要制定最先進的工廠法。我們要對全部托拉斯實行國家監督（在美國，這就是對全部工業實行監督！）。我們要對托拉斯實行國家監督，是為了消滅貧困，使大家都得到“相當不錯的”工資。我們要確定“社會公平和工業公平”。我們發誓實行一切改良……我們不愿意實行的只有一種“改良”——剝奪資本家！
在美國，現在全部國民財富是1200億美元。將近合2400億盧布。其中將近三分之一即800億盧布屬于洛克菲勒和摩根兩家托拉斯，或者受這兩家托拉斯控制！組成這兩家托拉斯的不到4萬個家庭，卻主宰著8000萬名雇傭奴隸。
顯然，只要這些現代奴隸主存在，一切“改良”都是無聊的騙局。羅斯福分明是被狡猾的億萬富翁雇來宣傳這種騙局的。他所許諾的“國家監督”，在資本掌握在資本家手里的情況下，只會成為反對罷工和鎮壓罷工的手段。
列寧：《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和意義》（1912年11月9日）
《列寧全集》第18卷第398-399頁
伯恩施坦和其他一些機會主義者說：你們看看實際情形吧，鼓起勇氣來談談實際情況吧，我們在德國都為爭取改良而斗爭，我們實際上都是改良主義者，我們是改良的黨。而在屢次發生危機的情形下消滅雇傭奴隸制，這只是一句空話，是空洞的烏托邦。
直到現在，機會主義者的這種手法，還被他們千百次地重復著，整個資產階級報刊(首先是我們立憲民主黨的“言論報”①)經常用這種機會主義者的論調來反對馬克思主義。誰真正關心工人運動的命運，誰就應當十分熟悉無產階級的真敵人和假朋友的這個陳腐手法。
……
把爭取改良的斗爭同爭取最終目的的斗爭割裂開來，這就是伯恩施坦的說教實際上將導致的結果。
把爭取改善狀況、結社自由等等的斗爭，同反對改良主義的斗爭，同保衛馬克思主義的斗爭，同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和方向割裂開來，這就是唐·以及其他取消派分子的說教實際上將導致的結果。
他們想把自由派自身的盲目無知（看不見同過去的聯系，看不見過去的方向，看不見反對改良主義的斗爭）強加給工人階級。但是，正象8月25日五金工人大會一再證明的，先進工人已經看透了唐·及其小集團的自由派本性。
列寧：《政論家的短評》( 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三日 )
《列寧全集》第19卷第383-385頁
能不能用改良主義的方法改變帝國主義的基礎？是前進，去進一步加劇和加深帝國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呢，還是后退，去緩和這些矛盾？這些問題是對帝國主義批評的根本問題。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的特點，是由金融寡頭的壓迫和自由競爭的消除引起的全面的反動和民族壓迫的加強，所以在20世紀初期，幾乎在所有帝國主義國家中都出現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反對派。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義這一廣泛的國際思潮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僅沒有設法、沒有能夠使自己同這個經濟上根本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反對派對立起來，反而在實踐上和它同流合污。
……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這樣天真，倒沒有什么奇怪，而且他們顯得這樣天真，“鄭重其事地”談論帝國主義制度下的和平，對他們反而是有利的。可是考茨基在1914年、1915年、1916年也采取了這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觀點，硬說在和平問題上，“大家〈帝國主義◎第672頁◎者、所謂社會黨人和社會和平主義者〉意見都是一致的”，試問他還有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氣味嗎？這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國主義矛盾的深刻性，而不過是抱著一種改良主義的“天真的愿望”，想撇開這些矛盾，回避這些矛盾。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年1-6月)
《列寧選集》第2卷第828-830頁
這部分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去領導自發運動，不把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灌輸到群眾中去，不把群眾引向我們的最終目的，反而成了運動本身的盲目工具；他們盲目地跟著一部分不夠開展的工人走，只限于表達當時工人群眾所意識到的那些需要和要求。一句話，他們是站在那里敲著敞開的大門，不敢走進屋子里面去。他們竟沒有能力向工人群眾說明運動的最終目的是社會主義，甚至沒有能力向工人群眾說明當前的目標是推翻專制制度，更可悲的是他們認為這一切不但無益，而且是有害的。他們把俄國工人看成了小孩子，唯恐這種大膽的思想嚇壞了他們。不僅如此，依照社會民主派另一些人的看法，實現社會主義并不需要任何革命斗爭：所需要的只是經濟斗爭，只要有罷工和工會、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社會主義就算成功了。他們認為老一輩的國際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學說是錯誤的，因為這些人說，當政權尚未轉入無產階級手中(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前，改變現存制度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徹底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是什么新東西，其實它和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沒有區別；據他們說，把社會主義容納到現存制度中去是很容易的，每一個工會，甚至每一個消費合作社零售處或生產合作社，都已經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了。他們就想用這種補綴舊衣的荒唐辦法來給受苦受難的人類縫制新衣！但最令人痛心而且為革命者所無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這部分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把他們西歐的老師(伯恩施坦及其同伙)的學說發展到這樣的地步，居然恬不知恥地宣稱：政治自由(即罷工、結社、言論等等自由)是和沙皇制度可以相容的，因而特別的政治斗爭，即推翻專制制度的斗爭，完全是多余的，因為單是經濟斗爭就足以達到目的，只要不顧政府禁令，更頻繁地舉行罷工，政府就會疲于懲治罷工者，罷工和集會的自由也就自然而然地來了。
可見這些所謂“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想證明的是：俄國工人只應當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精神用在經濟斗爭上，而不應當追求各種“渺茫的理想”。
斯大林：《俄國社會民主黨及其當前任務》(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二月)。《斯大林選集》上卷，第5-6頁。
革命的策略和改良主義的策略有什么區別呢？
……
在改良主義者看來，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過是拿來做談話資料、借以轉移視線的小事情。所以，改良主義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的條件下，必然要變為鞏固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變為瓦解革命的工具。
相反地，在革命者看來，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者看來，改良是革命的副產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的條件下，自然會變為瓦解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變為鞏固革命的工具，變為向前發展革命運動的據點。
革命者采用改良，是為了利用它作為掛鉤來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聯結起來，是為了利用它作為掩蔽物來加強秘密工作，以便用革命精神準備群眾去推翻資產階級。
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和妥協的實質就在這里。
相反地，改良主義者采用改良，是為了拒絕任何秘密工作，破壞準備群眾去進行革命的事業，在“恩賜的”改良的福蔭下高枕而臥。
改良主義策略的實質就在這里。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一九二四年四－－五月)。《斯大林選集》上卷，第258－258頁。
李卜克內西在帝國國會中所表現的不適時的溫順[447]，在歐洲羅曼語區顯然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而且在各個地方的德國人中間也造成了很不愉快的印象。我們當時就在信中指出了這一點。象過去那樣舒服而悠閑地進行宣傳，偶爾坐上六個星期到六個月的牢，這種情況在德國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不管現在的狀態如何結束，新的運動正在一個或多或少革命的基礎上開始，因此它應當比已經過去的運動第一階段堅決得多。和平達到目的的說法，或者是再沒有必要了，或者是畢竟不再被人們認真地看待了。俾斯麥使這種說法遭到破產，并使運動走上革命的軌道，他為我們做了一件大好事，這綽綽有余地補償了由于宣傳工作受到壓制而造成的一點點損失。
另一方面，在帝國國會中的這種溫順態度，使那些善于玩弄革命空談的英雄們現在又趾高氣揚起來，他們企圖通過內訌和陰謀來瓦解黨。
……赫希柏格出版的《社會科學年鑒》刊登了十足的奇談怪論：黨宣稱自己為工人黨是錯誤的，并由于對資產階級進行不必要的攻擊而給自己招來了反社會黨人法，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長期的和平發展等等。[注：見本卷第101—102頁。——編者注]這種怯懦的無稽之談顯然是為莫斯特幫忙，而莫斯特當然一定會加以利用，這一點你從最近幾期《自由》上就可以看出。[177] 萊比錫方面向我們提出了為新機關報[注：《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者注]撰稿的建議，我們曾對此表示同意，但是當我們了解到將由誰掌握直接的領導以后，我們又拒絕了。[注：見本卷第90、92、95—96、101—102和104—105頁。——編者注]在上述《年鑒》出版后，我們就同那些企圖把諸如此類的無稽之談和這樣的阿諛奉承作風偷運到黨里來的人，即同赫希柏格一伙完全斷絕了任何來往。萊比錫人很快會明白，他們所搜羅的是怎樣的同盟者。總之，反對那些帶著博愛主義傾向的大資產者和小資產者、大學生和博士們的時刻很快就會到來，這些人正在鉆進德國黨內，并企圖把無產階級反對其壓迫者的階級斗爭溶化在人類普遍的兄弟同盟之中，而這個時候，人們想使我們與之結成兄弟同盟的資產者，正在宣布我們為非法，取消我們的報刊，驅散我們的集會，對我們實行赤裸裸的警察專制。德國工人未必會同意參加這樣的運動。
恩格斯：《致約翰·菲力浦·貝克爾》（1879年7月1日《馬恩全集》第34卷第356-365頁）
總勞動的社會主義組織”不是從社會的革命轉變過程中，而是從國家給予生產合作社的”國家幫助”中”產生出來”。并且這些生產合作社是由國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起來”的．這真不愧為拉薩爾的幻想∶靠國家貸款就能夠建設一個新社會，就像能夠建設一條新鐵路一樣！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4-5月）
只有在生產資料或交通手段真正發展到不適于由股份公司來管理，因而國有化在經濟上已成為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國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國家實行的——才意味著經濟上的進步，才意味著在由社會本身占有一切生產力方面達到了一個新的準備階段。但是最近，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一種十足的奴才習氣，直截了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末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如果說，比利時政府出于純粹日常的政治和財政方面的考慮而自己修建自己的主要鐵路，如果說，俾斯麥沒有任何經濟上的必要，只是為了使鐵路能夠在戰時更好地適應和利用，為了把鐵路職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于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把普魯士的主要鐵路收歸國有，那末，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皇家海外貿易公司[217]、皇家陶磁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邊注》（1880年1-3月）《馬恩全集》第3卷第435-436頁）
國家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一種幼稚病，十二年以前，在非常法[113]制度下曾流行于德國，當時它是政府許可（甚至鼓勵）的唯一形式。雖然如此，黨內只有很少人一度上了圈套；維登代表大會[204]以后，這種情況完全消失了。
前激進派會對你們說，是啊，但是在法國我們有共和國！我們這里是另一回事；我們可以利用政府來實現社會主義措施！
對無產階級來說，共和國和君主國不同的地方僅僅在于：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你們比我們優越的地方就是，你們已經有了它；而我們則需要花費二十四小時去建立它。但是，象其他任何政體一樣，共和國取決于它的內容；當它還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時，它就和任何君主國一樣地敵視我們（撇開敵視的方式不談）。因此，把它看成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形式，或者當它還為資產階級所掌握時，就把社會主義的使命委托給它，都是毫無根據的幻想。我們可以迫使它作某些讓步，但是永遠不能把我們自己的工作委托它去完成；即使我們能夠通過一個強大得一天之內就能使自己變為多數派的少數派去監督它，也不能那樣做。
恩格斯：《致保爾·拉法格》（1894年3月6日）《馬恩全集》39卷209-210頁
《工人思想報》的編輯們只是把用和平的方法能夠得到的算作工人社會主義，而排除了革命的方法。這種縮小社會主義和把它變成庸俗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做法，又是背棄俄國全體社會民主黨人和絕大多數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的觀點而倒退了一大步。當然，工人階級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權（我們早就說過，只有受過階級斗爭鍛煉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才能這樣取得政權），但是無論從理論上或從政治實踐的觀點來看，無產階級放棄用革命的方法奪取政權，就是輕率的行為，就是對資產階級和一切有產階級的可恥讓步。資產階級不會對無產階級實行和平的讓步，一到緊要關頭，他們就會用暴力保衛自己的特權，這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極其可能的。那時，工人階級要實現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別無出路。正因為如此，“工人社會主義”的綱領只是一般地談奪取政權，而不確定奪取政權的方法，因為選擇哪一種方法取決于將來的情況，而將來情況如何我們還不能肯定。但是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把和平的“民主化”作為無產階級唯一的活動方式，那么我們再說一遍，就是任意縮小工人社會主義的概念，并且把這一概念庸俗化。
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現象》（1899年底）《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30-231頁
廢除武裝這種社會思想，是從一定社會環境中產生的并能影響一定社會階層的思想，而不是某個人的古怪想法。顯然，這種思想是在個別小國的狹小的、分外的“安寧”的生活條件下產生的，這些國家在相當長的時期置身于世界的流血戰爭之外，并想一直站在一旁。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1916年9月）《列寧選集》第二卷880頁
同志們，那些考察過歐洲社會發展的人早就不懷疑，資本主義決不會和平地自行滅亡，最后不是直接引起廣大群眾起義推翻資本的壓迫，就是經過更艱難、更痛苦的流血戰爭而得到同樣的結局。
列寧：《關于同饑荒作斗爭的報告》（1918年4月）《列寧全集》第27卷395-396頁
假使社會主義會以和平方式產生，資本家先生們也是不愿意讓它這樣產生的。這樣說還有點不夠。假使連戰爭也沒有，資本家老爺們也還是會采取種種辦法制止這種和平發展的。偉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國大革命那樣以和平方式開始，也是以反革命資產階級所發動的瘋狂戰爭而告終。如果從階級斗爭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而不是從自由、平等、勞動民主派和多數人的意志這一套市儈的空談，即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這類“民主派”用以款待我們的愚蠢的市儈空談來看，情況也只能是這樣。以和平方式發展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
關于社會主義的問題就是這樣擺著的，這個社會主義不是從那些迷戀于和平方式的、自稱為社會民主黨人的傻瓜的幻想中產生出來的，而是從現實中，從激烈的極端殘酷的階級斗爭中產生出來的。
列寧：《關于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1919年5月19日）《列寧選集》3卷第842-844頁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曾經試驗過是否可以采用和平手段對待資本家并在這個基礎上著手實行社會改革。他們好心地想在俄國實行社會改革，只是不要得罪了資本家。他們忘記了，資本家先生們終究是資本家，我們只能去戰勝他們。他們說，布爾什維克使俄國在國內戰爭中血流成河。但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先生們，難道你們不曾試驗過8個月嗎？難道從1917年2月至10月你們不曾同克倫斯基一起執掌政權，并得到所有立憲民主黨人、整個協約國和世界上一切最富有的國家的幫助嗎？那時候，你們的綱領是不經過國內戰爭而實行社會改造。如果你們真的開始實行了社會改革，世界上還會有哪一個傻瓜去進行革命嗎？為什么你們沒有做到這一點呢？因為你們的綱領是空洞的綱領，是荒誕的幻想。因為要跟資本家取得諒解，要用和平的方式使他們就范是決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四年帝國主義戰爭之后。
列寧：《在全俄哥薩克勞動者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0年3月1日）《列寧全集》第30卷第358-359頁
在全世界首先是在最先進、最強大、最文明、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目前這種由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和弱小國家的壓迫、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大廝殺、凡爾賽“和約”所造成的具體形勢下，凡是認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資本家服從被剝削的大多數人的意志，可以通過和平的、改良主義的道路過渡到社會主義，都不僅是市儈的極端愚蠢的想法，而且是對工人的公然的欺騙，對資本主義雇傭奴隸制的粉飾，對真實情況的隱瞞。現在的真實情況是：最文明最民主的資產階級，也已經不惜采取任何欺騙和犯罪的手段，不惜屠殺千百萬工人和農民來挽救生產資料私有制。只有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沒收他們的財產，徹底破壞全部資產階級國家機構即議會、司法、軍事、官僚、行政、地方自治等等機構，一直到驅逐和關押全部最危險最頑固的剝削者，嚴格地監視他們，以便同他們必然進行反抗和恢復資本主義奴隸制的嘗試作斗爭，只有這種措施才能使整個剝削階級真正服從我們。
列寧：《關于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基本任務的提綱》（1920年7月4日）《列寧選集》第4卷第294頁
沒有暴力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能不能對資產階級的制度進行根本改造呢？
顯然是不能的。如果以為可以在適合于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范圍內，用和平方式來進行這樣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錯亂、神經失常，就是公然無恥地背叛了無產階級革命。（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 1926-1-25 ，《斯大林選集》上卷，第405頁。）
“實行人民代議制的改革了的中央政權”——這是多么好的武器啊！它可以用來對付瘋狂的波拿巴主義和被弄得絕望了的，由于國內遭到了威脅而被迫在德國土地上爭取自己生存的沙皇制度。我覺得，在1848年和1849年我們已經充分領略了這二者的滋味，因此我們懂得，把自己的革命力量耗費在高談立憲的人民代議制上面的任何人民運動，都是注定要滅亡的。
馬克思《一八五九年的愛爾福特精神》（1859年7月9日左右）《馬恩全集》第13卷第464-465頁
要知道，拉薩爾曾把“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選舉權”當作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唯一的和絕對正確的手段來加以鼓吹……而現在情況怎樣呢？“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選舉權”已經存在了兩年。已經進行了兩次國會的選舉。工人沒有能夠執掌政權并按照拉薩爾的方案頒布關于“國家幫助”的命令，而是勉勉強強地把半打左右的代表選進國會。俾斯麥當了聯邦首相，而全德工人聯合會被解散了。
恩格斯：《論拉薩爾派工人聯合會的解散》（1868年9月底）《馬恩全集》第13卷第369頁
伯恩施坦主義者過去和現在接受馬克思主義都是把馬克思主義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們不是把議會斗爭看作專門適用于一定歷史時期的一種斗爭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幾乎是唯一的斗爭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奪取’、‘專政’了。
（列寧：《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和工人政黨的任務》，《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二百一十九頁。）
近50年以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極好地利用了資產階級的法制，建立了最優秀的無產階級組織，創辦了卓越的刊物，把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程度和團結精神提到了最高的水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
現在，德國歷史上的這個時代（近50年），由于客觀原因很快就要被另外一個時代所代替。利用資產階級建立的法制的時代將由偉大的革命斗爭的時代所代替，而且這些革命斗爭在實際上將摧毀全部資產階級法制，摧毀整個資產階級制度，而在形式上將以資產階級企圖擺脫法制的慌張掙扎而開始（現在已經開始）。法制為資產階級所建立，如今卻成為它所不能容忍的東西了！“資產階級老爺們，你們先開槍吧！”——1892年恩格斯用這幾個字說明了形勢的特點和無產階級策略任務的特點。
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時時刻刻都要記住，它所面臨的，必然會面臨的是一場群眾性的革命斗爭，這場斗爭將搗毀注定要滅亡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全部法制。黨過去極好地利用了資產階級的50多年的法制來反對資產階級，現在，當敵人被自己的法制捆住，不得不“先開槍”，不得不撕破自己的法制的時候，黨頁沒有任何理由放棄斗爭中的這種便利條件，放棄搏斗中的這種有利地位。
這就是現時德國革命前的形勢的特點。這就是經驗豐富的倍倍爾如此慎重的原因。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面臨的偉大斗爭上，他用自己的巨大天才、自己的經驗、自己的威信的全部力量來抨擊沒有遠見的和沒有氣節的機會主義者。機會主義者不了解這種斗爭的意義，在這場革命斗爭中，他們當領袖是不合格的，看來他們在革命期間將不得不由領袖變為下屬，否則就會被拋棄。
列寧：《兩個世界》（1910年11月16日）《列寧全集》第16卷第309-310頁
俄國革命揭開了全亞洲的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現在有8億人參加了整個文明世界的民主主義運動。而在歐洲，愈來愈多的跡象表明，所謂和平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統治時代即將結束，代之而起的是有組織、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的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斗爭的時代；這樣的無產階級一定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起共產主義制度。
列寧：《代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保爾·拉法格的葬禮上發表的演說》（1911年11月20日）《列寧全集》第17卷第287頁
考茨基繼續寫道：“……群眾罷工的任務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是破壞國家政權，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個問題上讓步，或用一個同情無產階級的政府去代替敵視無產階級的政府……可是，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下，這〈即無產階級對敵對政府的勝利〉都不能導致國家政權的破壞，而只能引起國家政權內部力量對比的某種變動……因此，我們政治斗爭的目的，和從前一樣，仍然是以取得議會多數的辦法來奪取國家政權，并且使議會變成政府的主宰。”（第726、727、732 頁）
這已經是最純粹最庸俗的機會主義，是口頭上承認革命而實際上背棄革命。考茨基的思想僅限于要一個“同情無產階級的政府”，這與1847 年《共產黨宣言》宣告“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統治階級”[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第489 頁。——編者注]比較起來，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考茨基只得去同謝德曼、普列漢諾夫和王德威爾得之流實行他所愛好的“統一” 了，因為他們都贊成為爭取一個“同情無產階級的”政府而斗爭。
我們卻要同這些社會主義的叛徒決裂，要為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斗爭，使武裝的無產階級自己成為政府。這二者有莫大的區別。
考茨基只得成為列金和大衛之流，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策列鐵里和切爾諾夫之流的親密伙伴了，因為他們完全贊同為爭取“國家政權內部力量對比的變動”而斗爭，為“取得議會多數和爭取一個主宰政府的全權議會”而斗爭，——這是一個極為崇高的目的，在這個目的下，一切都可以為機會主義者接受，一切都沒有超出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的框子。
我們卻要同機會主義者決裂；整個覺悟的無產階級將同我們一起進行斗爭，不是去爭取“力量對比的變動”，而是去推翻資產階級，破壞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建立公社類型的民主共和國或工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列寧：《國家與革命》（1911年8-9月）《列寧選集》第3卷第273-274頁
布爾什維克在革命的（不是“立憲的”）緊要關頭，對議會活動采取了不正確的態度，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采取了不正確的態度。
產生這種錯誤的原因是很明顯的：由于科爾尼洛夫叛亂，歷史發生了一個非常急劇的轉變。黨在這一轉變中沒有跟上歷史飛快的發展速度，使自己一時陷入了可恥的清談館的圈套。
本來應當把百分之一的人力用于這個清談館，而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力用于群眾。
……
十個覺悟了的士兵或者落后工廠的十個覺悟了的工人，要比李伯爾唐恩之流所偽造的各代表團的一百個代表重要一千倍。利用議會活動（特別是在革命時期），決不是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腐敗的代表身上，而是拿腐敗的事例去教育群眾。
列寧：《論進行偽造的英雄和布爾什維克的錯誤》（1917年10月7日）《列寧全集》第26卷第31-33頁
當然，誰認為可以一下子從資本主義跳到社會主義，誰認為可以使大多數居民相信，經過立憲會議可以達到社會主義，誰如果相信這種資產階級民主的神話，那就讓他安然自得地去繼續相信吧，可是，當實際生活粉碎這種神話的時候，希望他不要責怪實際生活。
列寧：《關于人民委員會工作的報告》（1918年1月11日）《列寧選集》第3卷第423頁
喜歡幻想的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曾經認為也許現在還認為還幻想用說服的辦法可以實現社會主義。他們以為大多數人是可以說服的只要說服大多數人少數人就會順從然后再由大多數人投票表決社會主義就會實現。鼓掌不世界上的事不是那么稱心如意的剝削者殘暴的地主資本家階級是說不服的。社會主義革命證實了大家所見到的事情——剝削者進行激烈的反抗。被壓迫階級受的壓迫愈大他們愈是接近于推翻一切壓迫和一切剝削被壓迫的農民和被壓迫的工人愈是堅決地發揮他們的首創精神剝削者的反抗就愈是瘋狂。
列寧：《關于目前形勢的報告》（1918年6月27日）《列寧全集》第27卷第435頁
機會主義者老爺們，包括考茨基分子在內，嘲弄馬克思的學說，“教導”人民說：無產階級應當首先利用普選權爭取多數，然后根據這種多數投票表決取得國家政權，最后在‘徹底’（有些人說：‘純粹’）民主制的基礎上組織社會主義。
而我們卻根據馬克思學說和俄國革命經驗說：
無產階級應該首先推翻資產階級并把國家政權奪歸己有，然后利用國家政權即無產階級專政作為自己階級的工具來取得大多數勞動群眾的同情。”（《十月革命及其意義》）
列寧：《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1919年12月16日）《列寧選集》第4卷第127頁
只有壞蛋或者傻瓜才會認為，無產階級應當首先利用資產階級壓迫下和雇傭奴隸制壓迫下進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數，然后才去奪取政權。這是絕頂的愚蠢或絕頂的虛偽，這是用舊制度舊政權下的投票來代替階級斗爭和革命。
無產階級在進行階級斗爭的時候，并不要等待投票以后才發動罷工，雖然要取得罷工的完全勝利需要大多數勞動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數居民）的同情。無產階級在進行階級斗爭來推翻資產階級的時候，并不要等待任何預先的（由資產階級主持并在其壓迫下進行的）投票，雖然無產階級清楚地知道，要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要順利地推翻資產階級，絕對需要大多數勞動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數居民）的同情。
列寧：《向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的共產黨人致敬》（1919年10月10日）。《列寧全集》第30卷第40頁
十月革命奪取了資產階級手里的政權，剝奪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摧毀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并把政權交給了蘇維埃，因而把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這一無產階級民主制同資產階級議會制度這一資本主義民主制對立起來。……
這樣，十月革命就揭穿了社會民主黨人的所謂現在有可能通過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那一套騙人鬼話。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1927年11月6-7日）。《斯大林選集》上卷第618頁
事實證明,調和革命和反革命是不可能的;杜馬一開始就走上了調和他們的道路，但它做不出什么來；這樣的杜馬永遠不會成為國家的政治中心，永遠不能把人民團結在自己周圍而不得不變成反動勢力的附屬品——所以，黨的任務就是打破對杜馬的幻想，糾正人民的政治錯覺，并對全世界宣告：革命的主要場所是街頭而不是杜馬；能給人民帶來勝利的主要是街頭，是街頭的斗爭，而不是杜馬，不是杜馬的空談。
斯大林：《目前的形勢和工人黨統一代表大會》（1906年1月發表）。《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33頁
5，只要資產階級的官僚的國家機構原封不動，社會主義者參加資產階級政府，實際上都是這個政府的裝飾和屏風，是這個政府欺騙人民的工具
無論在哪一種有“社會主義者”參加的“聯合”內閣里，哪怕其中個別的人的確是十分真誠的，這些社會主義者實際上都是資產階級政府的裝飾和屏風，是這個政府躲避人民憤怒的避雷針，是這個政府欺騙人民的工具。1848年的路易·勃朗是這樣，后來英國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幾十次參加內閣也是這樣，1917年切爾諾夫和策烈鐵里之流參加內閣也是這樣。只要資產階級制度存在，只要舊的、資產階級的、官僚的國家機構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過去是這樣，將來還是這樣。
列寧：《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1917年9月27日）《列寧全集》第25卷第360頁
可能派現在實際上是一個政府黨——內閣社會主義者，并且享有這個地位的一切好處。當波爾多代表大會被當局禁止、受到警察局的迫害、并且只是由于它在一個市長有革命情緒的臨近小城的市政廳里給自己找到容身之地才能舉行的時候，當警察局向特魯瓦代表大會進行了幾次襲擊，制止懸掛紅旗的時候，--這些事實可能派的報紙既沒有譴責，甚至也沒有提到--這些“非常正派的”社會主義者卻正在同巴黎的查理·沃倫之流非常和諧地合唱。當巴黎當局禁止了獨立的社會主義者和工會籌劃的要求八小時工作日的示威游行的時候，他們不僅不表示抗議，反而公開歡迎這個步驟。
《１８８９年國際工人代表大會》（這篇文章是伯恩施坦根據恩格斯的倡議寫成的，原文經恩格斯修改，1889年3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85頁
在共同的勝利以后，人家也許在新政府中給我們幾個席位——然而總是要我們居于少數。這是最大的危險。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改革報》派的賴德律-洛蘭、路易·勃朗、弗洛孔等）就犯了接受這種席位的錯誤。346作為由純粹的共和派組成的政府中的少數派，他們心甘情愿地在政府內為多數派投票通過和作出的、針對工人階級的一切無恥行為和叛賣勾當分擔責任，與此同時，這些先生們加入政府就癱瘓了他們聲稱自己代表著的工人階級。
恩格斯：《致菲·屠拉梯》（1894年1月26日）《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2-523頁
這段回顧首先教導我們，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代表同小資產階級一道參加革命政府，在原則上是完全可以的，在一定條件下簡直是必須的。
列寧：《巴黎公社和民主專政的任務一文的結尾》（1905年7月17日）《列寧全集》第9卷第126頁
法國的米勒蘭主義是在真正全國的廣大范圍內運用修正主義政治策略的最大嘗試，它給修正主義作了一個使全世界無產階級永遠不會忘記的實際評價。
列寧：《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1908年4月3日以前）《列寧選集》第2卷第7頁
，路易·勃朗是著名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他于1848年參加政府，1871年也同樣名聲不好。路易·勃朗以“勞動民主派”或“社會主義民主派”（民主派這個詞1848年在法國是常用的，正如1917年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書刊上常用一樣）的領袖自居，而實際上卻是資產階級的尾巴，資產階級手中的玩具。
從那時以來將近70年中，西方資產階級一再玩弄這種現在使俄國感到新奇的手法。這種手法的實質，就是使“脫離”社會主義和“脫離”革命的“社會主義民主派”領袖在資產階級政府中充當對資產階級無害的附屬品，靠準社會黨人部長們的幫助使人民看不清這個政府的真面目，用“社會黨人”參加內閣這塊光輝奪目的漂亮招牌來掩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
資產階級的這套手法，在法國經過精心炮制，在盎格魯撒克遜各國、斯堪的納維亞各國以及許多羅曼語國家中試用過多次。1917年5月6日在俄國玩弄的也正是這種手法。
“我們的”準社會黨人部長們正是處于這樣一種狀況：資產階級借他們的手火中取栗，通過他們來做那些沒有他們就永遠做不到的事情。
列寧：《大撤退》（1917年6月21日以前）《列寧全集》第25卷第44-45頁
6，馬克思主義者并不放棄爭取改良的斗爭，而是承認爭取改良的斗爭，承認為爭取改善勞動者狀況的斗爭。改良主義是革命斗爭的副產品，是階級斗爭的輔助手段。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過去和現在都把爭取改良的斗爭包括到自己的活動范圍之內。但是它利用“經濟”鼓動，并不僅僅是為了要求政府實行種種措施，而且是（并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為專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會民主黨認為它不僅應當根據經濟斗爭，而且應當根據社會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現象來向政府提出這個要求。總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使爭取改良的局部斗爭服從于爭取自由和爭取社會主義的整個革命斗爭。
列寧：《怎么辦？》（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寧選集》第1卷第277頁
自由派和社會民主黨對當前實際任務的提法正是有著這樣兩個根本的區別：一方面是采取不徹底的改良的辦法來消除農奴制殘余，抹殺“現代”社會的階級矛盾，另一方面，是用革命的辦法來消除舊制度的殘余，以便在新社會的基礎上，來擴大、發展和加深階級斗爭。當然，發展著的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這種根本區別、在不同的民族國家，在不同的時期，表現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列寧：《民粹派化的資產階級和驚慌失措的民粹派》（1903年11月5日）《列寧全集》第7卷第94頁
……改良主義者的策略最不能保證實施和實現改良。革命的階級斗爭策略則最能保證做到這一點。實際上，正是革命的階級斗爭，這種斗爭的獨立性、群眾力量和頑強精神才迫使人實行改良。只有這種斗爭是強有力的，改良才能實現。但這種改良從來是騙人的、表里不一的、充滿祖巴托夫精神的。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口號同改良主義資產階級的口號混淆起來，那就會削弱革命事業，從而也就會削弱改良事業，因為我們那樣做會削弱歌迷接機的獨立性、堅定性和實力。
列寧：《再論杜馬內閣》（1906年6月28日）《列寧全集》第11卷第58頁
社會民主黨應當怎樣切實促進一般的改良，包括俄國的立憲改良，特別是杜馬內閣及其有利于無產階級的后果的實現呢？是社會民主黨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口號“變成自己的口號”，還是堅決拒絕把這樣的口號“變成自己的口號”，堅持自己完成的、不折不扣的口號，始終不渝地進行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階級斗爭呢？回答這個問題并不難。
我們如果把資產階級改良的那種總是曖昧不明的、總是打點折扣的、總是口是心非的的口號“變成自己的口號”，這在實際上不是增加，而是減少現實改良的或然性、可能性和現實性。因為產生改良的實際力量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力量，是它在斗爭中的自覺性、團結一致和不屈不撓。
如果我們在群眾中宣傳資產階級改良的口號，那就會使群眾運動的上述這些品質減弱甚至喪失。常常聽到這樣一種資產階級詭辯：在自己的革命的要求和口號方面作某些讓步（倒是提出“杜馬內閣”來代替“人民專制”和立憲會議，把它當做一個“階段”等等），我們就能增加實現這種減弱了的措施的可能性，因為據說，無產階級和一部分資產階級都將支持這種措施。
革命的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告訴我們，這是資產階級的詭辯。相反，我們這樣做只會減少實現改良的可能性，因為我們一味要博得資產階級的同情（他們永遠不會自愿讓步的），結果就削弱了群眾的革命意識，腐蝕和模糊了他們的革命意識。我們這樣做就是遷就資產階級，遷就他們同君主制度的勾結，因而妨害群眾的革命斗爭的發展。于是，經常發生這樣的情況：由于實行這種策略，結果改了不是根本化為烏有，就是完全成為騙局。改良的唯一可靠支柱，使改良不致成為一紙空文而能真正有利與人民的唯一可靠保證，就是無產階級不降低自己的口號，進行獨立的革命斗爭。
孟什維克從1906年6月起，就在群眾宣傳支持杜馬內閣的要求的口號。這樣他們就削弱和模糊了群眾的革命意識，縮小了鼓動的規模，減少了實現這種改良和利用這種改良的可能性。
應當在群眾中加強革命鼓動，更廣泛地傳播、更清楚地闡明我們的完整的、不折不扣的口號——這樣，我們在最好的情況下就能促使革命的徹底勝利，而在最壞的情況下，也能爭取到一些不徹底的讓步（例如杜馬內閣，普遍的、倒數非直接的選舉等）并使自己有可能把這些讓步變成革命的工具。改良——這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的副產品。把取得副產品變成“自己的”任務，那就是陷入了自由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
列寧：《不應當怎樣寫決議》（1907年3月19日）《列寧全集》第12卷第223-224頁
革命的敵人，有點忿恨而咬牙切齒地承認，有的悲傷而垂頭喪氣地承認，1961年和1907—1910年的“改革”是失敗了。因為他們沒有能夠防止革命。社會民主黨，當代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的代表針對這種承認回答說：革命者在社會斗爭中和在一切社會危機中，甚至在這些危機只是直接導向不徹底的改革的時候，都起了極重要的歷史作用。革命者是進行一切改造的社會力量的領袖；改革是革命斗爭的副產品。
列寧：《“農民改革”和無產階級農民革命》（1911年3月19日）《列寧全集》第17卷第108-109頁
歷史科學告訴我們，一般說來，某一項政治制度的改良主義的變革和非改良主義的變革的差別在于：實行前一種變革，政權仍然留在以前的統治階級手中；實行后一種變革，政權從以前的統治階級轉到新的統治階級手中……
……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不同的國家內，有過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但也有過不滿足于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從不認為通過改良就能實現根本的變革，但是也決不拒絕在一定條件下提出改良式的當前要求。
列寧：《日益增長的矛盾》（1913年2月6-9日）《列寧全集》第18卷第564-565頁
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不同，它承認爭取改良的斗爭，即承認在統治階級仍然掌握政權的情況下，為爭取改善勞動者狀況的斗爭。但同時，馬克思主義者又堅決反對直接間接地把工人階級的意向和活動局限于改良范圍內的改良主義者。改良主義是資產階級對工人的欺騙，因為只要資本的統治還存在，盡管實行個別改良，工人總還是雇傭奴隸。
列寧：《馬克思主義和改良主義》（1913年9月12日）《列寧全集》第19卷第372頁
社會主義者并不放棄改良的斗爭，比如，他們現在也應當在議會內投票贊成對群眾處境的任何改善，哪怕是不大的改善；贊成增加被破壞地區居民的撫恤金；贊成減輕民族壓迫等等。但是，如果鼓吹用改良來解決歷史和實際政治狀況革命式地提出的問題，那簡直是資產階級的欺騙手段。
列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向社會主義者第二次代表會議提出的提案》（1916年2-3月）《列寧全集》第22卷第164頁
假定有人認為，我們為了進行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直接斗爭，似乎可以或者應當放棄爭取改良的斗爭，這種看法頁是完全錯誤的。時期決不是這樣。我們無法知道，這種革命什么時候能夠取得勝利, 客觀條件什么時候能夠允許這種革命到來。我們應當支持任何的改善，支持群眾狀況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真正改善。我們同改良主義者（即瑞士的格留特利派）的區別，并不在于我們反對改良，他們贊成改良。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只是限于改良，因此用《Schweizerische Metallarbeiterzeitung》（第40號）的一個（少有的！）革命的撰稿人的中肯的話來說，他們已經墮落到充當普通的“資本主義看護婦”的地步, 我們向工人說：你們投票贊成比例制等等的選舉吧，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活動只限于這一點，而是要把有步驟地傳播立即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提到首要地位，做好這方面的準備工作，同時在各方面，在黨的一切活動中做相應的根本改變。資產階級民主的條件常常逼著我們對于許多小的、非常小的改良采取這種或那種立場，但是應當善于或學會這樣來采取爭取改良的立場，就是要使我們——為了更加清楚起見，說得簡單一些，——在每半個小時的演說中，用5分鐘講改良，而用25分鐘講即將到來的革命。
列寧《關于戰爭問題的根本原則》（1916年12月）《列寧全集》第23卷第158-159頁
社會主義者應當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同改良主義的斗爭放在首位，因為改良主義經常用資產階級思想來腐蝕工人革命運動，而且它現在已經多少具有一些特殊形式，所謂特殊形式就是改良主義可以拿資產階級在戰后一定會實行改良這一點作“依靠”！改良主義者把問題說成這樣，好像我們光是鼓吹、宣傳和準備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而“忽略了”實際的東西”，“失去了”改良的機會。
……
只有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實際上考茨基、屠拉梯和梅爾黑姆已經轉到這種立場上去了)才會這樣提出問題：要末放棄革命，實行改良；要末任何改良都不能實行。
世界歷史的全部經驗以及一九○五年俄國革命的經驗所教導我們的正好與此相反：要末進行革命的階級斗爭(在革命沒有取得完全勝利的情況下，改良始終是階級斗爭的副產品)，要末任何改良都不能實行。
世界歷史的全部經驗以及一九○五年俄國革命的經驗所教導我們的正好與此相反：要末進行革命的階級斗爭(在革命沒有取得完全勝利的情況下，改良始終是階級斗爭的副產品)，要末任何改良都不能實行。
因為只有群眾的革命毅力，不是第二國際過去僅僅在紙面上談論的那種群眾的革命毅力，而是由走在革命前頭而不做革命尾巴的政黨本身進行全面的革命宣傳鼓動并且把群眾組織起來的那種群眾的革命毅力，才是唯一的真正能夠改變現狀的力量。
社會民主黨只有公開宣傳革命，把一切異己分子或“懷疑”分子從黨內清洗出去，只有用革命精神來進行黨的全部工作，才能在世界歷史上目前這種“危機”時代向群眾保證：或者在廣大群眾支持革命的情況下使他們的事業取得完全的勝利，或者在革命沒有取得完全勝利的情況下實行改良，也就是說向資產階級讓步。
否則，在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的政策下，絲毫不能保證改良不會落空，即使實行一些改良那也要受到反動警察的種種限制，這種限制會使無產階級不可能依靠這些改良重新掀起爭取革命的斗爭。
列寧：《告國際社會黨委員會和各國社會黨書的提綱草稿》(1916年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以前〕）《列寧全集》第23卷第215-217頁
我們進行斗爭，不是要使自己失敗，而是要成為勝利者，至少取得的部分的成功。即使我們失敗了，我們也一定會取得部分的成功。那就是實行改良。改良是階級斗爭的輔助手段。
列寧：《關于目前形勢的報告的總結發言》〔1917年4月24日）《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361頁
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精確地正確地規定了改良同革命的關系。然而馬克思只能從一方面，即只能從無產階級還沒有在一個國家取得稍微鞏固、稍微持久的初次勝利的情況下看到這種關系。在這種情況下，正確關系的基礎就是把改良看作無產階級的革命階級斗爭的副產品。對整個資產階級世界來說，這種關系是無產階級革命策略的基礎，是無產階級革命策略的起碼常識，而第二國際賣身求榮的領袖以及第二半國際的半迂腐、半狡猾的騎士們卻歪曲和抹殺這種起碼常識。無產階級即使在一個國家取得勝利以后，改良同革命的關系也還會產生一種新的內容。在原則上雖然和從前一樣，但在形式上卻已發生變化。這種變化馬克思本人當時是遇見不到的。這種變化只有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政治學說才能認識到。為什么我們能夠正確地采取布勒斯特和約的退卻辦法呢？因為我們前進得很遠，所以我們有退卻的余地。從1917年10月25日到簽訂布勒斯特和約為止，我們以驚人的速度在幾個星期以內建立了蘇維埃國家，用革命的辦法擺脫了帝國主義戰爭，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使做了這個大倒退（簽訂布勒斯特和約），我們還是保留了充分廣闊的陣地，能夠利用“喘息時機”來勝利地前進，去反擊高爾察克、鄧妮金、尤登尼奇、皮爾蘇茨基、弗蘭格爾。
無產階級取得勝利以前，改良是革命的階級斗爭副產品。取得勝利以后，如果取得勝利的國家經過極度緊張的斗爭，其實力顯然不夠用革命手段來實行某種過渡，那么改良（在國際范圍內仍然是副產品）還是一種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時機。
列寧：《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1921年11月5日）《列寧選集》第4卷第580-581頁
由于從下面來的壓力，群眾的壓力，資產階級有些時候可以實行某些局部的改良，而依然保存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他們在這樣行動的時候，認為這些讓步是保存自己的階級統治所必須的，改良的實質就在這里。革命則表示政權從一個階級轉移到另一個階級。因此，任何改良都不能叫做革命。正因為如此，所以不能期望社會制度的更替可以通過改良，通過統治階級的讓步，使一種制度悄悄滴過渡到另一種制度來實現。
斯大林：《和英國作家赫·喬·威爾斯的談話》(1934年7月23日）《斯大林選集》下卷第3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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