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江黑水》看東方學想象下的中國環境問題

環境危機已經成為中國不能承受之重，并且早已燃起了中間階級的無明業火。然而，各種偏執、激動和極端的批判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對傳統或西方的生態景觀的浪漫想象亦不能代替理性的分析。也正因如此，對于環境問題的著作，我更喜歡閱讀社會科學風格的著作，而對各種所謂悲天憫人的詩人式隨想一向敬而遠之。

現在手頭這本《一江黑水》（The River Runs Black）的書名翻譯化用了"一江春水"這個詩意的詞語，作者似乎想要用這個書名暗示，因為環境惡化，一切詩意都毀滅了，所剩只有"一江黑水"。所幸這并非是一本環境文學的作品，而是一部社會科學類著作。初看此書書名，我們很可能以為這是一部江河治理史類的著作。然而，作者雖然以對淮河污染的考察開篇，但本書所處理的主題實際是整個中國的環境問題。

這本書在中國環境問題研究領域享有聲譽，曾被劍橋大學評為關于可持續發展的50部最佳著作之一。但此書的價值并不在于對具體問題的剖析，而在于其全景式的視角。作者易明的專業是國際關系，環境史和環境政策并非其本行，在其所涉及的任何一個領域內，她都談不上專家，此書也多是在二手資料的基礎上寫成的。她書中的所有主題，沒有一個是國內學者沒有處理過的，而她所得出的大多數結論，對于熟悉中國環境問題的讀者來說，都已經是老生常談，并且這些結論甚至頗多爭議，未必全然正確。但此書的廣度彌補了其深度上的缺陷，在我的閱讀經驗中，尚未有這樣全面審視中國環境問題的著作。本書的廣度既體現在貫穿整個新中國歷史的時間跨度上，也體現在作者跨越學科界限的全方位觀察上，更體現在作者多年來對中國環保官員和NGO人員的大量跟蹤接觸上。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此書所引用的資料極為全面和新穎。在中文版翻譯過程中，作者還在更新書中所涉資料。

如果說本書存在什么問題的話，可能在于本書的作者由于無法或不愿理解中國人的切身生存體驗--如大多數海外漢學家一樣，于是只能從外部解釋中國，難以深入中國歷史的內在脈絡之中。以本書所涉的環境史研究為例，我們可以在德國環境史和美國環境史的研究中，看到對所謂的德意志靈魂和美國精神露骨頌揚，但在中國環境史研究中，不要說這種赤裸裸的辯護史學，即便是起碼的內在理解我們也是難以看到的。在伊懋可（Mark Elvin）等外國人寫作的中國環境史中，中國歷史中發展與環境的沖突被不適宜地放大了，仿佛一部中國歷史就是一部生態災難史，而中國文明與環境之間積極影響卻被忽略了。他們頭腦中似乎有這樣一個信念：未被人類活動中介過的自然才是生態的。本書正是在這種外部理解的框架下寫成的。

不能否認，有時候跳出民族情感和倫理的羈絆，對理解歷史而言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否不必去體察民族精神的歷史脈動，僅僅從一個真理在握的旁觀者的角度出發，我們就能客觀地還原歷史的原貌呢？我看未必，因為若是如此，薩義德也不會寫一本《東方學》來批判西方世界的東方想象。就這本《一江黑水》而言，雖然作者努力擺出客觀、中立、不偏不倚的架勢，可惜也難以擺脫一定程度上的東方學想象。

生態主義的東方學想象

何謂東方學想象？我們還要從東方學說起。近代東方學以"西方-東方"的二元對立為前提。在東方學的意識形態中，東方的歷史是混沌、無序、沒有進步的，充滿了各種非理性的神秘事物；而西方則孕育了現代的科學技術和民主制度，其歷史就是一部理性不斷發展進步的歷史。然而，東方學想象卻比這種"西方-東方"二元論要復雜得多，它既要在東方找尋自身的起源或理想，又要把東方建構為一個消極意義的他者。因此，東方在西方永遠同時存在著積極與消極兩種形象，而這兩種形象，都與東方的本來面目無關。

以東方學最為繁榮的十九世紀為例，當時的反啟蒙主義和浪漫主義運動滲透到東方學之后，東方學開始擔當起了反思西方文明的角色。隨著印歐語系的發現、印度學的繁榮，很多東方學家開始在東方尤其是印度找尋西方文明的源頭，并希望通過東方的神秘文化克服西方現代性的弊端。生態主義作為反啟蒙運動的產物，它的發展也與東方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也正是在這期間，東方學勾起了歐洲人對前基督教的多神教世界的鄉愁，并讓他們轉而發掘其歷史中的神秘主義和泛神論傳統，以期克服西方猶太-基督教中的人類中心主義、宗教不寬容和對自然的統治心態等弊病。在十九世紀的德國思想界，彌漫著這樣一種觀點，猶太-基督教是一種沒有自然的宗教，鮮花、森林以及一切美的自然事物，對于一神教徒而言毫無意義，只是在多神教和泛神論的世界觀中，自然才呈現出它內在的美麗。這種對一神教的生態學批判與東方學合流之后，印度作為一個典型的多神教文明和泛神論的發源地，自然而然地被寄托了一種生態主義的希望。于是，印度（文化）從此之后成了幾乎所有綠色分子心馳神往的沃土。

中國在啟蒙運動期間也曾扮演過一個燈塔式的角色，很多啟蒙思想家把中國視為理性的國度。然而，這種美好的想象最終淹沒在東方學的意識形態之中，繼而又在反啟蒙主義的思潮中煙消云散。在孟德斯鳩、黑格爾這些現代性的思想家看來，中國文化太缺乏自由了，太缺乏生機了，中國鮮明地體現了東方專制那永遠循環往復、沒有進步的晦暗圖景。而在浪漫主義的東方學家看來，與印度相比，中國文化過于實用主義、過于缺乏想象力了，全然沒有印度那種夢幻式的神秘經驗。最終，在西方后啟蒙時代的東方想象，非但沒有中國的位置，相反，中國成了現代性弊端的集中體現。

于是，我們看到了中國形象的反轉，在從黑格爾到韋伯的現代性敘事中，中國不夠工具理性、不夠進步，而到了以生態主義為代表的后現代話語中，中國卻太過工具理性了、太現代了、太工業化了。這個反轉，部分可以歸結為中國的歷史大轉變，但也折射出西方內部的思想變遷，即從啟蒙現代性轉向對現代性的反思。當這種反思滲透到東方學之內，對中國的東方學想象就呈現出戲劇性的變化。但無論如何變化，中國永遠是西方的對立面，西方人正是需要中國這樣一個他者以自我確認。

在西方的生態主義話語中，中國幾乎都是以一個反面角色出現的。本書中的中國形象正是這種東方學想象的產物。但這并非是說本書的資料全是夢囈式的胡編亂造--盡管不排除有很多夸張，我們只是說，因為作者的東方學想象，她（包括她引證的很多作者）對這些材料都做出了不恰當的解讀。

這集中體現在作者對中國環境問題的錯誤認識上。易明在此書中引用伊懋可的研究，認為中國古代對權力的追逐讓自然環境成為了發動戰爭的工具，而中國人民對南方地區的開發也成了破壞環境的行為。易明進而認為："中國傳統中在攫取權力、發展經濟、滿足需要方面表現得過度進取，給森林和礦產資源帶來了浩劫，使河道和水利管理工程變得盲目，使土地因集約耕種而日益退化。"（第51頁）這個論斷顯然經不起推敲。如果中國古代在環境破壞上真的表現得那么過度的話，我們很難解釋為什么從關中平原到嶺南地區這塊并不算遼闊的土地上，竟然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哺育了全世界1/4~1/3的人口。相反，正是因為中國對土地實行精耕細作的集約式耕種，加之對有機肥料的合理利用，中國的土地在數千年的時間里都保持了肥力。這種耕作方式甚至啟發了現代生態農業開創者Franklin King的靈感，他因此將中國的傳統農業稱之為永續農業。與之相比，歐洲在中世紀時經歷人口爆炸之后（當時的人口與宋朝大致相等，面積卻遠勝宋朝），耕地的擴張使得原始森林幾乎被砍伐殆盡，那蔥蘢茂密的黑森林只能永遠活在德國人的幻想中了。

客觀地說，中國古代并非不存在環境問題，但并不比任何文明更為嚴重。人類的發展必然會與環境造成沖突，問題的關鍵在于對環境的破壞是否到了不可自然修復的地步。如波蘭尼所揭示的，在資本主義興起以前，人類對自然的破壞都限于自然可承受的范圍之內，只是當市場從社會中分化出來之后，包括自然在內，一切都變成了商品，自然才因人類的征服而變得不可修復。所謂生態危機乃是現代世界的產物。

但包括作者在內的中國學專家們，出于其頭腦中根深蒂固的東方學想象，似乎認為東方的自然就應該是未被人類觸碰過的原始叢林，只要人類改造了它們，就意味著生態危機。但當他們考察中國的歷史時，卻發現中國人非但沒有臣服于自然的權威之下，相反卻有"人定勝天"的英雄信念，從北到南一路披荊斬棘，把蠻荒之南改造成了繁榮富庶的魚米之鄉。這樣的歷史，的確太過美國化，太過現代了，于是在這些東方學家的筆下，古代中國必須生態危機，古代中國已經生態危機了。

東方學想象就是這樣書寫歷史的。

東方學想象的用途

東方學想象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如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所揭示的，東方學的意識形態是和西方的殖民主義制度配套生成的，東方學的繁榮伴隨著殖民權力在東方的擴張。從歷史上看，東方學的發展與西方傳教組織在東方的活動密切相關。十五世紀開始，天主教為了反擊新教的挑戰，陸續成立了各種反宗教改革組織，并向全世界派出陣容強大的傳教團。而隨著新教國家殖民主義的發展，它們也開始了大規模了海外傳教。這些傳教團體正是最早的國際非政府組織。而這些傳教士在東方的見聞、觀察及其搜集的材料，便成了當時的東方學研究的重要材料。傳教士與非政府組織、殖民主義和東方學，構成了西方向東方侵略擴張的三駕馬車。

二戰以后，雖然殖民主義體系無可挽回地崩潰了，但"國際非政府組織-東方學"這一綜合體仍或隱或顯地出現在各種東西方交往的各個層面中。冷戰爆發后，西方世界的東方學研究越來越從語言文化轉向現實的社會政治問題，以便為冷戰政策的制定服務。這些國際非政府組織依靠在第三世界設立各種項目，搜集各種情報信息，并潛移默化地傳遞西方世界的價值觀。東方學在此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個時期的東方學有這樣的特點，一邊繼續對東方的前現代社會和地區進行空中樓閣式的美好想象，但也同時對民族解放運動后實行現代化政策的民族主義國家進行各種問題研究，專注于第三世界的制度、人權和環境問題，而無視這些國家在醫療、教育和工業方面取得成就。由此，東方學建構了一個經濟落后、政治腐敗和環境崩潰的第三世界圖像，并認為發達國家負有責任帶領第三世界走向一個更加文明的世界，但這也意味著第三世界對發達國家而言是一種拖累。

這種東方學在與生態主義話語合流之后，其意識形態色彩變得更加隱蔽。

一般而言，第三世界的生態主義話語是由發達國家輸入而非內生的。通過各種召開國際環境會議、出版相關書刊、對第三世界的環保從業者的培訓、扶植第三世界的本土非政府組織、設立各種環境項目和援助等渠道，生態主義話語就這樣被不知不覺地灌輸到第三世界。也許再也沒有其他議題，比第三世界的環境議題更典型、更充分地體現了東方學想象。發達國家的環境分子，以及受其影響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一邊想象著前現代的田園生活，一邊宣揚著西方世界的生態景觀和環境政策，與此同時，又用這兩種想象批判著處在工業化階段的國家的所謂環境災難。

明白了這種東方學想象，我們也就明白了為什么有那么多人權人士對舊西藏的神權政治追捧，卻對相對更為進步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集權國家大火力批判；同時也明白了為什么中國的工業化受到了那么多環保人士的批判，而印度的貧民社區、浮尸的恒河水卻被他們稱贊不已。這些頗為矛盾的看法體現出他們的一種癥候，也即他們是通過意識形態而非科學理性的態度來觀察東方世界的。這種意識形態的核心是，第三世界必須是一個前現代社會，而決然不能是一個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帶來的環境問題必然會引發不可逆的環境災難。然而，環境議題只不過是對第三世界現代化道路批判的一部分而已，問題的關鍵在于，西方世界急欲用所謂的人權、環境等理由扼殺這些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

《一江黑水》作者易明也許深諳此道。作者花了很大篇幅來敘述中國環保NGO的發展歷程，其中又花了很大篇幅來敘述NGO從業者的抗議活動。爾后，作者又筆鋒一轉，講起了環保NGO在東歐劇變中的重要角色。作者認為，很多異見分子以環保NGO為依托，借環境問題對政府進行發難。作者對NGO運作顯然深有研究。作者對這一議題的涉足并非沒有緣由，因為她的本行即是國際關系。

事實上，本書作者易明即是一個非政府組織的研究人員。她供職于美國著名智囊機構"對外關系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為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和高級研究員。如果我們對對外關系協會的歷史和現實地位有了解的話，無疑會對作者的這一身份大加贊嘆。

對外關系協會的前身是英國殖民分子阿爾弗雷德•米勒等人聯合羅斯柴爾德家族、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等資本寡頭在各國建立的半秘密組織"圓桌會議小組"（Round Table Group）。一戰以后，美國的圓桌會議小組在合并一些機構之后，改組成立為外交關系協會--與此同時，英國的圓桌會議小組則更名為著名智囊機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對外關系協會的會員多為大資本家、退休高級官吏、著名律師和御用學者。自建立伊始，協會就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很多任美國總統都是該協會會員。協會的目標即是建立一個"新世界秩序"，為美國資本的國際擴張提出相應的外交政策。

在1946年，該協會主辦的《外交事務》刊出了喬治•凱南的著名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決定性地影響了美國的冷戰政策。此文提出了所謂的"遏制戰略"，亦即通過掌握強大的軍事實力，進而威懾蘇聯勢力的擴張。這一戰略旨在不訴諸熱戰的情況下，促使蘇聯收縮其戰略范圍，并破壞蘇聯內部的團結，最終實現和平演變。最近，美國高調"重返"亞洲，似乎有意重新祭出其"遏制戰略"。美國的重返針對的是誰，顯然是不言而喻的。希拉里最近與此相關的言論，已經讓我們充分領受了美國是如何霸氣側漏的，而美國大使館及其大使們的充分表演，也已經讓我們充分領教了他們搬弄是非的高妙手段。然而，這一切也僅僅是臺面上的行動，至于那些上不了臺面的手段，則恐怕只有美國自己知道了。

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易明何以對中國的環境問題這樣關切，并花了相當篇幅敘述東歐國家當年所面臨的環境挑戰。易明在此書中希望發達國家在環境問題上與中國多多合作，并呼吁中國放寬對國外組織的活動限制。然而，易明卻沒有對這些組織的活動存有絲毫的懷疑，我們可以想象中國的某個基金會以項目支持的方式，讓美國的環保組織去為它搜集美國的環境信息，或者是反對某個工程項目的上馬嗎？然而，中國的一些環保組織似乎很樂于去做這些事情。隨著西方文化霸權的建立，東方學想象不僅存在于西方人的頭腦中，更植根于東方人的心靈中。中國的環保話語與實踐，無不被東方學想象深深地支配。

結語

至今依然有不少極端環保人士認為，中國應該在經濟生活上回到前現代的田園詩般的小農生產中去，同時在政治上采取西方社會的代議制。然而，這個極為矛盾的設想恐怕沒有國家能夠做到，即便是印度也只能部分做到。但正是因為印度部分做到了這一點，笑嘻嘻的印度乞丐的生活方式就似乎應該成為第三世界人民的終極追求：低碳、自由，并且安貧樂道。

只是中國人從來就不是一個安于等級秩序的民族，兩千多年的平民化進程和近代一百多年的革命運動，不斷沖擊破壞著傳統的等級宗法制。而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中國人追求的亦是人與自然的平等，而非任何意義上的對自然的敬畏或征服。在此意義上講，平等，正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邏輯原點。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談得上對中國歷史包括環境史的內在理解。

另一方面，如果不考慮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不平等結構，我們也難以理解如今的環境危機的深層根源，相反任何的東方學想象除了掩蓋危機的緣由，只能加深世界的不平等從而加深環境危機。為了克服種種生態主義的東方學想象，同時也真正地解決到環境問題，我們有必要回歸社會主義的平等信念，在此基礎上創造基于中國立場的環保話語與實踐，這也正是生態社會主義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