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了世界的銀行家：金融之王》
引言（1）
1931年8月15日，媒體公開發表一則聲明：英格蘭銀行行長由于近幾個月承受巨大壓力而身體不適，根據醫生的建議，他已經停止了所有工作并到國外休養。聲明中提到的行長就是被授予“金十字英勇勛章”的蒙塔古·克萊特·諾曼，盡管他多次拒絕這個頭銜，因為他并非許多人以為的勛爵或爵士，但他確實以此為榮，畢竟這是證明一個軍官表現英勇的次高級別的勛章。
諾曼對媒體界總是很提防，他在旅途中為了逃避多事的記者而假扮身份，故意錯過火車，因此留下了不好的名聲。甚至有一次他原本打算登上開往加拿大的約克公爵夫人號郵輪，為避開記者竟然借助一條繩梯從郵輪的一端滑到另一端，真令人難以置信。而這時，帶著與生俱來的天賦，他對聚集在碼頭對岸的記者宣布：“我想我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因為最近我非常辛苦，身體也大不如前了，我覺得在這艘豪華郵輪上旅行對我的身體應該是有益的。”
在金融界中，諾曼精神脆弱早已被認為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但很少有人知道真相——在過去的兩周里，世界金融危機愈演愈烈，歐洲銀行體系也正處于崩潰的邊緣，由于巨大壓力造成的精神失常使這位行長已經不能勝任目前的工作。英格蘭銀行的聲明從舊金山傳到了中國的上海，世界各地的投資者為之震驚。
多年以后，人們很難想象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蒙塔古· 諾曼擁有多大的權力和威望，他的名字如今也很少再為人所知。 。但在當時，他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中央銀行家，被《紐約時報》形容為“無形帝國的君主”。歐盟之父讓· 莫內（Jean Monnet ）則認為英格蘭銀行是“堡壘中的堡壘”，而“蒙塔古· 諾曼作為這個堡壘的管理者，令人敬畏”。
在當政的10 年中，諾曼和其他三位中央銀行行長一度被媒體戲稱為“世界上最孤高排外的俱樂部”成員。諾曼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本杰明· 斯特朗、德意志銀行的亞爾馬· 沙赫特以及法蘭西銀行的埃米爾· 莫羅，形成了中央銀行家的“四重奏”，他們承擔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重建世界金融體系的重任。
但是到了1931 年中期，諾曼成為最初的四人組中僅存的一位。斯特朗于1928 年逝世，享年55 歲；莫羅于1930 年退休；沙赫特在1930 年因和自己的政府發生爭執而辭職，他正在向阿道夫· 希特勒和納粹示好。因此，重建世界金融體系的重任就落在了那個面帶詼諧笑容、有著神秘的戲劇天賦、留著凡· 戴克式的胡須、身穿神秘戲裝、頭戴寬邊帽、身披下垂披肩、帶著耀眼翡翠領帶夾的謎一般的英國人身上。
在世界經濟進入史無前例的衰退時期的第二年，世界上最舉足輕重的中央銀行家精神失常實在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各國的生產大幅下滑——受打擊最大的美國和德國下滑達40% 。工業國家的所有工廠——從底特律的汽車廠到魯爾的鋼鐵廠，從里昂的絲綢廠到泰恩賽德的造船廠，要么關閉，要么只有少數開工。市場需求嚴重萎縮，導致大蕭條后的兩年中物價下跌了25% 。在工業國家，失業的工人遍布城市和鄉村。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有800 多萬人失業，占其勞動力規模的15% 。在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英國和德國，分別有250 萬人和500 萬人加入失業大軍。在世界最大的四個經濟體中，只有法國似乎躲過了席卷世界的經濟危機，但最終也跌入深淵。失業的人們無所事事地流落在街頭、公園、酒吧和咖啡館。在紐約和芝加哥，越來越多的人因失去工作而流離失所，只能住在貨箱、廢舊鋼鐵、獸皮、帆布甚至車皮搭建的窩棚里，連中央公園都變成了人們的宿地。在柏林、漢堡和德累斯頓的郊區，類似的窩棚區也比比皆是。在美國，成千上萬的失業者逃離城市，四處找尋工作機會。
引言（2）
失業帶來了暴亂和造反。 。在美國的阿肯色州、俄克拉何馬州以及中部和西南各州都發生了搶奪食物的騷亂。在英國，礦工、紗廠工人和織布工人開始罷工。在柏林，幾乎發生了內戰。在1930 年9 月的選舉中，納粹利用人們對失業的恐懼對協約國、**者和猶太人等大加指責，說他們造成了德國人的痛苦，以此獲取了650 萬張選票，并使其在議會中的席位從12 個增加到107 個，成為繼社會民主黨之后的第二大黨。隨之，納粹和**者常常在街頭巷尾發生沖突。
類似的政變也在葡萄牙、巴西、阿根廷、秘魯以及西班牙發生。最大的威脅來自于銀行體系的崩潰。1930 年12 月，美國銀行（雖然這家銀行以國家的名字命名，但它卻是一家沒有任何官方背景的私人銀行）倒閉，這成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銀行破產案，大約兩億美元的存款因此而遭到凍結。1931 年5 月，奧地利最大的銀行——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s ）的擁有億美元資產的奧地利信貸銀行破產。6 月20 日，赫伯特· 胡佛總統宣布延期一年償付戰爭債務和賠款。7 月，德國第三大銀行達納特銀行破產，引發了整個德國銀行體系的擠兌和資本外逃的浪潮。海因里希· 布呂寧總理宣布銀行暫停營業，限制民眾從銀行提款的金額，并暫停外國短期債務的償付。 。當擁有大量德國債權的英國人發現德國違約后，危機于當月底席卷了倫敦。人們突然發現之前無須擔憂的債權無法履約，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又紛紛涌向倫敦提款，英格蘭銀行被迫向法國和美國的銀行（法蘭西銀行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借款億美元，以避免其黃金儲備被耗盡。隨著失業的蔓延，銀行破產，農產品價格暴跌，工廠關閉，仿佛世界末日就要來臨了。
6 月22 日，著名經濟學家約翰· 梅納德· 凱恩斯告訴芝加哥人：“我們正處在現代世界最嚴重的災難之中——災難由所有的經濟因素造成。據莫斯科人說，這是資本主義最后的、終極的經濟危機，我們的社會將無法承受。”以研究文明的興衰而著稱的歷史學家阿諾德· 湯因比（Arnold Toynbee ） 在為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撰寫年度事件評論時說：“1931 年，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深思熟慮，并坦誠地討論西方社會體系即將崩潰和走向終結的可能性。”
當年夏天，蒙塔古· 諾曼幾個月前寫給他法蘭西銀行的一位同僚克萊門特· 莫雷的一封信見諸報端。諾曼聲稱：“除非出臺有力的拯救措施，否則文明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將在一年內崩潰，這一點我確信不疑。”他還以尖刻的筆調補充道：
“我希望這一預言能夠存檔，以備將來參考”。有傳言說在赴加拿大修養之前，他堅持認為應該使用配給證，以避免當歐洲各國的貨幣普遍崩潰時，英國回到物物交換的境地。
在經濟危機中，中央銀行家們也都紛紛恪守幾個世紀以來母親教導孩子的那句警言：“如果你不能說得完美，那就什么也不要說。”這句話讓這些金融業官員們在處理危機時避免再次陷入尷尬局面——他們要么在公眾面前坦承問題而造成市場恐慌，要么對公眾漫天撒謊而維持相安無事。像諾曼這樣如此德高望重的人愿意坦誠地談論西方文明的崩潰，這充分說明面對“經濟海嘯”金融當局的無計可施和困惑。
引言（3）
諾曼不僅是世界上最顯赫的中央銀行家，他還被金融界和政府官員們公認為具有良好的品質和判斷力。 。一向趾高氣昂的摩根財團資深合伙人托馬斯· 拉蒙特說諾曼是“他遇到過的最有智慧的人”。在政界，英國財政大臣菲利普· 斯諾登，一位多次預言資本主義最終會滅亡的忠誠的社會主義者，真誠地稱贊諾曼“不僅僅是女王跟前的最優雅的大臣”，“他對于國家所遭受苦難的同情心像母愛一樣泛濫”，而且他“充滿自信，富有感染力”。
諾曼在很多事情上處理得當，贏得了經濟界和金融界的好評。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他堅決反對向德國索取戰爭賠款。整個20 世紀20 年代，他一直在警告各國黃金儲備的短缺問題。此外，他還較早地警告了美國股市的泡沫風險問題。但是也有少數人指責正是他推行的政策，尤其是教徒般死板地擁護的金本位制度，引發了席卷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這其中包括約翰· 梅納德· 凱恩斯和溫斯頓· 丘吉爾。在諾曼結束其加拿大的假期前夕，丘吉爾這位兩年前在華爾街幾乎傾家蕩產的人從比亞里茨給他的前任秘書和好友埃迪· 馬什（Eddie Marsh ）寫信說：“我遇到的每個人都在警告金融業要發生問題……我希望把蒙塔古· 諾曼吊死，我有重要的證據駁斥他。”
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現在叫做“大蕭條”，是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事件。 。沒有任何國家逃脫厄運，它帶來的負面影響持續了十多年時間，影響到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傷害了整整一代人。這場經濟危機引發了歐洲20世紀30年代“墮落的十年”，導致了希特勒和法西斯的崛起，以及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為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20 世紀20 年代的大繁榮向大蕭條的滑落，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來講述。在本書中，我選擇剖析當時的4 位主要中央銀行家，他們分別管轄著英格蘭銀行、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德意志銀行和法蘭西銀行。
1918 年，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百廢待興，金融體系也岌岌可危。19 世紀后期，在金本位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國家債券體系以倫敦為中心迅速發展，引起了國際貿易和經濟的快速繁榮。1919 年，這一體系崩潰，英國、法國和德國幾近破產，債臺高筑，它們的國民因為物價飛漲而陷入貧困，其貨幣也幾近崩潰。只有發了戰爭財的美國變得更為強大。
政府認為是銀行家發揮作用的時候了，因此解決世界金融危機的重任就集中到4 個重要國家的中央銀行身上：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
本書講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這些中央銀行家們重建國際金融體系的故事。20 世紀20 年代中期，他們似乎成功了：國際外匯市場穩定，資金流動自由，經濟增長得以恢復。但繁榮的背后也出現了隱患，被公認為金融體系穩定基石的金本位制度約束了經濟的發展。本書的后幾章描述了中央銀行家們在應對大蕭條時那些無序和徒勞的努力。
和現在一樣，20 世紀20 年代的中央銀行家擁有巨大的權力和威望。4 位中央銀行家的故事貫穿了本書：英格蘭銀行的蒙塔古· 諾曼，有些神秘和神經質；法蘭西銀行的埃米爾· 莫羅，生性多疑且憎恨和恐懼外國人；德意志銀行的亞爾馬· 沙赫特，死板、傲慢、才華橫溢而又狡猾；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本杰明· 斯特朗，表面上精力充沛、勁頭十足，但其實是個深受傷害、不堪重負的人。
引言（4）
這4 個人都是那個時代的重要人物，處于輿論漩渦的中心。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為我們了解20 世紀20 年代那段復雜的歷史（未實現的和平、戰爭債務和賠款、惡性通脹、歐洲的衰落和美國的暴富、虛假的繁榮和徹底的破滅等不幸的故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更人性化、更深入淺出。
他們各自的行事方式都體現了他們國家當時的國民心態。蒙塔古· 諾曼對自己不完美的直覺有著堂吉訶德式的信心，他沉溺在大英帝國昔日的輝煌里，不愿意承認它在世界上的日漸衰落。偏執和滿懷仇恨的埃米爾· 莫羅，準確地體現了所有遭受戰爭創傷的法國人的心態。本杰明· 斯特朗富有行動力，代表了美國的新一代，他們積極地利用自己的金融實力去干預世界事務。只有易怒和傲慢的亞爾馬· 沙赫特沒有反映出戰敗后德國人的失落心態，或許他只是簡單地把這種情緒隱藏了起來。
他們曾經手握重權，但最后都幾乎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他們曾經家喻戶曉，被媒體稱為“世界上最孤高排外的俱樂部”成員，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現在都已被人們遺忘。
20 世紀20 年代是一個過渡期，它見證了一個時代的終結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當時的中央銀行還是私有的，主要目標是維護貨幣穩定和處理銀行恐慌事件，而中央銀行穩定經濟的概念則剛剛開始萌芽。在19 世紀，英格蘭銀行和法蘭西銀行的領袖們還不為公眾熟知，只是在金融界有人知道他們。而到了20 世紀20 年代，中央銀行家們已經和今天一樣家喻戶曉了。媒體充斥著關于他們的決策和秘密會議的謠言，他們當時面臨的很多經濟事務和問題也和現在的中央銀行家一樣：股市的劇烈波動、外匯市場的動蕩、大額資金在金融中心之間的流動等。然而，他們用以決策的信息卻非常之少，可以實施的手段也很原始。當時，經濟統計剛開始興起，銀行家們只能靠信件溝通，當時一封信從紐約寄到倫敦需要一個星期，在緊急時期也只能靠電報，只是到了
后期，他們才能使用電話通信，而且還常常遇到麻煩。當時的生活節奏也和今天完全不同。因為沒有飛機，橫穿大西洋需要5 天時間，出門要帶著侍從，晚宴要穿著禮服。當時，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本杰明· 斯特朗可以毫無顧慮地到歐洲出差4 個月——5 月份啟程，花一個夏天在歐洲各國的首都穿行，和他的同行們商談，其間在一些度假勝地稍事休息，最后于9 月份返回紐約。
當時的人們既有國際化的思維，也有狹隘的地域觀念。在那個時代，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偏見盛行，著名的金融巨頭皮爾龐特· 摩根的兒子杰克· 摩根拒絕給德國發放貸款，因為“德國人是二等公民”，他還反對猶太人和天主教徒進入哈佛大學監督委員會，因為“猶太人總是認為他們是上等人，而美國人是二等人；羅馬天主教徒則認為教皇至上，美國人次之”。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金融界，無論是在倫敦、紐約、柏林還是巴黎，都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銀行。一種是盎格魯– 撒克遜式的銀行，比如J. P. 摩根、布朗兄弟、巴林銀行；另一種則是猶太式的銀行，比如羅斯柴爾德家族的4 個銀行、拉扎德銀行、德國猶太人的沃伯格– 庫恩雷波銀行，以及與眾不同的歐內斯特– 卡塞爾爵士銀行。當時的新教徒大都反對猶太人，這兩個集團相互排斥，他們都自命不凡，鄙視對方。在那個時代，人們都沾沾自喜、自命不凡，對失業和貧困問題漠然視之。只有德國把這股偏見的暗流演變成了悲劇——這也是本書故事的一部分。
引言（5）
當我開始寫這4 位中央銀行家以及他們如何應對大蕭條的故事時，我發現另外一位當時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必須提及，他就是約翰· 梅塞德· 凱恩斯，1919 年他剛出道時才36 歲。 。當其他4 位主人公痛苦地應對各種麻煩時，他不甘寂寞，站在另一個立場發表觀點。和其他人不同，他不是政策制定者，只是一位獨立的觀察員。在每個故事的轉折點，他都堅持自我，其言論毫不客氣而又充滿智慧、滿懷自信。
在本書中，作為4 位主人公的對立面，凱恩斯不可或缺。4 位中央銀行家都是金融界的大佬，受正統的職業準則的約束。相反，凱恩斯是一位牛虻、劍橋大學的教師、自我發家的百萬富翁、出版者、編輯和暢銷書作者，他不用擔心那些可怕的表決制度而引起的麻煩。盡管他比其他4 位顯貴只年輕了十幾歲，但凱恩斯顯然和他們不是一代人。
要了解中央銀行家們在大蕭條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首先需要了解一些中央銀行及其運作的知識。中央銀行充滿神秘色彩，它們的核心工作嚴格對外保密，即使經濟學家也很難理解它們。簡而言之，中央銀行壟斷了貨幣的發行① 。這一權力使得它們擁有信用（利率）的定價權，因此可以決定在市場中投放多少貨幣。
盡管中央銀行充當了決定國內信貸政策的國有機構的角色，但在1914 年，大部分中央銀行都是私有的，因此它們的角色十分奇怪、復雜。它們首先要對董事會負責，其股東主要是商業銀行，必須對股東分紅，但又被授予了非營利目的的非凡權力。與現在中央銀行的穩定物價、實現充分就業的法定目標不同，1914 年的中央銀行最重要的目標是維護幣值的穩定。
當時，大部分國家實行金本位制度，即將幣值與一定重量的黃金掛鉤。比如，1 英鎊等于113 格令純金，而1 格令等于麥穗中的一個麥粒的平均重量。同樣，1 美元被定義為格令黃金。由于所有的貨幣都與黃金掛鉤，因此它們之間的相對價值是固定的。因此，1 英鎊等于113/即美元。根據法律，所有紙幣都可以自由地兌換黃金，每家中央銀行也都必須承擔以金塊兌換任何數量本國貨幣的責任。
作為貨幣，黃金被使用的時間達千年之久。1913 年，全世界的金幣大約有30 億美元，占全世界實際流通貨幣量的25% 左右，另外有15% 的銀幣，其余的60% 為紙幣。所以，在金本位制度下，黃金只是貨幣的一小部分。
當時，世界上2/3 的黃金沒有在經濟中流通，而是以金磚的形式存放在銀行的金庫里。在每個國家，盡管每個銀行都存有黃金，但絕大部分黃金還是存放在中央銀行，作為銀行體系的儲備和黃金標準的“錨”，決定經濟中的貨幣和信用規模。
由于中央銀行壟斷貨幣發行權——實際上就是印鈔票，因此為了防止這種特權被濫用，各國都以法律的形式強制它們持有一定數量的黃金，以作為紙幣的支持。這些法規在每個國家都有所不同，例如在英國，英格蘭銀行最初可以發行7 500 萬英鎊沒有黃金支持的紙幣，多于這個數目的紙幣則必須有等量的黃金作為支持。在美國，美聯儲發行的紙幣需要有40% 的黃金支持，不允許發行沒有黃金支持的紙幣。盡管各國的法規不同，但最終的效果都是自動鎖定各國的貨幣量，使其幾乎機械地受制于各國的黃金儲備。
引言（6）
為了調控經濟中的貨幣數量，中央銀行使用利率工具，這類似于在一個巨大的貨幣調節器上將指針上下調節。當黃金過多時，信貸成本降低，吸引消費者和企業借款，為經濟注入更多的貨幣；相反，當黃金緊缺時，利率提高，吸引消費者和企業存款，收緊流通中的貨幣。由于貨幣兌換黃金的價值以法律的形式確定，紙幣發行的數量受黃金儲備的約束，政府的行為由此也會受到黃金儲備的限制，當現金短缺時，其價值也不會變動，因此不會發生通貨膨脹。這對于采用金本位制度的國家來說是一種“榮譽的象征”，表明政府會保持穩定的貨幣制度，采用規范的金融政策。在1914 年，有59 個國家采用金本位制度。
很少有人認識到這種制度有多么脆弱，其基礎有多么不牢。有史以來，世界上開采出來的所有黃金加起來也只不過剛能填滿一幢中等的兩層小樓。而且，新的黃金產量既不穩定，也不可預測，時多時少，很少能滿足經濟的需要。因此，當發現新的金礦時（例如19 世紀50 年代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潮，以及19 世紀90 年代南非發現黃金），世界的商品價格就會下跌。并非沒有人批評過金本位制度，但大多都是些奇怪膚淺的論斷。有些人則認為，如果信貸受限于黃金數量，就會傷害企業和債務人——尤其是兼具兩者特征的農民，這在通貨緊縮時期尤為明顯。
支持寬松貨幣和擴大信用的最著名的代表是來自內布拉斯加這個農業州的議員威廉斯· 詹寧斯· 布賴恩（Williams Jennings Bryan），他積極呼吁取消黃金作為儲備的特殊地位，將白銀也列為儲備金屬。
在1896 年的民主黨大會上，他發表了美國歷史上一篇重要的演講——詞藻華麗而又極具威嚴，他指責東部的銀行家們：“請告訴我哪些城市受惠于金本位制度？我的回答是這些大城市依靠的是我們廣袤肥沃的土地。假如你們的城市被摧毀，如果我們的農場還在，那么你們的城市就會很快魔術般地恢復；但如果我們的農場被摧毀，你們的城市也會變成一片荒野……你們不能把用荊棘做成的帽子扣到工人的頭上，你們不能把人類釘在黃金的十字架上。”
風水輪流轉，在布賴恩發表演講的10 年前的一個周末，南非的兩位金礦勘探者在威特沃特斯蘭德的一個農場散步時偶然發現了一片金礦，后來這里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礦。到布賴恩發表演講時，黃金產量暴漲了50% ，南非取代美國成為最大的黃金生產國，黃金匱乏的時代結束了，包括農產品在內的所有商品價格再次開始上漲。雖然布賴恩于1900 年和1908 年兩次獲得了民主黨的選舉提名，但始終沒有當上總統。
盡管在金本位制度下，黃金這一貴金屬的供給時多時少，導致物價在一個大的經濟周期內上下波動，但這種波動非常溫和，最后物價也會回歸到正常水平。金本位制度可以控制通貨膨脹，但不可能阻止金融泡沫的產生和破滅。這些泡沫和危機好像是深深根植于人類的天性中，是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根據一項統計，自17 世紀早期以來，歷史上曾經發生過60 次經濟危機——有記載的第一次金融危機發生在公元33 年的臺比留時期，當時的羅馬帝國為了防止金融系統崩潰，向金融市場注入了100 萬個金幣。
每次經濟危機的特征都有所不同，有的發端于股票市場，有的發端于信貸市場，有的發端于外匯市場，有時甚至發端于商品市場。有的經濟危機僅僅發生在一個國家內部，有的波及數國，個別的甚至波及整個世界。但是，所有的經濟危機都具有一個相同的特征：是一個從貪婪滑向恐懼的可怕過程。
在金融危機前期，投資者陶醉在財富膨脹的樂觀情緒中。然后，銀行家們開始漠視風險，樂觀情緒轉變為過度自信，有時甚至變成狂熱。泡沫逐漸積累，達到人們難以想象的程度。最后，突發的擾動出現——破產、巨額損失或金融詐騙的流言等，不管事情本身如何，這些情況都將引起人們情緒的突然轉變。接著，恐慌開始出現，投資者拋售資產，市場大幅下跌，損失難以估量，銀行也收縮貸款，緊張的存款人蜂擁到銀行提現。
如果金融危機時期所謂的悲劇僅僅是那些愚蠢的投資者和債主們發生虧損，那么其他人也不會太在意，但問題是銀行會擔心其他銀行出現問題。由于19 世紀的金融機構聯系密切，相互之間借貸了大量資金，因此一家銀行的經營困難就會波及到整個金融體系。正是因為危機具有傳染性，能夠威脅到整個金融體系，中央銀行就必然會被卷入，所以中央銀行除了具有穩定金本位制度的職責，還具有另外一個重要功能——預防銀行恐慌和其他的金融危機。
中央銀行有很多有力的工具來處理這些突發事件——尤其是其貨幣發行權和其持有的大量黃金儲備。中央銀行處理金融危機的最終目的簡單而又復雜——重塑銀行的信用。金融危機并沒有成為古董。當我于2008 年10 月開始本書的寫作時，世界各國正處于金融危機之中：自1931—1933 年金融危機（這也是本書最后幾章的重點）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信貸市場萎縮，金融機構囤積資金，銀行現金很快被提光，股票市場暴跌。任何對銀行體系的脆弱和金融危機威力的描寫，都不如親眼所見更令人印象深刻。觀察各國的中央銀行和金融當局處理當前金融危機的情形——千方百計重塑人們的信心，用令人難以想象和令人震驚的手段去引導市場情緒，我們進一步確信，在處理金融危機時沒有神奇的手段和簡單的規則。
為了撫平投資者和市場的焦慮情緒，中央銀行家們都在與最基本也是最不可預測的大眾心理做斗爭。這種處理不可預測的金融風暴的技巧，最終使得他們揚名立萬或者名譽掃地。
第1章：美好時代的終結
人類經濟發展史上一個特別的章節，在1914 年8 月走到了盡頭。——約翰· 梅納德· 凱恩斯，《和平的經濟后果》
1914年，倫敦是以金本位為基礎的國際信用體系的中心。這個體系的形成推動了全球貿易的急速擴張和繁榮。之前的40年里，整個世界風平浪靜——既沒有戰爭，也沒有巨大變革。19世紀中期是科技進步的年代，鐵路、輪船和電報的使用已經蔓延至全球，促進了金融結算和貿易的擴張。歐洲資本自由流動，充斥全球，為印度的港口、馬來半島的橡膠園、埃及的棉花種植、俄國的工廠、加拿大的麥田、南非的黃金和鉆石礦、阿根廷的牧場、連接柏林和巴格達的鐵路以及蘇伊士和巴拿馬運河提供融資，國際商務由此興盛。雖然整個體系經常被金融危機和銀行恐慌所動搖，但總體而言蕭條期一般很短暫，整個世界經濟形勢總是很快復蘇。
金本位是那個時代的圖騰，人們對它的信仰超越一切，甚至超越了對自由貿易、低稅收、小政府等理念的崇拜。黃金是這一金融系統生命活力的源泉，大部分貨幣都與它掛鉤，因此黃金構成了銀行的基礎，是戰時或危機期間的安全儲備。中產階級是儲蓄的主力軍，隨著這一階層規模的不斷壯大，金本位制度不僅是調整貨幣問題的有效機制，而且還有利于鞏固和加強維多利亞時期的經濟優越性以及公共政策的審慎性。H. G. 威爾斯（H. G. Wells ）曾評價它是“愚昧的忠誠”。
無論是倫敦還是紐約，巴黎還是柏林的銀行家們都對它敬畏有加，他們懷著一種教徒般的虔誠，把它看做是上帝賜予的禮物、超越時空的行為準則。
1909 年，英國記者諾曼· 安吉爾（Norman Angell ）在擔任《每日郵報》（Daily Mail）法國版駐巴黎記者時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歐洲的幻覺》（Europe’s Optical Illusion）。這本小冊子的主題是說戰爭的經濟利益是虛假的，國家之間的貿易和金融聯系如此廣泛，但凡有點理智的國家就不應該考慮發動戰爭。 。強國之間的戰爭引發的經濟混亂，特別是對國際信用體系的破壞，必然會傷害各方的利益，勝利者和失敗者失去的一樣多。即使戰爭偶然爆發于歐洲，它也將很快被終結。
安吉爾因關于全球相互依賴關系的論述而著名。他的一生似乎都是在流浪中度過的。他出生于英國林肯郡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早年被送往法國圣奧梅爾的一所公立中學讀書，17 歲成為日內瓦一家英文報紙的編輯，并在那里讀完大學，之后由于對歐洲的未來感到失望而移民美國。雖然身高只有5 英尺，身體單薄，但他卻一生從事體力勞動，在加利福尼亞的7 年中，他做過葡萄種植員、溝渠挖掘工、牛仔、郵遞員以及采礦工，最終他安頓下來，成為《圣路易斯環球民主報》（）和《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的記者。1898 年，安吉爾返回歐洲，到達巴黎，在那里他加入了《每日郵報》。
1910 年，安吉爾的小冊子以書籍的形式出版，即《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他認為，當戰爭因為沒有經濟效益而不再是展示國家力量的手段時，就沒有那么殘酷了，這種說法在那個物質主義的時代引起了共鳴。這本書受到了瘋狂的追捧，截至1913 年已經賣出了100 多萬冊，并被翻譯成22 種語言文字，包括中文、日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等，有40 多個組織為傳播書中的信息而成立。其中的觀點被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 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馮· 梅特涅伯爵（Count von Metternich）、法國社會黨領袖讓· 饒勒斯（Jean Jaurès ）等引用，據說以好戰聞名的德皇威廉對此理論也頗感興趣。
安吉爾最忠實的信徒莫過于伊舍子爵二世（Viscount Esher Ⅱ）——自由主義思想的奠基人，以及愛德華七世（King Edward Ⅶ）的心腹雷金納德· 布雷特（Reginald Brett）。雖然伊舍在政府中占據高位，但他卻只想保留副警察局長和溫莎城堡副總督的職位，并在幕后施加強大影響力。最重要的是，他是帝國國防委
員會的建立者之一，這是一個建立于布爾戰爭之后的非正式但卻強有力的組織，反映了大英帝國的軍事戰略。
1912 年2 月，這個委員會就戰時貿易債券問題進行了聽證。很多德國商船都通過倫敦勞合社進行投保，勞合社主席證實，為了勞合社的榮譽，根據律師意見，他們必須為那些被英國皇家海軍擊沉的德國輪船進行償付，這種說法讓委員會目瞪口呆。也就是說，英德交戰之時，英國的保險公司很可能被要求賠付德國的戰艦損失。很難想象，在這種情況下歐洲會發生戰爭。
毫無疑問，通過在劍橋大學和索邦神學院舉辦的一系列關于《大幻覺》的討論，伊舍子爵想要表明的就是“新經濟因素清楚地證明了戰爭的愚蠢”，而且歐洲戰爭帶來的“商業災難、金融損失和個人痛苦”如此巨大，令人難以想象。伊舍子爵和安吉爾關于戰爭低收益、高成本的看法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由于過分相信國家理性以及被那個時代的經濟成果所誘導——一個后來被法國人稱為“香格里拉美好時代”的階段，人們最終還是誤判了一場把所有歐洲國家都卷入的戰爭即將爆發的可能性。
第2章：諾曼，一個奇怪孤獨的人（1）
英國，1914 年
任何一個去看精神病醫生的人都應該好好檢查一下自己的腦袋。——薩繆爾· 戈德溫
1914年7月28日，星期二，蒙塔古·諾曼來到倫敦，他當時是布朗·希普利（BrownShipley）這家盎格魯–美國式商業銀行的合伙人之一。時值假期，像所有和他同一階層的人一樣，他上個星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鄉下度過。由于他正在解除合伙關系，因此暫時需要留在這個城市。據報道，當天下午奧地利已經對塞爾維亞宣戰，并開始炮轟貝爾格萊德。但這一消息對他并沒有影響，在巨大的談判壓力下，諾曼感覺非常不適，于是他決定返回鄉下。
諾曼和幾乎所有其他的英國人都沒想到，之后的幾天里，這個國家將要面臨歷史上最嚴峻的銀行危機，那個曾經讓整個世界變得繁榮昌盛的國際金融體系即將徹底被摧毀，并且誰也沒有料到，之后不到一周的時間里，大部分歐洲國家，包括英國在內，都盲目地加入到戰爭中。和他的大部分同胞一樣，諾曼沒有注意到過去幾個月來歐洲危機正在醞釀。
6 月28 日，在薩拉熱窩，一名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喜劇樂隊成員投擲炸彈暗殺奧地利王儲弗朗茨· 斐迪南大公和他妻子索菲的事件，在當時看起來似乎只是發生在混亂的巴爾干半島上的另一起暴力事件而已。然而，到了7 月24 日，這起事件終于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奧地利對塞爾維亞發出最后通牒，指控它參與了謀殺，并威脅發動戰爭，這個消息上了英國報紙頭條。
但即使到了這個時候，大部分人仍然輕松地繼續著他們的假期。發生在中歐的危機很難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即使是首相H. H. 阿斯奎斯（）也有充分的理由繼續輕松地在伯克郡打高爾夫過周末，而外交大臣愛德華· 格雷爵士也像夏天的每個周末一樣，啟程到漢普郡釣鮭魚去了。
那是英國為數不多的陽光燦爛的夏季之一，一連幾天萬里無云，溫度高達32 攝氏度。諾曼已經在美國度過了兩個月的超長假期，像往常一樣，他在紐約和緬因州逗留，打發時間。6 月底，諾曼啟程返回英國，悠閑地在倫敦度過7 月，他享受著美好的天氣，會一會來自伊頓的老朋友，并觀看令其全家人為之著迷的板球比賽打發時光。最后，他終于與合伙人清算完畢，抽離了他的資本，雙方分道揚鑣。這是個痛苦的決定。他的祖父曾是布朗– 希普利銀行（美國布朗兄弟投資公司的下屬公司）長達35 年的資深合伙人，而諾曼自己從1894 年開始就在那里工作，但欠佳的身體以及與其他合伙人之間的一再沖突使他似乎別無選擇，只能與之脫離關系。
7 月29 日，星期三早上，諾曼返回格洛斯特郡，卻發現有封加急電報催他回倫敦。于是他坐同一天的火車返回，由于傍晚才到達，所以沒能趕上英格蘭銀行董事會的緊急會議。諾曼從1905 年開始就是這個“高級俱樂部”的成員。
雖然已經43歲了，但諾曼仍然沒有結婚，他一個人住在索普洛奇（ThorpeLodge）一棟大大的兩層水泥房子里，旁邊就是倫敦西部的荷蘭公園。這所房子和他的7個仆人是他的兩大財富。當他1905年買這棟房子的時候，它幾乎是一片廢墟，在之后的7年里，他致力于這棟房子的重建，親自參與房屋內部結構和家具的設計。受威廉· 莫里斯（William Morris ）和工藝美術運動思想的影響，他雇用了最好的工匠，使用最昂貴的材料，甚至有時會在從城里回家的路上在工場停留，幫著做木工。
第2章：諾曼，一個奇怪孤獨的人（2）
不得不說，他對于裝飾的品位有點獨特，甚至可以說是怪異。 。他的房子鑲嵌著從非洲和美國進口的木頭，使得整棟房子顯得憂郁森嚴，像是百萬富翁的修道院。房子幾乎沒有任何裝飾：門廊用微微發光的磚砌成，乍一看像是珍珠蚌，但實際上卻是一種工業硅樹脂；兩個巨大的日本屏風上繡著孔雀，還有一個巨大的17 世紀的意大利壁爐。但就是這樣的一棟房子卻是他遠離塵世的避難所。他建造了一個寬敞的穹窿形的音樂廳，在這里他可以舉辦小型音樂會：演奏勃拉姆斯或舒伯特的四重奏，有時候專為他一個人而演奏。房子下面，他把一個小圍場改造成一個精致的露臺花園，間以果樹遮陰，上面還有植物藤架，夏天他可以在這里用餐。
雖然諾曼繼承了遺產，但除了這棟房子以外，他的生活非常簡單。他已經把位于赫特福德郡馬奇哈德姆的他父親的不動產轉讓給了他已經結婚、建立了家庭的弟弟，而他自己則滿足于這片土地上有著農家院落的小別墅。
諾曼的行為舉止和穿著打扮怎么看都不像是個銀行家。他身材高大，前額寬大，留著已經變白的小胡子，有一雙修長的藝術家或音樂家的手，他看起來更像是一位委拉斯開茲（Velázquez ）筆下的貴族或是查爾斯二世（Charles II ）時代的朝臣。但是，除了外表，他的專業血統是無可挑剔的：他的父母皆來自于英國最有地位、最著名的銀行家家庭。
蒙塔古· 諾曼生于1871 年，從童年時起，他似乎就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他出生時體弱多病，當還是個小男孩時，他就飽受偏頭痛之苦。他的母親性格沖動，高度敏感，而且常常情緒低落，抑郁成疾，對諾曼更是常常小題大做。像他的祖父和父親一樣，他也在伊頓公學讀過書。他的祖父、父親、叔叔和弟弟都曾擔任過11 人板球隊的隊長，但他卻并不熱衷于此，也沒有什么運動細胞。他甚至有些與外界格格不入：孤獨、憂郁、與世隔絕。
1889 年，諾曼進入劍橋大學國王學院讀書，但他仍然不快樂。因為不適應那種生活，一年之后他就退學了。剛成年的他也很難找到適合他的位置，那幾年里他斷斷續續地在歐洲旅行，在德累斯頓住了一年，在那里他學會了德語，并對投機哲學產生了興趣，之后又在瑞士待了一年。1892 年，他返回英國參與家族生意，進入他父親和叔叔擔任股東的馬丁銀行，在朗伯德街分行做實習職員。因為對商業銀行這種枯燥的業務不感興趣、缺乏熱情，所以1894 年諾曼決定去他祖父的布朗– 希普利銀行試試看。布朗– 希普利銀行的主營業務是美國和英國之間的融資貿易，這至少可以讓他離開倫敦，所以他在紐約布朗兄弟銀行的辦公室待了差不多兩年。
在美國他終于找到了適合他的生活方式。在這里，社會約束很少，比起倫敦銀行狹小的世界，這里更自由、更有活力，他甚至開始考慮定居美國。然而，戰爭改變了他的決定。1899 年10 月，布爾戰爭爆發。諾曼在1894 年就已經加入民兵組織，每個夏天都會花幾周的時間訓練，已經是上尉的他在戰爭爆發之初就立即加入到了現役部隊中。諾曼并不是一個特別狂熱的帝國主義者，他只是渴望歷險、追求浪漫，或者只是企圖逃避他平凡存在的狀態。
1900 年3 月他到達南非，擁有15 萬人的英軍正與僅有2 萬人的布爾叛亂軍進行著艱苦的游擊戰。諾曼被任命為一支平叛部隊的指揮官，他的工作就是追捕、抓獲布爾突擊隊員。在戰場上，諾曼獲得了新生。雖然條件艱苦、食物粗劣、天氣炎熱、缺乏睡眠，但他卻在感受到危險的同時也重獲自信。“我現在感覺像換了一個人似的，”他在給父母的信中寫道，“曾經感覺前途渺茫，現在卻決定安頓下來過文明的生活。”
第2章：諾曼，一個奇怪孤獨的人（3）
他最終獲得了“金十字英勇勛章”，這是授予英勇指揮官的第二大榮譽，很多年來，即使他已經在世界上聲名顯赫，但這仍是他引以為豪的成就之一，在英國版的《名人錄》（Who’s Who ）中，他唯獨堅持要把這一功勛載入他的條目中。惡劣的物質條件最終向他虛弱的身體敲響了警鐘，1901 年10 月他因患上嚴重的胃炎而被遣返回家。
恢復正常生活之后，他用了兩年的時間來恢復健康，包括到里維埃拉地區的耶爾，住在他叔叔的別墅里修養，從那時起他愛上了著名的藍色海岸。直到1905 年，他才重新開始在布朗– 希普利銀行的全職工作，之后的6 年中他是4 個主要股東之一，由于陷入了與同事因商業戰略不同而導致的無休止的沖突中，這幾年成了讓他最沮喪的幾年。
但是，相比之下他的個人生活給他的壓力最大。1906 年，婚約破裂導致他第一次精神失常。之后，他表現出典型的狂躁抑郁癥的癥狀：時而興高采烈，時而又絕望透頂。很多時候，他最好的同伴都會被他那種持續幾周的黑色憂郁所折磨，他變得暴躁易怒、失去理智，對周圍所有人亂發脾氣。1909 年以后，他的病癥加重了，直到1911 年9 月他的精神徹底崩潰了。醫生建議他徹底休息，因此后來的三年里他只是偶爾工作，日漸隱居起來。 。就好像要尋找什么似的，他到過很多地方旅行。1911 年12 月，他在埃及和蘇丹度過了一個三個月的假期，一年之后離開，開始另一個更長的旅行：從西印度群島到南美洲。
在巴拿馬時，有個銀行經理友好地建議他去看一位瑞士的精神科醫生卡爾· 榮格博士（Dr. Carl Jung）。他立即返回歐洲，并安排與榮格在蘇黎世見面。1913 年4 月，經過幾天血液和脊髓液測試后，這位年輕的著名精神科專家告訴諾曼，他患的是一種精神錯亂性全身麻痹癥，即一種與三期梅毒并發的精神疾病，并且他可能會在幾個月內死亡。精神錯亂性全身麻痹癥的某些癥狀與狂躁抑郁癥非常相似——情緒在極度喜悅與極度消沉之間劇烈變化，有自殺傾向，之后卻可能迸發出巨大的創造力，并且有著夸大妄想癥，但這是個驚人的誤診。
諾曼深受打擊，又開始尋求另一位瑞士精神疾病專家羅杰· 維托茲博士（Dr. Roger Vittoz ）的幫助。之后，諾曼在他的照顧下在蘇黎世住了三個月。維托茲發明了一種類似于冥想的方法幫助他的病人減輕精神壓力，他教病人們將精力集中于一些精美的圖案或一個單詞從而平靜下來。此后，維托茲在倫敦的幾個社交圈里大受歡迎，他的病人包括奧特林· 莫瑞爾夫人、朱利安· 赫胥黎以及詩人艾略特等名人。
對諾曼而言，這僅僅是伴隨他一生的深奧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修煉歷程的開端。曾經有段時間，他專注于神學研究。20 世紀20 年代，諾曼成為法國心理學家埃米爾· 庫埃（émile Coué ）的追隨者，庫埃鼓吹通過自我暗示掌控自身，這種有點兒像新世紀鼓吹正面思考的學說在那個時代非常流行。諾曼甚至曾經涉獵過靈異說，他腦袋里充滿各種奇怪的思想，比如他甚至堅持要讓他的一個同事相信他可以穿墻而過。他還患有某種惡作劇快樂癖，以用那些怪異的想法來嘲笑人們為樂，人們很難知道是否應該把事情當真。
因此，諾曼因他的怪異而著稱并不奇怪。他所在城市的熟人都認為他是一個奇怪而孤獨的人，每天獨自一個人在他的房子里沉湎于勃拉姆斯的音樂之中，常常引用中國哲人老子的名言。他確實從來沒有試圖融入那個城市熱衷交際的氛圍中。他的興趣集中于美學和哲學，雖然他把為數不多的幾個銀行家引為知己，但卻更喜歡混跡于那些折衷主義的藝術家和設計師們中間。
第2章：諾曼，一個奇怪孤獨的人（4）
7月30日，星期四，事情已經很明顯了，原本發生在巴爾干半島上一個沒落王朝和一個小國之間的爭端正在升級為整個歐洲的戰爭。 。針對奧地利攻擊塞爾維亞的事件，俄國已經做了全國總動員。國際政治危機隨即帶來了經濟危機。柏林、維也納、布達佩斯、布魯塞爾和圣彼得堡的證券交易所都不得不延緩交易。歐洲所有的交易所，除了巴黎的已關閉外，有價證券的清算都集中在倫敦進行。
7 月31 日，星期五，諾曼到達他位于英格蘭銀行北面的市區辦公室，他發現金融界堅決反對英國卷入這場歐洲大陸的沖突。當時的英國財政大臣大衛· 勞合· 喬治事后回憶，英格蘭銀行沉默寡言、不善作秀的行長沃爾特· 坎利夫熱淚盈眶地懇求道：“我們一定不能卷入戰爭，否則將面臨毀滅。”
倫敦是世界金融中心，這個城市主要依靠向國外提供資金支持，而不是向本地工業提供資本。商業銀行擁擠地坐落在英格蘭銀行周圍的街道上，銀行業的那些家族式的核心集團，如羅斯柴爾德銀行、巴林銀行、摩根– 格倫費爾公司、拉扎德公司、漢布羅公司、施羅德投資公司、克萊沃特公司以及布朗– 希普利銀行等為倫敦城注入了神秘色彩，它們管理著世界上最大的貸款業務。每年數額高達10 億美元的外國債券通過倫敦的銀行對外發行。上一年度，巴林銀行和匯豐銀行向中國提供了億美元的銀團貸款；漢布羅公司為丹麥政府提供了一筆貸款；羅斯柴爾德銀行承銷了5 000 萬美元的巴西債券，并正在談判另一筆貸款業務；另外還有一些對羅馬尼亞、斯德哥爾摩、蒙特利爾和溫哥華的債券。4 月，施羅德投資公司通過購買債券借給奧地利8 000 萬美元，而英國即將與奧利地開戰。戰爭一旦爆發，所有這些資金和利息都將雞飛蛋打。
全歐洲證券交易所的關閉以及黃金可能會被禁運的風險使得整個金本位體系被打亂，同時帶來了一個更直接的問題。對于歐洲人來說，他們很難把錢運到國外去償付他們的商業債務，而為所有這些交易做過擔保的商業銀行則面臨破產的危險。
但是，不只是銀行家們受到戰爭帶來的世界金融秩序混亂的威脅，外交大臣愛德華· 格雷爵士在所有內閣成員中是最把自己的職業生涯賭在與法國曖昧不清的“理解”之上的，也是最強硬的主戰派，即使是他也警告法國大使說：“即將到來的沖突將使歐洲金融體系陷入困境，英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和金融危機，而英國保持中立或許是避免歐洲信用體系徹底崩潰的唯一途徑。”
星期五早上10 點鐘，證券交易所門口張貼了一張告示，宣稱在新的通知發出之前交易所將停止交易，這是自交易所1773 年成立以來破天荒的第一次。城市周邊的銀行開始拒絕向客戶支付金幣。很快地，針線街上的英格蘭銀行外排起了長隊，因為它堅守法律義務，繼續用英鎊兌換金幣。這里并沒有什么恐慌，只是被焦慮的氣氛所籠罩。人群中，那些焦急地用手指點鈔的女士們被允許進入銀行院子里，而更大一群發呆的旁觀者則聚集到倫敦交易所對面的臺階上。
《泰晤士報》報道說：“雖然有成百上千人一整天都在排隊等候，其中很多是外國人，但秩序井然。”這與歐洲其他城市所報道的危機狀況形成鮮明對比，《泰晤士報》不無傲慢地宣稱，這主要歸功于英國人“傳統的冷靜、鎮定”的個性。第二天，聚集在銀行外邊的人群規模更大，但仍然沒有什么真正恐慌的感覺。然而，為了以防萬一，那些身著與眾不同的淺橙色燕尾服和紅色馬甲、頭戴高帽子的銀行守門人員被授予了特別警察的權力——可以逮捕鬧事的人。
第2章：諾曼，一個奇怪孤獨的人（5）
街上并沒有出現騷亂，但恐懼氣氛卻在商業銀行寬敞的會議室里蔓延開來。之前的6 個月里，銀行家們與英格蘭銀行就一旦發生這樣的危機，英格蘭銀行黃金儲備是否充足的問題進行著激烈的辯論。2 月份，一份備忘錄在銀行委員會內部傳閱。這份備忘錄警告說：“一旦戰爭爆發，外國人有權利，并且他們將毫不猶豫地使用要求兌換金幣的權利，這將引起金融秩序的嚴重混亂。”現在，面臨著倫敦大面積的破產風險、陷于恐慌中的商業銀行家們開始把他們英格蘭銀行賬戶上的黃金抽離，這使得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備從7 月29 日（星期三）的億多美元下降到8 月1 日（星期六）的不到5 000 萬美元。 。而這時，為了吸收存款，維持迅速縮水的黃金儲備，英格蘭銀行宣布把利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10%。
與此同時，危機在歐洲大陸殘酷地蔓延。德國于7 月31 日（星期五）發動全國動員令，以對抗俄國的全國動員，并對法國發出最后通牒，要求它宣布中立，并把圖勒和凡爾登要塞移交給德國以表誠意。第二天，德國對俄宣戰，而法國也發布了全國動員令。星期日，形勢變得很明顯，法國忠實于與俄國的聯盟，也就
是在幾個小時內就會對德宣戰。周末，諾曼發電報給紐約布朗兄弟公司的合伙人：“歐洲前景非常黯淡。” 經過一個周末，英國人的態度陡然轉變成支持戰爭。正值8 月銀行休假日的周末，成千上萬的人興奮過度，在大太陽下紛紛出門，涌入倫敦市中心，從特拉法爾加廣場穿過白廳，到達白金漢宮，堵塞了所有的公共交通，他們歡呼并唱著《馬賽曲》和《天佑吾王》等愛國歌曲，主動要求戰斗。
星期一，通常情況下人們都已經去度8 月的銀行休假日了。然而，諾曼和其他150 多名銀行家聚集在英格蘭銀行，進行了一場暴風雨般的會議。正如英國財政大臣勞合· 喬治后來的評論所說：“處于驚恐中的銀行家不會有英雄式的表現”。很多人不知道他們是否已經失去他們曾擁有的一切。人們的嗓門一再提高，甚至有個銀行家對英格蘭銀行的董事揮起了拳頭。會議決定向財政大臣提議把銀行休假日再延長三天，以爭取時間來平息恐慌。財政部同時宣布所有貿易債務將自動延期一個月，在這期間，英格蘭銀行將決定怎樣才能最好地幫助受流動性喪失或破產威脅的商業銀行走出困境。
在最初的幾天里，諾曼最關心的是如何保證布朗– 希普利銀行擺脫困境，如若不然，他就沒希望把他的資金拿回來了。這個周末，幾百名公司的美國客戶滯留在歐洲進退兩難，他們聚集在帕爾摩街的辦公室，想要兌現他們的信用證。隨著狀況逐漸好轉，人們發現公司的很多業務集中在美國，而美國保持著樂觀的中立，所以與此相關的業務損失不大。諾曼雖然是英格蘭銀行俱樂部的成員之一，但他卻發現自己必須花費大部分時間在銀行業務上，特別是要努力解決未付債務的難題。
奇怪的是，在這樣的緊張時期，繁重的工作使他幾乎沒時間沉思，這好像反而減輕了他的精神壓力。他在寫給美國一個朋友的信中說：“我從早到晚地工作，卻從未感覺到疼痛或勞累，身體狀況甚至比幾年前還要好。”雖然奇怪但很真實，戰爭對他有好處。
第3章：沙赫特，傲慢的年輕奇才（1）
德國，1914 年
有證據表明，卑微的出身是年輕人野心的階梯。 。——威廉· 莎士比亞，《尤利烏斯· 凱撒》
就在那一周，人們被事件發展如此之快所嚇倒，危機好像無處不在。雖然過去10年里，歐洲幾乎有一半人渴望戰爭，卻沒人能想象到發生在6月底的奧地利大公暗殺事件會是這場戰爭的導火索。1914年7月，大部分德國人仍然過得很安心，即使在發生薩拉熱窩刺殺事件之后，局勢依然很平靜，很大程度上這是德國政府刻意營造的假象。表象之后的事實是奧地利政府被柏林高層所誘導，以刺殺事件為借口攻擊塞爾維亞，好讓它再一次且一勞永逸地屈服。奧地利和德國的領導人在公共場合都煞費苦心地掩飾他們的真實意圖，所有人都像往常一樣假裝繼續度假。
奧地利國王弗朗茨· 約瑟夫（Franz Joseph ）說整個7 月他會一直住在巴德伊舍的山間小屋打獵。德皇也于7 月6 日登上霍亨索倫王室號游艇啟程前往挪威海峽，去度過他每年三周的假期。特奧巴登· 馮· 貝特曼· 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 ）總理在7 月初前往柏林參加了一個緊急會議，之后馬上重返他位于霍亨菲諾的面積達7 500 英畝的莊園度假。而在30 英里之外，總參謀部長赫爾穆特· 馮· 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將軍仍然在卡爾斯巴德泡溫泉，而國務秘書戈特利布· 馮· 賈高（Gottlieb von Jagow ）則在度蜜月。
在那些對危機感到猝不及防的人中，有一個36 歲的柏林銀行家，他有一個奇怪的名字：賀拉斯· 格里萊· 亞爾馬· 沙赫特（Horace Greeley Hjalmar Schacht）。雖然當局一直在故作姿態，精心掩飾，但早在7 月初，關于戰爭的流言就已經開始在德國銀行界高層之間流傳。其中從一開始就對局勢看法十分消極的是馬克斯· 沃伯格（Max Warburg），他是聲名顯赫的漢堡銀行家族的成員，以與皇室關系甚密而著稱。以不慎重而著稱的德皇是銀行界流言的源頭，因為他堅持要在全國總動員之前通知他的朋友艾伯特· 巴林（Albert Ballin ）——漢堡海運公司的總裁。也有人說是皇儲泄密，他警告他財經界的朋友（包括德累斯頓銀行的常務董事尤金· 古特曼[Eugen Guttmann] 等）說雖然表面風平浪靜，但柏林證券交易所里的樂觀氛圍是大錯特錯的，德俄之間很可能會爆發戰爭。
亞爾馬· 沙赫特只是古特曼的德累斯頓銀行的一位部門經理和助理董事，還沒有資格參加柏林銀行家高層的聚會。從當時的地位來看，他很難相信事態會發展到令人難以控制的程度——讓國際競爭對手破壞德國經濟奇跡看起來真是一件瘋狂的事情。
德累斯頓銀行是德國兩家最大的銀行之一，雖然沙赫特在德累斯頓銀行的地位不高，但作為沒有家族關系的德國年輕人，他在這個行業已經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并且開始引人注意。危機爆發前的幾個月，他一直在做一筆給布達佩斯的借貸業務，資金由德國、瑞士和荷蘭銀行組成的國際財團提供。之后，瑞士銀行家費利克斯· 索馬萊（Felix Somary ）評論道：“他的風頭蓋過他的同事、那些腰纏萬貫的富豪們的兒子以及那些趨炎附勢者。”
沙赫特留著軍人般的小胡子，短發從中間分開，很容易被人認做是普魯士軍官。他走路時腰背挺直，像是那種“被訓練出來的奇怪的步法”。他姿態僵直，喜歡穿著帶有漿挺的、高高的、閃著微光的賽璐珞領子的衣服，整個形象顯得有點夸張。但他既不是普魯士人，更無論如何都跟軍人扯不上關系， 最
第3章：沙赫特，傲慢的年輕奇才（2）
他出生于一個中產階級下層家庭，來自德國與丹麥接壤的地區，在整個王國最國際化的城市漢堡長大。
終有一天沙赫特會因他無盡的野心和追求成功的強大意志而出名，這種個性部分來自于對他父親長期失敗的自然反應。他的父親威廉· 路德維希· 利昂納德· 馬克西姆利· 沙赫特（Wilhelm Ludwig Leonhard Maximillian Schacht ）出生在北石勒蘇益格西海岸，這是一塊細長型的陸地，連接丹麥和德國。
迪特馬爾申是一片鹽堿地，有很多小的隔離開來的乳牛場，凄涼、寒風凜冽的鄉村被大堤壩保護著，以免受北海長年累月的侵蝕。據說這里的人獨立堅韌、簡潔明了，甚至于粗暴無禮。石勒蘇益格及其鄰近的荷爾斯泰因歷史上由丹麥王國統治，但這里的居民分為說德語和丹麥語兩種，整個19 世紀，這兩個地方的主權問題一直在普魯士和丹麥王國之間存在爭議。1866 年，經過兩場短時戰爭后，俾斯麥吞并了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把它們納入普魯士王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1920 年，經過公民投票，石勒蘇益格的北部，包括沙赫特老家的地區都歸還給了丹麥。
威廉· 沙赫特的父親是一個鄉下醫生，共有11 個孩子。1869 年，因為對可能會應招入伍的前景感到不快，威廉· 沙赫特和其他4 位兄弟移居到了美國，并在那里待了7 年。 。雖然他變成了一個美國公民，但卻一直未能站穩腳跟，一直不停地更換工作。他曾經在布魯克林的德國釀酒廠工作過一段時間，還在紐約一個偏僻小鎮上的打字機制造廠干過。最后，到了1876 年，他決定返回德國。
他返回之際，恰巧普法戰爭帶來的經濟繁榮已經結束，衰退即將來臨，因此他的運氣并沒有好到哪兒去。之后的6 年里，他從事過各種職業，如教師、省報紙的編輯、肥皂制造廠的經理、咖啡進口公司的簿記員，但卻無一成功。最后，他找到一份公平保險公司的工作，之后的30 多年他都待在了那家公司。沙赫特對他的父親有些抵觸情緒，說他父親就是一個“不知疲倦的流浪者，永遠不會在某一個地方安定下來”。與他父親的軟弱無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沙赫特有著無以倫比的野心，以至于他在自傳里忍不住說，他在25 歲之前就比他父親賺錢更多了。與他笨拙且已退休的父親相比，他的母親康斯坦· 賈斯廷· 索菲· 馮· 埃格斯（Constanze Justine Sophie von Eggers ）就顯得“敏感、快樂，并且感情豐富”，即使是在最艱難的時候，她都保持著樂觀的心態，把全部的熱情都投入到家庭中。
康斯坦· 賈斯廷· 索菲· 馮· 埃格斯出生在一個長期向皇族提供服務的丹麥家庭，和威廉· 沙赫特結婚其實是把自己的社會地位降低了一大截。她的祖父是國王的法律顧問，曾致力于農奴解放運動，負責過18 世紀末的丹麥貨幣改革。但其家族逐漸沒落，年輕的康斯坦· 馮· 埃格斯沒有獲得任何遺產。1869 年，她遇到當時還是身無分文的窮學生威廉· 沙赫特，之后跟隨他去了美國，三年之后在美國結婚。
1877 年，也就是全家返回德國幾個月之后，亞爾馬· 沙赫特出生在了北石勒蘇益格的小鎮廷萊夫。他被賦予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名字賀拉斯· 格里萊· 亞爾馬，他父親之所以用賀拉斯· 格里萊作為他的前兩個名字，是因為他想用這種不切實際的方式表達對《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 ）創建人和編輯的歌頌，這是他在布魯克林生活時最崇拜的人。然而，沙赫特的祖母卻堅持他名字里必須有一個傳統的德國或丹麥名字，因此亞爾馬長大之后就改名為沙赫特，但在他之后的生活中，他的一些英國朋友和同事也會稱他賀拉斯。
第3章：沙赫特，傲慢的年輕奇才（3）
孩童時代的他因為父親頻繁更換工作而不斷搬家，1883 年，他們最后定居在漢堡。19 世紀末的德國充滿了矛盾。沙赫特生活在歐洲最嚴厲的階級制度，實際上是最嚴格的等級制度之中——君主的獨裁統治、容克軍事架構以及精英階層受教育的體系，然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他成功地拉近了作為小職員或教師的中產階級下層與上層之間的距離。其實早在1886 年他9 歲的時候就被吸收進了約翰諾伊姆學校——漢堡最好的預科學校，在那里他接受了最嚴格的古典教育，主修拉丁文、希臘語和數學。
他不能完全擺脫階級壓迫給他帶來的困擾，因為家庭貧窮，他的學校生活充滿了羞辱：有人嘲笑他住在老鼠洞般的貧民窟里，有人諷刺他長褲的布料廉價，還有人羞辱他因買不起而不得不與他人分享一件畢業禮服。由于受到那些富裕學生的冷嘲熱諷，他不得不獨來獨往、努力學習、盡職盡責。
1895 年，他從約翰諾伊姆學校預科畢業進入大學，最終獲得了解放。之后的幾年里，他的日子過得不錯。他創作詩歌，加入了文學社，是柏林一份漫談式小報《克萊內斯雜志》（Kleines Journal ）的骨干職員，甚至為歌劇作詞。他也繼承了德國人愛轉校的傳統，在柏林、慕尼黑和萊比錫待過幾個學期，1897 年的冬季學期則是在巴黎度過的。他一開始主修醫學，并在文學和語言學習方面頗下功夫，最終以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并繼續以“英國18 世紀的重商主義”為題目撰寫了博士論文。
拿到博士學位以后，沙赫特開始從事公共關系職業，開始是在一個出口貿易協會工作，同時兼職為一份普魯士雜志寫經濟評論。他勤奮努力并且非常可靠，急切地想給他將要接觸的銀行家和商業巨頭留下深刻印象。1902 年，他終于引起了德累斯頓銀行某個董事會成員的注意，并在那里得到一份工作。他升職很快，1914 年就已經成為柏林一家大銀行的中層管理人員。
那時的德國，像沙赫特這種家庭背景的人只能從軍隊或文職中獲得發展的機會。然而在戰前的幾年里，德國正在由一潭死水似的西歐邊緣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甚至有超越英國的勢頭，其經濟發展為許多野心家提供了無可限量的商業機會。對于銀行家來說，這更是千載難逢的機遇，因為沒有哪個國家的銀行有這么大的勢力。雖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柏林仍不能與倫敦或巴黎相提并論，但德國大的商業機構控制了本地的經濟命脈，長期以來都是工業資本的主要提供者。
沙赫特極力用他那呆板的外交造型掩飾他內心的不安，而他似乎有種獲得關注的天賦。1905 年，因為英語流利，他和另外一名德累斯頓銀行董事會成員被派往美國，獲得了美國總統西奧多· 羅斯福的接見，并獲得了對一個年輕銀行家而言更為重要的機會：他們受邀到J. P. 摩根的股東餐廳去吃午餐。
婚姻也成為他進階的基石，他娶了一個普魯士警官的女兒，這個警官曾被指派去為王室服務。1914 年，他們已經有了兩個孩子，11 歲的麗薩和4 歲的杰恩斯，他們一直住在策倫多夫郊區花園西邊的小別墅里。每天他在那里乘坐現代化的電氣火車往返于工作地波茨坦和家之間，這種電氣火車可以連接整個柏林。
沙赫特眼見著國際危機不斷發展，直到7月底，他還一直希望事件能夠通過外交手段得到解決。雖然他堅持認為戰爭絕不可能爆發，但這種論斷絕對是他的癡心妄想和一廂情愿。他在德國發展得很好，戰爭爆發可能會讓他失去很多，而且他很難看著他的國家陷入戰爭而無動于衷。雖然有著自由主義的家庭背景，但他卻是典型的德皇統治下的附屬品：遵從、不問是非的國家主義傾向以及為國家及其物質和知識成果而備感自豪。
第3章：沙赫特，傲慢的年輕奇才（4）
像其他大部分德國銀行家和商人一樣，他堅信罪魁禍首是英國。作為一個霸權衰落的國家，英國陰謀阻止德國獲得應有的強國地位。正如他之后所言，“德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發展進步已經引起了那些老牌工業國家的敵視，它們感覺到市場地位受到了威脅”，特別是英國，“它建立了一個強大的聯盟，簽訂協議直接對抗德國”，想把德國包圍起來。
1914 年7 月的最后幾天，戰爭的流言和對流言的反駁互相激蕩。柏林陷入了戰爭聲浪的漩渦，充滿著歇斯底里和不安的氣氛。從德累斯頓銀行總部到貝貝爾廣場上的歌劇院，沙赫特有一個就近的位子可以觀看下面街道上正在上演的宏大史詩。每天，龐大的人群都會在菩提樹下大街的古羅馬邊境城墻下游行，高唱著《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和其他愛國歌曲。那一周，憤怒的人群有幾次幾乎要涌入俄國大使館，而這一切就發生在離他辦公室幾個街區的不遠處。
最后，7 月31 日（星期五）下午5 點，近衛團的一個中尉爬上了坐落在德累斯頓銀行辦公室外菩提樹下大街正中的腓特烈大帝的騎馬雕像，宣讀一份以德皇名義起草的公告。俄國已經下令總動員，戰爭的陰云籠罩著德國，雖然離宣戰還有一步之遙，但柏林已處于全面的軍事管制之下。
第二天，當德國宣布發起全國動員的時候，整個街道都洋溢著興奮的氣息。酒吧和露天花園啤酒店通宵營業，狂熱的間諜在城市和鄉間不斷搜尋著什么，任何被懷疑與俄國有關聯的人，包括一些德國士兵，都會馬上被打死。8 月3 日，德國對法國宣戰，為了攻打法國，德國的軍隊第二天早上入侵了比利時。從1839 年起擔保比利時保持中立的英國向德國發出退兵的最后通牒，8 月4 日午夜，過了通牒規定的最后期限，英國對德國宣戰。
一大群“嚎叫著的暴徒”用石頭砸碎了英國大使館的所有窗戶，并到隔壁的阿德隆酒店要求英國新聞記者的頭目留在那里。一些奇怪的流言開始在整個國家傳播開來。一份警察機關的報告稱：“巴黎門德爾松銀行試圖經過德國運送一批價值一億法郎的黃金到俄國。”搜尋“黃金車”成為全國上下癡迷的事情，無辜的德國人駕駛的車輛也受到武裝農民和看守的盤查。一位德國的伯爵夫人和一位公爵夫人竟被意外射殺。
然而，雖然公眾陷入狂熱之中，戰爭開始的前幾天卻顯得相對緩和。 。德國似乎正在平穩地度過掃蕩了歐洲的金融風暴。在沙赫特看來，德國的形勢比英國好多了，僅有過幾次小的崩盤：7 月的最后一周股票大跌，幾家德國銀行陷入困境；北德商業銀行——這家漢諾威最大的銀行不得不關門大吉。銀行家自殺的老故事重復上演，圖林根州一位著名的銀行家于7 月29 日（星期三）飲彈自盡。第二天，波茨坦一位私營銀行家在殺了他妻子之后吞食氰化物自盡。
雖然在富豪中發生了一些騷亂，但普通公眾卻還保持著平靜。德國各地的一些小型儲蓄所的門外排著長長的隊伍，大部分都是本地的仆人和工人，他們耐心地等在城市儲蓄銀行外面，想把他們的存款取出來。然而卻沒有人像往常戰爭發生時那樣要求支取黃金，在開始的幾天里，德意志銀行5 億美元的黃金儲備只減少了2 500 萬美元。
德意志銀行為應對戰爭爆發做了幾年的準備，這并不是什么秘密。早在1911 年阿加迪爾危機后德國就開始認真地做財經方面的基礎研究，那時德國為了爭奪摩洛哥處心積慮地挑起與法國之間的爭端。危機中期，德國受到了金融恐慌的嚴重打擊。股票市場一天內暴跌30%，公眾開始失去信心，國內爆發了銀行擠兌，人們開始要求用貨幣兌換黃金。這種潮流在整個國家風起云涌，而德意志銀行在一個月內就損失了1/5 的黃金儲備。據傳聞，這種狀況是由法國和俄國的資金提取引發的，而法國財政大臣精心策劃了這一切。德意志銀行的黃金儲備馬上就要低于能夠應付現金支付的最低法定儲備金率了。面臨著取消金本位制度的恥辱，德皇愷撒只能看著法國接管摩洛哥的大部分地區，而毫無反擊之力。
幾個月后，心靈創傷還未平復的德皇召集了一批銀行家，其中包括德意志銀行行長魯道夫· 馮· 哈芬施泰因，詢問他們德意志銀行是否有能力為一場歐洲戰爭提供支持。當這些銀行家表現出猶豫的神色后，他告誡他們：“下次我問你們這個問題時，我希望從你們這些紳士們口中得到一個不同的答案。”
在這段插曲之后，德國政府下定決心，不能再被金融問題所困擾了。政府要求銀行加強它們的黃金儲備，德意志銀行把儲備從阿加迪爾時期的兩億美元增加到1914 年的5 億美元，相比較而言，英格蘭銀行卻只有兩億美元的儲備。政府甚至重啟了一項早在18 世紀由腓特烈大帝最初構思的計劃，成立黃金戰爭基金，把價值7 500 萬美元的黃金和白銀存放于柏林西郊斯潘道要塞的朱利葉斯城堡。同時，為了防止法國策劃的摩洛哥危機事件的再次發生，德意志銀行命令各銀行限制外國人能夠提取的存款數額。
通過這些措施，到了1914 年8 月，德意志銀行已經擁有足夠多的黃金儲備，他們堅信能夠避免1911 年的悲劇重新上演。一旦危機抬頭，從7 月31 日起，德意志銀行先發制人，暫停黃金兌換。
但是，當沙赫特看著身著迷彩制服的士兵們排著一列列長隊，穿過柏林街頭歡呼的人群時，他忍不住想起俾斯麥親王。這位鐵血宰相在位期間一直在努力確保德國在歐洲不被孤立，以至于面臨著與俄國和法國的兩線作戰。他17 歲時曾參加過頌揚這位親王的火炬游行，那時79 歲的俾斯麥已經退休，住在漢堡城外的撒克遜森林里的腓特烈斯魯莊園。這位老人“極其嚴肅、好像已經預見到未來世界的沉重和黑暗”的形象給沙赫特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總是會想，俾斯麥在用他那深邃的目光直視著他，訓誡他和其他人“不要讓我終身致力的工作毀于一旦”。年輕時的沙赫特就有著大膽的想象力，對自己的命運有著宏偉的規劃。
第4章：斯特朗，美聯儲的最佳人選（1）
美國，1914 年
一出悲劇，塑造一位英雄。——斯科特· 菲茨杰拉德①
1913年夏天的和平時期，數以千計的美國人來到了歐洲，時年41歲的美國信孚銀行總裁本杰明·斯特朗和他年僅26歲的美貌妻子凱瑟琳也在其中。他們的旅行很從容，工作、娛樂融為一體。其岳父大人埃德蒙·康弗斯（EdmundConverse）退休之后，斯特朗在1月份被選舉為銀行總裁，這是他接任之后的首次長假。他在5 月中旬就離開了美國，在巴黎短暫出差之后，就到柏林和凱瑟琳碰面。在那里，他們和凱瑟琳的姐姐一起度過了幾個星期。凱瑟琳的姐姐，安托瓦內特· 馮· 羅姆伯格男爵夫人（Baroness Antoinette von Romberg ）曾在離婚之后因為孩子的監護權問題又和前夫爭執了一場，弄得滿城風雨。在那之后，1907 年她又從紐約來到了柏林，嫁給了馬克西米利安· 馮· 羅姆伯格男爵（Baron Maximilien von Romberg），成了男爵夫人。羅姆伯格男爵是一位普魯士貴族，擔任第十八燧發槍手團的首領。之后，斯特朗一家去了倫敦，他們是在英國聽說了奧地利大公被刺事件。然而，金融市場對此并沒有強烈反應，他們也覺得沒有匆忙回家的必要。事實上，他們在倫敦待了幾個星期，直到7 月底才乘船回到美國。 。
回到紐約之初，他們對民主黨政府對商業前景造成的潛在威脅滿腹憂慮，但反倒對歐洲的緊張局勢并不太在意。到了7 月份的最后一周，斯特朗已經回到了他位于華爾街14 號的辦公室里。
信孚銀行的總部大樓有37 層高，是金融中心的標志性建筑之一，也是紐約城第三高的建筑。其頂部有一個7 層階梯型的花崗巖金字塔，方圓幾英里內都可以看到。從地板到天花板都是用最精致的乳白色意大利大理石裝修，辦公室的豪華程度在紐約屈指可數。
在成立之后僅僅12 年的時間里，信孚銀行的存款就增加了30 多倍，擁有近兩億美元的存款，成了美國第二大信托公司，并被公認為是華爾街最有影響力的機構之一。然而，它卻依然帶有某種神秘色彩。1912 年，普若委員會（Pujo Committee ）針對紐約各家銀行“貨幣信托”的影響力舉行了聽證會。在聽證會期間人們才知道，盡管信孚銀行股東眾多，但所有的表決權都集中在三家受托人手中：亨利· 戴維森，J. P. 摩根高級合伙人；偉凱律師事務所的喬治· 凱斯（George Case），J. P. 摩根的主要法律顧問；丹尼爾· 里德（Daniel Reid），J. P. 摩根控股的美國鋼鐵公司的創建人與行政執行官。在信孚銀行大樓的第31 層，設有專門為J. P. 摩根建造的高級公寓。這無疑證實了人們心中的一個看法，即信孚銀行不過是彰顯摩根財團實力的又一個寫照。
華爾街的這個夏天顯得格外寧靜。20 世紀初，股市曾出現了一段牛市，并延續了幾年時間。在之后的近4 年里，股市萎靡不振，交易量很小。交易所的會員們也都利用7 月份的交易淡季到長島和新澤西海岸的別墅消夏。危機向紐約襲來的第一個信號出現在7 月28 日，這一天，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道瓊斯指數從79 點跌到76 點，下跌3 點，跌幅達4%。盡管從羅馬到布魯塞爾的歐洲主要交易市場，包括歐洲大陸最大的柏林交易市場，都中止了交易，但第二天似乎就恢復了穩定。7 月30 日（星期四），美國人一覺醒來，得知俄國進行了全國總動員，這才意識到歐洲局勢的嚴重性。股票價格一路狂跌，創下了1907 年大恐慌以來的最大跌幅，單日高達7%。
第4章：斯特朗，美聯儲的最佳人選（2）
盡管人們認為美國不可能卷入這場危機，但人們普遍擔心，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資本輸入國，如果國際信貸資金停止流動，美國可能會受到嚴重影響。歐洲向美國提供的大約5 億美元貸款將于8 月初至年底到期。在通常情況下，人們可以想當然地認為這些貸款將會展期。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美國卻面臨著歐洲投資者要求立即還款的壓力。與此同時，出口也可能因為航運風險而受到沖擊。通常情況下，美元兌英鎊的匯率固定在:1 ，但在接下來的幾天里美元卻迅速貶值，因為美國的債務人蜂擁而至，紛紛要求以黃金、歐洲貨幣尤其是英鎊來償付貸款。
7 月30 日傍晚，斯特朗被召回J. P. 摩根位于百老匯大街15 號的臨時辦公室開會——位于華爾街23 號的公司總部正在重建。這次臨時會議聚集了紐約銀行界的核心人物：杰克· 摩根，摩根財團的名譽領袖和締造者之子；亨利· 戴維森，J. P. 摩根高級合伙人；巴頓· 赫本（A. Barton Hepburn），大通國民銀行主席；弗朗西斯· 海因（Francis L. Hine），第一國民銀行總裁，以及信托投資擔保公司（Guaranty Trust Company ）的查爾斯· 薩賓（Charles Sabin）。為了避免加重公眾的恐慌心理，與會者采取了金融大佬們慣用的伎倆，到處散布緩解公眾緊張情緒的言論，內容極其簡潔，所表達的意思就是他們絲毫沒有擔心。杰克· 摩根聲稱，在被叫來開會時他正在一個游艇上聚會，回去后將繼續他的聚會，亨利· 戴維森則說他打算回長島的別墅度假。
但是第二天早上，倫敦證券交易所被迫停牌的消息再一次震驚了紐約。這些銀行家們不得不再次碰面，此外代表花旗銀行的弗蘭克· 范德利普和J. P. 摩根的新合伙人之一德懷特· 蒙羅也加入了其中。會議最終決定關閉紐約股票交易所。
在參加星期五會議的8 個人中，亨利· 戴維森對歐洲的動亂局勢有著最深刻的見解，他也是杰克· 摩根的得力助手。實際上，當杰克· 摩根這個J. P. 摩根最大的資本合伙人在英格蘭享受紳士生活時，正是戴維森在掌管著銀行。會后幾天，戴維森給他的同事托馬斯· 拉蒙特發了封電報，當時的拉蒙特正在蒙大拿釣鱒魚。
整個歐洲的信用已喪失殆盡：法國下達的暫停貨幣支付的命令已經生效，并延期支付債務；盡管英國還沒有正式禁止，但實際上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已如此。我們好像經歷了一場地震，有些不知所措。不過，我們很快就會冷靜下來，匡扶危局。
就在當時，美元暴跌，資本大量流出，但債務人仍在盡力維持著償付能力，直覺告訴戴維森一個新的時機即將來臨，不僅對于他，對于摩根財團和整個國家都是如此。
戴維森白手起家，對新的機會有著深刻的洞察力，僅從這一點來說，他也是了不起的。實際上，在那天參加會議的8 個華爾街金融大亨之中，繼承過家族財富的只有杰克· 摩根。巴頓· 赫本在步入金融界之前是一個大學的數學教授；另外有幾位甚至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弗蘭克· 范德利普是在伊利諾伊州的一個農場長大的，從做記者起家；查爾斯· 薩賓剛開始從事的是面粉銷售工作，后來還是因為奧爾巴尼一家公司的棒球隊需要他來當投手，才受雇于該公司開始進入銀行業；戴維森則是在賓夕法尼亞州中北部的貧瘠山區長大，是一個賣耕犁的銷售員之子。
第4章：斯特朗，美聯儲的最佳人選（3）
在與會的8個人之中，本杰明·斯特朗年齡最小。 。他既非一生下來就坐擁萬貫家產，也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但卻有著一個統治階層的家庭背景，這能夠給他提供很多其他優勢。他身材瘦高，長相帥氣，較高的發際線和高大的鼻子使他看起來顯得有些冷酷，渾身散發著常春藤名校體育明星的氣質。他出身優越，家族中有多位商人和銀行家。
追根溯源，其祖上來自一個清教徒家庭，1630 年從英格蘭的湯頓來到了馬薩諸塞州。本杰明的曾祖父也叫本杰明，是時任美國財政部長亞歷山大· 漢密爾頓的秘書，也是海員銀行（Seaman’s Bank ）的締造人之一。 。他的家族有著極強的社會責任感，十分熱衷于宗教事務。老本杰明· 斯特朗是美國圣經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斯特朗母親的家族也有著同樣的家庭背景——她的父親曾官至部長且是長老會出版委員會的成員。
1872 年，斯特朗出生在哈德孫河谷的一個小鎮，在新澤西州的郊區長大，在兄妹五人中排行老四。1891 年他從蒙特克萊中學畢業后，打算跟隨大哥去普林斯頓大學繼續深造。但這時，正在幫助鐵路大王、百萬富翁莫里斯· 杰瑟普（Morris ）打理私人財務和慈善事業的父親遇到了經濟困難，斯特朗只好放棄讀大學的愿望。 。他來到華爾街一家經紀公司上班，隨后在1900 年跳槽到一家銀行。
1895 年， 斯特朗與瑪格麗特· 勒布蒂利耶（Margaret Leboutillier ） 結婚，1898 年遷居到新澤西州的恩格爾伍德，之后的5 年里他們生了兩男兩女，在那里安家落戶，成了鎮上的名流，前途一片光明。斯特朗喜歡打高爾夫和橋牌，還是恩格爾伍德網球隊隊員。他后來擔任了恩格爾伍德醫院的財務主管，也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戴維森。
之后的幾年里，戴維森成了銀行業的大腕。華爾街的一些人認為，他每天進城所乘坐的早上8:22 出發的火車載著他通往了名利雙收的光明大道。如果你有幸結識了他并且被他看中，那么你的機會就要來了。雖然有些夸張，但這種說法也有幾分根據。戴維森后來的兩位合作者，托馬斯· 拉蒙特和德懷特· 蒙羅都是戴維森的鄰居，他們有幸被戴維森發現并被帶進了華爾街。1904 年，戴維森給斯特朗提供了他一年前協助創建的美國信孚銀行的一個秘書職位。
斯特朗不僅在事業上要感謝戴維森，在生活上更是如此。1905 年5 月，斯特朗正在外地工作，他的妻子瑪格麗特在生過第4 個孩子后患上了產后抑郁癥，無人照料。由于所住的街區曾發生過一起入室盜竊案，斯特朗就買了一把左輪手槍以防不測，手槍被剛剛從亞特蘭大療養院回家不久的瑪格麗特偶然發現，于是她自殺死去。第二年，他的大女兒死于猩紅熱。戴維森夫婦就把斯特朗的三個孩子——小本杰明、菲利普和凱瑟琳領到自己家里，當做自己的孩子來撫養。
1907 年，經歷了近兩年的單身生活后，斯特朗再婚了，但是有些人認為他操之過急。他的第二任妻子凱瑟琳是一個18 歲的嬌羞女孩，比斯特朗小17 歲，是埃德蒙· 康弗斯之女。康弗斯富甲一方，時任美國信孚銀行董事長，是J. P. 摩根的長期合伙人。亨利· 戴維森在婚禮上當起了伴郎。婚后，他們從恩格爾伍德搬到了康弗斯的一所位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房子居住，以便凱瑟琳能離娘家近一些。
第4章：斯特朗，美聯儲的最佳人選（4）
幾個月后，到了1907年10月，美國遇到了一次嚴重的金融危機，舉國震驚。 。與以前的危機一樣，一家大型的投資公司倒閉，恐慌開始蔓延。
這次的危機源于一對夫婦想要操縱銅礦公司股價。這對夫婦中的一人是位于布魯克林的一家銀行的總裁，有傳言說他們的失敗導致銀行損失了5000萬美元，其中大部分為銀行吸收的社會存款，于是客戶紛紛前來擠兌。10 月底，恐慌蔓延到整個紐約，該市的各類銀行都出現了擠兌風潮，其中包括第三大銀行——尼克伯克信托公司（Knickerbocker Trust Company）。
在當時，美國是主要經濟體中唯一沒有設立中央銀行的國家。 。在歷史上，美國人對是否設立中央銀行持有一種矛盾的心態。東海岸的金融家同時也是貸款人，一直在敦促政府設立一家職能廣泛、有權監管國家貨幣體系的銀行。但也有人認為，把這么大的權力集中在一家機構，這與美國的民主傳統相悖。這種主張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尤其是農民，他們是典型的借款人。由于這種根本的分歧，美國的銀行政策從一個極端倒向了另一個極端。
1791 年，當時的財政部長亞歷山大· 漢密爾頓創立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家中央銀行——美國第一銀行。但該銀行的管轄領域并不廣泛，因為在當時除它以外美國只有4 家銀行。1811 年，第一銀行的章程到期失效。1816 年，美國又做了一次嘗試，創立了所謂的美國第二銀行。1836 年，美國又有了新的想法，在安德魯· 杰克遜總統的干預下，第二銀行的章程沒有續期，銀行宣告解散。在隨后的70 多年里，美國一直沒有再設立中央銀行，但也安然無恙，甚至還曾一度繁榮。但美國也為此付出了一些代價，即它的銀行體系落后、零散、不穩定，易受周期性危機和恐慌的影響。
1907 年，紐約的各家銀行接連成為擠兌風潮的受害者。在沒有中央銀行可以求助的情況下，金融界開始求助于皮爾龐特· 摩根，因為他是那個時代杰出的金融家，比任何其他銀行家經歷的危機都要多。1895 年，他甚至還為美國聯邦政府解圍。當時，政府黃金儲備耗盡，無力償還對歐洲的債務。
盡管摩根銀行根本不是美國最大的銀行，但皮爾龐特· 摩根本人獲得的非凡榮譽和頭頂的光環使他擁有了足夠的權威，當然同時也是責任，他在這次危機中起到了領導作用。人們認為他不是簡單的富有，而是像洛克菲勒家族、范德比爾特家族或安德魯· 卡內基家族一樣非常富有。他嚴厲的目光和暴躁的脾氣讓絕大多數人生畏，甚至包括他的合伙人。后來的事實證明，他的財富被夸大了，他根本沒有大多數人想象的那么富有——皮爾龐特· 摩根在1913 年去世時只留下了一處價值8 000 萬美元的莊園。當然，這一誤解在當時對克服危機是有所幫助的。據說身價10 億美元的約翰· 洛克菲勒曾搖搖頭說：“仔細想想，他連一個富人都算不上。”
摩根迅速召集了最優秀的金融家展開救助工作，他讓戴維森和斯特朗做主要助手。他們健壯、帥氣、果斷、自信，摩根喜歡這樣的年輕人圍繞在自己身邊。這個救助小組有兩個任務：第一個是判斷這些深陷擠兌風潮的銀行，哪些應該得到救助，哪些應該任其倒閉，這是戴維森和斯特朗的主要任務；第二個是籌集救助所需資金，由摩根親自負責。到11 月初，摩根自己投進300 萬美元，并從其他銀行籌集了共800 萬美元，財政部長承諾提供2 500 萬美元貸款，約翰· 洛克菲勒還提供了1 000 萬美元。但即便如此，摩根還是沒能消除民眾的恐慌情緒，儲戶繼續從銀行提取存款。一家吸收了上億美元存款的信托公司也徘徊在崩潰的邊緣。
第4章：斯特朗，美聯儲的最佳人選（5）
最后，在11 月3 日（星期日）晚上，摩根把紐約市主要銀行的總裁召集到他的新圖書館開會。
這座圖書館位于麥迪遜大道與第36 大街的交叉路口，是一處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宮殿式建筑。圖書館緊挨著他的住宅，是摩根為了展示他所收藏的稀有圖書、手稿以及其他藝術品而專門建造的。地板用大理石鋪砌，天花板上嵌著壁畫，墻上掛著掛毯，靠墻排列著用切爾克斯核桃木精心打造的三層結構的書架，里面塞滿了罕見的圣經版本和中世紀的手抄本。在這樣一個書香的環境中召開銀行負責人會議顯得很不協調。
與會人員一到齊，摩根就把圖書館裝修考究的銅門鎖上，在與會者一致同意為救助行動再注資2 500 萬美元之前，不允許任何人離開。
1907 年的這次恐慌，暴露了美國的銀行體系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擊。盡管恐慌已被摩根等人的果斷行動所遏制，但它卻清楚地表明：美國不能再繼續依賴某個人來確保其銀行體系的穩定，尤其是當這個人已經70 多歲，處于半退休狀態，且把主要精力都花在收集藝術珍品以及與成群的中年情婦游山玩水上時。
受這次危機的影響，美國國會決定采取行動。 。1908 年，國會設立國家貨幣委員會（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委員會由9 名參議員和9 名眾議員組成，參議員納爾遜· 奧爾德里奇（Nelson Aldrich ）擔任主席。委員會負責對整個銀行體系進行研究，并提出改革建議。經過幾年的研究，委員會向國會提交了數卷關于歐洲國家中央銀行體系的研究報告，但除此以外毫無作為。但在此時，人們對銀行系統瀕臨崩潰的記憶已模糊不清，相關的改革也因此止步不前。
1912年，已是摩根合伙人的戴維森對銀行體系改革止步不前的狀況感到沮喪，他擔心如果這樣下去，下一次恐慌的來臨將會造成更大的破壞。于是他打算召開一個專家會議，制訂一個正式的計劃來建立美國中央銀行，這將是美國歷史上第三個中央銀行。只有5個人受到了邀請，除戴維森本人以外，還有參議員奧爾德里奇；48 歲的弗蘭克· 范德利普，美國最大的銀行花旗銀行的總裁；42 歲的保羅· 沃伯格（Paul Warburg），庫恩雷波公司的合伙人，他出身于著名的漢堡銀行家族，盡管剛到紐約，卻很可能是在籌建中央銀行方面最了不起的專家；39 歲的小皮亞特· 安德魯（A. Piatt Andrew Jr.），財政部長助理，曾任哈佛大學教授，并曾隨同國家貨幣委員會前往歐洲研究中央銀行設立問題；還有39 歲的本杰明· 斯特朗。
戴維森擔心，任何由華爾街銀行家提出的計劃都會立刻被人們懷疑為是銀行家陰謀集團卑鄙、非法的產物，這種擔心情有可原。因此，戴維森選擇在佐治亞州海岸附近的一個私人小島上秘密舉行會議，這在事實上形成了引發公眾懷疑的銀行家小集團。會議的準備工作周到、細致。組織者告訴每位與會者于11 月22 日抵達新澤西州霍博肯火車站，在那里搭乘奧爾德里奇的私人火車，然后再轉乘前往佛羅里達的火車。他們不能一起用餐，不能事先見面，只能單獨出海，以捕獵野鴨做掩護，越低調越好。另外，他們只能使用自己的名字，而不能使用姓。斯特朗被稱呼為本杰明先生，沃伯格被稱呼為保羅先生。戴維森和范德利普則更隱蔽，各自取了一個響亮的假名，分別叫做威爾伯和奧維爾。此后，他們常稱自己為“名字俱樂部”的成員。
第4章：斯特朗，美聯儲的最佳人選（6）
這些赴會人員在佐治亞州不倫瑞克下車，然后乘船前往杰基爾島，那是佐治亞州海岸附近一個較小的障壁島。 。該島歸杰基爾俱樂部所有，這個俱樂部成立于1888 年，是北方富人打獵和冬天休憩的場所。
這個被某些雜志描述為“世界上最富有、最具有排他性和最難加入的俱樂部”只有50 個會員左右，其中包括皮爾龐特· 摩根、威廉· 范德比爾特（William Vanderbilt）、威廉· 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約瑟夫· 普利策（Joseph Pulitzer ）以及阿斯特家族與古爾德家族的人。現在俱樂部已經不接受新的申請，會員資格只能世襲。
在之后的10 天里，會議小組包下了整個俱樂部及其侍從人員。俱樂部夏季活動暫停，幾周后才會對其他人開放。他們從早上忙到午夜，在俱樂部寬大的會所里開會。會所修建得非常豪華，巍峨的炮塔、寬敞的大廳、迂回的走廊，還有能俯瞰大西洋的窗戶。戴維森和斯特朗在破曉時就起床去騎馬或游泳，回來吃過早餐后就投入工作。他們吃得非常滋潤，成盤的新鮮牡蠣、鄉村火腿以及野生火雞讓他們胃口大開。他們還一起慶祝感恩節，范德利普晚年曾寫道，這是“我所經歷的最高水平的知識分子交流場合”。會議結束時，大家都承諾將保守所有秘密。盡管4 年后有雜志提到了這次聚會，但在之后的20 年里沒有任何參與者公開承認他們曾到過那里。
會議期間，他們提出了一份計劃，最終的細節由范德利普和斯特朗草擬完成，并于1911 年1 月16 日發布。這就是奧爾德里奇計劃（Aldrich Plan），它的核心內容是設立一個機構——國家儲備協會（National Reserve Association）。該協會其實就是一個中央銀行，只是換了一個不同的名稱，它可以在美國各地設立分支機構，負責貨幣發行和向商業銀行放貸。盡管政府在協會的董事會中派駐代表，但協會本身由銀行所有和控制，可以說是銀行家的“合作社”。
納爾遜· 奧爾德里奇也許是參議院中金融知識最淵博的人，但讓他來主導美國中央銀行的設立事宜卻再糟糕不過了。在有“百萬富翁俱樂部”之稱的參議院里，他是最富有的人之一。據說他賣出了聯合牽引公司和羅得島電力公司的股份，得到了1 000 萬美元，而且在羅得島的紐波特還有龐大的地產。他的女兒嫁給了小約翰· 洛克菲勒。他熱情支持大公司，倡導高關稅，極力反對政府管制；而且到處都有傳言，說他接受金融業的獻金，提供政治幫助。一句話，他是中央銀行的反對者們害怕的所有因素的具體化身。
后來的幾個月里，保守派和來自中西部的共和黨人聯合扼殺奧爾德里奇計劃，形勢發展令斯特朗感到十分沮喪。幸運的是，1913 年初在參議員卡特· 格拉斯的領導下，民主黨人在國會以通過修改計劃的方式保住了計劃方案，提出了格拉斯計劃（Glass Plan）。新計劃不再主張建立中央銀行，因為這樣將導致權力過分集中，而是提出建立多個由各個地方自治的機構，他們稱其為聯邦儲備銀行。在由當地銀行家管理各個機構的同時，再設立一個聯邦儲備委員會，負責監管整個聯邦儲備系統，其成員由總統任命。
格拉斯計劃采納了奧爾德里奇計劃的很多核心內容，但卻遭到了極力反對。反對者認為，聯邦儲備系統的分散式架構將已困擾美國銀行業多年的權力分散和各自為政問題固化下來，只會導致沖突和混亂。一貫務實的紐約銀行家認識到，格拉斯計劃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之前的狀況，因此還是采取了支持的態度。最后，伍德羅· 威爾遜總統于1913 年12 月23 日簽署了格拉斯計劃，《聯邦儲備法》生效。
第4章：斯特朗，美聯儲的最佳人選（7）
1914年8月初，斯特朗忙于參加各種會議。8月1日早上，他還在紐約大都會俱樂部跟結算協會的其他銀行家交換意見，當天晚上就又到了范德比爾特飯店，和曾宣布發行一億美元緊急貨幣以克服危機的財政部長威廉·麥卡杜（WilliamMcAdoo）一起參加紐約銀行家大會。第二天，他又去了華盛頓。
斯特朗最為關心的問題是被困歐洲的美國游客。銀行和酒店由于擔心美元急劇貶值，害怕紙幣貶值，都拒絕將旅行支票或銀行匯票兌換成現金。數千名富有的美國人被困在歐洲大陸，沒有現金可用。報紙上充滿了關于美國游客被趕出酒店的報道，他們被迫夜宿火車站，或者在深夜徘徊在巴黎街頭。那些成功將支票兌換成現金的人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他們被迫同意1 美元僅兌換75 美分。
信孚銀行是向赴歐美國人簽發旅游支票最多的銀行。斯特朗比較幸運，負責公司外匯業務的弗雷德· 肯特（Fred Kent ）恰好在倫敦度假，他立即在華爾道夫飯店召開了2 000 人的會議，為受困的美國同胞提供臨時資金援助。
如果歐洲人不接受美元，最終的結果只能是美國人選擇用黃金來支付。但是，現在歐洲大陸戰事危急，怎樣才能把黃金運到那里呢？一夜之間，私人航運的保險費率急劇上升，以至于令人望而卻步。斯特朗設法說服了政府動用戰艦運輸私人黃金。8 月6 日，田納西號巡洋艦裝載著價值750 萬美元的黃金從布魯克林海軍基地出發駛向歐洲大陸。
斯特朗最善于處理這些緊迫的現實問題，雖然這意味著要吃一些苦頭，但領導角色非他莫屬。盡管他沒有摩根財團的某些合伙人那樣光鮮體面和見多識廣，但人們都喜歡他，對他的強勢性格也并不抵觸，甚至在華爾街他也是一位讓人羨慕的名人。有同齡人曾說：“無論走到哪里，他都是一個領導者。”然而，卻很少有人敢說自己很了解斯特朗。在人們心目中，擅長社交的他也有一些負面性格，久而久之這些負面性格不免會表現出來。一位同事回憶說：“他有雙重性格，平常彬彬有禮，但有時會突然暴怒。”這說明他也有痛苦和憂愁，只是在平常被很好地掩蓋著罷了。
整個8 月份，斯特朗不斷往返于紐約與華盛頓之間，還不知剛剛設立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一職正向他悄然走來。如果建立中央銀行的奧爾德里奇計劃獲得通過，戴維森、范德利普這些紐約銀行界的領袖們可能早就把斯特朗作為該行的潛在領導人推選出來了。如今，他們在聯邦儲備系統① 下設立了許多儲備銀行，并在華盛頓設立了一個委員會。他們認為，由斯特朗領導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將對他們最為有利。在根據《聯邦儲備法》設立的12 個區域性儲備銀行中，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將會是最大的一個。他們的預見是正確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也就是他們的儲備銀行，由于規模最大和專業性最強，很可能在聯邦儲備系統中占據主導地位。
斯特朗是最完美的候選人。他在銀行界是出類拔萃的，在1907 年的恐慌時，他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自登上佐治亞州的那個海島參加設立中央銀行的會議之后，他已成為這一領域的專家。另外，摩根財團的合伙人對他都很熟悉。他雖然缺少戴維森的天賦或托馬斯· 拉蒙特的溫文爾雅，但無疑是個穩重可靠的人。
這個職位真是讓斯特朗左右為難，他一開始時婉言謝絕。盡管他也像其他紐約銀行家一樣盡量去接受新的聯邦儲備系統，但他仍然認為該系統存在著重大缺陷，還曾竭力阻止過它的通過。他堅持說，個人收入方面的考慮不會對自己的決定產生影響，但要說一點兒影響也沒有確實讓人難以相信。他并沒有從家族中繼承財產，只是在41 歲這個年富力強的年紀被選為了信孚銀行的總裁，但還沒來得及積累財富。如果接受這個職位，他必須放棄目前擔任的所有職位。而這個職位的年薪只有3 萬美元，雖然也很誘人，但與他在紐約一家大銀行做總裁的收入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他的老岳父尤其反對他接受這一職位，他說：“本杰明不能靠我的財產來生活。”據說，他老人家的財產有2 000 萬美元之多，他的愛女、
斯特朗之妻凱瑟琳將會繼承一筆可觀的家產。如果收入減少，斯特朗目前的生活方式將無以為繼。就在一年前，他們一家，包括他們夫妻兩人、他和前妻所生的三個孩子以及和現任妻子所生的兩個女兒，剛剛搬進一套8 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這所豪宅坐落于派克大街903 號，這里的公寓在紐約享有盛名，每套公寓都占據一整層。斯特朗所支付的年租金高達15 000 美元。
10 月初，戴維森和沃伯格邀請斯特朗到鄉下共度周末。他們都舉出了令人無可辯駁的理由，認為斯特朗接受這個職位義不容辭，因為他在這個職位上將能更好地為大眾服務。戴維森善于言辭，要和他爭辯可不容易，特別是斯特朗還欠了他很多人情。1914 年10 月5 日，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正式宣布本杰明· 斯特朗被選舉為首任行長。
第5章：莫羅，被“流放”的天才（1）
法國，1914 年
沒有一個資本家，在他的有生之年，哪怕只有一天甚至一分鐘，不曾設想過他能夠……高尚地進行剝削……在每個人心里的某個角落，都藏著一個破碎的詩人夢。 。
——古斯塔夫· 福樓拜，《包法利夫人》
1914年夏天的巴黎，身為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中央銀行總干事的埃米爾·莫羅和其他法國人一樣，也在關注著卡約事件。這是一系列丑聞的最新情況，它們曾經美化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政治，并成為法國人茶余飯后的談資。財政部長、激進黨領導人約瑟夫·卡約主張將所得稅引進法國。而在1914 年初，一向保守的《費加羅報》（Le Figaro ）竟發起了抵制所得稅的運動，并在首版刊登了卡約年輕時寫給前任情人的情書。
他的這位情人伯薩· 蓋登（Berthe Gueydan ）在當時已經結婚，丈夫是個高級文職人員。由于卡約的插足，蓋登與丈夫離婚，嫁給了卡約，成為他的第一任夫人。他們鴻雁傳書之后，又發生了很多事情。卡約在迎娶蓋登之后，又與另一位有夫之婦亨利埃特· 克拉勒蒂（Henriette Claretie ）有染。克拉勒蒂有著一頭淺金色的頭發，身材高挑，顧盼流芳，令卡約一見傾心。于是他就與蓋登離婚，迎娶了這位新情人。
1914 年3 月，第二任卡約夫人對丈夫的風流韻事被以如此卑劣的方式傳播大為惱火。盡管這些事情都發生在他們開始交往之前，但她真正擔心的是，說不定哪天他們婚前的私通信件也會落入媒體之手，以同樣的方式被公之于眾。于是她決定親自解決這一問題。3 月16 日下午3 點，在梳妝打扮一番后，她離家前去參加晚上在意大利大使館舉行的招待會。途中她拐進一家精品手槍店，挑選了一支布朗寧自動手槍，掖在皮衣下，朝《費加羅報》編輯部走去。她等了報社編輯加斯頓· 卡爾梅特（Gaston Calmette ）一個小時，最后在他出現時，她靠上前去冷冷地說道：“你應該知道我為什么來這里。”然后拔出手槍，在極近的距離冷靜地朝他連發6 槍，可憐的編輯當場死亡。
對丑聞的態度將法國人分為了兩個陣營，在巴黎甚至引發了暴亂。右翼分子游行抗議統治階層的腐化墮落，并與卡約的支持者發生了暴力沖突。7 月20 日，法院開始審理這起案件。各家報紙都以頭版頭條報道庭審進程，整座城市都在關注著事態的發展。巴黎市民們更為關心的似乎是政客的荒淫無度與道德腐化、約瑟夫· 卡約龐大的情人網絡，以及他是如何勾引在此之前一貫單純、嬌羞的克拉勒蒂的。
對于莫羅來說，這次審判具有更為重要的特殊意義。19世紀90年代早期，在巴黎自由政治科學學校讀書期間，他曾是卡約的學生。當時的卡約年輕、富有、光鮮照人，前途一片光明。作為一名財政督察員，卡約是精英管理集團的成員，該集團是當年拿破侖為審計國家財政而設立的。巴黎自由政治科學學校，即通常所說的巴黎政治學院，是一所學費高昂的私立研究生院校，于1872 年普法戰爭后創建。它的締造者試圖為法國的統治精英打造一個新式培訓基地，以便有效抵制法蘭西共和國早期的“過度民主化”現象。學院的授課教師并不是學者，而是高級政治家、公務員或商人。在當時，巴黎政治學院的歷史并不悠久，但已成為了國家高級公務員的主要培養基地。
第5章：莫羅，被“流放”的天才（2）
時值莫羅在巴黎政治學院讀書期間，整個法國，包括整個學院都因德雷福斯事件而分裂。1894 年，一個猶太裔炮兵軍官阿爾弗雷德· 德雷福斯被法院錯判為叛國罪。其事實是，法國的情報官員圖謀陷害，他們捏造證據，誣告德雷福斯是德國間諜。事件發生后，法國將何去何從，是繼續維持一個狹隘的、保皇主義的、天主教化的國家，還是走向國際化、自由和開放，爭議相當激烈。學院的院長是德雷福斯的忠實支持者，他與幾個意見相左的教授發生了爭論。最終，這些教授辭職以示抗議。
與政治學院那些來自巴黎的家境富裕、背景深厚的同學不同，25 歲的莫羅是在1893 年來學院報到時才到巴黎的。他出生在普瓦捷，是一個地方治安法官的兒子，曾在當地上了大學，畢業時獲得了法學學位。他的家族是一個小貴族，來自普瓦捷的一個古老村落普瓦圖。他的祖先杜特龍· 德· 鮑尼亞（Dutron de Bornier ）在18 世紀曾代表所在地方參加集會。1789 年，各個階層正在凡爾賽宮舉行著決定要發起革命的會議，當時莫羅的曾祖父約瑟夫· 瑪麗– 弗朗西斯· 莫羅（Joseph ）是第三階層（Third Estate ）的代表，并在后來參加了鎮壓革命的集會，為鎮壓的成功做了很多貢獻。隨后，他的曾祖父成了地方行政機關的重要人物——任職財政督察員，負責征收稅賦，甚至在王權復辟后也是如此。
1896 年，莫羅跟隨著卡約的足跡，在競爭殘酷的選拔考試中脫穎而出，成了一名財政督察員。盡管考試制度使督察員在很大程度上進入了這個精英階層，但直到得到提拔前，督察員仍需雙親擔保他們每人有2 000 法郎的個人年收入。莫羅現在是精英管理集團的成員，在那個年代他們掌握著真正的大權。而在形式上法國則由一些部長管理，他們在充斥著爭吵和怒火的國民大會支配下，在內閣中你進我出、不斷輪換。一個政府的存在時間通常不超過7 個月，從1870 年至1914 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只存在了44 年，但是更換的內閣卻多達50 個，其中有的內閣僅存在過一天。在戲劇性的部長辭職、政府垮臺、老面孔重新上臺的背后，實質上是這些樸實、自信、能干、訓練有素的政府要員們在統治著法國。
進入公務員系統后，莫羅升遷得很快。1899 年，卡約當上了財政部長，他在這個位置上一干就是7 屆，這是第一屆，而莫羅就在他手下工作。到了1902 年，新任財政部長莫里斯· 魯維埃（Maurice Rouvier ）親自挑選莫羅做他的辦公室主任。辦公室就是部長的私人秘書處，通常由他的門徒和具有潛力的資質較淺的公務員組成，他們負責部長的各種活動，其中包括處理部長的信件、擔任部長及其支持者之間的聯絡員、準備公文簡報等。辦公室主任則是部長的重要助手，也是其他職員們的領導，這個角色像管理崗位一樣具有政治性。
魯維埃是個溫和的共和黨人，也是一個銀行家，他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培養的最有能力的財政部長之一。不幸的是，他總是被卷入丑聞。在那個充滿污穢的時代，其中兩件最臭名昭著的丑聞都與他有關。據透露，1887 年，儒勒· 格雷維（Jules Grévy ）總統的女婿、在愛麗舍宮工作的丹尼爾· 威爾遜（Daniel Wilson ）售賣獎章，從榮譽獎章到法國榮譽軍團勛章無所不賣。盡管魯維埃沒有被直接牽涉到非法交易中，但作為內閣總理他難辭其咎，只好與驚慌失措的老總統一起辭職。
第5章：莫羅，被“流放”的天才（3）
在下臺僅兩年后，魯維埃就返回了政府機關，并擔任財政部長。 。然而，1892 年巴拿馬運河公司倒閉，大約有80 萬法國投資者遭受了總金額高達兩億美元的損失，魯維埃又受到牽連。隨后的調查發現了一系列**、行賄和以權謀私的行徑，這些都與巴黎的上層社會和政治界交織在一起。調查還發現，魯維埃與這起事件的兩個幕后核心人物之間有著廣泛的交易。其中一個是雅克· 德· 雷納克（Jacques de Reinach ）男爵，一位擁有意大利國籍的德國猶太人，其死時的場景令人生疑，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卻被宣布為自殺身亡; 另一個是科尼利厄斯· 赫茲（Cornelius Herz），一個聲名狼藉的國際冒險家和金融家，在事發后立即逃離了法國。在隨后的國會詢問中，魯維埃被指控接受了賄賂，一同出來指控他的有104 名代表和無數的記者。魯維埃自我辯護說，之所以收下錢，是因為他認為這項工程代表了國民利益。畢竟，在此期間他的財產并未非正常地增加過。盡管沒有充分的證據可以對他定罪量刑，但魯維埃再一次被迫辭職。之后的10 年里魯維埃遠離政壇，在1902 年莫羅開始為他工作時，他剛剛恢復名譽。
魯維埃對于公共道德的奇怪看法從未影響過莫羅對他的崇敬。 。盡管莫羅也承認，他“敬愛”的導師無法明確區分私人利益和公共義務，但他盡量回避這一點，他認為他的導師至少要比同時代的其他政治家要好——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當時整個社會的道德已經崩潰，政治領域更是如此。莫羅為了報答魯維埃對他的慷慨幫助，一如既往地感激和忠誠于他。1905 年，魯維埃第二次出任總理，莫羅成為他的左膀右臂。而僅僅過了兩個月，他的政府就遇到了一次嚴峻的考驗。同年3 月，一向說話不著邊際的德皇造訪丹吉爾，為了挑戰法國在北非的優勢地位，他公開宣稱支持摩洛哥獨立。剛開始，魯維埃試圖與德國協商解決問題。德皇感覺到了法國的軟弱，不斷提高談判價碼。
因此，兩國關系開始緊張，德國動員了預備役部隊，法**隊也開赴前線。在之后的幾個月里，魯維埃巧妙地化解了危機，不僅保住了法國在摩洛哥的特殊地位，而且還體面地從德法對抗中退出，并與英國展開談判，為英法協約的締結打下了基礎。對于年僅36 歲的莫羅來說，他在這場重大的國際沖突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這樣的經歷無疑是令人興奮的。但遺憾的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內閣只能持續幾個月似乎成了宿命，魯維埃政府很快就被解散。
在20 多年的宦海沉浮中，特別是因為他那不怎么光彩的金融交易，魯維埃樹敵頗多。在魯維埃下臺后，這些敵人就把矛頭對準了莫羅。在做了調任陳述后，莫羅被委派到阿爾及利亞銀行，即阿爾及利亞與突尼斯的中央銀行，而不是重新回到他的老東家財政部。這家銀行與法國或任何其他大國的中央銀行相比，就顯得相形見絀了。對于一個飛黃騰達的財政部高官來說，這無疑是另一種形式的放逐。這個職位并不像想象中那樣任務繁重，因為阿爾及利亞對法國來說地位特殊，所以銀行的總部就設在巴黎的政治中心，距離國民大會和外交部只有一步之遙。阿爾及利亞銀行屬于私人所有，但它也是服務于法國殖民政策的一個重要機構。1911 年莫羅被提拔為總干事，他在阿爾及利亞釀酒業的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并在與突尼斯柏柏爾人的高利貸斗爭中站在了最前線。他與摩洛哥軍事長官即后來的利奧泰元帥密切合作，在軍事占領期間為公共建設工程以及在摩洛哥的進一步殖民提供融資。他不僅是一個銀行家，更是一個服務于國家的公務員，而他也是這樣看待自己的。1914 年1 月，他榮獲了法國榮譽軍團勛章，而能夠獲此殊榮的不足1 250 人。
第5章：莫羅，被“流放”的天才（4）
雖然取得了這些成就，但對于雄心勃勃、天資聰慧的莫羅來說，阿爾及利亞銀行依然是一潭死水。他以前在財政部的那些同事所掌控的絕不僅僅是某一殖民地的財政大權，而是整個國家甚至整個法蘭西帝國的財政大權。每當回首往事，莫羅心里總不是滋味，他在這個沒有希望的職位上已經耗費了8 年時間，明顯已經被人們遺忘了。
也許是和同僚相比，莫羅爬得太快、太高，引起了他們的嫉恨；也許是與別人不同：他寡言少語、態度生硬，甚至有些粗野，從未嘗試過參加各種沙龍，更沒有巴黎高級官員的氣質和儀態。他來自外省，樣貌土氣，但他以此為榮。1908 年，他被選舉為家鄉圣萊馬的鎮長，這是一個只有幾百個居民的小鎮，但他一有機會就會回去。他擁有的弗瑞索納爾莊園建造于1600 年，只有在那里，和童年的玩伴——如今的律師、公證人、治安法官在一起，他才感到最為舒心、愜意。
通常，在每年7月的最后一周，莫羅肯定會急切地盼望著農業部長的通告，以敲定打獵日期。為了不虛此行，他會在獵季開始時就回到弗瑞索納爾莊園。正如他經常所說，那里有很多鵪鶉、鷓鴣和野兔，會讓人興奮不已。但是這一年的7月底8月初，盡管天氣晴好，他也不得不放下獵槍。
7 月27 日，有幾件事情雖說不大，但卻能像風向標一樣預示出巴爾干危機將進一步惡化。卡約夫人謀殺案的新聞逐漸從報紙頭版退去，即使是巴黎的報紙對此也不再熱心。每天傍晚總有一群人聚在位于波爾索里大道的《晨報》（Le Matin）編輯部辦公室門外。《晨報》是當時法國非常流行的一份報紙，其編輯部辦公室的窗戶上貼有最新的簡訊。斗爭與沖突不可避免，但這次的沖突雙方不再是簡單的卡約的支持者與反對者，而是反對擴大軍事行動的人與新的愛國運動的支持者。
金幣也開始神秘地從流通領域中消失。經歷了兩次災難性的紙幣改革實驗——一次是18 世紀早期結局悲慘的密西西比騙局，另一次是大革命時期發行的紙幣，如今的法國人只相信金屬貨幣，對銀行和其他一切機構毫無信任可言。出現問題的第一個標志是，許多人都把金幣裝進了鄉下人縫織的長筒羊毛襪里，塞到床墊底下。據說法國農民就是這樣保存他們為數不多的黃金的，或者是存放在公證人的保險柜里，就像資產階級保存他們的儲蓄一樣。
經過8 天的庭審，7 月28 日晚上9:30 ，這個由男性成員組成的陪審團投票，最后以11:1 的投票結果無罪釋放卡約夫人。他們認為，是《費加羅報》的做法使得卡約夫人怒火中燒，才會失去理智做出了殺人舉動，因此判定她在殺人時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這似乎更像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情節，也使判決結果顯得有些蒼白無力。在法院的大門外發生了沖突，大批警察被派往現場去驅散仇恨卡約的極端保皇黨人。但此刻絕大多數巴黎人更為關心的則是如何購買生活用品，金幣與銀幣很難得到，而店鋪包括咖啡館都不收受銀行紙幣，甚至雷阿勒的食品市場也突然關門停業。
第二天凌晨4 點，幾百人聚集在法蘭西銀行周圍以紙幣兌換黃金。當天下午，人群增加到3 萬多人。他們排成一英里多的長隊，環繞銀行總部所在地圖盧茲酒店一周，然后沿著拉齊維爾街，經過皇宮到達里窩利街，一直延伸到杜麗樂花園。有250 名警察到現場維持秩序。《泰晤士報》的一名記者被這一場景嚇了一跳，他說：“社會各階層民眾排成冗長的隊伍。法國人的節儉有著重要意義，無數的普通老百姓在國民銀行里都有儲蓄。” 法蘭西銀行宣布，只要有必要它將繼續供應黃金，畢竟它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儲藏者之一。
第5章：莫羅，被“流放”的天才（5）
1897 年，剛剛到任的行長喬治斯· 帕林（Georges Pallain ）召集手下，告訴他們法蘭西銀行的任務就是準備應對“任何不測事件”，實際上他在暗指要向德國報1870 年普法戰爭慘敗之仇。在帕林的領導下，法蘭西銀行開始不斷地積聚黃金。德意志銀行每一次想要增加黃金儲備，法蘭西銀行總是搶先一步，這有些類似于軍備競賽。到了1914 年7 月，法蘭西銀行所擁有的金條總值超過8 億美元。
法國中央銀行萬萬沒有想到，它費盡苦心所建立起來的黃金儲備最后竟會流散到恐慌的國民手中，而這些黃金儲備原本是國家戰爭融資的基礎。十多年來，法蘭西銀行分散于法國各地的250 多家分支機構的負責人都保存著一個秘密信封。他們被告知，這些信封要鎖入保險柜，放在隨時可以拿到的地方，只有在國家全面動員時方可打開，而信封里裝的就是帶有藍色花紋的通知書。
在帶有帕林簽名的藍灰色信紙上所寫的是向各家分支機構負責人所做出的戰時指示。一旦發布總動員，他們就要面對“艱巨而危險”的任務。他們需要冷靜、警覺、主動而堅定地面對令人畏懼的考驗。首要而緊急的任務便是停止兌換黃金。一旦分支機構所在城鎮落入敵人之手，其負責人要動用所有權力盡己所能地保護銀行資產。因此，當8 月1 日下午4 點總動員令發布時，法國的黃金儲備立即被凍結了。
一個小時之后，在巴黎已經找不到一輛出租車。所有交通工具，包括私家車、馬車和公共汽車都被征用去運送部隊，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步行。24 小時之內，公共服務也突然停止，因為所有健全的男人都已奔赴火車站。甚至像麗茲和克里雍這樣的豪華酒店也沒有了男侍者，只有女服務員為客人服務。
戰爭爆發后的幾周，整座城市沐浴著8 月的陽光，陷入了大戰之前的平靜之中，這種平靜讓人感覺很不自然。巴黎聞名遐邇的街區商店已無人問津；交通停止，公共汽車都已開往前線，地鐵時斷時續；劇院和電影院也關門了，咖啡館到晚上8 點就要歇業，飯館到晚上9：30 也要關門。到了月底，隨著外國人的離境，各大飯店也都顯得冷冷清清。
8 月底，平靜突然被打破。德**隊橫掃比利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穿越法國北部。8 月29 日，德軍離巴黎只有25 英里，在巴黎市內依稀能聽到槍聲，還有報道說有人在郊區看見了德國士兵。第二天是星期日，一架德國飛機在巴黎上空盤旋，隨即就在巴黎火車站附近扔下了三顆炸彈，所幸沒有人員傷亡。星期一，又一架飛機低空飛過，在九月四日街附近扔下幾顆炸彈，據說這次轟炸的目標是法蘭西銀行。同樣，這次也沒有人員傷亡，只有幾塊玻璃破碎。
幾乎沒有哪個法國人知道，8 月18 日，當德國入侵者還遠在200 英里以外的布魯塞爾時，法蘭西銀行就已經開始執行它的緊急計劃。畢竟在之前的幾百年間，巴黎曾三次落入外國人之手。法蘭西銀行的黃金儲備——38 800 錠黃金和無數袋金幣，重達1 300 噸，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通過火車和卡車被安全運送到事先安排好的中央高原與法國南部地區。這次大規模的運輸活動相當順利，其中只有一列火車在克萊蒙– 費朗脫軌。隨即500 人被調往那里，將火車推進軌道，收拾散落的金幣，驅散好奇的圍觀者。9 月初，法蘭西銀行在巴黎的金庫已經是空空蕩蕩了。
第6章：誰將是無形帝國的君主（1）
中央銀行，1914—1919 年
金錢是戰爭的萬惡之源。 。——西塞羅，《腓力比克》
1914年8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可謂是性命攸關的一周，但銀行家和財政部長們所關注的絕不是軍事準備或軍隊活動，而是手中黃金儲備的規模與耐用性。這種觀念有些不合時宜，畢竟現在是1914年，而不是1814年。兩百多年以來，紙幣已被廣泛使用，商人和交易商們也發展了極為先進的信用體系。戰爭的波及范圍受制于手中黃金數量的觀念似乎早就過時了。然而，倫敦的一家雜志《聯合帝國》（United Empire ）卻斷言說：“在戰爭爆發時，歐洲大陸所能掌控的硬幣和金條數量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戰爭的強度以及可能持續的時間。” 這種對寡然索味的銀行儲備的關注，折射出了人們在戰爭剛開始幾個月里的普遍自滿情緒。盡管柏林、巴黎和倫敦的大街上到處都是歇斯底里的人群，但空氣中卻彌漫著一股異樣的、不現實的氣息。沒有人完全理解“這場戰爭為什么會發生，打仗究竟是為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人希望戰爭持續很長時間。盡管敵對雙方的士兵都在摩拳擦掌，但每個人都不想拖泥帶水，都希望可以讓對方死得痛快些。將軍們還向士兵許諾說，他們可以回家過圣誕節。受軍隊官員們積極觀念的鼓舞，財政官員們也在盤算，既然戰爭很快就會結束，那么最重要的
事情就是確保財政狀況良好，即在戰爭結束時維持完整無缺的黃金儲備。
銀行家和經濟學家們簡直是自以為是到一定程度了，竟然相信“健全貨幣”的紀律本身就能使每個人恢復理智，使戰爭不得不結束。1914 年8 月30 日，開戰后近一個月，《紐約時報》的記者查爾斯· 科南特（Charles Conant ）報道說，“國際銀行界信心十足地表示，不會發生紙幣濫發及貶值問題”。而之前的戰爭都曾引致了惡性通貨膨脹。這些銀行家還自信地宣稱，“現在人們對金融學的理解要比以前更到位”。
費利克斯· 舒斯特爵士（Sir Felix Schuster ）是倫敦工會和史密斯銀行（Smith’sBank ）主席，也是倫敦最卓越的銀行家之一。他自信地四處游走，并告訴大家戰爭將在半年內徹底結束，畢竟中斷貿易的影響太大了。約翰· 梅納德· 凱恩斯，劍橋大學國王學院31 歲的經濟學家，因為在戰爭財政方面的見解而一夜成名。1914 年，他向朋友們宣稱自己“敢肯定戰爭的持續時間將不會超過一年”，因為到那時能用來支持戰爭的流動資金將消耗殆盡，他甚至還對某些愚蠢的反對者感到十分惱火。1914 年11 月，《經濟學人》預測，戰爭將在幾個月內結束。當月，在巴黎舉行的歡迎英國戰爭事務秘書、陸軍元帥基奇納勛爵（Lord Kitchener ）的宴會上，法國財政部長還自信地宣稱，在1915 年7 月前戰爭將不得不結束，因為到那時錢將被花光。事實上，不僅協約國的專家如此目光短淺，匈牙利財政部長雅諾什· 特里斯基男爵（Baron Janos Teleszky ）在接受內閣詢問時說，匈牙利的國庫僅能支持三個星期。
歐洲的金融家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大陸正一步步滑向戰爭深淵，歐洲信用體系逐漸崩潰，世界股票市場關門大吉，金本位搖搖欲墜，但他們卻依然抱有幻想，認為全球商業所遭受的干擾只是短暫的，很快就會回歸到正常的貿易狀態。很少有人想到，他們目前所遭受的對世界經濟秩序的沖擊是長期而嚴重的。
第6章：誰將是無形帝國的君主（2）
這些專家們似乎已經忘記，在戰爭中首先遭到破壞的不僅僅是真相，還包括穩健的財政體系。在上個世紀的歷次戰爭中，比如拿破侖戰爭或美國內戰，沒有一場戰爭僅僅是因為黃金不足而罷戰。在這些戰爭中，交戰雙方不惜動用一切資源——稅收、借款、大規模印制紙幣來籌集戰爭款項，到最后拼個你死我活。
到了1915 年底，歐洲大陸已經有1 800 萬人被動員投入到戰爭中。在西線，兩支龐大的軍隊——300 萬協約**隊和250 萬德**隊在長達500 英里的前線相持不下，陷入僵局。戰線從英吉利海峽開始，穿過比利時和法國，一直到達瑞士邊境，就像一條冬眠的巨蛇蜿蜒在西歐版圖之上，交戰雙方就這樣僵持著。在種種荒誕的邏輯下，數以萬計的人被引入了戰場。同時，他們的慘烈犧牲仿佛更加強了戰爭的正當性，于是更多的人又被所謂的正義旗幟所號召。就這樣，戰爭的殘殺為其自身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盡管如此，戰爭初期的自滿情緒還是一直延續了很長時間才漸漸淡去。甚至到了1916 年，速戰速決的論調還頗為盛行，依然不斷有將領放言說“再過6 個月就可以取得勝利”。此時的5 個大國——英國、法國、俄國、德國和奧匈帝國每個月的花費都高達30 億美元，幾乎占五國GDP 總和的一半。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場戰爭可以一次性消耗掉這么多國家如此之多的財富。雖然各國籌集戰爭費用的方式不盡相同，但其中的原理是相通的。如果僅僅通過稅收方式籌集戰款，稅率勢必高得與沒收財產無異，因而也是不可行的。有鑒于此，沒有一個國家嘗試過這種做法，稅收只占所籌資金的很小一部分。實際上，交戰雙方主要通過借款籌集費用。一旦再也找不到新的借款渠道，它們就會依賴一種幾乎和戰爭本身一樣古老的技術——通貨膨脹。但是，它們制造通貨膨脹的方式與中世紀的國王有所不同。國王要么削減金幣或銀幣的重量，要么發行由便宜合金鑄造的硬幣，致使貨幣貶值。而現在的參戰國政府則求助于中央銀行，通過復雜的會計處理掩飾真相。此時，中央銀行就會摒棄它們長期以來所奉行的原則——“以黃金為基礎發行貨幣”，而改為簡單地印票子。
在歐洲的所有參戰國中，英國擁有審慎財政的悠久歷史，為了不違背傳統，它采取了最負責任的財政政策。4年的戰爭，政府花在戰爭上的開銷多達430億美元，其中包括支援給比較貧窮的歐洲盟國110億美元的貸款（主要是法國和俄國）。為了支付這些費用，英國一方面通過增加稅收籌集到了90 億美元，約占總金額的20%；另一方面通過向國內和美國長期借款籌集到了270 億美元；其余的款項是從銀行借來的，其中以英格蘭銀行的數額最大。因此，4 年內英國流通中的貨幣量翻了一番，商品價格也隨之翻了一番。
向英格蘭銀行借款并不是第一次，銀行家們在19 世紀建立金融規則時就是如此打算的。事實上，英格蘭銀行在最初創立時并不是為了管制貨幣而是為了支付戰爭費用。
詹姆斯二世（James II ）是最后一位信仰天主教的英格蘭和蘇格蘭國王，他于1688 年被迫退位。他因試圖將羅馬天主教作為英國國教而失去民心，議會邀請他的女兒瑪麗和女婿威廉這兩個新教徒繼承王位。詹姆斯逃到法國國王路易十四那里尋求庇護，隨后路易十四以“光榮革命”為由發起了對英格蘭的戰爭，這就是著名的奧格斯堡同盟戰爭。
第6章：誰將是無形帝國的君主（3）
到了1694 年，經過與一個比自己大幾倍的國家長達幾年的戰爭，英國發現自己已接近破產。有一群城市商人，全部都是新教徒，其中許多都是由于路易十四不能容忍新教徒而被迫離開法國的胡格諾派（Huguenots），到英國財政大臣查爾斯· 蒙塔古（Charles Montagu ）那里表示愿意以8% 的利率永久性借給政府120 萬英鎊。作為回報，他們將被授權設立一家銀行，該銀行有權發行120 萬英鎊的鈔票——這也是英國第一批被官方正式批準發行的紙幣，同時被指定獨家辦理政府業務。由于急需用錢，蒙塔古便欣然接受了這個主意。1694 年底，新銀行開業，名稱是英格蘭銀行管理公司。 。
在成立后的前150 多年里，盡管規模比競爭對手大很多，而且擁有獨家辦理政府業務之類的一些特權，這為其提供了主要的收入來源，但英格蘭銀行管理公司仍像其他銀行一樣運作著。它發行鈔票，吸收存款，保有黃金儲備，通過匯票貼現向商人提供短期貸款，為其貿易和商品運輸融資。
盡管英格蘭銀行的確沒有把管理貨幣作為自己的任務，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規模較大且穩定性較好，它逐漸在英國銀行業中取得了統治地位，其發行的紙幣也成了英國最主要的紙幣，規模較小的競爭對手則開始委托其管理自己的儲備。英格蘭銀行逐漸演變成了一個銀行家的銀行——倫敦金融城的監護人和“保姆”。在這個過程中，它被親切地昵稱為“針線街的老太太”，但它的權力始終沒有被固定下來，其角色和責任也都沒有被準確定位。
和英國當時的許多機構一樣，英格蘭銀行的運行機制就像一家俱樂部。26位董事掌控著銀行的大權，他們有一個古雅別致的名稱——英格蘭銀行理事會，這個組織的成員主要來自于由倫敦市的銀行家和商人所構成的一個封閉小圈子。這個圈子里的成員都曾在倫敦市的幾所精英學校里讀書，尤其是伊頓公學或哈羅公學，一些成員甚至還是從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畢業的。他們都居住在肯辛頓或騎士橋，加入了同樣的俱樂部，比較典型的是懷特俱樂部或布德爾俱樂部，并時常在他們位于倫敦周邊各郡雖不豪華但很雅致的鄉村別墅里相聚。他們的女兒偶爾也會嫁給地主貴族，但更多的情況是在圈子里的家庭之間婚配。世界上很少有哪個群體會像他們生活得這樣愜意、自信、文明。
英格蘭銀行理事會代表著倫敦市各個主要銀行業家族的利益。一般情況下，巴林家族（Baring）、格倫菲爾家族（Grenfell ）和戈申家族（Goschen ）都會有一個代表，布朗· 希普利和安東尼· 吉布斯（Anthony Gibbs ）也會有一個合伙人代表。盡管這個組織也有成員代表少數準男爵的利益，甚至偶爾也會有貴族代表，但從未出現過英國大地主的代表，因為他們都在政界。理事會還曾有一次吸納了一個猶太人，他就是阿爾弗雷德· 羅斯柴爾德（Alfred de Rothschild），從1868 年一直任職到1889 年。
董事們通常在35 歲以后才會被邀請加入理事會，此后終身提名，直到他們老態龍鐘、步履蹣跚。許多董事甚至到70 多歲或80 多歲都還在任職，一些董事的任職時間要超過半個世紀。這實際上是一個兼職工作，他們一周才見一次面，但任務并非十分繁重。此外，各位董事輪流擔任每日常務委員會的委員，每天必須有三位董事親自在銀行值班，他們負責掌管金庫鑰匙，審計銀行所持證券，與銀行衛隊的長官共進晚餐——衛隊每晚都要從騎士橋附近的營房到銀行執行守衛任務，十分辛苦。作為補償，他們每年會得到2 500 美元的獎金，這相當于衛隊一個團長的年薪或威斯敏斯特牧師會成員一年的津貼。
第6章：誰將是無形帝國的君主（4）
在理事會的所有職位中，只有行長和副行長是全職的，在這兩個職位任職的董事需要暫時放下其他職務。理事會的每位成員都有機會，實際上是被期望在擔任兩年副行長之后再做兩年行長。因此，在19 世紀和20 世紀早期，擔任英格蘭銀行行長的人并不意味著具備什么特殊能力，而僅僅表明他具有相當顯赫的家世和極好的耐性，可以長壽，生意盈利頗豐且合伙人同意其離職4 年。當時的任期僅僅為一年，也很少被延長。在任期的最后，退休的行長會再度成為一名普通的理事會成員，直到他去世或年邁體衰之時。
正如19 世紀《經濟學人》的偉大編輯沃爾特· 白芝浩（Walter Bagehot ）在揭示英國人生活中的奇怪悖論時所描述的那樣，這些理事會成員常常是“安逸而嚴肅的人……（他們）生活得非常悠閑”。事實上，他覺得銀行家忙得不可開交未必是件好事。“如果一個人十分繁忙，這實際上是種不祥之兆。或者忙于瑣事，這些事情通常可以由下屬做得更好，而他根本無須過問；或者忙于過多的投機……這些都可能使銀行毀于一旦。”
按照白芝浩的說法，這種安排使倫敦金融業的穩定性，甚至整個世界都掌控在“一個狡詐的執行官、一個由太過年輕而盲目自大的群體所組成的董事會、一個論資排輩、成員老邁的委員會”手中。這種做事方式有點蹊蹺，甚至有些令人難以理解——英國最重要的金融機構，事實上是整個世界的金融界，竟被這樣一群業余人士操控著，他們都有更喜歡的事情要做，而只是把掌舵英格蘭銀行看做是應盡的公民義務。
盡管英格蘭銀行的董事們負責管理英國境內的信用擴張——后來擴展至全球范圍內的貨幣供應管理，但他們并不假裝很精通經濟學、中央銀行學或貨幣政策，反而對這些知識不以為然。20 世紀20 年代的一位經濟學家曾把他們比喻為一批船長，稱這些船長不僅拒絕學習航海的基本理論知識，而且還認為這些知識是無用的。
但是，他們卻堅持貨幣政策的一個教條，那就是貸款的“真實票據”理論， 這一理論在今天看來是明顯錯誤的。這一理論認為，如果銀行，包括英格蘭銀行在內，發放貸款只是為商品存貨的增加提供融資，比如用來購買棉花、卷紙、銅線或鋼筋等商品，而不為長期投資行為或股票、債券投機發放貸款，就不會引發通貨膨脹。該理論的荒謬是顯而易見的，在通貨膨脹時期，隨著商品存貨價格的持續上漲，該理論卻要求銀行繼續擴大信貸規模，這對于控制通貨膨脹無疑是火上澆油。這一理論之所以不會導致貨幣災難，是因為金本位制度，該制度能保持商品價格基本穩定，使“真實票據”理論無法在價格上漲的情況下得到運用。
戰時財政的特殊性改變了英格蘭銀行，它被迫發行越來越多沒有黃金支撐的紙幣，并日益成為滿足聯合王國財政部需求的附庸。雖說英格蘭銀行是一家全國性的機構，但多年來其掌門人都還十分謹慎地和政府保持著一定距離。他們都十分清楚，英格蘭銀行并不是政府的一部分，他們也絲毫不想使其如此。戰前，一個杜撰的故事在倫敦廣為流傳。有一次，財政大臣在皇家委員會要求英格蘭銀行的一位董事作證。當被問及銀行儲備時，該董事只愿說儲備“非常非常龐大”。在被迫給出哪怕是一個大概的數字時，他都會說“非常非常不情愿對所說內容再做任何補充”。
第6章：誰將是無形帝國的君主（5）
隨著籌集戰爭款項的壓力與日俱增，英格蘭銀行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也日趨緊張，最終在1917 年陷入僵局。 。當時的行長是沃爾特· 坎利夫，他身材高大，肩寬體闊，蓄著讓人過目不忘的海象胡子，有著典型的英國人性格。坎利夫還是個有名的打獵愛好者，看起來更像是個鄉紳而不是城市貴族。多年來，他判斷問題日益專斷和古怪，夸大自己作為中央銀行行長的作用，他認為在與政府打交道時只能通過首相本人，甚至不能通過財政大臣。
1917 年，坎利夫因為財政部的幾位官員對其不恭而大為惱火，其中一位就是自命不凡、為人傲慢的新貴梅納德· 凱恩斯。坎利夫在倫敦以寡言少語而聞名，更以智力有限而為人所知，因為他常常做事不動腦子、不計后果。有一次因為怒火中燒，他在未與其他董事商量的情況下就給加拿大政府（當時的英國黃金儲備北美管理人）發去電報，禁止他們以后再接受英國財政部的命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進行得熱火朝天時，英國政府逐漸陷入了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無力支付美國供貨商開出的票據。
當時的英國首相勞合· 喬治自然是大發雷霆，他把坎利夫召到唐寧街10 號，嚴厲地訓斥了一頓，并威脅說政府要“接管英格蘭銀行”。經過幕后一系列微妙的協商，受到驚嚇的坎利夫給財政大臣寫了一封極盡諂媚的信，請求他“接受我為冒犯您的任何行為所做的毫無保留的道歉”。由于戰爭這一特殊原因，與傳統不同的是，坎利夫再一次獲得行長提名，又獲得了兩年的任期，此后就再未被提名。
在戰爭期間，英格蘭銀行一直致力于承擔著政府債務承辦人和保險人的角色，它的幾位經理承受著工作和責任的雙重壓力，壓抑得喘不過氣來。1915 年，副行長布賴恩· 科凱恩（Brian Cockayne ）邀請蒙塔古· 諾曼擔任顧問。盡管這個職位是非正式的且無報酬，但由于諾曼在離開布朗· 希普利之后無所事事，于是就欣然同意了。1907 年諾曼36 歲時就曾加入過英格蘭銀行理事會，但這是拜傳統所賜——對于布朗– 希普利銀行的合伙人來說，成為理事會成員是一項慣例。的確，在開始的幾年里諾曼很少到理事會去，對那里的工作也沒有什么興趣。但是，他和這一機構的聯系卻頗有淵源。他出身于倫敦兩個最有名的銀行家族，這兩個家族屬于產生英格蘭銀行理事會成員的貴族階層，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是當時頗具聲譽的長期董事。
他的祖父喬治· 沃德· 諾曼（George Warde Norman ）盡管不是一個全職的銀行家，所繼承的遺產也只是木材和房地產，但卻通過婚姻得到了馬丁銀行很大一部分股份，并在1821 年被選舉為該銀行的董事。1830 年30 歲時，喬治· 諾曼從他的全職工作中退了下來，為的是將全部時間都留給他位于肯特郡的私人莊園的生活，沉浸在對文學和歷史的興趣中，提高全家人都癡迷的板球運動水平，盡情享受7 個兒子相伴的日子。然而，50 多年來他仍是英格蘭銀行理事會的一個盡職盡責的成員。和典型的成員不同，他對貨幣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通過學習成了專家。與維多利亞時代眾多的悠閑紳士一樣，他也出版了自己的小冊子，是有關貨幣理論方面的書籍。他在貨幣理論上的成就使其成為將金本位制度編入法典運動的領導者，這一成果體現在1844 年的《銀行法案》（Bank Act ）之中。他還打破了英格蘭銀行的傳統，斷然拒絕出任該行的副行長和行長。他想不出任何理由可以讓自己放棄生活中的諸多享受，而被公務纏身，承受那么多的責任和負擔，于是他聲稱自己的神經適應不了那種緊張的生活，而他的孫子卻不得不面對這些問題。
第6章：誰將是無形帝國的君主（6）
諾曼的外祖父馬克· 克萊爵士（Sir Mark Collet ）與其祖父截然不同，他白手起家，從一家商業公司的店員做起，于1849 年移居紐約。 。兩年后，克萊返回英國加盟布朗– 希普利銀行，該銀行是紐約和巴爾的摩的布朗兄弟商業銀行在英國的分支機構，最后他成了該銀行在倫敦的高級合伙人。1866 年，克萊被選舉為英格蘭銀行理事會的成員，他在擔任行長時兢兢業業，并曾因此受封爵位。
擁有這樣家族背景的諾曼在加入英格蘭銀行時，沒有人感到吃驚。然而，當他在1915 年加入時，他的商業銀行家職業生涯還并不長，沒有什么特別的建樹，在倫敦的知名度也不高。在諾曼剛剛加入的前幾周，坎利夫曾聽到有人評論說：
“我們這里又來了一條蓄有姜黃色胡須、外表妖里妖氣的小魚。你知道他是誰嗎？我一直在注意著，他在這里爬來爬去，無所事事，像丟了魂似的。”當時，還沒有人能預測到這條“小魚”會在這個機構里游向一個不同尋常的高度。他的背景并不能預示他將能很好地勝任中央銀行行長一職。然而，三年之內他就被選舉為副行長，兩年之后又成為行長，并最終把持這個職位長達24 年之久，這是史無前例的。
如果說英國是交戰國中最負責任的，那么它的盟國法國就與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是最不負責任的。法國政府為戰爭共花費了300億美元。
幾乎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民會像法國人一樣，對征稅采取如此強硬的抵抗態度——哪怕是政府對財產狀況的一個小小調查，也會被視為是對他們“私人生活最神圣而不可侵犯之處”的非正當介入，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在開戰的前兩年，法國政府還對是否增稅猶豫不決，直到1916 年國家財政體系面臨崩潰時才痛下決心增稅。為應付戰爭開支，法國政府通過增加稅收所募集到的款項在總開支中所占的比重還不到5%。
法蘭西共和國之所以沒有陷入經濟崩潰，是因為政府還有另外兩種資源可以利用：首先是以節儉著稱的法國中產階級，他們購買了150 億美元的政府債券；其次是外國政府，尤其是英美政府，他們親眼目睹了法國正在承受著世界大戰的煎熬，向法國政府提供了100 億美元的貸款。但這仍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于是，法國政府就通過增發紙幣來填補。在英國，流通的貨幣量增加了一倍，而法國卻增加了兩倍。
在法國，利用中央銀行籌集資金要比英國容易很多——部分原因在于法蘭西銀行的行長一直以來都是由政府任命的高級公務員，而不是銀行家。早在1911 年，當時的法國財政部長就未雨綢繆，提前通過法蘭西銀行設置了一個信用額度，以便在戰爭情況下使用。頗具諷刺意義的是，和英格蘭銀行一樣，法蘭西銀行也是在戰爭中設立的。但與英格蘭銀行不同的是，法蘭西銀行建立的初衷不是為了募集戰爭款項，而是要在貨幣混亂時恢復秩序。
1799 年，法國面臨了一次嚴重的貨幣短缺。10 年的革命與動亂讓法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金銀大量流失國外，革命政府發行的兌換券又以失敗告終，這使得法國民眾對于缺乏黃金支持的紙幣徹底失去了信心。兩個金融專家，瑞士銀行家讓· 弗雷德里克· 佩雷格（Jean-Frédéric Perregaux ）和魯昂富商、大名鼎鼎的讓· 巴塞洛繆· 康特盧克斯· 康特勒（Jean-Barthélémy Le Couteulx de Canteleu），受命于法蘭西共和國首位執政官拿破侖· 波拿馬，建立了一家以黃金支持紙幣發行的新銀行。這家銀行持有3 000 萬法郎資本，相當于600 萬美元。
第6章：誰將是無形帝國的君主（7）
這家銀行于1800 年1 月18 日正式開張，如果按照大革命期間強制施行的歷法來算，是在革命8 年雪月28 日。它的資本主要是從商人和銀行家族中募集而來的，這些人很多都是新教徒或瑞士裔。但是，以拿破侖為首的野心家們也想從中分得一杯羹，因為銀行的預期利潤是相當豐厚的。拿破侖本人持有30 股，每股價值1 000 法郎；他的秘書，也就是后來因為**而被開除，繼而投靠路易十八而背叛拿破侖的路易· 安東尼· 佛瓦萊特· 不列納（Louis-Antoine Fauvelet de Bourrienne ）持有5 股；拿破侖的內弟，后來的那不勒斯國王約阿西姆· 穆拉特（Joachim Murat ）持有9 股；拿破侖的繼女和準弟媳，后來的荷蘭皇后霍騰斯· 博阿爾（Hortense de Beauharnais ）持有5 股；后來的西班牙國王，拿破侖的大哥約瑟夫持有1 股。為了鼓勵投資者，法蘭西銀行也像英格蘭銀行一樣在對政府的關系上盡量保持獨立。1803 年，銀行被授予在巴黎發行紙幣的壟斷權。
1805 年，剛剛發生過特拉法加海軍災難，正當拿破侖對奧俄聯盟發動新一輪戰爭之時，恐慌情緒在巴黎商人中傳播開來，造成了擠兌，險些導致剛成立不久的法蘭西銀行破產清算。 。就在關鍵時刻，前線傳來了拿破侖在奧斯特利茨戰役大獲全勝的消息，商人們因此恢復了信心，銀行得以挽救。盡管人們對這家新銀行迅速恢復了信心，法國也得到了奧地利的大額戰爭賠款，但拿破侖仍然對他的這幫銀行家在關鍵時刻的軟弱無能大為惱火。
從奧地利回國之后，拿破侖召開了部長會議，他大發雷霆，將財政部長免職。對于法蘭西銀行的三人管理委員會成員，他給出了兩個選擇：要么鋃鐺入獄，要么繳納870 萬法郎罰款。他們都選擇了繳納罰款。拿破侖下定決心不再受制于這些金融家，他修改了法蘭西銀行的條例，使政府有權直接任命行長和兩名副行長，在當時這也就意味著由他親自指定。拿破侖當時宣布：“法蘭西銀行不僅屬于它的股東，也屬于國家……我希望法蘭西銀行被牢牢地掌控在政府手中。”
對于埃米爾· 莫羅來說，戰爭就意味他將繼續被“流放”在阿爾及利亞任總干事。1914 年，在亨利埃特· 卡約被宣布無罪后，莫羅一定暗暗希望自己能夠受到導師卡約的提攜重返法國財政部。但是戰爭的爆發打消了他的念頭，一向被視為對德軟弱的卡約未能進入戰時政府。
事實上，在戰爭期間卡約把自己搞得更糟，因為他一貫判斷失誤。1916 年，有一幫聲名狼藉的家伙涉嫌要與德國幕后媾和，卡約也卷入其中。其中一人叫做保羅· 博洛· 帕夏（Paul Bolo-Pasha），他曾經為埃及總督和德國情報部門服務，于1917 年被捕，受審后被判間諜罪而被槍斃。在隨后席卷法國全國的反間諜運動中，卡約本人也被控犯有叛國罪，并被剝奪了國會豁免權，于1918 年受到監禁。他最終于1920 年在元老院受審，當時的元老院就相當于最高法院。盡管他并未被判叛國罪這一極刑罪名，但還是因與敵人“魯莽地展開會談”而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剝奪公民權5 年，并被驅逐出巴黎。這是法國特有的一種古老的懲罰措施，通常適用于吸毒者、白人奴隸販子和暴徒。
看到導師悲劇性的、尷尬得有些滑稽的遭遇，莫羅肯定不止一次地想到，自己因為選錯了導師而受到了詛咒。盡管法國政府要求阿爾及利亞銀行為戰爭融資做出更大的貢獻，但它只提供了大約2 000 萬美元的貸款，這和更大、聲望更高的兄弟銀行法蘭西銀行所提供的40 億美元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919 年，莫羅甚至想過要在阿爾及利亞銀行總干事的位置上干到退休，可見當時他已是心灰意冷。
第6章：誰將是無形帝國的君主（8）
德國支撐戰爭的戰略主要依靠于圍繞在德皇身邊的那些人，他們相信戰爭不會持續很久，德意志帝國必將取得大勝，戰爭結束之后將由戰敗國支付戰爭費用。德國政府為戰爭花費了470億美元，其中僅有1/10是通過稅收的方式募集到的。由于缺乏英國那樣完善而成熟的金融市場，缺少法國那樣節儉
而富有的中產階級，在大西洋兩岸也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借給它大量資金，因此德國只能嚴重地依賴于通貨膨脹。戰爭期間，英國流通中的紙幣增加了一倍，法國增加了兩倍，而德國卻增加了三倍。頗具荒謬性的是，這一災難性政策的制定者是歐洲當時最稱職的兩個財政官員：卡爾· 赫弗里希（Karl Helfferich ）和魯道夫· 馮· 哈芬施泰因。前者是德意志
帝國財政部辦公室書記，也就是德意志帝國的財政部長，后者是德意志銀行行長。赫弗里希是德國當時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也是一所大學的教授，他在戰前曾寫過一部貨幣經濟學大作《貨幣》（Das Geld），該著作連續印刷6 版，并被譯成外文在許多國家出版，包括日本。哈芬施泰因是位經驗豐富的律師，雖然沒有赫弗里希那樣的背景，但卻是整個德意志帝國公認的最敬業、正直、忠誠的官員之一。他目光犀利，胡須長而繁茂，并被細心地打上蠟，他那別致的胡須使他看起來就像是維多利亞音樂大廳里的樂隊指揮。事實上，和德意志銀行的前兩任行長一樣，哈芬施泰因也是一個典型的德意志帝國的高級公務員。1857 年，他出生在勃蘭登堡的一個地主家庭，大學研習法律，后來成為一名縣級法院法官。1890 年，他入職普魯士財政部，1908 年被提名為德意志銀行行長。
為帝國皇帝效命是威廉二世時期德國維持統治的基礎，赫弗里希和哈芬施泰因對皇帝本人也是忠心耿耿。赫弗里希尤其明顯，他是極右的民族主義者，對德國人的美好前途和領導者的歷史使命深信不疑、熱情支持。
哈芬施泰因是個守舊的官員，他認為盡職盡責就是最高美德。正如一位銀行家所寫的那樣,“服從與從屬早已內化于他的血肉之中”。盡管在法律上國家銀行的所有者是私人股東，但哈芬施泰因和其他的銀行高官卻是在對由政治家組成的董事會負責，其中包括帝國總理和其他4 名能代表德意志帝國的成員。國家銀行的這種權力構造在締造之初就已形成，它的創建人奧托· 馮· 俾斯麥伯爵深諳權力運行之道。除了積累個人財富外，俾斯麥對經濟學毫無興趣。然而，在1871 年創建德意志銀行時，他的一位私人理財師和密友格森· 布雷奇羅德（Gershon ）曾告誡他，有時候政治方面的考慮要凌駕在單純的經濟判斷之上，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太過獨立反而會帶來不少麻煩。
戰爭期間，盡管德國的貨幣供應量激增，物價翻了兩番，年通貨膨脹率高達40%，但哈芬施泰因卻成了民族英雄。榮譽和鮮花紛紛向他撲來，他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甚至德皇都深情地昵稱他是“金錢元帥”。
盡管相信這場戰爭是一個錯誤，亞爾馬·沙赫特還是像帝國的其他公民一樣熱情地為戰爭竭盡所能。他高度近視，因而可以免于軍事服役。與其他人一樣，他也深信德國必將勝利。戰爭剛剛爆發三個星期，他就開始忙著制訂向法國索取戰爭賠償的計劃。沙赫特計算出了一個數字——100億美元，這說明即使是最精明的觀察家在估算戰爭代價時也會和實際偏離得很遠。這個數目是1870 年普法戰爭后法國賠款的10 倍，但只是德國此次戰爭總預算的1/5 。
第6章：誰將是無形帝國的君主（9）
1914 年10 月，在西線戰事陷入僵持階段之時，沙赫特在銀行業委員會謀得一職，負責監管德國所占領的比利時的財政運行，當時的比利時由軍政府統治。
他很快發現自己不習慣軍隊體制，森嚴的等級制度、狹隘的武夫視野、虛榮的職業軍官世襲制都讓他難以忍受。沙赫特似乎很容易樹敵。剛到比利時不久，他就觸怒了上級卡爾· 馮· 蘭姆少校（Major Karl von Lumm）。蘭姆是銀行業委員會委員，在戰前還是德意志銀行的董事。 。沙赫特對地位非常敏感，他要求加入當時設在布魯塞爾娛樂場的軍官俱樂部。而蘭姆這個在戰前曾是巴伐利亞預備部隊一員的老光棍，對自己的軍旅生涯頗為自得，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了沙赫特的要求，他說沙赫特只是一介平民，而非軍人。而沙赫特竟越過蘭姆找到了馮· 戈爾茨將軍（General von der Goltz）， 戈爾茨是被侵占國比利時的總督，他們在戰前就已相識。沙赫特最終得以加入軍官俱樂部，但蘭姆卻因此對他懷恨在心。
沙赫特的任務之一就是負責組建一個貨幣發行系統。 。德**隊不再簡單地強取豪奪他們需要的商品，而是通過在被侵占國發行特殊流通的比利時法郎來購買。在制度設計上，德國人能以極為優惠的匯率買到這些貨幣。市場對比利時法郎的需求極為強勁，1915 年2 月，沙赫特讓他的戰前老雇主德累斯頓銀行購買了一大筆比利時法郎。蘭姆立即指控他違反了公務員道德守則，使他面臨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委員會通過調查認為，盡管沙赫特沒有做違法的或不道德的事，但他試圖掩蓋曾涉入此事，委員會還給出了判定他近乎做了偽證的理由，“他對問題的回答態度不夠誠懇，且在被指出不夠誠懇后又找出牽強附會的理由狡辯”。這件事越鬧越大，最后被提交到了內政部，沙赫特受到官方的斥責，被迫退出銀行業委員會，但并沒有被開除。
毫無疑問，蘭姆有點兒小題大做了。幾年后，沙赫特曾私下說他在接受詢問時并未說謊，但確實推卸了不少責任。這件事迷霧重重，無法說清，影響了沙赫特好多年。流言蜚語四處傳播，有人說他挪用了大量現金，還有人說他借助獲取的國家秘密來聚斂個人財富。
戰時服役剛滿9 個月，沙赫特就重新回到了銀行界。這一次，膨脹的野心再一次沒讓他得到什么好下場。回到德累斯頓銀行之后，他表現得咄咄逼人，信誓旦旦地要加入董事會，在遭到回絕后他別無選擇，只好辭職。之后，沙赫特到國民銀行擔任董事，這是一家總部設在柏林、口碑很好但次一級的銀行。與大多數德國人的遭遇一樣，戰爭對于沙赫特一家來說也是殘酷的。他的兩個同胞兄弟先后死去——奧盧夫死于疾病，最小的一個兄弟威廉也在索姆河戰役中犧牲。食物十分匱乏，他們要自己種植蔬菜，還養了一只山羊，自己學著給羊擠奶。總之，生活過得非常艱難。
對于美國來說，這場戰爭簡直就是飛來橫財。歐洲對美國物資和商品的需求迅速增加，刺激了美國經濟的繁榮。這種需求盡管有一部分是靠美國每年向英國和法國提供的20億美元借款支撐起來的，但它的積極作用在于促使大量黃金流入美國，美國的黃金儲備從不足20億美元一下子飆升到40億美元。金本位制度的實行使黃金的流入造成了不同尋常的信用擴張，美元的供應量隨之翻了一番。
第6章：誰將是無形帝國的君主（10）
在創建之初的幾年里，美聯儲有些不知所措。它正試圖建立自己的人才隊伍。作為一個負責貨幣事務的機構，它還缺乏經驗，其本身就是一個充滿了政治妥協的產物，章程中也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內容。作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行長，本杰明· 斯特朗很快就抓住機會利用了美聯儲內群龍無首的局面。盡管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表面上看來只是12 家地區性聯邦儲備銀行之一，在理論上要受到設在華盛頓的政治機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監管，但它實際上早已成為最大的聯邦儲備銀行了。其行長斯特朗也絕不是一個等待別人發號施令的人，他要在整個聯邦儲備體系中發揮主導作用。因為和紐約銀行家保持著特殊的關系，同時也是聯邦儲備體系的設計人之一，更由于他的性格，斯特朗在關于美國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討論中往往一言九鼎。
各聯邦儲備銀行持有的黃金越來越多，于是斯特朗開始擔心兩件事情：戰爭結束后將有大量的黃金重新流入歐洲各國，這會從根本上動搖美國的銀行體系；相反，如果黃金繼續留在美國，將導致歐洲各國黃金儲備不足，也會在美國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他認識到，無論哪種情況給美國造成的影響都是美聯儲無法單獨應對的，它必須和歐洲各國央行協調行動。因此，1916 年2 月，他決定對歐洲進行一次“偵察之旅”。
在斯特朗抵達歐洲時，戰爭已經持續了18 個月，即將進入最血腥的一年。西歐的戰斗主要集中在比利時至法國東部的一條狹長地帶上，居住在倫敦或巴黎的人們生活較為艱辛，但并不是特別危險。一年前，德國海軍潛艇在愛爾蘭海岸附近用魚雷擊沉了英國郵船盧西塔尼亞號，近1 200 人溺水身亡，其中包括124 名美國人。此后，美國國務院警告國民不要再到歐洲旅行。
斯特朗首先前往巴黎會見了法蘭西銀行行長，隨后抵達倫敦，也就是在這次訪問英格蘭銀行時，斯特朗才第一次見到了諾曼。他們年齡相仿，初次見面就建立了良好的感情。與他在倫敦工作的同事不同，諾曼曾在美國生活過兩年，他喜歡并羨慕美國人民，于是就邀請斯特朗前往索普洛奇共進晚餐。盡管斯特朗身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行長，而諾曼只是英格蘭銀行副行長的顧問，但斯特朗自4 月份回到美國后，便開始和諾曼保持書信聯系。剛開始，他們主要就貸款政策交換信息和看法。漸漸地，他們通信的內容越來越隨意，談論了很多私人事情，特別是諾曼要煞費苦心地照料斯特朗的長子本杰明。本杰明當時還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大二學生，在美國以協約國身份加入戰爭之后，他于1917 年5 月以美國急救服務團志愿者的身份前往歐洲。
斯特朗于1916年夏天從歐洲返回美國之后，在個人生活方面遭遇了一系列打擊。他的妻子，只有28歲的凱瑟琳離他而去，還帶走了兩個年幼的女兒，去了美國西部的圣巴巴拉。實際上，他們的婚姻處于瀕于破裂狀態已有一段時間了。兩人性格不合，彼此不適合對方——斯特朗性格外向、喜歡社交，而凱瑟琳則性格內向、膽小羞怯，而且他們的年齡也相差太多。他的岳父埃德蒙· 康弗斯從一開始就反對他接受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這份工作，認為這是個有前途的半官方職位，兩人的關系也因此不斷惡化。他的收入減少，以至于后來捉襟見肘，凱瑟琳也無計可施，真可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多年來，斯特朗一直希望他們有一天能夠和解。1921 年，凱瑟琳沒有征求他的意見就向法院提出了離婚請求，這令斯特朗傷心不已。事實上，自1916 年夏天開始，他們就再沒有見過面。
第6章：誰將是無形帝國的君主（11）
就在婚姻破裂的這個夏天，斯特朗病倒了，咳嗽不止，病情日益惡化，到后來竟然咳血，胸痛難忍。 。7 月份，他被查出患上了肺結核。這種病在當時叫做肺癆，是一種高度傳染性疾病，由空氣中的致病細菌感染肺粘膜引起。當時，這是一種在歐洲和美國造成平民死亡的最主要疾病，各個階層的民眾都深受其害，患者以青壯年居多。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各工業城市通風極差的簡陋棚戶區已被設施更好的住房所取代，肺結核的發病率也因此顯著下降，但戰爭卻導致歐洲的發病率有所回升。斯特朗很可能就是在歐洲訪問時染上該病的。
19 世紀晚期，人們已經知道了肺結核的致病原因，但還沒有有效的治療措施，大約一半的患者在5 年內就會死亡。在當時，人們認為高海拔地區稀薄、干燥的空氣有助于控制肺結核的傳染，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空氣中的氧氣含量少將有助于降低該病的危害。人們還相信，病人如若完全停止運動，處于絕對休息狀態，肺部便可自我修復，這樣就能治愈肺癆，然而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在歐洲和美國，許多山地景區紛紛向富人和中產階級提供奢侈的療養地，在那里他們可以與世隔絕、安心療養。
斯特朗的醫生們都認為他應該向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請個長假。1916 年7 月，斯特朗去了科羅拉多州，在那里，有1/3 的人都是從外地過來治療肺結核的。起初，他住在埃斯蒂斯帕克的一家療養院里，這家療養院坐落于科羅拉多– 落基山北部的山谷中。在這里，病人每天要花上幾個小時在戶外呼吸山地空氣，除此之外別無其他事情可做，因此斯特朗感到十分壓抑和沮喪。同年10 月，他搬到了丹佛，在那里，他搭起了一間小辦公室以便與紐約方面保持聯系。
1917年4月，美國宣布參戰，當時的斯特朗還在科羅拉多修養。6個星期后，他就返回了紐約。在接下來的18個月里，他全力以赴為戰爭籌集款項，美聯儲的其他目標也都從屬于該任務。美國為戰爭大約花費了300億美元，其中超過200億是自己的實際花費，另外100億則以貸款的形式借給了其他國家以支撐戰爭。為了避免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在戰爭融資方面所犯的錯誤，財政部長、總統的女婿威廉· 麥卡杜推出了一個大膽的計劃，誘使美國民眾購買戰爭債券。作為政府的銀行，美聯儲負責銷售這些所謂的自由債券，最終募集了近200 億美元，大約有一半是由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完成的。
為了帶頭在紐約組織活動從而激起民眾購買戰爭債券的熱情，斯特朗突然發現自己已在不經意間走到了聚光燈下。他在卡耐基音樂廳或大都會歌劇院主持音樂會，帶領愛國游行隊伍穿過第五大道，在觀看好萊塢明星瑪麗· 皮克福德（Mary Pickford ）和道格拉斯· 費爾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 ）等人主演的大片的集會上講話，漸漸地他在公眾中小有名氣。宣傳技巧對于這些活動非常重要。有一次，斯特朗與其他組織者在中央公園的綿羊草原上實地挖起了戰壕，以展示西線戰場上的士兵是如何生活的，這讓環境保護主義者大為惱火。為了開展另一項活動，他們安排全市的每一個防空警報、警方警報、拖船鳴笛、消防警報和船舶霧笛等持續長鳴5 分鐘。
到戰爭即將結束時，美聯儲已經今非昔比。盡管在面對戰爭財政壓力上它也像歐洲的許多中央銀行一樣不能置身事外，但不同的是，它抵制直接購買政府債券，只是為貨幣供應量的擴張提供間接幫助，因此贏得了信譽。更重要的是，戰爭一舉改變了美國在世界各國經濟和金融中的地位。1914 年剛剛成立的美聯儲，現在已坐擁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儲備，這使得它能在國際金本位制度恢復時發揮主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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