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體制的社會主義信條禁止其統治集團獲取個人財富。實際上，一切有價值的財產都屬于國家。西方專家普遍認為，在蘇聯體制中，除了極高級的官員外，其黨—國精英的普通成員是不允許把自己的身份傳給下一代的。雖然精英們的子弟較容易進入最好的學校，并通過拉關系獲得好工作，一位分析家還是發現，絕大多數高級精英及其配偶是在知識界工作，“并不一定跨進精英大門”。高級精英的子弟們最通常的職業是在學術界、新聞業、外交部門和對外貿易行業（它們似乎更利于外事能力的發揮）。蘇聯精英每一代的空缺，很大程度上是由出身工人或農民、受過教育并層層爬上來的人所填補。
蘇聯黨—國精英成員們面對的是一種矛盾的現實。他們大權在握、風光顯赫，掌管的是世界上兩大超級強權之一。然而他們又處處受到約束，禁止個人積累財富，無法保證自己的精英身份能傳給后人，這都必定限制了蘇聯精英把自己當作一個擁有獨特利益的社會階級從而加以認同的程度。這也限制了他們與該體制的密切程度。除了少數幾個極高級的領導外，他們所有的人都完全依附于上一級官僚機構并最終依附于黨。要想保住現有位置，要想有所提升，就得要有上級黨組織的嘉許才行。一旦失寵，雖然不再意味著坐牢或殺頭，但也要在失去位置的同時，失去物質優惠，失去權力。他們在蘇聯體制下的這種處境，必定使他們焦頭爛額，特別是那些曾出國并把自己與西方同等人物相比較的人。但是，若要在其中工作，他們就別無選擇，只能接受該制度的條條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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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謎沒有解開，即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蘇聯知識分子轉而信仰西方式的民主資本主義？蘇聯體制耗費了大量資源，為知識分子們創造了舒適的條件。蘇聯的作家沒必要為了自己的處女作成功發表而飽受冷板凳之苦，學者們也沒必要害怕會在學術兼職的苦海中，在薪金微薄的教學工作中迷失自己。難道蘇聯的知識分子在選擇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時，為了心靈的自由而忘了自己的物質利益？
不。許許多多的蘇聯知識分子根本就不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為他們創造了優越的物質條件，在他們看來，他們的物質條件不管是在絕對的意義上，還是相對的意義上，都要比生活于資本主義西方的知識分子糟糕許多倍。雖然可以免受市場風險的干擾，雖然一般來說工作條件還算不錯，但蘇聯知識分子所得的報酬比體力勞動工人一點都不多。幾十年之前情況并不是這樣的。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那段時間里，蘇聯科學家的收入與體力勞動工人相比要高，但在隨后的幾十年里，他們的相對收入越來越低了。西方客人經常可以從莫斯科知識分子口中聽到如下抱怨：“我在莫斯科郊外的屋子剛好和一位卡車司機隔壁，我的房子并不比他的好?！?/STRONG>蘇聯知識分子不無正確地看到，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的物質條件，一般來說，在西方的資本主義中比在蘇聯的國家社會主義中要高。
有人還特別看重西方知識分子致富的機遇。最有成就的西方作家、藝術家和演員能夠聚斂到大量個人財富，而這是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個人想都不敢想的。隨著80年代后期與西方的接觸越來越多，蘇聯知識分子越來越樂意會見的，就是那些最有成就的西方知識分子，由此得到的有關西方這一群體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印象，也就越來越歪曲。
不管物質的考慮在蘇聯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轉變中起過什么樣的作用，但它確實助長了而不是阻礙了他們向這一方向發展。最富諷刺意味的是，在1992年俄羅斯開始的向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快速轉變的過程中，最大的損失者要算知識分子，他們一夜之間掉入了自由市場的冰窟窿，因為他們原先的國家支撐體系轉眼間已分崩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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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來，黨—國精英主張選擇資本主義似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想一想，一個天主教徒會突然之間變成無神論者嗎？美國商會難道會呼吁私有企業的國有化嗎？教友會教徒會把一年的獎品頒發給一個像綿羊一樣軟弱的人嗎？然而，蘇聯的黨—國精英最終卻擁抱了他們曾經在意識形態領域強烈反對過的敵人。如果有誰去對這種轉變作一些審查，他就會發現這種轉變不僅自然而且還特別合乎邏輯。
黨和國家的領導成員由于位居精英層確實有許多物質上的利益。和一般人相比，他們的工資收入很高。由于工作需要，他們可以使用豪華汽車。他們可以住進豪華別墅。通過特殊安排，他們可以得到質量上乘的食物、飲料和其他消費品。通過廣泛的社會聯系，他們能確保小孩進入最好的學校讀書。
蘇聯精英分子的物質利益雖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精英相比，他們在物質上所享受的特權也就相形見絀了。正如我們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在蘇聯體制下，社會上層和底層之間的收入差別，比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差別要小得多。一個蘇聯大企業的總經理的報酬大約是一般產業工人的4倍，而美國企業總裁的報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
蘇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收入從來沒有公開過。但是，《星火》雜志編輯、蘇聯精英分子的猛烈抨擊者維塔利·科諾提奇在1989年聲稱，政治局委員們的收入每月在1200盧布～1500盧布之間，最高領導層的收入也最高，大約每月2000盧布。當時的蘇聯企業一般工人的收入大約是每月250盧布。因此，在蘇聯體制下，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是一般產業工人的8倍。1993年，在美國，產業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約是每年2.5萬美元。這種工資水平的8倍那就是一年20萬美元。而美國高層精英每星期的收入都超過這個水平。
蘇聯高層領導擁有舒適的住房，但是，它也不能和美國公司和政府部門的高層領導的私人住宅相比。戈爾巴喬夫總統本人住的是一套有四間住房的、外表很普通的房子，坐落在列寧山區。緊鄰著是希武德那茲將軍的家和另一個不知名人士的家。蘇聯前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退休之后，在莫斯科郊外有一個舒適的家，但是，要是在美國，一個比較成功的醫生和律師就可能擁有這樣一棟房子。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財富和權力是無法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高級官員相比的。
對于蘇聯黨和國家的中級和下層領導來說，物質方面的報酬就更加有限，要知道，蘇聯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超級強權國家之一。美國研究蘇聯政治問題的專家杰里·霍克(Jerry Hough)這樣來描述他們的狀況：
相比較而言，蘇聯行政人員的工資很低，而且生活狀況很可憐。明斯克（白俄羅斯共和國首都）黨委第一書記和妻子、女兒女婿一起生活在一套兩居室的房子里，而有一些高層領導和妻子住的是在列寧格勒的一居室的房子。
蘇聯黨—國精英不僅在物質生活條件方面比西方國家的領導要差很多，而且，正如我們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他們這種生活水準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靠他們個人職位的臨時津貼來維持的。黨—國精英所享受到的奢侈品——豪華汽車，較大面積的住房等——都是工作需要的補貼，而不是私人財產。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通過合法的途徑積累物質財富幾乎是不可能的。積累了一定物質財富的蘇聯領導人總是擔驚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發現或被起訴，因為這樣的事情總是時有發生。而西方大公司和政府的領導人除了有與工作有關的臨時補貼外，還擁有個人的財產（一般來說，這些政府領導在進入政界之前曾經是以做生意為職業的）。 在美國和英國，當一個政府領導人失業時，他的私有財產可以維持家庭的消費水平。但是，蘇聯領導人的特權卻是靠領導位置來維持的。即使是高層次的精英們也害怕招致他們的上司的不高興，他們知道一旦失去職位就意味著要失去與職位相聯系的權力和威望，而且也意味著要失去與職位相聯系的目前的生活水平。而且，沒有什么物質財富可以傳給自己的子孫。
在20世紀80年代，越來越多關于西方國家的信息傳進了蘇聯。各種西方的影視節目在蘇聯上演，到西方觀光旅游的人也越來越多。蘇聯黨—國精英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級別成員的生活方式之間的巨大差別。我們上面所談到的蘇聯問題研究專家杰里·霍克，在介紹蘇聯領導人的可憐的生活狀況之后，繼續指出：“在這種行政制度下的政府官員，如果在西歐政治制度下，可能生活好得多，現在他們也知道了這一點?！被艨苏J為，可能就是這一事實使得蘇聯的體制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當許多原蘇聯黨—國精英最終認識到不值得為這一政權制度奮斗并且放棄奮斗的時候，這一政權制度也就倒臺了”。
當然，既然黨—國精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且他們也知道了這一點，那他們為什么不放棄對原有制度的捍衛呢？這個注重實際效益的、只注重個人利益的集團，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改變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忠誠，支持以資本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就可以允許他們擁有生產資料，而不僅僅是對它們進行管理。他們就可以合法地積累個人財富。他們就可以不僅僅是通過自己的社會聯系和影響，而且可以直接通過財產的轉移，來保證他們子孫的前途。
改變自己信仰的唯一障礙就是意識形態。那些真正信仰社會主義的人，要實現這一轉變確實是不容易的。當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1991年下半年垮臺的時候，一些真正信仰社會主義的人由于他們所獻身的事業的失敗，因為感到巨大的精神壓力而自殺或者從此一病不起。但是，這畢竟只是一少部分人。大多數注重實際效益的人就像他們早年一樣，很快就改變了信仰。
——[美]大衛·科茲《來自上層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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