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毛澤東傳（1949-1976）》筆記
2004年
讀《糾“左”的努力》筆記
為了找到怎樣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毛澤東認真閱讀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結合“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遇到的問題進行思考，饒有興味。
我們這些后人從中不難看出，當中國共產黨人取得全國政權之后，怎樣更好、更快地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難題就嚴肅地擺在了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面前。還不要說在當時，就是今天，到底什么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怎樣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是有很多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
當時在沒有任何經驗，又沒有完全適合于中國現實條件的成功例子可以借鑒的情況下，毛澤東苦苦思索、努力實踐，他還向黨的高級領導人推薦一些相關的理論書籍閱讀，大興學習之風。期望能夠從中尋找到一些有益的東西，不斷改進和不斷完善黨的工作。
在今天看來，或許有的問題似乎不是什么問題，于是我們就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當時毛澤東的一些觀點是幼稚的或是多余的。甚至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將社會主義初創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未能給自己的人民帶來“富的可以流油”的生活，說成是毛澤東不重視發展、建設，把貧窮當成了中國社會主義。于是煞有介事地亂喊什么“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以此證實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也僅有自己才真正懂得什么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天大的笑話，恐怕只有以為別人拿餓肚子當富享的人才是個天大的傻瓜。
事實如此，我們的問題恰恰就出在了這個地方。如果說今天我們對什么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看的有一點清晰了的話，那也應歸功于毛澤東帶領我們走過的理論初創、艱辛實踐、努力探索、勤奮學習、總結借鑒，不斷糾正各種錯誤，勇敢承受嚴重挫折之道路。毛澤東所承擔的歷史責任，成就了今天的“輝煌”。是他用自己寬厚無比的身軀做成了一塊墊腳石，我們因此擁有了賴以繼續走下去的機會和條件。的確，在建國之初，舉國上下快速建設社會主義，盡早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期望和熱情空前高漲。當史向生同志再次向毛澤東提出十年內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候，毛澤東就所有制問題及快速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進一步闡述了他的觀點，這就是糾“左”的觀點。
快速進入共產主義的情緒不難理解，但非常盲目，這一現象實際體現在很多的高級領導人當中，有的高級領導甚至還提出了跨入共產主義的時間表。此時的毛澤東心情非常冷靜，他嚴肅批評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口號，說他們是：馬列主義“太多了”。同時毛澤東對提高指標問題和浮夸風問題進行了糾“左”。對《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決議（草案）》是否下發執行斟酌再三，反復與其他領導同志商討，并提出對每一個問題都提出正反兩面。
有關五九年鋼產量指標的問題，毛澤東反復思索，夜不能寐。最后他提出：“不是三千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而是一千萬八百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針對“大躍進”中廣泛存在的“浮夸風”，毛澤東再次提出要“壓縮空氣”。使各項指標，切實可行。
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他來源于中國人民，他的一生都將廣大人民群眾的疾苦掛在心上。當他得到春夏之間云南發生因浮腫病等引起嚴重死亡的情況和河北邯鄲地區傷寒疾病流行的報告時，即刻批示，希望引起全黨各級負責同志，首先是省、地、縣三級的負責同志注意，方針是：工作生活同時并重。
對所有有意義的事業保持強烈的沖動是正確無誤的，但對于這樣的沖動不予以有效的掌握，好事就可能走向反面。毛澤東對此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性。在修改通過的《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中明確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發展為基礎。……，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并且反對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作用。
至于說道此一決議草案中存在的某些問題，后人也是應該予以充分理解，畢竟此時的社會主義事業在中國的興起尚不足十年，做到面面俱到、無懈可擊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探索怎樣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勇于提出問題，最可貴的是勇于承擔責任。延安整風時，毛澤東曾經向受委屈的同志行脫帽禮，以示歉意。建國以后又多次主動承擔責任，并多次在公開的會議上作自我批評，及時對一些錯誤予以堅決地糾正。五八年，在全黨范圍內刮起了共產風，一些干部頭腦發熱，將農民的勞動成果無償收歸公有。從理論的角度上講，這是當時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方面出了問題。毛澤東及時發現問題，走在了糾“左”的前列。他說：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缺點。我們的主席主動承擔了這個責任。他還說：“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就是這些事情推動了我”。
正如薄一波同志在后來的回憶中說的那樣，如果不是毛主席從紛繁的事務中，找出了人民公社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的事業就可能被“共產風”所葬送。
最值得一提的是，薄一波同志數次受到運動的沖擊，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能公正地評價歷史事件，這就充分體現出了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的高尚情操。除薄一波同志外，黃克誠大將也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在一篇紀念毛澤東同志的文章中真誠地寫道：“有一個同志問我“不讓毛主席一個人承擔錯誤的責任 ，你承擔不承擔？”我說：“我也要承擔一些責任，但對搞‘文化大革命’我不能承擔責任，因為那時我已不參加中央的工作，沒有發言權了。”我認為，凡是我有發言權的時候，我沒有發表意見反對錯誤的決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對錯誤的責任。比如反右派斗爭是必要的，但是擴大化了，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
大躍進中，許多同志作風浮夸，把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地步，也是有責任的。在中央來說，只要是開中央全會舉手通過決議的事情，如果錯了，中央都應該來承擔責任。過去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都盡了一份責任，功勞大家有份。現在如果把錯誤都算到一個人身上，好像我們沒有份，這是不公平的。我們大家來分擔應該分擔的責任，那才符合歷史事實，符合唯物主義。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業還要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來干。我們多從自己方面總結經驗教訓，只會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為人民工作。”
毛澤東在解決：“基本核算究竟放到哪一級好”的問題時，一講民主，二講不脫離群眾，這也是毛澤東的一貫工作作風。在討論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制問題時，毛澤東說：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
一九五九年三月，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以根據毛澤東的講話和會議討論形成的《關于人民公社的十三個問題（修正稿）》，作為此次會議紀要。最終形成《關于人民公社十八個問題》。這個文件在鄭州會議糾“左”成果的基礎上又有進步。肯定了高級社規模的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又承認了相當于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制，這是從“左”傾的一大二公上的后退。但實際是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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