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與民主的悖論

(《富媒體窮民主》導言)

[美]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

    摘要：媒體已經成為一股明顯的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力量，這種現象不僅僅發生在美國，它甚至蔓延到全世界。聯合性媒體越富有、影響力越大，參與性民主的前景就越是黯淡。

我們這個時代是建立在大量自相矛盾的事物基礎之上的。一方面，通訊和信息技術的進步讓人眼花繚亂，通訊與經濟和文化纏繞在一起，因此，我們已經進入了信息時代。在信息網絡的最頂端是少數巨型媒介公司——不管從哪個方面看，這些大公司現有的規模都超過了15年前規模最大的公司——它們建立起全球性帝國，通過向全世界人民提供新聞和娛樂節目賺取了大量的財富。①由于獨立于政府的控制之外，這些商業媒體的巨大魔力為受眾提供了前人難以想像的選擇機會，而且它還在不斷地尋找受眾。調查研究發現，1998年平均每個美國人每天消費媒體的時間為1 1．8小時，比三年前上升了13個百分點。正如調查者所言：“平均每個美國成年人消費的媒體產品和信息的絕對量正在穩步上升。”②互聯網的出現更強化了這一發展趨勢。雖然有些研究認為，互聯網正在取代人們花費在其他媒體上的時間，但是，另有一些研究持相反的觀點，它們認為，互聯網更加重要的影響只是擴大了媒體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③“人們正在花費更多的時間消費媒體，”一位媒體管理者說，“人們在消費媒體的時候并沒有‘丟了西瓜揀起芝麻’。”④

    另一方面，政治疏離(depolitieized)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又一趨勢，公民的傳統政治參與觀念已經變得非常淡薄，他們對社會和政治事務的基本理解力也在下降。美國各種選舉投票率——盡管不是一個完美的標準——在過去的30年中急劇下降。1998年的國會選舉是美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最低投票率之一，在投票日那天，只有三分之一的合法選民去了投票站。②套用羅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man)的話，這叫“沒有公民的民主”⑧。

    根據傳統的理論，公民遠離政治事務是十分荒謬的。商業市場觀念的盛行——不受政府審查和規制——應當能夠形成最有魅力的民主政治文化，但是，結果卻并非如此。“人民”明顯地對政治或公民問題不感興趣，因為如果他們感興趣，這正好有利于那些大的媒介公司的利益，它們就會向公眾提供這方面的節目。因此，政治文化的衰落與市場觀念關系不大，問題出在其他地方。上述現象的發生還與一個客觀因素有關，但是，它卻不能幫助我們得到一個滿意的答案。實際上，商業媒介體系之所以享有特權地位——當然，許多政策是由媒體擁有者自己制定的——是因為從理論上講媒體在民主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為培養公民素質和參與意識提供了制度性基礎。如果民主是一個沒有公民的制度，媒介體系應當負很大責任。

    在本書中，我認為，媒體已經成為一股明顯的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力量，這種現象不僅僅發生在美國，它甚至蔓延到全世界。聯合性媒體越富有、影響力越大，參與性民主的前景就越是黯淡。當然，我并不認為所有的媒體都在變得越來越富有，事實上，在這個甚囂塵上的時代，有些媒體正在苦苦支撐，有些媒體前景堪憂。但是，總體而言，那些主導性媒介公司與過去相比其規模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盛，大眾化媒體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與過去相比，顯得更加重要了。我不認為媒體是使民主衰落的惟一或主要的原因，但是，它們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且與其他導致民主衰落的很多因素聯系緊密。在新科技光芒奪目、電子術語晦澀難懂的背后，媒介體系已經逐漸集中到少數聯合公司手中。這種集中強調追逐利潤、媒介體系支持廣告的核心趨勢：惟利是圖、玷污新聞和公共機構的正統精神。對民主而言，這是一劑毒藥。

    民主衰落與媒體財富劇增兩者本身并不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事情。媒介體系通過所有權和主導經濟的廣告業，甚至與資本主義體系聯系得更加緊密。雖然資本主義從規范的民主制度中受益，但是，當精英掌控決策、大多數人趨向政治疏離的時候，資本主義在這種非民主體制下運行反而效果最佳。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媒體已經善于制作適應社會需要的節目種類，維持自己永久的社會地位。在我看來，如果我們重視民主問題，那么重建媒介體系就顯得很有必要，因為重建之后的媒介體系將把公民大眾重新連接起來，他們才是民主的真正組成部分。我在書中構想的媒體改革是否能夠成立，取決于這樣一個條件：媒體改革必須通過廣泛的政治運動來推進，運動的目的是將權力從少數人手中轉移到多數人那里。這方面的任何努力(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的民主化)必須使媒體改革成為民主化的一部分(盡管不是絕對的)。但是，迄今為止，這一切還沒有發生。

    這本書是關于聯合媒體的爆炸式發展與公共生活的逐漸萎縮、富媒體一窮民主的悖論式命題。目的是通過回顧歷史、指出未來的民主變化來分析目前存在的問題。同時，本書還直接批評那些保守主義者，他們以目前盛行的所謂人類靈光智慧來為少數人利益辯護。在其他觀點受到質疑之后，保守主義者最終得出結論，社會發展已經達到最完美的境界，所以，任何企圖想改變社會現狀的想法都是荒唐可笑、不切實際的。保守主義者的這個結論自文明的破曉時分起就被統治的精英們所掌控，但是，它從未像在20世紀行將結束之際那樣被粗魯地玩來耍去。它使社會思想死去，使社會運動和公共生活的士氣受挫。而且，它是一個謊言，是統治精英們的最大謊言。世界正在迅速地發生變化，社會決策不再由大多數人決定，而完全由那些在特殊社會體系中的少數行動者決定。如果有什么區別的話，現在人類比過去擁有更大的可能性來改變自己的命運，那些從現實社會中獲利的人很清楚這一點。他們希望確保能夠牢牢控制社會現狀的人i他們希望所有其他人視他們的特權為“自然的”、永恒的。在我看來，民主黨人的使命特別是民主社會中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是撕去這種權力的面紗，并且設法使社會決策和權力行使盡可能的文明和平等。

    因為本書直接闡述的是媒介與民主的關系，所以，準確地表達“民主”概念也許是明智之舉。我們這個社會最令人振奮的時代特征之一，就是民主受到所有人的擁護，頑固分子、狂熱癥者和懼外癥者除外。這是相對晚近才發展起來的狀況。民主的再度流行要歸功于人類過去數個世紀的摸索，但是，這個概念被使用得如此廣泛以至于已經失去了很多特征和意義，這樣，只要是范圍廣泛的人消費某種“產品”都叫做“民主”。的確，“民主”這個術語似乎適合于描述任何良好的事情或行為，而像“法西斯主義”或“希特勒之流”這類詞語則常常被用來描述消極行為，不管它們與第三帝國或法西斯政治的真實關系是什么。

    所以，當美國被冠以民主社會之時，它所蘊涵的意義與人們的價值判斷和想像相距甚遠。但是，如果我們概而論之，美國被冠以民主社會之名則意味著，在美國，公民享有個人權利和自由，包括選舉中的投票自由；它也意味著武斷的政府權力受到憲法、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制約。但是，美國民主觀念明顯缺少與民主密切相關的東西，即一種多數人決定的觀念。事實上，很少有人會認為，美國已經偏離了民主意義上的民主社會。然而，很多關鍵性決策是由大公司決定的，多數由政府決定的決策受到特殊的強勢利益集團的影響，而這些集團卻很少具有公共意識。

    艾倫·M．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指出，美國或全世界的民主最好把它叫做自由主義。正如他所言，自由主義運動在歐洲的發展目的是保護封建領主的權利免遭專制君主的侵犯。后來，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自由主義演變成一套重要的原則來保護私有財產免遭國家的侵犯，特別是國家在受到無產者多數控制的情況下。①因此，在今天的美國，一些人把民主首先看作是個人買賣財產的自由和經營投資的自由。這些自由與民主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之間還有一些區別，它們被按照不同的種類予以類分。這種將市場權利等同于政治自由、資本主義等同于民主的謬論，顯然是不證自明的。本世紀很多國家已經實現了市場權利的保護，但是這些國家一方面保護市場自由權，另一方面卻實行專制統治，對公民的自由權沒有給予任何的尊重。

    自由主義有很多值得贊揚的東西——如果沒有自由，民主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事實是自由主義不同于民主。當民主被定義為自由主義的時候，多數統治的觀念(這不是民主的核心和靈魂)就被棄置一邊了。在當代美國社會，公民極少擁有控制政治決策的權利。在嚴格意義上，美國政治與政治寡頭的區別是公民保留選舉的投票權，因此能夠將不稱職者拉下馬來，即使他們對在職官員沒有多少控制權。自從選舉變得有點琢磨不透——它們更像拍賣行里競價高拍的商品，競選辯論幾乎總是回避核心問題，投票選舉公職人員行為的重要決定多數情況下是不合適的——這樣的民主投票權似乎沒有多大價值。但是，在主流思想當中，投票權的存在是界定美國之所以為民主的主要標準。這種觀點有點像“墻頭草”，實在站不住腳。

    當我使用民主這個術語的時候，我這里指的是古典意義上的民主，也即多數人統治。自由傳統的民主內涵在得到保護的同時也得到擴張——諸如個人的公民自由權利以及制約國家的權利——但是，少數有產階級的政治需求從未與公民的政治需求一致起來，或者說，從未與民主的基礎相一致。像美國這樣的社會，到處密漫著不平等的社會現象，少數民眾參與決策和普遍的政治疏離現象共存，這絕對不能被當作是民主制度。當我討論美國社會“民主化”時，我的意思是，我們應該建立能夠實現多數人統治的機制。這也意味著，在其他方面，我會考慮以下幾個問題：減少社會不平等現象，建立服務全體民眾、促進民主治理的媒介體系。在結構方面，它意味著媒介體系中包含著非盈利和非商業化的成分。

    本書的主題之一是要說明，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興起是促使媒介大范圍聯合和民主政治生活崩潰的主要原因。新自由主義主張采取市場作用和利益的最大化、非市場制度作用的最小化政策。新自由主義提倡的放松規制原則，在允許媒體聯合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外，新自由主義還是一套政治理論，它假定，在經濟統治一切、政府“干預”經濟盡可能少的情況下，社會運作才能達到最佳。簡言之，新自由主義民主就是那種政治機構控制少、辯論甚至更少的制度。在這種社會，政治冷漠和對政治的漠不關心是公民特別是那些處于社會底層和上中層的公民的必然選擇。

    新自由主義政策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與撒切爾夫人是新自由主義的始作俑者。在過去20年里，新自由主義成為一個全球現象。但是，這一現象正在全面誤導目前的新自由主義。事實上，由少數富人控制民主的欲求先于資本主義的產生，而且這種欲求從古至今貫穿于整個美國歷史。在美國革命時期，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Franklin)提倡給予成年男子以選舉權。他們的對手約翰·亞當斯(JohnAdams)、約翰·杰伊(John Jay)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反對對財產擁有者進行選舉權的限制，并且認為以這種方式建立的政府，目的是要削減人民統治的可能性。杰伊和亞當斯在這方面的表達可以說最為精彩，他們認為，“管理國家之事應當由擁有這個國家的人來進行。”①在憲法辯論期間，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認為，政府的目標必須是“保護富有的少數人來反對貧窮的多數。”①簡單地講，民主的本質和屬性總是不平等社會里競爭性集團之間沖突與斗爭的結果。新自由主義主要反映這樣的思想，即少數人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主導力量，因此他們能夠將自己的意愿形成為屈服的、無組織群眾的意愿。

    在本書中，我想闡述的媒體一民主的悖論有兩個組成部分。首先，這個悖論是一個政治危機。我在兩個層面上表明這個意思。一方面，我們的聯合性商業媒介體系的本質危及我們的政治和文化，另一方面，關鍵的問題是：誰控制媒介體系、媒介體系的目的是什么，無法成為當代政治爭論的一部分。相反，有人卻認為，追逐利潤、商業化的媒介體系壓根就沒錯；多數問題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國家低度介入或規制予以解決，因為這些方法從理論講將會帶來“競爭”這個“萬能藥”。考慮到媒介和傳播在我們社會中的重要作用，我相信，媒體如何控制、如何建構和資助媒體問題應該成為民主辯論的中心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在現實社會中卻無影無蹤。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它首先反映了媒體聯合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力量，而且，它已經勾畫出聯合媒體挑戰者和傳播民主化的前景，這個前景更加令人擔憂。

    媒體一民主悖論的第二個部分的內容是有關媒體意識形態的，特別是那些聯合媒體的管理者和它們的支持者，在利用歷史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無處不在的、自我保護的姿態。聯合媒介體系的本質和關于這個問題的民主辯論的缺乏經常受到保護，這種保護是建立在以下基礎之上的：通訊市場強迫媒介公司“給人民想要的東西”；商業媒體是天生的民主和“美國人的”體系；新聞職業精神是民主的，它保護公眾免遭新聞中邪惡力量的影響；新的通訊技術天生就是民主的，因為它們削弱了商業媒體的現存權力；也許，最重要的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授權公司和廣告商在不受公眾干預的情況下治理美國媒體。這些基礎通常情況下是真實的，而且歷史總是被用來為每一個原則提供佐證。總體看來，這些原則在美國歷史上搖擺不定，甚至在那些對社會秩序不滿的批評家那里也是如此。這是因為這些神話的能量——它們要么是徹底的謊言要么是半真半假——剝奪了公民了解和管理自我生活的能力，我在本書的副標題中把這稱做“不確定”的時代。

    我將本書分為兩大部分，每部分均由三章構成。第一章回顧21世紀初美國媒體發展的主要趨勢。我以編年史的結構形式描述媒體工業和它的主要特性；同時，我考察作為一項原則的公共機構的衰落以及對媒體問題公共辯論的全面墮落。在第二章里，我放大了分析范圍，從美國的分析擴大到世界。雖然本書的內容主要與美國有關，但是，過去數十年的一個主要趨勢已經形成，那就是幾十個跨國公司控制著全球商業媒介市場。如果誰要想理解媒介體系的本質和媒介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緊密關系，他就必須理解這種趨勢的發展過程。在第三章，我考察了互聯網和數字革命，并且分析了它們是否會破壞聯合媒體的計劃。在我看來，關于互聯網未來的多數分析受到它的發展趨勢的影響，因此，表現出相當大的局限性，因為他們把互聯網看作是獨一無二的、無法超越的新事物，而不是把它看作是歷史過程的一部分和聯合媒體與通訊體系的邏輯擴張的結果。當我們從后一種意義上來看待互聯網時，我認為，“賽博空間”的未來似乎注定不會有多少神秘、浪漫、民主和革命色彩。

    書的第一部分幾乎全部根據1997年到1998年經濟和商業出版文獻完成。現在，這些文獻是美國發生變化的惟一見證，全球媒體和通訊體系有詳細的記載。這些經濟和商業報告有些方面寫得相當好，因為當它們瞄準投資者時，就會注重可靠的信息和理性的思考。但是，這些說明報告除了公共關系之外，全部缺乏關注社會關系或這些發展趨勢的重要性。我把自己想像為一位歷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通過這種專業轉換形成對當代事件的看法，用喬治·盧卡克斯(Georg Lukacs)的話講，就是“把現實當作歷史”。同時，我也試圖想弄清楚是什么力量左右這些經濟和商業研究和分析的，它的政治價值是什么。此外，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撇開經濟和商業出版物，依靠某些證據來支持觀點。作家必須沉浸于經濟和商業文本之中，把它作為建立學術觀點的基礎。在我的處女作中，我曾經廣泛地使用20世紀30年代美國商業廣播發展史材料；當我開始著手撰寫第二和第三本書時，從1994年開始，我就閱讀了大量的經濟和商業出版物。①有了這個經歷，我相信我有能力評價商業出版物的價值：什么時候值得認真對待，它們的有效性什么時候應當打折扣。

    按照學術標準，前面三章的風格與傳統是不相符的。對一位學者來說，任何情況下準確地記載目前發生的事件是非常困難的。當他分析局面混雜的對象如媒體的時候——在有些方面，整個體系在我們面前正在發生急劇的變革——困難的程度明顯地增加了。不像傳統的歷史，作家能夠花費所有的時間從事研究并且周密地論證某個觀點，在前面三章，我所盡力做的就像是在嚴格規定的時間內“射擊迅速移動的靶子”。那么，謹慎的辦法是回避任何規范性評論，采取中間立場，并且只指出那些若干年后學者們可能會理解更深、評論更透的問題。在我看來，這種辦法對于我書中想要表達的問題的本質是不合適的。當我們對正在發生的數字媒體的準確發展輪廓無法預測時，有些媒介體系的發展趨勢是十分清楚的，它們只有適應目前迅速變化的狀況，否則它們的情況會更加惡化。例如，我所關心的新聞墮落(民主意義上的)和商業媒體對兒童的地毯式“轟炸”(文化意義上的)問題，可能會被認為，我這是在無事生非，但是，至今為止，我還沒有發現任何證據來否定我的上述觀點的正確性，因此，我有義務在書中坦陳事實。當我發現存在著令人信服的證據，但卻與我的主題不相一致時，我也將它收入文本，并且補充到論點中去。在最后的分析中，我極力遵循布魯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的忠告：“歷史學家應當是一個懷疑論者、一個偵探、一個誠實的人。”①

    前三章的敘述性材料是最新的，而且是沒幾個月就要修訂一次，這一點我可以肯定。在成書的數年當中，很多數據需要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地予以更換。檢驗這幾章內容的標準不是看它們如何很好地抓住了20世紀末這一瞬間，而是看當敘述性材料需要更新的時候，它們如何令人信服地支持總體框架、分析、觀點、結論和建議。

    第二部分也由三章組成，主要利用歷史材料分析當代聯合媒體如何利用意識形態來為自己的利益尋找辯辭的。在第四章里，我解構了支持聯合媒體權力的一個神話，這個神話的中心思想是聯合商業媒介體系是美國制度的“自然的”部分。我考察了20世紀30年代公共廣播電臺運動史，特別觀察了教育家在運動中發揮的關鍵作用。他們認為電臺和教育一樣，不是“天生的”商業企業。在第五章中，我特別關注公共廣播機構在歷史上逐漸衰落的過程。這一章像第二章一樣，涉及到很多美國之外的內容，因為公共廣播機構地位的衰落在其他國家情況更加嚴重。第四和第五章有一些新的材料，它們擴大了我原先在這個領域的研究范圍。利用這些材料，我對這樣一種觀點提出不同的看法，即認為公共廣播的衰落是由于電子頻譜資源短缺造成的，當這種資源短缺嚴重到一定程度時，解決問題的惟一辦法就是將所有的廣播電臺移交給私人經營。我整理了加拿大廣播的政治運動史，它在20世紀30年代成功地強迫政府建立公共廣播機構，這不像美國，后者表現得猶猶豫豫。我認為，加拿大公共廣播的基礎就是建立在這種開闊的民主視野之上的，并且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公共廣播如果還有任何一絲生存的希望，這種視野是十分必要的。

    第六章考察美國過去幾十年媒介政策的一個主要發展方面：漸進的但卻是無情的被篡改了的《第一修正案》(主要指新聞自由)，成為保護聯合媒體的權力和財富的一個工具，同時，它也成為限制美國民主發展可能性的一個障礙性工具。這不僅僅是一場由富人和有權有勢者發起的運動，它已經得到很多來自自由黨人和溫和的自由論者的強烈支持。所以，納特·亨特夫(NatHentoff)不惜用去大量時間，譴責那些希望控制政治競選開支以及希望商業電臺能夠成為那些最應受譴責的盲信者和狂熱分子的人。①像亨特夫這樣公認的“進步主義者”和“民主黨人”，他們也接受了媒體這種新的、心平氣和的聯合行為，我認為，對《第一修正案》進行商業化的解釋是在犯致命的錯誤。我相信，有一點是非常必要的，那就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這樣的利益集團——曾經率先為政治民主而戰——應當回到民主的本質問題上去，以此斷定，《第一修正案》不可能既保護公司的特權和財富，又同時保護和促進大多數人的民主權利。

    在本書的結論部分，我再一次闡明一個貫穿始終的觀點：制訂媒體的結構性改革方案需要政治的組織化運動。我認為，如果美國計劃更好地完善它的媒介體系，需要出現一個具有廣泛基礎的民主左派，它將媒體改革作為自己政治綱領的一個核心內容。因此，結論集中在：為什么左派對擴大民主是必要的；為什么預期中的美國民主左派需要比它的前輩更好地理解媒介改革的重要性。在書中，我也回顧了左派媒體行動主義的簡要歷史，同時設想了值得注意的媒體結構性改革的具體方案。20世紀90年代末，世界反新自由主義左派的媒體行動主義的興起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結論就是根據整理這一時期的歷史推導而出。最后，本書是獻給世界各地特別是美國的媒體行動主義運動的。

    (選自中譯本《富媒體  窮民主》，謝岳譯，新華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