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普遍認為，熱月九日的“議會”的陰謀終結了大革命的恐怖，隨后建立了熱月黨的國家。在今天，當解放政治計劃已經被“共產主義的罪惡”所玷污之后，這樣一種觀點宣布赦免，甚至是認可了熱月黨人的行徑。事實上，我注意到，那本討論前面所提到的罪惡的暢銷書的主要作者[1]告訴我們，他在二十年前曾是一位毛澤東主義的戰士。在看過一切之后，這本暢銷書等于是提出了它自己的熱月。事實上，這本書為他在整個過程中帶來了豐厚的酬勞：這就是1794年的熱月黨人也希望得到的東西。
除了他那帶有欺騙性的單純之外，其設定了一種大革命的歷史版本——這個版本給予了大革命一種描繪和時代的渲染——這本書的主要觀點遭到了大量的反對。熱月黨人的國家本身就是建立在了恐怖主義的屠戮之上的：他們在熱月十日，在沒有審判的情況下，就處決了羅伯斯庇爾、圣鞠斯特和庫東（Couthon），以及其他九個人。熱月十一日，拖車拉走了71個被認定有罪的人，這是整個法國大革命以來單日處決的最高紀錄。在1794年到1795年間，反革命的恐怖幾乎沒有中斷過，既有合法的處決，也有恣意的屠戮。這群武裝暴徒到處刺激雅各賓黨人暴力反抗，以便他們進行進一步的鎮壓。尤其是有份文獻最清晰地揭露了這一點：即杜瓦爾的《熱月黨人回憶錄》（Sousvenirs thermidoriens）。杜瓦爾是所謂的弗雷隆的富庶青年團（la jeunesse dorée de Frénon）的成員。這群揮舞著屠刀的人的戰斗時嚎叫道：“讓雅各賓派滾下臺！”（a bas les jacobins）此外，雅各賓俱樂部的關閉帶來的是由弗雷隆派惡棍們的爭吵，這是一個經典的對治理者進行挑釁的例子。
在這里，重要的是要記得，對于圣鞠斯特，政治思想堅持德性就是其主體信條，而恐怖不過是偶然的對德性的漂浮不定性的替代，無論反革命是在內部還是在外部。這種漂浮不定性揭示了政治過程走向腐朽。恐怖，就是抵抗德性脆弱的一面的唯一保障，它是唯一可以持久地抵抗腐朽的力量，而它最終勢必會被制度所取代。
但是熱月黨人所開創的制度是什么？可以用他們制定的共和三年憲章來概括，這等于是重新往國家的中心灌注了腐朽。三年憲章的中心原則顯然是基于人頭稅的投票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積極的公民任命他們自己為投票者：也就是說，三萬投票者決定了整個國家！
然而，他們鎮壓的信條會更有意思一些。因為他們公開地對準所有大眾宣言（這些宣言將其自身定位為與國家保持一定的距離）的類型。因此，三年憲章的第336款規定：“所有非武裝的聚會都必須遣散。”第364款規定了請愿（抗議）只限于個人：“除非憲法授權，禁止任何聯盟集體表達意愿，即便如此，也只能在司法框架下來談問題。”而第361款規定了其形容詞功能：“公民有任何聚會的社會，都不夠格稱為人民社會（société populaire）。”
熱月黨人開創了一個序列，在這個序列中，從憲法角度的鎮壓得到國家反人民的景象的支持。通過施加在其對手頭上恐怖，而這種恐怖是對原先的恐怖的淵源和目標都加以徹底的轉變，那么一切結束恐怖就不是什么問題。從此往后，其淵源便是由富貴的、夠格的投票者所組成的國家，而其目標就是所有的意愿都必須建立在人民宣言基礎上的憲政。這樣，三年憲章在遠離了1793年憲法，直至在其民主條文中包含了某種不平等。督政府（le Directoire）后來在其道路上做出了——真正最重要的——決定，即他們會宣判任何試圖恢復1793年憲法的人死刑！
我們可以看到，對熱月9日的政變的慣常看法是“恐怖的終結”，而這種看法是不成立的。
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說，熱月黨人在某一點上，澄清了1792-1794年革命的結果，從這一結果中我們得知，在那段革命的日子里，“日常秩序”（l’ordre du jour）就是恐懼？這勢必會讓我們回溯到一種辯證邏輯，即一種綜合的辯證法，在這種辯證法看來，政治序列的結果已經蘊含在其未來之中。當然，例如，阿爾貝·索布爾（Albert Soboul）考察了熱月會議同大委員會（des grands comités）的獨裁之間的關系。對索布爾而言，雅各賓派是其自身矛盾的受害者，在其合題中，已經預示了熱月黨、督政府、執政府（le Consulat）、拿破侖的帝國，這個合題帶來了諸多矛盾的真理：一旦稍有松弛，大革命的資產階級本質屬性就只能打破其看似人民起義的幻象式的表象。
與這種綜合辯證法的觀念不同，重要的是，我們在真理要看看拉撒路的問題，即政治序列只能用其自己的詞語來認識和思考，這是一種同質的獨特性，而絕不能從經驗上的未來的異質的詞語來認識和思考。尤其要說明的是，政治序列不會因為外在的原因，或者說在政治序列的本質及其途徑之間的矛盾而終結或宣告結束，政治序列的終結絕對是一個內在的結果，即其內在的可能性已經耗竭了。準確來說，當圣鞠斯特說：“大革命被凍住了”（la Révolution est glacée）時，他所指的就是這種耗竭。
換句話說，在這里與失敗的范疇無關，因為失敗的范疇恒定地包含著對從從事物狀態（un état des choses）出發對政治序列的評價，而這個事物狀態是外在于并異質于政治序列本身。那里沒有失敗，只有終止：一個政治序列開始并終結，毋需去考量先于或者緊隨著其后的真正的知識上的力量。從這個角度來看，熱月黨不可能是對恐怖的意義的命名。這個命名——我們可以馬上想到席爾文·拉撒路所謂的革命的政治模式——業已終結了。
因此，我的客觀意愿是，將“熱月黨人”指定為一種主體性的命名，這個命名既是獨特的，也是典型的，這種主體性在革命政治的終結之處讓自身得以展開。
關鍵是，要澄清我的方法，這個方法完全不去面對所謂的歷史事實。盡管我會以1794年的熱月黨人為例，我并不認為他們是國家歷史上的一個特殊形象。有很多不錯的書已經討論過這個歷史事實，其中馬蒂耶（Mathiez）的《熱月政變》（La Réaction thermidorienne）一書在這個領域中頗有建樹。但我的方法也并不是想思考作為思想的政治。席爾文·拉撒路不倦地重復道，政治提供了政治思想的根基。但不像1792-1974年的革命政治序列，我們很難將熱月會議看成是一個獨特的政治序列。即便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熱月會議也必須從其自己的詞語來思考，在其自身的詞語中，“熱月黨人”必須是一個獨特性的命名，而不是一個可能的類的概念。
我的方法，在這里，是哲學的。問題是，將“熱月黨的”這個形容詞變成一個概念：通過革命政治的終結，而在主體性上構成的概念。這個概念可以合并到一種哲學之中，這種哲學要以政治的解放的實例為前提，或者，如拉撒路所說，要以“其領域之內”（en intériorité）運作的政治為前提。這也意味著：通過不可避免的終結，哲學要以這樣一些實例的稀缺性和不連貫性為前提，不可在哲學上提升（relevé）任何一個實例。
我們都很熟悉圣鞠斯特的一個基本問題：對于那些既不想要德性，也不想要恐怖的人到底需要什么？正是這個問題導致了終結。其對象是一個國家，國家不涉及所有對德性的規定，而且很明顯，國家所贊同的恐怖態度，與革命的雅各賓派意義上的恐怖也是相去甚遠，關鍵性的差異在于，國家用利益原則取代了雅各賓派的德性原則。
最典型的熱月黨人——提供了對熱月黨的類的形象的最標準的界定——無疑是博瓦西·但格拉（Boissy d'Anglas）[2]。他最著名的檄文就是在共和三年獲月5日（5 messidor）的一次演講。我們引述如下：
我們需要又最優秀的人來統治……但，除了極少數例外，你們會發現這樣一些最優秀的人，往往在擁有財產，并與其所在的國家，與保護他的法律，與保存他的和平生死與共……[3]
德性是一種無條件的主體規定，我們不能參照其他的客觀決定標準。這就是為什么博瓦西·但格拉拒絕了這一點：他并不需要領導人是有德之人，他需要的只是在政府層面上“最優秀的人”的代表。但是“最優秀的人”并不是一個可以從主觀上的決定標準。這是一個定義精確的范疇，即最優秀的人就是絕對擁有客觀財產的形象的人。博瓦西·但格拉提出了將國家交給“最優秀的人”的三個理由。這些理由非常重要，并在其后預示著一個偉大的未來：
1.對于熱月黨人來說，一個國家不可能是雅各賓派的愛國者們的共和德性的場所。國家是有產者的國家。國家具有經濟上的客觀性。
2. 對于熱月黨人來說，一個法律并非源于原則和情勢之間關系的律令，那只是雅各賓派的法律。法律是用來提供保護的，尤其是保護有產者的法律。在這個方面，法律的普遍性完全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其功能。
3. 對于熱月黨人來說，起義不可能是對責任的最大程度的犧牲，對于雅各賓派來說，只要普遍性原則在任何時候遭到踐踏，就必須要起義。而有產者最核心和最正當的要求是和平。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國家的客觀性概念、法律的保守性概念、和情勢的安全保障性概念的三位一體。因此，我們最初對熱月黨人的這些概念的描述，看起來就是客觀主義、“自然的”現狀、安全的維穩之間的盟誓。
我們知道，對于圣鞠斯特來說，與德性對立的就是腐敗。在今天，對腐敗的本質的思考是合乎時宜的。席爾文·拉撒路說明了“腐敗“最初設定了政治的漂浮不定性。而政治之所以是漂浮不定的，正是因為政治的真正的原則是主觀的（德性原則）。只有弄清這一事實，并通過這一結果，我們才能發現物質上的腐敗。在本質上，熱月黨人的政治是腐敗的——換句話說，他們利用了政治信念的漂浮不定性。于是，在政治中，只存在信念（和意愿）。
此外，一個明顯的例子是，1794年的熱月黨人，在當代的意義上，也走向了腐敗，在其政治的核心階段之后不走向腐敗是不可能的：他們得到了英國的援助，而英國對熱月黨人進行了大量的利誘；在國家資源方面進行了毫無廉恥的投機；谷物的壟斷經營；軍隊到處掠奪（熱月黨人上臺也意味著從防衛性的共和國戰爭走向軍事掠奪和征服的戰爭）且在軍用物質上的大宗交易。首先，在殖民主義與奴隸貿易之間有著一種緊密的關聯，而弗洛朗斯·高蒂耶（Florence Gauthier）的《革命中的自然法的勝利與死亡》（Triomphe et mort du droit naturel en rélution）一書很清晰地揭露了這一點。在共和三年熱月17日，我們再一次與博瓦西·但格拉相遇，在他的一次演講中，他反對任何殖民地獨立的要求。他的論證證明了兩個世紀以來非常有影響力的一個觀點，直至今日，這種觀念仍然被帕斯卡·布魯克納（Pascal Bruckner）所采用，布魯克納在其具有熱月黨人風格般的著作《白人的眼淚》（Le Sanglot de l’homme blanc）一書中，公開宣稱要替在“第三世界”的人民和國家那里發生的一切進行辯白：被殖民的人是不夠“成熟”的，他們不夠資格獨立（例如他們對他們自己的不幸的，不民主的貧困負有責任）。而那些國家的人民唯一渴望去做的事情就是一種受到嚴密監控的馴服的自治（例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掌控下發展，在“現代民主”精神之下這些國家才能得到真正的發展）。在這里，博瓦西·但格拉再一次說道：
他們渴望的絕非自由，獲得和保有自由只會讓他們耗費太多的氣力，他們應該在自由世界給他們帶有的富裕和快樂中感到知足……劍與犁都不會磨傷他們的雙手。因此，這樣的人民必須樂意臣服于一個明智和和平的由正義和人性的人所統治的政府，而那些人就是保舉的敵人。[4]
對于博瓦西·但格拉來說，在控制人民上，不可能有太多的制度性的考察，那些人民在很大程度上都沒有“能力”走向自由。但是，我們有興趣注意到，這些制度性的控制恰恰在被認為是沉寂的殖民地那里必須要用法律的力量來“安撫”那些“革命運動”：
我們提出，那些殖民地可以被分成不同的部門，和我們當地的具體部門一樣，那些行政部門由五個成員構成，它們按照同樣的作用建立起來，并臣服于同樣的法律。但是，由于法蘭西的這些部分仍然深陷革命運動的泥淖，我們只有用自由的習慣和法律的權力來安撫這些革命運動，我們相信，你們需要制定一個臨時的條款來進行規制，直到當你們的繼任者訂立了其他的條文，而那里的行政官員由督政府來任命。[5]
事實上，博瓦西·但格拉唯一關心的就是滿足他的那些殖民地莊園主和奴隸商人朋友的要求，三個信條展現了他是一位典型的熱月黨人：殖民地屬于法蘭西，因為我們在那里有財產；法律必須用來“安撫”獨立運動的解放性的狂熱，因為這會威脅到他們的財產；最后，渴望對殖民地的直接的行政控制，因為我們的安全沒有保障。
[1] 巴迪歐在這里所指的是斯蒂芬·古特瓦（Stéphane Courtois），他與人合著寫下了著名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鎮壓》（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 répression）——中譯注。
[2] 博瓦西·但格拉(1756–1828)是法國大革命、督政府、執政府和拿破侖時期的法國著名政治家。他為山岳派成員，并對羅伯斯庇爾等人抱有敵意，在熱月政變后，他當選為公共安全委員會成員——中譯注。
[3] Projet de Constitution pour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unce par Boissty d’Anglas au nom la Commission de Onze, dans la séance du 5 messidor, an 3, Paris: Imprimé par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an III, pp. 27-8.
[4] Rapport et projet d’articles constitutionnels relatifs aux Colonies Présentés à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au nom de la Commission des Onze, par Boissy d’Anglas, dans la séance du 17 Thermidor, an III, Paris: Imprimé par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an III, p. 4.
[5] Rapport et projet d’articles constitutionnels relatifs aux Colonies Présentés à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au nom de la Commission des Onze, par Boissy d’Anglas, dans la séance du 17 Thermidor, an III, Paris: Imprimé par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an III, p. 9.
再說一遍，這種物質上的和正當的腐敗純粹是次要的。即便在今天，在法國和意大利，我們看到，僅僅在經驗和合法性的層次上，任何解決腐敗的打算，騙人的小伎倆和街頭的小毒販何以可能會被更強悍的罪行以及更穩固的毒品黑市交易所取代。你們想依靠少數幾個法官，用干凈的錢來取代臟錢的想法十分荒謬可笑。完全可以毫無問題地指出，當人們開始計算他們數以百萬計的金錢，一旦超過了一定數額，那么所有的資本主義的金錢都注定是臟錢。如果可以直接提出一個一般性的等價量（quantités d’équivalent général），我們就會對之了解得一清二楚。不過，只有當人們從根本上將腐敗問題理解為政治上的無法避免的弱點，那么腐敗問題才會成為一個真問題。熱月黨問題的中心要點并不是十分明確，即熱月黨政治家們所以來的是殖民主義的說客，金融投機商以及強取豪奪的軍官。我們馬上就可以明白每一個熱月黨人（無論是1794年的熱月黨還是今天的熱月黨）的問題的核心所在，即他們宣稱，德性的范疇是一個沒有政治力量（sans force politique）的范疇。德性是一種不可持久的力量，德性必然會導致最惡劣的局面——走向恐怖。在這里，我們再一次引用博瓦西·但格拉的話：
沒有財產的人必然會為追求德性不懈奮斗，為的就是維護他們在一定秩序下的某種利益，而這個秩序不至于讓他們一無所有。[①]
首先，在這里要注意到政治主體性如何回到秩序，而不是回到在某個規則之下導致其產生的可能性（而政治主體性在之前的情勢之中是潛伏的）。反革命的派系稱之為政治意識的國家化（étatisation）。
其次，主要注意到，博瓦西·但格拉的“維護利益”暗示著一種（客觀上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利益就是“財產”的名稱。但是，在一個更標準的層面上來說，這就是認為所有主觀需要的背后都有一個利益作為導向。在今天，這個原則仍然是一個一個主要原則，也是市場經濟最癡迷的論證。
為了反對“為追求德性而不懈奮斗”的原則——這個原則是雅各賓派所有政治的原則——博瓦西·但格拉承認在國家（秩序）與利益緊密相聯。這里發生了從奮斗到利益的轉換。
這樣，我的傾向是，建立在政治的終止基礎上上的熱月黨的主體性，承載著國家與利益相輔相成的關系。正是這個相輔相成的關系，確保了政治的描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德性”）從今往后不復存在。
用我的哲學上的詞匯來說，上述問題可以概括為兩點：
1.最值得關注的東西不再是情勢，而是情勢狀態。
2.主體的軌跡不再受普遍性的原則所支配，也不再受與具體情勢的考察密切相關的諸多原始陳述的影響。主宰主體的是國家化秩序下的利益。也就是說，進行計數的不再是真理的偶然性軌跡，而是一種包含運算（un inclusion）的可以算計的軌跡。然而，所有真理的軌跡都是獨一無二的，其依賴于事件的剩余（surnuméraire）的維度，而利益的軌跡是與情勢的地位安排共存的。熱月黨人在構成上（作為主體）就是去追求地位（à la recherché d’une place）。
當然，“熱月黨人”一詞并非按照“真理程序”，或者“類的程序”（這個程序是其主要方面）中的次要方面而進行的結構設計。“熱月黨人”設計了國家化、可算計的利益和地位的三位一體，只有非辯證的真理程序才能終結這個三位一體。
事實上，發生在1792-1794年間的革命的政治模式，終結于熱月9日，熱月黨人建構了一種獨特的主體性：國家化、可算計的利益、地位都是這個獨特性的純粹的特征。為了更好的思考這種獨特性，我們必須思考一下一個終結。
現在，我試著通過展現與（1976年之后的）冠以“新哲學家”或“新哲學”的名義相關的主體性如何促進了這樣的設計，藉此來廓清一下經過我反復思考過的熱月黨人的概念。
毫無疑問，我們所熟知的“新哲學”展現了如下幾個特征：
1.國家化采取了聚集在議會制之下的形式，這種形式對于非-國家的情勢不太關心，其最佳的形式就是和平共處的形式，而最糟糕的形式就是與密特朗政府同流合污的形式。
2.可算計的利益采用了知識分子的派別自甘墮落的形式，知識分子放棄了突入到大眾媒介和制度領域的所有的開創性的政治描述，放棄了所有真正的進步，批判性的作用。
3.地位采取了整體上的保守性爭論的模式，他們在“人權”的旗幟之下，把西方民主的優越性同東方的慘絕人寰的極端主義做對比。
這并不是一個類比，因為在1965年到1975年間的直接的政治激進主義的激情時代，在何種程度上是否構成了一個真正的政治模式，這是非常值得懷疑的。但這個類比至少讓我們可以展現一些讓諸多特征糾纏在一起的獨特方式。新哲學家們事實上真是緣起于一個序列——即“左翼”、“毛主義”或“68一代”的序列——的終結。這意味著：
1.他們自己都是這個序列的倡導者。那些臭名昭著的新哲學家之前都是毛主義者，尤其是無產階級左翼（Gauche prolétarienne）[②]的成員。同樣，1794年的熱月黨人都并非前貴族，保皇派，甚至不是吉倫特派。他們很多人都是會議中羅伯斯庇爾派別中的成員。
2.要判斷的是，這個序列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形成了熱月黨人的那些特征。這個判斷基于陳述與這個序列的脫鉤（désarticulation）。1965-1975那些年月中的戰士們在一種特定的激進主義流派與他們對待人民的基本原則（“為人民服務”）、工人的形象、工廠里的真之間建立起有機聯系。八十年代的熱月黨人的叛變讓激進主義隔絕于所有的原則，所有的情勢之外，并假裝說，這種激進主義只與中國和蘇聯有關。我們怎么還能去解釋這樣一個完全非理性的事實，即熱月黨人“發現”索爾仁尼琴（Soljenitsyne）似乎是他們需要的新哲學家的證明？在三十年代斯大林的集中營以及盲目地讓數以千計的青年學生到法國的工廠之間有什么關聯？或者說，在斯大林主義與宣言、示威、組織的多種形式的新實踐之間有什么關聯？這種關聯就是一種非關系的建構（la construction d’un non-rapport），一種脫鉤。一旦其服務于真正的內涵，“左翼”激進主義（1794年的熱月黨人也對之十分厭惡），在主體的病態和迷戀的同時，被灌注入了集權主義的國家形式，這個說明事實上讓我們絕對地無法認識之。而對終結的后果的無法認識，就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結果。
這樣，通過同那些政治序列的脫鉤，其形式特征得以獨特化。這種脫鉤導致了某種不可認識性。而產生這種無法思想的東西證實其關切所在，亦即思想本身變得可疑，唯一留下的只有事物現存狀態。
我們會說，“熱月黨人”命名了這種主體性，即無論什么時候政治的序列宣告終結，由于與其陳述相脫鉤，導致其本身明顯變得不可思考，而這種主體性從國家化、可算計的利益和地位中獲得好處。
這個序列的不可認識性必然意味著，這個序列的所有范疇都同時被逐出思想的領域，尤其是從政治的領域中被逐出，因為這個序列正是在那里需要思考的東西。從群眾意見的角度而言，這正好說明了極權主義的范疇以及與之相伴隨的人權概念（某些新哲學家將人權概念作為自己的“根基”）何以讓列寧和毛澤東的著作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不可理解的，他們閉塞了六七十年代的戰斗性的創造。故而1902-1917，1920-1947，以及1965-1975這些年的序列提供的是對二十世紀歷史的不連貫的概覽，成為了不可認識的獨特之物。
博瓦西·但格拉自己的著作就十分刻意讓革命的序列變得不可認識。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將革命還原為一種人民群眾在經濟上羸弱無力（這個論點至今仍然具有攻擊力）導致的“暴力的抽搐”（convulsion violente）：
如果你們承認那些沒有財產的人具有無條件的政治權利，那么那些窮光蛋占據了立法者的席位，他們會不顧后果地煽動他人進行騷亂，他們將會增加一些有害于商業和農業的稅賦，因為他們感覺不到，或者說毫不畏懼，或預見不到那些恐怖的后果，他們最終迫使我們返回到暴力的抽搐之中，我們只能對這樣的暴力敬而遠之。[③]
博瓦西·但格拉的蒙太奇式拼貼（montage）在這里描繪了情勢下的非理性（暴力的抽搐）與領導者的非理性（那些沒有財產的窮鬼會踐踏“經濟規律”）。因此，他讓革命的序列在政治上變得不可思考。這種脫鉤的做法在于用利益的原則將恐怖（在這里所知的是“暴力”）同德性分割開來。同樣，新哲學家們用幻想的國家主義原則將左翼激進主義同其真正的內涵分割開來（因此在此過程中，違背了一切現成的證據，仿佛激進主義的主體“動力”擁有一套關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幻象般的信仰）。
這種蒙太奇式的拼貼不僅借助在保守反動的時代中的對之連續的應用，而且讓諸如此類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事實中讓之顯現出來，從而堅實地鞏固了這種思想的根基。因為將經濟作為中心問題，取消政治上的獨特性，并將稅賦的體現作為批評分析的開始和結束的任何企圖都是典型的學院派的馬克思主義對法國大革命的分析的主要特征，這種學院派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曾經在五十年代激發了法國共產黨對大革命的研究，但在今天，似乎又像回到了博瓦西·但格拉那里一樣，那些對大革命的分析聽起來似乎不名一文。順便看一下索布爾那驚世駭俗的評論吧：“熱月9日并不是一次斷裂，而是一次加速（accélération）”。
總而言之，“熱月黨人”是這樣一個名稱，即一旦真理程序停止了，它就會讓真理程序無法被思考。我們剛剛看到，這個不可思考的結構任何可以擁有一個長久的權力。它提供了一個讓思想解體的歷史母體（la matrice historique d’une destitution de la pensée）。
請你們務必記住，我們要返回到恐怖。在現實之中，當我們單獨來看這個詞的時候，“恐怖”作用是作為不可思考之物的一個脫鉤的項（des termes désarticulé）。任何“思考恐怖”的企圖都是行不通的，因為孤立地考察恐怖這個范疇，正是熱月黨人式的操作（他們僅僅只是從恐怖的維度上來思考社會主義國家）。正是由于這個操作，導致了某些東西不可認識和無法被思考。孤立地考察這個范疇，恐怖就變成一種亞政治（infrapolitique）的數據，這個數據在政治上無法被思考，因而這成為了讓道德論者反對任何暴力行為的公開布道的領域。同樣，由于其讓政治變得不能被思考，左翼序列的與真實的情勢相脫節就成為了關于“人權的人道主義的說教、倫理學的真正的淵源所在。
從熱月黨人的操作中抽離出來的東西絕非那種愚蠢地打算從恐怖“本身”來判明和澄清恐怖的本質的企圖。倘若如此去做，就必定要去接受熱月黨人所設定的不可思考的領域。我們必須將革命著作當成一種同質性的多元性（multiplicité homogène），而恐怖是其與之密不可分的范疇，尤其是與德性密不可分的范疇。
在涉及法國大革命的政治中，所有思想的前提條件都在于去消解熱月黨人的蒙太奇，也就是說，這個蒙太奇往往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蒙太奇。索布爾走向了弗雷（Furet）之路。
在哲學中又如何呢？我們不得不去研究下面這個難題：當真理程序終結的時候，是否我們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不可思考的東西的生產的影響？思想是否必然接受熱月黨人的蒙太奇，直至其滅亡？
最好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不做回答。在后面的結論部分，我們反而會去描繪一些更為積極的東西：即政治程序的本體特征。
[①] Projet de Constitution pour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unce par Boissty d’Anglas au nom la Commission de Onze, dans la séance du 5 messidor, an 3, Paris: Imprimé par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an III, p. 28.
[②] 無產階級左翼（GP）是法國在六七十年代一個極左翼組織，它成立于1968年的五月風暴中，這個組織最著名的成員包括巴迪歐曾經的戰友，現在的對手安德雷·格魯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和米歇爾·勒布里（Michel Le Bris）。這個組織曾經創辦過一份官方報紙《人民事業》（La Cause du peuple），薩特曾經擔任過這個報紙的主編——中譯注。
[③] Projet de Constitution pour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unce par Boissty d’Anglas au nom la Commission de Onze, dans la séance du 5 messidor, an 3, Paris: Imprimé par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an III,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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