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最重要的史學大師，1917年出生于埃及。1947年成為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講師，1978年成為該校經濟及社會史榮譽教授。霍布斯鮑姆在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和世界史范疇中的研究成果,其宏觀通暢的寫作風格，更將敘述史學的魅力擴及普通讀者中。他的代表作包括《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民族與民族主義》、《原始的叛亂》等。霍布斯鮑姆現居倫敦。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快94歲了，還在思考，還在寫書，《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故事》（下稱《如何改變世界》）是他最近的一部思想史著作。這個出生于“十月革命”那年的猶太左派史學大師，幸運躲過納粹大屠殺，終其一生都在為馬克思辯護。
“要在公和私之間找到新的契合點”
《如何改變世界》不是一本回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書，也不是對馬克思本人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做再評價。該書是霍布斯鮑姆從1957年至2010年發表的一系列關于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評論集結而成的。霍布斯鮑姆從未對共產主義失去過信心，但他也常被指責“選擇性失明”，故意忽視了共產主義在20世紀的挫折。在這本書里依然如此。霍布斯鮑姆為“老友”馬克思辯護，他竭力證明馬克思被誤解了，要還他清白。不過霍布斯鮑姆刻意回避了某些論題。
在《如何改變世界》里，霍布斯鮑姆希望在這個資本主義充滿危機的時代，重新發現馬克思，“因為馬克思在1848年預言了現代世界和其他事務。”在接受采訪時，霍布斯鮑姆說，工人階級對國家施加壓力，伴隨著全球化，國家有能力對這一壓力作出有效回應并將之減輕，“所以左派退縮了，他們說：‘瞧，資本家們干得不錯，我們要做的就是讓他們賺更多錢，我們來分杯羹。’與此同時，福利國家興起，但是從1970年代開始，這一機制開始失靈，這就是布萊爾和布朗所干的：讓人民賺盡可能多的錢，這樣他們才能過得更好。”不過在他看來，隨著經濟增長乏力甚至蕭條，改革的問題迫在眉睫。
霍布斯鮑姆重述了19世紀至20世紀初那些馬克思主義者辯論的話題——這些話題已被忘卻。霍布斯鮑姆這是在向海格特公墓——馬克思和恩格斯埋葬在那里——朝圣嗎？其實通過這部新作，霍布斯鮑姆想要表達的是：“21世紀的那些最基本問題如果能解決，肯定不是自由市場和自由主義做的。”而解決問題的途徑，霍布斯鮑姆認為肯定不是資本主義，“肯定不是我們在英國或者美國所能描述的。”他認為，“要在公和私之間，在國家行動和控制、自由之間，找到新的契合點。”
霍布斯鮑姆想要在西方逆轉人們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偏見和誤解嗎？這也許可以用他在自傳《趣味橫生的時光》中舉的一個例子來解釋。他在自傳中提到了一位東德戲劇家在柏林墻倒塌前寫了一部戲劇《圓桌武士》，劇本里說：“外面的人們已經不想知道關于圣杯和圓桌的事情……他們再也不相信我們的正義與我們的夢想……對于人民而言，圓桌武士只是一幫笨蛋、白癡和罪犯。”對這部戲，霍布斯鮑姆解讀說，“他們很可能永遠也找不到圣杯。但亞瑟王的說法——重要的不是圣杯，而是堅持尋覓圣杯的態度——不是很正確嗎？因為，‘如果我們放棄圣杯，就等于放棄了我們自己。’”而在這里，對他而言，圣杯無疑隱喻著一種理想。在他看來，在活著的記憶中，遺忘這些理想，遺忘這些為理想獻身的人，就是正當嗎？
“我把學術生涯看成比較接近藝術家的生活”
霍布斯鮑姆出生于1917年——改變20世紀歷史的年份，那時一戰還打得火熱，離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不過20多年。
霍布斯鮑姆出生于埃及亞歷山大城，父親是移居英國的俄國猶太后裔，1919年全家移居維也納，1931年移居柏林，1933年在納粹掌權后移居劍橋，幸運躲過了之后的納粹大屠殺。霍布斯鮑姆參加過二戰，1946年退伍，不過他并不對自己的軍旅生涯感到自豪。他說：“總結我二戰個人經驗的最佳方法，就是戰爭奪走了我生命中的六年半光陰，其中六年待在英國陸軍。那場仗我打得既不‘漂亮’也不‘難看’，只是打了一場空仗。我毫無建樹，而且沒有人期待我有所建樹。反正那是我一生中最窩囊的日子。”從劍橋大學畢業后，他進入倫敦大學并步入學術界。霍布斯鮑姆是著名的左派史學家，1952年冷戰最緊張的時候，他和友人創辦了新左史學雜志《過去與現在》。他的著述非常多，最知名的包括《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四部曲。
對于20世紀，霍布斯鮑姆說：“這是一個充滿著死亡和新生的時代，邪惡的力量越是要毀滅人類，希望的冀盼也愈發在罪惡行徑的最狂暴處閃爍光亮。這是因為，只有經歷最劇烈的痛苦，新的事物才能來到世界，一種要認識自己本質的渴望，讓每個人都在全力以赴，彎腰曲背，即便是在經歷最劇烈的痛苦和涅槃，也能在自覺和不自覺中促進新生，愈發接近把自己解放出來的力量。善良，即全人類的愛，必須幫助他們，而這就是最高的任務，最原始的沖動，最真實不過的世人責任。”在這里，對世間萬物抱著超然態度的歷史學家遭遇挑戰：“當他或她面臨一些對自身和世界具有強烈情感意義的事件時，是否能夠表現得宛如報道遙遠過去事物的記者一般，坦然針對那些事件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是‘假若……將會如何’之類的問題——盡管他們并非局外人，而是深陷其中者。”
這是一個快94歲的世紀老人，霍布斯鮑姆終其一生畢竟是個歷史學家，一個有著半個多世紀教齡的歷史學家，他總是用文學語言表達自己的歷史和政治觀點，這也是他的作品吸引那么多普通讀者的原因。他的觀點是：“歷史學家們不應該只是為其他的歷史學家著書立說而已。”就算是回憶自己的歷史學術生涯，他隨便撿起一段記憶，都可能將那些歷史名人拖入其中。比如我們都知道他因為共產主義信仰，一度被拒絕獲得教職。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后來終于在自傳里提到了這段故事，他說他敬仰的反共歷史學家波斯坦“出賣”了他，“在冷戰時期，當我仰賴他以博士指導教授的身份為我寫推薦函時，他卻向每一位相關人士指出我是共產黨員，讓我無法獲得職位。”
霍布斯鮑姆本人并不避諱被稱為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不過他對這一學術陣營在1960年代后的衰弱也進行過反思，他說后繼無人“是由于1960年代以后的左派一代多半想要不一樣的東西。”
總結自己一生的歷史學術研究生涯，霍布斯鮑姆借用了他已故好友皮埃爾·布爾迪厄的說法：“我把學術生涯看成比較接近藝術家的生活，而非學院內的例行公事……社會學家這個行業無疑為我帶來快樂，而且那種快樂符合了‘快樂’一詞的一切定義。”霍布斯鮑姆說，只需把“社會學家”改成“歷史學家”，就是他對自己學術生涯的總結。
“站在‘左邊’總比只想著進證券交易所謀個職好”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是這個世界上幾個為共產主義辯護的思想家之一，更何況他是一位擁有數十年黨齡的老黨員。當他的同志和朋友們紛紛離開當初的理想之時，霍布斯鮑姆依然信仰馬克思主義。對于這段輝煌“黨史”，他曾在傳記中說：“我在1932年成為共產主義者，卻一直要等到1936年秋季，進入劍橋就讀之后才正式入黨。我在黨內待了50年。它能夠留住我這么久的理由顯然屬于自傳范疇，并不具有一般歷史意義。”
為何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并矢志不渝？這是霍布斯鮑姆一生都在回答的問題，其實對他來說答案早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就已得出，他在當時寫下這樣一段文字：“縱使是最老于世故的革命志士，也認同那種烏托邦主義或‘不可能主義’。這甚至使得現代革命家于體認一項事實之后也感覺到切膚之痛，那就是社會主義的來臨并無法撫平所有的煩惱和悲痛、不快樂的愛情關系或哀傷，也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或者讓問題變得可以解決。”他的結論是：“各種革命運動……看來仿佛證明了，幾乎沒有任何改變會發生在革命本身的范圍之外。”
在他一生的學術和政治生涯中，霍布斯鮑姆不時要為自己的信仰辯護，尤其是在蘇聯時期。盡管有些辯護在他的敵人看來不值得推敲，但為信仰辯護有時又需要多少理性呢？比如霍布斯鮑姆說：“盡管冷戰時代有些論述極力指稱，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具有相似性，但此種存有政治偏見的社會心理分析不值得我們多花時間討論。無論如何，自由派對此的看法沒有太多根據。”對于發生的災難，自由派指責左派隱瞞的事實，但霍布斯鮑姆辯護說：“若有人認為我們是因為昧于事實或掩耳盜鈴之故，所以否認自己曾做過的不人道行為，那是由于他們不了解這都是時代背景所造成的結果。”
對于他的“同志”，比如齊澤克，他說：“我認為對齊澤克最準確的描述是，他其實是個演員。他身上擁有所有挑釁的元素，這有助于吸引更多人注意。但是我不確定那些去讀他書的人是否會真的重新思考左翼的問題。”
“我自始至終都認為，讓年輕人和婦女站在‘左邊’總比讓他們只想著進證券交易所謀個職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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