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科齊的意義》英文版序言
非文學 譯作
王志超
我的許多海外朋友對法國的印象仍然停留在我們的政治和文化史中最為輝煌的階段：18世紀啟蒙運動中偉大的思想家們，1792年到1794年的大革命，19世紀的普通工人與人民暴動，1830年的七月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等；我還可以列舉出1936年人民陣線的形成及其對西班牙國際縱隊的巨大貢獻，淪陷期間的抵抗運動，解放陣線的社會立法，20世紀50到70年代偉大的哲學思潮和進步運動，1968年的五月風暴及其影響，……等等。上述所有印象導致的結果便是，當在法國出現類似事件（政治事件，文化事件，或者兩者混合型）但卻有一個無可爭議的反動人物時，這些朋友們都會非常吃驚，想知道究竟怎么回事。每一次，我都會提醒他們，法國也是一個骨子里保守的國家。在歷史上，每一段革命時期之后，接著便是長期延續的黑色反動時期，而在這些令人痛苦的反動時期掌握國家權力的領袖們從來都不缺乏來自大眾和那些聲譽卓著的知識分子們的支持。因此，法蘭西存在第二種歷史，這種歷史與國家結構的關系要比由人民大眾寫就的暴動史更為密切。我們可以想一想1794年的熱月黨人，如果他們不是的的確確實施了白色恐怖政策并且遠比雅各賓恐怖時期造成的犧牲者為多的話，人們幾乎想不到他們；還可以想到1815年后的復辟活動，曾經花費“十億”錢財來補償各個特權階層的流亡者和復仇者；想到1830年奧爾良王朝得以爬上權力寶座的騙局，他們的口號“你們自己發財吧”成為整個民族的贊美詩；想到拿破侖三世和他的銀行家同僚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的冗長統治，以及同年6月對巴黎工人的屠殺；想到法國人在發動殘酷的殖民遠征行動上的高度一致，尤其是對阿爾及利亞的征服；想到凡爾賽黨人對巴黎公社的鎮壓和瘋狂殺戮；想到1914-1918年間民族主義者們的屠戮行為；還可以想到，在人民陣線之后，我們有貝當，1966-1976年的紅色歲月之后，我們有吉斯卡爾·德斯坦。并且，每一次，都有很多知識分子在搖唇鼓舌，頌揚秩序的恢復，辱罵革命者們的“恐怖行為”。此外，還有像路易十八復辟后的那些吹鼓手，第二帝國的那些馬屁精，在工人尸體上喝血的那些凡爾賽文痞，反布爾什維克軍團里那些無所畏懼的小屁孩，貝當之流以及那些與他狼狽為奸的軟骨頭們……等等，數不勝數。
所以，絲毫不會讓人感到吃驚，在1968年的五月風暴及隨后的動蕩中，一幫騙子聚集在“新哲學”的奇特招牌之下走上了前臺，再一次指責革命者，表現他們對革命的憎惡，歌頌資本主義、議會“民主制”、美國軍隊以及整個西方。這恰恰是我們的歷史中某種冥頑不化的根性的延續：可以肯定，這是大眾歇斯底里癥的令人側目的爆發，也是臭名昭著的反革命成見的表現。
在本書里，我試圖闡明薩科齊的當選在何種意義上是上述第二種歷史——黑暗且殘暴的保守主義的歷史——的濃縮。這是我為什么稱其為“超越貝當主義”的原因，這個名字使它帶有一點重演歷史的意味。我還試圖說明為了反對這種“復辟中的復辟”我們為什么必須回到最普遍最本質的信念——我稱之為“共產主義假設”， 并將其劃分為幾個階段以便于解釋。這些看法屬于長時段視角，發端于一個人們覺得相對不太重要的事件。
那么，我對我的同胞們感到絕望嗎？我們都知道，選民們已經徹頭徹尾地迷失于政治之中而不能自已，他們選擇的人物不久就會讓他們明白什么叫一無是處。當然，也有可能，“薩科齊”會在這天末尾宣布結束這場令人郁悶、日益惡化的反動潮流——自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來，從精神到物質，它一直在危害著這個國家。我們一起祈盼吧。
正如他們表現的那樣，我的敵人——這些人不在少數——害怕這種希望可能會在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而非他們所處的那個世界實現，他們暗中嘲諷我是一個反猶主義分子：這是他們在兩三年前發明的把戲，用來污蔑使他們感到不悅的人。我很榮幸受到真正精于此道的老手的抨擊。[ 控訴巴迪烏有反猶主義傾向主要出現在Circonstances 3（Paris: Lignes Manifeste, 2005）上的文章發表之后，英文版主要收于Polemics (London: Verso, 2006)。最過s的批評來自于埃里克·馬蒂的《與阿蘭·巴迪烏的爭論》（Eric Marty, Une querelle avec Alain Badiou., philosophe,.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2007）。]很明顯，我對以色列國家政策的批評，或者我揭露他們中一些人怎樣無恥地站在大屠殺遇難者的尸體上企圖將“猶太人”的名稱與西方人和他們的美國主子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從而剝奪了這個詞本身具有的偉大革命傳統，并將其用一種不僅令人厭惡而且威脅到提出者本人的方式到處兜售時，為這些老手們提供了口實。但是，對于這些母語為英語的專家們，我再次申明，我是一個贊成直接行動而非法律訴訟的人，只要我從他們中任何一個人面前經過，他們都會由于他們那愚蠢的誹謗而挨巴掌。
寫到這里，你們會被趕著去尋找關于受到無恥誹謗的反猶內容。難道沒有一個字提到“猶太人”，甚至沒有一處暗示嗎？沒問題！當然能找到。想要阻止那些總是在尋覓機會生事（即使他們不得不胡說八道）的職業誹謗者們不是那么容易的。阿索萊（Assouline）先生，一個公認智商有限的人，在博客里——你可能比較時髦或者不是——提到我把那些參加薩科齊政府的社會主義者們稱之為“老鼠”，而把薩科齊本人則是“鼠輩”。任何一個受過初等教育的人都能很快理解（并非沒有一點修辭技巧，但他們肯定能理解）我在這里用正在逃離沉船的老鼠指“吹笛手”引導老鼠們離開城市的傳說和弗洛伊德著名的“鼠人”案例。[ 皮埃爾·阿索萊是作家和記者，維護著一個叫做《從書本做起的共和國》（La Republique des Livres）的博客。]阿索林先生確實受過教育嗎？他的知識應該夠用了，至少在結尾的地方是如此。他宣稱，自從二戰中的納粹以后，就沒人再被當做老鼠對待了。另外，薩科齊的某位祖先是猶太人。所以……您看見了嗎？看好了嗎？您確實看見了？
奇怪的是，伯納德-亨利·列維（Bernard-Henri Lévy），這位為復辟分子效勞的媒體知識分子們的領袖跳出來抨擊我時甚至沒有帶一個臟字。所以，我們在《世界報》（Le Monde）上讀到了這樣的文字：
在新近出版的《薩科齊的意義》中，阿蘭·巴迪烏先生用他充滿正義感的斗爭精神，抱怨讓他重新向政治學詞典中介紹那些動物隱喻（“老鼠”，“鼠人”）是一件讓人厭煩的事情。在法農的《世上可憐人》（Fanon’s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的前言中，薩特曾經清楚地解釋過那些動物隱喻，卻總是被貼上法西斯主義的標簽。[ 引自De quoi Sine est-il le nom?, Bernard-Henri Levy, Le Monde, 21 July 2008.]
夠了，讀到這里吧！大家都想念皮埃爾·維達爾-納奎特（Pierre Vidal-Naquet）先生，他已經用他那廣博的知識解釋過伯納德-亨利·列維如何是一個極其無知和可笑的人。同時，薩特先生在寫于1953-54年的重要論文《共產主義者與和平》（The Communist and Peace）也曾經用“老鼠”指代共產主義者。他這么說肯定要比他自己被說成“在打字的土狼”幽默的多，而把他說成是土狼的也并非法西斯主義者而是他的共產主義者朋友們。同樣是薩特，曾經講過“反對共產主義的人都是豬”的名言。所以，我們都能看到，二戰剛結束的時候，每一派都喜歡用動物來指代對方……我尤其喜歡一句中國成語，指兩個人表面上敵對，實際上卻互相串通一氣——對于毛澤東來說，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聯和肯尼迪領導下的美國就是如此；對于我來說，社會黨中我這一派與薩科齊在排外和社會保障立法問題上亦是如此。中國的這個成語叫“一丘之貉”。我喜歡這個成語的意象，在本書中用它來指我的英國讀者們樂于聽到的一件事：在總統選舉期間，薩科齊和塞果列尼·羅亞萊（Ségolène Royal）異口同聲地贊揚托尼·布萊爾——布萊爾（Blair），布萊勞（Blaireau，即英文里的Badger，意思是獾）……隨便你們怎么聯想吧！所以，我已經成功地用文字向“動物隱喻”寶庫中增添了一幕丑劇。
現在我只能給自己辯護辯護，讓自己接受薩科齊先生關于屢次犯罪問題立法的制裁（插一句話，這項立法公開針對普通民眾，所以極其讓人感到厭惡）。我保留自己使用“動物隱喻”的權利——從來都是如此。這就是敵人遍布情況下的政治斗爭的特點，盡管資本主義議會體制企圖使我們忘記這一點。如果的確有該死的敵人，為什么不允許我抨擊他們？為什么不允許我把他們比喻成獵鷹、走狗、爬蟲甚至老鼠呢？更別提什么土狼，不管是會打字的還是其它類型的。不是每個人都能像博緒埃（Bossuet）一樣跟雄鷹相比，不是每個人都能像第四共和國總理約瑟夫·拉尼埃勒（Joseph Laniel）一樣跟公牛相比，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像密特朗（Mitterrand）一樣經常被比作狐貍。所以，女士們先生們，幽默一點吧。如果聽到我說塞果列尼·羅亞萊使我想到涂漆的山羊，總理費?。‵illon）使我想到正在睡覺的鼬鼠，沒有必要去撞屋頂。
愿諸君閱讀快樂，無論您喜歡什么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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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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