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為什么創造經濟學家？”芬蘭赫爾辛基經濟學院編輯的說法是，“這樣氣象預測師的工作就顯得沒那么糟糕。”
這些富有自嘲精神的經濟學人終年樂此不疲地編攥關于同業的笑話。他們還推出兩條廣為流傳的定律：“1對于每一位經濟學家，都有相應的、觀點相反的經濟學家存在；2唯一比經濟學家危險的，是業余的經濟學家，唯一比業余經濟學家更危險的，是專業經濟學家。”
大經濟學家凱恩斯倒也毫不含含糊糊地說：“我寧肯含含糊糊地對，也不愿嚴謹無誤地錯。”曾在英國財政部長任上受到凱恩斯嚴厲批評的丘吉爾則更不客氣：“如果把兩位經濟學家關在一間屋子里，那么你將得到兩種觀點，除非其中一人是梅納德·凱恩斯爵士。在后一種情況下，你將得到三種觀點。”
現在，經濟學在中國也成為顯學。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再也不滿足于在課堂上授業解惑，他們還在各種名目的論壇上傳經布道，還在風云變幻的商海中折沖樽俎，還在深深官庭建言獻策。看看每天的電視，讀讀每天的報紙，總能看見經濟學家衣著名貴而理直氣壯的身影，聽到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專業術語。不過，對常人來說不幸的是，他們經常因為得到三種以上的觀點而不知所措。在使外行更加外行方面，中國的經濟學家與國外的經濟學家相比而言已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也許，這就是經濟學，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能給的經濟學。假如你不滿意，你就需要了解他們所知的經濟學，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建立自己的經濟學，安排自己的經濟活動。這正是本書第一章的寫作目的——提供給讀者關于本書題目所涉及的基本經濟學知識。關于物價變動，或者說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爭論一直處于經濟學特別是宏觀經濟學的核心，資料異常豐富和繁雜，我們展示的基本是經濟學家不再含含糊糊而政治家也不再因之加以冷言熱語的觀點。在前言中已說明，后面的旅途將是非常愉快的，前提是讀者武裝了這些輕便的理論。
最后，讓我們重溫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的名言：“我學習經濟學是為了不受經濟學家的騙。”希望它能激勵我們的讀者勇往直前。
我們都是米蘭的小鐵匠
《被物價支配的經濟史》人民郵電出版社作者：許夢博
2002年7月，著名歌星周杰倫推出了一張充滿音樂狂想力的國語唱片《八度空間》，其中有一首《米蘭的小鐵匠》，洋溢著異國風味的音符，流暢地引領人們進入一個發生在南歐的童話故事：在意大利的城市米蘭，有一個小鐵匠喜愛音樂，他每日辛勤地工作，把薪水一分一厘地積攢起來，只為某一日他能買得起一把吉他……
跑遍了牧場又繞過了村莊，
他就站在街角的舊報攤，
眼睛盯著隔壁櫥窗里的一把吉他，遠遠欣賞。
……
小鐵匠存錢買期望，
在流汗。
……
他真的真的想知道(那首來自東歐的民謠和弦到底什么調)，
米蘭的天空剛破曉(那馬蹄鐵還要敲多少吉他才能買得到)，
他真的真的想知道(他不知道怎么辦才好睡不著)，
他將那撲滿打破了(小小愿望就快實現了他在笑)。
歌聲唱出了小鐵匠的辛苦、渴望，也唱出了小鐵匠在愿望將要實現時的欣喜之情。但是，作為更喜歡戲劇化場景的觀眾來說，不妨順著旋律做如下的想像：某一天，當小鐵匠下工后又來偷偷張望櫥窗里那把吉他的時候，猛然發現吉他旁邊的標價已經提升了一大截，于是小鐵匠的眼神由興奮化為失落，低頭默默地走回自己的住處。或者喜劇一點：某天清晨上工的途中，小鐵匠突然看見櫥窗邊貼出降價出售吉他的告示，于是慌不擇路地跑回家中，挖出深埋的錢袋子，一枚枚地數起來，終于，嘴角露出了笑容……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都是米蘭的小鐵匠，懷揣對美好未來的想像，留著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每個人想要得到的不一樣，它或許是我們童年時積攢零花錢換取的“長江七號”;或許是學生時代從伙食費里節省一點錢從而得以實現的一次遠游;也可能是一場體面的婚禮，但是對象會說“還是簡單地過吧，這些錢夠房款的首付了”；它也可能是父母正在為兒女規劃的大學生活或者自己可以安逸度過的晚年。但是，不管我們在什么樣的階段、擔任怎樣的角色，我們關心的總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這些東西的價格會不會變化，如果是，會是怎樣的變化？
關心物價，是因為物價的變動會顯著地影響我們的生活。而我們又是如此地愛做生活的主人，以至于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威廉·阿瑟·劉易斯竟然這樣說：“人區別豬的，不是人比豬更快樂，而是人能比豬更好地控制他們自己的生活。”所以，僅從爭取做人的尊嚴而言，我們這些米蘭的小鐵匠們也要對物價變動和生活質量變動的關系有一個比較透徹的了解。
生活費用的衡量指標
《被物價支配的經濟史》人民郵電出版社作者：許夢博
相比于普通人對物價變動的直觀感性認識來說，經濟學家和經濟決策部門對待物價問題就理性且嚴謹得多了，他們甚至為此還創造了很多專業詞匯，而有些術語已經進入人們的生活被廣泛使用。如果你對這些術語還有些生疏，那么下面的解釋還是很有必要的。
物價
讀者首先需要了解的第一個詞匯，也是本書的主題——物價（price），就是物品的價格。這個問題非常簡單，不過簡單只是表象，它背后的問題非常復雜以至于需要更多術語、經濟學原理來進行描述和解釋，甚至給讀者講一些物價變動的故事也是必要的。這些正是本書后面的工作。
物價變動會顯著影響常人的生活。小說家周而復在其代表作《上海的早晨》中描述民國時物價上升太快的情景時說：“發了工資，不要說遲一天買東西了，就是遲一小時半小時，物價也要上漲。”
清朝乾隆、嘉慶年間的禮親王昭連在其著作《嘯亭續錄·關稅》篇中也直言：“乃使物價昂貴，於民生大有虧損。”滿清的宗室貴胄關心物價，大概是吸取了元朝蒙古貴族的教訓。
元順帝繼位后，荒淫無道，德政不修，除官吏橫征暴斂之外，當局還濫發紙幣，造成物價奔騰的局面，再加上洪災旱情，農民收成不好，物價更漲一大截。當時有文人劉致作一曲《正宮·端正好》，堪為實錄：“［滾繡球］去年時正插秧，天反常，那里取若時雨降，旱魃生四野災傷。谷不登，麥不長，因此萬民失望。一日日物價高漲，十分料鈔加三倒，一斗粗糧折四量，煞是凄涼。”民生困頓的結果便是元末的農民大起義，早早了結了元順帝的享國之祚。后面第二章我們會更詳細地講述上面提及的故事。
消費者物價指數
對于普通人來說，他們關心的價格顯然不是所有物品的價格，而只是與自己的生活密切相關的物品價格。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已夠人操心，況且還有衣、醫、住、行。事實上，類同的消費也構成了普通人的絕大部分支出，這些消費品和服務價格的變動，對人們的正常生活有著最直接的影響。經濟部門構造了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以下簡稱CPI）來衡量消費品和服務價格的增長。如果所有消費品和服務的價格都上漲了10％，那么CPI也應該提高10％以反映這一上漲。但是，在計算上，統計所有消費品和服務的價格變化是很困難而且在有些時候也是不必要的，CPI的增長幅度是通過觀察一束具有代表性的消費品和服務的購買成本的變化而計算出來的，它是這些具有代表性物品和服務價格變動的加權平均數，其權數是根據不同商品和服務在這個具有代表性商品和服務束中的相對重要性而給出的。
CPI的計算公式是：
CPI=一束代表性商品和服務按當期價格計算的成本一束代表性商品和服務按基期價格計算的成本×100％
注意，“基期”是指過去的某個特定的被用做價格計算基礎的年份；“當期”則是指當前需計算CPI的年份。公式中當期的消費束和基期的消費束是相同的，消費束中各種消費品和服務的相對比重也是相同的。有時候，有的經濟學書籍中稱這個消費束為“一籃子固定物品”。
各國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可能會選擇不同的代表性商品和服務束，即使代表性商品和服務束相同，這些商品和服務在各自的CPI構成中的比重也是不同的。美國當前所使用的具有代表性的商品和服務束是依據1993—1995年涉及到的大約36 000項全國性消費支出調查結果而確定的，調查的商品和服務種類有80 000項，它們被分成八大類，下面列出了它們的大約權數和組成成分。
1食品和飲料（16％）：早餐麥片、牛奶、咖啡、雞肉、葡萄酒和上門送餐服務。
2住房（40％）：廉價房房租、房屋所有者的相應房租、燃料油、臥室的家具設備。
3衣服（5％）：男士襯衫和毛衣、女士服裝、珠寶。
4交通（18％）：新式交通工具、航空費用、汽油、汽車保險。
5醫療保健（6％）：處方藥和醫療設備、醫師的醫療服務、眼睛和眼睛保健、醫院服務。
6娛樂（6％）：電視機、有線電視、寵物和寵物食品、健身器材、門票費。
7教育和通信（5％）：大學學費、郵費、電話服務、電腦軟件及附件。
8其他商品和服務（4％）：煙草和吸煙用品、理發和其他的個人服務、葬禮費。
顯然，美國消費者和我國消費者的消費習慣是有些不一樣的，像醫療、教育在代表性消費束中的比例如此之低也是很讓我們吃驚的。我國現行的CPI構成及其權重如下。
1食品(34％)。
2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14％）。
3居住（13％）。
4交通、通信（10％）。
5醫療保健個人用品（10％）。
6衣著（9％）。
7家庭設備及維修服務（6％）。
8煙酒及用品（4％）。
也許圖11更能幫助我們清楚地看到各種消費在CPI中的比重。
圖11我國的CPI構成及其權重
消費者物價指數在衡量生活成本中的作用可用一個例子說明。假如在過去12個月，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了23％，則表示，生活成本比12個月前平均上升23％。當生活成本提高，你的金錢價值便隨之下降。也就是說，一年前收到的一張100元紙幣，今日只可以買到價值977元的貨品及服務。
盡管消費者物價指數是測定物價變動的最常用的指標之一，但是在衡量消費者的生活費用方面，它并不是完美無缺的。這個指數有三個被廣泛承認卻又難以解決的問題。
第一個是替代傾向問題。價格年復一年地變化，但它們卻可能不是同比例變動的，一些物品的價格會比另外一些物品的價格上漲更快，消費者對此的反應一般是減少購買價格上升較快的物品，多購買價格上升較慢甚至下降的物品，也就是說，消費者將用較便宜的物品把較昂貴的物品替代掉。但是，在計算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時候，當期和基期的物品束是固定的。這樣，由于沒有考慮替代問題，消費者物價指數一般會高估從一年到下一年生活費用的增加。
第二個問題是新產品的引進。一般說來，當引進一種新產品后，消費者為維持原先的生活水平所需的錢更少了，也就是單位貨幣的購買力更大了。舉一個例子，當電腦進入我們的生活后，許多新的電影大片可以很方便地在網絡上下載，滿足我們的視聽享受，這在某種程度上替代了去電影院看電影，可是你所需的費用卻降低了很多，也可以說你的生活質量在上升。但是，這種新物品卻沒有出現在你的固定的消費束里面，因而消費者物價指數也不能反映由于新物品出現而降低的生活費用支出。
第三個問題是，消費者物價指數無法衡量物品的質量變動。今年的消費束的質量可能比去年有所提升，但是在消費者物價指數里面這卻沒有體現。例如，當你今年買的汽車與去年相比更省油的時候，那么你今年的貨幣購買力上升了，也就是說你的生活費用在降低，可是，由消費者物價指數衡量的生活費用卻沒有反映這些。
讀者從上面的分析可以推斷出，消費者物價指數傾向于高估人們的生活費用，這也得到了一些經濟學研究成果的支持。20世紀90年代美國發表的幾篇研究成果顯示，消費者物價指數一般每年高估了1％左右的生活費用，具體的誤差結果如下。
l 因為消費替代產生0.3％；
l 因為吸收新產品滯后產生0.3％；
l 因為沒有反應質量的提高產生0.2％；
l 因為對折扣零售店的場所轉移衡量不準確產生0.2％。
美國負責編制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勞工統計局為此對CPI做了一些技術性的改善工作，譬如，他們現在每兩年就更新一次消費束，而不是像以前一樣10年才更新一次。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現在用CPI衡量生活水平的誤差已經降低至05％左右。所以，用消費者物價指數衡量人們生活成本的變化仍然是廣受認可的做法。
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
《被物價支配的經濟史》人民郵電出版社作者：許夢博
下面要強調的經濟學術語是經常與消費者物價指數一同出現的詞匯——通貨膨脹（inflation），或簡稱為通脹，它是指一般價格水平持續上漲的現象。與通貨膨脹對應的術語是通貨緊縮(deflation)，它是指一般價格水平持續下降的現象。從定義就可以知道，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是物價變動的兩種情況，但是，也要注意它們僅僅是兩種特殊情況。物價可能永遠都在變化，但不是所有的物價變化都是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定義里面的“一般物價水平”，是指必須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在內，局部的、個別的商品或者服務價格上漲（下降）以及季節性的、偶然性的或者暫時的價格上漲（下降），不能稱之為通貨膨脹（通貨緊縮）。一般情況下，通貨膨脹是一種病態的經濟現象，正常的物價上漲，如商品或服務質量的提高，某些重要資源成本的提高，以及國家為了調整不合理的比價進行的價格改革引起的物價上漲，都不應算做通貨膨脹。對通貨緊縮可以作相對的理解。
消費者物價指數既是衡量生活成本的良好指標，又是衡量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最有用的指標之一。消費者物價指數盡管沒有涵蓋所有的商品和服務，可是它考察的消費束也是以萬計，同時，有經濟學家還認為，在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內的物品和服務與之外的物品和服務在價格上有正的關聯性，所以，消費者價格指數也能夠很好地用來反映一般價格水平的變化程度。消費者物價指數反映通貨膨脹率的計算公式是：
通貨膨脹率＝當期消費者物價指數-基期消費者物價指數基期消費者物價指數×100％
也可以說，通貨膨脹率就是CPI的百分比變化率。當當期消費者物價指數減基期消費者物價指數是負值時，實際上上式衡量的就是通貨緊縮的程度。
按照計算出來的通貨膨脹率和趨勢分析，可以將通貨膨脹細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零通貨膨脹，即物價基本穩定，物價上漲率幾乎為零或者在零左右徘徊，很可惜的是，這種現象在現實生活中幾乎不存在。
2爬行式通貨膨脹，即物價每年以2％左右的速度持續上漲。它亦被稱為最佳通貨膨脹，因為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這種逐步提高的物價水平對經濟發展有積極意義。
3步行式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一般每年上升3％～4％。
4溫和通貨膨脹，物價年上漲率一般在4％～7％。
5急速通貨膨脹，物價年上漲率在6％以上，并有超過10％的趨勢。
6小跑式通貨膨脹，指物價年上漲率達到10％以上，也稱進入了兩位數的通脹。
7惡性通貨膨脹，年通貨膨脹率在15％以上，并飛速加快，個別時期超過100％。
8奔騰式通貨膨脹，指物價急劇上漲，消費者物價指數可能在一年內上漲數十倍。
9極度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已達天文數字，出現物價一日數漲的局面。前面提到的周而復先生的作品，他講述的大概就是這種情景。
當然，上面給出的僅僅是依照通貨膨脹率的分類，經濟學家按照通貨膨脹的成因、時間以及范圍等，還有更多的分類。
通貨膨脹率因為和消費者物價指數的這種關系，也被廣泛地應用于衡量人們生活水平的變化。美國棒球運動員約吉·貝拉曾用諷刺的口吻說：“五分錢總是沒有一毛錢值錢。”但是，若考慮時間這個維度，約吉·貝拉的話就不一定正確。實際上，一般物價水平的持續上升在近代歷史上一直是很正常的，五分錢、一毛錢和十塊錢的實際價值一直是不穩定的。通貨膨脹一直在降低單位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從而也必然會對人們的實際生活產生重要影響。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曼昆舉的一個例子,可為我們了解考慮進通貨膨脹的影響后一些經濟變量的變動。在主政白宮期間曾發生經濟大蕭條的美國總統胡佛,1931年的薪水是7.5萬美元，2001年美國總統小布什的年薪是40萬美元，那是不是7.5萬美元總是沒有40萬美元值錢呢？
根據美國的統計數據，以1982—1984年期間的平均CPI為100計，1931年的物價指數為15.2，而由于通貨膨脹的緣故，2001年的CPI已經上升到177，因此物價總水平上升了11.6倍。因此，按照2001年的貨幣價格來衡量胡佛總統的薪水就是:
2001年美元的薪水=1931年美元的薪水×2001年物價水平1931年物價水平
=7.5萬美元×11.6
=87.3355萬美元
這大大高于小布什總統的年薪，以至于曼昆對這位任上飽受批評的總統不無諷刺地說：“看來，胡佛總統畢竟還有一個相當不錯的年份。”
如果我們把通貨膨脹影響的年限縮短，那么這種影響給人的印象可能就不是很深刻，溫和的通貨膨脹總是以比較不易為人們察覺的形式產生重大的影響。在考察利率的時候，通貨膨脹的影響就顯得很重要。當人們把錢存入銀行時，他們將根據存款和利率得到一定的利息。舉一個例子，設想你把1 000元存入銀行，銀行每年支付你10％的利息，一年以后，你可以提取1 100元。問題是，你比一年前更富有嗎？以貨幣絕對數量來說，你確實更富有；但是要以實物來衡量，就未必——還必須知道這一年的通貨膨脹率是多少。記住，通貨膨脹是一般物價水平的上漲，它也意味著你手中的錢的實際購買力在下降。假如通貨膨脹率是10％，那就意味著在你的銀行存款增加的同時，物價也在同比例地上升，一年后，你用1 100元所能購買的東西和你在一年前用1 000元所能購買到的東西一樣多：你的生活質量維持在去年的水平。假如通貨膨脹率是15％，那表明你存款的決策還沒有把錢換成實物更英明。
所以，區分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是很有必要的，這在本書后面的分析中也是很有用的。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經濟變量都有名義與實際之分。銀行所付的利率，也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常提及的利率，準確的名稱應該是名義利率(nominal interest rate)，根據通貨膨脹調整后的利率稱為實際利率(real interest rate)。
名義利率、實際利率和通貨膨脹率的關系是：
實際利率=名義利率-通貨膨脹率
上式也可以改寫為：
名義利率=實際利率+通貨膨脹率
從長期來看，貨幣增加使通貨膨脹率和名義利率同比提高，這種關系被稱為費雪效應（Fisher effect），以紀念美國經濟學家費雪。后面還要見到這個名字。
實際利率與名義利率在多數情況下不是同步變動的。人們應該更關心實際利率，通貨膨脹率較高年份的實際利率可能低于通貨膨脹率較低年份的實際利率。注意，假如處于通貨緊縮的時期，我們可以把通貨緊縮看成是負的通貨膨脹，這樣，實際利率永遠高于名義利率，極端的時候，名義利率等于零，可是實際利率卻是正的。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的區分對人們在消費與儲蓄、投資于這種資產還是那種資產的選擇問題上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我們關于物價、CPI、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講解有很多重合的地方，說到物價上漲，可有時候我們也僅僅用CPI上升或者通貨膨脹來描述這一現象，說到物價下跌，有時候就用通貨緊縮來替代。在嚴格意義的定義上，這不一定準確，可是在一般的經濟事件爭論中以及本書所分析的范圍內，這種密切的關系能獲得支持。
一般來說，經濟學關于世界的描述有兩種類型。一種稱為實證表述（positive statements），即做出關于世界是什么樣子的描述；另一種稱為規范表述（normative statements），即做出世界應該是什么樣子的表達。很顯然，這一節可以看做是物價、CPI、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與生活關系的一個簡單的實證描述，它并沒有牽涉到價值觀問題，也沒有具體的道德評價，這是最糾纏不清的問題。在這之前，我們先來欣賞一些比較清晰的圖景：由于大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努力，小經濟學家們對物價變動的原因已經有了很好的了解。
通貨膨脹是貨幣現象：弗里德曼和貨幣主義
《被物價支配的經濟史》人民郵電出版社作者：許夢博
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法國作家圣埃克蘇佩里在他著名的童話作品《小王子》中，借小王子的口說：“猴面包樹在長大之前也是小的。”成年之后只有一米六個頭的米爾頓·弗里德曼在長大之前就更是個小不點，但幸好弗里德曼有個大嗓門，人們才不會漠視他的存在。于是在他讀小學時，老師講到成語“靜水流深”（Silent water runs deep），同學們就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淺水”。但是，“淺水”日后還要以這副大嗓門向世界講更多的話。
1912年7月31日，弗里德曼出生在美國紐約州布魯克林鎮一個貧窮的俄羅斯猶太移民家庭，他是家里4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也是惟一的男孩。后來全家移至新澤西州。全家人當時就居住在由母親經營的服裝店的樓上，父親則在紐約的曼哈頓打工。在弗里德曼晚年的回憶錄里，他還記得當年父母為明日的賬單夜不能寐的情景。弗里德曼念高中時，父親去世了，家中經濟情況更加糟糕。在1929年考入羅格斯大學后，弗里德曼就主要仰仗獎學金了。不過，猶太人善于經商的傳統在他身上也得到了體現，弗里德曼在學業之外，還當上了餐館服務員和商店的售貨員，后來經校長介紹，他還給落后學生補課賺些錢。后來他不無得意地回憶說，他對落后生補習情況的鑒定可以代替補考。
原打算成為賺大錢的精算師的弗里德曼最初修讀數學，但是不幸“掛掉”一科（也許是給別人補課占用了太多時間），于是他轉學文學，并于1932年取得文學學士的學位。這時，弗里德曼受到自己的老師（后來成為美聯儲第十任主席）亞瑟·伯恩斯的影響，燃起了追求科學系統性和經濟學精確性的熱情，于是他決定去有著全美最出色經濟學專業的芝加哥大學學習經濟學。在芝加哥的一個講座上，弗里德曼與一名叫羅斯·迪雷科特(Ross Director)的女生坐在一起，之后他們相識相愛并結為連理，從此一起歷經大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可以說，在芝加哥大學的這段時期，決定了弗里德曼此后一生的路。
畢業后，他曾為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工作，以求糊口，也曾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為武器設計、戰略及冶金實驗分析數據。經歷了一些波折，1946年他終于獲得哥倫比亞大學頒發的博士學位，隨后回到芝加哥大學教授經濟理論，期間曾再次為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貨幣在商業周期中的角色。這是他學術上的重大分水嶺。
“在黃色的樹林中分出兩條路，很遺憾我不能同時走，我選擇了人跡更少的一條，從此決定了我一生的路。”這是詩人佛羅斯特的詩句，也是弗里德曼最喜愛的警語。時光漸逝，弗里德曼對于經濟政策的看法在逐漸轉變。作為西方乃至全球經濟學界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深信政府在指導和刺激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形成了主張政府干預經濟的“凱恩斯學派”。在其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撰寫之前，凱恩斯在給友人的信件中稱，他要寫一本給經濟學家看的書——儼然經濟學家的導師。事實上，凱恩斯開創了現代意義上的宏觀經濟學，他的理論被政治家們奉為圭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二三十年里，指導著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實踐。但是，離經叛道的弗里德曼憑借自己對美國經濟的深刻體驗，清醒地看到凱恩斯主義面臨的局限和危機。他慷慨激昂地挑戰了凱恩斯的權威，盡管備受嘲弄，但是歷史證明，他笑到了最后。
弗里德曼研究發現，信奉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忽略了貨幣供應、金融政策對經濟周期及通脹的重要性。同時，弗里德曼提出了 “貨幣學派”理論，主張政府最重要的經濟職能是調節貨幣供應，除此之外則不應該對經濟進行任何干預。他信仰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的計劃，尤其是對于市場價格的管制，他認為價格在市場機制里發揮著調度資源所不可或缺的信號功能。后來他在2006年還說道：“你知道嗎？很奇怪的是為何人們仍以為是羅斯福的政策讓我們脫離了經濟大蕭條。當時的問題是，你有一堆失業的機器和失業的人民，你怎么能靠成立產業壟斷集團和提升價格及工資來解決他們的問題呢？”在芝加哥大學，弗里德曼成立了貨幣及銀行研究小組。在經濟史論家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的協助下，他發表了巨著《美國貨幣史》，在此書中，他提出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其實是政府對貨幣供應管制不當所致。
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直到1976年，在任職芝加哥大學的30多年里，他盡心竭智，力倡自由主義經濟，并與同仁、徒子徒孫一起打造出如皇家馬德里足球隊般全明星陣容的“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在弗里德曼的領導下，多名芝加哥學派的成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弗里德曼也秉持所學所信，積極投身公共事務，1964年他成為共和黨總統競選候選人哥特華特以及后來的尼克松總統的經濟顧問；20世紀80年代初，弗里德曼成為了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顧問；在1979年至1990年期間，弗里德曼還是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經濟顧問。20世紀80年代，美、英兩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也證實了這個矮小老頭的理論是多么正確。里根政府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緊縮貨幣供應，在短短兩三年的時間里就使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從20世紀70年代平均每年的10％降到只有3％～4％；撒切爾夫人更全面地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觀點，不僅控制貨幣量，還積極推動私有化，使英國的市場經濟有聲有色。20世紀70年代，不堪通脹之苦的智利皮諾切特軍政府聘請了多位被稱為“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出任其政府要職，這些“芝加哥男孩”在當地大力推廣弗里德曼的自由經濟和放松管制主張，智利的通脹率很快由700％甚至1000％的高位回歸正常。但是，智利的改革也觸犯了一些階層的利益，以至于在1976年弗里德曼接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典禮上，有觀眾當眾打出橫幅抗議，會場一度混亂。弗里德曼也成為諾貝爾獎歷史上惟一沒有全票通過的獲獎者，得票數為3 ∶2。
弗里德曼的一個過人本領就是能用簡單明晰的語言闡釋復雜的經濟學理論，這使他成為學術世界和現實世界的“橋梁”。他的辯論才能也無人可及，里根總統的一個秘書舒爾茨有一句名言：“每個人都喜歡與米爾頓爭辯，尤其是當他本人不在場的時候。”弗里德曼也說，惟一敢和他辯論的人，是他的妻子羅斯。
弗里德曼亦師亦友的張五常曾在《背影》一文中深情回憶一次送別的情形：“那時晨光熹微，霧相當大，但太陽的光還是穿霧而過……在霧中淡淡的陽光下看到他們夫婦的背影，那短短的身材仿佛變得越來越高。”
弗里德曼去世后，羅斯傷感地說：“除了時間之外，我什么都沒有了。”他們曾經擁有過20世紀的后半葉，以后他們也會被長久地記起。這個小個子是經濟學界的北斗星，他指引了這個世界的方向。
貨幣主義（monetarism）
1976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弗里德曼，以表彰他在 “消費分析、貨幣理論以及對經濟穩定政策復雜性的論證”方面所作的貢獻。弗里德曼的工作影響深遠，從者甚眾，以至于事實上他創建了一個經濟學門派——貨幣主義（或稱貨幣學派）。芝加哥學派也奉弗里德曼為領軍人物，但這個學派主要是以經濟學研究的方法以及經濟學家們對市場機制的信仰相近為紐帶聯系在一起的，而貨幣主義籠絡的多是在經濟學的某一個領域具有共同興趣和共同研究的經濟學家。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來說，在金庸的武俠作品《笑傲江湖》中，衡山派大佬劉正風和魔教左使曲洋分別歸屬不同的門派，但是出于對音樂的共同興趣，二者在一起卻又能琴蕭相和，賦得一曲“笑傲江湖”，這個音樂組合就有點像貨幣主義經濟學派。
20世紀60年代以前，凱恩斯主義是宏觀經濟學的正統觀點，而凱恩斯主義則重視財政政策的作用，稅收成為調節經濟運行的主要手段。貨幣主義者指責凱恩斯主義的信徒，認為他們的方法忽視了貨幣的作用，貨幣主義者甚至認為，貨幣應該在宏觀經濟學舞臺上占據中心位置。其實，對貨幣的重視在凱恩斯之前的一些古典經濟學家那里就有體現，他們也曾提出明確的論斷，這些理論被稱為貨幣數量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一種關于物價如何決定以及解釋它為什么一直在變的理論。1752年，蘇格蘭學者大衛·休謨（David Hume）在《政治論叢》一書中就論述了美洲大陸發現金礦所導致的金銀增加和物價上漲的情況。他認為一切商品的價格都是由商品與貨幣的比例決定的，任何一方的變動都會引起物價的漲落。后來，美國經濟學家、耶魯大學教授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在其1911年出版的《貨幣購買力》一書中，對古典貨幣數量論作了清晰的闡述。其理論主要反映在他的交易方程式中。費雪交易方程式是：
MV=PQ
其中，M表示給定年份中流通的貨幣量，V表示給定年份貨幣的流通速度，P表示一般物價水平，Q表示給定年份的商品交易總量。費雪認為V和Q在一定時期內都是比較穩定的，上式中P是惟一完全被動的因素，于是，上式也可表示為：
P=MVQ
可以看出，物價水平隨著貨幣數量的變化而成正比地變化。實際上，貨幣供給變動對所有的經濟變量只是在名義上產生影響，實際量不變。例如，貨幣量翻番，生產、就業、實際工資和實際利率都不會發生改變。這種貨幣量的變動對實際變量無關的特性在經濟學中被稱為貨幣中性（monetary neutrality）。
但是凱恩斯并不同意把Q和V看成是恒定的，貨幣數量論也逐漸失去了經濟學家們的尊敬。但是，1956年，弗里德曼發表了論文《貨幣數量論——一種重新表述》，在繼承古典貨幣數量論的基礎上，他提出了現代貨幣數量論。之后，他又陸續寫出了很多論文和著作，他強調貨幣的重要作用，主張采取控制貨幣數量的金融政策以消除通貨膨脹，保持經濟的正常發展，這些理論和政策主張終于形成了貨幣主義，從此，在宏觀經濟學里，終于有了一套嚴謹的可以與凱恩斯主義分庭抗禮的理論。
對于弗里德曼在現代貨幣主義形成中的貢獻，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觀察。
1現代貨幣數量論
弗里德曼認為，貨幣數量理論是關于貨幣需求的理論，他建立了自己的貨幣需求函數，這是一個穩定的函數，其實際經濟含義是，人們經常自愿在身邊貯存的貨幣數量與其決定變量之間存在著一種穩定的關系。弗里德曼在1963年出版的《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中估算出兩個經驗數據。其一是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為-015，即利率增(減)1％，人們對貨幣的需求量減少(增加)015％，于是他認為利率的變化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另一個數據是貨幣的收入彈性為18，即人們的收入增(減) 1％，對貨幣的需求量增(減)18％。弗里德曼在突出強調貨幣需求函數是穩定的函數后，便把矛頭對準貨幣供應，并在貨幣供應量與名義國民收入之間建立起了一種確定的可以作出理論預測的因果關系。他認為，在短期內，貨幣供應量的變化主要影響產量，部分影響物價，但在長期內，產出量完全是由非貨幣因素決定的，貨幣供應只決定物價水平，用弗里德曼自己的話說就是：“增加的這些紙張并沒有改變這個社會的基本情況。他們（貨幣發行者）沒有創造出更多的生產力，沒有改變人們的偏好。他們既沒有改變表面上的也沒有改變事實上的消費者希望用一個商品替代另一個商品的速度，或者說，他們也沒有改變生產者意欲在生產中用一個商品替代另一個商品的速度。”
2通貨膨脹理論
根據以上觀點，弗里德曼認為：“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只是一種貨幣現象，即在一定意義上，通貨膨脹是而且也只能是貨幣數量的急劇增加引發的，不是由于產量的增長所致。”盡管他也承認，“許多現象都能引起通貨膨脹的暫時性波動”，但是，“只有在影響到貨幣增長的情況下，這些現象才能對通貨膨脹產生持續性的影響”。
而對引發貨幣量超速增長的原因，弗里德曼認為，這在于政府開支的迅速增長、政府推動充分就業的政策以及中央銀行實行錯誤的貨幣政策，引起貨幣增長的原因可能林林總總，但是“這些結論只能是對通貨膨脹產生原因及應對方法的初始答案”。（關于過多貨幣增長的深層次原因的討論將放在下一節進行。）
在通貨膨脹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上，弗里德曼有兩個結論。第一，他認為經濟發展過程中并不必然會發生通貨膨脹。他認為，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對一些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會增加，它們的價格也會上升，但是只要貨幣量不增加，那么改變的將只是各種商品和服務之間的相對價格，一般物價水平不會上漲。第二，通貨膨脹不會促進經濟發展。經濟的發展由物質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源以及科技水平等決定，而長期來看，貨幣只表現出中性。
弗里德曼也給出了治理通貨膨脹的政策主張。他認為，要抑制通貨膨脹，就要減少中央銀行的貨幣量或降低貨幣量的增長率，這就要采取控制貨幣增長率的政策。他主張應使貨幣供應量每年按照固定的比例增長，使其和實際經濟增長率相適應，如此就不會引起物價的大幅度波動，而只使物價緩慢而長期地變動，后者不會影響經濟的穩定發展。這就是宏觀經濟學中著名的“單一規則”。更明確地說，所謂“單一規則”，就是公開宣布并長期采用一個固定不變的貨幣供應增長率。弗里德曼認為，這不僅是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最佳選擇，也應該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基本規則。
貨幣主義有自己鮮明的特色。他們特別重視貨幣理論的研究，從現代貨幣數量學說出發，把貨幣推到極端重要的地位，并認為當代一切經濟活動都離不開貨幣信用形式，一切經濟政策和調節手段都要借助貨幣量的變動（擴張或收縮）來發揮作用。由于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取決于貨幣當局的行為，因此貨幣當局就能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來調節整個經濟。芝加哥學派傳統上認為“貨幣是重要的（money matters）”，而到了弗里德曼等現代貨幣主義者口里，這句話就變成了“只有貨幣是重要的（only money matters）”。
貨幣主義堅持經濟自由主義，反對國家過多干預經濟。他們認為，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機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自由市場和競爭是資源和收入合理分配的最有效方法，是導致個人和社會最大福利的最佳途徑，如果政府干預經濟，就將破壞市場機制的作用，阻礙經濟發展，甚至造成或加劇經濟的動亂。因此，他們旗幟鮮明地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特別是反對戰后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他們甚至主張把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減低到為自由市場經濟能自如地活動提供一個穩定的支架，這就需要政府有效地將貨幣供應的增長控制在既適度又穩定的水平上，方法是實行“單一規則”，即固定貨幣供應增長率的貨幣政策。除此以外，不應該也用不著對經濟多加干預。
弗里德曼復興了古典貨幣數量論，并賦予這套理論以更多內容和現代意義。貨幣主義認為，貨幣供給量的變動和物價變動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通貨膨脹主要是一種貨幣現象；貨幣供應量過快增長大多是由政府造成的；通貨膨脹不能促進甚至有礙于經濟發展；只要實行“單一規則”就能避免通貨膨脹的發生。弗里德曼給出了關于物價變動的一套清晰圖景，我國曾有經濟學家直呼“弗里德曼窺見了上帝的秘密”，盡管有些感情過用之嫌，但是弗里德曼的工作確實獲得了當今世界上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支持。但是，在他《最適貨幣數量》（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一書的前言中，弗里德曼還是很謹慎地說：“貨幣理論就像一座日本式花園。花園的整體美來自于花園的多樣性；表面的簡單之中隱藏著復雜的實體；厚重的景觀疊化在表象之下。如果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觀察，如果從容但深入地進行研究，我們就能充分領會這兩個方面的妙處。簡單與復雜兩個方面都有一些可以獨立于整體之外、讓人欣賞的東西，但是，即使對這些東西有了充分的認識，也只不過是對整體的部分了解罷了。”
在對未知的論斷方面，弗里德曼又也許是對的。自從貨幣主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誕生以來，通貨膨脹不僅沒有被抑制，反而在全球各地蔓延。其原因在于，在有人厭惡通貨膨脹的同時又有人喜歡它，而不幸的是，被人既愛又恨的東西一般都會比較恒久地存在。
一個補充：現代貨幣調節機制
中央銀行（central bank）是世界各國監督其銀行體系并控制經濟中貨幣量的機構。通行的各國中央銀行調節流通中貨幣量的工具主要有以下幾種。
1公開市場活動
公開市場活動（open-market operations）指中央銀行向公眾買賣債券的活動，之所以這樣稱呼它是因為這些業務均發生在債券的“公開市場”中。這是中央銀行用來改變現代經濟中貨幣量的標準方法，因為它很容易操作，幾乎在任何一天都能進行。
資產負債表總是平衡的，公開市場活動會使央行的資產和負債發生等量的變化。如果央行購買了價值一億元的債券，那么它就要向經濟中投放一億元的貨幣；反之，央行賣出價值一億元的債券，那么央行就回收一億元的貨幣。這些投放或回收的貨幣將會產生比其本身更大的影響。
2法定準備金
法定準備金（reserve requirements）是央行規定的商業銀行根據其存款應該持有的最低準備金，法定準備金占銀行全部存款的比率即為法定準備金率。商業銀行在吸收存款后，一般從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用于準備金，剩余部分才用于放款。這樣做最初是為了降低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保護存款人的存款安全；以后，中央銀行逐漸把它作為控制信用規模和貨幣供給的貨幣政策工具。在通貨膨脹時期，中央銀行為了控制貨幣的過度擴張，可以提高法定準備金率，這將使流通中的貨幣量減少。
由于頻繁改變法定準備金率會干擾銀行的正常業務，所以這個方法并不為央行經常使用。
3貼現率
第三種工具是貼現率（discount rate），即央行向商業銀行發放貸款的利率。當商業銀行準備金太少以至于達不到法定準備金數額的時候，就會向央行貸款，央行向商業銀行發放這種貸款的時候，進入流通中的貨幣量就會增加。央行可通過改變貼現率而改變貨幣的供給量。例如，貼現率降低，商業銀行就會向中央銀行借貸更多，使經濟中的貨幣量增加。
由中央銀行供給的貨幣被稱為基礎貨幣（money base），又被稱為高能貨幣（high-powered money），它包括商業銀行存入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包括法定準備金和超額準備金），也包括社會公眾持有的現金。基礎貨幣通過現代的銀行制度能使流通中的貨幣量以比其本身更大的程度發生變化，即中央銀行每發行一單位基礎貨幣，經濟中新增加的貨幣量大于1，這個比例稱為貨幣乘數（money multiplier）。
通貨膨脹的是與非
在20世紀80年代通貨膨脹率很高時，以色列有這樣一個笑話：“出租車為什么比公交車更受歡迎呢？因為乘坐公交車要在上車時付費，而乘出租車在下車時付費。”盡管是一則笑話，可是在通貨膨脹足夠高的時候，這種被扭曲的出行方式就可能會成為普遍的現實。
即使很低的通貨膨脹也能成為大問題，因此，通貨膨脹才會被人們廣泛討論。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一項研究發現，“通貨膨脹”是美國報紙最常用的詞語。下面我們將考察通貨膨脹給經濟生活造成的影響以及它成為一種經濟“頑疾”的原因。
通脹的成本
《被物價支配的經濟史》人民郵電出版社作者：許夢博
經濟學家們總結出了幾種通貨膨脹的成本。
第一種被稱為“皮鞋成本”（shoe leather cost），它是指人們為減少貨幣持有量所付出的成本。通貨膨脹侵蝕了錢包中貨幣的實際價值，所以你一般會通過減少持有貨幣來避免這種損失。你可能會更多地跑去銀行，把現金放入有利息的賬戶中，當然，你也可能不去銀行，而把更多的錢變換為實物。在這些過程中，你磨損了你的鞋底，這就是皮鞋成本的最初來源。可是，更重要的成本是你在這個過程中犧牲了時間和精力，這原本會使你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初看起來皮鞋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高通貨膨脹時，這將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據統計，通貨膨脹每高出正常值一個百分點，帶來的不方便造成的成本約為GDP的005％。同時你也不要忘記，這僅僅是我們提到的第一種成本。
第二種稱為“菜單成本”（menu cost），這個詞來自餐館印刷新菜單所花費的成本。菜單成本包括印刷新清單和目錄的成本，把這些新的價格表送給中間商和顧客的成本，為新價格做廣告的成本，以及由于改變價格對市場影響的不確定造成的風險成本，甚至包括處理顧客對新價格抱怨的成本。一般來說，企業一年調整一次價格是比較適宜的舉措，可是在高通貨膨脹使企業成本迅速增加時，一年調整一次就會不太現實。企業為與經濟中其他競爭者的物價保持一致需要付出菜單成本。
第三個問題是通貨膨脹往往造成資源配置失誤。市場經濟依靠價格機制來配置資源，消費者通過比較各種商品和服務的質量和相對價格來決定其消費，生產者據此制定其生產決策。但是，若發生通貨膨脹，人們往往沒有足夠的時間與能力來判斷是絕對價格的上升還是相對價格的上漲，這樣，其消費決策就做不到最優，因而，生產者也會根據錯誤的判斷進行不當的生產，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
通貨膨脹造成的第四個問題是引起稅收扭曲。現實中，稅制一般在一定的時期是固定的，而通貨膨脹卻在無聲無息地發生變化。前面我們講過的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的區別，銀行付給儲戶的利息是名義利息，在通貨膨脹的時候，它低于實際利息。但是，利息稅卻是按照名義利息來扣除的，這將使儲戶多納稅。
還舉以前的例子。設想你把1 000元存入銀行，銀行每年支付你10％的利息，通貨膨脹率是5％，利息稅率是50％，那么一年后你獲得的利息將是：
1 000×10％×（1-50％）=50元
這樣，名義利率為5％，實際利率卻還要減去通貨膨脹率，即：
5％-5％=0
現在考慮另外一種情形，你把1 000元存入銀行，銀行每年支付你5％的利息，通貨膨脹率是0，利息稅率是50％，那么一年后你獲得的利息將是：
1 000×5％×（1-50％）=25元
因為沒有通貨膨脹，所以最終你的實際利率是25％。
由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通貨膨脹傾向于增加人們收入的稅收負擔。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辦法是使稅制指數化（indexing），即把稅規同物價指數聯系起來，以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但是這個方法也因為操作復雜而難以實行。
第五個問題是不穩定和不可預測的通貨膨脹給企業造成了不確定的前景，從而使它們減少投資活動，減少的投資則又會降低經濟發展速度。有資料估計，把通貨膨脹從10％降低到5％將會使生產率每年大約增加0.2％。
通貨膨脹的下一個問題最為人詬病，那就是它造成任意的大規模的財富再分配。我們先來看一個例子。假設李三以7％的利率從銀行貸款2萬元用于上大學，10年后貸款到期，以復利計算，李三欠銀行4萬元。這筆錢的實際價值取決于這10年的通貨膨脹率。如果李三幸運，經濟發生很高的通貨膨脹，工資上升得很快，那么李三到時只需自己的一點工資就能還完這筆債務。但是，若發生了嚴重的通貨緊縮，李三將會發現，還完這筆錢困難重重。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造成在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的財富再分配規模之大，常人難以想像。據美國普度大學經濟學家唐·帕爾伯格（Don Parlberg）計算，僅1988年一年美國債權人的收入就減少了2 590億美元，而1984年美國慈善捐贈的總額不過是1 540億美元，帕爾伯格直稱通貨膨脹是“這個世界上最慷慨的施舍者”。有人無緣無故地失去，同時有人無緣無故地獲得，這樣的世界不應是個理想的世界。
上面指出的通貨膨脹引起的問題，有些看起來很小，但是它們加在一起，就會變成巨大的社會問題。更可怕的是我們沒有詳細考察的惡性通貨膨脹，那種情況下，政治的動蕩甚至朝代的更迭都會發生。
通貨膨脹為何如此流行
《被物價支配的經濟史》人民郵電出版社作者：許夢博
1911年，歐文·費雪在評價通貨膨脹的歷史時寫道：“不兌換紙幣對于使用它的國家來說始終是一種災難。”他指責的是濫發紙幣造成的普遍的通貨膨脹現象。我們在前面看到了通貨膨脹的種種不是，在更前面我們也知道了貨幣主義控制通貨膨脹的主張，但是通貨膨脹依然難以醫治。自從金屬本位從世界范圍內消失后的20世紀30年代，物價基本處于持續上升的態勢。據統計，美國最后一次通貨膨脹為負（即通貨緊縮）是在1955年，當時的通貨膨脹率是-0.3％。這也是我們一直重點討論通貨膨脹而相對忽視通貨緊縮的原因。
唐·帕爾伯格說：“抑制通貨膨脹的最大障礙在于：大致說來，人們私心里還是喜愛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在長期內呈現中性，就像弗里德曼說過的，發行的紙幣本身并不創造生產力。但是貨幣中性的原理并不意味著貨幣政策不能應用于調節經濟。支持適度的通貨膨脹的人認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能夠使經濟從衰退中較快地走出來。這主要是通過一種被經濟學家稱為貨幣幻覺（money illusion）——指人們只是對貨幣的名義價值作出反應，而忽視其實際購買力變化的一種心理錯覺——產生的作用。當經濟中流通的貨幣量增加時，人們的名義收入也會增加，由于貨幣幻覺，他們把名義收入的增加當做實際收入的增加，從而一方面增加工作量，一方面擴大消費；而企業也暫時分不清名義價格和相對價格，從而擴大生產。這樣，總地來看，經濟就會較快地發展。但是，貨幣政策作用于經濟的時間是非常短的。弗里德曼認為，貨幣增長率的變化導致名義收入的增長變化在6～9個月后，在12～18個月后就會引起價格的變化。之后美國的一些經濟學家運用一些大規模計量經濟學模型得出結論認為，貨幣在短期內對產出有很強的影響，但是在4年后大部分影響都會消失，那時，更高水平的貨幣量大部分體現在更高的價格水平上，而不是更高的產出水平。因此，通貨膨脹初期又被人形容為“帶甜味的毒藥”。
通貨膨脹得以流行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在政治上所產生的影響。通貨膨脹在短期內可以促進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這時，失業率也會降低。事實上，宏觀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命題就是失業與通貨膨脹存在一種交替關系的曲線,通貨膨脹高時，失業率低，通貨膨脹低時，失業率高，這一關系被命名為菲利普斯曲線（Philips Curve），以紀念于1958年在《1861—1957年英國失業和貨幣工資變動率之間的關系》一文中最先提出這一理論的英國經濟學家菲利普斯。政府在面臨高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的抉擇時，很多時候會選擇規避后者，因為通貨膨脹的危害可能是溫和的、隱蔽的，而高失業率會使政府失去民心。20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加拿大央行行長約翰·克羅稱他的目標是零通貨膨脹，這為加拿大政府所不喜，之后就不讓他干了。另據有關資料統計，在美國1828—1984年的42次總統選舉中，有24次發生在物價高企或者上升期，在這24次選舉中，執政黨19次保住了政權。這非常有意思，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一般民眾對失業的恐懼要大于對通貨膨脹的恐懼。這也使得政治家經常為了自己的利益做一些短期文章、打快拳。
政府喜愛通貨膨脹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通貨膨脹能給政府創造收入！這種收入稱為鑄幣稅（seigniorage），是政府通過印發貨幣取得的收入，它有兩個來源。首先，政府可以直接通過增發紙幣獲得收入；其次，正如我們上面講過的，通貨膨脹傾向于增加人們的納稅負擔。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每年的鑄幣稅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大約為3％。這是一個十分巨大的數額。
多收稅對政府有什么好處呢？很顯然，多收稅可以多做事，而多做事往往被認為是（很多時候是誤認為）多做了好事。而被稱為公共選擇學派（public choice theory）的經濟學家們認為，政治家、官僚以及公務員等都是理性人，他們從事活動的最高追求就是在一定條件下獲得最高的福利。政府更多的收入可以使他們從事更多的活動，如進行更多的公共建設、更多的轉移支付等，有時候他們做得過多以至于他們事實上在做的只是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可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獲得了心理上的滿足感，讓他們覺得自己掌握權力、自己很重要。很多時候，他們也會將這些收入直接用于改善自己的福利，如更豪華的辦公條件、更排場的座車等等。我國政府也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所以進行了多次政府機構改革。但是小政府的實現仍然是一個遙遠的目標。政府過多的活動需要消耗更多的資金，往往造成巨額的財政赤字。彌補這些赤字的辦法有多種，可是沒有一件比通過發行貨幣獲得鑄幣稅來得方便。在普通民眾不知不覺地承受通貨膨脹損失的時候，卻有人在偷著樂。
弗里德曼又一次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的總結：“用增加貨幣量的方法資助政府開支，通常對于總統和國會議員，從政治上說，這是最富有吸引力的辦法。他們能借此增加政府開支，并給他們的支持者和選民們一些甜頭，而且他們無需為了這筆開支而征收新的賦稅，也無需為此向公眾借款。”一般來說，政府和政府官員總是不太高的通貨膨脹的受益者，而通貨膨脹引起的問題又是如此之多之大，所以很多人都希望剝奪政府官員管理貨幣政策的權力。他們希望中央銀行有足夠的獨立性。例如，美國的中央銀行——美國聯邦儲備體系的主席和理事雖然由總統提名并經參議院批準任命，但是聯邦儲備體系的預算卻不受美國國會的控制。這樣，美國人希望，美聯儲能夠少受政府的壓力。很多研究也證實，中央銀行獨立性較高的國家往往有相對較低的通貨膨脹。
全球化時代的通脹問題
《被物價支配的經濟史》人民郵電出版社作者：許夢博
沒有人是自成一體、與世隔絕的孤島，
每一個人都是廣袤大陸的一部分。
如果海浪沖掉了一塊巖石，
歐洲就減少。
如同一個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領地失掉一塊。
每個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傷，
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
所以，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
它就為你而鳴！
——約翰·多恩
再沒有英國詩人約翰·多恩（John Donne）的這首詩更能表達出全球化時代人們之間榮辱與共、生死與共的密切關系了。上面關于物價變動的討論是以一個封閉經濟（closed economy）為既定對象的，這個經濟不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生貿易、資本聯系。這是非常不現實的。現在，基本上各國都和其他國家發生巨額的交易，它們被稱為開放經濟（open economy）。一方面，通貨膨脹成為一種世界現象，各國幾乎都不能幸免；另一方面，各國通過貿易、投資等方式密切聯系，一國的物價變動很容易通過種種渠道影響到其他國家的物價水平，使大家面對同一問題。
物價變動在各國之間的傳遞依據一個簡單的道理：人們傾向于購買更便宜的物品。如果甲國的物品比乙國的昂貴，則人們對甲國物品的購買就會下降；相反，如果甲國的物品比乙國的便宜，人們就會減少對乙國物品的需求。這里的“人們”，對甲國的居民和乙國的居民都適用。
我們可以假設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同時假設美元和人民幣的比值是固定的，譬如中國政府規定1美元能換取7元人民幣。現在，美國聯邦儲備局發行了更多的貨幣，按照我們已經知道的經濟學原理，這將使美國的物價上漲。舉例來說，原來一美元能夠購買兩單位的美國物品或者兩單位的相同的中國物品，現在只能購買一單位的美國物品。而這時，美國人手中的美元卻依然值7元人民幣，如果他們用美元購買中國物品，還像原來一樣，能獲得兩單位的中國物品。也就是說，美國人購買本國的產品沒有購買中國產品獲得的利益多，所以美國將進口更多的中國產品，同時有更多的美元進入中國。我們再來看看美元流入中國的后果。美國國內的貨幣更少了，依然根據前面的經濟學原理，這將使美國的物價下降，通貨膨脹減輕；與此同時，中國的物價將要上升。
在開放經濟中，中央銀行實際上持有兩種類型的資產，一種是國內債券，另外一種就是外匯儲備（foreign-exchange reserve），它是一國政府保有的以外幣表示的債權。美元流入中國后，中國外匯儲備增加，同時為使資產負債表平衡，中國人民銀行就要增加相應量的基礎貨幣，也就是說，現在中國經濟中的貨幣量增加了。過多的人民幣發行將造成中國的通貨膨脹，物價上升在所難免。
當全球各國都發行過多貨幣的時候，就會造成全球性的通貨膨脹局面。全球通脹的根本解決方法在于各國控制貨幣量的增長。但這又是何其困難！某一國雖然可以單獨地控制貨幣量的增長，但是外國的通脹卻可能傳輸進本國，以至于抵消本國治理通脹的努力，而控制貨幣發行有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引發本國經濟的衰退，這種局面是本國政府和人民都不愿見到的。
在全球化的框架下，貨幣政策的外部效應日益明顯，某個國家如果采取措施抑制通脹，其自身的經濟增長就會下降，但同時卻有利于降低其他經濟體的通脹。基于這種溢出效應的考量，各國央行都不愿單方面率先采取緊縮貨幣政策，而希望各國都負起相應的責任。詩歌也許能給我們心靈以啟迪，但是智慧、勇氣和行動才是我們擺脫人類困境的關鍵，而這恰恰正是大家都缺少的。
附：我們是誰，我們不是誰
《被物價支配的經濟史》人民郵電出版社作者：許夢博
閱讀本章之前，我們都是米蘭的小鐵匠，而現在則是經受了一些經濟學熏陶的小鐵匠。我們知道了衡量生活費用的指標，明白了通貨膨脹的概念，了解了通貨膨脹的是非；還記住了弗里德曼的名字，通過他，我們最終看清，物價變動的根源在于政府過多地發行了貨幣；之后，我們還看到一國物價變動對另一國物價變動的影響。這些關于物價的基本經濟學知識，有助于我們看懂報紙上的財經新聞，也有助于我們對經濟事件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更重要的是，這些知識有助于我們在某些時候作出恰當的經濟選擇。也許我們不希望成為經濟學家，可是生活卻在促使我們學習更多的經濟學。
我們在這一章的開頭嘲笑了經濟學家，經濟學家們也知道自己的局限。1999年“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AMundell）在其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典禮致辭時率性不羈地唱了一首名為《痛苦與歡樂》的歌曲：“你認為我做了很多嗎？可我要羞答答地唱道，不，我沒有，我只是走自己的路！”希望我們的讀者可以更深刻地知道自己對已經存在的海量知識知之不多，并生出多多獵取之心。
在寫作這一章的時候，我們時刻記得弗里德曼對經濟學的描述：“這是一門迷人的學問。而最令人著迷之處在于，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以至于你只要一張紙就能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但是，我們確定無疑地知道自己做得不夠完美。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說：“假如一位畫家只有紅色的顏料，那么他的畫將只有紅色的色調。”歌德也說過：“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長青。”我們自認為第一章的理論單調，所以下一章我們會盡可能多地用彩色的畫筆描繪更豐富的生活圖景。述往事，思來者。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
生命的真意義，要在歷史上獲得，歷史的規律性，有時在短時間內不能看清，而須在長時間內大開眼界，才看得出來。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萬歷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
我看到的是一出由偉大文化組成的戲劇，其中每一種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從它土生的土壤中勃興起來，都在它的整個生活期中堅實地和那片土壤聯系著；每一種文化都把自己的影響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類身上；每一種文化各有各的觀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情感，以及自己的死亡。
——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
我們在這一章給讀者講述關于物價變動的幾段歷史，在時間上可能相隔千年，在空間上有的相隔萬里，但是它們描繪出的人類面臨的困境，以及在這些困境中人類承受的苦難和付出的努力卻是一致的。
我們將盡可能描繪出“戲劇”的畫面，同時能讓讀者體會到歷史背后或有的規律。
羅馬帝國：3個世紀的通貨膨脹
《被物價支配的經濟史》人民郵電出版社作者：許夢博
公元166年，在中國是東漢延憙九年，當時在洛陽德陽殿端坐的乃是桓帝劉志。忽一日，侍臣上報，有西域更西之國大秦使者來朝獻禮。桓帝自認為德澤四方，蠻夷不遠萬里入朝受化，于是大喜接見。大秦使者是其國國王安敦所派，帶來象牙、犀角、玳瑁等奇珍異寶。桓帝亦命搜羅國中奇寶回贈。這段見于《后漢書》中的記載，乃是我國歷史中關于歐洲國家使者來訪中國的最早記錄。自此，中西海道開通，這條海道被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其實早在公元97年，即漢和帝永元九年，東漢外交家，當時經營西域的都護班超即遣使甘英西訪大秦。甘英來到條支（在今伊拉克境內），“臨大海（指波斯灣），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赍（帶）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后漢書·西域傳》）安息國是漢朝與大秦交易的中轉點，將漢朝的絲和絲織品與大秦交易，從中獲取壟斷的暴利。也許是考慮到若漢朝直接開通了與大秦的商路會損害其壟斷利益，于是安息人沒有向甘英提供更直接的經敘利亞的陸路，而是備陳渡海的艱難，使甘英在西海卻步返還，最終未能到達大秦。
當時，東漢已是國勢衰微。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劉備和諸葛亮直接就把國運不昌的原因加在漢桓帝身上。盛衰無常，這國勢衰敗的命運很快也將降臨到萬里迢迢遣使來漢的大秦國——大陸西頭的另一個偉大國度，只是，這個國家衰敗的原因更加復雜，本節將對此有所交代，而其中的物價問題，乃敘述的重點所在。
中國古書中所言的大秦，就是羅馬帝國（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它的正式名稱是元老院與羅馬人民，理論上是共和制，實際上是一個君主制的專制政體。通常所言的古羅馬是指公元前9世紀在意大利半島中部興起的文明，歷經羅馬王政時代、羅馬共和國，在公元1世紀前后擴張為橫跨歐、亞、非的龐大帝國。羅馬帝國可以用來表示所有在羅馬統治之下的土地。全盛時期，羅馬帝國總共控制了大約59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估計在5 500萬到12億，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國家之一。羅馬帝國一般被分為前期帝國（公元前27年—公元192年）和后期帝國（公元193年—公元476年）兩個階段。前期帝國時期社會相對穩定，經濟空前繁榮。公元192年，安東尼王朝最后一位皇帝被殺，羅馬出現了近百年的混亂時期。始于安東尼王朝后期的社會、經濟和軍事危機，在公元3世紀達到空前規模，以致一些史學家又劃出一個世紀的危機時期(公元193年—284年)。這一時期，戰亂頻仍，皇帝更迭頻繁，奴隸和隸農的起義遍及各地，對統治階層的統治造成很大的威脅。
在關于羅馬帝國的研究和挖掘中，政治、軍事、文化一直是激動人心的領域。歷史學家專注于政治史、軍事史和社會史的主題，自古皆然，而價格史，盡管對于普通人的生活極其重要，卻受到有意無意的忽略。事實上，人類歷史的各個方面都是相互聯系的，考察價格史對于羅馬帝國的興衰有獨到的貢獻。英國著名學者瓊斯（AHMJones）充分認識到這個道理，在其細致的工作下，羅馬帝國價格變化的碎片得到修整，并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注意。
據瓊斯的工作結果，從公元138年到公元301年，羅馬軍人的服裝價格上漲了166倍，自2世紀中葉到3世紀末，小麥的價格上漲了200倍，按照復利計算，這段時間的物價上漲率每年在5％～6％。因為羅馬帝國時期，農產品是生活資料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可以認為小麥價格的上漲即標志著CPI在上漲，它也意味著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人類歷史上有記載的最早的通貨膨脹發生了。
這次通貨膨脹，無論如何也不能歸罪于紙幣，因為紙幣要到其后1 000年才出現，羅馬帝國當時實行的是金屬貨幣制度，包括金、銀、銅和青銅。這次通貨膨脹的罪魁禍首在于這些貨幣成色的下降——在金屬貨幣時期，這應該是一個慣常的現象。
在第一章我們知道，政府發行過量的紙幣，能夠獲得數額不菲的收入——鑄幣稅。但是在金屬貨幣制下，流通中的貨幣自身是有價值的，它們被稱為商品貨幣，就是說，此時的貨幣本身也是一種商品，用馬克思的話說，它們是“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由于當時科學技術的限制，開采這些貴金屬的手段很落后，貴金屬的數量是比較穩定的，這致使政府不能隨意地發行貨幣并以此圖利。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羅馬帝國的統治者無法利用發行貨幣來獲得最大的利益。他們的方法很簡單，一種方法是他們發行不足值的貨幣，這種貨幣的分量比原來的輕，另一種方法是在鑄幣中加進去一些不那么貴重的金屬，譬如在金幣中添加一定量的鉛，他們同時憑借自己的權威，讓人民相信這些貨幣的價值不變。據記載，在公元1世紀含銀量達90％的迪納里厄斯（Denarrius，羅馬帝國的一種小銀幣）在戈爾蒂安皇帝統治的公元238年含銀量只有28％，而到了公元268年的喀勞秋二世時，含銀量已經下滑到只有002％。這樣，壟斷貨幣鑄造權的統治者所持有的貨幣數量就增加了，他們企圖以此來強化對帝國資源的控制。
我們知道，人民一點也不比統治者愚蠢，起碼他們懂得效仿統治者的行為。羅馬帝國的普通公民也加入了制造不足值貨幣的行列。當統治者發行一種貨幣后，他們就在貨幣的邊緣刮下一點或者用剪刀剪去一部分貴金屬，再用剩下的已經不完整的貨幣購買其他物品。這樣，一種不足值的貨幣就產生了。統治者很快發現了這個問題，于是，官方就改而發行壓印花邊或者帶有鋸齒的貨幣，硬幣的邊緣都有凸凹不平的紋道，政府想以此防止人民做什么手腳。可是人們仍然有辦法。不論是奴隸主還是平民，他們都會將擁有的鑄幣裝進口袋里，拼命地搖晃使鑄幣摩擦，以獲得一些金屑或銀屑，這樣，不足值的貨幣仍將流入市場。不過，相比于統治者的活動來說，他們的活動要對物價上漲的局面負擔的責任實在是小得多。
盡管官方規定了鑄幣的價值，但是羅馬帝國的人民很清楚鑄幣中貴金屬的真正含量。他們知道，與原來的相比，鑄幣中的貴金屬減少了，鑄幣失去了原來的價值，換取同樣數量的衣服或者小麥需要比以前更多的貨幣，也就是說，物價上漲了。
當羅馬帝國的人們在交易中發現貨幣的成色在持續地下降時，他們就將足值的金銀貨幣積存起來，而只使用那些不足值的貨幣。我們大多數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當錢包里既有新錢又有舊錢的時候，大家都愿意把舊錢花出去買東西，留下“新票”。生活在羅馬帝國的人們也有相似的心理。羅馬帝國時，人們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黃金被窖藏起來不再使用，而次貴金屬——銀、銅等逐步進入流通領域。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被命名為“格雷欣法則”。但是，金屬貨幣仍然有自身的價值，減少貨幣成色的活動依然如故，因此，物價也在一直上漲。
當經濟學家回頭看那段歷史時，認為羅馬帝國的通貨膨脹無論如何也不算很高，我們知道5％～6％的通貨膨脹率仍然是溫和型的，因而也是可以忍受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物價的持續變動仍然對羅馬帝國各個階層的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羅馬帝國的皇帝當然是受益者，但是官吏們的情況卻不大妙。據瓊斯的材料，自公元2世紀到公元3世紀，以購買力計算的高級官員的薪金已經下降到只有原來的1/8，其結果就是薪金的差額要靠別人的饋贈和賄賂才能彌補。官僚的腐敗對國家社會經濟造成的影響難以估量。但是，更糟糕的恐怕是軍隊收入的減少。士兵們的薪水大幅度下降，一年所得僅僅夠買8個星期的面包，所以他們只好依靠侵占土地自己耕作來活命，甚至，他們依靠搶掠來維持生活。人民的生活則更加悲慘。依靠諾和特拉揚信托基金（The Great Trust Fund of Nerva and Trajan）施舍的羅馬帝國城市貧苦兒童的實際所得下降到從前的2％～3％。盡管由于年代久遠，我們對于羅馬帝國人民的生活情況缺少更為詳細的了解，但是這些碎片也能夠讓我們想像到帝國面臨的危機。羅馬帝國賴以存在的基石——官僚機構和軍隊都因為物價的上升而墮落，人民也因物價的上漲而受累，這對帝國都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公元3世紀羅馬帝國的通貨膨脹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社會現象，它是更大范圍內社會變化的一部分，直接來說，它是羅馬帝國崩潰的一部分。通貨膨脹很多時候成為社會災難的替罪羊，但是通貨膨脹后面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人們對欲望的無法控制。
弗里德曼說：“自古以來，當權者——無論是國王、皇帝，還是議會——都試圖利用增加貨幣數量的辦法作為籌集戰爭所需資源的手段，或是作為建立不朽功績或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他們經常受到這種誘惑，但每當他們這樣做時，通貨膨脹就會接踵而至。”羅馬帝國，以及人類歷史上的諸多朝代，都無法擺脫這個規律。
從屋大維締造羅馬帝國開始，羅馬帝國的統治階層就熱衷于對外戰爭、擴張版圖，以獲得保持和擴大一個大帝國的榮耀。在此過程中，羅馬社會本身也發生著變化。強加給戰敗國家的賦稅和來自被占領城市的戰利品，充溢于羅馬的國庫。在個人生活中，以傳統農耕為基礎的避免鋪張浪費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也在慢慢喪失，人們效仿古希臘時期，把奢華和美好當做地位的象征。事實上，羅馬人已經清楚地意識到，帝國是一部巨大的造錢機器，創建帝國是一件極其劃算的事情。但是，前期帝國時代的大體上的和平與繁榮并沒有萬世不滅。經濟學中有一條規律就叫“效用邊際遞減”，意指人們從每單位新的物品上的獲得，會隨著物品總量的增加而下降。帝國版圖的增加，固然可以使統治者受益，但是這方面的收益在慢慢地趨小。與此同時，管理新的版圖的成本卻在不斷上升。到后帝國時期，由于內部的不穩定，羅馬帝國越來越難以對邊遠之地進行有效的管理。事實上，原來受壓迫的外族窺見了帝國的虛弱，已經在蠶食帝國的榮耀。哥特人進入愛琴海和小亞細亞、法蘭克人進入高盧、阿勒曼尼人進入北意大利、薩珊波斯的勢力也抵達卡帕多細亞，帝國已處于江河日下的局面了。維護榮耀的手段就是戰爭，戰爭在任何時代都是燒錢的活動。在增加稅收之外，更加方便的手段就是利用鑄幣壟斷權發行不足值的貨幣了。
但是，有很多學者認為，戰爭并不一定是高通貨膨脹率的原因。對外戰爭能引起愛國主義情緒的高漲，政府可以名正言順地增加稅收和通過向民眾借債集資。羅馬帝國內部的矛盾和紛爭才是通貨膨脹發生的關鍵所在，在這種情況下，征稅往往由于反對勢力的阻礙而擱置，政府也會為了收獲民心不加重稅收，而傾向于以比較隱蔽的手段獲取收入。
羅馬帝國的通貨膨脹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國內因素。與中國的歷代王朝一樣，在初建之時，羅馬帝國的統治者還能明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壓迫壓榨有所節制。但是，后來的官僚貴族地主集團就會慢慢忘記前朝的教訓，行為越來越無所顧忌，皇帝和貴族崇尚奢華，加強對帝國資源的控制。他們對奢侈生活的欲望難以得到遏制，因為在一個通過暴力壓迫產生的體制內，沒有一種力量能遏制統治階級的沖動及行為。公元211年，當時的統治者賽維魯給兩個兒子的遺言竟是：“愿你們兄弟和睦相處，讓士兵們都發財，不要管其他人。”我國古代的晉惠帝，有一天聽到臣子報告說百姓無糧可吃時，竟問：“何不食肉糜？”東西相映，可以看出統治者對于民生的漠視竟達到什么程度！
為貫徹最高統治者和貴族的意志，官僚結構逐漸膨脹，但是，他們同樣不受國家基本成員所施加的任何監督，貪婪而無效率，美國歷史學家羅斯托夫采夫在其《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中論述羅馬帝國說：“官僚體制權力至高至大，十分腐化、不誠實……賄賂公行，非法漁利習以為常；企圖采取一大套暗中偵察和官員彼此互相監督的制度來制止這些現象均屬徒勞無益。每一次增加官吏的名額，每一次擴大監督人員的隊伍，其結果都只是增添了靠賄賂貪污為生的人數……凡是一種官僚體制，如果不受人民所掌握的充分權力的制裁，它都注定了會腐化無能。”
對于廣大的羅馬農民和隸農，羅馬帝國政府用賦稅，羅馬官吏用貪污，羅馬地主用地租進行壓榨，而且賦稅越來越重，貪污越來越兇，地租越來越多。對于城市里的手工業主和商人，羅馬帝國政府和官吏同樣不會放過，極力敲詐勒索。這樣，羅馬人民普遍地心情沮喪，一種消極服從的思潮傳遍了羅馬，因為多生產一點，國家就會多拿走一點，那又何必賣力勞動呢？商業衰落了，不僅是因為海盜和蠻族入侵的結果，更是因為沒有消費者，而且如果有人想置買船只和車輛從事商業，那就必須為國家服役，而只能得到很少的報酬；手工業的情況和商業差不多，大部分手工業產品都要靠國家訂貨，國家規定的價格很低，而且官員們還要從中賺上一筆；農民們日益貧困，生產水平下降；城市里則物價上漲、貨幣貶值。羅馬百姓們越來越對生產失去了熱情和積極性，從而使得整體生產水平下降，社會趨于貧困；面對壓榨所得的財富減少的現實，官僚貴族集團不僅不減輕壓榨力度，從而提高百姓的生產積極性，反而加緊搜刮。這就使得勞動群眾更加不愿工作，使整體生產水平更為下降，社會陷入貧困的惡性循環，難以走出。當時的一位演說家大聲疾呼：“該死的富人們！如果窮人真覺得不值得活下去的話，注意他們會使你們同歸于盡的。”可是統治者對此充耳不聞。
羅馬帝國有別于中國古代王朝的特點是世襲制的性質不明顯，皇帝更迭頻繁，這樣，最高統治者更沒有為后輩子孫福利考慮的心思。他們在其位則謀其利，做的都是短期的打算，這有點像流竄的土匪，到了一個地方，狠狠地燒殺搶掠一把，然后卷袖子逃走。美國當代經濟學家奧爾森即用這個想法考察了國家的起源問題。
羅馬的國民經濟逐漸凋敝，致使帝國的稅基薄弱，統治階級為了維持自身的消費水平，就只好用發行不足值鑄幣的辦法來取得收入。
在羅馬帝國的通貨膨脹過程中，也有一些為改善形勢采取的措施，其中最著名的是迪奧萊廷（Diocletian）皇帝在公元301年所頒布的凍結物價的法令。法令序言部分指責囤積居奇的奸商：“哄抬物價的罪惡罄竹難書。”法令公布了700～800種物品和服務的最高價格，其中包括小麥、棕櫚油、甘藍菜、鵝等商品的價格，甚至理發師、家庭教師等的最高工資也作了相應的規定。法令異常嚴格，觸犯法令的人將被處以死刑。但是，物價凍結后，市場陷于蕭條。農民不再出賣糧食，教師不再從事報酬過低的工作。而為了更嚴厲地執行法令，政府雇傭了更多的監督者，以至于當時有批評說：“帝國的男性公民中已經有半數榮登了政府官員的名冊。”在付出血的代價后，市場上除了恐懼之外一無所有，于是后來的一位統治者康斯坦丁大帝將該法令廢除。
“羅馬人航行在通貨膨脹的暴風驟雨中，手中卻沒有經濟學的羅盤。”帕爾伯格說。也許他想批評的是皇帝凍結物價的舉措，可是，在2000年后的現在，我們已經明白了通貨膨脹的原因，通貨膨脹仍然難以醫治。我們懷疑，即使掌握了充分的經濟學知識，羅馬帝國的統治者是否有足夠的勇氣揮去腦中大帝國的榮耀，是否能夠節制酒池肉林的生活，是否終止對遙遠東方絲綢溫柔的想像。這實在是一個難題。“你不能憎恨你的敵人，那會使你喪失理智。”縱使我們在情感上對通貨膨脹有什么抱怨，我們也要知道這后面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我們只有將矛頭對準禍根，才能真正找到獲得美好生活的途徑。
我們從一個不太為人注意的角度看到了羅馬帝國的廣大場景：行政腐敗，賦稅過重，農業衰落，帝國基石動搖，疆域萎縮，而民眾日益貧困，于是揭竿而起，所以，面對日耳曼人的侵入，昔日強大無比的羅馬帝國已無還手之力，而只能在歷史上悄然消失。美國歷史學家湯普遜論述道：“羅馬帝國生活力的逐漸衰敗，可從……國家利益高于人民利益的情況得到說明……一旦國家最高地位成為決定性的，而又能使個人利益及社會集團利益屈從的時候，它必然對民眾起著壓制的影響，并使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失掉一切興趣。但是，國家加在人民頭上的壓力，從沒有像在羅馬帝國統治下的那樣使人覺得沉重。”
他總結道：“羅馬帝國成為壓迫的象征，它在破壞它的臣民的時候，也破壞了它自己。”這是本節標題的最好注釋。
一戰之后的德國：和約的經濟后果
《被物價支配的經濟史》人民郵電出版社作者：許夢博
1919年，在教育界名人蔡元培、傅增湘的幫助下，25歲的徐悲鴻獲公費攜夫人蔣碧微赴法勤工儉學。在巴黎，他勤奮作畫，功力日進。但是經濟條件的不濟又時時困擾著他。一日，徐悲鴻從早至晚仔細觀摹法國國家美展，走出會場時，才發現外面下著大雪，而他整天未進餐，又缺少御寒的大衣，頓時感到饑寒交迫，腹痛如絞。從此患上了嚴重的腸痙攣癥。他常強迫自己忍痛作畫，現仍保存的一幅素描上便寫著：“人覽吾畫，焉知吾之為此，每至痛不支也。”那時，中國國內時局動蕩不安，留學生津貼經常中斷，徐悲鴻在巴黎的生活更加艱難。1921年夏天，眼見錢糧將要耗盡，病情卻又加重，徐悲鴻同夫人于是決議去德國繼續留學生涯——法郎在那兒更值錢。
無獨有偶。我國著名生物學家、教育家貝時璋院士1921年9月在同濟醫工專門學校醫學預科畢業，生性好學的他準備繼續學業。他的老師推薦他到德國留學。他把想法告訴父母后，對兒子的學業一向支持的父母卻也不免犯愁——家境困難，如何供得起孩子在德國的生活？但是貝時璋告訴父母，那時在德國留學所需的費用與在國內同濟醫工專門學校上學相差無幾。于是，將信將疑的父母在1921年秋天目送18歲的貝時璋駛向遙遠的德國。
無疑，1921年的徐悲鴻夫婦和貝時璋是幸運的，他們能夠在德國繼續追隨和完成自己的夢想。可是，他們的故事卻讓人不自覺地想起張愛玲的小說《傾城之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誰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
1921年的德國好像就單為了成全東方少年的夢想，把自己置于一場大的浩劫，這場浩劫又被歷史學家普遍認為給希特勒上臺準備了條件，引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更大的人間劫難。
德國的故事，我們慢慢說來。
1914年6月28日上午9時整，塞爾維亞年僅19歲的青年普林西普在薩拉熱窩刺殺了主張吞并塞爾維亞的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夫婦。這一被稱為“薩拉熱窩事件”的行動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1914年7月28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主要包括英國、法國、俄國在內的協約國與德國、奧匈帝國、意大利組成的同盟國相繼參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四年多的流血犧牲之后，同盟國戰敗。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協約國和同盟國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和平會議，史稱巴黎和會，和會最后簽署了《凡爾賽條約》。《凡爾賽條約》將發動戰爭的責任全部推給了德國，從而對德國實行條件極為嚴厲的經濟與軍事制裁。根據《凡爾賽條約》及之后成立的賠償委員會，德國失去了13％的國土和12％的人口，16％的煤產地及半數的鋼鐵工業，喪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包括德屬東非、德屬西南非、喀麥隆、多哥以及德屬新幾內亞）；德國被解除武裝，德國的陸軍被控制在10萬人以下，不準擁有空軍，海軍主力戰艦不得超過6艘，不得擁有潛艇、飛機、坦克或重炮等攻擊性武器；另外，作為戰敗國，德國還須向戰勝國賠償320億美元（按照1921年金馬克的價值，折合為1 320億馬克）的戰爭賠款，外加每年5億美元的利息，出口產品被征收26％的額外費用。
戰勝國對德國的懲罰無疑是極其嚴格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曾宣稱：“搜遍德國人的口袋也要把錢找出來。”但私下里，他承認：“我們所起草的文件（和約）將注定20年后的戰爭。當你們把這樣的條件強加在德國人民的身上時，這只能導致德國人要么不遵守條約，要么發動戰爭。”英國外相克容持相同的看法，他說：“這不會帶來和平，這只是一份為期20年的休戰書。”美國總統威爾遜看到這份協議也皺著眉說：“如果我是德國人，我想我決不會簽署這份協議。”法國人對這樣的懲罰倒是心安理得。1870—1871年，普魯士為了統一德國并爭奪歐洲大陸霸權，與法國之間爆發了普法戰爭。這場戰爭以法國大敗、普魯士大獲全勝并建立德意志帝國告終。而普法停戰的和約極其苛刻，和約規定法國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這些礦藏豐富的地區給德國，并賠款50億法郎。很多人在小學時學過都德的小說《最后一課》，它反映的就是那時法國人受德國壓迫的情景。現在法國人認為他們的作為不過是“以彼之道反施彼身”而已。
在巴黎和會上，幾乎所有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利益的爭論上，可是有一個英國人卻在觀察那些達官顯貴們的手：法國的老虎總理克列孟梭戴上黑色皮手套，終席不脫；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手相當干練，相當有力，可是總嫌遲鈍，使不出什么技巧……但是，他看不出的是這些談判席上的人事實上都有一雙生意人的手，他們緊抓德國，已經將之逼入死角。這人就是凱恩斯，他當時的身份是英國財政部首席代表。不過到了后來，他看到和平會議擬出來的條約違反他的脾性、凌辱他堅信的恕道、傷害他的專業知識的時候，就客客氣氣地呈上辭職信，回到寧靜的劍橋去，回到書房去，跟他的藏書和藏畫在一起了。他在劍橋寫出了《和約的經濟后果》一書，在經濟學界初試啼聲。
在《和約的經濟后果》里面，凱恩斯認為《巴黎和約》的內容既不明智，有些部分也不可能實行。他認為包括一切支付方式——直接轉移的財富、割讓的財產和每年的賠償——德國能夠確切支付的最大限度的數額為20億英鎊，僅僅是戰勝國要求的三分之一。若按照和會的賠償數額執行，德國的經濟生活將遭受“災難性”影響。因此，他勸說戰勝國減輕對戰敗國尤其是德國的經濟制裁。但不幸的是，“預言相對于勸說更為成功”——勸說沒有起到效果，凱恩斯擔心的事情終于發生了。
一戰中，德國為了籌措戰爭經費，除了增稅之外，主要依靠發行國家公債和紙幣，結果直接和間接地引起了通貨膨脹。1913年德國流通的銀行券和紙幣是2902億馬克，到了1918年已經增加到32936億馬克，增加了十多倍。大戰期間，一方面是工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一方面是貨幣發行量猛增，這樣必然造成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的局面。到1918年11月停戰之時，物價已經上升到戰前水平的25倍。但是戰爭結束后，物價上漲的局面不僅沒有得到控制，反而更加嚴重。第二年德國物價又上漲了3倍，此后逐步升級，到1921年11月，物價瘋狂攀升，達到戰前的40多倍。1922年后，物價更進一步以加速度上升，1923年中期，惡性通貨膨脹終于爆發，物價上漲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1921年1月一份德國報紙賣價03馬克，兩年后的賣價達到7 000萬馬克！如果以1913年的物價指數為100的話，那么1923年12月的物價指數達到了143×1012——一個天文數字！這是近代歷史上非常罕見的事件，可以與之“媲美”的只有20世紀40年代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
這么高的物價上升來自于太高的紙幣發行量。當時在德國的中央銀行——德意志銀行供職的一位官員生動地描繪了瘋狂印制鈔票的情形：“到1923年10月底，已經有30家造紙廠生產印鈔用紙。盡管德意志銀行的印鈔機器設備優良，但是它們還是不能滿足需求。在柏林和全國其他地方，有大約100家私人印刷廠開足馬力印制馬克紙幣。這些工廠雇傭了1 000名婦女在發送間清點即將外運或捆好的紙幣……1923年10月25日，德意志銀行宣布，在這一天紙幣發行量達到了120×1015馬克。但是當天的紙幣需求量卻是10×1017。”其盛況令人想起元朝統治者發行過量紙幣，然后舟車運送的情景。這時的紙幣甚至沒有它單純作為紙張這一物理實體值錢，有記載說當時有婦女甚至以這些紙幣來燒火做飯。
紙幣的過度發行僅僅是直接原因。學者們和當時的政府官員對于導致通貨膨脹發生的根本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解釋，這些原因從各個方面反映了當時德國內外交困的政治和經濟局面，它們基本上都是戰爭的后遺癥。一戰期間，德國政府發行了1 000多億馬克的戰爭公債，現在都需要償還公眾，但是戰爭極大地破壞了德國的勞動力量和經濟力量，戰勝國又對德國實行嚴格的經濟制裁，德國的生產恢復緩慢，政府能夠獲得的稅收收入有限。戰勝國要求的懲罰性戰爭賠款更是德國政府難以承擔卻又不得不履行的責任。此外，安置復員軍人，救濟即將破產的大工廠等，都極大地消耗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將沉重的財政負擔轉嫁到人民的頭上，看來已是迫不得已。其他事件也在推波助瀾。1923年1月11日，法國等以德國沒有完成先期的賠償任務為由，“相煎太急”，派專家和軍隊占領了魯爾區。當時的德國政府組織資本家縮減工業生產的規模，實行消極抵抗，而由政府向資本家撥付巨額補助金。這些千頭萬緒的事件連在一起，共同促成德國政府只能靠加速轉動紙幣印刷機的辦法籌集資金。1923年，德國財政收入的80％到90％是依靠濫發紙幣獲取的。依靠過量的紙幣發行，政府事實上注銷了自己所欠的內債，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戰勝國的要求。
通貨膨脹使政治家和工商業的巨頭們保持和鞏固了自己的權勢，但是，史無前例的通貨膨脹降臨到德國人民的頭上，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這種破壞實際上是永久性的。通貨膨脹使人們對實物抱有前所未有的熱情，商店里什么東西一上架，馬上被一搶而空。去酒吧里的顧客，一進門就會要一堆啤酒，先付錢再喝，生怕酒沒喝完，價錢已經翻番。經濟秩序蕩然無存，經濟嚴重倒退，1923年11月，德國的失業率上升到了23％，煤產量下降到戰前水平的44％。通貨膨脹還導致了極度的不公平。善于投機和消息靈通的人士在初始的時候大肆借貸，購入不動產和實體物品，再在通貨膨脹率很高的時候歸還貸款。他們所做的幾乎是一本萬利的生意，這些人成了德國的“新貴”。他們受到德國人民的憎恨，后來納粹領導人就利用了這種情緒。而廣大的中產階級，一般包括證券持有人、債權人、出租物業者、儲蓄戶以及領固定薪水的職工等，在這場通貨膨脹中幾乎傾家蕩產，變得一無所有。通貨膨脹期間，犯罪率大漲，1913—1923年間罪案數量上升了45％。整個社會籠罩著恐懼和末世的氣氛。
這樣的情形持續下去，政府就會垮臺。于是，德國政府在1923年末開始治理通貨膨脹。一種以全國地產為抵押的貨幣——新馬克被引進來替代舊馬克，它的發行受到嚴格限制，德意志銀行開始竭力塑造自己的聲譽，深受通貨膨脹之害的人民開始喜歡新馬克。1924年8月30日，政府又宣布德國馬克取代新馬克作為正式的貨幣使用。德國馬克同黃金和美元掛鉤，這樣，德國重建了自己穩定的貨幣基礎。協調德國向同盟國支付債務的“道斯計劃”也于1924年提出，美國向德國增加貸款，這樣，德國賠款的壓力顯著減小。瘋狂的通貨膨脹開始向物價、貨幣和經濟的穩定滑行。可是，這種成就是在德國的政治經濟條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的情況下取得的，所以很多學者都說這是一個奇跡。一個故事可以佐證這種看法。治理德國通貨膨脹的核心人物之一沙赫特曾在希特勒的政權里擔任經濟部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同盟國對其進行審判，但是在定罪之前，同盟國命令他寫一份報告，闡明他是如何取得穩定貨幣的成就的。
但是，故事遠未結束。就像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著名經濟學家羅賓斯說的：“它（通貨膨脹）摧毀了德國社會中堅的財富，導致了道德和經濟上的不平衡，從而為以后的災難培植了土壤。希特勒就是通貨膨脹所催生的惡果。”一戰的戰勝國對德國的懲罰給德國造成了破壞性的后果，這使驕傲的日耳曼人復仇的心理更加強烈。對內，通貨膨脹彰顯了當時的魏瑪共和國也即德意志帝國政府的無能，經過這場惡性通貨膨脹，其國內財富嚴重再分配，許多人靠不良手段集中巨額財富；同時，更多人無緣無故地遭受巨大損失，社會和政治秩序開始極度不穩定。從那時起，希特勒及其部屬放棄暴動，開始利用這種事態進行合法的活動，他們宣揚仇恨、鼓吹復仇，竟一步步獲取了大眾的支持。最終，希特勒上臺建立第三帝國，再之后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也許，人們在苦難和大動蕩中會喪失理智，這有助于理解德國人民對希特勒的選擇。可是，在這一切發生之前的很早時候，凱恩斯就認為：“使德國陷入受奴役地位達一代之久、降低數百萬生靈之生活水平以及剝奪其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之幸福，是一項令人深惡痛絕的政策——即使這種政策事實上可行，即使藉此能夠養肥我們自己。”他堅信：“在不遠的將來，事態的進展將起主導作用，歐洲當前的命運已不再掌握在任何個人的手里。來年事態的演變，不取決于政治家們處心積慮的所作所為，而取決于處于政治歷史表面以下的、不停流動的潛在趨勢，而趨勢的方向沒有人能夠預料。對于這種潛在趨勢，我們只能通過一種方式加以影響，那就是動員那些能夠改變輿論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擴大想像作用的力量。我們所必須堅持的方法就是堅持真理、破除幻想、消滅仇恨情緒，并進行教育，開闊人們的心胸和提高人們的理性。”
相比于很多經濟學家，凱恩斯無論如何不能說對政治知之不深，可是相對于政治家的主張，他的政治觀點無論如何都顯得過于富有理想主義和書生氣息——換句話說，就是幼稚。但時間又以一幕幕慘劇證明他的預言是正確的。這正是歷史令人困惑的地方。
沒有困惑的是蔣碧微，她勇敢地和徐悲鴻私奔了，他們寓居在柏林，獲得了一段安定的日子。他們的背后是一個正在經歷災難和即將瘋狂的國家——這也應了張愛玲在《傾城之戀》結尾的感嘆：“到處都是傳奇，可不見得有這么圓滿的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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