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克特：《大蕭條時代1929-1941》

第一章 從富足到寒酸（1）
1929年10月中旬，展現(xiàn)在一個中產階級普通美國人面前的，是一眼望不到頭的繁榮興旺的遠景。上一年，剛剛走馬上任的赫伯特·胡佛總統(tǒng)曾一本正經地宣布：征服貧窮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幻想，“我們尚未達致目標，但我們有機會沿襲過去8年的政策，繼續(xù)向前，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很快就會看到，把貧窮從這個國家驅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頭”。這是一項莊嚴的經濟許諾，其中混雜著很快就會被通俗歷史學家稱之為“美國夢”的那種東西。更加自鳴得意的是，歐文·費希爾和其他洞悉華爾街秘密的經濟學家們都信誓旦旦地向老百姓保證：他們正在凝望一個繁榮的“永久性高原”。
　　這塊富庶的高地——比古老的新教徒贊美詩所珍愛的“樂土”更切實——看上去應該是一場始于內戰(zhàn)時期的工業(yè)大發(fā)展的最終勝利。美國最近這場戰(zhàn)爭的結果，已經出現(xiàn)在大規(guī)模生產的力量中，混合著新技術的奇跡。甚至就在眼下，1929年10月的第三周，有總統(tǒng)及其他名流出面捧場，亨利·福特正在主辦“電燈發(fā)明50周年慶典”，以紀念愛迪生和白熾燈的50歲生日。摩托車、浴缸、電冰箱、收音機，都是進步的試金石。在時尚和廣告的刺激下，要想跟上潮流，所需要的行頭不亞于最新潮的模特兒。營銷手段帶來的壓力，甚至慫恿人們購買雙份的奢侈品——每間車庫里兩輛汽車——在消費市場上，已經顯示出過度的征兆，這倒不是因為所有美國人都在貪婪地吞噬俗世的商品，而是因為購買力的不均衡。
　　國家的政策和制度，與繁榮的中產階級緊密糾纏在一起。1929年夏天，一位觀察者寫道：“郊區(qū)社群是美國占支配地位的群體。”某些組織——共濟會、商人午餐俱樂部、退伍軍人協(xié)會之類——的團結和友誼所面臨的越來越大的壓力，以及其他像反沙龍聯(lián)盟這樣的組織所面臨的道德麻煩，導致了嚴格的管制，他擔心，這預示著“滋生未來法西斯黨的群體，如果真有法西斯黨的話”。巴比特①沒準脫掉了他整潔的綢衫、換上了褐色或黑色的，亦未可知；但是，對一致性——就其對物質成功的促進而言——的膜拜正大行其道。科頓·馬瑟、本杰明·富蘭克林、彼得·帕利和霍勒斯·格里利想必會懂得這個時代的精神，即使吃苦耐勞、集腋成裘的古訓似乎已經被快速致富的捷徑所取代。
　　1929年1月，這十年最有活力的周刊《時代》（Time）雜志向沃爾特·P.
　　克萊斯勒歡呼致敬，推選他為“年度人物”，因為在過去12個月里，他把普利茅斯和迪索托牌汽車介紹給了公眾，以億美元買斷了道奇兄弟公司，并開始建造“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一幢68層的巨人”。眼下，在1929年10月14日《時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現(xiàn)了小威廉·里格利的面孔，接下來連續(xù)幾周依次在封面上露臉的是：哈里·R.
　　古根海姆、伊瓦·克魯格、塞繆爾·英薩爾和托馬斯·W.
　　拉蒙特——全都是英雄。華爾街崩盤之前的最后一期《時代》周刊登載了新創(chuàng)刊的《財富》（Fortune）雜志（以“絕無僅有的一年10美元的價格”）長達3頁的宣言，宣稱“人們普遍同意這樣一句老生常談：美國的偉大功績就是商業(yè)”。另外幾幅大廣告是巴布森的《報告》（Reports）（“你的美元——你是否在連續(xù)而有效地工作？”），漢密爾頓牌手表（“你能告訴一個成功的男人他實現(xiàn)成功的時刻么？”），羅伯特·I.
　　沃肖的新書《華爾街的故事》（The
　　Story
　　of
　　Wall
　　Street）（“這些巨人正從本書的字里行間闊步走過，……就像中世紀的冒險家一樣。……丹尼爾·德魯、吉姆·菲斯克、杰伊·古爾德、范德比爾特、希爾、哈里曼……以及很多其他人，他們的豐功偉績令舉國震驚”），以及一家到1932年破產時留下了數(shù)百萬未付債券的投資公司S.
　　W.
　　施特勞斯公司（“他把他微薄的收入投入到穩(wěn)妥可靠的優(yōu)質證券中”）。它們代表了連續(xù)不斷地擊打普通讀者心靈的刺激物。
　　大多數(shù)在1918年的“自由公債”中購買自己平生第一筆債券的美國人，都轉向了更具投機性的股票。廣告夸耀的是高價格，而不是便宜貨——從派克大街上價值45,000美元的公寓和配備“克雷恩牌路易十六酒店金質器具”的浴室，直到價值美元的口紅和價值50美分的剃須刀——為掙錢容易的一代人設定節(jié)制消費的標準。在這場向永久性繁榮高地攀登的比賽中，要想跟上趟，股票市場是顯而易見的交通工具。1920年，美國有29,609個股票經紀人，十年的時間里，這個數(shù)字躍升到了70,950人。人們普遍注意到，大多數(shù)市民不再閱讀報紙的頭版，而是手忙腳亂地翻到金融專欄。小報和內情通報向缺乏經驗的外行們提供建議。廣播電臺里汩汩流淌的是“老顧問”的聲音，像教堂執(zhí)事一樣四平八穩(wěn)，吟誦著塞繆爾·英薩爾自己的經紀人的智慧。書包網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一章 從富足到寒酸（2）
關于商業(yè)周期的神話，公眾的興趣不斷增長。左右商業(yè)周期的，究竟是生產過剩，還是生產不足，是銀行的運作、方法的創(chuàng)新，還是希望或恐慌的歇斯底里，抑或是太陽黑子，這些并不清楚。猜測披上了預言的外衣，希望搶先于計劃。樂天派相信，老的經濟規(guī)律已經失靈；另一些人則勉強承認，困難的日子可能回來，但每一場暴風雨過后，天空總歸還會晴朗——倘若人人都能保持他陽光的一面的話，正如這個季節(jié)最流行的歌曲所告誡的那樣。首先，衰退是反常的事情，繁榮無需解釋，它既非所謂有閑階級的壟斷，也不為共和黨人所獨享，盡管他們總是竭力要把這一切歸到自己的名下。
　　一個人如果每周存下15美元，投資于優(yōu)質普通股，并讓紅利和股權不斷積累，那么，20年后，他將至少有80,000美元，來自投資的收益大約是一個月400美元。他會闊起來。因為收益能讓他闊，我堅定地相信，任何人不僅能闊，而且也應該闊。
　　1929年夏天，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約翰·J.
　　拉斯科布是這樣聲稱的。雇員被鼓勵投資于老板的股票和債券——這一制度，被有點含糊地視為美國的職工分紅、甚或是社會保障的等價物。
　　很多這樣的股票都是以保證金買來的，這意味著，投資者（包括現(xiàn)金很少、但希望卻很大的小孩子）只需拿出約為價格四分之一的現(xiàn)錢。經紀人通過向銀行借錢來預付剩下的部分。經紀人借款這種不穩(wěn)定的信用結構，在1929年2月?lián)u晃了起來，當時，聯(lián)邦儲備委員會下令其成員銀行，不得為此類投機目的而貸款。但是，由查爾斯·E.
　　米切爾領頭的私人銀行家立即為投機而打開了他們的保險柜，釋放出了數(shù)百萬美元，給大牛市以及它賴以構建的信心時代以進一步的刺激。這導致了另一次活動的痙攣，沒有任何諸如消費需求之類的切實保證，生產效率的增長或股票的真實收入都是有問題的。當富人越來越富的時候，千百萬收入微薄的蕓蕓眾生正掏空他們的儲蓄，降低他們的購買力，為了投機而抵押他們的未來。有人估算，20世紀20年代的這些市場交易，其中百分之九十與其說是長期投資，還不如說是賭博冒險。
　　幾乎是不知不覺之間，經濟控制中的一場變化發(fā)生了，從早期的產業(yè)資本主義轉變?yōu)榻鹑谫Y本主義。對投資者的剝削，以及會計賬目中的頻繁欺詐，都屬于新秩序中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特征。控股公司——它是源自19世紀晚期“托拉斯”這條已被殺死的惡龍的化身——如今非常興旺。它允許一小撮股東控制一個分散在四面八方的連鎖帝國，甚或是關系松散的利益集團，比如塞繆爾·英薩爾在公用事業(yè)領域30億美元的領地。控股公司所行使的權力（尤其是在公用事業(yè)領域）常常跟它的規(guī)模是如此不成比例，以至于身為總統(tǒng)的富蘭克林·D.
　　羅斯福形象地把它描述為：“一只96英寸的狗搖著一根4英寸的尾巴。”
　　這些公司有時候層層疊加在一起，巴別塔伸向天空，底座卻在顫抖。它們有時被用來掩蓋公司財務的真實狀況，以逃過監(jiān)管當局或公眾的法眼，這種情況并不少見。有一家被稱做“合眾國銀行”的紐約州立銀行，1930年1月，幾乎就在它轟動一時的破產導致將近50萬存款人遭受滅頂之災的一年之前，為了隱瞞它日漸增長的虛弱，而投資100美元，創(chuàng)立了一家傀儡公司，買賣這家銀行變戲法似地變出來的另一家傀儡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榮的假象。局外人被這場一本正經的鬧劇所欺騙，后來慢慢才懷疑這座表面有很多花崗巖和大理石的建筑成了一個債臺高筑、賬目不靠譜的空殼。
　　華爾街病癥的另一個發(fā)展，是所謂的“信托投資公司”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迅猛增長，這些公司的功能，就是把借給它們的錢拿來投資，并向它們的股東和受益人派發(fā)純收益。有些公司是“剛性的”，即：其投資局限于一份受限制的有價證券清單，但很多公司是“軟性的”，這意味著對投資證券的選擇很寬泛。實際上，他們比賭博公司好不了多少，在這樣的賭博公司里，就連天真的顧客也不會把自己的賭金委托給一個胡亂選擇的賭伴，而是交給賭臺管理員——當然，他們主要是代表“賭場”的利益。據(jù)說，有450萬美國人把他們部分或全部的積蓄交給了信托投資公司，最后損失了大約三分之一的本金，或者說損失總金額高達30億美元。

第一章 從富足到寒酸（3）
信用的過度膨脹，是1929年接下來那場災難的主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了一個不計后果的融資繼續(xù)加速的過程。在這一背景上，隱約出現(xiàn)了美國長期債務的龐然大物——330億美元的公債（聯(lián)邦的、州里的和市縣一級的），1,000億美元的公司和個人債務——要成功地維持，就需要不斷擴大的市場和全世界的繁榮。購買力的稍稍降低，或者價格的回落，都可以把震動傳遍整個山脈。龐大的信用運作——這是一股新的力量，一位經濟學家把這一力量比做物理學的原動力——依然沒有被人完全理解，依然被某些人魯莽地濫用著。1929年，普通的美國人對特大規(guī)模的信用沒有什么概念，比方說，國際金融的增長，依靠持續(xù)不斷地把信用從富國注入到窮國，就連華爾街在其1929年9月3日空前高峰時所記錄的80億美元的信用（以經紀人貸款的形式），他們也全無概念。
　　普通人更熟悉像分期付款之類的家常形式的信用膨脹。打垮“銷售阻力”——常常是小市民當中的購買力不足——的激烈戰(zhàn)斗，導致了購買汽車、衣服、洗衣機、電冰箱、家具、珠寶的分期付款方式的新一輪擴張。實際上，它是生產者借給消費者的一筆貸款，因為后者缺錢，而前者急需銷售自己的產品，比起通過降低價格、增加工資來提高民眾購買力這種頗為費勁的辦法來，他們更愿意選擇分期付款的方法。到1929年，分期付款的好運氣為它吸引到了成千上萬的人。在大蕭條的強光之下，這一制度中的某些方面，比如夸大的價格、過高的分期付款利息連同對產品的歪曲等等，將會變得再清楚不過了。某些州（像紐約和肯塔基）的法律，設下了一個更惡毒的圈套（在30年代發(fā)展起來的），憑借這一圈套，可以扣下一個債務人的全部工資，直到他的欠賬結清。
　　與此同時，重要的商業(yè)企業(yè)集中在更少人的手里。遍及全國各地的連鎖店的打造，其重要性不亞于最近的汽車工業(yè)的大合并。集中化的產業(yè)，讓每一座都會都成了地區(qū)網絡的中心，每一個這樣的網絡，都適合制造、銷售和分配產品的全國模式。大陸的經濟從來不曾這樣高度整合過，其均衡也從來沒有這么敏感。邊境、農場、鄉(xiāng)村和中心集鎮(zhèn)，最終都被城市的崛起所吞沒。城市工業(yè)主義發(fā)號施令，這是此前從未有過的。1870年，工薪工人大約占勞動人口的一半，如今，他們占到了五分之四。一種老式美國所不熟悉的相互依賴，成了基本的經濟事實。工業(yè)生活和團體生活的結構，結合了工會和勞動立法所強加的組織結構，不知不覺地把放任主義的靈活性轉變成了某種更剛性、更難對付的東西。
　　這些范圍廣泛的變革，幾乎沒有進入普通百姓的意識。在他們的腦海里，對個人主義及不受妨礙的個人奮斗的信條的忠誠，莫過于1929年。理論與實際的沖突，就像勞資間的潛在摩擦一樣，依然是幾乎感覺不到的，只要國家的經濟機器還在以繁榮作為燃料運轉著。
　　事實上，20世紀20年代的繁榮并非始終如一地健康。從后來的情況看，它類似于發(fā)燒帶來的面紅耳赤，而不是健康的臉色紅潤。農業(yè)依然在為它1917～1918年間浮腫般的過度擴張而呻吟。連同煙煤礦和紡織品一起，它也屬于被稱為“生病產業(yè)”的臨床病房。產業(yè)劇變的確很大，一種對飯碗的不安全感出現(xiàn)了好幾年。甚至早在1926年，據(jù)估計，失業(yè)者就有15萬之眾；到1929年，這個數(shù)字增加到了180萬以上。樂天派們沒有注意到，在美國，失業(yè)和貧困已經成了長期的社會問題——既不是短暫的危機，也不容易通過個人慈善的努力來應對。為這一目的而籌集的個人基金和公共基金，當公共救濟開支逐步攀升的時候，其比例在逐漸縮小。16座重要城市1911年用在公共慈善事業(yè)上的錢是150萬美元，到1928年，一年要花2,000萬美元。
　　銀行業(yè)務中的缺陷也引起了人們的懷疑。在1929年10月大崩盤之前的6年時間里，銀行破產以每天將近兩家的速度發(fā)生，但由于違規(guī)者都是一些較小的機構（主要在小城鎮(zhèn)），因此就缺少公開。商品出口跟生產能力不成比例。這個國家至少20%的資源沒有得到利用，導致國家收入損失了大約150億美元，占它正在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四分之一。

第一章 從富足到寒酸（4）
然而毋庸置疑，美國經濟的主要缺點不在于生產，而在于消費。1929年初秋，報紙的金融版面已經在為汽車和無線電的“沉重”、建筑業(yè)的不景氣、沿著航空新邊境蔓延的失望而愁眉苦臉。美國很多的生產努力，最近都進入了奢侈品和耐用品領域，如果沒有緊迫的日常需求，對它們的購買就會被延期。最早的風暴警報過后，這些商品就會堆積在倉庫里，導致機器停止運轉，以及失業(yè)大軍的出現(xiàn)。這就是1929年接下來的那場大蕭條為什么空前地嚴重而持久的原因。
　　甚至在1929年，美國人的購買力就已經顯示出了嚴重的失衡，人們很快便引用卡萊爾的一句短語“豐裕中的貧困”，來強調這一反常。1923～1928年間，投機收益從100增長到了410，工資指數(shù)僅僅從100增長到了112。自然而然，用于消費品的收入，比起流入投資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場、流入為未來生產購置新的固定設備中、以及流入富人腰包的滾滾洪流，實在太少了。此前從未有過這樣的十年，國民收入中有如此大的份額被存下來用于投資，也從未有過當前生產如此壯觀地超過當前消費。“潛在生產能力全國調查”后來把1923～1929年這段時期描述為“富人當中的存錢狂歡”。
　　全國三分之二的儲蓄是年收入超過10,000美元的家庭存下來的。那些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家庭（占總人口的40%），實際上入不敷出。600萬個家庭（占全國的五分之一）年收入甚至在1,000美元以下。當一個人快要淹死的時候，未雨綢繆就顯得不切實際了。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美國家庭要花掉絕大部分收入才僅僅維持溫飽。因此，在那些“不能享受充足食品”的家庭當中，十家有九家?guī)缀鮿e指望有可觀的積蓄。布魯金斯研究所在介紹他們對經濟光譜的兩端所作的一項研究時指出，1929年收入超過100,000美元的24,000個家庭，其總收入是600萬個最窮家庭的總收入的3倍。頂層群體的平均收入是底層群體的630倍。
　　正統(tǒng)的經濟學家們堅持認為，儲蓄導致更多的固定設備和更高的效率，反過來又導致更低的生產成本、更低的價格，以及大多數(shù)人更大的購買力。然而，到1929年，有一點已經變得很清楚了，這就是：這條因果鏈發(fā)展出了薄弱環(huán)節(jié)。大眾的購買力并不能消化全國的產出，不只是因為工資增長的幅度相對較小，而且還因為零售價格在1922～1929年間實際上沒有下降。技術進步所實現(xiàn)的節(jié)省，并沒有以更低價格的形式傳遞給消費者。它們被轉化為紅利、存量以及更高的薪水和獎金。各種形式的壟斷，像采礦業(yè)和制造業(yè)中偽裝起來的托拉斯、聯(lián)合、兼并，有助于維持價格的居高不下，即便新式機器、更好的生產方法和“效率專家”們提供的服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十年里把全美國的勞動產出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在某些行業(yè)（比如汽車業(yè)），據(jù)說生產效率提高了3倍。
　　但是，從這種豐裕中，普通消費者所收獲的僅僅是不足掛齒的碎屑，就連生產商也只是收獲了眼前的那么一點好處。計算利潤，不應該按天，或者論季，而要基于廣泛而長期的購買力，不難證明，這樣做更明智。后代子孫多半會同意胡佛總統(tǒng)事后發(fā)表的觀點，他在對技術專家發(fā)表了一通贊揚之后，接著評論道：
　　當我們充分理解了20年代經濟史的時候，我們將發(fā)現(xiàn)，終結了另一個繁榮時期的這場崩潰，其主要原因是：工業(yè)沒能把它的進步（通過省力設備）傳遞給消費者。
　　另外一些人對工程師們的態(tài)度，更多的是傾向于譴責，而不是贊揚。有人指控，他們的創(chuàng)造天才讓機器取代了人。當然，創(chuàng)造發(fā)明在顛覆群體平衡上的作用并不新奇。在過去，管理層有時候顯得不愿意對設備拆舊換新；更常見的是，勞動者害怕這些“鐵人移民”。自然，面對最早的大范圍失業(yè)所帶來的威脅，機器受到了指控，因為這一代人比起他們的先輩，更不容易相信一切災難都是神秘的天譴。很快，在憂懼之后，緊接著出現(xiàn)情況的是：技術的表現(xiàn)太出色了，以至于帶來了一大堆關于社會工程學的觀念。讓工廠擺脫掉浪費和低效的這種魔法，能不能給社會帶來同樣的效果呢？這一希望——對美國人的生活來說，它比對應用科學的必勝信念更新——帶來了很多東西，從“偉大的工程師”胡佛，到國家復興署，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國家資源委員會，以及管制經濟的其他觀念。在1929年，很少人能預見到這一計劃的所有路徑。然而，就是在這一年，龐大工業(yè)文明的基本平衡正在失衡：工資與價格、生產與消費、機器和人力之間的不穩(wěn)定關系。

第一章 從富足到寒酸（5）
在這個焦慮不安的繁榮世界上，第一場風暴在10月末降臨了。像啟動阿爾卑斯山雪崩的隆隆炮聲一樣，紐約股票交易所的一場不大不小的恐慌，開始于被投機者推到奇高的23支股票。第二天——“黑色星期四”——見證了歇斯底里的瘋狂。經紀人們鬼哭狼嚎，扯掉自己的衣領，試圖跟上拋售指令；觀光者擠滿了華爾街區(qū)，目送著大銀行家們乘坐他們的豪華轎車來到摩根財團的門前。風聞關于集體自殺的謠言，人們聚集到一起，注視著腳手架上的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人，病態(tài)地期待著他一躍而下。
　　起初，那些金融魔術師們看上去似乎已經阻止了這場災難，但是，正當公眾為他們歡呼喝彩、大大地松了一口氣的時候，又一陣令人暈眩的踉蹌把市場推入了新的深淵。人們普遍相信。這些巫師只能把正在倒下的大樹支撐一會兒，時間長到剛好足夠逃離樹下。10月9日，創(chuàng)下了掛牌待售的可怕記錄，總共16,410,000股。到這個月結束的時候，有150億美元的市值消失得無影無蹤，年底之前，損失估計高達400億美元。
　　最初的震驚過后，官方的樂觀主義重新抬頭。這一代人被教會了要做“一頭美國的牛”，他們習慣于作出反應。感覺到最初搖晃，很多人似乎就像一艘已被甲板下的冰山所割裂的豪華郵輪上的乘客一樣，不相信情況的嚴重性。起初，當樂隊還在繼續(xù)演奏的時候，救生艇只被列為無足輕重的小擺設。曼哈頓那位衣冠楚楚的市長吉米·沃克要求電影只放映一些興高采烈的畫面。給患者的建議，是讓他試試以毒攻毒的辦法：《真故事雜志》（True
　　Story
　　Magazine）在報紙上刊載大幅廣告，慫恿工薪階層以賒帳的方式購買更多的奢侈品。“華爾街能賣股票，但緬街可以買商品”是來自《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的愉快保證。11月初，曼哈頓一位珠寶商在櫥窗里擺上了一根“價值750,000美元的珍珠項鏈”，而舒伯特兄弟公司則透露，他們計劃在百老匯建一家15,000,000美元的劇院酒店。廣播電臺大聲嚷嚷：“前進美國，沒有什么東西能讓美國停下來。”11月7日，一首叫做《幸福時光再次來臨》的熱門歌曲因為一部新的有聲電影而被授予著作權，這部電影的名字倒是頗為貼切，喚作《追逐彩虹》（Chasing
　　Rainbows）；三年之后，這首歌曲成了“新政”的競選歌曲。1930年初，隨著天空變得越來越暗，廉價收音機的制造者們推出了一種“繁榮模式”。
　　美式幽默的溶解劑早已開始向這場危機發(fā)起進攻。有一些冷笑話，說的是高盛集團的每一股都配發(fā)免費左輪手槍，還有笑話說，客房服務員會詢問每一位登記者：“是用來睡覺，還是用來跳樓？”不久之后，當大規(guī)模失業(yè)開始占領來自華爾街的頭條新聞的時候，虛張聲勢便取代了尖酸刻薄。廣告開始問：“大蕭條是不是很可怕？”商店破產了，黯然離去的店主在大門上涂寫這樣幾個大字：“本店由錯誤所開”（如果他是個幽默者的話），或者寫上：“破產和厭棄”（如果他滿腹憂傷的話）。1930年10月19日，國際獅子會俱樂部協(xié)會把本周定為“商業(yè)信心周”，予以慶祝。繁榮就在對面的街角那兒，沒準已經拐過了街角呢。
　　大牛市的勢頭還暫時在支撐著某些企業(yè)。例如，1931年見證了世界上最豪華的酒店、曼哈頓的沃爾多夫－阿斯托利亞酒店的開張，以及最高的摩天大樓帝國大廈的落成，這幢大樓共120層，頂端是一個用來停泊飛船的系泊桿——但從功能上說，就像它所超越的、離它最近的競爭對手克萊斯勒大廈的金屬針一樣毫無用處。這些宏偉的商業(yè)宮殿，每一幢都有很多樓層幽靈般地空著，超前于時代。同一年，還公布了建筑師們?yōu)榧~約城最令人難忘的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所設計的平面圖，這些設計在接下來的兩年里實現(xiàn)了。它容納了播音室、華麗的電影廳和音樂廳、外貿辛迪加及其他商業(yè)公司，規(guī)模空前，這個建筑群以簡樸灰色調的70層美國無線電公司大廈的尖頂為最高點。
　　有些建筑批評家預言，這些將會是美國大都市時代最后的恐龍，并確信，這樣的虛榮自負是弄巧成拙，除了交通堵塞、過度擁擠和債臺高筑之外，其他的促進甚少。像這個世紀其他許多虛榮自負的東西一樣，摩天大樓多半也是資不抵債。不管怎樣吧，在1931年～1932年間，當繁榮的勢頭突然停止的時候，全國用于新建筑的費用下降了60%。到1933年，建筑師們所接到的業(yè)務，還不到他們在1928年的業(yè)務的七分之一。書包網 www.bookbao.com

第一章 從富足到寒酸（6）
慶祝活動的開幕和寬慰人心的聲明，不再對這個時代的脾氣。官方樂觀主義的微笑，慢慢凝固為某種類似于苦笑的東西。1931年，愛德華·安格利把華爾街和華盛頓的一些更令人厭惡的保證收進了一本小書里，這本書有一個嘲弄的標題：《噢耶！》（Oh
　　Yeah!）。1932年初，出現(xiàn)了一本新雜志，叫做《大吹大擂》（Ballyhoo），它的第一期用玻璃紙包裹，有點商業(yè)戲仿的意思。不到6個月的時間，這份雜志的發(fā)行量竄升到了200萬份，主要靠的是揭穿20世紀20年代華而不實的營銷手段。
　　公眾一直在為自己的艱辛困苦尋找替罪羊，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民主黨所雇用的一位精明的時評家查爾斯·邁克遜的幫助下，他們果然找到了一個。舊報紙被稱為“胡佛毯”①，野兔被稱做“胡佛豬”，建在市郊的饑民棚屋被稱做“胡佛村”。公眾憎惡的很大份額也落到了富甲一方而又令人討厭的安德魯·梅隆的身上，最近，他被商業(yè)界尊為“自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之后最偉大的財政部長”。1932年2月，梅隆高高興興地放棄了他的部長職務，明升暗降，當上了駐英國大使。
　　正如柯立芝總統(tǒng)在全盛時期所說過的那樣，美國的商業(yè)確實是商業(yè)。但現(xiàn)如今，奢侈和娛樂，以及權力所帶來的忙亂感（正是這種感覺，為興旺發(fā)達的城區(qū)或郊區(qū)市民披上生活中本質上的物質主義的外衣），突然之間都被剝奪了。這次最大的經濟倒退，讓數(shù)百萬市民猛烈搖晃了一下，使得他們在本指望向上大跨一步的時候，卻在黑暗中向下跨出了一大步。一個習慣于把繁榮視為慣例的民族，發(fā)現(xiàn)自己被驚呆了，接下來是懷疑，再接下來是一點點無助，最后是憤恨。憤恨并不能讓這樣的境況變得更輕松一些：對手是無形的，不像國內或國外的敵人，它刀槍不入，不管是嘲笑、選票，還是子彈，都無損于它的毫毛。
　　但是，這個敵人的真實性卻是不容懷疑的。他那看不見的身高，可以用收入和就業(yè)這兩把尺子來衡量。收入（主要是紙上富貴）的損失最早被置于聚光燈下。自燒其翅的飛蛾寥寥無幾，那么是誰燒的呢？早在1930年春，當聯(lián)邦基督教協(xié)進會把4月27日定為“失業(yè)禮拜日”的時候，這場危機就顯示出了它的寬度和深度。人們很快就在持續(xù)不斷的交互作用中看到了收入的降低和失業(yè)，迫使國民經濟進入下降通道。白領工人開始降薪，勞工們則在自己的工資袋中發(fā)現(xiàn)了解雇通知單。城市最早感受到沖擊。最初的癥狀并不夸張：新車購買或新家動工的延期；年輕夫婦交出他們的公寓，去和父母同住；愉快旅行和劇院看戲的次數(shù)減少；清潔工、修理工和補鞋匠的業(yè)務更多了，而裁縫和服裝商的生意則更少了。
　　幾種更嚴酷的征兆早就出現(xiàn)了，只不過規(guī)模不大。1930年2月底，西雅圖、洛杉磯和芝加哥都目睹了失業(yè)者的小規(guī)模示威。同月，鮑威利區(qū)等待領救濟的隊伍每天吸引了2,000人。3月，密爾沃基開辦了市施舍處。正像整個大蕭條期間周期性地發(fā)生的那樣，1930年的夏天帶來了救濟措施。食品更新鮮、更豐富、更便宜，衣服、燃料和藏身之地的提供，使得問題變得不那么嚴重。但是，1930～1931年間寒冬的來臨，開始了一段更艱苦的時期，紐約市撥出了100萬美元用于直接救濟，倫敦的勞埃德保險協(xié)會宣布，他們破天荒頭一遭大量向美國客戶銷售暴動和內亂保險。
　　城市之外，危機的先兆則不那么有新聞價值。農民們只知道停戰(zhàn)繁榮爆發(fā)之后的蕭條，即使他們的境況在持續(xù)惡化，他們有長期的條件作用所帶來的悲觀的滿足。然而，更小的工業(yè)城鎮(zhèn)卻不愿意承認艱難時期的事實，在很多市民看來，所謂的艱難時期，要么是曼哈頓賭徒的慘敗，要么，只是一種心境而已。他們慶幸自己的基礎更牢固。盡管印地安那州曼西市——社會學家們的中等城鎮(zhèn)——四分之一的工廠工人在1930年年底之前失去了他們的工作，但這個社區(qū)的有錢人直到1931年底依然堅持認為，大蕭條“主要是我們從報紙上讀到的某種東西”。他們依然靠裝點門面的信條為生，1932年，一個本地商人所組成的代表團勸說通用汽車不要封死他們已經廢棄的曼西工廠的窗戶，它們擋住了路過列車的清晰視野。這些精神飽滿的人，他們的處世哲學還很頑固。書包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第一章 從富足到寒酸（7）
正如普通市民自己就能看出的那樣，流動資本和就業(yè)崗位緊密地互鎖在一起，蕭條歲月就跟它們之間缺乏接合有關。收入上所發(fā)生的事情可以簡短地顯示出來。國民收入從1929年的810億美元減少到了1930年的不到680億美元，然后飛流直下，降至1931年的530億美元，并在1932年以410億美元觸底。相應的，在這一時間跨度里，國家的財富估值從3,650億美元下降到了2,390億美元，這一下降，代表了不動產、資本和商品的貶值。當然，全國有很多實體工廠，都在閑置和荒廢中生銹。這三年，總共有85,000家企業(yè)破產，留下了45億美元的債務，5,000家銀行停止支付。900萬儲蓄賬戶被一筆勾銷，工資損失維持在260億美元以上。
　　美國經濟的債務融資結構基本上沒什么改變——1932年付出的利息只比1929年少——與此同時，在其他領域，通貨緊縮在瘋狂地繼續(xù)，使得長期債務比借款人在借錢時所預期的更要命。作為薪金支付出去的錢減少了40%，分紅減少了，工資減少了60%。危機之初，在胡佛政府的強烈要求下，主要工業(yè)企業(yè)工資削減的比例都很小，但是，在1929年～1931年9月之間，通過工作小時和工作日的急劇減少，他們還是設法把薪水冊上的金額猛砍掉了40%。由于工人家庭不得不靠工人帶回家的錢維持生計，上述措施在頭條新聞里看上去比在個人身上似乎更好一些。
　　對于整個國家而言，人均實際收入（與生活費用相適應）從1929年的681美元狂跌至1933年的495美元。在經濟金字塔的頂端，報告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以上的人數(shù)，從1931年75人下降到了第二年的20人。盡管有來自政府圈和金融高層的反復保證：衰退已經觸底——這幫預報員們喜歡稱之為“終極低谷”——但總的商業(yè)趨勢還是斷斷續(xù)續(xù)地下降了3年多的時間。
　　很多工業(yè)企業(yè)和小商業(yè)甚至拒絕口頭上支持政府要它們維持工資水平的懇求。日益增長的失業(yè)逆流，導致一些百貨公司付給員工的薪水甚至低到了每周5～10美元。對一群在芝加哥工作的女孩子所作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shù)人在為每小時不足25美分的薪水而埋頭苦干，四分之一的人在10美分以下。成衣工、糖果店雇員和罐頭廠工人，都屬于受剝削最殘酷的階層。紐約第一流速記員的薪水，從每周35～45美元下降到了16美元。家庭傭人不得不為了每個月10美元（外加膳宿）而勞作。像往常一樣，沒有技能的工人是先頭部隊，緊隨其后的是白領工人和技術員。專業(yè)階層稍后才感覺到了震動，當教師和牧師們的薪水被削減或淪為白條的時候，其他專業(yè)群體的業(yè)務也迅速下降，而收費卻越來越難。即使在1936年，醫(yī)生們的收入也依然比他們在1929年的水平要低18%到30%，律師的收入要低18%到38%。
　　從收入降低和流動資本減少轉到硬幣的另一面，你所看到的，就是失業(yè)人數(shù)的那一面。1930年4月，胡佛總統(tǒng)下令，挨家挨戶調查失業(yè)的情況，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聯(lián)邦失業(yè)人口普查。總共已報告失業(yè)的可雇傭人員有300萬稍多一點，相比之下，有4,500萬人有報酬地被雇傭。但大潮漲得很快，1931年1月，商務部根據(jù)取樣所作的一項專門普查顯示有600萬人失業(yè)。在這一年結束之前，幾乎所有評估者都同意：失業(yè)人數(shù)已突破千萬大關，1930年又有四五百萬人失業(yè)。多虧了季節(jié)的因素，以及或進或退的局部波動，全國的圖景才經常改變。失業(yè)往往還自我繁殖，那些拖家?guī)Э诘馁x閑男人，都不得不參與爭奪任何收入微薄的零工崗位。儲蓄的耗盡和投資的損失，迫使那些上了年紀的老人也加入到這場瘋狂的搜尋中，并被計算在內。
　　這一周期產生了其不斷改變的標志和象征。如果說，1931年那依然愉快的絕望具體體現(xiàn)在歌曲《生活就是一碗櫻桃》（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中的話，那么，1932年更嚴酷的下降則被體現(xiàn)在《兄弟，你能省一毛錢嗎？》（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中，這是代表受害人（比如失業(yè)退伍老兵或工業(yè)帝國被拋棄的建筑者）發(fā)出呼吁。失業(yè)大軍，以及在面對失業(yè)時所表現(xiàn)出的自豪，其最令人難忘的符號，還得算是蘋果。1930年秋，國際蘋果托運人協(xié)會設計了一套處理產品過剩的方案。方案建議，把蘋果賒銷給失業(yè)者，以每只5美分的價格零售。到11月初，6,000個蘋果銷售員站在了紐約大街的人行道上，這個主意很快就傳播到了其他地方。在大蕭條的早期階段，美國人（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的堅定自信，抑制了直接救濟或施舍的想法，而在英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就一直是這么干的。但是，給過往行人的這點微不足道的甜頭很快就失去了它的新奇。1931年，曼哈頓開始禁止在某些大街銷售蘋果。到1932年，據(jù)說人們都“厭惡蘋果”。bookbao.com 書包網最好的txt下載網

第一章 從富足到寒酸（8）
那些能夠從這幅蕭瑟黯淡的家庭圖景上抬起他們的眼睛、去掃視國際地平線的人，至少可以從難兄難弟們身上得到某種安慰。起初，胡佛本人傾向于把終極責任歸咎于美國之外的原因。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及其后果當中找到了這副苦藥的源泉。浪費和破壞，人力的損失，戰(zhàn)爭債務和稅收，通貨膨脹及接下來的貶值，其他國家的貪婪和帝國主義，加上恐懼和重整軍備所導致的新的開銷，都是一場“我們的人民對之毫無責任”的斗爭所留下的有害遺產。并且，就美國本身而言，這些并發(fā)癥源自伍德羅·威爾遜時期，“這場戰(zhàn)爭是在民主黨執(zhí)政期間開始的”。
　　就算這一分析看上去似乎給人以極大的安慰——讓美國人民在國內和國外扮演清白無辜的經典角色——但至少不能否認，大蕭條正在一個經濟上互相依賴的世界上迅速蔓延。我們看到，各國就像登山者一樣，被貸款和債務、卡特爾和關稅，以及迅速交換的信息（不管是希望還是恐慌）的繩索牢牢地捆綁在一起。主要以農業(yè)立足的國家往往首先垮掉，工業(yè)強國的滑落更后一些，但更加驚心動魄。到1929年春，或者稍早一些，澳大利亞、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波蘭以及東方、近東陸續(xù)顯示出了衰退的征兆，而德國戰(zhàn)后的長期蕭條則加深了。比美國更后感覺到震動的是英國、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第二波大約在1931年開始，比第一波更嚴重，同樣影響了所有這些國家，直到1933年春天左右才開始退潮。
　　在大多數(shù)地方，類似的因素都在發(fā)揮作用，盡管危機的形式和嚴重性各不相同。然而，打量一眼全球的圖景，我們會看到：并非只有美國人容易被盲打誤撞的繁榮所欺騙，共和黨人并不是1929年獨一無二的禍根，民主黨人也不是1933年舍我其誰的英雄。
　　1930年6月的《霍利－斯莫特關稅法案》最清楚地顯示了有些人拒絕承認經濟相互依存的這個事實。1918年的停戰(zhàn)讓人們看到，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成了一個大債權國。與此同時，美國公民在國外的個人投資增長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其投資總額從30億美元猛增到了1932年的140億美元。作為一個強有力的生產大國，美國天真地把對外貿易解釋為在交易中賣東西的權利，而只有很少、甚或沒有買東西的義務。的確，外國傾銷的噩夢，導致農民和實業(yè)家都大聲疾呼，要求制定迄今為止最高的保護性稅率，并在1930年成功獲得了平均40%的關稅稅率。胡佛總統(tǒng)希望把該法案主要限制在少數(shù)幾種農產品，但他的建議被否決了。在國外，《霍利－斯莫特關稅法案》被解釋為一場經濟戰(zhàn)的宣戰(zhàn)書。它所遭遇的報復性關稅、配額和反美禁運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到1932年，有25個國家加入了這場報復，從而讓美國的出口量減少了一半。這種惡性循環(huán)帶來了另一個扭曲。為逃避這種聯(lián)合抵制的威脅，在《霍利－斯莫特關稅法案》實施的頭兩年，美國的制造商們在外國開設了258家工廠，其中包括71家工廠就在加拿大邊境線的那邊。普通美國人如何看待這些事情，取決于他所在的地區(qū)，所持的政見，以及所從事的行業(yè)。
　　南方人總是把高關稅視為不公正，但是，在工業(yè)的北方和農業(yè)的中西部，“保護”依然在發(fā)揮著它的魅力。毫無疑問，很多實在的市民會附和一家中等城鎮(zhèn)報紙的社論：“在美國，就歷史所顯示的情形而言，好日子和壞時光之間的差別，就是恰當?shù)年P稅（能夠保護我們的農場和工廠的產品）和不恰當?shù)年P稅之間的差別。”當緊隨其后的不是進步而是衰退的時候，這位社論的作者依然頑固地堅持自己的觀點，嘲笑那種認為“歐洲的境況跟美國走出蕭條有一定關系”的“錯誤”觀點。
　　在美國內部，20世紀20年代，同業(yè)公會的數(shù)量和影響力有過一次引人注目的增長，通過這樣的組織，互為競爭對手的生產商共享統(tǒng)計信息、信用標準、成本公式，以及諸如此類，并設法抑制不公平的市場行為。在這個范圍內，這些組織是有益的，胡佛在擔任商務部長的時候①，以及在當總統(tǒng)的時候，都留下過這樣的印象。但是，下面的情況并不少見：這些組織通過它們對“公平的”和“不公平的”價格政策的定義，試圖在頂著“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逆風航行的時候，實現(xiàn)對價格的控制，而且，有時候其作用就是要消滅小的獨立經營者。最高法院一連串的裁決進一步慫恿了它們的發(fā)展，這些裁決，早期的進步主義者會帶著懷疑的態(tài)度把它們看做是本土卡特爾和資本家工團主義不斷打進的楔子。書包網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一章 從富足到寒酸（9）
盡管根據(jù)聯(lián)邦法律，國內的卡特爾依然是非法的，但在國際領域，某些美國公司也在通過集中經濟力量讓自己受益——杜邦、美國鋼鐵、通用電氣、威斯丁豪斯、本迪克斯航空、鉆石火柴、安納康達銅業(yè)、新澤西標準石油等等——在20和30年代與外國生產商達成一致，經常為了抬高價格和增長利潤而限制生產，更為常見的是瓜分世界市場和交換專利。在阻礙自由企業(yè)卡特爾上，往往要壓縮供應流，抑制國外和國內的貿易，防止引入新的產品和改良措施（例如，像可以多次使用的“耐用”火柴之類）。
　　下面這個事實可以說明它們對價格的影響：1914年，硫酸奎寧的價格是一盎司25美分，但在默克公司加入國際卡特爾之后，它的價格上漲到了1941年的75美分。下面這個事實讓人想到了生產配額的強制推行：1930年，當國內的鋁產量超過了10萬公噸的時候，德國的鋁產量才只有3萬公噸，1934年，即美鋁公司加入卡特爾三年之后，美國的產量下降到了33,000公噸，而德國的產量則增長到了37,000公噸。在大蕭條中，它們的影響顯然是惡化了失業(yè)和消費不足。20世紀30年代晚期，因為其所謂的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卡特爾開始引起了來自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和司法部反壟斷局的不利關注。總體上看，大企業(yè)的國際主義所采取的形式，似乎就像經濟國家主義在“促進絕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利益”上所采取的形式一樣白費力氣。
　　在普通美國人與世隔絕狀態(tài)的背后，潛伏著的依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所帶來的未還債務的老問題。他們相信，這證明了，在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時候，美國人總是上當受騙。孤立是上策。另一些人則把催逼戰(zhàn)爭債務和賠款看做是對歐洲經濟的扼殺，最終也會傷害到債權人。1931年6月，胡佛總統(tǒng)決定，倡儀政府間戰(zhàn)爭債務的延期償付，這個決定在某些圈子里大受歡迎，被認為是對善意和復興的巨大貢獻，另一些人則認為它是一個花招，旨在幫助銀行家和外國債券持有人。到富蘭克林·D.
　　羅斯福走馬上任的時候，幾乎所有戰(zhàn)爭債務都毫無希望地被拖欠著。公眾對這些未償付票據(jù)怨聲載道，這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的反戰(zhàn)主義，并妨礙了美國人的留學教育。
　　1929～1941年這段時期是從國內的一次崩潰開始的，這場崩潰源于多種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多半是對群體福祉和個人滿足之間的關聯(lián)自私自利地視而不見。災難幫助美國人記起了他們是一個民族，只有通過合作，才能把大車從泥潭中拉出來。這一時期結束于美國卷入一場全球大戰(zhàn)的前夕，導致這場戰(zhàn)爭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國家都同樣頑固地拒絕承認它們的安全與所有國家的良好狀況之間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即“一個世界”的觀念。關于人的共性和國家的福祉，反復引發(fā)大的爭論，是這十多年里最有意義的活動。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美國人也不能不受到其結果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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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的生活設計（1）
這次最嚴重、最漫長的大蕭條，對日常生活的沖擊無處不在。普通婦女燒茶做飯、縫補漿洗、操持家務的世界，比普通男人的世界受到的損害要小，也就是說，只要有米可炊，有衣可補，頭頂上有爿屋頂可以遮風避雨，她們的日子就一如平常。然而，在1930年，五個女人當中有一個女人——總數(shù)將近1,100萬——在家庭之外工作。自1890年以來，她們的人數(shù)增長了6倍。這樣的女人容易受到就業(yè)危機的直接傷害，盡管剛開始她們的處境往往相對要好一些，因為她們的工資較低，而且通常也更聽話，從而受到雇主的青睞。
　　隨著大蕭條的繼續(xù)，以及勞動力過剩，導致工作時間和工作報酬對所有人來說都嚴重不足，女性的這種優(yōu)勢也就穩(wěn)步縮小。那些在失業(yè)的回潮中失去立足之地的女人發(fā)現(xiàn)，再找工作已經很難了，為了戰(zhàn)勝“容顏漸老、韶華不再”的障礙，一場女性主義運動打出了“永遠28歲”的歡快口號，強烈要求女性雇主們雇傭女同胞當中更老的成員，以平衡男性雇主對年輕、美麗的偏愛。
　　即使是在教師的職業(yè)中，她們也遭遇了越來越多的歧視。1931年，全國教育協(xié)會報告，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城市雇傭已婚女性。這一政策意味著更迅速的逆轉。推遲結婚，以及把很多心系孩子的母親趕出教室，常常幫助她們在職業(yè)上取得成功。女性工人（無論在哪個行業(yè)）被認為是為了零花錢或貼補家用而竊取男性養(yǎng)家者的工作。
　　在家里，艱難時期導致很多城市女性迅速放棄了家務。在小鎮(zhèn)和鄉(xiāng)村地區(qū)，逆境的襲擊有時候使得女人不得不重新?lián)炱鹪缫淹貌畈欢嗟墓爬鲜炙嚕瑥亩o已經忙碌不堪的妻子們增加了額外的負擔。這些手藝多半是老祖母教的，很多家庭開始制肥皂、烘干水果、腌制泡菜、烤面包、做蜜餞、在熏制室加工食品并儲藏在地窖里、用藥草制藥、染色和制衣。1931年，玻璃缸的銷售超過了此前11年中的任何一年，而對罐裝食品的需求卻逐漸減少。
　　但這種復興是短命的，連最短缺的時期也幾乎沒有始終持續(xù)，因為即使是鄉(xiāng)村家庭，也很少能長時間地維持對那些依然被歐洲農民所珍視的手藝的興趣。收入的銳減，使得貧困家庭無緣于那些令人愉快的事物，比如報紙、雜志、電影，常常還有像衛(wèi)生紙、咖啡、茶和糖之類的日用品。觀察者們往往輕松愉快地說到“居家過日子運動”；很少幻想的農民家庭辛酸地稱之為“木屐”。妻子們常常接一些諸如洗熨縫紉之類的活，烤蛋糕和餡餅拿到集市去買，或者為搭伙人、旅行者提供膳宿，以此貼補家用，而代價卻是犧牲自己的精力。小本經營的個體戶可以開設駕車旅行營地、路邊售貨亭、美容廳、小商品店。
　　工業(yè)企業(yè)傾瀉到美國家庭中的小器具的洪流——電烤箱、攪蛋器、烤架、烘餅烤模、咖啡滲濾壺、洗衣機、電爐——連同家具和縫紉機的銷售，在1930年代初期突然間放緩了。另一方面，電冰箱以它們新的功效和方便迎合了依然沒有滿足的市場，繼續(xù)紅紅火火地賣著。煉乳、人造纖維和收音機是另外一些公眾拒絕放棄的商品。汽油和汽車配件的銷售也在堅持，但新車的購買量卻像自由落體一樣垂直下降，如今，開去年流行的車型不再是一件丟臉的事。曼哈頓的出租車司機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收入從每天7美元下降到了2到3美元。
　　紐約市更能說明問題的縮減指標是：1930～1931年間減少了大約4萬部電話，兒童餐廳提供的廉價午餐數(shù)量增長了4倍。1917～1918年間因戰(zhàn)爭緊張而導致銷量激增的香煙，被證明對30年代的大蕭條過敏癥也同樣是一種安慰，其產量從1930年的1,230億支，增長到了1936年的1,580億支。吸煙上的單一標準繼續(xù)大行其道，一個典型的中等城鎮(zhèn)上為婦女服務的餐館，如今也放上了煙灰缸。
　　中等城鎮(zhèn)的情況為我們提供了特寫鏡頭。1929～1933年間，汽車加油站的數(shù)量將近翻了一倍，與此同時，銷售額也僅僅只下降了4%，因為大多數(shù)家庭都把汽車看做是不可或缺的。在另一端，珠寶店卻顯示出了關稅的巨額下降，減少了其美元額的84%。木材和建筑材料的生意下降了幾乎一樣多，而家具店和糖果店損失了其70%的主顧。商業(yè)飲食行業(yè)眼瞅著它們的生意減少了63%，家庭放棄了“上館子換換口味”的奢侈。然而，或許應該補充一點：這并不是永久性的逆轉，因為，隨著好日子的最早征兆的出現(xiàn)，人們重新走出家門，出外享用美食，在20世紀30年代結束之前，餐館的數(shù)量比家庭的數(shù)量增加得還要快。bookbao.com 書包網最好的txt下載網

第二章 新的生活設計（2）
在任何一個地方，服裝都為經濟提供了一個天然的領域。男人的服裝比女人的更容易受到大蕭條的傷害，因為，哪怕是具有最起碼的騎士精神的感覺，你也會承認，時尚對妻子女兒來說是頭等重要的大事。早在1930年，盡管女裝和童裝的產量只比上一年下降了13%，但男裝的產量卻比1929年的水平下降了25%，第二年下降了32%。既是為了經濟，也是為了方便，更多的男性開始放棄僵硬的衣領、帽子、吊襪帶和浴衣的上部。
　　就女人的衣服而言，上個世紀30年代初期出現(xiàn)了以更廉價的材料和做工大規(guī)模地模仿時髦的上衣。而且，在需要的壓力下，平常人家的女孩子也傾向于自己動手，縫衣制帽，這是此前從未有過的。1930年9月的一份時尚報告，談到了更長的裙子和更女性化的樣式開始否定爵士時代輕佻女郎男孩子氣的棱角分明，并預言“一次對更莊重的道德和舉止的伴隨性回歸”。褶邊、蝴蝶結、豐滿的線條，宣告了1931年末對歐仁妮皇后的帽子和其他款式的重新發(fā)現(xiàn)。小成本的虛張聲勢，在描畫得閃閃發(fā)亮的手指甲上得到了表達，這種時尚是1929年在巴黎流行起來的，在接下來的兩年時間里，便從派克大街蔓延到了推銷女郎和打字員。
　　在此期間，初次參加社交活動的懶人則在儀態(tài)上追求更好的時尚，傾向于“盡情吃喝、挺直腰桿”。短發(fā)贏得了持久的勝利，盡管爵士時代那種剪到極短的發(fā)型越來越少見，這段時期過去一半之后，發(fā)梢內蜷的齊肩發(fā)型開始戲弄冠冕堂皇的老式觀念，并與一種匆匆而過的時髦相一致，這就是在任何地方跟隨“搖擺樂”的節(jié)奏跳舞的女孩身上都可以看到的頭發(fā)上的蝴蝶結和“小姑娘”裝束。寬松的運動衣是如此明顯地被現(xiàn)代人所偏愛，以至于到30年代中期，裙子開始再一次升高——幾乎成了國民信心的一項指標——而佛羅里達和加利福尼亞的不拘禮儀把海灘睡衣、休閑褲和短褲介紹給了美國的其他地區(qū)，在很多嚴肅古板的社區(qū)遭到抗議。街上穿的涼鞋，以及晚禮服，為30年代后期的露趾鞋鋪平了道路。
　　只要大蕭條依然是頭等重要的大事，人們就不得不面對節(jié)省，不僅僅是節(jié)衣縮食，而且常常還有住房上的節(jié)省。富人當中的節(jié)約包括關閉或低價賣掉位于紐波特、巴爾港、棕櫚灘或圣巴巴拉的“村舍”，或者出讓法國南方的別墅，中產階級可能不得不退掉海濱或山區(qū)度假勝地的一幢租來的房子，并搬到鎮(zhèn)上的一幢花費較少的房子或公寓（這種情況十分普遍）。與父母、公婆、岳父母和雇員“擠在一起”的情況不計其數(shù)。1934年1月，對64座城市所作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所有的種類與境況中，“特大家庭”的數(shù)量所占比例從2%到15%不等，比例最高的是南方。大蕭條期間，南卡羅來納州的人口增長了六分之一，喬治亞州與之相當。
　　有些年輕人離開了陰郁而邋遢的環(huán)境，以便為自己贏得獨立或更好的機會，出錢養(yǎng)活老人，或者用借來的錢進入師范學校，如今，他們身無分文、垂頭喪氣地回來了，默認了羅伯特·弗羅斯特對家的著名定義：家是一個“這樣的地方，當你不得不去那里的時候，它不得不接納你”。在任何地方，父子間的緊張似乎都有增無減，如果后者過了自立之年以后依然沒有工作的話。掙工資的父親往往要重申他的權威，就好像年輕人從來都不是自己的老板一樣。在城里，一家人擠在狹小的公寓樓或出租房里，這無疑加劇人們的脾氣和挫折感。那些在不停地尋找更便宜住處的接受救濟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頻繁地搬家，盡管只要可能，他們就會牢牢地緊跟那些熟悉的老鄰居。
　　然而，失業(yè)者和他們的家人常常離群索居——衣衫襤褸的孩子躲著不見客，成人則一臉不高興地拒絕來自依然工作的朋友們的盛情邀請，因為他很難拿出三明治和咖啡回請朋友們玩一個晚上的牌。更容易受傷害的人恰恰想要獨處。就這樣，富國與窮國之間的聯(lián)系，連同美國生活在豐年和歉年的老友誼，往往因為驕傲而被中斷了。有些家庭決定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打腫臉充胖子，以慣常的速度邁步向前，直到災難將他們的精神打垮；另一些家庭因為對生活遠景的展望過于樂觀，或者因為不愿意降低某些生活標準，而走到了同樣的關口。還有一些家庭則以謀略和勇氣與大蕭條搏斗，有時候嘲弄吝嗇，并充分享受他們在娛樂上的罕見浪費。

第二章 新的生活設計（3）
在家庭圈子之內，很可能居住著這樣一些幽靈：未付的賬單，疾病，照料眼睛和牙齒的需要，為了孩子的教育或老人的保障而舍棄防老的儲蓄。諸如此類不斷累積的煩惱，常常會扭曲正常的家庭關系，導致此前一直忠心耿耿的妻子責罵正在找工作的丈夫回家吃飯?zhí)恚蛘邔λ诔鰫貉裕陕涑芭獜母蝗说淖炖锖苋菀姿鸭@樣的話：“任何人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想要工作的話。”喪失信用的養(yǎng)家者往往也會喪失他們的勇氣，而喪失信用的家庭也會喪失它的主動。老的工作習慣已經一去不返，懶惰不再是責備的理由，一家人常常睡得很晚，漫無目的地聽著無線電廣播，或者只是干坐著，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倔強有時候導致人渴望酗酒和賭博的刺激——如果手頭還有點錢的話——結果就是自責或沮喪。
　　有些家庭，丈夫和父親的嚴厲獨裁是一種傳統(tǒng)，比如從歐洲大陸來的移民家庭或農村家庭，在這樣的家庭里，養(yǎng)家者失去威信、甚或放棄權利被證明是驚人的。出錢養(yǎng)活家庭的年紀較長的孩子，作為內部議事會的成員而獲得了新的威信。如果妻子成了主要的掙錢者，她通常會僭取更大的家庭控制權，而失業(yè)的丈夫則只好轉向家庭雜務。然而，在城市家庭，丈夫常常并未主張過嚴格的男性統(tǒng)治。在黑暗時期，妻子常常試著給沒有工作的丈夫打氣，或者遷就他，正如在他們繁榮興旺的日子里他總是寵著她一樣。失業(yè)的父親長期呆在家里，也有可能增強他與年幼的孩子們的友誼，促進游戲和親密。
　　很多觀察者試圖在家族的這種更強大的團體精神中找到一線希望。1932年5月，內政部長雷·萊曼·威爾伯在全國社會工作者大會上說，代表孩子的委托責任已經結束了，“在這場災難中，家庭回歸了它正常的位置。沒有什么東西能取代父母的悉心照料，白天管你吃飯，夜晚控制適當?shù)乃摺薄＿@些話，對那些保姆已被解雇的家庭足夠正確，但對那些掙錢養(yǎng)家的妻子被迫外出掙外快、家里食品匱乏、孩子破衣爛衫的家庭來說，這些話幾乎不現(xiàn)實。一些中等城鎮(zhèn)的鼓吹者以類似的口吻愉快地承認：“很多家庭雖說失去了汽車，卻找到了它的靈魂。”這多虧了更堅定的勇氣，得到了休息的身體，更強的消化力，以及更嚴肅地遵守安息日禮俗。諸如此類說法，并不純粹是古老的清教徒福音的新教修訂版，因為圣母大學的校長約翰·F.
　　奧哈拉神父還加上了他的確信：“作為大蕭條的結果，大部分美國公眾重新發(fā)現(xiàn)了家庭，重新發(fā)現(xiàn)了朋友的樂趣，重新發(fā)現(xiàn)了屬靈的東西。”
　　這樣的樂觀主義抓住了真實的谷粒，但也有很多谷殼。比方說，幾乎可以肯定，丈夫和妻子有更多時間呆在一起，分享一些廉價的娛樂，比如聽廣播、玩牌和朗讀。主要以男性為顧客的娛樂場所——比如桌球室、保齡球場、棒球賽、拳擊賽——越來越門庭冷落，則從反面佐證了這一變化。但是，就算有些夫婦被災難的紐帶和被迫的親近重新連結在一起，也有一些夫妻，卻因為匱乏、不安全感和互相之間瑣碎無用的責備，而怨恨漸深。一位在一座大型工業(yè)城市搜集了很多個案的研究者發(fā)現(xiàn)，在已婚的失業(yè)者當中，“性生活如果說受到了什么影響的話，那也是減少了”，由于擔心懷孕，由于女性擔心經濟失敗而失去尊重，以及由于焦慮壓抑的整體氣氛。
　　迷惘困惑，猶豫遲疑，冷淡漠然，自信盡失，是長期失業(yè)最常見的標志。一個男人不再操心人們怎么看他。頭發(fā)蓬亂，胡子拉碴，焉頭耷腦，走路拖沓，這些是內在潰敗的外在征兆，常常被營養(yǎng)不良所惡化。失業(yè)被證明是一種萎靡病。社會工作者所謂的“失業(yè)休克”，對某些人的影響就好像他們被恐慌所攫住了一樣，驅使他們白天瘋狂地去找工作，夜里在煩惱中沉沉睡去。對少數(shù)人來說，失業(yè)明顯帶來了個人的重要感——感覺到自己是國家危機的一部分，是頭版頭條重大問題的一部分——但更普遍的情緒感受，是喪失自尊，是茫然失措，是對老雇主和整個生活的怨恨。書包網 www.bookbao.com

第二章 新的生活設計（4）
這些對從前掙錢養(yǎng)家者的影響，加起來就等于更低落的士氣，這樣的惡性循環(huán)，使得他更難找到工作。1933年，對賦閑工程師所作的一項調查顯示，4個人當中有3個人的士氣顯得比有工作的平凡百姓更低落。另外一些類似的身體虧空是：當他重新工作時，肌肉無力、協(xié)調失衡、缺乏毅力。就像一家停工歇業(yè)的工廠，生銹給它造成了損害。1933年，當40個長期失業(yè)的速記員被安排在紐約的一家政府機關工作的時候，在老一套的日常工作中，他們全都很快顯示出了神經性疲勞的癥狀，有幾個人甚至發(fā)展成了歇斯底里。超過三分之二的人需要兩到三周的時間重新調整，才能不停頓地記錄別人的口述。
　　那些暫時保住了飯碗或者在無所事事和輪班工作之間來回擺動的人，也同樣被不安全感的幽靈所糾纏。他們下定決心要牢牢抓住已經擁有的東西不放，他們不敢放棄微薄卻穩(wěn)定的工資以換取報酬更高、但風險更大的工作，這些都消磨了美國人的進取之心。對工作的熱情，以及對公司的忠誠，也日趨暗淡。很多人都同意：“干活太賣力不值得，因為老板只會利用你。”關于成功的傳說——它們的光輝曾讓幾代年輕人心馳神往——如今明顯開始失去光澤，連同勤奮和節(jié)儉的清教徒美德也是如此。那些值得信賴的老規(guī)矩似乎已經失效。20世紀30年代中期，托馬斯·杰斐遜的大學①里的一位學生說：“我們認識到，誠實、正直和勤奮，再也不能讓你登上頂峰。”
　　諸如此類的擔憂，并不局限于年輕人。那些眼看著銀行一家接一家關門大吉、辛苦積攢起來的錢被蝗蟲之年吞噬一空的老家伙們也都說：“再開始存錢沒有任何好處。我們已經陷得太深，我想，我們再也甭想出來了。”在一群將近400個失業(yè)的男人當中，半數(shù)人同意這樣的觀點：成功更多地取決于“幸運”或“門路”，而不是能力。在商業(yè)中，接受“粗獷的個人主義”①傳統(tǒng)的人略少于一半，盡管在一群類似的有工作的男人當中，四分之三的人依然認可這種歷史悠久的哲學。對很多人來說，這場災難讓人懷疑節(jié)儉的古訓。有些人斷定：儲蓄的使徒們——銀行家和白手起家的實業(yè)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對已經發(fā)生的事情負責。還有一些人則從哲學上反思：“你不能帶走它”——這句古老的諺語因為1931年一首風靡一時的歌曲而流行起來，并在5年后的一部深受歡迎的戲劇中發(fā)出了回聲，這是喬治·S.
　　考夫曼和莫斯·哈特所創(chuàng)作的一部喜劇，說的是一個隨遇而安的家庭一輩子過著快樂逍遙的生活。為什么煩惱呢？那些還有能力買得起書的人，使埃德蒙·雅各布森的《你必須放松》（You
　　Mast
　　Relax，）成了1934年最暢銷的一本書，不久之后，他們又拿起了馬喬里·希利斯的勵志手冊《享受獨居生活》（Live
　　Alone
　　and
　　Like
　　It，1936）和《贊揚你的預算》（Orchids
　　on
　　Your
　　Budget，1937），在輕松愉快的漫不經心當中，混合進了她的父親（曾經是一位著名的國會鼓吹者）在他那個時代以他們單純質樸的滿腔激情所提出的那些信條。
　　對普通市民來說，這場災難的洪水深不可測，它們滾滾而來，沖掉了古老的潮標，在祖?zhèn)髦腔鄣耐２刺帓暝＿@個時代把質疑深深地帶進了美國人的生活，比內戰(zhàn)以來其他任何時期都要深。思想的條條框框，傳統(tǒng)的陳詞濫調，長輩的古老智慧，全都在書籍、雜志和私人談話中受到了挑戰(zhàn)。或許，歸根到底，美國生活的許諾終究被證明只不過是一種宣傳，是詞語的暴政，或者是資本主義的民間傳說。但是，在年輕人動輒造反的同時，中、老年人卻常常更加頑強地堅持古老的忠誠，特別是如果現(xiàn)狀中有他們的個人利益的話——他們會奮起捍衛(wèi)像苦干、節(jié)儉和個人進取這樣一些真理，反對改變法律和政體中的某些方面，他們把這些方面與更幸福的時光聯(lián)系在一起。然而，即便是在這個群體當中，貧窮的威脅也在發(fā)揮它的影響，正如湯森改革運動所證明的那樣。
　　因為，在經過兩三年之后，失業(yè)已經進入了美國生活的機理中。它的嚴酷以及顯而易見的毫無希望，可謂空前絕后。金融恐慌和銀行倒閉，雨天和荒年，洪水和干旱，自最早的殖民者在這片荒涼偏僻的曠野上開拓文明以來，多少次來來去去。看起來，這次危機尚沒有先例。貧困無處不在，失業(yè)的人被它逼到了絕境，如今感覺到了某種類似于幽閉恐怖癥的東西。書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二章 新的生活設計（5）
1932年，加利福尼亞州失業(yè)委員會文件中的一個案例，生動地說明了這種差別。這位80歲的老人，正如他回憶的那樣，自他1873年在紐約市參加工作的那天以來，經歷了太多的盛衰沉浮，而且，“杰伊·庫克公司的銀行破產了，我的老板關門大吉，我丟掉了工作，成了一個流浪漢。……那年頭，整個西部都向自耕農開放。那年頭，大山里擠滿了新家，以及正在開挖的新礦。那年頭，全國各地都在修鐵路”。
　　他從一個流浪漢變成了一個護路工，打那之后，工作是穩(wěn)定的，最早是煤礦工，后來是雜貨商，直到1890年，他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成了“一個還算富裕的商人”。但是，1893年的金融恐慌把他洗劫一空，他再一次流落街頭，成為一個流浪漢，直到1895年，在加利福尼亞的誘惑下，他設法籌到了足夠的資金，去經營牧場。當他積累到可觀收入的時候，生活再一次變得寬裕起來。如今，在垂暮之年，他又失去了一切，在心底里，他知道這是錯誤的，是不同尋常的。“沒有一片像樣的土地用來安家。任何地方沒有一條鐵路要修建。”他回憶道，“多年前，霍勒斯·格里利發(fā)表了一篇聲明：‘年輕人，去西部吧，與國家一同成長。’”現(xiàn)如今他就生活在西部，他會這樣聲稱：“去西部吧，年輕人，然后把自己淹死在太平洋里。”像挪威的旅鼠①所做的那樣。已經山窮水盡了。一個試圖把自己的境遇合理化的人，往往會遵循下面幾條路徑中的一條。如果他把這樣的境遇看做是機器取代人的結果，他可能就會心平氣和地看待它，因為沒有誰會跟一臺機器生氣。如果他歸咎于自己或自己的糟糕運氣，他就會滑向一條不歸的失敗之路。如果他把責任歸到社會或經濟體制的身上，他就會選擇激進主義的岔道，走不了幾步就會向左轉。有人做過一項認真細致的研究，結果發(fā)現(xiàn)，跟女人比起來，失業(yè)使得男人更加激進。將近四分之一的閑人（比有工作的人當中多四倍）都同意這個觀點：“革命對這個國家來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盡管幾乎所有人都反對像“外國激進分子”這樣一些觀念，并且斷言：“一個人應該欣然為自己的國家而戰(zhàn)斗。”
　　實際上，像這樣的激進主義，大體上是樸素的，理論上是天真的。對于被商店所包圍的貧困，普通人有著本能的憤恨，隨著食品和農場窒息在他們自己的生產過剩之下，這種憤恨突然爆發(fā)了。1932年，一個窮困潦倒的人對一位社會工作者說：“這些日子，思考是危險的，請別煩我。”同一年，一位新聞記者走遍了北卡羅來納州的城鎮(zhèn)和偏遠林區(qū)——所經之處，身邊是一片廢墟，造成這些廢墟的原因是廉價棉花、工廠停產、銀行倒閉、抵押物喪失贖回權，以及很方便地降臨在華爾街的美國佬身上的其他不幸——他聽到了人們咕噥著“革命”這個詞。在新政初期，密歇根州的一位村民告訴聯(lián)邦緊急救濟署的官員：
　　我不相信你在這家機構啟動之前就已經認識到了事情有多么糟糕。……他們全都說，如果事情變得更糟，而且并沒有很快就發(fā)生點什么事情的話，他們就會來到緬街上，砸碎窗戶，拿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們不會欺負小店。他們首先會去找那些大店……沒人愿意讓自己的老婆孩子餓死。
　　對于某些人的丑行，巴爾的摩和俄亥俄鐵路公司主席丹尼爾·威拉德曾經在1913年沃頓商學院的一次演說中這樣說過：資本主義已經脫臼。他還勇敢地補充道：“在我餓死之前，我會去偷。”
　　第二年春天，全國各地到處都出現(xiàn)了反饑餓游行，密歇根州的迪爾波恩市還爆發(fā)了一場嚴重的失業(yè)騷亂，導致了流血。離廣泛的群眾運動最近的途徑是“補助金大軍”。1924年由國會授權頒發(fā)給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退伍老兵的“調整后的補償”憑證，要到1945年才能支付。1931年初，退伍老兵事務管理者向胡佛總統(tǒng)報告：大約有272,000個人需要救濟。很快，國會在推翻總統(tǒng)的否決之后，就為這些補償憑證提供了一筆貸款，但不久之后，“帕特曼提案”建議立即支付剩下的余款。
　　為了游說國會議員，讓這一措施獲得通過，1932年晚春時節(jié)，大約12,000到15,000名退伍老兵，緊隨俄勒岡州一支由失業(yè)罐頭廠經理沃爾特·沃特斯領頭的樂隊，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了華盛頓。他們藏身于聯(lián)邦政府的空建筑內，或者在波托馬克對岸的泥地上支起帳篷。聯(lián)邦政府強調，他們的團體已經被少數(shù)共產主義分子和有犯罪前科的人所滲透。然而，事實上，是有人把所謂“左翼分子”的名頭安在了這幫洶涌而來的流浪者們的頭上。當參議院在6月16日以壓倒性多數(shù)否決了“帕特曼提案”的時候，正在國會大廈的臺階上守夜的退伍老兵們強忍住內心的失望，振奮人心地唱起了《美國》這首歌。書包網 www.bookbao.com

第二章 新的生活設計（6）
7月初，當國會投票決定為窮困潦倒的游行者們支付回家路費的時候，大約有5,000人離開了華盛頓。這個月的晚些時候，隨著國會的休會，總統(tǒng)命令陸軍參謀長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讓其余的人疏散。這些人與華盛頓警察之間的暴力沖突導致了兩名退伍老兵的死亡。帶著催淚瓦斯和刺刀的軍隊很快就驅散了那些掉隊的人，他們撤回各自來的地方，或者加入了沿途（公路和鐵路）被逐出者們的流浪洪流。有人在某些容易激動的圈子里聽到了這樣的談話：老兵們將會遵循外國的先例，成為一場革命——不管是向左還是向右——的先頭部隊，無論如何，這樣的談話被證明是愚蠢的。
　　即使是在1932年最黑暗的日子，美國人依然堅信民主程序，這是人民滿懷希望的習慣，是他們對“外國”煽動者的不信任。當美國公民渴望改變的時候，他們所指望的，必定是投票箱，而不是肥皂箱①。在不同的地方，在幾個工業(yè)中心，不滿在鍋蓋之下慢燉著：比方說，有工團主義背景的西雅圖以及該市的失業(yè)公民聯(lián)盟在1932年的活動；或者，城市信用達到枯竭之后的底特律以及開始渾水摸魚的查爾斯·E.
　　庫格林神父。但是在別的地方，人們以堅忍的意志接受了同樣糟糕的處境。
　　在紐約市，無家可歸的人睡在地鐵車站。1932年，在中央公園一個廢棄的蓄水池里，一個被稱做“胡佛谷”的著名的本地居民點在那里繁衍生息，這里的居民以變質的面包和市場的垃圾為食，他們面無表情地凝視著被空了一半的摩天大樓所圍起來的曼哈頓的剪影。在俄亥俄州的揚斯敦市（那里的煉鋼平爐最近因為一家重要工業(yè)企業(yè)的進取精神而點燃），數(shù)以百計流浪漢擠在市政垃圾焚化爐所在的建筑里取暖。全國各地都有人住在廢棄的工廠、側軌上的貨運車箱或者用廢木料和敲扁的易拉罐所搭起的棚屋里。拖家?guī)Э诘臒o家可歸者往往聚集在市郊，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這些人都是沒有購買力的消費者。到1932年夏天，很多社區(qū)把公共土地交給失業(yè)者作為小農場或菜園來耕作種植。例如，在印地安那州的加里市，有兩萬家庭在該市借給他們的土地上給自己種糧食。
　　盡管官方反復保證，不會讓任何人餓死，但在紐約市，1933年已知的死于饑餓的人至少有29個，而在全國各地，據(jù)報告，1934年之前有110個這樣的死亡實例（主要是孩子）。而死于疾病、意外事件和整體崩潰的受害者則遠遠要多得多，就最后一種情況而言，饑餓是他們死亡的主要原因。在1928～1932年間，費城的公共衛(wèi)生中心所診斷的營養(yǎng)不良的病例增長了60%，尤其是在6歲～16歲這個年齡段。牛奶、雞蛋和新鮮水果消費的急劇下降，十分清楚地顯示了佝僂病、壞血病和糙皮病的相應增長。在紐約的一家健康中心，公共保健護理全國組織報告，營養(yǎng)不良的患者從1928年占患者總數(shù)的18%，增長到了1931年的60%，這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數(shù)字。
　　“玉米粥”如此長時間地是南方貧窮白人的“毒藥”，如今，其他地區(qū)新增窮人的食物在營養(yǎng)不良上可以與之相匹敵，他們以面包、馬鈴薯和豆類為主食，加上一個禮拜來點卷心菜，就算是改善伙食了。自然，餐館經理常常會捐贈一些殘羹剩菜，面包師捐贈他們的變質面包，水果蔬菜批發(fā)商則捐贈他們的過熟產品。在下東城，卡車司機偶爾會從車上掉下一箱桔子，并假裝對散落一地的水果一無所知。惡化的極致是吃垃圾，很多城市都有過這樣的行為。1932年，一幫調查芝加哥貧民窟的人描繪了這樣一幕：“在正卸下垃圾及其他廢棄物的卡車周圍，大約有35個男人、女人和孩子。卡車剛一離開垃圾堆，他們所有人便開始用棍子（有些人干脆用手）去挖，抓住零零碎碎的食物和蔬菜。”
　　大蕭條所帶來的煩惱和掙扎，讓少數(shù)人承受了無法忍受的后果。1930～1932年間，公立醫(yī)院中因患精神病而住院的人數(shù)，年增長率幾乎是1922～1930年間的三倍。當然，這一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和私立醫(yī)院沒有能力照料精神病患者。但在紐約州，每10萬人口當中精神病患者的數(shù)量在1932～1933年間記錄了一次急劇的增長。
　　然而，在股票市場崩盤之后，人們預料自殺率將會有驚人的增長，但這并沒有得到事實的佐證。1929年10月和11月，紐約市只報告了219例自殺，而在1928年同一時期則有223例。但全國的年自殺率（1929年是每10萬人14例）卻穩(wěn)步增長，1932年突破最高紀錄（），然后逐步下降到了1936年的。
　　很顯然，對經濟衰退所帶來的沖擊，男人的感覺遠甚于他們的妻子，自殺主要集中在經濟天平上的兩個極端（尤其是地位較高的那一端），社會地位的從高到低所導致的自殺，常常更甚于窮困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大蕭條的最后指標，不得不用公費進行安葬的死亡，1931年的數(shù)量是1929年的三倍多，達到了大約1∶10的比例，而在鄉(xiāng)村地區(qū)，自備棺材的數(shù)量倒是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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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百日新政（1）
盡管人民已經表明了他們對變化的渴望，但4個月的新舊交替的間歇期里卻充滿了不確定性，黨派間的爭吵在授權生效之前便已漸次平息。這就是《憲法》所規(guī)定的緩慢而莊嚴的節(jié)拍，這段空位期，就好像是美洲之鷹的力量暫時屈服于跛鴨那滑稽可笑的軟弱無力。這注定是美國歷史上最后一個這樣的間歇期，因為，“第二十修正案”（1932年3月2日提議，1933年2月6日批準通過）規(guī)定，從今往后，任期屆滿的國會，其生命在1月3日結束，而卸任總統(tǒng)的最后期限則定在1月20日。
　　秋冬兩季早已讓夏天萌發(fā)的幾粒復蘇的蓓芽枯萎凋零。10月，隨著商品市場和證券市場的再一次蕭條，民主黨人便責備胡佛的“恐怖競選”；當這次落潮在大選之后繼續(xù)低迷、并持續(xù)了整個冬天的時候，共和黨人便反戈一擊，把它歸咎為人們擔心羅斯福的就職。任期屆滿的國會拒絕承擔重大責任，他們的繼任者則急不可耐地擁擠在大門口。羅斯福拒絕與胡佛合作，聯(lián)合發(fā)表關于戰(zhàn)爭債務和“可靠”貨幣的聲明，一心在他的金庫旁邊玩牌，拒絕犧牲未來的行動自由以取悅他的前任。政治上的反唇相譏密集地你來我往，而等待領救濟的隊伍卻越來越長，救濟之桶的底部被一刮再刮，國家的銀行體系開始了它最后的向災難俯沖。
　　從1930年初到1932年底，總共有773家國有銀行倒閉，涉及存款超過7億美元，另有3,604家州銀行——這些銀行的資金鏈更脆弱——破產，涉及存款超過20億美元。在這些年里，人們經常能看到，裝甲車沖向受到威脅的銀行，在持槍警衛(wèi)的守護下，卸下它們的錢袋子。
　　全國各地的存款人都處在焦慮不安的情緒中。老的銀行業(yè)務的進一步惡化和適度聯(lián)邦監(jiān)管的缺席，大蕭條所帶來的緊張不安和關于日漸迫近的未來的謠言，導致了一波又一波提款浪潮。大批手里拿著現(xiàn)金的驚慌失措的市民，只好求助于儲存和藏匿——放進保險柜、箱子、白鐵罐，甚至在自家的后院里挖個洞——或者索性把現(xiàn)金寄往國外。結果，胡佛在1932年初發(fā)動了一場全國性的反藏錢運動。然而，流通貨幣繼續(xù)嚴重不足，以至于在這一年結束之前，幾個南方城市，像里士滿、諾克斯維爾和亞特蘭大——在這些地方，每當危機出現(xiàn)，分離主義的思考方式總是甚囂塵上——開始印刷自己的貨幣。這些錢用來給市政府雇員發(fā)工資，并提供一種特殊的錢給失業(yè)者去購買農民的剩余產品，通過這種辦法讓他們能夠活命。胡佛在職的最后兩周，財政部估計，大約有億美元退出了流通，正統(tǒng)的共和黨人都悲觀地看待“美元的逃跑”，以及卡特·格拉斯參議員的拒絕出任羅斯福的財政部長。
　　第一個全面崩潰的清晰征兆早在1932年10月31日就出現(xiàn)了，當時，內華達州的副州長宣布，銀行業(yè)休假12天，以挽救一連串的本地銀行。在冬天的晚些時候，事情很快就達到了頂點。1933年2月4日，路易斯安那州開始了銀行實際上的暫停營業(yè)。10天之后，密歇根州州長宣布給銀行業(yè)一個類似的喘息機會，到3月初，阿拉巴馬、加利福尼亞、愛達荷、肯塔基、密西西比和田納西等州紛紛步其后塵。儲蓄銀行，在享受大蕭條早期階段的非凡聲望之后，如今也承受了破壞性的逃離。一家接一家機構到紐約的貨幣市場上尋求它的平衡。3月4日星期六，總統(tǒng)就職日的一大早，赫伯特·H.
　　萊曼州長關閉了紐約的銀行，其他的地方很快也屈服了。在大廈將傾的緊要關頭，三年來一直在勇猛地（即便有時候是笨拙地）跟這場危機作斗爭的胡佛總統(tǒng)，眼睜睜地看著國家銀行體系在他即將離開白宮的最后時刻，呼啦啦分崩離析，在他的耳畔回蕩著崩潰的轟鳴。
　　這周周末，以及接下來的一周，人們目睹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出席總統(tǒng)就職典禮的來賓們陷入了沒有現(xiàn)金的困境。在鹽湖城，摩門教徒們準備發(fā)行可在本地流通、用于購買商品和服務的紙幣。在帕薩迪納，一家豪華酒店為身無分文的顧客印刷了一種臨時憑證。在底特律，一位富有的市民跑遍全城也找不開一張10美元的紙鈔，最后才從一位蘋果小販那里得到了一枚鎳幣給他妻子打電話。郵票，電話代幣，墨西哥元和加拿大元，以及借據(jù)，都成了流通媒介。每個人都在同一條船上，空空如也的口袋再也不招人嫉妒了；友善和輕松絕望的氣氛普遍盛行。書包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第三章 百日新政（2）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新當選的總統(tǒng)身上，當時流傳著一個故事，說他很可能是美國的最后一任總統(tǒng)。在邁阿密，就在他走馬上任的兩周之前，他險些沒有躲過一位暗殺者的子彈，結果，這顆子彈讓芝加哥市長安東·J.
　　塞馬克送了命。這個國家如今感覺到，自己的命運就倚靠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肩頭，他面對死亡時的鎮(zhèn)定和勇敢讓人們恢復了信心。3月4日，在一種幾乎令人顫抖的緊張氣氛中，十萬觀眾擠滿了國會大廈東面正前方的40英畝草坪和人行道，還有數(shù)百萬的人則聚集在他們的收音機旁。胡佛嚴肅而沮喪的面容，看上去與他的繼任者充滿活力的自信形成鮮明對照。羅斯福站在寒風之中，沒戴帽子，也沒穿外套大衣，以堅定的聲音和幾乎是挑戰(zhàn)性的姿態(tài)，發(fā)表了20分鐘的演說。
　　他開頭便是一句：“這是國家授受圣職的日子。”接下來補充道：“這些黑暗的日子，如果教會了我們懂得：我們真正的命運不是要被別人照顧，而是要照顧我們自己，照顧我們的同胞，那么，我們?yōu)榇硕冻龅娜看鷥r都是值得的。”關于國內的現(xiàn)況，他說到了要“像對待戰(zhàn)爭的緊急情況那樣”對待失業(yè)，要幫助把家庭從破產中挽救出來，把農民從破產中挽救出來。“這個國家要求行動，現(xiàn)在就行動。”他關于外交事務所說的話，以及他的“睦鄰政策”，在后來的歲月里經常被人們想起，但在當時，大多數(shù)美國人最留意傾聽的，多半是羅斯福關于銀行體系的意見，是他所提出的要求：“要終結用別人的錢去投機，……要準備足夠而堅實的貨幣。”他宣布：“貨幣兌換商們已經從我們的文明神殿里的寶座上逃走了。我們如今可以把這座神殿恢復到遠古時代的原貌。而恢復的措施，就在于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賦予社會價值以比純粹的金錢利益更高貴的地位。”
　　當他進入他的敞篷車返回白宮的時候，羅斯福以拳擊場上的方式在頭頂?shù)纳戏接辛Φ負]舞著他的雙手，以此回應人們的歡呼。對很多美國人來說，這仿佛就是已經終于實現(xiàn)的勝利一樣。抗擊大蕭條的戰(zhàn)斗已從防守轉變?yōu)檫M攻。無論什么時候，只要胡佛說出樂觀的話，就會有人指控他：那只不過是愿望或自滿。當他最終承認了情況的嚴重性的時候，他便成了“著名的悲觀主義者，決不會被人放過”。幾年之后，《搖擺的天皇》中還在對此諷刺挖苦。但是，一位從前任那里繼承了國家災難的領袖——羅斯福在1933年的美國，就像丘吉爾在1940年的英國一樣——能夠大膽地面對眼下的局勢，面對它所有的黑暗、匱乏而無需為自己辯解，鼓起公眾的勇氣和令人振奮的犧牲精神，以征服一場給他帶來授權的危機。
　　行動來得既迅速又密集。3月5日星期天，羅斯福讓國會召集了一次特別會議。第二天，他禁止了黃金出口和所有外匯交易，并宣布全國銀行放假，以便在它們逐步重開之前對個別銀行的穩(wěn)固性進行檢查。在格拉斯拒絕出任財政部長之后，這頂烏紗帽就落到了威廉·H.
　　伍丁的頭上，他從前的聯(lián)邦派同盟的共和主義傳統(tǒng)跟他的新角色似乎不大協(xié)調，就像他作為鐵路設備制造商的成功事業(yè)跟他的外表對不上號一樣。但他坐在那里，頭戴灰白色的假發(fā)，深藍色的眼睛，頑皮的微笑，一邊駕馭著全國18,000家銀行駛過險灘暗礁，一邊派發(fā)著他的雙關語和奇思妙想，與此同時，在羅斯福的要求下，胡佛所任命的一些官員留了下來，給他提供了超越黨派利益的幫助。
　　3月9日，“百日國會”開會，以壓倒性多數(shù)通過決議，認可了總統(tǒng)所做的一切，要求RFC籌集新的資本重組銀行，并授權發(fā)行更多的貨幣。銀行的解凍已經開始了，為的是發(fā)放像購藥款、救濟金和工資這樣一些必不可少的款項。面對新的處罰措施，那些藏錢的人開始拿出他們的黃金，來到存款的窗口，把黃金兌換成金券。路易斯安那州那位狂妄自大的參議員休伊·朗提出了一項修正案，把美國所有的銀行都置于聯(lián)邦儲備系統(tǒng)的斗篷之下，而左翼人士則為羅斯福放過了國有化信用體系的天賜良機而扼腕嘆息。

第三章 百日新政（3）
羅斯福骨子里是個溫和派，他不慌不忙地走著自己的路。在3月12日星期天，廣播里播出了他的講話，這是新聞界后來所說的“爐邊談話”的首次播出，他以簡單樸實的言辭解釋正在做的事情，并邀請大家通力合作：“讓我們聯(lián)合起來，把恐懼趕走。”普通市民對這一訴求很是熱心，新政最成功的宣傳媒體就這樣被發(fā)現(xiàn)了，其背后是一位廣播明星的聲音。與此同時，這場危機最糟糕的時刻已經挺過去了。第二天，已經解凍的銀行開始在全國各地重新開張。
　　更持久的銀行業(yè)改革開始于1933年6月16日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該法案把商業(yè)銀行與投資銀行分離開了，規(guī)定了存款保險，授權聯(lián)邦儲備委員會阻止為投機而貸款。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在1933年冬春之間對華爾街的調查，以及檢察官費迪南·皮科拉所搞的嚴厲訊問，為顛覆市場的偶像出了大力。J.
　　P.
　　摩根遭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侮辱：把一個侏儒放在他的膝蓋上——是一位馬戲團的推廣代理給他放上去的——但花旗銀行的魔術師查爾斯·E.
　　米切爾卻在道德上受到了嚴重質疑，以至于他也加入了塞繆爾·英薩爾——最近被廢黜的公用事業(yè)巨頭——的行列，成了無賴中的一員。這位金融家為了減少所得稅而虧本賣股票給自己家里的某些成員（僅僅一年之后便購回）的高招，就是皮科拉委員會所揭露出來的、讓普通納稅人銘記在心的丑聞之一。緞面禮帽曾經象征著成功的頂點，如今成了戲謔嘲弄的符號。
　　這之前就出現(xiàn)了像《華盛頓走馬燈》（Washington
　　Merry-Go-Round，1931）這樣充斥著諷刺挖苦的政治流言的書，以及像《為君而歌》（Of
　　Thee
　　I
　　Sing，1931）這類放肆無禮的音樂劇，如今又添加了一些商業(yè)巨人的暴露性傳記，像喬納森·N.
　　倫納德的《亨利·福特的悲劇》（The
　　Tragedy
　　of
　　Henry
　　Ford，1932），約翰·T.
　　弗林的《上帝的金子：洛克菲勒及其時代的故事》（God's
　　Gold:
　　the
　　Story
　　of
　　Rockefeller
　　and
　　His
　　Times，1932），哈維·奧康納的《梅隆的幾百萬》（Mellon's
　　Millions，1933），馬修·約瑟夫森的《強盜大亨》（The
　　Robber
　　Barons，1934），以及稍后出版的費迪南·倫德伯格的《美國的60個家族》（Americans
　　Sixty
　　Families，1937）。很多美國人不再迷惑于那些曾在紐約和華盛頓一手遮天的財富和權力的超人，3月危機之后的幾個月里，全國的大銀行家似乎都被折磨得焉頭耷腦，再也發(fā)不出維護自己的聲音。
　　他們還知道，羅斯福是不可抗拒的——至少暫時是。當《銀行業(yè)緊急情況法案》提交討論的時候，共和黨在國會里的組織秘書伯特蘭·斯內爾聲稱：“房子正在被燒為平地，而美國總統(tǒng)說，這就是滅火的辦法。”威爾·羅杰斯在寫到總統(tǒng)的時候，用的是同樣的比喻：“全體國民都站在他一邊。即便他做的事情是錯的，他們也站在他一邊。而他正在做的事情，確實是錯的。如果他把國會大廈燒為平地，我們也會歡呼喝彩，并說：‘燒得好，無論如何，我們至少總算點起了一把大火。’”
　　國會先后通過了幾項立法，顯示了國家的新趨勢，它們分別是：1933年3月下旬證券法，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和1935年的公共事業(yè)控股公司法。這一立法網絡，限制了用于投機目的的銀行貸款，設置了防止股票操縱的保險裝置，規(guī)定了向證券購買者提供充分的信息，設立了證券交易委員會作為監(jiān)管者，通過了在1937年末之后所有公用事業(yè)控股公司的“死刑判決”——那些“在地理上和經濟上構成了一個完整體系的”除外。所有這些措施，盡管在工商界遭到了激烈的反對，但為存款人和中小投資者提供了更大的安全保證，因此贏得了廣泛的贊成。1940年，作為輔助性的安全措施，出臺了投資公司法和投資顧問法。
　　沒有得到那么廣泛認可的是新政的某些貨幣冒險，這表明，總統(tǒng)還扮演了一個并非不同尋常的、試圖提高價格的實驗者角色。他特別關注的是，提高農產品相對于非農產品的價格，而且，由于像小麥和棉花之類農產品的價格對國際需求高度敏感，有人認為（相當有道理），美元貶值將被證明是有效的。1933年4月，政府宣布，它已經拋棄了金本位。羅斯福獲得了國會的授權，可以用5種規(guī)定方式中的任何一種方式讓通貨膨脹。1933年6月，抱著實現(xiàn)貨幣穩(wěn)定的希望，世界貨幣和經濟會議在倫敦召開。但這次會議一無所獲，這一方面多虧了法國及其金集團衛(wèi)星國，另一方面也多虧了羅斯福總統(tǒng)突然的擔心，唯恐這樣的穩(wěn)定會阻止國內剛剛開始的一輪漲價風潮。他7月3日的電報因為“破壞”了這次會議而受到了廣泛指責。最終的結果就是促使國外的敵意對準美國，而在國內，就是強化了普通百姓的孤立主義。直到1936年9月，英國、法國和美國才最終達成協(xié)議，要防止劇烈波動和競相貶值。

第三章 百日新政（4）
新政中最不靠譜的嘗試出臺于1933年秋，那是在早期復蘇的蜜月期開始衰退之后。總統(tǒng)冒險嘗試康內爾大學喬治·F.
　　沃倫教授的“商品美元”理論，共和黨人稱之為“空頭美元”，阿爾·史密斯稱之為“胡扯美元”。迫使美元貶值至略低于其原先含金量的60%，決策者指望這一招能夠促使總體價格上漲的和特殊商品的漲價，以改善美國的出口形勢。對外貿易方面的一次輕微改進緊隨而至，但最主要的看得見的效果是，當黃金購買價更高的時候——這個價格是每天早晨在總統(tǒng)的餐桌上經過與沃倫、農業(yè)信貸管理局局長小亨利·摩根索和RFC的杰西·瓊斯商議之后武斷地制定出來的——黃金便立即開始源源不斷地流進肯塔基州諾克斯堡的金庫，最后總額高達140億美元。這一黃金購買計劃，從1933年10月25日開始實施，直至1934年1月，并沒能給國內商品價格帶來看得見的提升，而每天頒布的不同價格，倒被證明擾亂了人們的信心和市場的穩(wěn)定。
　　1934年6月9日的“白銀購買法案”，是銀集團國在與總統(tǒng)達成一致之后迫使國會通過的，這項法案就意圖而言也是通脹的。其最切實的結果是，不僅抬升了本國白銀的價格，而且還以遠高于市價的價格獲得了10億美元的外國白銀，并把大部分銀塊存放在西點的金庫里。但是，在國家有望成為埋葬全世界貴金屬的墓地的同時，這些操縱的對價格的影響，幾乎不是計劃者們所祈求的那種適度通脹，也肯定不是華爾街所預言的那種失控的通脹。然而，這樣的貨幣政策反映出了新政中的一種并不少見的大雜燴：不切實際主義，冒冒失失的即興而為，以及精明的政策，與極其真誠、常常也非常實際的人道主義糾纏在一起。一個每件事情都想試一把的總統(tǒng)注定要犯錯。
　　新政早期幾個月里，聯(lián)邦政府的大部分行動是基于這樣一個假設：貨幣和信用、價格和利潤的體系，都在大蕭條的緩沖作用下崩潰了，聽任其自然發(fā)展將會很緩慢，而且是破壞性的。貨幣的流動必須通過政府的開支來加以鼓勵，通向繁榮的途徑可以安撫工人和消費者。由于實際上每個消費者也是生產者，而每個生產者也是消費者，所以有人認為，4個相互關聯(lián)的過程將會有利于全體國民：創(chuàng)造由政府提供資金的工作崗位；根據(jù)工業(yè)規(guī)章制度增加就業(yè)、提高工資；通過作物種植限制，加上直接利潤支付，來抬升市場價格，以此支撐農業(yè)收入；通過貨幣操縱，并借助聯(lián)邦政府的支持和信貸機構的管制，來提高一般價格水平。為了實現(xiàn)這些目標，一項龐大的計劃被啟動了，部分是通過立法行動，部分是通過新近增加了的行政權力。國會樂于默認總統(tǒng)所尋求的巨大權力，并很快發(fā)現(xiàn)，自己正在簽巨額支票，而分配和花銷這些錢的權力，也正是自己交到他的手上的。
　　新政是以節(jié)省的調子開始的，首先是羅斯福在就職第一周便發(fā)出警告：“漫長的三個年頭以來，聯(lián)邦政府正走在通向破產的路上。”緊接著是國會通過了經濟法案，授權把聯(lián)邦政府部門的工資和退伍老兵的津貼每年削減4億美元以上。強有力的退伍軍人協(xié)會游說團和美國政治的所有傳統(tǒng)勢力都奮起抵抗。但羅斯福幾乎立即便下達了總統(tǒng)令，一點一點地恢復了被削減的開支，由此開始親自加入花錢的行列，并很快成為領頭人——要求數(shù)十億美元用于救濟、給商業(yè)企業(yè)注資，以及一大堆新的聯(lián)邦機構的運行成本——1934年3月28日，國會在選舉年的刺激下，放開了經濟的韁繩，推翻了羅斯福的否決，完成了一次復辟。從今往后，所有保持預算平衡的主張都被扔到了腦后。
　　1933年3月——這個月見證了太多的大戲、革新和復興的希望——啤酒銷量的回升幾乎被看做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轉折，但它至少是一個受歡迎的預兆，預示著另一次對最近傳統(tǒng)的背離。這個十年開始的時候，禁酒還是舉國爭論的熱點話題。1930年1月，有人就“美國最重要的問題”做過一次民意調查，1931年1月又調查過一次，在這兩次民意調查中，全國經濟聯(lián)盟的成員（照說他們應該是些聰明過人而又熱心公益的人）都認為，禁酒是頭等重要的問題，而失業(yè)則遠遠排在后面。胡佛總統(tǒng)支持全國禁酒——“一項偉大的社會和經濟實驗，動機是高貴的，目標是深遠的”——但他的支持并沒能阻止違犯禁令的洶涌浪潮，以及聯(lián)邦政府執(zhí)行禁令的越來越力不從心。胡佛所任命的威克沙姆委員會1931年的報告只不過證實了公眾的感情已經不再支持禁酒。農民們需要賣掉他們的糧食和糖，再加上政府還指望從聯(lián)邦酒稅中得到令人難以置信的財政收入——這筆錢眼下流入了禁酒幫助產生的黑社會的腰包——是導致廢除禁酒令的另外兩個因素。書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三章 百日新政（5）
1932年共和黨的政綱沒有正面回應這個問題，但民主黨人和羅斯福則強有力地要求廢除禁酒令。很快，1933年2月，任期即將屆滿的國會為廢除禁酒令而提出了一項憲法修正案，最終結果是，把決定權交給各州。啤酒銷量在下一個月的回升是未來事件的一個預兆。各州會議的批準很快就開始蜂擁而至。像印第安那州、愛荷華州和阿拉巴馬州這樣一些支持禁酒的老據(jù)點也加入到了這個行列。來自浸信會宗主權核心的《達拉斯新聞報》（Dallas
　　News）稱之為“傳教士界的徹底潰敗”。1933年12月5日，猶他州成了支持“第二十一修正案”的第36個州，這場“實驗”以失敗而告終。
　　然而，在1933年那個至關重要的春天，一旦銀行危機有所緩和，最緊迫的問題便是嚴酷的救濟問題。超過1,500萬失業(yè)者，以及各州和市縣施舍名單上的將近600萬人，都大聲疾呼，要求得到關注。在3月21日給國會的一份咨文中，總統(tǒng)建議著手三類療救性立法：授權各州主要為了直接救濟而提供食物和衣服給貧困者；由聯(lián)邦政府招收工人進入事業(yè)單位，這一措施可以迅速啟動，而又不會妨礙私營企業(yè)；制定持久的公共工程計劃。
　　這些緊急措施中的第二和第三項，各自包含了“公共資源保護隊”和“公共工程管理局”的雛形，其實現(xiàn)比第一項更慢，而聯(lián)邦緊急救濟署（FERA）的種子則源于第一項措施。哈里·L.
　　霍普金斯特別操心這家機構，霍普金斯是一位虛弱而認真的社會工作者，來自愛荷華州，在羅斯福當州長期間擔任紐約州的救濟委員會主席。在他的指導下，聯(lián)邦緊急救濟署（人們公認它是由于危機的急迫而采取的權宜之計）于1933年5月12日由國會設立，為了通過已經建立起來的州和市的福利渠道所管理的直接救濟，主要用錢來幫助貧困者。它從5億美元的資金開始起步，最終花掉了大約30億美元。
　　聯(lián)邦政府期望地方機構能夠依據(jù)各自的能力分擔一部分擔子，但并沒有要求嚴格的配套資金。就全國整體而言，從最終的賬目來看，每一美元的救濟當中，華盛頓提供了70美分以上，各州13美分，市縣16美分。像馬薩諸塞這樣一些相對較富的州，比起像南卡羅來納這樣的窮州來，貢獻要大得多，新英格蘭人則嘟嘟囔囔地抱怨自立精神的衰微。在南方，反對者抗議用現(xiàn)金去填充黑人和窮鬼的腰包。很多州把聯(lián)邦緊急救濟署看做是“肥缺”，希望盡可能地少付出、多獲取。聯(lián)邦和各州的行政官經常不得不敲打那些更小氣的市縣，威脅說，如果地方政府不松開自己的錢包的話，就切斷救濟款。
　　霍普金斯的想法，逐漸遠離了直接幫助——最快速、最廉價、覆蓋最廣泛的方式——而走向“創(chuàng)造就業(yè)崗位”，依據(jù)需要支付的工資，最終制定了按最低工資標準實現(xiàn)就業(yè)的系統(tǒng)化的就業(yè)計劃，這樣就可以充分利用閑置的技能。一旦他把迫在眉睫的危機置于控制之下，他就開始四處尋找可以鼓舞士氣的就業(yè)機會，因為工作所產生的效用會提升工作者的自尊，使他的技能不至荒廢。然而，霍普金斯的觀念并沒有被普遍接受。一方面，有組織的勞工擔心救濟工作的低工資會影響到私營企業(yè)的工資；而另一方面，很多保守分子則以完全不同的理由反對這樣的救濟。他們因為更便宜而青睞于施舍，并認為，公共工程計劃會從貨幣市場轉走資金，有時候會破壞現(xiàn)有價格（比如在低成本住房領域），會讓國家背負巨大的債務，而債務本身又會進一步延緩經濟復蘇。
　　然而，大多數(shù)人都認可霍普金斯的選擇，這一點很少有人懷疑。在新政4年之后，1937年5月的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5個人當中有4個人贊成通過公共工程項目來實施救濟；這一年的晚些時候，隨著新一輪經濟衰退的開始，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發(fā)現(xiàn)，工作救濟輕而易舉地超過了所有其他被提議的解決辦法，盡管其差額在窮人當中比在富人當中要大，在城市居民當中比在農業(yè)人口當中要大。在這一計劃執(zhí)行的早期，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說的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在開始收到救濟支票之后，便主動地走出家門，打掃本鎮(zhèn)的街道，說：“我得做點事情，以回報我所得到的東西。”

第三章 百日新政（6）
1933年夏天，聯(lián)邦緊急救濟署已經有了工作救濟的想法，不管有多么即興和瑣碎——比如在公園里撿廢紙、掃落葉，在十字路口數(shù)汽車作為本地交通記錄的數(shù)據(jù)。根據(jù)8月1日的一項裁決，無技能勞工的最低工資是每小時30美分。除了南方和少數(shù)幾個孤立的行業(yè)之外，這樣的薪水并沒有嚴重影響到私人企業(yè)的工資——這是國家復興署試圖穩(wěn)定的一塊，也沒有影響到管理層的人力需求——最近復活的美國就業(yè)局正把這一需求在失業(yè)者當中廣而告之。
　　這一從施舍向工作救濟的轉變，在國家緊急救濟署的后期階段走得太遠，以至于在1935年，也就是在FERA存在的最后幾個月里，該機構把它將近一半的受益人算做是工作人員，在那一年1月的高峰時期，總數(shù)高達250萬人。然而，上一年冬天，即1933～1934年間的冬天，見證了FERA及其救濟名單在大蕭條期間的最大范圍的擴張，1934年2月，它的救濟名冊上有將近800萬個家庭，約相當于2,800萬人。
　　這種巨大的膨脹，要歸功于一家叫做“民用工程署”（CWA）的專門從事工作救濟的部門的飛速發(fā)展，這個部門通過地區(qū)分部直接從華盛頓運作，因此避免了地方上的官樣文章。它于1933年10月投入運轉，以應對寒冬的襲擊以及公眾當中樂觀主義的低落，這種低落已經開始不利于新政的最初萌發(fā)。CWA很快就讓400萬人有了工作，大約一半來自FERA的常規(guī)救濟花名冊，剩下的人則來自非救濟失業(yè)者。它規(guī)定，體力勞動者每周工作30個小時，職員和專業(yè)技術人員每周工作39個小時，有較高的工資和良好的工作條件，這使得CWA有時候成了私營企業(yè)低薪崗位的一個很危險的競爭者。總共，它花掉了大約9億美元，大部分用于修橋補路，校舍、公園、運動場、游泳池的維修，害蟲和腐蝕控制，以及市政公用事業(yè)的工作。在緊急情況的驅策下，做一些毫無價值或價值不大的工作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大概沒有哪一家新政機構比CWA更容易被人攻擊為“做毫無價值的事”（boondoggling）——這是一個古老的詞，最早用于手工業(yè)，1935年，一位“訓練有素的專家”羅伯特·馬歇爾在紐約市議會調查委員會面前作證時，把這個詞引入了這個國家，并讓那些抱有敵意的批評者們樂不可支。
　　即使CWA的某些計劃的有用性確實值得懷疑，但它們的總體效果卻展示了工作救濟的心理價值。密歇根州一個縣里的一位CWA官員注意到：“即便是得到這樣一個短暫的機會，能掙到一份體面的生活工資，它給人帶來的快樂也是無限的。”她看到，有人在離開她的辦公室的時候不禁“喜極而泣”。很多人帶著他們的第一張工資支票直接去了理發(fā)店，這是幾個月以來他們第一次享受專業(yè)的理發(fā)服務，在接下來的幾個禮拜里，他們的外表進一步反映了自尊的恢復。自然，理發(fā)師本人，連同雜貨商、藥劑師和服裝商一起，也都從中受益。有一點倒是真的，并非每一個得到救濟工作的人都表現(xiàn)出了這樣興高采烈的姿態(tài)。對那些從專業(yè)或技術行當一落千丈、淪為粗蠻勞工的人來說，內心的苦楚足以激發(fā)對整個制度的憤怒。一位41歲的機械工程師，是7個孩子的父親，在給CWA埋頭苦干了幾個禮拜之后，冷嘲熱諷地寫道：“挖溝真是一項高貴職業(yè)。”這家機構在1934年春天壽終正寢，它未完成的項目被FERA的總體計劃所接管。
　　總的來說，F(xiàn)ERA提升了州和市縣救濟的品質，只養(yǎng)活了極少數(shù)寄生蟲，其比例大概從未超過10%。對很多最近變窮的人的頑固驕傲，F(xiàn)ERA試圖給予接受幫助的人以某種尊嚴。當越來越多的人靠救濟生活、待遇也越來越慷慨時，恥辱感也就變得越來越少了，而且，另外的臨界情形也使人不得不屈服，他們的儲蓄已經耗干了最后一個美元。更有甚者，數(shù)百萬正達到成年的年輕人也找不到工作，而父母和祖父母在到達退休年齡的時候卻沒法養(yǎng)活自己。當然，個人開始心滿意足地接受貧窮，并推導出這樣的結論：山姆大叔有義務負責他們的生計，在長期無所事事的狀態(tài)下，有些失業(yè)者最后成了沒有能力就業(yè)者。地方當局常常寬容地讓那些很快就會被清理出市縣救濟名單的可疑個案和不成器的人繼續(xù)留在聯(lián)邦政府的救濟名單上。

第三章 百日新政（7）
有一點越來越清楚，在周期性波動的范圍之內，新政的政策并沒有減少，而是顯著增加了接受救濟者的數(shù)量，至此，政府決定拋棄FERA，把直接救濟全部交還給地方政府去辦，把聯(lián)邦政府的經費投入到具有更持久價值的強健的客戶和項目上。1935年12月，F(xiàn)ERA壽終正寢。然而，它的繼任者公共事業(yè)振興署（WPA）的故事，屬于新政的后期階段，而不屬于百日國會所啟動的立法及其直接的因果鏈。
　　FERA及其短命的分支機構CWA的不足，與另一項冒險——公共工程署（PWA）——的記錄形成了鮮明對照，PWA組建于1933年6月16日，有33億美元的撥款。按照設計，PWA將通過扶植需要大量原材料的公共工程來刺激重工業(yè)的發(fā)展。羅斯福總統(tǒng)把這個部門交給了辦事謹慎、頭腦冷靜的哈羅德·伊克斯，他是內政部長，自稱是個“脾氣不好的倔老頭”，討厭用聯(lián)邦的資金“雇傭成年人在刮風的日子去追逐風滾草”，這一態(tài)度決定了PWA全部信條的色彩。然而，霍普金斯所處的環(huán)境迫使他把自己的計劃主要建立在工作救濟、連同其不可名狀的所有不適當?shù)幕A之上，而伊克斯卻無需面對這樣的要求。PWA的工作是根據(jù)與私人企業(yè)簽訂的合同來做的。PWA堅持在把經費（這筆經費通常占到工程總成本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貸出或撥給各州和市縣之前對項目進行仔細的審查。在國家利益上，PWA還承擔了另外一些事情，到最后（1938年），這些事情成了它唯一的關注點。
　　新政參與者把PWA設想成“注水泵”（pump-priming，意為政府為刺激經濟而注入資金）機構，旨在刺激非政府就業(yè)，其理論基礎是凱恩斯的補償性支出理論。這一形象化的說法受到了老式水泵的啟發(fā)，用這種水泵抽水，有時候必須在皮圈適當拉起之前向里面注水以使之膨脹。山姆大叔究竟能不能通過注水使得工業(yè)之泵進入有效運轉，抑或僅僅只能從這臺水泵中得到它所注入的那點水，這個問題引發(fā)了很多的爭論。盡管那些害怕計劃經濟的人不信任PWA，但它似乎很早就對私營企業(yè)產生了刺激效果。盡管其初衷并不是要救助失業(yè)者，但在1934年全年的時間里，PWA還是保持了平均有50萬個人根據(jù)每周30小時工作制在上班。到這時，它已經開始了40年代初期的清算，它在34,000多項計劃上共花掉40多億美元。
　　它們的社會效用無疑得到了承認，PWA的撥款使得巨石水壩（后來的胡佛水壩）得以通過晝夜輪班連軸轉的方式提前兩年半的時間完工。同樣是在PWA的資助下，各種水利和開墾項目啟動了，其中，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是最著名的。紐約市的三區(qū)大橋1932年因為缺乏市政資金而成為爛尾工程，如今在PWA的資助下重新開工，用上了賓夕法尼亞州的鋼鐵廠、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水泥和太平洋沿岸地區(qū)的巨大森林。1936年，大橋落成——聯(lián)邦政府在債券的銷售上獲利150萬，而在1933年，銀行家們都拒絕購買這些債券，不管以什么價格。下水道系統(tǒng)，船舶掉頭區(qū)，自來水廠，民用禮堂，中小學和大學建筑，貧民窟的清理和模范住宅，農場到市場的公路和校車公路，是另外一些受到青睞的公共事業(yè)。PWA為醫(yī)院提供了121,760個床位，完成這一項目共花掉了3億多美元——相當于5年的常規(guī)增長。
　　說到對未來的特殊意義，PWA在1933～1935年間籌資修建了50多座軍用機場，幫助軍隊鋪設了74,000英里的戰(zhàn)略公路，為飛機設計師建造了一個風洞，撥出了1,000萬美元用于更新軍火和改造兵工廠，在海軍的監(jiān)管下投入了億美元用于建造軍艦。然而，1935年，由于和平主義的精神和奈委員會（該委員會以主導者“奈”命名）的大聲疾呼，國會禁止把公共工程和救濟的資金用于“軍需品、軍艦，及陸軍或海軍的原材料”，這方面的大多數(shù)活動都停止了。PWA著手行動的時候總是慢吞吞的——面對著地方上的一方面是急躁，另一方面是猜疑——但回顧它所取得的各種不同的成就，會讓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百日新政之初，國會便啟動了銀行改革立法，在它最后的階段，又通過了“國家工業(yè)復興法”，不僅創(chuàng)立了PWA，而且還把大部分私營企業(yè)置于集中的監(jiān)管之下。在這期間，它采取了一些對農民、貧困房主、一文不名的年輕人和田納西河流域山地人來說至關重要的措施。這些政策的清晰表達，它們在新政中期的成形和調適，我們將在后面的章節(jié)里予以追蹤，但從它們在這些至關重要時期的構想中，帶出了一項經驗的遺產，而國民經濟不斷轉變的范式僅僅只會在細節(jié)上有所修改。
　　巨大的變化在1932年的最后幾個月里橫掃了美國人的生活，在1933年上半年，在經過大蕭條三年的持續(xù)壓力之后，在公共輿論的微妙轉變最終沖垮了抵抗的屏障之后，這種沖擊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群體價值的重新洗牌明明白白地發(fā)生了。大企業(yè)的首要地位，物質成功的魅力，金本位的神圣，禁酒的崇高，以及對自力更生的滿足，全都受到了強有力的挑戰(zhàn)，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棄之如蔽履。
　　一個新的幽靈在空中游蕩，領導階層的允諾讓數(shù)百萬人激動不已，而讓少數(shù)人驚慌失措。并非巧合的是，1933年，愛德華·貝拉米的烏托邦經典《向后看》（Looking
　　Backward）再版，而就在這一年，富蘭克林·D.
　　羅斯福當上總統(tǒng)之后的第一本書竟被冠以《向前看》（Looking
　　Forward）的標題。“我們已經上路”，他這樣告訴國民，在經過長時期的不踏實之后，沒有比這句話更受歡迎的了。在新政的這段蜜月期里，總統(tǒng)和人民之間是真正的愛情婚配，雙方可能都有少許的不理性，相信對方是絕對可靠的——但話說回來，愛情畢竟是超越邏輯的。
　　進一步決策的時間就在眼前。有些決策明顯是實驗，在它的內部，某些矛盾似乎是不可調和的——短期的稀缺經濟和長期的富足經濟，更高工資和就生活成本而言并沒有多大提高的農產品價格，反托拉斯法的暫緩緊挨著對小商人的新的關切。這些行為背后的哲學，比政策本身更始終如一，普通百姓倚靠在他們對這種趨勢的直覺之上高枕無憂。新政的力量和弱點，成功和失敗，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越來越清晰，連同下面這個事實：羅斯福即席創(chuàng)作的天才往往超越了他對堅實目標的掌握。在爭論的塵土依然厚重地堆積在空中的時候，我們所能得出的最公正的判斷，或許是一位英國經濟學家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快要結束時對他的評價：“羅斯福先生對自己提出的很多問題也許給出了錯誤的答案。但是，他是現(xiàn)代美國第一個提出了正確問題的總統(tǒng)。”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1）
一個簡樸的國家塑造了杰斐遜的這樣一個堅定信念：管得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長期以來，這一信念被他的同胞們所珍愛。特別是，聯(lián)邦政府的活動范圍傳統(tǒng)上與公民的日常生活和需求之間的距離似乎是模糊而遙遠的，盡管，他們理所當然地向華盛頓尋求服務，比如國防、郵政系統(tǒng)、專利法，以及隨著科學知識的增長而日益尋求公共衛(wèi)生和公共健康的保護。
　　誠然，有些美國人在必要的時候會尋求聯(lián)邦政府的幫助，比如當某項工作對個人來說太重大、無利可圖或者沒法實現(xiàn)的時候，不管是開發(fā)收費公路或運河，是設置保護性關稅、廢除奴隸制、抑制托拉斯，還是禁止賣酒。但是，按照一個益友、一個抵御不安全感的有力幫手以及一個必須為之效勞的雇主的角色來看待國民政府——在新政以前，這種態(tài)度對某些市民階層來說就像對其他人一樣陌生——與視政府為敵（它們的管制和稅收的權力越來越不友好）的態(tài)度完全背道而馳。到新政時代結束的時候，“政府”這個詞——幾乎總是暗指華盛頓的行政部門——對所有階層的人來說，都具有了在1929年尚十分罕見的意義和情感意蘊。
　　在新政的治理下，國會山和白宮取代了曼哈頓和華爾街，成了國家的神經中樞。政府開始沖擊公民的生活，這是此前從未有過的——征稅，貸款，支出，建筑，設置農業(yè)配額和工業(yè)的就業(yè)條件，建立對州際貿易公路的控制。華盛頓還投身于民營產業(yè)，有時候作為合伙人，有時候作為競爭對手。最后，為適應新的政府觀念而建立的行政機構，創(chuàng)造了一個錯綜復雜的體系，有時候會妨礙效率。為了容納這些機構，一幢巨大的新建筑（主要是石灰?guī)r和大理石）沿著國家廣場、賓夕法尼亞大道和憲法大道拔地而起。有些老機構，像勞工部和聯(lián)邦貿易委員會，也搬進了堂皇氣派的新址，而另一些機構，像內政部和農業(yè)部，則因容納不下而只好搬進了鄰近的那些規(guī)模巨大的建筑。相應地，聯(lián)邦雇員的數(shù)量也出現(xiàn)了增長（在和平時期是空前的），文職人員從1931年的萬人增長到了1941年的137萬人。
　　隨著國家復興署（NRA）在1933年初夏出現(xiàn)，政府與百姓日常生活之間的這種新的關系逐漸被很多人意識到了。它是羅斯福為復興所開出的主要藥方——它是一副補藥，附帶一副改革的瀉藥——旨在刺激購買和銷售，讓閑散人員重新回到私營企業(yè)的工資單上，促進消費，縮短工時，提高工資，禁止童工，強化勞資雙方集體議價，減少競爭性的浪費，制定最低限價。在簽署這項法案的時候，羅斯福預言：“它將作為美國國會有史以來所通過的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立法而載入史冊。”就算這番話太過樂觀，它們也無疑是源自當時的狂熱，以及這樣一種希望：同樣的士氣能夠維持到復興開始之后，而且，一家經濟計劃機構就能滿足全體公民五花八門的需要與渴望。
　　國家復興署是作為溫和的聯(lián)邦監(jiān)管之下的工業(yè)自治中的一項實驗來構思的，它并非沒有先例。胡佛總統(tǒng)曾鼓勵同業(yè)公會采用公平執(zhí)業(yè)規(guī)范和限價協(xié)定，如今它們又被邀請來做這些事情，而且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美國商會的代表們（他們一直鼓吹穩(wěn)定價格以防止大幅度削價）幫助制定了1933年6月的法案。實際上，企業(yè)界同意增加工資、縮短工時，以換取聯(lián)邦政府幫助調控價格。因為對代表勞工、雇主和消費者的顧問委員會的批評，行業(yè)領袖們所提出的每一條法規(guī)都被聽取，然后行政官主持召開公開聽證會，在權衡贊成和反對的意見之后，再把修訂后的法規(guī)提交給總統(tǒng)，作最后的批準。
　　在這些NRA法規(guī)的背后，隱藏著管理層和政府之間的另一項交換，后者再一次代表勞工的利益。有的措施，允許企業(yè)通過議定價格和競爭管制把它們從反托拉斯法中拿掉——這幾乎就好像羅斯福先把托拉斯“打碎”、然后又把它們請回來一樣——但作為交換，企業(yè)必須給予勞工以類似的聯(lián)合起來的權利，即該法案第7A條款所保證的集體談判的權利。
　　NRA以15年前的一次自由公債駕車游行那樣的陣勢（號角、游行和演說）投入了行動。雇員在兩人以上的所有雇主（自由職業(yè)者和農民除外）被要求到藍鷹之下簽到——藍鷹是NRA的標志，上面還有這樣一句口號：“我們各盡其職。”超過225萬家公司登記，涉及到的雇員達1,600萬人以上；最后囊括了2,200萬人。一攬子協(xié)定充當了臨時政策，確保白領工人最低工資從每周12～15美元（工作40小時），藍領工人最低工資為每小時40美分，每周工作35小時，在季節(jié)性的間歇期可以增加到40小時。書包網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2）
與此同時，將近800個商品和服務的制造者和銷售者團體的代表們——從鋼鐵巨頭到蜂蠟漂白工，從壓碎機制造商到私塾學校的校長——齊聚華盛頓，訂立各自行業(yè)的法規(guī)。在這場大哄搶中，似乎沒有哪個行業(yè)想被忽略，也不管這一行的執(zhí)業(yè)需不需要法規(guī)匯編。總共將近800部法規(guī)，其中很多法規(guī)是經過焦頭爛額的聯(lián)邦官員與實業(yè)家（他們知道得更清楚的是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對國家最有利的是什么）之間商議之后，倉促起草的，在缺乏足夠的時間進行審查評估的情況下便獲得了批準。
　　NRA減少了童工和血汗工廠，給工商執(zhí)業(yè)和工作條件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傾向于為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工薪階層制定單一的標準，并通過縮短工作時間從而導致1,300萬失業(yè)工人當中有將近200萬人重新就業(yè)。或許，其所有的直接影響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對信心的恢復。第一次，數(shù)百萬人覺得，國家正在做一件全民協(xié)力合作的大事情，為的是戰(zhàn)勝大蕭條。NRA的第一任署長休·約翰遜將軍是個特立獨行的軍人和兒童文學作家，他夸口，要藏起自己的疑懼，用鐵手套里的天鵝絨手腕管理這家機構，他的領導起初被證明像腎上腺素一樣有效——接下來，像大多數(shù)興奮劑一樣，也開始失效。行政管理的錯綜復雜，與其他聯(lián)邦權力部門的協(xié)作乏力，以及某些商人對“不公平競爭”的強烈抗議——意思是別人比他們掙的錢更多——增加了混亂的嘈雜喧鬧。物價往往比工資漲得更快，盡管約翰遜將軍在1934年1月苦口婆心地勸告一幫商人：“把價格壓下來——看在上帝的份兒上，把價格壓下來。這是通向復興的坦途，而且也只有這么一條坦途。”
　　在傳統(tǒng)上工資較低的地區(qū)和行業(yè)，比如在南方的廠礦城鎮(zhèn)，雇主對NRA的回應常常是利用強化勞動和加快速度，以實現(xiàn)同樣的產量而無需增加工資的支出。更有甚者，NRA僅僅根據(jù)工時而不是根據(jù)產量來定工資，這歧視了那些規(guī)模更小、機械化程度更低的工業(yè)企業(yè)。結果，NRA常常把制造成本提高了一半以上，要不就是鼓勵拋棄手工工序和陳舊設備，以至于加快了技術性失業(yè)的周期。
　　人們不斷違犯那些帶有“藍鷹”標志的法規(guī)，其方式是如此五花八門，以至于幾個月之后公眾變開始變得越來越玩世不恭。約翰遜將軍對那些“騙子”大發(fā)雷霆，威脅要“制裁”，但白費力氣。缺乏熱情而又經費不足的管制，很快就變得越來越像全國禁酒令在它奄奄一息的那些日子里一樣松松垮垮。強制執(zhí)行的猛烈發(fā)作，帶來了跟士氣受挫一樣的結果。某些爭強好勝的州所通過的“小NRA”法律使混亂變本加厲。當澤西城的一位小裁縫因為把套裝的價格壓至低于州里的法定價格而遭到監(jiān)禁的時候，NRA的反對者們便利用這一事件，譴責聯(lián)邦政府，盡管它并沒有直接卷入此事。最引人注目的違抗藍鷹的反叛者，是粗獷樸實的老亨利·福特，在銷售上他沒有遭受明顯的損失；事實上，在不斷高漲的反對NRA的呼聲中，他開始在保守派圈子中被當做英雄一樣受到歡呼喝彩。
　　如此多的詛咒（應得的和不應得的）瓢潑大雨般地砸向NRA，它的法規(guī)又是如此越來越難以修訂和執(zhí)行，以至于當最高法院在1935年5月27日廢除這項法案（用總統(tǒng)尖酸刻薄的話說）把國家交給“馬車時代的州際貿易的定義”的時候——甚至當國會正在爭論是否延長它最初規(guī)定的兩年壽命的時候——新政的參與者們很可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氣。政府主張，地方家禽市場應歸類為州際貿易，布魯克林一家家禽批發(fā)公司因為無視活禽法規(guī)、銷售“不適當?shù)男‰u”而被政府起訴。法院的裁決是，國會在授權總統(tǒng)制定管制那些僅僅“間接”涉及州際貿易的公司的法規(guī)這件事情上超越了它的權限，最高法院尖銳地指責一個“完全集中的政府”，其原因就是所謂的它干預地方事務。
　　大企業(yè)發(fā)現(xiàn)，它曾經幫助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管制之軛越來越讓人難受，它們興高采烈地為這一裁決歡呼喝彩。風趣的人說，9位###官把“藍鷹”變成了一只“不適當?shù)男‰u”。這項法案的死亡幾乎是立即發(fā)生的，同時有400多個類似的案子被駁回，而政府希望通過這些訴訟阻止對法規(guī)的違犯。作為一家?guī)椭喠⒆栽竻f(xié)議的機構，NRA繼續(xù)茍延殘喘了將近一年，一個它從前自我的鬼魂。書包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3）
NRA促成了1933年的小景氣，改進了工作條件和勞工的地位，這一點誰也不會否認。但是，正如布魯金斯研究所的報告所得出的結論那樣，就更漫長的向繁榮攀登的努力而言，NRA所帶來的制造成本和價格的增長卻減緩了、而不是加速了這一努力。換句話說，NRA盡管作為一項復興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失敗了，但作為一項改革措施，它卻成功了。羅斯福總統(tǒng)和他的顧問們沒有忘掉這個教訓，從1935年起，他們便把自己的精力傾注到了后一個方向。回首過去，看來還有一點也很清楚：NRA想做的事情太多，做得太快，而實踐又經常與理論相違背。新政參與者們之所以支持這一計劃，乃是基于這樣一種確信：大企業(yè)的運作是一項公共服務，因此應該以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式來加以控制。然而，在實踐中，毋庸置疑，NRA盡管對價格和產量實行管制，但在很多情況下它也助長了壟斷。當NRA的當權者在第二年迫于消費者和小企業(yè)的要求而試圖修改法規(guī)的時候，大實業(yè)家便迅速被孤立起來了。
　　羅斯福在加強開明而無私的商業(yè)合作上，是不是在重蹈胡佛的覆轍呢？至少，新政的參與者們逐步傾向于這一結論。1934年晚些時候，在一次改組的幕后，杰克遜將軍在傾盆大雨般的“猛烈攻擊”之下黯然離任，自由派律師唐納德·R.
　　里奇伯格走進了NRA引人注目的中心，許多年后，在回顧這場崩潰的時候，他寫道：
　　最悲劇性的后果是，它不幸證明了：總體上，商人們對于為了保護自由企業(yè)的目的而對商業(yè)實施積極的管制，既沒有認識到的它的必要性，也不懂得它的基本原則。
　　較少帶有派性色彩的觀點傾向于把“藍鷹”看做是非驢非馬、不倫不類的東西，一方面，在自由競爭中缺乏絕對權力的分散，另一方面，想當然地認為無情的效率存在于總體國家中。它的官僚主義味道剛好足以冒犯很多美國人的口味。NRA最好的特征，多半得到了1937年抑制歧視性貿易慣例的“羅賓遜－帕特曼法案”的挽救，得到了1935～1938年間所通過的一連串仁慈的勞工法律的挽救。羅斯福本人被最高法院的反對給激怒了，認為那是對個人的侮辱，但在全體國民當中，對此表示惋惜的似乎很少。
　　圍繞NRA爭吵不休（“計劃經濟”對“粗獷的個人主義”）的兩年，為另一場爭論搭好了全國性的舞臺，這場爭論幾乎是以一成不變的重復持續(xù)下去，與新政相始終。批評總統(tǒng)政策的主要喉舌是新聞媒體，說到媒體對羅斯福的敵意，其根源頗值得在這里討論一番。圍繞新聞出版行業(yè)的法規(guī)有過一場激烈的爭論——NRA官員試圖禁止報販當中的童工——這場爭論很早就引起了媒體業(yè)主的不滿。某些出版商不厭其煩地指出，“赤腳報童”是自立自強的神圣標志，盡管沃登·劉易斯·E.
　　勞斯做證說：紐約州新新監(jiān)獄的10個囚犯當中就有7個人在小時候賣過報紙。在雇傭職員方面，NRA關于工時、工資和公平執(zhí)業(yè)的提議，對美國報紙出版商協(xié)會來說也是無法接受的。1933年的晚些時候，這個團體提交了一部法規(guī)，既沒有規(guī)定最低工資，也沒有縮短工時，并聲稱，強迫接受更嚴厲的政策將會妨礙出版自由和某些公民服務的履行，在他們看來，正是這些服務把新聞業(yè)與普通的商業(yè)區(qū)分開來。最終，1934年2月，簽署一部看上去任何人都不滿意的妥協(xié)法規(guī)。
　　作為在藍鷹之下勞資雙方集體談判的另一個副產品，一群對1929～1933年間的薪水銳減和大批解雇有著鮮活記憶的新聞記者在1933年12月組建了“美國報業(yè)公會”。這是同類公會中的第一個全國性組織，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直率的、熱衷于圣戰(zhàn)的專欄作家海伍德·布龍的領導才能，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該組織就吸收了大約2萬成員。它成功地幫助提高了新聞記者那微薄的薪水，但即使到這一時期結束的時候，它還是沒能為他們贏得任何真正的契約安全。與此同時，出版商卻大聲地哀嘆這一階層當中自立精神的衰落，哀嘆古老而浪漫的個人主義觀念的衰微，把所有這一切歸咎于新政的多管閑事。書包網 www.bookbao.com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4）
除了這些爭論點之外，把大型報業(yè)公司與其他形式的大企業(yè)等同起來往往也影響了社論的觀點傾向于中間偏右。甚至早在NRA成立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威廉·倫道夫·赫斯特（他的報業(yè)鏈曾在1932年支持羅斯福）轉而反對政府，由此加入了《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的羅伯特·R.
　　麥考密克和弗蘭克·K.
　　甘尼特（他所擁有的報業(yè)鏈主要在紐約州北部）的行列，他們從一開始就是羅斯福的死對頭。荒謬的是，羅斯福本人在華盛頓的通訊記者當中贏得了空前聲望的同時，新聞媒體的大本營卻聯(lián)合起來跟他作對。到他第二次競選的時候，大約每三家報紙中就有兩家反對他的候選人資格。然而，反對他的報刊雜志一般都發(fā)表總統(tǒng)的講話，而且，除了最恨他的頑固分子之外，一般都能比1800年的反杰斐遜媒體或1860年的反林肯媒體更公正客觀地報道華盛頓的消息。因此，正如一位新政支持者所注意到的那樣，很明顯，“人民都投票支持新聞專欄，而反對社論”。
　　在更高收入群體中，對羅斯福的敵意是在銀行危機過去之后、蜜月期結束和NRA讓它在商業(yè)界的倡議者大失所望的時候產生的。1933年的焦慮不安和工業(yè)緊張，到第二年春天便讓位于“公開的對華盛頓的憤怒”，《基普林格》（Kiplinger）雜志對它的客戶做過一次民意調查之后，在1934年3月31日的一篇時事通訊是這樣報道的。主要原因有：“NRA和AAA（農業(yè)調整法）的混亂與矛盾”，股票交易法，勞工政策，以及對共產主義者滲透政府的恐懼。
　　8月，在一個由百萬富翁所組成的執(zhí)行委員會的領導下，美國自由聯(lián)盟成立，以反對“官僚機構的反復無常”和“專制權力的暴政”。這樣一些人把新政視為一場陰謀，目的是利用艱難時期作為通向社會主義的跳板。更大的惡意使他們把憎恨集中在總統(tǒng)的身上，“這個人”是“本階級的背叛者”，象征著變革的威脅。彼得·阿諾一幅最著名的漫畫發(fā)表于1936年9月的《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上，畫的是派克大街上一小伙市民，穿著無尾晚禮服和喪服去看電影，他們正隔著窗戶邀請鄰居：“來吧，一起去。我們正要去電影院噓羅斯福。”
　　有些人對日益擴大的聯(lián)邦管制范圍感到驚慌失措，這種擴張已經超出了NRA之外。例如，1933年，在緊急運輸法案中，國會通過設立一個臨時的運輸協(xié)調員并加強了州際貿易委員會（ICC）在重組過程中的權力，從而擴大了對原本就捉襟見肘的鐵路公司的管轄權限。兩年之后，另一部法律授權ICC通過公共承運人和契約承運人控制汽車運輸，為的是確保安全、服務量和公平的價格。1938年創(chuàng)立了民用航空局，以管制空中交通。1940年的運輸法案確立了針對所有陸路和水路承運人的全國性政策，授權ICC通過降低農業(yè)出口品的鐵路運費來幫助農民，阻止“不公平的或破壞性的競爭行為”，并保證“公平的、不偏不倚的管制”。火車與卡車、巴士和輪船在經濟運作上的巨大差異使得這一措施變得迫在眉睫。
　　由于民營信用機構——儲蓄銀行、保險公司和信托公司——的虛弱和膽小，新政便通過擴大RFC的經營范圍和貸款權力（遠遠超出它在胡佛治下的幼年期），因此使它能夠服務于大多數(shù)企業(yè)與個人，從而承擔起對信用流動的額外責任。盡管這一措施受到了工商界的歡迎，但與此同時也助長了人們的擔心：政府正在獲得民營企業(yè)資產的抵押權。也是在新政治下，聯(lián)邦儲備體系被轉變成了一個更有效的信用擴張或信用緊縮的機制。通過設定購買有價證券的保證金要求，它可以影響流入經紀人貸款中的信貸規(guī)模。在另外的一些領域，新政還通過創(chuàng)建聯(lián)邦農業(yè)抵押公司來幫助債務纏身的農民，通過設立業(yè)主貸款公司來幫助貧困的房主。它還通過創(chuàng)辦進出口銀行，從而幫助了發(fā)貨人，也幫助了需要貸款購買其商品的外國政府。
　　聯(lián)邦政府控制跨州企業(yè)的另外幾股線一年接一年地紡著。前面已經提到過的1935年的公共事業(yè)法，不僅試圖保護中小投資者免遭控股公司之害，而且還想通過要求執(zhí)行合理的價格和開放財務賬目供聯(lián)邦電力委員會審查，來保護消費者和公共利益。像西南部的巨石（胡佛）水壩、蒙大拿州的佩克堡水壩、西北太平洋的博納維爾和大深谷水壩以及加利福尼亞的中央谷工程這樣一些電力企業(yè)，把政府轉變成了實際的經營者。在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治下，政府更進了一步，嘗試去做民營企業(yè)力所不及的事：改進就業(yè)機會、安全和健康，換言之，就是改進整個地區(qū)的生活水平和社會價值。bookbao.com 書包網最好的txt下載網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5）
在這方面，以及在救濟和住宅計劃上，你可以看到，在經濟領域，政府與民營企業(yè)之間的本質差別。公共福利是前者的主動力，利潤則是后者的動力。老百姓需要什么——而不是他們買得起什么——成了政府的社會服務觀念中的決定性因素——
　　一個面對這些需求的政府，著手滿足它們時不是基于手頭的現(xiàn)金或最終利潤的計算，而是要帶著這樣一種確信：賬單會通過分攤給納稅人的方式來支付。國家作為供應者的角色，預示了它作為籌款者和收稅人的功能。在新政的治理之下，政府本身開始成為全國無可匹敵的最大企業(yè)。
　　新政的第一筆專門預算（1934財政年度），使得聯(lián)邦支出比1933年增長了20億美元，所有撥款的大約60%被用于“復興和救濟”。在1936年結束之前，盡管稅收更高了，但國債還是達到了300億美元，到1940年是430億。像大多數(shù)美國現(xiàn)象一樣，國債也變得很龐大。一位云游天下的記者（在全國各地進行意見采樣）發(fā)現(xiàn)，接受救濟的人自然而然地表示贊成，年輕一代中大多數(shù)人也是如此。一些重要的權威人士（甚至包括專業(yè)的經濟學家）堅持認為，國債大可不必擔心，因為人民會把它記到自己的頭上。另一方面，批評者則指控，錢被花在了“瘋狂的實驗”上，不合理的稅收侵蝕了商業(yè)信心，它們確實隱藏著國有化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計劃。他們進一步認為，這樣的稅收純粹是以更高的價格把壓力轉嫁到消費者的身上，而更高的價格導致更低的消費，反過來導致更多的失業(yè)，形成惡性循環(huán)。
　　正是帶著這種精神，美國制造商協(xié)會指責1935年提高遺產稅和贈與稅、增加5萬美元以上收入的所得稅、開征累進制企業(yè)所得稅的立法是濫用聯(lián)邦權力，“懲罰節(jié)儉和成功”。另一個虐待狂式的壓力——這些批評者是這樣解釋的——隨著1936年的稅收法案而出現(xiàn)了，該法案設立了一項“未分配利潤稅”。如果沒有這些儲備金，沒有這些痛苦呻吟的經理，擴張的計劃是不可能的，他們的大聲疾呼導致了后一屆更有同情心的國會讓這項稅在1939年終止了。新政參與者們辯護說，這些征稅是建立在支付能力的基礎上的，而那些膽子更大的人則坦率地聲稱，征稅不應該僅僅用來獲得收入，還要用來重新分配財富。許多州和有些城市很快就效法華盛頓所樹立的榜樣，紛紛加入到收稅和花錢的行列當中，導致每年的政府開支——聯(lián)邦、州和地方的——從1929年的110億美元增長到了1938年的170億。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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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聯(lián)邦資金配套的強烈誘惑幾乎是不可抗拒的，因為，像新建的校舍、醫(yī)院、公園、運動場、下水道系統(tǒng)和公路都是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而且，地方的失業(yè)負擔也減輕了。就各州的情況來說，對來自其邊境之外的商品所征收的“保護性關稅”增加了，而所得稅也在繼續(xù)發(fā)展，直到20世紀30年代末，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州采用了這一稅種。盡管累進所得稅比聯(lián)邦所征收的要少得多，但也足以在1939年帶來3億多美元的收入。
　　最重要的革新是營業(yè)稅。這一稅種是西弗吉尼亞州在1921年引入的，一直沒有仿效者，而艱難時期到來后有21個州在1930～1935年間采用這一稅種。少數(shù)自治市也跟著效仿。例如，到30年代快要結束的時候，紐約市的營業(yè)稅每年所帶來的收入將近6,000萬美元。諸如此類的稅收，對窮人的負擔比富人更重。據(jù)估算，一個年收入1,000美元的勞動者，要花掉其收入的將近61%用來購買那些征收營業(yè)稅的商品，而一個百萬富翁可能只需花1%的錢購買這些商品。因此，作為一項聯(lián)邦政策，這一計劃在受到商會和銀行家協(xié)會青睞的同時，卻沒有得到羅斯福的支持，國會的支持也很少。
　　隨著全國禁酒令的廢止，各州附帶恢復了一個豐厚的收入來源。堪薩斯、俄克拉荷馬、北達科他及5個南方州都選擇暫時保持禁酒，15個州使賣酒成為州專營，盡管其中7個州允許私人在規(guī)定條件下銷售。新政時代的最后幾年見證了地方法律不斷延伸的網絡。對酒精飲料征收的高額稅收——由聯(lián)邦政府和渴望資金的州政府征收——大大提高了合法商品的價格，以至于相當可觀的私酒交易依然在繼續(xù)。公眾的意見和州法律都認為酒吧和酒館的古老慣例是非法的，以支持專賣店、藥店或雜貨的的瓶裝銷售，而公開上酒成了雞尾酒會、露天花園啤酒店、夜總會和酒館的職責，在這些地方，人們是坐著（而不是站著）吃喝，男女兩性的同時出現(xiàn)，至少給美國人的喝酒習慣帶來了明顯的改變。書包網 bookbao.com 想看書來書包網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6）
多虧了從聯(lián)邦禁酒到州管制的轉變，酒的消費變得不那么瘋狂了，對健康也不那么危險，但在工人階級當中，在那些不喜歡鬼鬼祟祟和麻煩的人當中，酒的消費肯定是增加了。無論如何，美國人民對這一變化繼續(xù)感到滿意。1937年末，《財富》雜志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只有七分之一的男人和三分之一的女人贊成回到全國禁酒。
　　各州在福利立法上也取得了新的進展。例如，工人意外傷害賠償法，20世紀初葉就在各州得到了相當可觀的支持，到四十年代，在新政及其哲學的刺激下，這些法律得到了極大的加強。僅1937年，就有38個州的立法機關修訂和放寬了他們的法律，增加了意外傷害和死亡的撫恤金，縮短了等待時間，擴大了覆蓋范圍，擴展了職業(yè)病的定義，放寬了住院、看護、牙科、修復手術和康復的規(guī)定。工薪稅還被用來為州社會保障體系籌集資金，正如我們在后面將會看到的那樣。
　　與此同時，聯(lián)邦權力機構的勢力范圍也在不斷擴大。人們如今期待政府為它的公民做那些此前的美國政府從未做過的事情。這種對新的權力的僭取，盡管對保守派極端分子來說是令人不快的，但事實證明，同樣讓激進派極端分子不快。直到1935年，斯大林決定共產主義者與全世界的自由主義者組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他在美國的追隨者才開始對新政發(fā)起猛烈的進攻。
　　總統(tǒng)的航線是“中間略微偏左”，試圖調和世界社會主義和國內經濟不滿的風向，他認識到了堅持中間路線的必要性。在新政立法計劃扎扎實實地完成之后的一次“爐邊談話”中，羅斯福指出：
　　與世界上大部分地區(qū)不同，在美國，我們堅持我們對個人奮斗和利益動機的信念；但我們也認識到，我們必須連續(xù)不斷地尋求改良的實踐以確保合理利潤的持續(xù)，加之科學的進步、個人的積極性、小人物的機會、公平的價格、適當?shù)墓べY和連續(xù)的就業(yè)。
　　他的任務異乎尋常地棘手，不僅要把傳統(tǒng)與社會進步協(xié)調起來，而且還要在緊迫的壓力下起草高度復雜的計劃，維持復興與改革之間的平衡。僅僅是給經濟這臺水泵注水、以便讓經濟之水通過商業(yè)和金融的渠道再次流淌起來——即使這事能做成的話——看上去似乎像在改革派的狂熱中完全忽視復興一樣可疑。在實踐中，新政——遠遠超出緊迫的救濟任務——調動了其最早的巨大努力，致力于復興，加上幫助工業(yè)的藍鷹，以及幫助農業(yè)的AAA。1934年，羅斯福對一個社會計劃者委員會說：“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讓經濟體系運轉起來，這樣才會有更大的總體安全。我深信，我們抱著增進個人安全的目的所能做的每一件事情，也是對復興的刺激。”因此，從一開始他就在心里盤算著這兩個目標，但在這一階段，復興擺在了前面。
　　1935年被證明是新政急劇轉向改革的樞紐，就好像羅斯福相信復興已經得到確保，或者認為進一步滿足大企業(yè)已經沒有希望了。NRA的垮臺，增加了總統(tǒng)的煩惱，來自自由聯(lián)盟的人身攻擊，大概也扮演了某種角色。他的政敵們把這一變化解釋為一種獲取選票的策略，目的是角逐1936年的競選——在這場角逐中，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也有一筆賭金——要么就把它解釋為一個花招，目的是把人們的注意力從他在復興國家經濟上的糟糕表現(xiàn)上轉移開。無論是出于什么樣的理由，1935年通過的社會立法，比美國歷史上其他任何一年都要多，包括：國家勞工關系法、社會保障法、財產稅法案、公共事業(yè)法，以及有史以來最慷慨的救濟計劃——“公共事業(yè)振興署”（WPA）。
　　對數(shù)百萬的老百姓來說，公共事業(yè)振興署很快就成了山姆大叔作為朋友、供應者和雇主的人格化符號。“我為我們的合眾國而自豪，”北卡羅來納州的一位佃農聲稱，他跟家人一起住在一個只有一間房的加油站里，“每次聽到《星條旗永不落》的時候，我都感覺到自己的喉嚨在哽咽。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有足夠的見識能想到WPA及所有其他機構。”為WPA工作帶有它自身的適度的尊嚴，因為它既不意味著嗟來之食，也不僅僅是打掃落葉。實際上，很多丈夫失業(yè)的妻子很快就開始這樣說：“我們不再接受救濟——我男人在為政府工作。”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7）
這家機構給低收入工人與政府的關系帶來了引人注目的改變。跟州政府負責執(zhí)行的FERA不同，WPA在被雇傭者與華盛頓雇主之間建立了一種友好的關系，而且，它很快就認識到了地方政府與聯(lián)邦權力機構之間的區(qū)別，就公平和效率而言，后者似乎更高一籌。而且，盡管這一計劃也有缺點，但它在心理上的效果，大大有助于證明WPA官員所宣稱的目標是正確的：“幫助人們昂起頭、挺起胸，手里不閑著。”在1939年由WPA建成的紐約世博會大樓上，鐫刻著這樣的題字：“工作是美國對數(shù)百萬無所事事者的需求的最好回答。”人們越來越多地聽到：工作的權利成了美國政府的基本保證之一。
　　WPA在1935年夏天的出現(xiàn)，標志著工作救濟與直接救濟的分離，因為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后者如今被交還給了各州和地方當局。到1939～1940年，大約有四分之三的直接救濟支出是來自各州的基金。這一時期的200萬受益人——家庭和單身人士——當中，有很多人不如在老的FERA體制下過得好，每個家庭每月的津貼平均是25美元，在某些州（比如阿肯色和密西西比）甚至不超過3到5美元。
　　然而，有能力就業(yè)的人（WPA就是為他們設計的）一般可以讓自己的命運變得更好。平均月工資在50～60美元，每周的工作時間很少超過40小時。在哈里·霍普金斯治下，WPA盡可能把其經費中的最大份額分配給工資這一塊，指望地方稅收供養(yǎng)的公共團體在某項既定的計劃上合作，提供大多數(shù)生產資料和工具。最后，據(jù)評估，后者的貢獻占到總成本的四分之一。生產成品屬于州、市或縣。一個沒能力提供配套資金的窮州，比如密西西比州，其收效就不如境況更好的州，它們無法維持學校、游泳池和運動場，還有窮困者的工作崗位。到1941年1月，財政部花了大約100億美元，在這些年里，WPA為將近800萬人提供了就業(yè)崗位，占全國所有工人的五分之一，總共養(yǎng)活了2,500到3,000萬人。
　　從一開始，WPA就在極力找出那些被自由企業(yè)和公民動議所忽略或推遲的任務。它的成績單令人印象深刻。它們包括：紐約市4,000萬美元的北灘機場，以及全國各地將近600個其他機場，超過50萬英里的公路和街道，超過10座橋梁和高架橋。修建或重建了11萬個公共圖書館、中小學、禮堂、醫(yī)院、法院及其他類似的建筑。50萬個排污駁引設施和100多萬個新廁所，對改善公共衛(wèi)生的重要性，不亞于WPA所搞的蚊蟲控制、排水溝和凈化水。在南方，WPA的革新直接帶來了傷寒癥死亡病例的急劇減少。救災工作緊跟著1937和1938年顯得特別突出的洪水和颶風之后接踵而至。
　　同樣值得注意到是，到1941年1月——在這個時候，WPA養(yǎng)活著1460家托兒所——提供了將近60億份學校午餐，為貧困兒童和成人縫制了3億多件衣服。縫紉組構成了WPA女性雇員的大部分，在高峰時期聚集了30～40萬人。該機構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工作，我們稍后將會討論，不過在這里可以順便指出，這一時期新添置了將近8,000萬冊圖書，主要在中小學和公共圖書館。就連最嚴厲的批評者也承認，WPA極大地增進了美國社區(qū)中的便利、衛(wèi)生和整潔。在一個不那么切實的方面，WPA就業(yè)機會平等（不管種族、膚色和宗教信仰）的觀念，也對實際民主的傳播產生了有益的影響。
　　隨便選擇一份兩個禮拜的活動記錄，就可以讓我們看到一幅政府通過WPA影響不同地區(qū)（特別是貧困群體）日常生活的略圖。在1940年1月的兩周時間里，有125萬人參與了加入國籍、職業(yè)訓練、藝術、保育及其他類別的活動；17,000人完成了天花、白喉及其他疾病的免疫接種；25萬人接受了內科和牙科的檢查和治療；100多萬人出席了2,500場免費音樂會。
　　起初，普通社群都為WPA歡呼喝彩，視之為一筆十分劃算的買賣，在它的陽光下，市政改善就有可能在市政赤字和窮困人群混合體的漫長冬天之后，再一次繁花盛開。“本地納稅人只需支付不到一半的費用”，就能得到新的橋梁、公園、會議廳和公共高爾夫球場，正如米德爾頓出版社的一篇社論所說的那樣，這的確是一種討好。人們多少有點天真地把山姆大叔視為一個與老百姓的錢袋子完全無關的慈善之源。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可靠資金的期望，以及對更大經費的渴望，與老百姓的心里的一些擔憂纏斗在一起，他們擔心的事情有：官僚作風，對流浪漢的驕縱，以及州權的衰落。書包網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8）
由于顯而易見的原因，WPA長期工的效率往往比不上民營企業(yè)反復淘汰所沉淀下來的人力精英。此外，不可避免的寄生蟲也使得整個計劃容易招致批評。例如，在1937～1938年不景氣期間，當WPA從工廠購買了價值1,500萬美元的衣物（既是為了給企業(yè)注入活力，更是為了分發(fā)給失業(yè)者）的時候，據(jù)報告，有些無權獲得救濟的人也領到了免費工裝褲、襯衫、被褥及其他供應品。
　　像任何分發(fā)恩惠給那些除了選票便一無所有的民眾的政府機構一樣，WPA也經常被指控收買善意，但WPA對選票往往緊跟利益這一邏輯保持著異乎尋常的警惕，它的高層似乎一直牢牢地捂緊自己的錢包，并保持著干干凈凈的記錄。然而，地方雇員未必總是這么小心。在1938年的選舉中，WPA工作人員在賓夕法尼亞、肯塔基和田納西等州所搞的一些活動，導致了很多不利的關注，以及1939年7月“哈奇法案”的通過，約束聯(lián)邦政府所任命的官員從事“有害的政治活動”。
　　在WPA和PWA的注水泵機制下，私人企業(yè)一直落在后面。盡管聯(lián)邦的建筑費用從1925～1929年間的億美元躍升到了1933～1938年間的億美元，但在后一時期，私人企業(yè)的建筑從未達到過大蕭條之前的數(shù)字的一半。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所資助的一項細心的研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聯(lián)邦公共工程對國民收入和商業(yè)活動總量的滋補效果小得令人失望。因此，注水泵機制的經濟成果往往證實了這一時期新政批評者們的觀點：讓新政支持者感到滿意的，僅僅是提升了雇員們的士氣。
　　公共工程計劃當然并不完美，其設計也不盡合理。像老百姓自己一樣，行政部門也不愿意承認救濟已經成了一個長期問題。計劃中很多的權宜特征，以及它的關于聯(lián)邦義務的優(yōu)柔寡斷的理論，就源自于這種樂觀主義。事后看來，WPA花錢大手大腳，應對緊急救濟靈活迅速，按說應該在花錢謹慎、把聯(lián)邦政府與私營企業(yè)捆綁在一起的PWA之前出現(xiàn)。然而實際上，馬車卻出現(xiàn)在馬之前。
　　1936年的競選使整個新政在政府的觀念中處于顯要位置。的確，行政部門的活動似乎因為其規(guī)模和多樣性，而提供了一個容易受到攻擊的靶子。在這里，也就是山姆大叔不斷為下面這些活動融資：商品的購買和出售，航運和鐵路的運作，管理通貨和試圖控制價格，生產和銷售電力，銷毀和儲藏農產品，教農民如何耕田種地，監(jiān)管學校兒童的飲食，排干沼澤，買賣不動產，贊助文學、戲劇、藝術和民間舞蹈，而且，一直在畫赤字財政這個不斷擴大的圓圈。反對派把他們的槍口轉向了新政的家長式作風，其集中的權力和壟斷的形成，階級對抗的結盟，以及向“神意政府”漂移，這樣的政府，可以在晚期階段的俄國、德國和意大利看到。在政府充當監(jiān)管者的體制之下，總是潛伏著這樣的危險：當做“公共利益”來夸耀的東西，實際上會變成一個集團的利益——如果不是實業(yè)家、銀行家或退伍老兵的利益，那么便是農民、工會勞工或者一大幫無用之輩的利益。
　　米德爾頓出版社的編輯打磨了那句古老的格言：“任何一個人，只要他愿意苦干并節(jié)儉，善用他的空閑時間，他就能夠登上頂峰。這就是美國的方式，它在今天就像過去一樣正確。”嗅到了復興的春天氣息，很多上了年紀的美國人便本能地轉向了自力更生這株老樹根。這些人說，從來就沒有人“通過每周工作40個小時”登上頂峰。戴爾·卡耐基的《如何贏得朋友、影響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出版于1936年，注定要成為非小說類的暢銷書，到最后共賣出了300萬冊，它來得就像一縷給人帶來靈感的推銷術的微風，這股風從蒂莫西·謝伊·阿瑟和奧里森·斯韋特·馬登吹起，一直吹了很多年。而且，在這一年，美國制造商協(xié)會資助了一系列電影短片，批駁各種“主義”和做瑣碎之事的不斷增長的成本，拒絕承認機器消滅的工作崗位比它創(chuàng)造的就業(yè)機會更多，尤其是提升《憲法》的威信。
　　在克里夫蘭市開會的共和黨領袖們在參議員阿瑟·H.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9）
范登堡的話里發(fā)現(xiàn)了他們的團結紐帶：“我只屬于一個集團，它只有一句口號——阻止羅斯福。”然而，這一政綱透露出了對新政服務型政府的觀念所作出的重大讓步。盡管它把“我國人民的活力、自立和品格”看做是經濟安全的防波堤，但共和黨也承認，社會有責任“對非自愿失業(yè)和老年人的依靠提供某種保護措施，以此促進人民的保障”，并要求聯(lián)邦政府為各州養(yǎng)老金的制度和配套資金制定標準。此外，“必須為貧困者提供生活必需品”，盡管公共工程與救濟、政治與救濟已經更清晰地分離開了，救濟的主要責任已經落到了非政治性的地方機構的肩上。應該以下列方式幫助農民：為水土保持支付津貼，提供充裕的信貸，非生產性土地退耕，以及聯(lián)邦政府鼓勵合作營銷。應該允許勞工在“沒有任何外來的干涉”（包括官僚的干涉）的情況下集體談判。共和黨的政綱還支持各州采取措施，宣布童工和血汗工廠為非法，保護婦女兒童免遭經濟剝削，盡管最高法院（大多數(shù)共和黨人將最高法院奉為自由的守護神）剛剛宣布紐約為婦女制定的最低工資無效，因為它破壞了工人與雇主之間的“契約自由”，因此表面看來堵死了各州規(guī)定工作條件的大門。共和黨總統(tǒng)候選人阿爾弗雷德·M.
　　蘭登性情溫和，缺乏自信，在個性上缺乏鮮明的色彩，他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來打這場選戰(zhàn)，盡量不讓對手贏得一邊倒的壓倒性勝利。
　　民主黨人以新政作為他們1936年競選的基本政綱，在費城大會上全體起立，以雷鳴般的歡呼聲再次提名羅斯福，然后坐下來聆聽提名演講，總統(tǒng)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并迸出了一句挑戰(zhàn)性的短語：“經濟上的保皇黨人。”在競選活動中，他的守護神似乎是“老山胡桃”①——而不是杰斐遜——的鬼魂。這是一場人民對金錢利益集團的更粗獷的選戰(zhàn)，在選舉日，為了好運，羅斯福佩戴了杰克遜的那根粗重的金表鏈。他的最富有戰(zhàn)斗性的一場演說保留給了麥迪遜廣場花園。他先是回憶了“在股票行情收錄器面前的瘋狂九年，以及站在等待分配救濟隊伍中的漫長三年。沉浸在海市蜃樓中的狂熱九年，以及陷入絕望的漫長三年”。接下來，他說：“今天，強大的影響力在努力恢復這樣一種政府，它的信條是：最中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共和黨人的反對讓他興高采烈：
　　在我們國家的全部歷史上，此前從未有過哪些勢力像今天的他們那樣，如此團結地聯(lián)合起來反對一位總統(tǒng)候選人。他們全體一致地憎恨我——我歡迎他們的仇恨。
　　我想這樣說到我的第一屆政府：在這屆政府中，自私與貪權的力量有了他們的對手。我想這樣說到我的第二屆政府：在這屆政府中，這些力量則遭遇了他們的師傅。
　　一篇關于選舉經費的選后分析——共和黨人花了將近900萬美元，民主黨人是525萬美元——充當了這番話的注解。在1928年和1932年，銀行家都屬于民主黨錢包的最大捐助者，而在1936年，他們的造反是十分顯著的。投資公司的頭兒，鋼鐵和化學品巨頭，連鎖店和郵購公司的執(zhí)行官，像出版家赫斯特和石油商J.
　　霍華德·皮尤這樣的個人，全都慷慨地把資金傾注到共和黨人的保險柜里。而另一方面，電影制片人，劇院老板，酒和煙草利益集團的公平代表，以及專業(yè)人士和有組織勞工的很多成員，則讓民主黨人的腰包鼓了起來。背后站著數(shù)百萬農民——不種莊稼也能得到報酬；另外還有數(shù)百萬領救濟的人——他們啥也給不了總統(tǒng)，除了愛——當然，還有選票。
　　羅斯福以高票獲得連任，這樣的勝利，現(xiàn)代美國的任何其他總統(tǒng)都不曾贏得過，他贏得了將近61%的###票，而這場競選所吸引到的選民比1932年的選舉多出了將近600萬，在1932年，他也只不過得到了57%的###票。民主黨人席卷了46個州。羅斯福的死對頭當中，最不服氣的是赫斯特，在選舉結束幾天之后，他才萬分不情愿地承認，美國歷史上除了杰克遜之外還沒有哪個人享受過“同樣壓倒性的普遍吸引力和普遍的勝利”。
　　在行情看漲的情緒中，總統(tǒng)打算迫使他的老對頭——最高法院——居于下風。從1935年初開始，最高法院就毫不含糊地開始對新政立法的那窩幼崽給予致命的打擊：不僅僅是NRA、農業(yè)調整法案、弗雷澤－萊姆基農業(yè)抵押延期還貸法案、以及試圖穩(wěn)定煙煤礦的勞動條件的加菲－施奈德法，甚至還有像為雇員發(fā)放養(yǎng)老金的鐵路退休法這樣看上去很清白的措施——該法案最終被判定為與州際貿易無關，是“通過拿一個人的財產給另一個人”來否定適當?shù)姆沙绦颉?##官哈蘭·F.書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10）
斯通、路易斯·D.
　　布蘭德斯和本杰明·N.
　　卡多佐通常自命為自由主義異議少數(shù)派，有時候（比如紐約的女工最低工資法被裁定無效的時候），首席###官查爾斯·E.
　　休斯也會加入他們的行列。然而，最高法院另外5位###官似乎都是不可救藥的保守派。這一時期的一本被廣泛閱讀的書、愛德華·S.
　　科溫教授的《最高法院的黃昏》（The
　　Twilight
　　of
　　the
　　Supreme
　　Court，1934）認為：法官已經成了社會進步最大的絆腳石。
　　羅斯福總統(tǒng)也是這么認為的，1937年2月，他提議重組整個聯(lián)邦法官席，并聲稱，老態(tài)龍鐘往往會妨礙商業(yè)的步伐。按照他的計劃，對于每一位年屆七旬仍未退休的###官，應該額外再任命一位###官，直到最高法院總共有15位成員為止。當時6位70多歲的###官當中，只有布蘭德斯是個堅定不移的自由主義者。
　　這個要“塞滿”最高法院的提議引發(fā)了一場群情激昂的騷動，讓國會淹沒在來自幾個立法機關的書信、電報和憤怒的抗議之中，與此同時，全國各地冒出了一大堆“保護我們的自由委員會”、“為了美國協(xié)會”之類的組織。對憎恨羅斯福的人來說，反對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也有很多走中間道路的人加入了反對者的行列，這些人真誠地擔心：憲政理想正受到個人統(tǒng)治的威脅。在很多人的眼里，羅斯福的策略看上去既輕率冒失，又躲躲閃閃，保護“九老幫”這一集體象征的力量重新集結起來了。1937年4月，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向被訪者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你是否支持修正憲法要求最高法院###官在70～75歲之間退休？”結果是，肯定答復占到了64%，但在6月，在回答“國會該不該通過總統(tǒng)的最高法院改組計劃？”這一詢問時，反對者以58%的多數(shù)贏了一個回合，9月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有68%的人反對他的“擴大最高法院之戰(zhàn)”。
　　1937年春，最高法院自己動手拆了變革鼓吹者們的臺，與此同時公開站出來面對懷疑者，為它超凡脫俗的公正客觀辯護。###官歐文·J.
　　羅伯茨如今把他的分量轉到了自由主義的一翼。首席###官休斯的忠誠似乎也越來越穩(wěn)固。因此，最高法院支持鐵路勞工法案和弗雷澤－萊姆基農業(yè)抵押延期還貸法案。除此之外，它還維持了華盛頓州的最低工資法，瓦格納勞資關系法，以及社會保障法中關于失業(yè)保險稅的規(guī)定——全都是以5比4的票數(shù)通過的。###官威利斯·范·德溫特的辭職，立即讓羅斯福能夠提名他所任命的第一位###官、參議員雨果·L.
　　布萊克，從而確保了新政能夠贏得較大差額的勝利。
　　與此同時，1937年8月，參議院否決了總統(tǒng)改革最高法院的提議。羅斯福盡管沒能完全如愿，但他達到了他的目的。第二年，回顧這場論戰(zhàn)，羅斯福把它視為“贏得了一次戰(zhàn)爭的一場敗仗”。最高法院對聯(lián)邦政府活動范圍的新的態(tài)度，完全可以引用1938年的一份裁決來加以說明，這份裁決認為，PWA有權提供資金給地方建設與私人機構競爭的配電線路。就這樣清除了羅斯福的革命之路上最強大的路障，最高法院開始把它的嘉獎給予很多的新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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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革中的城鄉(xiāng)（1）
正如他們曾看到大蕭條各自的一面一樣，城市居民和農民也是從不同的視點來看待新政。城市首先感覺到的是被經濟災難給死死攫住，比小鎮(zhèn)或鄉(xiāng)村社群更長時間地、更牢固地被失業(yè)和饑餓的妖魔所抓住。例如，1935年，僅10座最大的城市就占到了全國接受救濟的可就業(yè)人數(shù)的五分之一。城市救濟的組織工作往往比小鎮(zhèn)更有效，在大都市的匿名狀態(tài)下，接受嗟來之食時的最初的羞愧也更少。
　　此外，城市居民對于自力更生和粗獷的個人主義更少顧慮。在20世紀，城市已經成了創(chuàng)新和改革的溫床。除了觀念的迅速發(fā)酵、組織化勞工的力量，以及經濟上的看得見的階層化之外，另一個理由，就是典型都市人連根拔起的狀態(tài)。如果他來自一個小鎮(zhèn)、村莊或農場，這個事實本身一般會給他打上進步主義者、非國教徒和不滿現(xiàn)狀者的烙印，更常見的情況是，其影響就是剝去了附著在他的根上的習俗沉積塊。另一方面，如果他出生于外國或者是移民子女的話——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當中，將近三分之二的居民是這樣——那么，對于那些被在農村生活的人懷疑是跟“美國方式”背道而馳的觀念，他往往感覺不到頑固的偏見。因此一點也不奇怪，新政的工作救濟、社會保障和住宅計劃，其最熱烈的支持者，莫過于大都市中心，羅斯福本人也是如此，特別是在幾次成功的連任競選中，他掃蕩了城市的選票——即便是在20世紀40年代（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很多農民開始拋棄新政的時候。
　　減輕貧困房主的負擔，為低價型住所清理貧民窟，是把聯(lián)邦權力密切地帶入城市人生活中的兩項活動。政府（主要是市政府）先前已經以限制性立法的方式進入了住宅領域，比如建筑業(yè)法規(guī)和分區(qū)法令，但在這十年，在聯(lián)邦政府的領導下，它擔負起了積極的角色，先是提供低息住宅貸款，然后以低地租的方式刺激新的建筑。
　　為了對貧困房主實現(xiàn)比胡佛的住宅貸款銀行更直接的救濟，1933年6月，新政創(chuàng)設了房主貸款公司（HOLC）。所有貸款以5%的利息再融資，15年還清；必要的維修在監(jiān)督下進行，其費用增加到貸款中。在其發(fā)放貸款的那段時期里（1936年6月結束），HOLC共發(fā)放了100萬筆貸款，總額高達30億美元，承擔了美國城市房屋抵押債務的大約六分之一。到1937年，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數(shù)字——1926～1933年間翻了四倍——降到了1933年的一半，數(shù)十萬家庭免于被趕出家門。
　　然而，這一計劃并沒有滿足一個更大的、更迫切的需求領域。總統(tǒng)在他的第二屆任期就職演說中提到了“全國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得很差、穿得很差、吃得很差”，他們很少擁有不動產，或者說沒有機會面對HOLC，也不會得到建筑信用合作社的關照和住宅貸款銀行的幫助。這一狀況促使政府采取進一步的措施。像新政的很多措施一樣，住宅行動也一直著眼于復興——希望刺激民營建筑業(yè)——和改革這兩個孿生目標，而且越來越強調后者。1933年6月，PWA設立了緊急住宅司，為在亞特蘭大開始的改造計劃籌集資金，在那里，11個被認為是最糟糕的街區(qū)成了“鐵克伍住宅計劃”的宅基地。克里夫蘭市臭名昭著的“威士忌島”廉價公寓區(qū)被徹底清除了，以支持PWA的一個被稱做“湖景露臺”的項目。在芝加哥，“簡·亞當斯住宅計劃”增進了“赫爾之家”的創(chuàng)始人長期為之效力的社區(qū)睦鄰運動。所有項目當中，最大的是布魯克林的“威廉斯堡住宅計劃”，它以令人愉快的現(xiàn)代公寓取代了12個貧民窟街區(qū)，容納了將近6,000人。另一方面，新奧爾良的兩個很有前景的冒險計劃，在1935年休伊·朗控制的立法機關在地方政黨領袖的壓制之下把它們扼殺之后，被PWA給劃掉了。
　　平均租金是每月26美元，如果租住家庭的收入增長到了這筆費用的5～6倍的話，就會要求它離開。這些租金滿足了體力勞動者和白領工人、而不是非常窮的人的需求；但就連這樣的價格，實際上也是偽裝起來的津貼，因為對于高達每間房1,700美元的工程造價——這是PWA的“耐用性狂熱”所帶來的后果——來說，收回成本的前景十分渺茫。在1937年11月終止之前，這一計劃發(fā)起了大約50個開發(fā)項目，包括將近22,000個居住單位。

第五章 變革中的城鄉(xiāng)（2）
與此同時，1934年6月，“全國住宅法”創(chuàng)立了聯(lián)邦住宅管理局（FHA），主要是為了幫助房主籌資維修、翻新、擴大現(xiàn)有住宅，刺激聯(lián)邦抵押保險的民營建筑。利率適中的貸款擔保，堅持要求執(zhí)行某些建筑標準，以及專家級的工程和建筑建議，都屬于PHA最有益的特色。到1940年底，它擔保了億美元的貸款用于改造300萬個居住單位，將近30億美元用于建造60幢小住宅和300個出租項目。
　　1937年，隨著“瓦格納－斯蒂格爾法案”——它創(chuàng)立了美國住房管理局（USHA）——在8月的通過，批評者對低價住宅問題發(fā)起了新一輪的攻擊。該計劃面對著大量未完成的事情。根據(jù)內務部門的權限，USHA借貸或劃撥（不那么普遍）5億美元（后來增加到了8億）給地方住宅機構，在聯(lián)邦的計劃和監(jiān)督下，用于貧民窟的清理、修繕和新建。地方政府被要求對運作成本擔負一定的責任，通常是以豁免地產稅的形式。該機構吸收了早期的一些住宅計劃，并把它的努力直接對準了提供適度的住宅成本上——每間房不超過1,000美元，在人口超過50萬的大城市增加到了1,250美元。租賃被限制在年收入不超過1,150美元的家庭，有時候低至北方600美元、南方300美元。
　　就這樣，一場針對廉價公寓的戰(zhàn)斗打響了，對象有：芝加哥的盧普區(qū)，紐約的“地獄廚房”，圣安東尼奧市墨西哥窮人住的“畜欄”，以及全國各地的“罐頭巷”和“窮人街”。最大的窗戶空間，陽臺，草坪或綠化帶，以及運動場，全都是新時尚。最顯著的受益者當中，包括城市里的黑人，無論他住在孟菲斯和新奧爾良的“方舟”（即避難處），還是在哈萊姆區(qū)的貧民窟，那里的人口密度已經超過了每英畝230人，有一段因為肺結核的蹂躪被稱做“肺街區(qū)”。在這一時期，由聯(lián)邦籌集資金的低價房當中，將近三分之一的居住單元——北方和南方約為47,500套——為黑人所使用。即使是這樣的數(shù)量，也還遠遠不能滿足需求，但這是一個勇敢的開始，導致研究美國種族問題的瑞典專家岡納·繆爾達爾聲稱，USHA給黑人“帶來的好處，超過了其他任何重要的聯(lián)邦福利機構”。
　　USHA局長內森·施特勞斯欣喜若狂地寫道：“1939年，100年來第一次，美國的貧民窟停止了增長，而且縮小。”并指出，按凈價計算，聯(lián)邦政府平均每年為每一戶家庭拿出了大約120美元用于住房。到1941年1月，將近20萬家庭單位得到了供應，而且逐年向更低收入階層滲透。然而，在USHA的活動范圍之外，早期的批評當中還是有一定的事實：聯(lián)邦住房計劃的受益者往往是較低收入的中產階級，而不是真正底層的貧困群體。例如，1940年，新的住房貸款人當中，家庭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不到30%，低于1,500美元的只有5%。民營企業(yè)的積極性得不到聯(lián)邦政府的支持，只好偶爾嘗試進入中等低價領域。1938年，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為中低收入的紐約人著手搞一個很有吸引力的500萬美元的項目，后來把這一投資理念擴大到了其他社群。另外一些公司也開始為雇員發(fā)起模范住房計劃。
　　1939年，大蕭條開始以來第一次，住宅建設突破了10億美元大關，但缺口依然是如此之嚴重，以至于在第二年，依然有400萬間的缺口。1941年，由于國防需要，純粹的私人住宅建設實際上被禁止了，而國家的所有建筑資源全都傾注到了飛機廠、造船廠和軍需品廠等附近的緊急住處的建造上，以及更迫切地到了工業(yè)建設上，直至后者達到了1920年最高水平的兩倍。在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有一點變得很清楚：國防的不足、軍人的結婚、人口遷移導致向工廠地區(qū)集中，以及尤其是幾十年來的衰退和欠賬，全都結合起來使得美國到處都是無家可歸者和居住條件惡劣者。
　　最現(xiàn)成的回答是活動板房。在1933年的芝加哥世博會上，人們對這種活動板房報以狂熱的歡呼，然而到1936～1937年間，只有大約50家公司在生產活動板房，它們的年產量總共不到1,000間。主要的障礙包括：限制性的建筑業(yè)法規(guī)，來自行業(yè)的反對（置換、房地產和抵押利益集團都試圖保護現(xiàn)有建筑免遭廢棄），以及（大概像其他障礙一樣要命）人們關于家看上去應該是個什么樣子的老觀念，這一新生的產業(yè)未能實現(xiàn)令人滿意的低成本大規(guī)模生產。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書包網

第五章 變革中的城鄉(xiāng)（3）
另一個重要發(fā)展涉及到城市規(guī)劃運動。對城市規(guī)劃的強烈興趣，繁花盛放于20世紀20和30年代，凋零于大蕭條打擊之下的枯萎枝頭。到1933年，市、縣和地方的城市規(guī)劃部門當中，至少有45個被直接廢棄了，大約130個據(jù)報告處于“停滯狀態(tài)”，或者被認為是“花架子”而正式宣布解散。但是，有了新政的公共工程和住宅計劃，有了來自國家計劃委員會及其繼任者的熱情鼓勵，這場運動再一次活了過來。到1940年，規(guī)劃部門的數(shù)量達到了1,100個，幾乎是1920年代高峰時期的兩倍。實際上，所有立法機關都設立了城市規(guī)劃委員會，超過一半的州還批準成立了縣規(guī)劃機構。公園、運動場、分區(qū)布局、“煙霧”所造成的空氣污染、運輸和公用事業(yè)網絡，都屬于它們關注的基本問題。
　　市政工程最頭痛的是交通問題，即使是在大蕭條的深淵中，這個問題也沒有絲毫的緩和，因為，正如我們已經指出過的那樣，美國人跟他們的汽車幾乎是難分難舍，無論生活環(huán)境如何興衰變遷。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據(jù)估算，為了維護城市交通的運轉，納稅人每年要支付20多億美元的代價。增加紅綠燈、指揮塔、停車道，錯開上班時間以減少交通堵塞，都充當了緩和劑。停車計時收費曾風行一時，尤其是在中等規(guī)模的城鎮(zhèn)，但效果并不比超時停車罰款更好。地下和屋頂停車場——都是代價不菲的解決辦法——在更大的城市里發(fā)展迅速。但是，面對來自商人的反對（他們害怕失去曾經被稱為“馬車生意”的上層顧客），市政當局不愿意頒布法令，把停車場擴展到鬧市區(qū)。
　　然而，在某些方面，內燃機的社會力量，與有著強大向心力的蒸汽機時代完全相反，汽車時代與電氣時代相結合，產生了散布性的影響，使一個人工作的場所與他睡覺和游戲的地方分離開來。不斷增長的交通流量，每天早晨川流不息地流入都市的峽谷，黃昏時分再流向郊區(qū)的丘陵溪谷，為這一變化作證，同時也提出了它自己的速度和管理的難題。這一上下班往返的交通網絡，從城市向外輻射，然后加入到不斷上漲的貨運交通的滾滾洪流中，預示了城市規(guī)劃中的一個終極兩難——沒有公路的城鎮(zhèn)（它的住宅區(qū)阻擋了大規(guī)模的旅行）和沒有城鎮(zhèn)的公路（有地下通道和高架天橋用于干線交叉）。30年代后期，隨著公共工程計劃的鋪開，出現(xiàn)了高速公路的大量繁殖。隨著風景造林和供人們野餐或游覽的臨時區(qū)域的出現(xiàn)，這些高速公路一方面美化了郊區(qū)景觀，同時又通過進出坡道的系統(tǒng)和立交橋或其他有獨創(chuàng)性的設計，使得汽車交通更加快速，更加安全。
　　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也顯示了建筑業(yè)超級社群的分散化，它們的經濟和文化影響超出了地方政府和稅收的邊界之外，它們的權力“在很多方面都比現(xiàn)有的政治州更現(xiàn)實”。在1930年之前的十年時間里，在96個大都市區(qū)的核心城市中，其市內人口只增長了五分之一，而其邊緣地區(qū)的人口卻增長了將近五分之二。這一趨勢在30年代得以繼續(xù)，大都市區(qū)的數(shù)量從1930年的133個，增加到了十年之后的140個，到這時，它們的中心區(qū)共有4,200萬人口，外圍有2,000萬人口。因此，盡管美國人不可救藥地被都市文明所吸引，但他們也表現(xiàn)出了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渴望：希望逃離都市的核心暴政。
　　在城鄉(xiāng)之間的地帶，市民們希望兩邊的好處兼而得之。在20世紀30年代，盡管全國人口只增長了7%稍多一點，市區(qū)人口增長了8%，農業(yè)人口幾乎維持不變，而鄉(xiāng)村非農階層卻躍升了14%。往返列車和巴士及私人汽車，健康、愉快的戶外生活的誘惑，以及大蕭條和技術革新所帶來的更多的閑暇，都是重要的因素。主要受益者是老婆孩子，而不是養(yǎng)家糊口的丈夫；郊區(qū)的社會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是母權制。
　　主要是為了幫助那些渴望有一方立錐之地的貧困城市居民，聯(lián)邦遷居管理局在它1935年創(chuàng)立之后不久便設計了三個“綠化帶城鎮(zhèn)”，作為示范單位。在農業(yè)部副部長雷克斯福德·G.
　　特格韋爾的指導下，華盛頓、辛辛那提和密爾沃基附近規(guī)劃了一些較低租金的社區(qū)，每個社區(qū)大約可以容納800個家庭。一些極小的地區(qū)規(guī)劃的樣板——它們避開了干線公路并利用了陽光、運動場和公園——使得這些居民點對孩子們來說幾乎是理想的住所。每一個村莊——有郵局、商店、學校、社區(qū)活動中心、供水系統(tǒng)及其他方便設施，主要是由WPA勞工修建的——被農場和林地所環(huán)繞，為城市工人提供了花園式家庭的生產性資源。美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郊區(qū)中心場地作為聯(lián)邦規(guī)劃的范圍而被發(fā)現(xiàn)了。對新政反對者來說，這些計劃有點“集體主義”的味道，1936年，一份不利的法庭裁決導致第四個項目（在新澤西州邦德溪市附近）被放棄，立即讓整個計劃陷入危險的境地。

第五章 變革中的城鄉(xiāng)（4）
遷居管理局（這家機構1937年被并入新成立的農業(yè)保障局）也關注其他類型的需求。比方說，F(xiàn)ERA所做的一項鄉(xiāng)村問題研究發(fā)現(xiàn)，在30個南方縣，一半到四分之三的救濟家庭生活于不適合人類居住的房子中。甚至有很多不領救濟的家庭——谷租佃農，從伊利諾斯到佛羅里達的沖溝地和侵蝕地的擁有者，以及大平原的炎熱和枯竭地區(qū)的耕作者——生活也好不了多少。無家、無地和無業(yè)的家庭，一直在尋求廉租、低稅和容易上救濟名單的地方，他們越來越多地遷往農村，定居農村的移民者在大蕭條年間的增長，比1924～1930年間的增長速度快兩倍多。在中部大西洋沿岸各州，這樣一些地方主要吸引的是來自城里閑置工廠的人，在南方主要是佃農階層，在中西部主要是干旱受害者。
　　遷居的主要目的，就是讓人們有機會從不好的地方搬到好的地方，把沮喪和依賴轉變?yōu)樽粤Ω！皾B透”類的項目幫助了那些束手無策、一貧如洗的鄉(xiāng)村家庭用聯(lián)邦政府的長期貸款去購買散落在優(yōu)良農業(yè)地區(qū)核心地帶各處的單獨農田；“社區(qū)”類的項目則是由聯(lián)邦政府征購相對較大的土地，再進行細分，讓個人去租賃或購買，常常伴隨著一整套新的方便設施網絡的發(fā)展，像公路、學校和自來水。很多這樣的農民因此離開了他們貧瘠而枯竭的土地，而政府則把這些土地買過來，再把它們轉變成森林、野生動物保護區(qū)、牧場、公園或印第安人的保留地。這些計劃為大約1萬個家庭提供了安身之所，為大約4萬個人提供了謀生之道。
　　由于貧窮農業(yè)人口的困難多種多樣——不僅僅是貧瘠枯竭的土地，而且還有管理糟糕、信用不足和債臺高筑、無知、干旱、洪水和害蟲——任何單一的處方都不能包治百病。最不幸的受害者是那些失了業(yè)的農場勞工，城市不需要他們，因為城市本身就有數(shù)百萬的失業(yè)者。這樣的工人，聯(lián)邦和各州關于工資、工時和失業(yè)保險的法律，以及新政的集體談判保證，都沒有讓他們受益。到這一時期結束的時候，只有4個州才好歹有點工人意外傷害賠償金給農業(yè)勞工，盡管他們的工作危險性并不小。
　　大蕭條的緩沖作用，穩(wěn)步發(fā)展的農業(yè)機械化，以及由過剩（跟匱乏同樣令人絕望）所帶來的自然震蕩，在這樣的背景下，整個30年代有350萬個家庭——美國四分之一的家庭——不得不接受公私救濟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是美國生活的新起點，一個長期以來咬緊牙關、堅持獨立的群體終于舉手投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種鄉(xiāng)村貧困得到充分認識之前，大蕭條的早些年還見證了從農村到城市的傳統(tǒng)人口流動的一次逆轉，僅上一個十年，傳統(tǒng)的人口流動就讓城市凈增了600萬人。1930～1933年間，美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這樣的流動突然放緩了，并且，實際上開始朝相反的方向倒流。無所事事的年輕人離開了大都市的人行道，到鄉(xiāng)下的親戚朋友那里去避難；食不果腹的家庭試著自己動手種點糧食；西弗吉尼亞、田納西和肯塔基的失業(yè)礦工們回到了他們古老的邊緣土地上。在1932年，農村人口凈增了將近30萬人，到1935年，大約有200萬5年前還生活在城里的人如今生活在鄉(xiāng)下。
　　然而，自20世紀30年代中期往后，老的趨勢得以恢復，盡管速度是如此遲緩，以至于整整十年，城市新增人口還不到20年代的一半。這個過程與經濟復蘇的緩慢上升是合拍的。也正是在這之后，隨著本地人的返回，鄉(xiāng)下人越來越無趣，而且，對燈紅酒綠、電影和抽水馬桶的回憶，甚至比對干草和蘋果花的記憶更令人懷舊。此外，當救濟和公共工程都轉到了聯(lián)邦政府手上的時候，鄉(xiāng)村生活顯示出了另外一些不利。鄉(xiāng)下通常更難獲得幫助，家庭所分配的東西也更少，鄉(xiāng)村放逐涉及到居住需求的喪失。因此，很多人都采取折衷的辦法，在人口中心的郊區(qū)安營扎寨。而且，像從前一樣，城市的召喚繼續(xù)不可抵抗地在野心勃勃的年輕人的耳畔回響。
　　傳統(tǒng)上，農村家庭通常兒女眾多，而他們當中二十幾歲的時候在市區(qū)成家立業(yè)的人所占比例也很高，在這二者之間，有一點很清楚：充滿活力的新鮮血液的不斷注入，依然在充實著城市的血管。在30年代，大約有150萬年輕人從農場和鄉(xiāng)村移民到更大的社區(qū)中。關于選擇性的因素，尚沒人做過真正科學的研究，但威斯康星州社會學家愛德華·A.

第五章 變革中的城鄉(xiāng)（5）
羅斯提出了一個后來被廣為傳播的觀點，當時，他把那些已經枯竭的地區(qū)比做“主要因為鯰魚和亞口魚而被捕撈殆盡的池塘”。
　　子女最多、敗得最慘的是谷租佃農。在地主與佃農關系的階梯上，他們屬于最低一檔。現(xiàn)金地租是最有價值的，佃農用它來提供流動資本、支付固定地租、保持所有利潤。現(xiàn)金地租在“梅森－迪克遜線”以北——1930年包含了超過四分之一的佃農——相當普遍，而在它的南邊卻幾乎不為人知。用收成的一部分交地租（地主支付某些生產費用，佃農提供勞力、牲口、工具和種子），以及用一定比例的可銷售作物支付地租，在北方和中西部都是最常見的方式。還有一種類似的資產與利潤分享機制，被稱做家畜共享出租，在中西部各州的乳品業(yè)和養(yǎng)牛地帶很是盛行。
　　但在棉花王國，盛行作物租種，佃農通常只需貢獻出自己和家人的勞動力，得到的回報是他所種植的一半的棉花和三分之一的谷物。貧窮的佃農向地主借錢購買食物和衣物，否則的話就求助于其利息可能高到50%的信用商人。這些貸款經常相當于常年的施舍，使倒霉的債務人淪為實際上的做工還債者，在那塊像自己一樣被殘酷剝削的土地上辛苦勞作。很多地主發(fā)現(xiàn)白人更不聽話，于是便開始優(yōu)先選擇黑人，他們對計算更糊涂，對東家更順從。白人佃農因此被迫淪為農場勞工，或者隨季節(jié)的變遷而在不同的地方輾轉漂泊。三分之一的人在同一個地方再也呆不了一年。耕作和保養(yǎng)的方法因此助長了丟三拉四的浪費，很少人想到保存土壤，修補屋頂或柵欄，送孩子上學，或者在社區(qū)的社會生活和教會生活中扎下根來。“那有啥用？除了生計，我啥也得不到。”這句話成了對所有批評的常備回答。
　　租佃在南方可以追溯到南北戰(zhàn)爭之后的重建時期。20世紀初，這一制度傳播到了種植玉米的地帶，到1940年，伊利諾斯、愛荷華、堪薩斯、內布拉斯加和南達科他等州的佃農比弗吉尼亞、肯塔基和佛羅里達還要多。但在中西部，這一安排并沒有導致普遍的不幸。事實上，有些農場經營者選擇把自己的資本投在設備、而不是土地上，而另一些人則從受雇的勞工起步，穩(wěn)步上升，成為佃戶，再由此成為地主。然而，大蕭條的沖擊卻驅使全國各地大批小地主淪落到被迫租佃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1930～1935年間，有75萬個農戶由于喪失贖回權和破產拍賣而失去了他們的農場。在1932年和1933年初，從南北達科他，到俄克拉荷馬，絕望的農民聚集起來，要用義務警員的辦法來保全他們的財產，當銀行和保險公司的代理人為一頭母牛或一臺收割機而進行名義上的競價的時候，就去恐嚇他們。在達科他州的勒馬斯市，農民們把不妥協(xié)的縣法官從他的法官席上拖了下來，然后用一根繩子把他吊了起來，直到他昏了過去。明尼蘇達、北達科他和愛達荷等州的州長發(fā)布公告，反對強行拍賣，幾個州的立法機關手忙腳亂地通過了抵押貸款延期償還的法律，這些法律搶先于1934年6月通過的弗雷澤－萊姆基法案（最高法院后來廢除了這部法律，不過以意圖相同、但更溫和的法律取而代之），該法案把抵押品的贖回權延長了5年，條件是，涉案農民在此期間應支付聯(lián)邦地方法官所定的租金。
　　盡管采取了所有這些措施，但耕地的剝奪依然是租佃制度發(fā)展的一個主要因素。1937年初，總統(tǒng)任命的“租佃委員會”報告，過去十年來，佃戶以每年新增40,000個的速度在增長，以至五分之二的農民都成了佃戶，而在半個世紀之前，只有四分之一的農民屬于這一階層。緊跟著這次全面調查之后，羅斯福于1937年2月向國會遞交了一份咨文，請求制定一項計劃，以改進佃農、谷租佃農和農場勞工的命運。
　　在這種緊迫性的背后，也有著被一些文學藝術作品所刺激起來的公眾興趣，這些作品包括：歐斯金·考德威爾的長篇小說《煙草路》（Tobacco
　　Road，1932，它后來被改編成了戲劇，創(chuàng)下了這十年的票房紀錄），同一作者的《向冉冉升起的太陽下跪》（Kneelbookbao.com 書包網最好的txt下載網

第五章 變革中的城鄉(xiāng)（6）
to
　　the
　　Rising
　　Sun，1935），以及這位喬治亞州人和他的妻子瑪格麗特·伯克－懷特從全國各地搜集來的照片文獻。還有一些人得知谷租佃農的故事則是通過威廉·福克納的那些尖銳的長篇小說、像《棉花中的小屋》（Cabin
　　in
　　the
　　Cotton，1932）這樣的電影，或者霍華德·W.
　　奧德姆、阿瑟·雷珀、魯珀特·B.
　　萬斯及教堂山其他同行們在鄉(xiāng)村社會學方面所作的扎實研究。
　　在背后，還有南部佃農聯(lián)盟的抗議和鼓動，這個組織是1934年7月一小撮白人和黑人佃農在阿肯色州組織起來的。其種族平等的含意，和它的激進主義氣味一樣，把普通的棉農嚇得夠嗆。但是，盡管有鞭撻和夜襲——這些讓人不由得想起三K黨，南部佃農聯(lián)盟到1937年還是發(fā)展了大約35,000名成員，主要在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馬州，并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跟CIO建立了緊密的聯(lián)系。它在華盛頓維持了一個活躍的游說團，并幫助促成了第一部旨在救濟地位最卑微、處境最艱難的農場工人的立法。
　　1937年7月22日通過的“班克黑德－瓊斯法案”設立了農業(yè)保障局（FSA），最初一筆撥款為1,000萬美元（第二年增加到了2,500萬，第三年是4,000萬），向農業(yè)勞工、谷租佃農及其他貧困佃農提供為期40年、利息為3%的貸款，以購買他們自己的住所。從一開始，申請人的數(shù)量就遠遠超出了現(xiàn)有資金的能力。還款非常及時，平均超過了97%。FSA還發(fā)放小額貸款，用于跟債務人清算債務；幫助度過洪水、干旱和作物歉收的時期；設立鄉(xiāng)村合作社以提供必要的設備和服務，包括為貧困社群提供團體醫(yī)療服務。作為附帶的、但卻很重要的服務項目，F(xiàn)SA的縣監(jiān)督人還要給借款人上課，教他們節(jié)約的管理方法，鼓勵他們生產牛奶和蔬菜以改善伙食標準，同時還有家庭經濟顧問指導農民的妻子使用高壓鍋，以及制造罐頭的科學方法。FSA另外的活動還包括管理161個宅地項目，作為示范和試驗，其中有些項目是跟居民一起合作管理。
　　在遷居管理局及其繼任者FSA的努力下，1935～1939年之間，總共大約有125萬人被給予某種形式的金融幫助，為自力更生做好了準備。到1930年代末，有史以來第一次，從租佃到所有權的適度逆轉清晰可見，特別是在南方白人中間。FSA自然無權獨攬所有的功勞，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這個方向上的拉動是強有力的。新政為了失地者和貧困者的利益而作出的這些努力，決不是聯(lián)邦政府與農業(yè)的故事的全部。在1940年生活于農村的3,200萬人當中，典型的家庭既沒有接受救濟，也不像絕大多數(shù)佃農和季節(jié)性勞工那樣在貧困線附近掙扎。然而，獨立農戶的命運也并不是什么好運。多虧了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那些年里的長期蕭條，他們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從1920年的15%下降到了1929年9%，以及1933年的7%。原因有很多：世界性生產過剩這把利劍砍入了農民的犁刃；1930年的霍利－斯莫特關稅法案；國內大企業(yè)的包圍，迫使農民在貿易市場中總是低價賣、高價買；缺乏資本讓他們的農場實現(xiàn)機械化，以便跟上大生產者；干旱和土壤損耗。另外，他們還不得不面對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消費者的品味始終在變化。棉農們苦苦思量的，不僅有一些新興地區(qū)（像亞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亞州、東方和南美）更廉價的產品，而且還有合成纖維的出現(xiàn)。至于飲食習慣，有一點很清楚：谷物、馬鈴薯和肉類正在對祖輩們的傳統(tǒng)大餐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代人當中逐漸流行。
　　誠然，某些農場經營者吃得更好。在維生素運動的幫助下，柑橘類水果的人均消費量在1920～1940年間將近翻了一倍。到1940年末，多虧了健康教育以及日益為城市居民所熱衷的易消化飲食，乳品行業(yè)的銷售總額高達1,355,000,000美元，高于肉類產業(yè)的任何分支，也遠遠超過了任何農作物。同樣，商品蔬菜園主也受益于下面這個事實：普通家庭多汁蔬菜的消費量是50年前的兩倍。但是，在淡季、旺季的興衰交替中，大多數(shù)農民總是嘟嘟囔囔地抱怨：他們——那些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最小的生產者——控制了自己產品的價格。胡佛政府和羅斯福政府都曾試圖面對這種抱怨。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五章 變革中的城鄉(xiāng)（7）
第一項重要提案是胡佛政府1929年6月15日通過的農業(yè)市場法案，創(chuàng)立了聯(lián)邦農業(yè)局。通過創(chuàng)辦農民合作社和金融穩(wěn)定公司以購買和控制剩余產品，農業(yè)局希望穩(wěn)定農產品價格，削減中間商的豐厚利潤，但它陷入了兩種糟糕的誤算。首先是世界蕭條的緊迫；其次，其降低產出的口號（“種得越少，收得越多”）并沒有讓普通的、手上長滿老繭的個人主義者轉變觀念，他們抱著獲利的希望加快了生產，絲毫不理會自愿控制，這樣就迫使價格更低。農業(yè)局的運作（主要小麥和棉花上）花掉了億美元，喂肥了投機者，但絲毫也沒能阻擋住雪崩。
　　1931年，當南方的棉花收成創(chuàng)下歷史最高記錄的時候，農業(yè)局絕望地建議：把正在生長的棉花每三行“翻耕”掉一行。但肥沃的土地還是被過剩所淹沒，在后來指責翻耕的反新政批評者當中，很少有人記得，這個想法曾經是共和黨政府提出來的。到1932年仲夏，棉花賣到了5美分以下，小麥不到50美分，玉米31美分。終于，人們感覺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農業(yè)局要求立法，允許聯(lián)邦政府控制農業(yè)產量，結果白費力氣。到頭來，在折騰了兩年之后，農業(yè)局放棄了努力，并提出把它收購的剩余產品送給紅十字會。然而，它的經驗教訓被新政所牢牢記取。
　　典型的農夫——他們相信埋頭苦干是擺脫貧困的最好解毒劑——在大蕭條的驅策下，表面上干活的時間更長了，并讓老婆孩子跟著自己一起干。然而，其經濟效果卻讓人更加灰心喪氣。1932年，多半是美國農民歷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每一個人都握緊了反抗的拳頭。這年夏天的晚些時候，全國農民假日協(xié)會（1927年在愛荷華州成立）宣布“放假”，直至價格恢復。在脾氣火爆的邁洛·里諾的帶領下，假日協(xié)會實際上把康瑟爾布拉夫斯市和蘇市給包圍了起來，他們封鎖了道路，不許警察巡邏車進入，把牛奶倒入排水溝里。內布拉斯加、明尼蘇達、南北達科他以及南方和東部的不同地區(qū)，也發(fā)生了類似的示威。然而，價格并沒有出現(xiàn)上升，反抗很快就偃旗息鼓。1933年5月初，他們的困境絲毫沒有減輕，這些四面楚歌的農民投票支持舉行一場全國范圍的罷工，但在最后的關頭被取消了，為的是給新政計劃一個機會。
　　1933年3月27日，總統(tǒng)把所有農業(yè)信用機構——包括聯(lián)邦農業(yè)局、農業(yè)貸款委員會以及RFC的某些職能部門——合并到了一起，組成了農業(yè)信貸管理局（FCA）。其主要目的是幫助債務纏身的農民按比例縮減他們的抵押貸款并支付利息，結果是（在總體經濟復蘇的支持下），到1936年3月10日為止的一年時間里，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貸款只有2%，而相比之下，1933年這個比例是。
　　1933年5月12日，農業(yè)調整法案（俗稱“三A法案”）開始了農業(yè)經濟的新時代。為了提升價格，該法案規(guī)定了7種基本農產品——小麥、玉米、棉花、豬、稻米、煙草和牛奶制品——的“調整后的產量”，后來在某種政治壓力下，又增加了另外9種農產品。自愿與政府結成合伙關系以減少過剩并因此提高剩余產品的市場價格的生產者，都會根據(jù)他的受限配額而得到“利潤補償”。比小規(guī)模種植者反應更迅速的大規(guī)模種植者，比目不識丁者手腳更麻利的知書識理者，都在這一計劃的后面排好了隊。1933年初夏，農業(yè)部門的代理人走進了數(shù)百萬農民當中，宣傳作物產量控制的福音，直到非國教徒對洶涌澎湃的皈依者感到不安。終于，集體行動蔓延到了農業(yè)社群，人們普遍認識到：營銷問題眼下比生產方法更加至關重要。
　　就好像要把他們新的信仰提升到英雄的高度來加以檢驗一樣，AAA要求幾百萬生產者做一件違背他們最深刻本能的事情：毀滅他們的勞動果實。1933年夏，南方棉花種植者正準備從4,000萬英畝的土地上收獲一次大豐收，這意味著至少有1,600萬捆棉花被添加到近幾個收獲季所留下的龐大庫存當中。雖說阻止種植已經為時晚矣，但AAA還是派出了22,000個代理人（主要是志愿者），勸說農民把他們四分之一的種植面積翻耕掉，作為回報，農民們將得到每英畝6～20美元的現(xiàn)金。他們同意了，翻耕了1,000多萬英畝耕地。

第五章 變革中的城鄉(xiāng)（8）
新聞媒體報道，當南方的騾子（它們被訓練得習慣于在兩行棉花之間行走）拉著毀滅之犁從棉地走過的時候，它們拒絕踩踏正在生長的棉花。騾子的主人起初似乎更溫馴一些，但到了第二年，事實證明他在簽約限產時也有這么倔強——他希望能夠收獲正在上漲的價格所帶來的利潤——以至于國會不得不在1934年通過了班克黑德棉花控制法案。通過對超出種植者配額的纖維制品征收重稅，該法案把一項強制措施引入到了AAA；它的伙伴、克爾－史密斯煙草控制法案，對南方的另一種原材料的生產過剩征收了類似的重稅，1933年也對它執(zhí)行了類似的翻耕措施。
　　1933年，小麥歉收的前景使得這種農產品免于被毀，但在種植玉米和養(yǎng)豬的地帶，兩美元一頭豬的災難性前景，加上第二年春天的玉米減產計劃，決定了600萬頭小豬和種母豬在劫難逃。農業(yè)部長亨利·A.
　　###寫道：“公眾不喜歡宰殺豬仔的想法，這是預先就知道的定論。”###從前是愛荷華州一份農業(yè)雜志的編輯，后來從共和主義皈依了新政。盡管他把毀滅農產品視為“對我們的文明所作的一個駭人聽聞的注釋”，并發(fā)誓絕不讓這樣的事情再次發(fā)生，但他還是感覺到了：令人絕望的形勢，為孤注一擲的療救措施提供充足的根據(jù)。新政參與者們認為，比起1930～1932年間“翻耕”掉數(shù)以百萬過剩工人的工業(yè)政策來，有更正當?shù)睦碛蔀檗r業(yè)限產辯護。
　　這次大屠殺產生了1億磅腌肉，是政府掏錢加工的，并通過聯(lián)邦剩余救濟公司分發(fā)給了失業(yè)家庭。同年秋天，該公司購買了億蒲式耳小麥，被磨成面粉分配給被救濟者。1934年，在24個遭受旱災的州收購了700多萬頭牛。盡管被翻耕掉的棉花當然是不可恢復的，但聯(lián)邦政府庫存的棉花被加工成了褥子和衣服分發(fā)給了失業(yè)者。到1935年末，這家機構為了諸如此類的目的共花掉了3億美元。
　　1939年5月，一個被稱做“食品券計劃”的項目，從紐約州的羅徹斯特市開始實施，到1940年末傳播到了100多座城市，該計劃旨在把過剩的水果、蔬菜、豬肉、黃油和雞蛋分配給貧困的消費者。接受救濟者每購買一張價值1美元的橙色券，就可以免費得到一張價值50美分的藍色券，可以憑后者（最終被政府贖回）到食品店換取眼下被指定為“剩余農產品”的商品。類似的“棉花券計劃”于1940年5月從孟菲斯市開始，一直只是地方性的。剩余農產品的這些五花八門的用途，往往被AAA的反對者所遺忘，而只是一味地批評它的財政補助和統(tǒng)一管理，以及它在1933年的破壞性割刈。
　　時間和最高法院在1936年初的不利裁決，給AAA帶來了一些變化。有些農民（他們當中有一些偏遠林區(qū)的傳教士）堅信，作物控制就像生育控制一樣不道德，并把1934年的干旱看做是上帝對翻耕棉花的懲罰；但大多數(shù)人都嘲笑最高法院關于“州權”的爭論，他們問：市場、大風和洪水是否會尊重各州的邊界線呢。在兩位社會學家采樣的96個農業(yè)社群當中，司法廢除僅僅在其中的一個社群被“平靜地”對待。為了回應人們對土地的感情，國會在2月制定了“土壤保護和國內農作物種植分配法案”，取消了農產品加工稅（最高法院反對這一做法），把工作重點從減少農作物產量轉移到了土壤保持上來。農民如今因為減少種植消耗土壤的作物（像棉花、玉米、小麥、水稻和煙草）而獲得補償，改為種植豆類、草和綠肥作物。政府還希望他們遵循科學的修造梯田、耕作和施肥的方法。
　　新的計劃僅僅是個立法上的權宜之計，當1937年帶來了更大的豐收并導致價格回落時，它的解決過剩問題的間接途徑被證明是不充分的。大多數(shù)農場經營者都指望總統(tǒng)能智勝司法部門。1937年初秋，緊接著他的“塞滿最高法院”的計劃失敗之后，羅斯福做了一次宣傳政見的巡回旅行，對玉米地帶和遠西地區(qū)的聽眾談論減少農作物產量的利益，水利灌溉，土壤保持，以及水力發(fā)電的價格。在戴著寬邊帽和太陽帽、身穿節(jié)日盛裝和牛仔褲的人群當中，一位觀察者聽到人們把羅斯福稱做“咱們的總統(tǒng)”、“自林肯以來最偉大的總統(tǒng)”。一位保守派報紙編輯憤憤不平地嘟囔道：“‘咱們的總統(tǒng)’這玩意兒在政治上倒是個新東西。有些農民和我認識的其他人想必認為羅斯福只屬于他們——沒準他們是對的。”bookbao.com 書包網最好的txt下載網

第五章 變革中的城鄉(xiāng)（9）
至于好處和選票之間的密切關系，此處的情形跟失業(yè)者那里并無不同。你能把關注農民與關注選票區(qū)別開來么？農業(yè)經濟學家約瑟夫·S.
　　戴維斯提出了這種懷疑觀點，他寫道：
　　盡管政府的動機是純潔的，但還是涉及到一種微妙形式的腐敗；因為，當農民的收入越來越多地依賴于政治措施、越來越少地依賴于社會給他們的產品和服務所設定的經濟價值的時候，他們手里的選票便有效地受到了影響。
　　1938年2月，總統(tǒng)和他的幕僚們終于從立法機關的帽子里拽出了那只期待已久的兔子。新的農業(yè)調整法回到了調控產量的老問題上，同時繼續(xù)保持給信徒的補償。國家對小麥、玉米、棉花、煙草和稻谷等農作物的播種面積的分配，設定在足夠供國內使用、出口和儲備的水平上。對這種分配的遵守是自愿的，但得到了很巧妙的鼓勵，因為那些超出個人配額種植莊稼的人沒有資格領取“平價補償”，也不能按照合作社成員所享受的優(yōu)惠利率得到商品貸款（以政府儲藏的剩余產品為基礎）。為了抑制市場上這五種農產品的過剩，在價格上升至（或高于）“平價”——換言之，就是這幾種農產品在1909～1914年常規(guī)時期的購買力——之前，銷售配額在所涉及生產者以三分之二的投票予以批準之后，被強加給所有農戶，違者將受到處罰。同樣重要的是，好年成所導致的剩余將不會被魯莽地堆到市場上，也不會被銷毀或過于浪費地用于救濟，而是儲藏起來，以應對短缺的日子。就這樣實現(xiàn)了###部長夢寐以求的“常平倉”，它是一個穩(wěn)定供需平衡、把豐歲歉年等同起來的蓄水池。到1940年，大約有600萬農民與這一計劃合作。打那以后，為了滿足一個被戰(zhàn)爭蹂躪的世界的需求，這些儲備顯得越來越重要。
　　AAA對普通農戶的經濟和習慣的最終影響很難評估。作為一項緊急措施，最初的計劃是要提升價格、減少卡脖子競爭。棉花種植者的收入顯示了驚人的改進，在這一計劃實施的頭三年，棉農的總收入是億美元（包括億美元的利潤補償），而煙草種植者的收入在兩個種植季里翻了一倍多。美國農民1933年的現(xiàn)金收入比上一年增長了將近四分之一，接下來的兩年分別出現(xiàn)了15%和16%的連續(xù)增長。當然，在該項收入中，AAA的補償始終占到了相當可觀的一部分，補償款來自于價格更高時向消費者征收的稅——在某種程度上，更高的物價抵消了城市工人從工資增長中所得到的好處。包括政府的補償在內，1939年的全國農業(yè)收入據(jù)報告是85億美元，將近1932年的兩倍，盡管只有1919年的一半多一點。
　　這次繁榮，其分布未必均勻。魔圈之外的生產者，尤其是家禽飼養(yǎng)者和商品蔬菜種植者，都抱怨山姆大叔把自己給忘了。更為嚴重的是，特別是在棉花王國，AAA的慷慨饋贈往往落入了地主和獨立農戶的腰包，而佃農（他們要么是太無知，要么是太膽小，不敢抱怨）則發(fā)現(xiàn)自己比從前更窮了。新政為土地所有者承擔了幾乎所有的生產風險，卻沒有設置有效的保護措施，以防止他把減少種植面積和季節(jié)性波動的沖擊轉嫁到佃農身上。例如，1937年，普通的種植園經營者總的現(xiàn)金收入是8,328美元，其中有833美元來自AAA的補貼，而一個佃農家庭的收入是385美元，其中只有27美元來自政府補貼。至少，AAA的原則——或者說實際做法——似乎是：讓有者愈有。實際上，對佃戶來說，唯一的風險擔保就是救濟。“政府不讓我們種，于是我們不得不去領救濟。”這是一個典型的不幸故事。俄克拉荷馬州的一位地主讓我們看到了事情的另一角，他在1938年講述了自己的經歷，而他的經歷并不少見：“1934年，我有4個佃戶，我啥事也不干。我用政府給我的錢買來拖拉機，并擺脫掉我的佃戶。”
　　“被拖拉機擠出土地”的家庭困境跟AAA之間只有間接的關系，而且肯定是它最初的鼓吹者們不曾預料到的。然而邏輯很簡單。在從農業(yè)的長期衰退中開始恢復之后，土地所有者發(fā)現(xiàn)自己手頭有錢了，頭腦里也有了關于處事方法的新的心理，有了限制作物種植以增加利潤的觀念，以及華盛頓所鼓勵的經濟計劃和深謀遠慮的觀念。盲打誤撞的時代結束了，革新廣為流行。在大蕭條的冷休克之后，緊接著是被農民的算計所加速的對新政的熱關注。

第五章 變革中的城鄉(xiāng)（10）
農民最初的想法之一是要克服機械化的落后。1930～1940年之間，盡管農民擁有小汽車的數(shù)量幾乎沒有什么增加，但卡車卻增長了16%，拖拉機增長了70%，直至差不多有200萬臺拖拉機，在承擔著農業(yè)的重活，改變著生產方法、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潛在的威脅比實際的威脅更大，機械摘花機的震動，沿著一行行棉花發(fā)出的短促的嗡嗡聲，已經開始動搖南方農村經濟的整個基礎——這一經濟領域原本就已經在擔心巴西廉價棉花的威脅，這些棉花正涌向世界市場，以填補AAA法案的限產所創(chuàng)造的真空。與此同時，出租棉地的地區(qū)——像中部的“黑草原地帶”和阿拉巴馬州南部——被轉變?yōu)槟翀觯瑸榕Ｈ夂腿槠芳庸I(yè)讓路，利用電氣時代的所有資源從事生產和加工。這也意味著——實際上就像老英格蘭的圈地運動一樣——很多佃戶被剝奪了因為那些幸存下來的棉地而獲得額外繁榮的可能。
　　在中西部，據(jù)估計在20世紀30年代結束之前，摘玉米的機器——尤其是在1928～1933年間開始使用的那種兩排型的——已經取代了愛荷華州從前在收獲季節(jié)雇傭的流動勞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在俄亥俄州的一個玉米種植大縣，60%的玉米就是用機器摘下來的。在小麥地帶，聯(lián)合收割機同樣被廣泛使用，1935年的“嬰兒”型和1939年的“侏儒”型都是為迎合小農戶而量身定做的。由于這些機器幾乎被普遍采用，在麥地里干活的季節(jié)性勞工到1939年幾乎成了人們記憶中的往事。每提供100個農場勞工的崗位，就有236個失業(yè)的農業(yè)勞力可以雇傭。
　　很多土地耕作者開始領悟到這樣一個事實（1937年被國家資源委員會所宣布）：收入往往隨著機械化的程度而改變。因此，在阿拉巴馬州，農場經營者的人均可使用機器是馬力，在機器上的投資是142美元，其毛收入在全國是最低的：每年492美元；而在蒙大拿州，人均可使用機器是馬力，在機器上的投資是953美元，其毛收入是1,798美元。很自然，這種示范對普通農民來說，比其背后的技術失業(yè)的幽靈更有說服力。
　　農業(yè)現(xiàn)代化主要是通過1935年5月成立的農村電氣化管理局（REA）來加速。分銷商拒絕架設通到農村的網線，這使得大約90%的農場經營者沒法用上中央電站的電力。REA提供了低息貸款給各州、市及合作社，連同WPA提供的勞動力，為的是把電力電纜擴展到鄉(xiāng)村家庭——用于照明、冷藏、擠奶和脫脂、加熱孵卵器、攪拌飼料和抽水。到1938年秋天，共啟動了300多項這樣融資的項目，其中六分之五的項目是通過合作社來運作的。這樣一些活動，盡管被大多數(shù)私營公用事業(yè)公司所憎恨，但還是迫使它們以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好的、更廣泛的服務。在很大程度上，多虧了REA的加速，接通中心發(fā)電廠的農村家庭，從1925年的225,000戶——不到總數(shù)的4%——增長到了1940年的1,700,000戶，占總數(shù)的四分之一。
　　這些發(fā)展凸顯了三十年代農村生活的一個大悖論——即，在效率得到穩(wěn)步促進的同時，它也伴隨著失業(yè)和生產過剩，后者反映了努力刺激對外貿易、提高國內消費水平上存在的不足。作為一個次要的悖論，在匱乏、貧窮、落后地區(qū)的社群中，AAA所資助的往往是效率低的耕作，但在擁有更大資產和進步本能的地區(qū)，它鼓勵市場只利用最好的土地。在深南地區(qū)，很多小規(guī)模的、不景氣的棉花種植者，承蒙AAA的關照，才勉強孤零零地跟在后面繼續(xù)前行，而各玉米州的生產者們卻常常發(fā)現(xiàn)自己處在完全不同的境況中。因此，AAA在1937～1938年所作出的減少種植面積的決定，把玉米的種植面積削減了8%，然而產量卻增加了大約17%。
　　除了選擇優(yōu)質土地和該機構所推廣的先進耕種方法之外，雜交玉米——這十年最重要的農業(yè)革新成果——的廣泛采用也幫助促進了這種增長。這些地區(qū)的農業(yè)更多地成了一種高壓商業(yè)，而不是一種生活方式，時刻惦記著利潤，經常由他人代理缺席業(yè)主進行的經營管理。一個典型的現(xiàn)象就是“手提箱農民”，通常是來自城里的小商人，購買一兩家農場，每年通過機器種植和收割他的作物，但從未想到要靠土地為生。科學耕作和機器的另一個產物也促進了非人力效率，這就是大規(guī)模種植單一作物，正像從德克薩斯北部地區(qū)到南北達科他的人們所做的那樣，用拖拉機編隊和套犁來耕作。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書包網

第五章 變革中的城鄉(xiāng)（11）
由此可以推導出另一個悖論。由遷居管理局、農業(yè)保障局、農村電氣化委員會和農業(yè)局的家庭經濟專家所代表的一批力量，努力實現(xiàn)溫飽農業(yè)和多種方法的理想，求助于農村合作社和家居計劃。另一批力量（體現(xiàn)在AAA的某些運作和農業(yè)信貸局廣泛的貸款活動中）則與技術和農場經營的新科學合謀，以便把農業(yè)打造成大企業(yè)。
　　不管時代有怎樣的抵觸和逆流，緊跟著經濟復蘇之后，社群生活也開始感覺到民心士氣正在恢復。合作、復興、現(xiàn)代化，都是富有魔力的新詞兒。這一發(fā)展得到了正在形成的鄉(xiāng)村美國文化同一性的增強。更古老的移民群體——包括斯堪的納維亞人和德國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經被同化，要么就是跟他們的老祖宗聚首去了；如今在土地上耕作的外國出生的人，數(shù)量在穩(wěn)步減少。汽車、電影、公立學校和無線電臺，全都在幫助擦除城鄉(xiāng)之間分界線。沖擊鄉(xiāng)村生活的刺激物越來越多地從城市發(fā)射出來。不管是在時尚、讀物、娛樂，還是在思考方式上，往往都是由城市品味來定調子。
　　正像在全國各地一樣，一代人之前十分流行的兄弟會和秘密社團，如今在那些對社群福利比對宗教儀式更感興趣的組織面前，似乎在節(jié)節(jié)后退：合作社、教師家長聯(lián)誼會、縣計劃委員會、運動及其他休閑團體，加上那些熱衷于煽動政治或經濟運動的組織，像湯森俱樂部和社會正義俱樂部之類，在某些鄉(xiāng)村地區(qū)牢牢地扎下了根基。農業(yè)部發(fā)起的4H俱樂部①，其年輕的擁護者都是些充滿激情的傳教士，在20年的時間里，1940年發(fā)展到了130萬成員。美國未來農民協(xié)會是教育辦公室在1928年創(chuàng)辦的，為的是促進職業(yè)教育，以及鼓勵中學生明智地選擇農業(yè)為職業(yè)，到這一時期結束的時候，該組織招募到的成員將近25萬，與此同時，為黑人青年創(chuàng)辦的美國新農民協(xié)會也前景看好。
　　在很多農村地區(qū)，尤其是在南方，新政采取了群眾運動的形式，使社區(qū)改良的古老努力重新恢復了活力，并開始了新一輪的努力。外部“干涉”起初常常招人憎恨，但假以時日，地方的自豪普遍都戰(zhàn)勝了地方的冷漠。試著去思考鄰居、國家和世界的問題，為更好的未來勾畫藍圖，提高成人的教育和文化——諸如此類的事情，開始占據(jù)鄉(xiāng)村美國很多認真的、常常也是困惑的頭腦。兩位鄉(xiāng)村社會學家寫道：“在這樣一個面包本身成了數(shù)百萬人第一需要的時期，有一個信念卻進一步加深了：人不能僅僅靠面包活著。”
　　在新政治下，聯(lián)邦政府為農民做的事情比從前任何時候都要多。1939年12月，有人問，這些繁重的開支還要持續(xù)多長時間，對此，###部長答道：“只要農業(yè)在與其他群體談判的時候依然處于嚴重的劣勢，只要農業(yè)收入使得農戶不可能為未來而保存我們的基本土地和人類資源，這些開支就要一直持續(xù)下去。”談到人類資源，通常要面對這樣一些社會價值：鄉(xiāng)村生活的有益健康和身體活力，它令人滿意的富有創(chuàng)造力，它的簡單樸素，它的高出生率（社會保障委員會的經濟史學者寫道：“年輕小伙子構成了最重要的剩余農產品”）。這些優(yōu)點被認為至關重要，足以讓政府有正當?shù)睦碛裳a助更多的農村家庭，其數(shù)量要超過給國家種糧食所實際需要的——而且，美國人的一種歷史悠久的本能（有點像杰斐遜的邏輯）似乎也認可這一觀點。
　　然而，在這一時期結束之前，大面積的農業(yè)地區(qū)都顯示出了越來越明顯的跡象，這就是對新政不抱幻想。很多衷心支持AAA的富裕農民，如今開始像城市商人一樣，對其他類型的聯(lián)邦支出懷有疑慮，特別是在1937～1938年間，當時，經濟的不景氣導致巨額救濟支出重新抬頭，債務不斷上升，人們心照不宣地、想當然地認為：大規(guī)模失業(yè)將就此止步。征稅養(yǎng)活那幫所謂的城市廢物——在鄉(xiāng)下，失業(yè)被看做是偽裝起來的懶惰——讓很多獨立農戶大為惱火，很多年之前，他們開始就把自己跟雇主利益集團視為一體。對工會勞工的所謂驕縱，他們不由自主的貪婪以及對罷工的強烈偏愛，都讓獨立農戶不能忍受。在中西部地區(qū)，國務卿科德爾·赫爾所促成的互惠貿易協(xié)定被證明在總體上是不受歡迎的——這是一系列無條件的最惠國協(xié)定，允許加拿大、南美各國及其他國家把牛肉及某些農產品銷往美國，以回報互相給予的優(yōu)惠。終于，那些在1932年大難臨頭、驚慌失措的時候，在1936年慢慢恢復元氣、心懷感激的時候，投票支持羅斯福的中部地區(qū)農民，如今舒舒服服地回到了他們傳統(tǒng)的保守主義。
　　1940年，共和黨滿懷希望地注視著這些發(fā)展趨勢，提名那份勾起人們鄉(xiāng)愁記憶的“麥克納里－豪根法案”的聯(lián)合起草人、參議員查爾斯·C.
　　麥克納里作為副總統(tǒng)候選人，而把溫德爾·威爾基排在候選人名單的第一位，作為總統(tǒng)候選人，其政綱是確保土壤保持補償?shù)倪B續(xù)性，同時要求取消農作物產量控制。不管有什么樣的冤屈不平和巴結討好，這次選舉的結果盡管有利于本屆政府，但還是讓人們看到了長期以來支撐新政的工農聯(lián)合開始破裂。誠然，南方在政治上依然是“可靠的”，貧困農場經營者的地區(qū)也是如此，而且，有環(huán)保意識的、進步主義的西海岸依然熱愛著羅斯福；但在別的地方，反叛的大旗已經高高飄揚。羅斯福橫掃了全國除了辛辛那提之外所有4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與此同時，紐約市抵消了北部的反抗，芝加哥抗衡了南部的反抗。另一方面，在農村人口比例大于全國平均數(shù)的10個州當中，他丟掉了9個州：印第安納、愛荷華、堪薩斯、內布拉斯加、科羅拉多、南北達科他，加上不可戰(zhàn)勝的緬因州和佛蒙特州。農業(yè)新政之父、如今的副總統(tǒng)候選人亨利·###的家鄉(xiāng)州，強烈地跟他作對，盡管其選票的差額還沒有大到1932年他們反對另一位競選總統(tǒng)的老鄉(xiāng)那樣的程度。這是不是農業(yè)社會的忘恩負義呢？一個熱心支持新政的人很可能是這么想的吧。
　　

第六章 尋求保障的時代（1）
在內戰(zhàn)時期，60歲以上的美國人只有四十分之一。到1940年，當美國公共衛(wèi)生局建立了它的第一個老年學部門以研究衰老及其社會經濟問題的時候，達到這個年齡的人占十五分之一，預計這個比例在1980年將達到六分之一。已經探明的原因包括：正緩慢下降的出生率，更好的飲食，更密切的醫(yī)學監(jiān)護，以及科學在延長生命上所取得的進步。1939年，兩位統(tǒng)計學家寫道：“美利堅民族如今正在成為地球上年齡最老的人的集合。”
　　不幸的是，這一情形伴隨著某些因素，而這些因素往往使得老年人更沒有償付能力，更難以自給自足。1890年，當老年人只占總人口的3%的時候，他們當中僅僅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沒有從事有收入的工作，但是，到1930年，當他們占到總人口的的時候，其中超過五分之二的人已經離開了工作崗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最有可能繼續(xù)工作的人——銀行家、律師、農場主、企業(yè)管理人員——跟機械工、礦工和工廠勞工比起來，繼續(xù)工作的經濟動機卻要小得多，后者在45或50歲的時候常常正是發(fā)光發(fā)熱的時候。“四十已老”這句話，在沃爾特·B.
　　皮特金1932年的暢銷書《人生從四十歲開始》（Life
　　Begins
　　at
　　Forty）的標題中遇到了反駁的姿態(tài)，打那以后，這個標題就成了一句滿懷希望的諺語。使這個問題不斷惡化的是日漸縮小的家庭規(guī)模，這意味著，養(yǎng)活父母的重擔如今落在了一兩個孩子、而不是半打孩子的肩上。
　　盡管大多數(shù)歐洲國家、英聯(lián)邦成員以及幾個南美共和國都在20世紀的前25年里采用了強制養(yǎng)老保險制度，但美國似乎很遲才引入一種更仁慈的選擇，以取代“打發(fā)上了年紀的老人去濟貧院”或縣農場。1928年，從民營企業(yè)領取養(yǎng)老金的人幾乎不超過二十分之一，而絕大多數(shù)州和市政府的雇員，對提供給聯(lián)邦工作者的那種保障聞所未聞。在大崩盤前夕，8個州有了允許各縣支付養(yǎng)老金（如果它們愿意掏腰包的話）的法案，但大多數(shù)這樣的立法都過于寬松，沒有太大的實際價值，只有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蘇達州給承擔這些責任的市縣提供幫助。此外，低收入群體當中的救命儲備，在提供抵抗災難的保護上，也是最不充分的。
　　大蕭條的沖擊，把一個溫和的長期問題轉變成了一種急迫的悲慘境遇。連同救濟的其他方面一起，這一負擔先是落在了民間慈善團體的肩上，然后是各市縣和州，最后是聯(lián)邦政府。到1934年，F(xiàn)ERA共給將近75萬65歲以上的老人提供了幫助，到1936年，依靠公共救濟的老人至少是100萬，剩下的大約一半——325萬——則從兒女、親戚和朋友那里得到了某種幫助。幾乎壓斷了腰的重負和個人苦難，有時候要落在年輕一代的肩上，約瑟芬·勞倫斯的長篇小說《歲月如此漫長》（Years
　　Are
　　So
　　Long，1934）就展示了這樣的情形，這部小說是李爾和他的女兒們的故事的美國家常版。爭取養(yǎng)老金的鼓動所帶來的壓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1934年中期，不下于28個州，連同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兩個準州，通過了養(yǎng)老金法案，在其中23個州是強制性的。
　　對大多數(shù)老年人來說，重新就業(yè)提供的實際補救非常有限，他們的困境在整個30年代中期都沒有什么好的改觀。在三個顯著需要直接救濟的階層當中——孩子、盲人和老者——迄今為止最大的一筆開支在1932年用在了靠別人養(yǎng)活的孩子身上，但到了1936年，對老年人的幫助已經壓倒性地在城市和鄉(xiāng)村地區(qū)都占據(jù)首要位置，用于這一目的的費用占到了總支出的85%。政治家、假內行和理想主義者都應該傾聽老年人的哭喊，這是不可避免的。不像孩子，這些上年紀的公民都可以投票、煽動、為自己支持的事業(yè)掏腰包。
　　加利福尼亞州——其氣候對衰弱不堪的愛荷華州農民和堪薩斯州店主有很大的吸引力，這兩個州的老人將近占到了全州人口的8%——被證明是社會保障計劃者的天堂。有務實精神的新來者，落入了小額投資收入銳減或銀行與建筑信用合作社垮臺的魔掌，紛紛加入自助組織、合作社和實物交易團體，其人數(shù)之多，前所未有。但政治訴求更清晰的，是諸如短命的“烏托邦協(xié)會”之類的組織，該組織1933年創(chuàng)立于洛杉磯，它向人們允諾了一個人間仙境，在那里，機器將包攬所有的重活，每個人都在45歲的時候退休。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該組織憑借這一允諾，吸引了50萬追隨者。書包網 www.bookbao.com

第六章 尋求保障的時代（2）
其背景主要是一種草根保守主義：在后半生，當自己被貧困殘酷無情地追上的時候，便遷移到安逸之地去；1933年小說家厄普頓·辛克萊所發(fā)起的圣戰(zhàn)也是在這一背景上出現(xiàn)的。1926年辛克萊作為社會黨人競選州長失敗后，便轉而給自己貼上了更讓人放心的民主黨標簽，并被提名為候選人，因為，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我看到老人正緩慢地被餓死，成千上萬的兒童因為營養(yǎng)不良而發(fā)育遲緩。”他把這些情況寫進了一本書里：《我，加利福尼亞州州長，以及我如何終結貧困》（I,
　　Governor
　　of
　　California
　　and
　　How
　　I
　　Ended
　　Poverty，1933），這本書賣了將近100萬冊，并幫助他籌集到了競選經費。辛克萊鼓吹征收更高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對閑置土地征稅，每月發(fā)給60歲以上的窮苦老人50美元的養(yǎng)老金，并建立龐大的合作社網絡，以刺激生產、消費和就業(yè)。他的競選口號是：“終結加利福尼亞的貧困”（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其縮寫恰好是EPIC①。當他在初選中一路領先的時候，就再也沒人把他的競選看做是一個笑話了，1934年11月，通過新聞媒體、電影工業(yè)和保守派公民最賣勁的努力，他才以微弱差距輸給了他的共和黨對手弗蘭克·梅里亞姆。這場運動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身后留下了一些無聲的證據(jù)——EPIC咖啡館，“新經濟”理發(fā)店，以及“人人富足”商店——在那些偏僻的社區(qū)里長期幸存了下來。
　　1934年1月，正當EPIC的呼聲依然高漲的時候，也是在加利福尼亞，弗蘭西斯·E.
　　湯森醫(yī)生組建了周轉養(yǎng)老金有限公司，于是，專門為老年人配制的一劑更簡單的繁榮萬能藥就這樣產生了。創(chuàng)立者湯森博士是一位瘦骨嶙峋的醫(yī)生，經過長期斗爭才在堪薩斯州安家落戶，并在黑丘懸壺行醫(yī)，最后遷居加利福尼亞州的長灘，成為一名助理衛(wèi)生官。根據(jù)“年輕人為工作，老年人為悠閑”這句口號，他建議：應該從2%的普通交易稅收入中每月支付給每個60歲以上、品行良好的失業(yè)者200美元，這筆定期生活津貼應該在下一個發(fā)放日之前全部花完。快速流通貨幣的觀念——對此表示懷疑的經濟學家們稱之為“速度神話”——對那些天真的人有著強大的吸引力，他們無視統(tǒng)計學家們所提供的數(shù)據(jù)：要拿出國民收入的將近一半，才能滿足湯森代表800～1,000萬人所提出的要求。而且，像所有營業(yè)稅一樣，這項稅收也會最沉重地落在工薪階層的身上。
　　湯森圣戰(zhàn)從已經敗下陣來的EPIC大軍那里獲得了兵力的補充，并正向全國各地蔓延，在兩年的時間里募集到了將近100萬美元，其手法是通過捐贈、紙牌晚會、舞會、大家縫聚會、抽彩募捐和慈善餐會，以及通過給《湯森周刊》（Townsend
　　Weekly）捐款，這份雜志把家庭小竅門與疝氣帶和假牙廣告混在一起。這場騷動毫無疑問加速了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的通過。第二年，湯森聲稱有500萬成員。有些政治家（兩黨都有）滿懷希望地支持這場運動，但1936年的總統(tǒng)選舉卻證明：湯森的追隨者及其他非正規(guī)軍所組成的、以國會議員威廉·萊姆基為候選人的聯(lián)合黨并沒有太好的表現(xiàn)，滿打滿算也只得到了90萬張選票。羅斯福和大多數(shù)新政參與者都反對這一計劃，這一事實讓那些并無多少信念的追隨者們灰心喪氣。國會對湯森醫(yī)生的調查，以及1937年初對他蔑視白宮的定罪，也加速敗壞了這場運動的名聲，這意味著，一場令人同情的圣戰(zhàn)成了煽動和謀利動機的犧牲品。
　　它的腐爛為加利福尼亞州另一株希望和異端的蘑菇提供了賴以生長的腐殖質。這一次的幾個發(fā)起人比湯森醫(yī)生更世俗，本質上是些玩世不恭的家伙，他們有：一個名叫羅伊·歐文斯的專家治國論者，勞倫斯·艾倫和威利斯·艾倫兄弟（他們顯然獲得了收益的最大份額），以及羅伯特·諾布爾（此人后來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從事法西斯主義煽動而進了監(jiān)獄）。這就是所謂的“每周四30美元”計劃，該項計劃允諾給所有信徒“火腿和雞蛋”。特別是，它給加利福尼亞州每個50歲以上的失業(yè)者一筆養(yǎng)老金，其經費來源于“一美元憑證”的流通，憑證的每個持有人在花掉它之前，必須每周給它貼上一張兩美分的印花。它在1938年的州選舉中以微弱少數(shù)被擊敗，于是，“火腿和雞蛋”便開始征集百萬簽名，要求第二年舉行一次特別公民投票，孰料敗得更慘。打那以后，這場運動迅速退潮。相比之下，1939年11月被俄亥俄州的選民所否決的一項計劃似乎平淡無奇。這項計劃是辛辛那提市的前國會議員赫伯特·S.

第六章 尋求保障的時代（3）
畢格羅牧師設計的，它允諾給所有60歲以上的失業(yè)者每月50美元，這筆錢的籌集，一是通過更重的州所得稅，再就是對價值每英畝2,000美元以上的不動產征收2%的地價稅。
　　有一些政治發(fā)言人和電臺演說者，把烏托邦的誘餌懸垂于不滿之水中晃來晃去，在這些人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參議員休伊·朗和查爾斯·E.
　　庫格林神父。朗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一個貧窮的白人家庭，從沿街叫賣專利藥品和豬油代用品起家，成了南方最精明的律師之一，以他早年與標準石油公司的斗爭而為公眾所關注，在擔任州長期間，他設法以更好的公路和橋梁、免費教科書和降低電費和電話費，而特別讓獨立的小農受益。然而，在做這些事情的過程中，這個“王魚”——他從廣播喜劇《阿莫斯和安迪》中借來的頭銜——建起了一臺冷酷無情的政治機器，摧毀了路易絲安那州的民主程序。
　　休伊·朗信心十足地盼著當總統(tǒng)，其自傳的標題《人皆為王》（Every
　　Man
　　a
　　King，1933）——他自稱這個標題是從威廉·詹寧斯·布賴恩那里剽竊來的——就重要性而言不亞于它的續(xù)篇《我在白宮最初的日子》（My
　　First
　　Days
　　in
　　the
　　White
　　House），后者出版于1935年9月他在新落成的州議會大廈被暗殺之后。他為競爭總統(tǒng)職位所開出的價碼，采用了“分享財富”運動的形式，這是一項含糊的計劃，旨在重新分配巨大的財富，使得全國每一個“值得幫助的家庭”能有足夠的收入以擁有一輛汽車、一套住宅和一臺收音機——推測起來，他大概是希望人們通過這玩意兒傾聽主人的聲音吧。《財富》雜志1935年7月所作的一項調查顯示，這一提議已經深深地扎下了根，尤其是在中西部，在太平洋海岸就更是如此了。在他去世前不久，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搞的一項全國性的民意測驗顯示，他有可能以第三黨候選人的身份獲得300或400萬張選票。毫無疑問，休伊·朗天花亂墜的口才幫助了“財產稅法案”在1935年8月獲得通過。事實上，比政治煽動家們搶先一步并把他們的允諾按比例縮減到可行的規(guī)模，成了新政的中期戰(zhàn)略。
　　在北方，一個可資比較的救世主是庫格林神父，他是密歇根州皇家橡樹市的一位天主教牧師，逐步暴露了自己是一個猶太人迫害者和納粹辯護士。在大蕭條之初的那些年，庫格林便從電臺布道轉向了政治，以大聲呼喊“要么是羅斯福，要么就破產”來贊美新政。1934年，他組織了“爭取社會正義全國聯(lián)盟”，鼓吹銀行和信貸、公用事業(yè)和自然資源國有化。1935年1月，他開始嚴厲批評政府把“它寶貴的注意力轉向了外交事務，而我們卻依然被國內###所包圍”，并指示爭取“社會正義全國聯(lián)盟”自吹的900萬成員用反對美國加入國際法庭的抗議把國會給淹沒——其結果大概在參議院對這一行動的否決中扮演了某種角色。庫格林變得公開嘲笑民主，并在1938年組成了一個反猶組織，喚做“基督教陣線”，該組織蔓延到了很多城市，并且，當戰(zhàn)爭爆發(fā)的時候，對軸心國采取了仁慈的中立立場。庫格林與他的紐約同行、《布魯克林簡報》（Brooklyn
　　Tablet）的愛德華·L.
　　柯倫神父一起，代表了天主教的法西斯一翼，不過，隨著其觀點的真正性質越來越清晰，他對民眾的影響力也就逐漸衰落了。
　　不管他們做了什么樣的惡，這些萬能藥的推銷員們，哪怕是他們當中最冷血、最憤世的人，也都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幫助促進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然而，另外一些影響也在發(fā)揮作用：歐洲的榜樣；被大蕭條所激活的社會良心；下面這一事實的證據(jù)：除非強迫，很多個體將不會系統(tǒng)地自救；這樣一種信念：失業(yè)只不過是另一種類型的個人冒險，其全部代價受害者不必獨自承擔；以及一種廣為傳播的確信：企業(yè)不應該在繁榮時期為了巨額利潤而剝削勞工，然后把失業(yè)和榨干耗盡的老人等全部重擔都扔給社會。1934年6月，總統(tǒng)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以起草一項計劃，并隨著社會保障法在1935年8月14日的簽字而大功告成。
　　它為老年人提供了兩種類型的幫助。一是養(yǎng)老金制度，這是該法案中唯一由華盛頓直接掌管的部分，受益者是在65歲時退休的人，建立在法定收入的基礎上。老板和雇員匹配資金，參與是強制性的，除了公務員、家庭傭人、零工、商船船員，以及慈善、宗教和教育機構的雇員。根據(jù)這一計劃，到1940年，5,200萬公民有了各自的“社會保障號碼”。來自儲蓄和投資的收入不預先提取利潤，但任何超過每月15美元的雇傭報酬都要預提，這意味著，由于所有的養(yǎng)老金支付都不怎么高，所以這一規(guī)定有時候被證明是令人厭惡的。bookbao.com 書包網最好的txt下載網

第六章 尋求保障的時代（4）
第二種幫助包括為那些已經喪失掙錢能力或者在養(yǎng)老金體系之外的人提供補助金。為了救濟貧困老人，聯(lián)邦政府與各州合作，直至加起來的總額到達一定的標準，這個標準起初定的是每月30美元，后來漲到了50美元。到30年代結束的時候，將近200萬上了年紀的窮人被登記在各州的救濟體系下。然而，補助金的全國平均數(shù)只有20美元，6個南方州只發(fā)給十分微薄的津貼，加利福尼亞州處在另一極端，提供的補助金接近最大限額。領取這一類別補助金的人——補充了5萬盲人和90萬殘疾人，被遺棄的兒童也有資格得到類似的津貼——構成了政府支出的社會保障費用的主要部分。
　　社會保障法的另一項規(guī)定啟動了失業(yè)保險。為了創(chuàng)建必要的公積金，政府對雇主征收3%的聯(lián)邦薪資稅（前面列舉的幾類雇員以及雇員少于8人的除外）。雇主可以把這筆稅收的90%記為捐款，存入一家獲得批準的州失業(yè)救濟機構——因此實際上就是強迫各州服從——而聯(lián)邦政府則制定重大規(guī)則，并支付行政成本。補助金的支付，依據(jù)失業(yè)前的收入和失業(yè)時間的長短而有所不同，從每周5美元到15美元不等，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期限為14周或16周。自動離崗，因行為不當而被解雇，以及（在很多州）因罷工而喪失雇員資格，還有，如果拒絕合適的新工作，則停發(fā)失業(yè)救濟金。
　　社會保障法受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很多批評者以懷疑的眼光看待從這些稅收中預提的巨額公積金，數(shù)十億美元的購買力從流通貨幣總量中退出。另一些人則攻擊聯(lián)邦政府的會計把這些資金用來支付當前政府支出，而把借據(jù)留在公積金賬戶上。一幫為社會保障進行過長期斗爭的自由主義者攻擊這部法律是求助于48個州的社保體系的大雜燴，有些人則懷疑，一些嚴重工業(yè)化的州——它們的經濟始終處在不穩(wěn)定的平衡中——所積累起來的失業(yè)基金是否足以應對真正的考驗。
　　1937年末和1938年初，社會保障體系成功地經受住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危機。8月，開始了新一輪的商業(yè)衰退，反對新政的人立即給它取了一個“羅斯福蕭條”的綽號。它的出現(xiàn)，部分原因是由于WPA及其他聯(lián)邦花錢機構支出的急劇縮減。另外的因素有：股票投機，生產過剩和超出購買力的大量存貨，在更嚴厲的銀行準備金要求下的信用緊縮，勞工###和企業(yè)對新政的繼續(xù)不信任。總統(tǒng)在這年秋天所作的統(tǒng)計調查顯示，將近有600萬人失業(yè)，200萬人僅僅只有救濟工作，325萬人就業(yè)不充分。這比1933年3月的一千五、六百萬要好，盡管并沒有好很多。最難的問題——失業(yè)——并沒有被新政所征服，這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事實清楚地證明，全國總的經濟結構比5年之前更穩(wěn)固，正如羅斯福所指出的那樣：“銀行業(yè)、商業(yè)和農業(yè)并沒有像在1932～1933年間那個可怕的冬天那樣分崩離析。”1938年初，總統(tǒng)和國會把整個花錢計劃的調速器扳回了高速檔，增加了50億美元的支出，用于WPA、PWA以及RFC的貸款活動，通過社會保障法進一步磨鈍了個人痛苦的刀口。1938年，30個州總共支付了將近4億美元給各自的失業(yè)者。不久，復興的浪潮再一次開始涌流——除了1939年初出現(xiàn)了一次更溫和的逆流之外——攜帶著國家的經濟穩(wěn)步向前，一直帶向戰(zhàn)爭歲月的充分就業(yè)。
　　在此期間，社會保障法進行過一些修正。30年代末的修正案增加了給養(yǎng)老保險投保人的未亡人和家屬的津貼，并且讓美國就業(yè)局隸屬于社會保障委員會，從而讓失業(yè)保險和工作安排攪在了一起。1939年組建的聯(lián)邦保障局（FSA）也包含了教育辦公室、公共衛(wèi)生局、NYA和CCC，打那以后成了聯(lián)邦福利活動的主要工具。
　　不管經濟的升降沉浮將會帶給我們怎樣的未來，30年代已經把社會保障的原則深深根植于美國人的生活中。少數(shù)反動分子，像電臺評論員厄普頓·克洛斯之流，可能要悲嘆：曾經激勵邊境居民的光榮冒險精神正在消失，但大多數(shù)公民則是另外的感覺。1938的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贊成養(yǎng)老金的人不少于90%。不管方法和手段多么危險，就連反對黨也在其全國性政綱中承認：社會保障已經扎下了根。并非巧合的是，社會工作者的數(shù)量在1930～1940年間幾乎翻了一倍，最顯著的是在一些大的工業(yè)州：紐約、加利福尼亞、賓夕法尼亞、伊利諾斯和俄亥俄。

第六章 尋求保障的時代（5）
一位火星觀察家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福利是美國人的新宗教。著眼于社會福音（或者說是社會主義福音）對正統(tǒng)神學日漸上升的優(yōu)勢，《基督教世紀》（Christian
　　Century）的執(zhí)行總編保羅·哈欽森在1937年情緒激動地呼喊道：“它要么倒向莫斯科，要么回到罪惡！”這一發(fā)展與其說是在開挖新航道，不如說是在加深舊航道。社會和宗教研究所在1920～1934年間所做的一項關于教會和社會的詳盡研究再三強調了新教對信仰和服務于人類福祉的牧師作社會學解釋的傾向。類似地，美國天主教徒也作出了新的努力，以回應庇護十一世教皇在他的教諭《四十年通諭》（Quadragesimo
　　Anno，1931）中所闡述的社會正義原則，而美國猶太教士中央會議在第二年起草了它的“社會正義計劃”，聯(lián)邦基督教協(xié)進會重申了其支持集體談判和社會保障的立場。
　　牧師們尋求時代的啟示往往會從約翰·A.
　　賴安、約翰·海恩斯·霍姆斯、歐內斯特·F.
　　蒂特爾、拉爾夫·W.
　　索克曼和哈里·埃默生·福斯迪克等人那里得到暗示。1934年對將近20,000名牧師所作的一次問卷調查顯示，將近四分之三的人支持“徹底改革的資本主義”，幾乎三分之一的人支持社會主義。社會和經濟話題成為越來越受歡迎的布道主題，祈禱會常常演變成了討論組，詳細探討“人類關系中的問題”。
　　在大蕭條早期，教會紛紛積極地轉向了為窮人提供衣食，但是，當公共機構肩負起這一重擔的時候，它們往往就放松了努力。結果，窮人當中對教會及像基督教青年會（YMCA）這樣的準宗教團體產生了某種幻滅感。天主教徒在保持與失業(yè)者的接觸上比大多數(shù)新教教派更成功，但猶他州的摩門教徒則創(chuàng)下了引人注目的記錄。他們自負地拒絕了聯(lián)邦政府的幫助，并對新政的融資保持著極大的警惕，他們讓每一個未世圣徒教會的“支會”負責各自的貧困者，當?shù)胤降娜萘砍鲐摵傻臅r候，上級單位便施以援手。主要目標是，借助諸如合作社、殖民計劃、家庭罐頭制造和手工業(yè)以及給教會職業(yè)介紹所當警衛(wèi)之類的手段，讓家庭能夠自立。
　　在財務上，大蕭條讓大多數(shù)新教教會陷入了“有史以來最令人絕望的困境”。這部分要歸因于它們在繁榮的20世紀20年代為了修建百萬美元的大廈和數(shù)百萬美元的公寓酒店式教堂（有游泳池、娛樂廳及其他休閑設施）而欠下的債務。如今的捐款急劇下降，在1930～1934年之間幾乎減少了一半。城市牧師的薪水被削減到了極點，而在農業(yè)地區(qū)和鄉(xiāng)村，很多社群索性省掉了“正規(guī)的”布道者。
　　面對國家經濟災難的事實，宗教人士的態(tài)度各不相同。穆迪圣經學院及其分支機構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都是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當做末日的開始來歡呼的千禧年信奉者——如今都把這場世界性的失業(yè)災難看做是一個類似的征兆。天主教教義更多地趨向于煉獄性的，而非天啟性的，強調眼下這場災難將在未來生活中得到回報。更苛刻的天主教牧師則把大蕭條看做是治療美國生活中從追求感官享受到異教拜物主義的一劑健康的收斂劑。然而，一般而言，新教牧師往往把大蕭條當做對罪（既有國家的罪，也有個人的罪）的懲罰而予以接受。很多布道者、教會雜志的編輯以及像羅杰·巴布森這樣虔誠的商人都承認，大蕭條的出現(xiàn)是因為人們舍棄了基督而去追求自私的目的。
　　有人直率地預言，艱難困苦將把美國人帶回到他們父輩的信仰，但事實上，除了某些新的、古怪的宗教儀式之外，并沒有出現(xiàn)信仰復興的浪潮和大規(guī)模的宗教皈依，就連上教堂的人數(shù)也沒有出現(xiàn)增長。沒有體面的衣服可穿，沒有錢扔進教堂的捐款盤——盡管很多教堂廢除了“自愿捐獻”——使人們放棄了經常上教堂的常規(guī)習慣。至于那些這樣的習慣原本就不牢固的人，越來越世俗化的安息日對他們所起的作用，就是讓他們走向市里WPA勞工新近修建起來的游泳池、高爾夫球場或網球場。據(jù)報告，1931～1932年間，女人對教堂工作的興趣達到了歷史新低，毫無疑問是由于來自職業(yè)追求和其他世俗事務的壓力，而期刊文學也反映了組織化基督教日漸衰落的聲望。即便是在教會力量集中的鄉(xiāng)村和小鎮(zhèn)，制度化的宗教似乎也在逐漸衰微，隨著上教堂人數(shù)和捐款數(shù)量的不斷下降，處在社會力量漩渦中的宗教領袖，顯得茫無頭緒，迷惘而困惑。

第六章 尋求保障的時代（6）
1930～1940年間，全國的教會每1,000人中損失了23個成員，總虧損將近300萬。據(jù)1939年的一次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一半的人上教堂做禮拜的次數(shù)常常比他們的父母要少，超過父母的人不到五分之一。據(jù)說，從前的危機總是導致相反的作用，一份通俗新教雜志的編輯發(fā)現(xiàn)，差異就潛藏在這樣一種相對較新的信念中：所謂的經濟法——不像自然法——都是人為的，因此能夠通過人的主動性、而不是通過祈禱和懺悔來加以克服。
　　年輕人沒有受過多少舊時福音的熏陶，多半是最不虔誠的群體。盡管多數(shù)人依然保持著名義上的教會成員的身份，但積極關注或者認為宗教是他們生活中的一個有幫助的或者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的人不超過三分之一。1934年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大學低年級學生比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更傾向于信仰，而且，教員當中，名氣較小的科學家信仰宗教的更多——盡管物理學家和專業(yè)醫(yī)生之類的人（推測起來，他們對世道人心了解得最少）在宗教中所占的數(shù)量比生物學家、社會科學家和心理學家更多。盡管這樣的數(shù)據(jù)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但它們卻起到了風向標的作用，顯示了人們離制度化的宗教信仰漸行漸遠。
　　作為一種內在經驗的宗教——美國長期守護新教精神的成果——大概并沒有受到多大的削弱。在最高的智性層面上，它依然蓬勃活躍，比如在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的著作中，他在愛丁堡所做的吉福德講座出版于1941年，作為《人的本性與命運》（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的第一卷。在這里，他表達了一種有點陰郁的觀點：人被夾在他的超自然主義和自然主義的上磨石和下磨石之間，后者常常誘使他豎立“偶像”，比如嚴密的哲學體系或者讓人類種族變得完美的社會計劃。盡管尼布爾本人自相矛盾地支持自由主義理念，基本上，他講授的內容是（屬于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的傳統(tǒng)，這一代知識分子通過卡爾·巴特的著作重新發(fā)現(xiàn)了這一傳統(tǒng)）：宗教信仰與理性毫無關系，也無需通過理性來證明；上帝存在，人與上帝的關系是生活中最確定的、最重要的事實，即使人不能按照上帝真正的樣子來想象他。在長期蕭條和挫折時期，宗教哲學往往會放大人的無助，向上帝尋求所有的力量和智慧。
　　在通俗層面上，宗教在一些暢銷作品中得到了表達，它們有：勞埃德·道格拉斯的那些富有靈感的小說，像《崇高的困惑》（The
　　Magnificent
　　Obsession，1929）和《綠光》（The
　　Green
　　Light，1935），以及諸如亨利·C.
　　林克的《回歸宗教》（The
　　Return
　　to
　　Religion，1936）這樣的作品，林克的著作試圖賦予人們以精神的目標，以對抗浸沒在環(huán)境大潮中的自私。一個美國人所珍愛的傳統(tǒng)就這樣被引入了一個蕭條和不穩(wěn)定的時代。亨利·###是一個涉獵廣泛的魯莽先知，他貢獻了一部《政治家與宗教》（Statesmanship
　　and
　　Religion，1934），而富蘭克林·D.
　　羅斯福的很多公開言論是圍繞作為實用基督教的人類尊嚴、友善和民主等話題。總統(tǒng)（他是個圣公會教徒）曾在一個引人注目的場合激起了宗派主義者的對立。1939年12月24日，羅斯福宣布了一個打破先例的任命，鋼鐵巨頭、新教圣公會俗士邁倫·C.
　　泰勒被任命為總統(tǒng)的私人特使，在戰(zhàn)爭的危機之下去梵蒂岡，這項任命在某些新教圈子中激起了一場風暴。
　　總的說來，宗派之爭似乎正在式微。1929年，公理會教徒與他們在基督教會的朋友們結合了起來。10年后，美以美會南、北分支之間內戰(zhàn)之前的老裂痕，通過這兩個分會與衛(wèi)理公會新教一翼的聯(lián)合而消除了。1940年，美國歸正教會與北美福音宗教會議合并。1930年代晚期，圣公會和長老會的合并被提上議事日程，但來自一個陣營的高教會派和另一個陣營頑固的加爾文教徒的反對推遲了合并的實現(xiàn)。
　　即使沒有最終的合并姿態(tài)，不同信仰之間的合作也是與日俱增。1931年，全國天主教福利會議、聯(lián)邦基督教協(xié)進會和猶太教士總會組成了永久性預防失業(yè)會議，書包網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六章 尋求保障的時代（7）
3年后，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猶太教徒組建了全國性的宗教和福利活動委員會，以便更有效的支持所有從事社會改良的宗教機構。盡管這些教義陣營的不可調和的成員之間偶爾也有古老偏見和摩擦的跡象，但人們都在朝著共同理解的方向做著不懈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在宗教自由和少數(shù)的權利這樣的旗幟之下，而在世界上別的地方，這些都被踩在腳下。
　　一批較小的宗教團體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弗蘭克·N.
　　巴克曼醫(yī)生創(chuàng)立、發(fā)軔于爵士時代的所謂“牛津小組”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著手為“道德重整”而展開一場聲勢浩大的公開運動，鼓吹（用它的創(chuàng)立者的話說）“如果人人向善，就不會再有戰(zhàn)爭”。但是，“道德重整”的和平主義很快就被一場世界巨變所淹沒，這些牛津小組——它們曾經自吹跟內維爾·張伯倫和海因里希·希姆萊這樣一些不同的人物接觸過——便日漸衰弱。
　　對即將到來的這場斗爭，更魯莽、更原始的反對來自耶和華見證會，他們既拒絕向國旗敬禮，也拒絕在軍隊中效力。它們成了從緬因州到德克薩斯州的很多社區(qū)的風暴中心，它們常常是暴民暴力的受害者。由密蘇里人約瑟夫·F.
　　盧瑟福“法官”在本世紀初開始，耶和華見證會發(fā)展成了民間教派，既不像耶穌再臨派教徒，也不像100年前的第一代摩門教徒。為迎合窮人和失敗者，他們“把仇恨引進了宗教”，異常殘暴地攻擊天主教，通過不服從民事權力機構和鼓吹即將來臨的末日審判來討好殉教者。他們挨家挨戶播放布道的唱片，在街角上兜售或分發(fā)小冊子。1939年，他們的4萬名野外工作者分發(fā)了1,500萬份文件和600萬份《了望塔》（Watchtower）及其他類似的雜志。即將來臨的戰(zhàn)爭風暴，也沒能動搖他們的主張，這激起了反對他們的浪潮，一長串公民自由訴訟擺在了最高法院的面前。
　　最華而不實的教派大概要算是黑人福音傳道者“圣父”（原喬治亞州的喬治·貝克）創(chuàng)立的教派，貝克在長島度過了默默無聞的幾年之后，于1932年大蕭條最低潮的時候風風光光地進入哈萊姆區(qū)，根據(jù)“真正的上帝就是養(yǎng)活我們的上帝”這一信條，以及“和平，真是太妙了！”這句咒語，建立了他的統(tǒng)治。不久之后，他的“天國”便從曼哈頓傳播到了其他城市里的有色人種社區(qū)，允諾為信徒們提供共有資金和商業(yè)管理所帶來的好處，并提供充足的食物及鄉(xiāng)村莊園和度假酒店作為庇護所。
　　同樣狂熱的是“我很偉大”運動，這一教派是一位自封的神秘主義者在定居洛杉磯之后于1932年創(chuàng)立的，此人名叫蓋伊·W.
　　巴拉德。他聲稱要解開中世紀巫師圣日爾曼及其他“登上天頂?shù)拇髱焸儭眲?chuàng)造奇跡的秘密，允諾給他的追隨者們帶來健康、財富和力量。在高峰時期，這場運動聲稱有30多萬皈依者，遍及十多個重要城市，但在1940年代初期，它的一些領導人被指控利用郵件進行詐騙，這場審判帶來了曝光、嘲笑和被人唾棄。一場類似的狂熱被稱做“人類聯(lián)合”，是另一位名叫阿瑟·貝爾的加利福尼亞預言家在1934年設計出來的，把精神魔法跟偽科學混在了一起。它提出，要接通地球中心的最初的能量之源，由此開創(chuàng)出一個所有人都擺脫了貧困和奢侈的寓言時代。在其全盛時期，這一信條吸引了15,000名信徒。這個團體也與法律相抵觸，因為在日本襲擊珍珠港之后不久，它被判觸犯了煽動判亂法令。
　　美國生活的日益世俗化為數(shù)百萬蕓蕓眾生創(chuàng)造了當下的保障，但對很多人來說，精神和物質的雙重饑餓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了一起。因此，對大眾心理來說，20世紀30年代教派主義的這些海市蜃樓，多半像社會保障領域所取得的那些更實際、更物質的成就一樣富于啟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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