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我們是浪漫主義者，
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分子，
我們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我們將一千零一次地回答說，
是的，我們就是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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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那一個叫阿丹哥（Atenco）的村莊，竟然連八歲小孩也拿起長刀向我表示要保衛土地；危地馬拉的瑪雅族作家，帶我旁觀原本過去一直被軍政府禁止的瑪雅祭典；薩爾瓦多的前游擊隊頭目，發覺經營旅館比打游擊還要困難；我在尼加拉瓜坐在一位老人門前，細聽他憶述美國干預尼國那五花八門的手段；巴拿馬一名非洲移民，告訴我他如何利用巴國這個避稅天堂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國”……
在委內瑞拉，來自貧民窟的婆婆捉住我的手，說，她的頑疾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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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革命可以醫治了；在玻利維亞，我與原住民一起咀嚼古柯葉，他們誓死捍衛祖先留下的文化；厄瓜多爾的小子不停追問我，知否為什么他們坐在油田上卻又這樣窮；我走進古巴的學校，老師們向我展示不一樣的教育、不一樣的古巴……
在急促追求現代化的拉美土地上，仍殘留著古文明的遺跡。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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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北部沿海有一個世界最古老的泥磚城，叫“陳陳”（Chan Chan），當我站在這座出神入化的古城，想到他的名稱，與廣東人最大姓氏——陳，同一拼法，便嘖嘖稱奇。我們與他們有著怎樣神秘的聯系？
（注釋 參見1996年美國德州基督教大學中國研究助理教授許輝和1999年圣塔芭芭拉自然歷史博物館人類學主任強森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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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人的確有著深刻的宗教歷史淵源，從原住民以多神教開始對天地的敬畏，到西班牙殖民者帶來一神教的天主教，雖然當權的教會與統治者站在一起成為剝削者，但仍有個別淳樸的傳教士在拉美埋下“解放神學”的種子，而這次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革命，可以說多少受到解放神學思想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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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個美洲大陸，北面所曾經歷的是大英帝國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殖民統治，南面則深受西班牙帝國拉丁文化的殖民傳統影像，前者自私實際，后者浪漫激情。
英國人比西班牙人晚一個世紀進入美洲，但她為北美洲帶來世俗化的新教倫理，同時也為北美資本主義注入務實精神，他們用在世的成敗來證明誰是上帝的選民，其核心思想就是天命定論。
這與強調精神世界、追尋烏托邦的天主教教士在拉美留下的足跡很不一樣，這些教士身上繼承了堂吉訶德式的道德困惑與矛盾，卻有擺脫不了羅馬教廷的封建集權。
此外，英國人的日耳曼血統里，流動著種族主義，當年在北美進行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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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時，視當地原住民如動物般趕盡殺絕，他們要凈化北美洲的血統，實行聚而不混。
西班牙殖民者卻不同，他們雖然同樣殘殺拉美原住民，但又與之通婚，為當地人留下混血的痛苦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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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與貿易的增長并等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墨西哥生活于貧窮線以下的人數，從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五十點九七，上升至二零零八年的百分之六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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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地區被譏為“有增長、沒發展”， 單看數據可以嚇人一跳。例如疲困人口比例從八十年代的平均百分之四十，不斷上升至二零零三年的百分之四十五，整個地區有二點二億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百分之一的地區人口便占了百分之四十三的地區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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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Elena Poniatowska，艾蓮娜•波尼亞托夫斯卡Tlatelolco Massacre一書作者）說：“我們是自己的版圖，我們寫因為我們可以，我們都是拉丁美洲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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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查帶我坐公交車到一爭議性小鎮阿丹哥（Atenco）。一上車，便看見司機位置旁有一圣母瑪利亞像，在圣像下面便是切•格瓦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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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查得意地表示，馬科斯的真名為Rafael Sebastian Guillen Vicente，原來就是他的大師兄，在國立自治大學念哲學和傳播碩士，論文乃研究福柯的權力理論，但深受左翼政治哲學家葛蘭西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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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墨西哥城到南部恰帕斯，需要十三個小時至十六個小時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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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瓜（Antigua），可謂是一個充滿濃厚瑪雅文化的山城，瑪雅人擅長建筑，也是城市構建的佼佼者，在公元后的八個世紀中，不同的瑪雅部落，共建立了一百多個城市，加上他們手工藝水平卓越，發展出蓬勃的經濟活動。只可惜，他們的遺產到現代不過是躺在熱帶叢林的殘垣斷壁而已。取而代之，安提瓜到處是西班牙的建筑群，穿梭于這些殖民建筑的瑪雅人在向游客兜售，這是唯一仍可讓我們欣賞到的瑪雅文化傳統的結晶品，這種產品雖然已淪為他們的糊口手段，又或稱為被陳列在店鋪中吸引游客的商品，但我還是驚嘆于他們雙手的神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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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后，我坐車往危地馬拉城，一個與安提瓜截然不同的世界，前者不僅沒有后者的悠閑，而且更是罪惡之城。
在市中心，有一種無形的低氣壓，每個人都是孤獨的個體，在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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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走著，連建筑物也是孤零零的，相連而不擁抱，也不敢往上攀，一切都到此為止。
在危地馬拉城第一區，天一黑，所以店鋪都趕著關門，一瞬間，整個地區便好像戒嚴一樣。
危地馬拉首都危地馬拉城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危城，或許，我這樣說不太全面，至少危城的第九區與第十區是中產地區，也是安全地區，晚上走在街頭，無須提心吊膽。
原本，危城是全中美洲最大的城市，共有十八個區，每一個區都是一個世界。
一位從薩爾瓦多來的游客告訴我，圣薩爾瓦多也差不多，晚上八時之后便沒有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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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城市，分成多個世界，第一區多罪犯榴蓮，第四區則是吸毒者的基地。兩個地區都可以看到不到警察和軍人持槍巡邏。
三十六年的內戰，徹底把危地馬拉變成一個充滿暴力、神經兮兮的國家，內戰的噩夢仍然纏擾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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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地馬拉，瑪雅族原住民運動與解放神學合力譜寫出令人矚目的歷史文本。
赫拉爾迪主教（Bishop Juan Gerardi）是危國解放神學的代表人物。
曾一時為拉美人贊頌的“解放神學”， 同時亦是一場草根群眾動力。有一批在拉美的神學家（主要為耶穌會神父）從保守神壇走下來，以行動活化耶穌兼愛天下的精神，釋放出宗教中的革命力量，他們稱這種力量源于耶穌，是耶穌的教誨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是人類與上帝合作讓天國降臨人間，卻不是企圖靠人力打造人間天堂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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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類學家說，瑪雅族的祖先最初也是從東方來的，因此，他們與西藏人的長相和風俗文化很相似。
我為此專門造訪赫拉爾迪主教曾掌舵的危地馬拉天主教人權辦公室，還專訪了當年與赫拉爾迪主教并肩作戰的該會成員安東尼奧神父，他是瑪雅人，詳細向我講解“解放神學”的來龍去脈。
危地馬拉天主教人權辦公室就在憲法廣場對面，位于大教堂旁邊的一間小屋里，我花了好幾天才找到該辦公室的行政負責人。
赫拉爾迪主教的肖像就掛在接待處旁，生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死于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肖像下面列出主教的貢獻，和遭暗殺的詳情。
一九九八年四月，赫拉爾迪主教在一個公開會議上發表了一份報告，該報告的題目是：危地馬拉，夠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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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詳細記錄著上萬受害者的見證，指控政府和軍方在內戰時所犯下的違反人權的罪行，報告發表后兩天，赫拉爾迪主教在寓所外被殘忍刺殺。
安東尼奧神父的笑容，與赫拉爾迪主教有點相似，我們一坐下來，即進入專訪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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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五十年代后期開始，在拉丁美洲，貧窮的社區逐漸出現人民教會，又稱窮人教會，他們從被壓迫者的角度，來閱讀圣經，從中獲取力量。而來到窮人社區傳道的神父，見證了社會的不公義和政府對當地底層的歧視，也用極大的同情來支援這些人民教會，在此慢慢孕育出一套解放神學的理論來，這是一種個人和教會在信仰上的自我革命，是對上帝的愛的一種回應。
安：神叫我們服務最底層的人。在危地馬拉，瑪雅族在最底層中受盡打壓和歧視，我就是來自瑪雅的后代，你應可想象到，當我碰上赫拉爾迪主教時，是如何的感動。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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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當我們處于絕望時，他為我們帶來希望的信息；當我們無法出聲時，他為我們發出最響亮的聲音。瑪雅人因而獲得勇氣，重新站起來。
記：我翻查資料發現，六十年代，危地馬拉便有修女和神父上山打游擊，當中馬喬里修女和梅爾維耶神父因此同受迫害失蹤。你們真的與游擊隊有密切關系嗎？
安：我們說愛，所以關注公義，我們用不同方式，去落實公義，好叫人知道，上帝不僅是愛世人的上帝，同時也是公義的上帝。要知道，正當非常的社會處于非常的時代，人們會用非常的手段響應之。無論如何，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感召。
記：這包括采用暴力？
安：噢！基督也有憤怒的時候。人民教會呼吁受壓迫者以團結捍衛天賦的人權。
記：不過，“解放神學”近年似乎有沉寂了，原因何在？
安：不，沒有沉寂。我們應該這樣看，經過六七十年代的高峰期，它已經轉化為一粒種子，又或匯入更大的革命能量里，成為拉美革命思潮的一部分，不斷發酵。但有一點應弄清楚，在拉美動蕩的七八十年代，當權者指責倡議解放神學的神職人員為馬克思主義者，又或是共產黨，而予以打擊，在此，我想指明，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可靠人力在地上打造烏托邦，而解放神學者，則認為只能執行上帝的教誨，才能使天國降臨人間。
記：我聽聞，近年一股保守的宗教力量又回到中美洲，特別是危地馬拉。
安：對，拉美地區永遠是保守與改革兩股勢力的角力場，宗教也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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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危地馬拉受羅馬天主教影響，不少瑪雅人成為天主教徒，但自八十年代開始，福音派清教徒在危國開始發揮影響力，并受到普遍歡迎，據估計，現在全國人口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屬這一派系。
為什么福音基督教會取得影響地位？這是由于危國民風傾向保守，而這里的天主教過去在生活上沒有很嚴格的清規，但福音基督教派則不同，他們限制酒精、賭博和家庭暴力，婦女們認為清教徒的丈夫逼天主教徒的丈夫來的可靠，遂鼓勵丈夫甚至家人加入福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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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危地馬拉終于在內戰結束后十年，第一次選出一名教開明的總統科洛姆（Alvaro Colom），他是國家希望聯合黨的黨魁，他一上任，即表示要重建一個有瑪雅面孔的危地馬拉。
在那一次大選中，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瑪雅裔的門楚（Rigoberta Menchú Tum）也參選了，她于一九九二年獲獎，而且是一名女性，為瑪雅人帶來極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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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楚獲一九九二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確令瑪雅人感到非常自豪，最重要的是，她把瑪雅人帶入了國際視線。可是，成名后的門楚卻又慢慢招來不同的評價，以致她第一次參選竟只獲得低票慘敗收場，人們愛戴她，但不認為她有能力處理國家棘手的挑戰。雖然如此，這無損她作為瑪雅族第一女豪杰的形象。
門楚成立了一個基金會——門楚基金會，我按地址走訪了基金會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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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文邀請我參加瑪雅族一個神圣的典禮。我剛認識他的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原來是瑪雅年歷里人與天最接近的一天，人在這一天特別有能量，因此，瑪雅人都會舉行祭典，冊封精神領袖。
他們特別吩咐我，在祭典期間不要拍照片，瑪雅人不喜歡拍照，在神圣日子的神圣祭祀更會下令不能拍照，他們相信拍照會攝走他們的能量、減弱他們的精神，那我唯有以眼睛代替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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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薩爾瓦多國立大學校園里，到處都可看到卡斯特羅的肖像和古巴國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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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使我為之側目。此外，一九八零年遭受暗殺的薩國解放神學代表人物羅梅洛大主教，當然還有切•格瓦拉，對學生而言，這是他們的三大偶像。三大偶像的海報不但懸掛在校園的露天地方，并且在課室里飄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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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瓦多內戰持續，也實在拜美國支持軍人政府所賜。
美國在中美洲設立臭名遠播的“美洲學校”（School of Americas），根據“美洲學校監察”組織（School of the Americas World）數據庫顯示，這所美國軍事訓練學校在拉美地區共訓練出超過六萬名成員，專門用各種殘暴手段對付右翼政權眼中的革命分子和異見人士，有“死亡隊”（death squad）之稱。
一九九六年，《華盛頓郵報》揭露該校一份頗具爭議的培訓手冊，當中鼓吹對抗爭者施用行刑、暗殺、恐嚇、虐待及其他違反人權的手段，有人更指責該校導師與中美洲軍人獨裁政權侵犯人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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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接關系。
詩人未忘由美國訓練的精銳部隊Atlacatl Battalion 如何屠殺山區村民，聽得我也戚戚然。
（注釋 Atlacatl Battalion乃是由美洲學校訓練出來的。美洲學校由美國軍事部門成立，中美洲的基地在巴拿馬。Atlacatl Battalion第一隊在巴拿馬受訓成功后，即于1981年返回薩爾瓦多，參與多場殘忍的反革命屠殺行動，而他們行動的背后有美軍駐薩爾瓦多特種部隊支持。Atlacatl Battalion于1992年根據新簽署的和平協議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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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有關艾莫桑（El Mozote）的屠殺內情，可參考Human Remains-Exhumation process-Forensic medicine-2001-Firearms Identification in Supoort of Identifying a Mass Execution at El Mozote, El Salvador (Historical Archaeology-By Douglas Scott)。該報告有詳盡記錄。此外，美國在薩爾瓦多的不名譽干涉，引起美國國內民間組織聲援薩國人民，其中最龐大的是Committee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El Salvador (www.cisp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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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語系的文學世界里，當然要數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和古巴。可是，在中美洲，尼加拉瓜的詩則是最有名的。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替之際，尼加拉瓜詩人魯文•達里奧可算是鋒芒畢露，他領導了拉丁世界的詩潮發展。
在七八十年代的革命浪潮里，桑解陣多位領導人亦詩亦政治，如Sergio Ramirez、Rosario Murillo和Ernesto Cardenal等，他們在政治和文學領域里同樣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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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家奧爾特加重掌政權，他所面對的難題排山倒海，首先，美國自然不會讓他好過，而在國內，也派系林立，一樣令他如坐針氈。
不要忘記，奧爾特加在二零零六年大選中只是險勝，不僅右翼陣營對他虎視眈眈，即使左派中也有嚴重分裂，從桑解陣分裂出來的政黨如“桑地諾修正運動”一直指責奧爾特加背叛革命。
為了應付二零零六年大選，奧爾特加的確作出了不少妥協。過去桑解陣都有黨歌，歌詞勉勵同志抵抗北方的敵人，但奧氏在大選中卻改用披頭士已故主音歌手約翰•列儂的“給和平一個機會”，并低調處理以黑紅色為主的黨旗，一切以粉紅色為宣傳顏色。
但最令人意外的是，則是他與太太在大選前當了天主教徒，并與一向為敵的教會合作，承諾一上臺即全面立法禁止墮胎；他還挑選了過去最大的敵人反革命游擊隊發言人莫拉萊斯（Jaime Morales）為副總統。
P155
托里霍斯（Omar Torrijos,1929-1981,巴拿馬總統，John Perkins 的The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一書對其有詳盡描述）的兒子馬丁•托里霍斯于二零零四年在大選中勝出成為總統，眉宇間承載了父親的深情。
小托里霍斯與古巴于二零零五年恢復邦交，并在二零零九年初訪問古巴，說了一下一番話：“我這一代人是在欽佩古巴革命勝利中長大的，我們曾在困難時期互相支持，巴拿馬永遠感謝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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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委內瑞拉詩人歐亨尼奧•蒙特霍（Eugenio Montejo, 1938-2008）,被譽為智利詩圣聶魯達和阿根廷詩人博爾赫斯之后最有自己風格的南美洲偉大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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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在委內瑞拉前后已經幾個月了，連一個馬克思或列寧的頭像也沒有看見過。
在墨西哥城的第一天，蘇卡諾（Zócalo）廣場上四幅印有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和胡志明肖像的旗幟吸引我停下步伐來。它們并排飄揚著，一群墨西哥年輕人在擺地攤，地上全是社會主義理論書籍。
但，加拉加斯卻沒有一個馬克思像。在大街小巷、窮人社區，那些充滿顏色活力的壁畫，全是拉美英雄先輩：比玻利瓦爾更早，打響獨立運動第一槍的弗朗西斯科•德米蘭達（Francisco de Miranda, 1750-1816）；又或比玻利瓦爾晚一個世紀的切•格瓦拉，他們繼續活在群眾之間，而且是如此意志激昂地存活著。
這是一個不死的傳說。
P202
“我們身邊不能沒有一本《堂吉訶德》，大家都要讀讀這本書，學習這位斗士的精神，他一生就是為了爭取公義、為了改造這個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是堂吉訶德的信徒。”
一位工作于卡第亞電視臺（CATIA TV）的委內瑞拉紀錄片編導阿瑪杜送了一本西班牙的《堂吉訶德》給我，他說，早前查韋斯為了紀念《堂吉訶德》出版四百周年，特別斥資印刷了一百萬冊，向公眾免費派發，并建議人民細心閱讀著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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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堂吉訶德也是查韋斯心中的偶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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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韋斯經常表現出理性與感性的雙重性格，他可以在滔滔雄辯里突然來個詩篇朗誦，又或引吭高歌。雖然他是百分之百的政治人物，但他又是文學藝術的愛好者。在他于一九九二年發動政變未遂被關押在監獄后，他便是以寫詩消磨時光，而在二零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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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天，他更灌錄個人唱片，免費派送給民眾分享。
不管怎樣，查韋斯繼續向外賓展示他的親切作風。對記者也不例外，他不但親切，而且表現得開明，至少他沒有事前審查我和《衛報》記者的問題。有經驗的記者都知道，白宮以至其他國家領導人在接見記者前，必須審視記者問題才接受訪問。查韋斯不按慣例的做法，也顯出其極自信的一面，這同時也給記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美國著名主持人芭芭拉•沃爾特（Barbara Walter）亦不例外，她訪問過查韋斯后，在節目中以友善、聰慧、有尊嚴來形容查韋斯，致使她遭到美國一些人士的責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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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三大報章：Ultimas Noticias、El Universal和El Nacional，后面兩份屬于反對派或親反對派陣營，每天大罵查韋斯及其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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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韋斯深受解放神學及民族獨立運動影響，聲稱一切都是為了愛。
查韋斯生于一九四五年，擁有原住民非洲裔和西班牙后代的血統，由于家境清貧，深知草根困苦。
查韋斯喜愛讀書，政治與軍事也是他的強項。一九七五年，他從委內瑞拉軍事學院畢業，后來被保送到大學修讀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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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一九八二年在軍中創建了玻利瓦爾命名的革命組織，又主張建立玻利瓦爾倡導的“拉美國家聯盟”。最后，他在一九九二年發動政變，企圖推翻貪污腐敗的總統佩雷斯。結果失敗，被判監禁兩年，隨后流亡。
查韋斯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深受解放神學影響，他在演說中經常提到“耶穌基督”，并指耶穌是第一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一九九八年回國后，立刻投身政壇。
其后，查韋斯在選舉中節節取勝。一九九八年，他發起的“玻利瓦爾運動”很快發展成為政黨，后改名為“第五共和國運動”，并一躍成為全國第二大黨，他于一九九八年年底的大選中以接近六成的高票當選為總統。
查韋斯上臺后把國名改為“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其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計劃被稱為“玻利瓦爾革命”。
然而，他對革命的亢奮卻使他忽視中產和國際資本利益，低估了他們的力量，最終演變成二零零二年的政變。但他因有強大的群眾支持，結果從短命的政變中復活，即使反對派策劃公投也未能推翻他。
不過，他的婚姻卻告失敗，他對太太大打出手，而他的前妻現亦成為最堅定的反對派，時時與他唱反調，更不讓他親近女兒，這成為他個人革命生涯中一個缺憾。他宣稱，他不會再婚，他要把余生奉獻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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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的的喀喀湖，會有百年孤寂的感覺。無邊無際的清澈湖水，靜靜地仰望蒼茫的天空，連一點漣漪也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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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維亞有美洲的西藏之稱，她置身于安第斯山脈的懷抱里，是南美一個內陸國家，也是南美最窮的國家，但石油礦產異常豐富，這聽起來實在有點矛盾，人民享受不到國家的財富，每月平均收入不到二百美元，特別是當地原住民，他們占玻國總人口的一半多，卻生活在貧窮線之下，因此，有人戲稱玻利維亞是坐在金礦上的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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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玻國人民便以選票選出第一位原住民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以對過去的不公來一個大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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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玻利維亞，有不少知識分子留學法國，又或自學法語，以便閱讀法國左翼思潮原文。
在一九九五年成立的政黨“邁向社會主義運動”，第一屆便選出古柯葉農民工會領袖莫拉萊斯為主席，而這個政黨開始時以原住民和古柯葉農民為主，也有左翼知識分子加入，全力爭取原住民權益為最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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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教授、知名馬克思主義者的副總統阿爾瓦羅•加西亞•連納亞（Alvaro García Lin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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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連納亞任副總統期間，仍然繼續在國立自治大學教書，他的課堂引來大批學生爭相報讀。
連納亞可真是魅力沒法擋，他不但長得帥，年輕又平易近人，而且更是一身傳奇，加上他的智慧和學識，他已成為拉美左派的一顆耀眼的人物。
連納亞的經歷與切•格瓦拉有點相似，當然結果不一樣。他少年時毫不活躍，并且帶點羞怯。他后來到墨西哥求學，也是選讀數學這等非政治化科目。但他在大學認識了一位學運活躍分子，自此一生便起了變化。他與這位同學決意走上切•格瓦拉的道路，為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不公打抱不平，還成立游擊隊、運軍火。最后連納亞被玻國政府拘捕囚禁，但他卻在獄中拼命閱讀，熟讀法國左派思想和馬克思主義，還拿了個博士頭銜，出獄后當上社會學教授。
當莫拉萊斯無法解釋帝國主義如何造成玻利維亞的不幸時，連納亞卻有條不紊地解構帝國主義是怎么一回事，并邀來意大利重要思想家安東尼•奈格里與他一起鑿破他們眼中的全球化偽裝面具。
我認為連納亞的魅力沒法擋，其實比連納亞大上三十年的奈格
P239
里一樣魅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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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繞莫拉萊斯的智囊團隊內，也有好幾個外籍人士，后來我認識了其中三位，他們是阿根廷籍的柏波•史蒂芬萊利、法籍的赫威和英籍的愛莉臣•史必丁，他們可真是信奉國際主義的世界公民，視玻利維亞的革命事業為人類的革命事業，他們分別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領域上，貢獻一己力量，為玻國謀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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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我已提及過史必丁，她是英國人，但在玻國已有二十多年之久，在當地一所大學教授人類學，對玻國原住民的研究甚有心得，也屬莫拉萊斯政府的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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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被出賣了，但他其實也有不少玻國的戰友，這些仍在世的戰友，紛紛加入了邁向社會主義運動黨，遂有人笑稱這個黨是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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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智利詩圣聶魯達說：“厄瓜多爾擁有美洲最優秀的詩人。”而曾任聶魯達私人秘書的阿都姆（Jorge Enrique Adoum,1926-2009），正是厄國最偉大的文學家之一，他作詩又寫小說，他的小說《馬克思與裸女之間》（Entre Marx y una Mujer Desnuda），已成為拉美的當代經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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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秘魯到厄瓜多爾，只要你看到Chifa這個字，便知道這是一間中國餐館。Chifa到處都是，成為拉美社會的一道風景。
最初我不明白Chifa的意思，還以為是炒飯之意，一問之下，原來是從中文“吃飯”翻譯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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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吃飯還是炒飯，菜牌上大多以炒冷飯為主，而炒冷飯已變成中國菜的代名詞。
一盆亂七八糟、醬油永遠過多的深褐色炒飯，即使我幾個月沒有吃到中國菜，也難以下咽，但當地人卻吃得津津有味，并且融入自己的菜式中。
例如，在厄瓜多爾，你去一間地道的厄瓜多爾餐館，也會有炒冷飯來代替炸薯條。不論是厄瓜多爾廚師，還是秘魯廚師，他們總以為自己已經把握了中國菜的竅門，煮什么都下大量的醬油和味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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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一個重要的年份，拉美多國紛紛選上左傾領導人，蓄勢待發的改革就此展開。而厄國緊接著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成為第三個公開表示推動二十一社會主義的南美國家，被視為拉美二十一世紀紅色革命的核心國之一。
厄瓜多爾人民對過去軟弱無能、貪污腐敗、一味靠攏富裕階層和討好外資的領導人，弄得國家支離破碎，已感到忍無可忍。他們振臂一呼，夠了！夠了！他們終于選出這位年輕的左翼經濟學家科雷亞，渴望他能帶來新景象。
科雷亞比玻利維亞總統莫拉雷斯還要年輕，四十三便坐上一個政局動蕩的小國的總統寶座。由于年輕，他的改革雄心更強，加上他良好的教育背景，查韋斯對他甚為賞識，視他為親密盟友之一。
外形高大俊朗的科雷亞，原是一位留學歐美的經濟學博士，通曉法文和英文，擔任總統之前是財政部長，又曾在原住民村落服務過兩年，懂得說當地主要印加原住民語言——蓋丘亞語。事實上，科雷亞乃是借厄國蓬勃的原住民社會運動乘勢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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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翼新政放上場之前，厄瓜多爾與委內瑞拉、玻璃瓦婭等國無異，傳媒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由私有企業經營的，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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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如BBC的公營電視臺，可以擺脫利潤的主導，去制作高水平的信息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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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卡洛斯提出的安第斯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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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她長期處于西方指責為獨裁國家的一片批評聲浪中，過去亦有不少古巴人出走以示抗議；但另一方面，她卻又擁有傲視世界的醫療與教育水平，成為專制政權的擋箭牌。而在能源和農業改革方面，因進行謎一樣的改革，更成為世界典范。世界銀行在二零零八年的“世界發展報告”中，直指這是“古巴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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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中以知名詩人洛佩茲（Cesar Lopez）最敢言，他二零零六年曾在一個公開場合發表演說，批評政府對文藝政策以及表達自由的限制，還要求政府保證不再重復七十年代時打壓文人的政策，當上馬上贏得全場雷鳴般的掌聲。在座的文化部部長普列多（Abel Prieto）不但沒有發怒，反而鼓掌以示詩人的敢言真誠。
還有一次是發生在二零零八年年初，古巴人民代表大會主席阿拉爾孔（Ricardo Alarcon）到一所大學向學生發表講話，誰知卻被幾名學生“大興問罪之師”。他們質問阿拉爾孔為什么政府禁止古巴人入住觀光酒店，為什么哈瓦那的交通如此不濟，為什么他們上網受到限制？
結果，在大會之后不到幾個月，政府便推出相關的改革，人們甚至不敢相信，勞爾新政府這么快就響應人民部分的要求。
首先，新總統放寬國民處境的機會。在此之前，他已首先解除了禁止國民使用觀光酒店的舊有政策。此外，他又放寬了計算機硬件的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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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政府卻仍然沒有開放上網服務。據政府解釋，這是由于美國制裁導致網絡技術有限制。但年輕人不甘心，古巴文化界有人葉斯敏帶我走訪一間年輕作家培訓中心，名為Centro de Formacion Literaria Onelio Jorge Cardoso,這中心以古巴知名劇作家Onelio Jorge Cardoso為名，Cardoso在二零零四年走紅，多個國家大學都頒予他博士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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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如有興趣，可瀏覽他們一個統一網址：www.cubaunderground.com，這里可以找到很多網上雜志，而這些雜志主編竟然全部由上述中心訓練出來，顧名思義，這個網址承載著年輕作家的地下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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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哈瓦那登門拜訪了古巴亞洲研究所的經濟研究員科維度，他在過去與同事合寫了一本名為《中國：蘇醒中的巨龍》(China：el Despertar del Dragon)的著作。據聞，這是拉丁美洲第一本以第一手資料寫成的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評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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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巴，無論改革走多遠，都有一條無形的底線，那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這即超越私有制的資源共享均等制度，利他主義道德精神凌駕于一切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哲學態度。（注釋參見安格魯•特蘭托：《卡斯特羅與古巴》，三聯書店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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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了讓民眾從旅游業獲取一點好處，容許民眾向外國游客出租房間，但必須向政府申請成為合法民宿，并每月向政府交納稅款。
就好像我所居住的民宿，是一所有前后花園的平房，主任劉易斯的宗族在革命前屬富裕者，革命后什么都收歸國有，但他們仍可擁有房子的居住權，到現在他們更可把多余的房間租出去。有很多類似劉易斯的例子，他們盡情在外國人身上賺取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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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巴，令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當地龐大的知識群，即使在街頭，也很容易碰到滔滔雄辯的人。他們的口號是：我們的武器就是我們的意念。
當我采訪過尼加拉瓜、厄瓜多爾、玻利維亞等拉美貧窮國家后，轉往古巴，第一個印象，便是同樣處于經濟困境的貧窮社會，孩子不僅沒有成為最大的犧牲者，反之卻享有優先的權利，不需要跑到街上乞討生活錢，有或當上擦鞋童。西方批評者對此也得承認，這是古巴不倒的力量之一。
最令我嘖嘖稱奇出是，就是在偏遠的地方，也一樣不缺學校，即使只有一個學生，學校還是繼續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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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村哪怕只有一個學生，也不能剝削學童受教育的權利。現在古巴的老師與學生比例約一比十五至二十。
革命后的古巴，政府國營化所有學校，學校素質平均，這包括大學在內。政府規定孩子從六歲開始必須入學至十六歲為止，之后可按選擇進修，所有大學和進修學院都是免費的，還有書籍和食宿津貼，大家安心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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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不時出現于大街小巷的中國留學生，當中有大量醫科學生，還有修讀西班牙語和其他學科如農業、旅游、哲學、文學等。
原來，古巴一直歡迎第三世界學生來古巴研習，學費全免之余也一樣可以與本地學生享有書籍和住宿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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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首都哈瓦那市中心，環境雖然婆羅，但尚算清潔，打破了外界的成見，就是貧窮與疾病不一定為連體嬰。我走進最貧窮的村落，每個家庭都有很高的衛生意識，簡陋的家卻是一塵不染，一派閑適。
當古巴政府尋求經濟改革良方的同時，原來也不忘繼續向外輸出軟實力，古巴的醫生和教師早已成為第三世界的最有力援助，成為重返國際舞臺的外交本錢。
根據古巴官方統計數字，古巴向第三世界國家派出共十二萬六千名醫護人員，協助當地的公共衛生服務。而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古巴更與中國合作在中國青海省會西寧建立“西寧中古友好眼科醫院”，該醫院有十四名專程而來的古巴眼科醫生，為中國眼疾病人帶來光明。這是古巴和委內瑞拉共同發起的“奇跡行動”，這行動的目的是向低下階層提供免費眼疾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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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古巴多年的苦心耕耘，現在“古巴醫生”已成為一個品牌。
美國作家邁克爾•摩爾（Michael Moore）制作了一部《健保真要命》（Sicko）的紀錄片，批評沒有資本主義式醫療不濟之余，還拍攝數名深受“9•11”后遺癥一項的美國病人跑往古巴治病，診斷和手術費全免，藥物低廉，病人感激至痛苦流涕，頗有喜劇效果。
醫生和人口的比例為一比一百七十五，為全球之冠，醫療支出占了政府總預算的百分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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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育和醫療之外，古巴的有機農業和生化科技也有卓越成就，深獲國際組織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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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媒體長期妖魔化底下，古巴已從加勒比海的明珠變成拉美唯一專制獨裁的島國，必須要顛覆而后快。
不過，對于拉美其他國家以至世界上懷抱夢想的人民，古巴當年力抗美國帝國主義的革命精神，仍然令他們充滿想象，更何況古巴有著一尊偉大的身影——切•格瓦拉，他謎一樣的傳奇故事，一如他與古巴謎一樣的關系，還有他的革命伙伴菲德爾•卡斯特羅力抗美國制裁五十年，這已足夠讓人津津樂道，再加上切•格瓦拉的影子在古巴無處不在，古巴，注定是一個具爭議而又浪漫的地方，而浪漫主義也洋溢于古巴的每一個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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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丁美洲，隨貧窮而來的饑餓是一場無聲的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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