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寫書講述父親的故事，其中自然傾注著對尊親的感情，所以，該書基本上是從兒子所認同的父親的視角來講述歷史的，不過，這個講述大致符合目前可見的資料所展現的歷史框架，至于對一些具體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判，自然需要讀者的冷靜客觀的辨思。總的看來，這是一本很有可讀性的書，從中能讀到不少令人感興趣的歷史事件的細節。
張愛萍由書生經過十幾年血火拼殺成長為戰將，在新中國之初那浩若星海的將軍中他算不得戰功最顯赫者，實際上，由于受重傷而未參與三年解放戰爭，他的戰場建樹主要是在土地革命期間和抗日戰爭期間的游擊戰中。然而，他又可以稱得上是新中國歷史上功績最顯著的將軍：建國初他領導組建華東海軍，是新中國海軍的締造者之一；西元1955年1月，他作為浙東前線指揮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具體組織指揮一江山島戰役并大獲全勝，成為解放軍中指揮實施過大規模陸、海、空三軍聯合渡海登陸作戰的唯一一位戰役級別的高級將領；尤其令人矚目的是，他自西元1959年起成為周恩來總理和幾位元帥之下的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的最高具體領導者，組織領導了“兩彈一星”大會戰，像什么原子彈、氫彈、戰略導彈、人造地球衛星乃至航天工程等等都是在他任內完成或打下基礎的。因此，說他是新中國“現代國防科技建設的領導人之一”，可謂實至名歸。
作為為新中國的國防建設立下殊勛的領導人，張愛萍在“文革”中曾被囚禁，左腿致殘。應該說，這種遭際固然是由于如今眾所周知的當時黨內政治生態，但與他的性格也不無關系。張愛萍為人剛直，或者說是有點兒桀驁，在與周圍的人尤其是上級相處時顯得有些“好犯上”，比如抗日戰爭初期不顧直接上級的決定力主開辟皖東北敵后根據地，一江山島戰役前否定華東軍區負責人的推遲戰役發起時間的要求，乃至到西元1980年代初當了副總理還曾在會議上對著國務院主要領導拍桌子——當然現在看來，他的這些“犯上”之舉都是正確的。從書中可以看出，由于“文革”中遭際坎坷，張愛萍對晚年的毛澤東很有點兒不屑，對革命歷史也有所反思。但是，與某些曾經的革命參與者不同，張愛萍并沒有因此而否定革命歷史并皈依西方理論，他至終堅守著社會主義信念——這個信念，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實現人類社會的公平和公正。張愛萍是個有操守的人。
張愛萍是改革開放的推動發起者之一。與當時某些領導人不同，張愛萍對改革開放有自己的理念，大致來說就是既要改革、要開放，又必須堅持獨立自主。有一個事例：當時中國準備發展核電，國務院主要領導人趙某傾向于購買法國全套設備，而張愛萍則力主既要引進又不能放棄依靠自己、立足國內的方針，雙方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爭執不下，當張愛萍說到成套進口核電站“核燃料還要買人家的，就必然會受制于人”時，趙某“突然站起來，說：就這樣定了！說我賣國主義就賣國主義吧。”現在看來，當然不能說趙某就是“賣國”，但可以說是只著眼于眼前效益，缺乏長遠的國家利益考慮，乃至多少有了“西方的就是好的”之類的思維苗頭，其人在后來那場動亂中的表現其來有自。事實證明，張愛萍的主張更有遠見，更符合中國的長遠國家利益。
改革開放后，高層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此要求“軍隊忍耐”，但在實際中卻成了放慢乃至停滯國防建設。想來，“韜光養晦”的政策就是從這兒來的。應該說，事實證明這個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造成了不少隱患。比如，在一段時期中曾經允許軍隊經商，一時搞得很有點兒烏煙瘴氣，對軍隊的戰斗力損害很大。張愛萍支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反對“暫時忍耐等富了再去買武器”的觀念，他認為國防建設不能等到“富了”以后再去發展，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富國”不一定就能“強兵”，對軍隊經商的做法他更是直言痛斥、極力扭轉。現在看來，在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之間關系的認識方面，張愛萍的看法勝出許多高層人士。近年來國家大力增加國防投入，顯然是在“強兵”方面補課，但過去二十多年在軍隊裝備和思想上形成的隱患是否完全彌補了，還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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