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慶東：新月派要在中國建立英美式的西方文明

　　重建詩歌的新月派

　　孔慶東

　　◎對新月派，一定要排除社會上流行的那種對它膚淺的理解，以為新月派是很清新的、很文化的、很紳士的，都不是。新月派是老謀深算的一個文化流派，是有著巨大文化野心、文化夢想的流派。聞一多先生提出一個口號叫“理性、節制、情感”，這和他們所受英美哲學的熏陶有關。

　　一

　　新月派非常復雜，它首先是有自己政治夢想的一個團體，新月派要在中國建立英美式的西方文明。新月派的主要成員都是留學英美歸來的，他們要用英美的民主制度改造中國。他們沒能混進政壇，在政壇的外面徘徊著，跟政壇有一些勾結，但是他們自己又不具備政治勢力，所以最后還是用文學來發言。

　　他們寫小說，寫詩歌，辦雜志，有機會就往政壇鉆一下，但是未必能成功。他們的主觀愿望是好的，“五四”的時候大家從各個方面來改造中國，有無產階級想法，有資產階級想法，他們的動機都是好的，都是想讓中國更民主、更自由、更開放，老百姓過得更好，只不過大家的思想角度不一樣而已。

　　新月派于1923年成立了一個新月社，主要成員有聞一多、徐志摩、胡適、梁實秋、陳西瀅等。他們認為要把中國變成英美式的西方民主國家，他們認為這個理想能夠實現，而且已經開始了。他們認為中國就像一個剛剛升起來的月亮一樣，所以叫新月，這個新月不是文化上的月亮，是帶有政治比喻的，中國是剛剛升起來的民主的月牙。在詩歌上，他們覺得郭沫若式的詩已經過去了，他們要建立一種有規范的詩，要為新詩樹立規范。

　　聞一多就直接批評過郭沫若，他說郭沫若的詩是寫出來的，不是作出來的。我們經常說寫作，沒人去區分，聞一多區分了。他說的是事實，郭沫若的詩就是寫出來的，趴在地上寫出來的。寫和作有什么區別呢？寫是自然的，但聞一多認為詩得作，要制作，要加工。聞一多認為詩是藝術品，必須制造。

　　他認為詩要作，既然要作，就要有選擇，有淘汰。郭沫若是泛神論的思想，只要是自然的就是好的。聞一多則認為自然的不都是美。我們不好評價他倆誰對誰錯，誰高誰低，我們只能是記住每個人的主張，尊重每個人的特點，并且盡量地去理解他。郭沫若靈感來的時候抑制不住，馬上需要把它原封不動地寫下來，保持靈感最原初的記錄。而聞一多與此相反，他靈感來的時候絕不寫詩，靈感來了，穩如泰山坐著。什么時候寫詩？等靈感過去再寫，冷靜下來。

　　對新月派我們一定要排除社會上流行的那種對它膚淺的理解，以為新月派是很清新的、很文化的、很紳士的，都不是。新月派是老謀深算的一個文化流派，是有著巨大文化野心、文化夢想的流派。聞一多先生提出一個口號叫“理性、節制、情感”，這和他們所受英美哲學的熏陶有關。

　　過去，學術界一般都是這樣概括聞一多：詩人、學者、戰士，先是詩人，然后成為一個民主戰士。我認為詩人、學者、戰士不是簡單的三個階段，而是在每一個階段都同時具有這三個身份，他既是詩人，又是學者，又是戰士。

　　中年以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學術研究上。早期的這些新文化作家，朱自清也好，聞一多也好，后來都到大學里任教。聞一多先生在學術上留下了一些能夠永垂不朽的著作，比如他對古代神話的研究，對《楚辭》的研究等等。后來到了抗戰后期，受革命浪潮的影響，慢慢覺得在國民黨統治下，學問也做不好，也受學生影響，慢慢投身于民主革命。聞一多并不靠近共產黨，其實更接近國民黨，他希望國民黨改正錯誤，但國民黨和蔣介石老讓他失望，所以他尖銳地批判國民黨，痛恨國民黨的腐敗、貪污，希望它浪子回頭。1946年，李公樸被國民黨暗殺了，舉行追悼會的時候聞一多做了最后一次演講，他在出門的時候已經做好死的準備了，出門就沒帶鑰匙，就沒打算回家，知道兇多吉少。聞一多的人格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他不是那種激情澎湃的人，不要看了他的《最后一次演講》，以為他沒有理性，其實他非常有理性，甚至他知道自己要死，卻故意地選擇這樣一個壯烈的方式結束生命。在創作上，聞一多有一種客觀抒情詩，把主觀情感客觀化，拉開與描寫對象的距離，情感正濃時不宜作詩，靈感來的時候不作詩，因為這個時候你跟對象拉不開距離。拉開距離后可以把對象變成一個可感的、具體的形象。他同時主張要在詩歌中加強敘事的成分，為此新月派做了很多的探索。從胡適開始破壞，到郭沫若打碎了古代詩歌的格律，可是到了新月派這里，要往回拉一下，詩歌必須和諧，在內容上要節制，在形式上要均齊，從此中國新詩走上了兩條道路，一種是格律化的新詩，一種是非格律化的或者叫散文化的新詩，這是大體的區分。

　　二

　　如果說聞一多是新月派詩歌的元帥型人物，新月派的副帥則就是徐志摩。他們的主張雖然差不多，但寫起詩來還是有比較大的風格上的差異。徐志摩跟聞一多相同的是他也喜歡講點道理，講點理論，向人炫耀他的學歷。但他那些文章看來看去，你總覺得他不一定是一個好學生，道理講得比較差。在新月派里論理論修養他不如聞一多，不如梁實秋，也未必就是缺點，也許他的性格就是不喜歡枯燥、繁瑣的理論。

　　喜歡徐志摩詩歌的人一般以青少年為主，在中文系待著，二年級以上的人恐怕就沒有喜歡徐志摩的了。徐志摩的詩給人的感覺是更加依靠靈感，所以在當時被看成是天才詩人。徐志摩的確是天才，他自己也說，他寫詩是靠靈魂深處來的一股暖意，這沒法用道理來解釋。胡適有自己的詩歌理論，郭沫若有自己的詩歌理論，聞一多也有，但徐志摩所依靠的就是靈魂深處來的一股暖意。

　　其實徐志摩最好的詩不是《再別康橋》，比如他的《沙揚娜拉》寫得更好。這首詩非常短，不爭氣，不押韻，好像不符合新月派的三美主張，但是你讀起來有一種內在的整齊，內在的韻律，它的表達形式和它的表達對象完美地統一了。另外有一首既整齊又自然的詩叫《雪花的快樂》，可以說既能代表徐志摩，也能代表新月派。這詩一共是四節，每一節的形式都一樣，整齊和不整齊是搭配的。這首詩每一節選的韻也是很見匠心的，瀟灑的時候用的花韻，飛揚用的是比較明亮的韻，最后落到姑娘身上的時候變成消融，變成鼻音結尾。這首詩幾乎無可挑剔，能夠代表徐志摩的藝術成就。如果說新詩要格律化，徐志摩的這種格律化是受人歡迎的，但是這種格律化需要詩人本身的天才。格律沒有束縛人，相反刺激人們去提高自己的創作能力。

　　在聞一多，徐志摩之外，新月派還有朱湘。朱湘和聞一多、徐志摩都不一樣，他是刻苦作詩的人。聞一多用心但未必刻苦，徐志摩是天才更不用刻苦，而朱湘是認認真真的，像做學問一樣的，把作詩看成一種工作，看成一種科學實驗。比如他曾琢磨過一個問題，新詩一行一句到底寫幾個字為好？他就進行這樣的實驗：寫過五個字、六個字、七個字、一直寫到九個字。最后得出一個結論：新詩每行不宜超過是一個字，但不知道其中有什么道理。

　　朱湘寫了很多敘事詩，詩歌以抒情見長，但是專門有一類為敘事詩。聞一多等人也探索過敘事詩，只是朱湘相對寫得好，他寫過一些長篇的敘事詩。朱湘這個人不像聞一多、徐志摩交友廣泛，他脾氣不好，與他人的關系不好，不善于交往，所以他的影響不是特別大，人們只能從他發表的作品中了解他。他和徐志摩、聞一多相同的地方是也很注重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如《采蓮曲》在形式上一句長、一句短，讀起來很像小船在擺動，有采蓮的運動感。

　　新月派是為中國新詩的格律化作出最重要貢獻的一個詩派，但是朱湘的個人命運比較悲慘，后來由于生活的種種壓迫，他自殺了，投水而亡。新月派詩歌的三員大將皆無善終，令人惋惜不已，不得不感嘆新詩的格律化道路怎么這么艱難？

　　(《國文國史三十年1》孔慶東/著，中華書局2011年11月版，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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