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重溫新民主主義

重建歷史文化觀  重溫新民主主義　　

張木生先生新作《改造我們的歷史文化觀》對傳統史學觀提出了挑戰，最后提出中國重新回到新民主主義，震動了中國思想界。主流紛紛找張木生“對話”。吳思先生認為“支持這套政策的理論本身說服力有問題，存在著問題，你得經得住人民問”。先擺出朱厚澤先生的三問，自己又加兩問[1]。也有人呼吁張木生“聽聽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主張吧”[2]。讀完張木生的書和幾次對話記錄稿，深感不建立新的歷史文化觀，很多事情確實看不清楚?！　?/p>

文化歷史觀決定觀察角度和結論　　

“中國向何處去”是1840年以來一直困擾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問題。十月革命讓一些知識分子認為問題解決了，隨著蘇東和中國放棄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重新陷入迷惘。雖然如此，對一部分人來講似乎從來不是問題：放著現成大國崛起的樣板探討“何處去”很愚昧?？蓪α硪徊糠秩藖碇v這一直是件麻煩事兒。張木生“重歸新民主主義”，90%的篇章在探討歷史文化觀，王小強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寫到第四部分二十多萬字了還在審視中外歷史，不曉得到第幾部分才能入正題。說不清是道理不夠學問湊，東拉西扯，還是題目太大戰戰兢兢，過于謹慎?！　?/p>

學者不是算命仙，對于未來和未知沒法靠生辰八字手紋黑痣就做出結論。有人說經濟學不是理論，只能從讀歷史讀出道道來。其實政治學和各種人文學科離開對歷史文化的觀察和判讀也說不清楚。當注意到現成的解釋與歷史事實不斷出現顛覆性的沖突后，不搞清楚歷史還真說不清楚現實?！　?/p>

我理解張木生和王小強的難處。撿現成的，一個階段論，一個終極論。聯共黨史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人類歷史分五個階段步步高。這種看法一直是中國官方基本看法；另一個看法是西方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是普世價值，代表了人類發展基本方向，歷史因全球西方化而終結。無論哪個都有理論有實踐，都在昭示中國向何處去。只能二選一，頂多添個“初級階段”或者變通為“民主社會主義”。可是，歷史是一堆實實在在的事實和他們之間關系。僅憑起個名字或者外號就打算說清楚，看起來輕松，實際是輕率。無論徐倬云、趙剛、李零、張木生還是王小強都很早注意到從字面意義上的“封建社會”在中國早就不存在，卻沒敢給秦漢以來的中國社會起個名字。在他們的描述中，2000年來的中國經濟形態是小農加市場，社會形態是大一統，政治制度中央集權。究竟叫什么不重要。木生認為還叫封建社會也不妨是重實不重名的態度——因為名字要約定俗成。道理很簡單：任一社會形態都是個系統，包括經濟、政治、文化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等各方面的描述，“一家之言”不是動一個詞就說清楚的。　　

一個明顯的現象是：無論堅持階段論還是終極論的，似乎都沒有計劃根據這些新觀察搭建一個新的敘述體系。在評論張木生大篇幅論述時，要么說“我們在三十年前的時候基本已經達到這個水平了”、這“不算顛覆性的”、只在“對批評‘西方中心論’是有意義的”、這個矛盾與“今天下一步怎么發展關系并不大”……虛晃一槍；要么用“這里只討論……”罔顧左右[3]。這讓我想起王小強就這個問題明火執仗PK秦暉，整個主流學者群假裝沒看見時的尷尬。　　

簡單總結一下這些年學者們對歷史的新觀察：如果封建社會是指分封建制，經濟的主體是貴族莊園，君主賜予和褫奪決定地權變更，被分為貴族、農奴和自由民等基本不交叉的階級，作為人群主體的農奴沒有自由身份，政治上分權，君主與貴族協商處理公共事務，那么西方中世紀到18世紀符合封建社會的描述，但中國早在秦漢以來主體經濟社會形態就不是這個樣子了。自秦以后中國經濟主體是小農經濟（無論處于佃農、雇農、中農還是地主狀態，家庭經濟是獨立的），主要生產資料自由買賣，所有人都是皇帝的編戶齊民，政治上大一統的中央集權?！　?/p>

對于以上描述，目前多數學者都承認。但到此為止還不能影響對傳統歷史觀有顛覆性沖擊。秦暉、楊奎松教授能從中國歷史上土地不像歐洲那樣高度集中得出中國古代社會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這與吳思的官家主義有點接近）而不是地主和農民的矛盾，往后分析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就有些缺少法理依據。同樣的事實，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4]：市場經濟自身就是個正反饋系統，兩極分化、經濟虛擬化趨勢無法逆轉，總是靠崩潰進行震蕩調整。結論只有共產黨鬧土地革命是歷史使命。兩者的區別是究竟講小道理還是講大道理，究竟擺部分事實還是擺全部事實。　　

一些學者[5]進一步注意到：由于農業時期分工已經很發達，小農經濟體過小無法涵蓋社會分工，因此小農經濟必然伴隨大量的經濟體之間交換。這可以在大量歷史文獻中得到證實，表明中國古代社會是發育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西方中世紀數百甚至數千人的莊園經濟可以在經濟體內部涵蓋大部分分工，自給自足，因此經濟體內部類似計劃經濟，外部交換很小，基本生產資料不能買賣，屬于市場經濟發育很低的所謂自然經濟。兩者的差異還可以從西方缺少小面值貨幣，度量衡混亂得到佐證?！　?/p>

進一步分析，同一性的社會組織越大對市場經濟發育越有利，這構成了大一統和集權體制的邏輯條件[6]。也可以在歐盟、東南亞聯盟包括全球化的成長中得到驗證。而自給自足的貴族莊園不依賴這個條件，這成為分權和協商政治的基礎。中國缺少統一的有權威的宗教，因為中國不靠它就有凝聚力。西方必須有統一有權威的宗教，因為少了它就缺少凝聚力。這也可以從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得到佐證。　　

如果這些敘述是真實的，那么首先會對階段論造成沖擊：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都是農業社會，生產力大致接近，中國小農加市場與西方莊園加計劃的生產關系樣式，中國大一統的集權政治與西方分權的協商政治就截然相反。　　

接著對終極論形成沖擊：市場經濟顯然與民主政治不是天作之合的原配，反而與大一統和中央集權廝守數千年?！　?/p>

張木生通過李零變著法得強調這些邏輯，王小強引述大量史實來敘述這個過程。這些邏輯和敘述重點不是沖擊“西方中心論”，而是想提醒大家思考這樣兩個問題：市場經濟不見得與西式民主是天作之合的原配；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礎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和維護的“國際慣例”和“普世價值”；中國兩千年經濟社會不斷震蕩崩潰在表明市場經濟并不像經濟學描繪的那樣可以自洽、只存在周期性波動特性，而是有正反饋特性的體系?！　?/p>

歷史和它揭示的道理恐怕不是“與今天下一步怎么發展關系并不大”。認識重歸新民主主義，解答五個疑問，都離不開對歷史的認識。甚至可以說，正是歷史文化觀的差別，決定了“中國向何處去”的不同主張和認識?！　?/p>

時代判斷錯了嗎？　　

吳思先生說朱厚澤先生對新民主主義理論基礎的幾問第一是“時代判斷就有問題。時代判斷是社會主義在興起，資本主義在衰落？是嗎，世界歷史已經證明，至少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在崩潰，而資本主義不斷地解決自己的問題，所以這個判斷有問題。不正視世界歷史這個問題，理論的解釋就會禁不住一問”?！　?/p>

可以先用問句回答這一問：“毛澤東是這樣論述時代性質的嗎？”　　

毛澤東用了很大篇幅論證為什么中國革命已經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菊撌鍪牵褐袊媾R一個反帝、反封建，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國家的革命。十月革命后“世界資本主義陣線已在地球的一角崩潰”，世界資本主義維護殖民統治更加瘋狂和堅決，而社會主義國家堅決支持和支援被壓迫民族的革命。由此這種革命的性質發生了改變，即新民主主義的，“為社會主義發展掃清更大道路”的革命。文章對時代性質判斷的原話是：這是“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不能活的時代”，是“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并宣布它愿意為了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斗爭的時代”。并沒有“社會主義在興起，資本主義在衰落”的內容。邏輯重點不是誰興起誰衰落（總共捎帶了一句“一角崩塌”），而是世界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矛盾的內容和性質。　　

如果承認毛澤東關于時代性質是這樣敘述的，那么還可以問一句：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非更加依賴”他們建立的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秩序掠奪發展中國家財富，控制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思想、文化便“不能活”的性質變了嗎？發展中國家努力擺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剝削、政治干預、軍事威脅的斗爭性質變了嗎？　　

回到歷史文化觀，資本主義的外延和內涵也是需要重新討論的。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7]制度，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社會財富借助雇傭勞動的手段以生產工具創造。資本、勞動力、商品和服務借助貨幣在市場里自由流通。自由競爭，市場人根據自己利益自由決定行為?！　?/p>

符合這種標準的顯然包括古代中國小農加市場經濟，中世紀歐洲則不符合這個標準。實際上，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和1500年以后的西方國家也不符合這個標準，而是更接近帝國主義的概念。帝國主義的核心不在于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方式樣式，而在于通過建立一套霸權體制從其他國家以非經濟手段攫取財富，帝國主義經濟是在一個包括通過霸權維護的整個經濟圈構成的。這樣古希臘、古羅馬、蒙古帝國等才被稱為帝國主義。從1500年到十九世紀初，西方列強的主要財富來自對殖民地的掠奪。早期的貿易利潤的源頭是掠奪拉美殖民地白銀，中后期來自對非洲黑人的販賣和美洲奴隸勞動，這都不符合市場經濟的標準。大工業出現時期，國內無產者剩余價值確實是主要財富來源，但同樣離開殖民地的資源和市場也“便不能活”?！　?/p>

二戰以后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是不是一個基本符合資本主義性質資本主義世界建立了呢？其實不然。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通過建立一套以暴力威脅、政治干涉、軍事干預、文化滲透為基礎的世界經濟體系，依然明顯地以非經濟手段掠奪發展中國家財富?！　?/p>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主要制造業產品還是發達國家生產的。到現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已經是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除汽車、飛機、發電量外的絕大部分工業品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生產的。當然，究竟美國等發達國家所建立的“國際慣例”是怎樣把財富攫取到自己手中，還沒有人專門論述。但總能看出些貓膩：　　

中國人這十幾年應該是全球干勁兒最大，經濟成就最大的國家。2000年，符合勞動條件的人中，中國有77.8%的人愿意參加社會勞動，比世界平均值高出18.6%，比發達國家高出27.5%。其中婦女比發達國家高出42.0%。真是“人人都動兩只手，不愿在家吃閑飯”。不要以為中國這些就業人都是農民，創造不了多少物質財富。2006年中國從事第二產業的勞動者多達12754萬人，比G7國家的9350萬高出36.4%。[8]最主要的是，這些人中的大部分每周勞動時間超過55小時，總勞動時間接近西方七國二產業勞動時間的兩倍。進入新世紀，中國大部分制造業所用的技術裝備與發達國家不相上下，勞動生產率并不比西方國家工人低到那里。到目前，中國人均生產的制造業產品（注意：是“人均”）絕大多數高于發達國家，這可以從全世界超市里大部分產品都是中國制造得到印證。研討會上多數發言者也承認“中國制造能力世界第一”?！　?/p>

但明擺著的是：中國人與發達國家普通人生活水平差得不是一點點，而且差距并沒有因為上面原因而縮小多少。購買力平價法是世界銀行根據各國貨幣實際購買力的經濟分析數字。按購買力平價法“國際元”計算的人均國民收入接近不同國家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1997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 3220國際元，相當于美國29080國際元的11.1%。10年后的2007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人均國民收入5370國際元。但制造業份額已經不足國內生產總值14%的美國人均國民收入45850國際元，中國相當于美國的11.8%。輝煌10年差距縮小6.3%。（而這些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0.6%，發達國家0.7%）[9] 最終形成的“中-美國”是這個世界是縮影：中國人生產，美國人消費。這基本是古代美塞尼亞人與斯巴達人之間關系的翻版。　　

看清楚的是美元霸權，美國人通過印鈔票借錢買幸福生活的道理連美國人都看出來了。但這僅僅是一小部分?！　?/p>

為什么西方對知識產權放在國際慣例的第一位？因為技術專利和名牌商品和服務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手里。專利規則和品牌規則能獲取高額利潤，是按正反饋運行：利潤越高吸引人才能力越強，投入眼球經濟的能力越強，于是技術優勢更高，品牌價值越大。每年通過知識產權規則獲取的財富是發達國家財富重要來源?！　?/p>

很難看出賭博經濟（也叫虛擬經濟）會給西方人帶來什么額外收入。愿賭服輸嘛。但看看下面數字就會有些疑惑：　　

1970年，美國人均工薪收入5515美元。其中來自金融保險業994美元，占18.0%。個人股息和利息收入915美元。來自金融業務收入總計1909美元，占個人收入的23.0%。到1998年，美國人來自金融業收入占工薪收入比重達到36.0%，擴大整整一倍。加上利息股息收入，來自金融收入占個人總收入份額為35.4%。[10]賭博-虛擬經濟是美國個人收入增長基本帶動力量，已經是美國人須臾不可離的收入來源。這是實實在在的美元霸權的作用?！　?/p>

所以說，西方發達國家的帝國主義性質沒有變，區別只是由領土占領變為“沒有帝國的帝國主義”而已?！　?/p>

資本主義國家當然要“不斷解決自己的問題”。但解決方案全部是加大政府干預分配的力度，緩解國內矛盾。沒有，也一點沒打算解決毛澤東所提出的問題，甚至更加變本加厲。只是掠奪壓迫的對象從原來叫“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改為“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罷了?！　?/p>

討論時代性質還離不開這個出發點：資本主義衰落了也罷，正在興盛也罷，討論的出發點是“中國強國戰略”而不是“美國霸權戰略”。就算資本主義陣營還沒衰落，甚至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上依然處于強勢，作為被這個陣營所掠奪和欺凌的對象，只能促進他們的衰落而不是贊嘆他們的興盛。　　

打算“戰”才需要“戰略”，為了“戰”才產生“戰略”。　　

除了冷戰期間西方陣營的前沿部分小國在西方資助下實現了經濟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大國，根本沒希望邁進那個門檻。上世紀60-80年代，墨西哥曾經為世界第十三經濟大國。巴西1960-1980年GDP翻了4番成為世界第七經濟大國，人均國民收入超過原宗主國葡萄牙。而阿根廷更是在八十年代初人均國民收入達到7000美元，比宗主國西班牙還高。眼看這他們一只腳就要踏進發達國家門檻里了，全球經濟學家一起驚呼經濟奇跡。九十年代初和新世紀之交前后這些國家兩次發生嚴重金融、經濟危機，從此社會震蕩，經濟破敗，大量民族企業破產，金融等大部分命脈產業被西方徹底控制。整個九十年代這些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從以前的兩位數下降到2-4%，到新世紀更是下降到2%左右[11]。國內農民起義都鎮壓不下去，黑社會禁不住，社會動蕩不已，再也不做什么跨入發達國家門檻的夢了。拉美大國如此，亞洲的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也如此?！　?/p>

1980-2000年是發展中國家高速工業化時期，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含中國）工業化速度和經濟增長速度遠高于發達國家。那么，是不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有可能“長入”發達國家呢？看看世界銀行數字就知道了。（見表一）　　

1980-2000年各類國家人均國民收入（美元）[12]　　

20年中，低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年均增長0.64%，其中九十年代是負增長，完全被這個世界邊緣化。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在內的中等收入國家年均增長1.12%。高收入國家年均增長4.48%。興致沖沖的新興市場國家并沒有縮小與發達國家距離。1980年他們的人均收入是發達國家的10.27%，1990年只占到6.59%，2000年繼續縮小到5.34%。新興市場國家國家經過20年努力，一個個興奮不已，但回頭一看數字，竟然比20年前差距擴大近1倍！金融風暴期間雖然有些逆轉，但大的趨勢沒有變化?！　?/p>

投入全球化的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尷尬是：本幣升值，出口困難；本幣貶值，價值流失。美元貶值，外匯儲備縮水；美元升值，國內財富縮水。怎么也討不到好。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按本幣計算的GDP比美國增長快幾倍，卻在美元不斷從印鈔機中印出來的過程中拉大了以美元計算人均GDP的差距?！　?/p>

中國最輝煌的10年中從實際收入相當于美國的11.1%擴大到11.8%。照這個速度中國要150年才能達到美國人生活水平，這還沒說所有新興市場國家都遭受過一次以上的金融洗劫，中國肯定免疫？！　　

張木生對這個形勢本來就講清楚了：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沒有了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沒法存在。13億中國人變成發達國家，全世界人民都笑了。　　

蘇東反水，中國改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確實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上增強了優勢。今天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能夠不生產財富而享受財富，把精力都用在打造利器維持“世界秩序”和“全球共識”上，雖然已經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大格局沒有變。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講演到現在，無論叫改革還是叫革命，時代的性質也沒變。這個時代已然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手段掠奪、壓迫、奴化、威脅發展中國家的時代，發展中國家努力擺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掠奪、政治壓迫和軍事威脅的時代。出發點不同當然結論不同，作為一個不斷被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剝削、政治壓迫、軍事威脅的對象，只能這樣判斷。難道我們的理論界能得出與此相反的判斷？　　

西方資本主義會不會萬古長青，全球化市場經濟是不是能解決所有問題，看短線是看不出來的?！　?/p>

共產黨執政合法性來自哪里　　

張木生提出重歸新民主主義，市場經濟、私人資本、開放搞活都有，黨外有黨黨內有派，言論自由，參加討論的人紛紛表示可以接受，不少人還認為與謝濤、陳志忠的主張接近。甚至對中國革命的合理性、共產黨獲取執政的正當性也取得接近的共識。但是有一點似乎很難一致，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方向和由此引出的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　?/p>

吳思的第二個問題是：“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的依據有問題。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自己的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這個結論對不對？”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實際就是共產黨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力量的政治格局。核心問題是共產黨領導的合法性。由于問題敏感，無論朱厚澤還是吳思都無法把道理說透。但高寒直指要害：“新民主主義論的要害，乃是共產黨的天然領導權”。[13]　　

說實話，現在這個問題還真不好解釋。如果共產黨自己都討論“告別革命”，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那么為什么非共產黨執政不可就不能理直氣壯。　　

說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完成了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順應天理民意，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強盜理論。　　

說解放初只有國有化、集體化、集中體制才能實現中國人快速工業化的百年夢想，社會主義道路被寫入憲法。由于只有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后要搞社會主義，因此只能共產黨執政，也是一個說得通的道理?！　?/p>

但是，假如中國要與西方經濟制度接軌，無論是接美國的還是接瑞典的，那么政治制度一直不接軌就說不通了。愿意與西方經濟制度接軌的階級、階層和政治團體多了去了，并非“無產階級政黨”一家。要做執政黨，就要有黨派法，就得與所有主張市場經濟、政治民主的政黨競爭上崗。憑什么只有共產黨夠執政資格？　　

說自己這些年領導的好，經濟成長取得傲視全球的成績也不算數：日本自民黨領導得一直很好，也創造經濟奇跡，怎么也會下臺？李家父子把新加坡治理得那么好，人民行動黨照樣要面臨多黨競爭。如果到了經濟增長放緩、社會出現動蕩的時期，這個理由說不出來了怎么辦？　　

六十年大慶、九十年誕辰，電影電視都在展示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蔣介石獨裁的偉大成績。但說來說去，無非是犧牲了幾千萬，付出了多大代價，整個一個打天下坐天下的道理。這個道理與中國幾千年農民起義的道理并沒本質區別。大不了一個：你有本事你再奪下來的邏輯?？扇思也灰姷梅且獎拥秳訕專屇阕约阂讕糜鞋F成的一大堆例子?！　?/p>

我的看法是：如果單就執政“合法”性來講，現在共產黨執政不存在問題。因為憲法第一章第一條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眻陶戏ㄐ詠碜灾袊鴳椃ǎ皇敲绹鴳椃ɑ蚱渌麌覒椃āＳ捎趹椃ù_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蹦敲纯v觀中國現在所有政治勢力，只有中國共產黨黨章里明確宣布贊同這個內容，其他政治勢力都不完全贊同甚至反對這個內容。因此，中國只能共產黨執政?！　?/p>

這并不是一個讓人口服心服的理由。真正說清楚還很費口舌。因為這里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憑什么中國非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可”；另一個是“憑什么要把中國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寫在憲法中，讓共產黨成為唯一可以執政的政黨”。　　

我的看法是，首先，中國不可能實行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帝國主義制度；其次，其他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所謂“資本主義制度”的結局都不好。也可以說純粹的資本主義制度早已沒有了生存空間（這一點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已經闡述）。發展中國家走資本主義，結局是一種經濟上接受帝國主義剝削，軍事上忍受帝國主義威脅，政治、文化上依附帝國主義的新型“半殖民地制度”，一種“永世不得翻身”的制度。近幾十年的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提供了充分的例證。　　

中國只有做到政治上不依附于帝國主義，經濟上降低直至隔絕國際資本的剝削，文化上減弱帝國主義奴化，軍事上不怕帝國主義威脅，才能打破現有“一球兩治”的格局，使中國走向繁榮富強。這樣的道路，實際上是新民主主義性質，也就是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實現真正的獨立，節制資本，維護勞動者利益。從長遠看，這條道路會逐步增加社會主義性質。因此，把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中國憲法內容時代特性決定的?！　?/p>

中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的主流精英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表現出政治上傾向于依附帝國主義，經濟上依賴西方經濟，反對節制資本而主張放任資本，全盤接受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軍事上主張軟弱退讓。他們這些主張只能讓中國掉進萬劫不復的拉美化泥潭。　　

上面提出一個“已經沒有純粹資本主義的生存空間”的判斷。這個判斷真實嗎？起碼對大國來講是真實的?！　?/p>

從歷史看，19世紀初西方列強完成初步全球化，其他大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個是自己變成帝國主義國家，一個是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但是成功躋身帝國主義的大國只有日本和美國，其他的都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沒有一個成為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二戰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獨立，依然兩條路：一個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是所謂發展中國家。但發展中國家也沒有一個是典型資本主義制度，經濟上要么完全依附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經濟上受發達國家掠奪，其他的即使不依附，經濟上也受帝國主義國家掠奪，沒有一個通過走資本主義經濟上靠近發達國家?！鞍l展中國家走資本主義的結局都將回歸新型殖民地”甚至可看做是個全稱判斷?！　?/p>

有些人會說，還有四小龍。四小龍的產生是冷戰結果。就像張木生說的一塊硬幣，他們是錢幣邊緣部分，是美國為了冷戰可以讓出一部分利益。但是作為原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國，美國就是想割掉一塊利益也割不起。占人口20%的發達國家如果讓中國、印度兩國任一進入他們的圈子，世界就不是二八開而是四六開，得兩個地球的資源才能維持。兩個都擠入，倒六四加三個地球。毛澤東和他的團隊在1940年就看出這樣一個世界格局，只能說是天才判斷。　　

新民主主義必須共產黨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理由是這樣的：　　

時代沒有根本變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剝削、政治上壓迫、軍事上威脅、文化上奴化中國的基本規則沒變，發的資本主義國家還在各方面處于強勢。二戰后多數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道路選擇了市場經濟加所謂西式民主，這些國家無論經濟高速發展還是完全停滯，多數形成國內貧富分化嚴重，精英集團越來越依附和靠攏美國等發達國家，社會矛盾日趨尖銳，與發達國家距離越拉越遠。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也證明，全身心投入全球化，搞徹頭徹尾的市場經濟，也導致經濟上受到嚴重非經濟剝削，國內貧富分化日趨嚴重，精英集團越來越依附和靠攏美國等發達國家，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與發達國家的距離越來越遠。因此，擺脫掠奪，兩頭在內，節制資本，共享經濟成果是中國擺脫大多數發展國家悲慘命運的最低標準。　　

從這些年情況看，中國私有資本和他們的精英代表并沒有這樣的主張。他們連孫中山的國家掌握金融、能源、交通、通訊等命脈行業的節制資本主張都反對，一直不停的督促國企讓出命脈產業，就連溫州動車追尾，主流第一個反應就是攻擊國企壟斷。從來不講這些壟斷性產業國企退出后，他們是不是也只能壟斷，甚至不告訴大家最大可能是外資壟斷。資本家一點沒表現出希望的那種“道德血液”而是充分展現了無度的貪婪和無盡的瘋狂，使中國資本收益占國民收入比重達到了驚人的份額。中國嚴重貧富分化，收入分配不均，他們的邏輯是國企高額利潤造成的，甚至歸結為國企職工工資太高。無視國企僅占經濟30%的比重，而且所謂國有壟斷的工業行業中所有者權益利潤率低于工業平均值的事實。也不對消減國企職工工資后勞動者報酬占GDP份額必然下降的邏輯結果。他們政治上靠攏和依附美國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思想上接受他們的奴化教育。因此，代表官資學媒的主流精英不可能引導中國走向富強。　　

由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代表工農利益的共產黨有這個主張，代表其他階級的政治團體沒有這個主張，因此，無論新民主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階段都只能共產黨領導?！　?/p>

在當今世界格局下，中國不可能“復辟資本主義”，因為自西方列強第一次實現全球化后就沒有資本主義存在的機會。中國要復辟，只能復辟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經濟上外資、買辦資本、官僚資本占主體，一個依附美國的政府。甚至連這都不可能，而是掉進混亂、分裂的泥潭中?！　?/p>

一些知識精英包括“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中國應該走北歐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經濟上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前提，政府通過二次分配減少收入差距，政治上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經濟社會模式。這些國家基尼系數偏低，雖然經濟也不斷出現問題，但社會穩定，人民生活富裕?！　?/p>

嚴格來講，用“民主社會主義”定義這些國家并不準確，如果還有個“帝國主義”概念，他們應該叫“民主資本主義”更合適。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主導一次分配，應該屬于資本主義制度。實際上，目前國內主流學者甚至政府也認為通過二次分配，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可以消除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不動所有制能否實現“共同富?！笔切枰鹿Ψ蚍治龅摹！　?/p>

首先我們必須注意高福利的瑞典、挪威、丹麥、芬蘭等北歐四國都是人口不足千萬小國寡民，四國總計約2500萬人口。同時，這些國家除了早年海盜生涯名譽不好，已經很長時間不依賴帝國方式生存，同時也從沒有成為殖民地。這些國家自身沒有部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在整個歐洲社會分工中在很多行業上技術處于頂端。他們雖然不靠金融霸權生存，但通過知識產權規則，是“國際慣例”的受益者。他們在政治、軍事、文化上是美國的忠實盟友并得到庇護。　　

小跳蚤能跳自己身高的100倍，但假如這個節肢動物同比例放大與人一樣，跳不到自己身高一倍腿就斷了。加強自己的節肢，體重又讓它難以克服地球吸引力。大與小不僅是比例問題，也是結構問題。　　

造成中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核心因素是城鄉差距。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333比100，接近八十年代中期的兩倍。其中按五等份分法偏低的近6億農民年均收入只有3158元，是城鎮居民平均17169元的18.4%，比城鎮10%最低收入群體還低四分之一，甚至低于困難戶（按王小魯的研究，這個差距還要大[14]）。而且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呈擴大趨勢。基尼系數低的國家，城鄉居民收入基本接近。不解決農民收入增長過慢中國就成不了瑞典。　　

如果要讓這6億多農民純收入水平與其余6億多人通過二次分配拉平（僅解決城鄉差距，這是前提）。以2009年數字，就要從市民平均每人拿走7000元補給農民。這就涉及4.2萬億，占當年34萬億GDP的12.4%，占當年6.8萬億財政收入的62%。如果考慮到城鎮低收入群體的問題，這個數字不會低于6萬億。要命的是，由于農林牧漁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間小于二、三產業，因此現有差距會不斷擴大，這已經與體制無關，因為全世界都面臨這個問題?！　?/p>

九十年代后期開始的貧富分化不斷擴大，究竟主要與二次分配有關，還是與一次分配中資本收益份額擴大而勞動者報酬份額縮小有關?？纯磾底志椭懒恕?999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份額為52.0%，資本收益（折舊加營業盈余）占35.7%。勞動與資本之比為147比100。2007年勞動者報酬份額下降到39.7%，資本收益上升到45.4%，兩者比例變成88比100。雖然同期財政收入占GDP份額和福利支出占財政支出份額都明顯上升，但居民消費占GDP比重竟然只有35%[15]（世界各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都小于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大量財富用于資本形成（主要是高收入群體買房）。這個趨勢持續下去，用二次分配解決收入差距難度不斷加大。世界上所有基尼系數低的國家，首先是勞動者報酬份額大于資本收益份額，美國如此，瑞典也如此。歐盟勞動者報酬與資本收益之比為118比100，日本為132比100，美國155比100，與中國九十年代147比100接近，與中國2007年的88比100明顯相反。發達國家二次分配建立在一次分配已經是勞高資低基礎上實施的。中國做反向調整，在一次分配中擴大勞動者報酬份額，壓縮資本收益份額，本身就是“節制資本”。而且難度不小：如果調整到1999年水平，按今后40萬億GDP算，要從資本收益里挖出4.7萬億調給勞動者報酬。占資本收益的25.8%，占其中營業利潤一半。給二三產業就業者每人每年平均增加12000元勞動報酬。這么大動作，差不多相當于一次“革命”！　　

主流也承認資本分配過多，不過認為這都是國企鬧的。但這種判斷要得到數字支持才行?！　?/p>

在經營性行業中，國有資本在農業中基本為零，第二產業中，國企僅完成2007年建筑業總產值的20.8%。工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完成增加值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的34%。第三產業中國企在鐵路、通訊、金融占主導，但這三個部門總計占三產比重的25.7%，其中還包含私營占比重很大的公路運輸。國有經濟大約占全部生產性行業GDP比重30%左右。私企和外企占70%左右?！　?/p>

那么是不是國企比重雖然低，但其壟斷經營，獲利水平高。實際上，2007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所有者權益利潤率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為15.7%，外企為18.3%，私企達到22.8%。[16]　　

因此，數字表明是私人和外國資本造成了資本收益擴張過快，勞動者報酬下降多。一次分配中存在的問題，顯然是沒有節制資本而是放任資本造成的。如果繼續放任資本，僅靠擴大二次分配解決貧富分化問題，等于不補船底窟窿只往外舀水?！　?/p>

而節制資本的任何做法，都是私人資本、外國資本、買辦資本和官僚資本（權貴資本？）所不樂意的，也是他們的代言人這些年來極力反對的，更不要說要加強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主張了?！　?/p>

因此，北歐模式在北歐四國可能有效，放在當今中國治不了病?！　?/p>

節制資本、共享成果，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即使這個綱領，在私有制為基礎的全球政治經濟中也屬于“革命”事項，中國沒有其他政治派別同意這條道路，沒有這樣的政治主張。在中國，只有共產黨主張社會主義，主張公有制。共產黨始終要扮演一個“執政的革命黨”的角色?！　?/p>

正是因為中國必須走最終目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新民主主義才能富強，因此憲法就要寫清楚這些內容。如果其他黨派遵守憲法，“合法執政”，黨綱就必須明確寫上“主張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競選綱領就要提出如何按社會主義原則解決當前問題的主張。　　

接著一個問題是：為什么不按公民社會原則辦，非要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把公民政治地位分出個順序差別呢？　　

問題在于，公民身份的政治經濟地位在私有制存在情況下，會不會有實際上的差別呢？這些年政策上沒差別了，可工人、農民成了“弱勢群體”，經濟地位低不說，政治地位簡直說不上。按胡潤說的，現在兩會“126個代表是10億以上的富翁，農民工代表一共才3個”。按胡潤公布中國超過10億富翁2600人計算，富翁每21個人一個代表，農民工每66666667個人一個代表。新民主主義社會保留私有制和資本家，富人肯定強勢。加上在全球帝國主義文化強勢下，知識分子根子里向西方價值觀傾斜，工人和農民必然逐漸趨于弱勢。政府官員要負責發展，自然要與資本親近。當年沒有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制度，一個縣長一年起碼要與普通工農吃一個月飯?，F在除了陪老板，從上任到卸職一次都不會?！　?/p>

實際公平是靠程序公平實現的，只要存在私有制，程序上大家擺一排，結果肯定工農成弱勢群體。工農擺前面程序上不公平，但實際趨向公平。當然，在當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后是否大家擺一排更合理，可以探討。無論按現在的實際狀況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恰好都要把工農擺前面。只有實現社會主義這樣擺才不合適?！　?/p>

客觀評價社會主義實踐是討論新民主主義的基礎　　

按照《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后面是社會主義。張木生沒有特意強調，但屬“題內應有之義”。吳思先生用朱厚澤先生的話問：“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假定是人類最后走向社會主義，中國已經搞了三大改造、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社會主義還要再來一遍嗎？這樣的未來是值得爭取的嗎？”　　

吳思先生這句話包含兩個內容。一個是1956年以后到改革前的經濟社會制度是壞制度。這與一些與會者[17]：毛澤東“沒有提供一個好的工業化的道路”、“選擇社會模式的失敗”、“農民打不下糧食來，工業這么嚴重虧損，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又受到了大影響”、“歷史橫向比較，文革期間降到了民國以下”的基本判斷一致。一個是所謂社會主義就是“三大改造、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　?/p>

毛澤東在抗戰期間提出新民主主義，共產黨在解放區實行聯合政府、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新民主主義政策，直到解放初還說資本主義要保留幾十年。到1956年突然不算了，走三大改造、計劃經濟、人民公社。與斯大林在1928年放棄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實行國有化和集體農莊性質接近。對于共產黨做這個選擇的理由，大部分評價是負面的：出爾反爾，最終失敗。如果這個理由被張木生接受，去掉社會主義方向，重歸的“新民主主義”，對很多人來講自然有益無害?！　?/p>

可是歷史終歸是歷史，斯大林和毛澤東面對同樣落后的農業大國都選擇了國有化加計劃經濟和高度集中體制，不能說是歷史的偶然。二戰后相當多新獨立的國家模仿這個體制，總該有點歷史規律。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原理。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斯大林也由衷贊同。按杜運生老的回憶，毛澤東說他“也想搞呢”。但原理并不包治百病。但究竟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多少是遵循原理、主義使之然，多少是面臨困境的探索，我覺得更可能是后者?！　?/p>

除了張木生講的當時國際環境壓力外還有必須面對的。最重要的是全民共識。對后起工業化國家，尤其是遭受百年工業國欺凌的大國，快速完成工業化是全民共識，無論左右，哪怕勒緊褲腰帶?？梢哉f，什么主張和方法能讓該國工業化速度最快，什么主張就是好主張，符合人民愿望的主張。哪個黨能完成這個任務，哪個黨執政就合情合理又合法?！　?/p>

農業國窮，積累率低。積累率低投入工業化資本就少，于是更窮。發展經濟學將后起工業化國家在市場經濟中必然面臨的問題稱之為“低水平均衡陷阱”。打破這種“陷阱”兩條路：一是外資投入，一是反市場規則政府強制投入。那時并不存在發達國家產業資本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實際上只有一條路可走，尤其對大國?！　?/p>

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講還有這樣的“誘惑”：新民主主義的提出，與判斷中國近現代產業中私人資本會占主導有關。1920年民營4.5億資產，接近公營的4倍。國民黨統治時期，政府主要通過參股銀行擴大了公營資本?？箲鹎跋Τ宋鞣劫Y本外，在國民黨統治區民營資本為18.89億元，官營5.71億元，官營約為民營三分之一。抗戰爆發，600家民營西遷，但損失慘重，而且國民黨發“國難財”，官僚資本上升。留在日占區的，均被日本強制合資。日本投降，蔣介石“下山摘桃子”，將淪陷區產業均冠以“日偽資產”，大量被沒收。到1948年全部交通、工業中，外國資本占11.2%，官僚資本占64.1%，民族資本占24.7%。如果算上金融資本基本被四大家族控制，民族資本占近現代產業不足20%。到1950年除了跑掉部分外國資本外，共產黨順手牽羊，國有資產占到75%以上。蘇聯援建項目可都是給國有的，到1955年社會主義改造前，國有資本在近現代產業85%以上，私有資本也就剩下個尾巴。這么大的國有經濟必須有計劃。把殘存的私人資本全部納入國有經濟誘惑很大，難度卻很小。至于保留“資本主義尾巴”是不是更有利另說，但當時大勢已定?！　?/p>

比較選擇這種體制與選擇其他體制的最終發展結果，是評價這種體制的唯一標準。　　

1928年，新經濟政策實施的第7年，蘇聯工業產值仍不到德國一半，美國八分之一。5年后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蘇聯變成工業國，再過五年工業產值世界第二，歐洲第一，成為世界工業強國?！　?/p>

中國工業化進程也一樣，1952-1955年，中國第二產業產值占GDP從20.9%上升到24.4%，份額年均上升1.16個百分點。工業化目標遠得很。僅僅過了3年，二產業產值比重達到37%并超過農業。大躍進的失誤造成工業增長走了個馬鞍形，但1965年開始一直超過農業，并在整個七十年代保持在42%-48%。[18]按1955-1965年計算，二產業占GDP份額每年增長1.8個百分點，比計劃經濟前速度高出55%?！　?/p>

是不是“好的工業化道路”與條件接近但未采取中國模式的國家做比較更為準確，印度是最合適對象。1949年印度工業化水平高于中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印度，50年后的1999年，二產業比重才達到24.2%并超過農業，[19]實現初步工業化，相當于中國的1958年。就部類齊全這個標準看，印度至今還沒達到中國六十年代水平?！　?/p>

當然，現代化不僅是工業化，除了包括農業等，還包括教育、人文、衛生的現代化。集體經濟確實會影響“積極性”，但強有力的組織和集體投資主體卻徹底把混沌數千年的農村社會翻騰個底朝天，直接把農民推導現代化大潮中。1975中國年初中毛入學率88%，而同期印度和巴西為26%，韓國為56%；1957年中國嬰兒死亡率下降到109‰，印度1980年還未達到這個水平（中國1980年39‰）。1970年中國人文發展指數超過0.5（印度在1950年高于中國），從此進入自然增長率下降通道，印度到新世紀才達到這個水平。[20]　　

就算農業也沒想象的那么差。實際上中國自上世紀后50年糧食總產一直在一個高速增長的通道中。1949-1999年糧食年均增長3.05%（1999-2009僅為0.43%）其中前30年年均增長3.65%，后20年為2.15%。都說剛一實行承包中國人就吃飽了。把1982-1983年的人均糧食364公斤折合成5個燒餅。1949年209公斤是3個燒餅，1970年289公斤4個燒餅，1979年承包制開始前的340公斤就折合4又3/4個燒餅?？偛皇亲詈笠豢跓灣燥柕陌伞?A style="mso-footnote-id: ftn21" title="" name=_ftnref21>[21]糧食增長率高，人口增長率下降，八十年代初本來就是要吃飽的年代?！　?/p>

無論蘇聯還是中國，甚至包括一些附庸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速度和農村現代化速度遠遠高于同期發展中國家是歷史事實?！　?/p>

真扒一下統計年鑒，會知道前三十年多數產品年增長率均高于后三十年。當然，這與工業化初期增長率偏高有關。有人問過我：“計劃經濟好還是現在好”。我回答說：“這就像你生下來吃奶，現在吃牛排。你不能因為牛排吃著香就責備你媽生你后為什么只讓你吃奶，也不能因為吃奶期間長得最快現在還嚷著要吃奶”?！　?/p>

現在看來，1955年前后國有經濟在近現代產業中比重已經占優勢，并控制國家經濟命脈。蘇聯援建項目完成后，國有經濟會占絕對優勢。這種預期下，在輕工、零售、服務業等領域里保留私有經濟也許是更好的選擇。這些保留部分會加大計劃制定難度，干擾計劃實施。但也會保留一個競爭態勢。把資本主義尾巴徹底割掉。計劃經濟絕對權力，就會忘乎所以。這應該是大躍進失敗的原因之一。同時，合作化建立在保存小農家庭經濟，承認小農占有土地的基礎上。既然認識到“小生產無時無刻不產生資本主義”，就該知道農村家庭經濟的頑固性和合理性。合作經營保留小農家庭經濟，附加一個合作經濟，既能發揮小農積極性，又縮小了小農成為地主資本家的空間，應該到此為止。人民公社把小農生產資料收歸集體，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民經營積極性。人民公社初期連生活資料收歸集體，是發生那次災難的根本原因。如果當時農村現代制度停在1956年的高級社階段（部分退回到初級社都可以），也不會有后來激烈的反復。這都是馬后炮?！　?/p>

重歸新民主主義不是因為我們“走了一段彎路”，是因為中國目前面臨的種種問題讓我們不得不做出的選擇。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成績也不是靠抹黑和羞辱前三十年證明的，而是與其他國家發展對比證實的。還不能忘記沒有一個部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沒有數億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農民，不見得是中國成為西方產業資本的主要轉移目標。把1956-1979年的中國社會叫什么不重要，贊揚或者斥責也沒用，因為沒有人能把中國拉回那一時期，計劃經濟加集中制當時的中國在當時的世界環境中一種最優選擇，但不見得是今天的最優選擇。　　

重提新民主主義的原因也不是根據“主義”理論推演來的，不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是燙理論剩飯，而是根據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環境，中國社會經濟面臨的問題提出的。　　

新民主主義的往前走會是什么樣子，那時候的“社會主義”是什么樣子，也只能根據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長期矛盾來決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一定不是“三大改造、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如果全球政治經濟的基本矛盾沒有本質變化，中國面臨的問題從長期看總要通過消除私有制來解決，社會主義依然是新民主主義的方向?！　?/p>

中國社會性質的判斷　　

在介紹了朱厚澤先生的三問后，吳思先生自己提出兩問。第一問是“中國是半封建社會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封建嗎？”吳思先生也注意到歷史學者都質疑中國古代早已不是標準意義上的封建社會。他這一問與其是質疑新民主主義論，到不如說是介紹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官家主義’是對秦漢以來中國社會更確切的命名”。理由是“秦漢之后，在第一線‘主義’ 的，當家做主、立法定規的，除皇帝外，還有各級衙門和大小官吏。他們各有各的地盤。皇帝有王法，各級衙門有部門法規、地方法規和‘土政策’，官吏個人也能倚仗他們代理的皇權建立潛規則?！薄　?/p>

吳思先生的這一問和一答有自己的道理，但都有些勉強?！　?/p>

首先，無論共產黨、國民黨還是當時的學者，對古代中國通用“封建社會”。但從來找不到他們認為古代和當時的中國用分封制、莊園經濟、諸侯割據政治的描述。封建這個名目下，他們都是用小農經濟、宗法社會、中央集權等詞語來描述，都認為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與貧農的矛盾，焦點是土地問題。只要這些描述和判斷不錯，用什么詞并不重要。無論孫中山還是毛澤東，耕者有其田都是解決中國基本矛盾的主張。所謂反封建，就是反地主富農過度兼并土地，造成大量農民生活無著的社會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孫中山還是毛澤東都沒說錯?！　?/p>

那么吳思先生這一答怎么樣呢？我看有些跑題。新民主主義論反的是封建“制度”，不是封建“主義”（大概只有李斯和秦始皇反過“封建主義”）。而且“主義”不等于“當家作主”，不是誰在“立法定規”，而是主導事物的意義。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包含很多內容，是一個制度系統，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其中經濟制度是根本。封建一詞也不僅指封藩建衛，還包含土地制度、各階級身份、分配規則、邦國與中央的行政管轄關系、文化取向等一系列內容。不僅僅是中央地方關系。秦以后中國，包括土地自由買賣、小農自由身份、市場經濟、中央集權和獨尊儒術等內容。僅僅用“官家主義”一言以蔽之并不確切?！　?/p>

張木生說所有國家都是官家主義，意思是指國家成立后，代表國家的政府總是擁有最高權力。吳思先生辯解“西方中世紀就不是”，有些繞圈子。歐洲中世紀確實王權沒有中國強，但分封貴族也屬于“官家”，行使行政權利，他們不是“民家”。中國古代與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別不在于是否官家主導，是中世紀西方不是現代社會制度，缺少中央集權和自上而下的行政組織。而中國是?！　?/p>

一個社會究竟“官家主義”是常態還是“民家主義”是常態，或者究竟哪個更先進。恐怕還是官家主義是常態，更先進。蘇聯解體后一段時間，俄羅斯確實是“民家主義”。8個寡頭擁有國家資源的一半，控制國家主要媒體，他們說什么政府只好聽什么。結果俄羅斯不是“崩潰邊緣”，而是基本崩潰。普京上臺大打出手，把“民家主義”給打下去恢復了“官家主義”，俄羅斯才有戲。如果非要扯上主義，批判官家主義的立場恐怕更接近無政府主義。　　

那么中國古代社會更接近什么“主義”呢？是什么制度呢？如果嚴格按照各種現存“主義”和制度的定義看，中國古代社會更接近“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制度”?！　?/p>

百度百科上解釋說資本主義是一種制度，“這樣的制度下絕大部分的生產資料都歸私人所有，并借助雇傭勞動的手段以生產工具創造利潤。在這種制度里，商品和服務借助貨幣在自由市場里流通。投資的決定由私人進行，生產和銷售主要由公司和工商業控制并互相競爭，依照各自的利益采取行動?！卑凑者@個定義，中國古代社會比任何社會都更符合標準?！　?/p>

秦漢以后，中國主要生產資料——土地歸個人所有，自由買賣。中世紀歐洲不是這樣。中國地主、富農、商業和作坊按照市場經濟規則雇傭勞動，或者租賃生產資料（佃租）獲取利潤。一批小農和手工業者也是市場參與者。“利潤”完全來自以上渠道，這與1500年以來的西方資本主義不同，后者相當一部分利潤來自對其他民族的非經濟剝奪。古代中國主要行業的投資、商品和服務交換是私人決定，以貨幣為媒介按市場規則完成。政府只在少數關系國家財政的行業領域（鹽鐵銅專賣）施行不定期的壟斷經營，但這并不妨礙市場經濟的性質，西方國家至今也干這些。　　

以上判斷都能通過豐富的史料得到證實。[22]　　

有人會說：這樣的判斷有什么意義嗎？不就是咬文嚼字嘛。其實做這樣的判斷對今天的世界有很大的意義。假如數千年來只有中國經歷過兩千年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歷了兩千年的市場經濟，那么中國古代史就為認識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運行規律提供了唯一具備觀察價值的史料。西方真正擺脫中世紀形態進入所謂“資本主義社會”和市場經濟至今不過200年（許多國家才100多年），連中國一個270年左右的標準朝代周期都不夠?？梢哉f一個輪回都沒走完，哪里具備“實驗條件”？不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和規律”，妄論市場經濟。這就像看到蠶由子成蟲，由蟲做繭，以為這就是蠶。但沒見過破繭成蛾，由蛾生子，所有論證都蒼白無力?！　?/p>

當然，本文去完整敘述中國古代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以及對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趨勢的啟發顯得局促。王小強博士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前4部分用20萬字尚未說完?？上КF在主流學者以震耳欲聾的沉默對待這些研究?！　?/p>

說說權利制約　　

順著官家主義的思路，吳思先生判斷現在中國依然是官家主義，應該“把君主或官主改為民主”?！　?/p>

“民主”這個詞現在成了個熱門詞匯，是普世價值最推崇的概念，也是中國主流精英掛在嘴上的武器。有意思的是這個詞在上世紀60年代前還是現秩序的造反者的主要旗幟，而今天倡導民主的當時最討厭的就是這個詞。今天，就算最討厭美國的人也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好，別的學不學再說，美國民主總不能不學?！　?/p>

民主在今天是個含義非?；靵y的政治詞語。它經常在被應用在不同范疇里。說“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時，民主是普通老百姓籠統的“政治愿景”。說“民主就是普選制”時，民主被限定在政治生活中的“確定領導人的方法”。說“民主就是票決重大公共事務”時，民主就成為確定重大公共事務決策選項的規則。正是民主這樣被濫用在各種范疇中，才方便論證“民主是個好東西”。　　

如果認真討論這個概念，民主只能在政治制度范疇討論。第一種民主無法討論，第二種民主范疇太窄。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離不開歷史，因此什么是民主，只能從人類社會存在過的政治制度及其關系來認識。否則民主就容易成打人的“棍子”?！　?/p>

如果說人類政治史是從集權專制走向民主，西方民主是歷史的終結，那就必須解釋為什么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公民社會、票決民主就已經存在，雅典公民幾乎每周對各種公共事務用全民公決，還有500人的議員分幾撥準備議題，體制設計實用高效。為了避免作弊和干擾，斯巴達人甚至用抓鬮在全體公民中推舉監察官。這比今天的西方民主更能體現“民意”。歷史沒有發展，自然說不上終結。　　

批判西方民主的人一般用西方民主本質上是資本的民主，受資本左右做論據。但有人注意到這樣的歷史現象：　　

西方的“民主祖宗”生存方式有些怪：按照當時10個奴隸的剩余價值才能供養一個雅典人悠閑生活的生產力狀況，雅典10萬奴隸顯然不能滿足15萬雅典公民和他們家屬過上悠閑富裕的生活。5萬雅典公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控制整個地中海霸權貿易的雅典海軍中通過做槳手、水手、水兵和當殖民地駐軍“就業”。同時有6000個人民陪審法庭的陪審員，500名議員和1300名官員等就業崗位，每天能領到兩個奧波爾（一個奧波爾大約可以讓一個家庭生活一天，或者嫖一次娼[23]）的薪水。也就是大約40%的雅典人在為國家服務中就業。雅典人每周數次觀看的戲劇、音樂和各種比賽不僅不要票，而且也發補助。雅典人勞動，但前述收入不會小于他們收入的40%。雅典國家怎么有這么多錢呢？5萬雅典人直接統治色雷斯等200萬人口的5個殖民地，軍力控制整個地中海、黑海涵蓋2000萬人口。阿里斯托芬告訴我們，數百萬希臘城邦要給雅典上繳“貢金”。當然還有海上霸權貿易。一個雅典貴族寫到：“雅典人阻止對手將商品轉運到除阿提卡以外任何其他國家，否則她就威脅將對手完全從海洋上驅逐出去”。沒有這些，雅典人就既無能力又無興趣過民主生活。不足1萬斯巴達公民按軍營方式生活，以國家名義奴役15倍的美塞尼亞黑勞士和5倍的皮里阿西人給他們供應糧食、服裝和武器。這是他們成為公民社會，發明拒絕作弊的抓鬮民主的前提。取代雅典霸權后，雅典人的生存方式就成為他們的生存方式。[24]　　

古羅馬公民什么勞動也不參加，主要從事鍛煉身體，軍事訓練、打仗、看戲、泡澡。他們的公民社會和共和制度靠通過暴力維護一個奴役整個地中海沿岸和大半個歐洲的世界秩序存在。孟德斯鳩在《羅馬盛衰原因論》中這樣概括羅馬人生存邏輯的：“對人民來說戰爭幾乎永遠是一件快意的事，因為戰利品的合理分配事使人們獲得利益的一種手段。”　　

古希臘和古羅馬人的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與他們這種生存方式有聯系嗎？　　

從邏輯上講，如果公民分為生產資料占有者和無產者，那么完善的票決民主結局一定是“多數人暴政”。因為窮人總是占多數。如果議案屬于博弈性質，一方所得一定是另一方所失，這個結果是一定的。這可以從美國獨立后邦聯時期的政治生活得到佐證。只有附加一個條件：全體公民都可以從國家力量從其他國家或民族攫取大量財富沖淡議案的博弈性質，使無產者也樂于維護這個雖然是富人當家的國家制度。當然，財富多到實現“中產階級化”最方便。也就是說，曾經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以用國家力量攫取其他民族財富，使國內公民趨于中產階級化為基本條件?！　?/p>

古希臘和古羅馬顯然是這種情況。雅典人、斯巴達人、羅馬人都是公民社會，所有公民在政治權利上基本平等。但是，他們的公民權很吝嗇，只給極少數人，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也不算，不要說其他城邦或民族了。這些曾經實行過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的國家中，真正的公民從來沒有超過境內人口的5%，如果把他們奴役的地區全加上，恐怕百分之一都不到。也就是歷史上的公民社會享受民主權利的人只占實際經濟系統總人口的極少部分。　　

同時，掠奪財富的分配一定不能是貴族等少數人占有，不能打仗靠我拼命，分錢卻沒我份兒。因此無論雅典還是羅馬民主制的建立都與平民拒絕為國服務有關。雅典的重裝步兵拒絕參戰和羅馬平民數次“撤離運動”促進了民主共和體制的產生。夏秋放牧冬春搶劫的草原民族大都實行軍事民主制度并有公平的贓物分配制度。搶了的東西都歸皇帝、貴族的亞述帝國就不長命。由此看歷史上的民主制度是靠掠奪其他民族財富生存的民族最優政治制度選項。　　

那么再看現在存在著的民主制度，我們會發現標準的自由民主國家大都符合這三個條件：必須從其他國家攫取財富實現中產階級化；享受公民權利者占他們生存所必要的經濟系統總人口的很少部分；如果不實行票決民主制度國內矛盾會加劇。美國最典型?！　?/p>

這是實實在在存在過和存在著的民主制度及其與經濟、文化的聯系。研究民主制度只能以此為對象，否則就是嘮叨“政治愿景”?！　?/p>

與民主對立的制度是專制制度，也就是沒有全體公民通過票決決定重大公共事務，而是由少數人內部決定的政治制度。這樣的政治制度也有豐富的歷史例證。其中中國就是典型?！　?/p>

思考古代中國為什么一直大一統，中央集權，還不如先問一下它為什么沒產生過民主制。其實一條就夠了，就是在私有制情況下，如果財富來源是本民族創造的，那么少數擁有資本的人必然多得，多數人必然少得。這種情況下如果票決重大公共事務，比如說究竟地租該多少，利息該多少，最低工資該多少，肯定形成“多數人暴政”，堅決侵害少數富人權益。更不要說誰提出個“重新分配生產資料”的議案了，那不動刀子才怪呢。因此，類似古代中國那樣的經濟體制，民主政治是最差選項?！　?/p>

美國政治史對此提供了典型例證：美國獨立后的邦聯時期各州一院制的議會最符合民主的本義。當13個州中有7個州按照“人民的意愿”通過了發行了紙幣，幫助負債累累的窮人“賴賬”的議案時，富人們驚呼“倘使民主分子多分得一些立法權，即讓他們在立法機構中起支配作用或占優勢……他們就會通過表決剝奪你們的財產”（霍夫施塔特《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這種民主制度顯然不適應尚未能剝削其他民族財富的美國人的生存方式。對此，漢密爾頓說得很明白：“所有的社會都分成了少數派和多數派。少數派包括富人和出身名門的人士，多數派包括人民大眾……應該使少數階級在政治上享受特殊永久的地位。他們可以組織多數階級的騷動……人民！人民是一個大野獸！”麥迪遜的看法也是這樣：“一般生活艱苦……人的數目，一定會超過與貧窮絕緣的人。根據平等選舉的原則，政權必然會落入前一種人的手中……應該組織這樣的政府，使富裕的少數人得到保護，不受多數人的侵犯”。[25]　　

一個相對獨立，私有制，貧富分化明顯的經濟系統中，政治制度一定是專制，即代表少數富人利益，即使表面上有議會制度，有選舉，在實際操作上一定會實現“使富裕的少數人得到保護，不受多數人的侵犯”。這個道理，美國偉大的聯邦憲法制定者早已不加掩飾地告訴了我們。只有理解了已經存在過和存在著的民主政治的條件、原因，才會對中國究竟能夠實行什么政治制度有點感覺?！　?/p>

我們回過頭來思考一下吳思先生提出的問題。吳思認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沒有脫離“官家主義”，不是“民主主義”，“民主革命的任務，無論新舊，主要是把君主或官主改為民主”?！懊瘛敝鞯拿窬烤乖撌钦l呢？他指出“這個社會仍然由官家即權貴主導，而不是資本主導”。[26]吳思先生這句話是不是包含“資本”就代表“民”，“資本主導”就是民主主義呢？不知道，但倒是很直白，沒違反美國聯邦憲法起草者的原則。如果能引用麥迪遜“應該組織這樣的政府，使富裕的少數人得到保護，不受多數人的侵犯”原話，告訴大家官主導就是資本主導，就更周延了?！　?/p>

吳思先生介紹了姚立文先生的看法，說“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通過黨內高層運作，取代了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在黨的信仰和人民意愿出現矛盾的時候，信仰本位壓倒了人民本位?！?A style="mso-footnote-id: ftn27" title="" name=_ftnref27>[27]　　

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信仰社會主義，這不僅僅是毛澤東，而是整個共產黨。共產黨是個有信仰的黨。信仰是對超驗認識（或者叫假說）的選擇和持有。信仰是個雙刃劍。沒有信仰找不到方向，混亂踟躕心里慌，尤其在“我們在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的時候；信仰明確堅定，走對路了皆大歡喜，走錯路了更加危險。因此，一般性地批判或褒揚信仰很難說明什么?！　?/p>

自從有了國家，政府就凌駕于所有百姓之上，掌握老百姓都不許掌握的公權。古今中外無不如此。所謂制約權利，就是不能讓政府用公權為自己謀利。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私人資本、外國資本，國有資本也有“權貴化”趨勢，這些都是強勢力量。在這個過程中工農逐漸成為弱勢。假如存在政府公權異化，也都是與這些強勢力量交易。這是這種社會形態的基本政治格局。任何制約政府權利的主張都不能空泛，都是對著具體政治格局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把“民”理解為“資本”，或者每次出現公權異化只指責官而不指責“民”，不把工農缺少表達意愿能力，缺少行使權利手段的實情說出來。這樣不僅不會降低公權異化，反而會助長公權異化。制約公權異化，前提條件是給占人口大多數的工農群眾以表達意愿的渠道，行使權利的手段?！　?/p>

這是吳思先生沒有說清楚的?！　?/p>

對重提新民主主義的看法　　

讀《改造我們的歷史文化觀》，全篇基本是對中西歷史文化的重新敘述，500頁的書最后50頁才涉及到今天的中國，其中大部分還是擺阻礙中國可持續發展那些問題以及看法，沒有注意到有什么“重歸新民主主義”的主張?？吹絿@這本書的視頻和一些研討會在討論新民主主義還覺得很奇怪。重新翻一下書才發現，也就是全書最后一句有“為什么在社會、政治改革上，不試一試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提出，劉少奇實踐的新民主主義？”一段文字。像我這種讀書不求甚解的還真注意不到。真沒想到還有這么認真讀書的人，更沒想到就這一句話能讓這么多知識精英這樣亢奮?！　?/p>

說心里話，我并不看好被重提起的新民主主義主張的最后結果。因為已經有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提法，新民主主義似乎是“燙剩飯”，更像是“倒退”——都社會主義了，哪怕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也比新民主主義更高端呀——這會是多數人第一個想法。也料到肯定會有人出來“商榷”，因為新民主主義畢竟主張“節制資本”，“共產黨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但是沒想到爭論會這么激烈。這場爭論倒讓我重新讀了70年前共產黨的這個主張，對照今天中國和世界面臨的問題，覺得這個主張最后叫不叫新民主主義不重要，但確實是很有價值的主張。　　

擺在我們面前的幾個重大難題很明顯：從國內看，日趨嚴重的貧富分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矛盾繃緊，虛擬經濟加重，腐敗屢禁不止。從國際看，虛擬經濟面臨信用崩潰威脅，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美國為首西方國家加緊圍堵中國。兩者作用的結果造成中國兩頭在外的經濟發展方式嚴重受阻，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受到威脅。　　

從共產黨領導下中國62年發展經驗看，沒有過不去的坎。中國共產黨總能認清形勢，理清思路，調整方針路線，帶領全國人民取得新的勝利。我對此并不擔憂。所憂慮的只有一個：“不爭論”20年了，黨內和社會上思想路線已經有些混亂。雖然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但思想界無論左右都在繞開這個理論提出自己的主張。主流媒體和思想界精英的大部分人傾向于在經濟上與西方接軌后，要求在政治制度上，價值觀上與西方接軌，并不買“四個堅持”的賬。一些老理論家堅持用傳統馬克思理論解讀當前現象。一些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的思想主張也很明顯。尤其是體制內的學者和官員在闡述一些問題時也很難用特色理論實現自洽。其中最典型的有以下幾點。　　

首先，包含初級階段理論的特色論都沒有包含對中國經濟制度變更后的階級狀態和性質進行描述，以“人”或“民”一言以蔽之。實際上，既然允許私有經濟的存在，總要產生資產階級，這是無法回避的問題。理論一定意義上就是解決名與實的問題，名不正則言不順。不承認資產階級的存在，實的“資”就只能名以“民”。于是有“國進民退”、“與民爭利”的指責，而官員也只好小媳婦似地解釋“實際上沒有國進民退”。理論連憲法總綱第七章里“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黨章總綱里“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的內容都無法照應?！伴_發商”雖然也是“按行業分類的人”，但本質是資本家。資本家怎么會流有錢不賺的道德血液？名民實資的“民”恨不得主導一切，好像達不到蘇聯解體初期那個“民家主義”地位不算完。不給各階層以名副其實的名，既認識不清也說不清經濟社會問題，更化解不了理論紛爭。　　

第二，雖然起點高，但是方向含糊。十三大報告比較完整敘述了初級階段理論。開篇第一句是“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起點很高。后面論述五個特性，四個與以前提法沒明顯差別，一個“變為商品經濟高度發達”是方向。誰的“商品經濟高度發達”是很明白的，于是有了“接軌”之說。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算再也達不到了，無論市場化走得怎么快，都指責“市場經濟倒退”。于是所有“改革深化”的方向就只有比照西方一條路?，F在一般人都認為經濟制度方向就是西方體制，政治體制改革不往西方體制走理論上說不通，只能用“中國不走西方民主”的宣言方式來解決?！　?/p>

第三，對鄧小平理論涵蓋不全。鄧選對改革開放的結果指出了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現共同富?！?，一種是“如果導致兩級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如果意識到確實有兩個可能性，就該在初級階段理論里把這點說到位。目前兩極分化加劇與沒說第二個可能性不無關系?！　?/p>

第四，缺少對全球基本矛盾的闡述。初級階段論和特色理論主要是講述國內問題，對外只講了對外政策，缺少對全球基本矛盾的闡述。對與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或者原來講的三個世界的性質，矛盾，它們之間關系，都沒有闡述?！昂推脚c發展”，“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和平崛起”都不是性質判斷而是策略表述。缺少這部分內容，對外經濟，外交政策就沒有理論指導，變成就事論事。對“顏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就無法論述。最主要的是，中國已經深入全球化進程，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攪在一起，“中-美國”了。連世界經濟體系基本特點都說不清楚，調整國內政策都沒有著力點?！　?/p>

從以上分析看，初級階段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需要進一步完善。只有進一步完善，才能在理論上指導黨員干部認清問題的本質，找到正確解決矛盾的辦法。好在中國共產黨總是能在關鍵時刻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引導全國人民的旗幟?！　?/p>

從這個角度看，張木生的重歸新民主主義主張提的很及時準確。這樣說并不是非要打出一個新旗幟，估計張木生也不是這個意思。新民主主義論所描述的社會狀態、矛盾性質、政策主張倒真是與當前面臨的問題很貼近，而且新民主主義本身是個相對完善的主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完善的最佳范本?！　?/p>

至今飄揚在上空的五星紅旗，大星共產黨，四個小星依次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新民主主義毫不含糊地給了民族資產階級以合法政治地位，名正言順。明確了資產階級屬于人民一部分，與其他公民權利一致，受憲法保護，不僅理論上可以自洽，而且會讓資產階級安心扮演他們該扮演的角色?！　?/p>

新民主主義雖然也搞市場經濟，但主張節制資本，并提出了社會主義方向。節制資本是三民主義主張，國民黨二大主張“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新民主主義論更把這個內容提升到民權主義“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高度，與此后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提供了出口。雖然照搬新民主主義論內容與現在情況不符，但這個精神還是需要堅持的。提出節制資本的思想，才會找到實現“共同富?！钡恼?，讓改革開放只有成功的可能性而沒有失敗的可能性。節制資本，方向是社會主義，堅持共產黨領導才有依據。這樣理論才自洽。如果理論一直混亂下去，西化先鋒本來就是媒體寵兒，粉絲成群，出現大的動蕩捂都捂不住?！　?/p>

新民主主義論有大段關于世界矛盾性質的論述，這些論述到現在雖然詞語有些老，但對時代性質的基本判斷依然適用，而且用現代話語體系照樣能說清楚。中國已經深入全球化體系，認清世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基本矛盾和走勢，才能制定保障中國利益的政策?！　?/p>

 用“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概括新民主主義并不準確，重提新民主主義也不是為了給共產黨繼續執政找合法性，而是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用新民主主義的主張更能有效解決，同時新民主主義作為最低綱領有明確的方向性，可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進一步完善的范本?！　?/p>

在研討會上，張木生對新民主主義在制約公權異化、增強國有經濟的全民共享措施等進行了簡單介紹，但未全面展開?！　?/p>

關于這場pk，總的印象是很新奇：2004年的郎顧之爭使爭論公開化之初，此前一直占上風的主流學者一時有些緊張，但很快就對左翼思想不怎么在乎了，似乎找到了辦法：自說自話，死不接招，用震耳欲聾的沉默就足以應付?？蛇@次不同，張木生幾十萬字書最后一句說的話，竟然驚動了體制內外的高階精英，紛紛要求“對話”。原因其實很清楚：用新民主主義基本精神能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理論自洽。這比用資本論原著論述現實問題，用聯共黨史的教條做未來主張，要可怕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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