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的沉思： 回顧滄桑變遷
楊斌著作《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節選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從飽受同西方列強侵略掠奪的屈辱經歷，深知西方宣揚的自由主義理論是不現實的天方夜譚，馬克思主義理論才更加準確地反映了現實世界。但是，自從20世紀70年代初尼克松訪華以來，中國人對西方國家的感受發生了變化。昔日敵視、傲慢、封鎖遏制中國的帝國主義，仿佛變得友善、不吝嗇并主動擴大經濟文化交流，慷慨地資助中國人訪問并學習西方國家的經驗，列寧論述的貪婪、腐朽的西方壟斷資本主義，變成了令人羨慕的“美歐發達市場經濟模式”，被某些著名經濟學家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標方向，中國人在長期斗爭中相信的馬列主義，不言而喻在某些人眼中已經過時、失效了，有些人不僅喪失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甚至還重新發掘歷史材料的蛛絲馬跡，為當年西方列強掠奪和日本侵華大屠殺翻案。
十年前，該章結合中國面對改革道路的現實抉擇，回顧了一系列重大的歷史問題，論述了人們歷經曲折產生的種種疑問困惑，指出如何看待歷史直接關系到國家未來，對于幫助廣大干部、群眾認識中央強調的“六個為什么”，捍衛中國革命和改革開放的成就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古人云“亡人國先亡人史”，美國實施擴大經濟文化交流的“緩和”戰略，也是具有強烈意識形態攻擊性的“攻心戰”，隱含戰略目的是誤導人們無法正確看待自身歷史，動搖人們對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心，前蘇聯領導人正是誤入了美國“攻心戰”的陷阱，無法正確看待歷史和選擇改革道路，才導致了制度解體、經濟衰敗和國家分裂。 2010年新年前夕，筆者有幸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列寧專題文集》出版座談會，聆聽中央領導同志發表堅持馬列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的講話倍感鼓舞。黨中央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而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不搞資本主義，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而不搞私有化，堅持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而不搞西方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堅持走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道路不動搖、不走回頭路。這意味著中國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正日趨成熟堅定，尤其在國際金融危機彰顯“中國模式”優勢后，美國宣揚的“普世價值”、“憲政改革”、“華盛頓共識”正喪失誘惑力。中國必須清醒認識到美國“軟戰爭”的意識形態攻擊性，才能成功抵御美國“攻心戰”并避免重蹈前蘇聯覆轍。
有些中國著名經濟學家非常羨慕所謂“美歐市場經濟模式”，就積極宣揚美國推薦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將其視為中國推行市場經濟改革的最終目標模式，殊不知自己應邀訪問西方看到的富裕景象，其實完全不能歸功于是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而應歸功于西方國家在社會主義的強大壓力下，被迫借鑒馬克思主義而非依據凱恩斯主義理論，進行的違反壟斷資本主義貪婪本性的社會改良。盡管二戰后西方國家在冷戰壓力下推行的一系列社會改良政策，包括國有化、金融管制化、政府干預和劫富濟貧的財稅政策，同“華盛頓共識”倡導的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取消政府干預和偏袒富人的財稅政策截然相反，遭到哈耶克等著名新自由主義學者的激烈抨擊，被貶低為浪費資源、效率低下甚至是“通向奴役之路”，但事實上，幸虧實行這些社會改良政策才挽救了資本主義瀕臨失敗的命運，改善了舊自由主義時期資本主義的野蠻、丑陋形象，出現了資本主義誕生數百年以來歷史上罕見的 “黃金時期”。十年前該章強調中國不可盲目羨慕美歐市場經濟模式，同是美歐市場經濟模式也有仿佛天堂和地獄般的巨大反差，必須嚴格區分社會改良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對于中國抵御美國在經濟誘惑下竭力推薦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當前，人類文明以及中華文明，都面臨著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經歷了上千年的滄桑變遷，特別是二十世紀的社會劇烈動蕩，走到千年之交和世紀之交的門檻，值得回顧一下歷史的經驗教訓，展望歷史轉折關頭面臨的新挑戰。
關于進入２０００年的世界前景，西方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世界將進入富裕和平的全球化時代，信息技術將人類更加緊密地連接起來，跨越國界的一體化市場促進各國的和諧發展，仿佛了成了相互依賴共同生存的“地球村”；還有一種則認為意識形態的沖突，將讓位于更加危險的各種文明的沖突，強者總是迫使所有受他們支配的人們，接受自己的文明準則和價值觀念。
對于世界各國的善良人們來說，無疑會敞開胸懷擁抱前一種觀點，而對后一種觀點則根本不肖一顧，他們相信“冷戰時代”早已成為歷史，世界已進入了“冷戰后時代”，“緩和”已代替“對抗”成為歷史趨勢，經濟全球化正促進各國的和諧發展，“和平與發展”乃是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
但是，善良中國人雖然喜歡祥和吉利，卻在千年之交和世紀之交的時刻，看到的仿佛都是不吉利的兇兆，美國給世界送來充滿血腥氣的賀禮，先是北約對南斯拉夫的狂轟濫炸，接著美國導彈野蠻奪去了同胞生命，美國還公開宣布了新干涉主義戰略，赤裸裸暴露了謀求世界霸權的野心。盡管善良人們看到越來越多的跡象，似乎驗證了文明沖突論的不祥預言，但是，他們卻越來越緊密地擁抱著“全球化”，仿佛這是化解國際沖突的“靈丹妙藥”。殊不知，“全球化”也并非什么新鮮事情，回顧歷史就會清楚看出這一點。
一、 全球化對世界來說并不陌生
數千年來，中華文明曾是最富裕、強盛的文明，但是，它從來沒有倚強凌弱謀求世界的霸權，而是以和平方式同各國進行著友好交往，但是，西方文明崛起的短短兩、三百年中，卻將弱肉強食的野蠻規則強加給全世界，將全世界各種文明都帶入了危險境地。大英帝國憑借著工業革命和航海技術，將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與擴張貪欲相結合，率先四處侵地掠財建立了“日不落帝國”，眾多西方列強緊隨其后競相效仿，世界仿佛變成了群狼激烈角逐的競技場。盡管那時西方強加的“全球化”潮流 ，也曾伴隨著科技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卻給亞非拉眾多民族造成了深重災難。
今天，有些人將近代中華民族的不幸遭遇，歸罪于自我“封閉保守”和儒家文化，但是，那時遭到不幸的又何止是中華文明？曾經一度燦爛輝煌的印度文明、埃及文明，甚至作為西方文明源泉的希臘文明，也都在弱肉強食的文明沖突中慘遭厄運。難道說我們應該責怪這些文明都“封閉保守”，因而落后于“先進的、開放的”西方文明嗎？“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乃是叢林競爭中猛獸奉行的殘酷法則，難道居然也應該成為人類文明的準則嗎？
非洲大陸據說曾經是人類的起源地，數百年前曾接待過文明、友好的中華使者，鄭和率領的龐大船隊以儒家的“仁義禮儀”，來對待相對落后的非洲文明和部落居民。但是，非洲隨著西方文明到來卻面臨滅頂之災，無數非洲黑人像牲畜一樣被擄掠為奴。１９７８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召開專家會議，提出一份報告稱在十五至十九世紀期間，非洲因奴隸貿易損失了兩億一千萬人。奴隸貿易造成非洲勞動力的大量流失，從１６５０至１８５０年間，歐洲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增長了２４％，而非洲人口所占比重卻下降了５６％。僅１７８３至９３年的短短十年中，英國利物浦商人從西非運出奴隸三十多萬人，獲利一千二百萬英鎊。斯塔利亞夫在《全球分裂》一書中記述到，“先是從內地跋涉到沿海的旱路，繼而是驚濤駭浪飄洋過海前往新大陸的中途轉運，幾經折騰，就斷送了３６００萬條生命。非人的擁擠，窒息的炎熱，惡劣的飲食，奴隸苦不勘言，往往蹈海自盡”。［３２］
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據說是一萬多年前的冰河時期，途經白令海峽遷移美洲的亞洲人種，他們雖然脫離了祖先文明的“束縛”，卻遭到了更為悲慘的種族滅絕命運。印第安人曾友好地接待了英國殖民者，幫助他們適應環境度過最初的難關，但是，隨著殖民者擴張欲望膨脹爆發了沖突。北美殖民當局一個立法會議曾作出決議，每剝一張印第安人的頭蓋骨或俘獲一名印第安人，賞金４０英鎊。１７２０年又宣布，每張頭蓋皮賞金增至１００英鎊。１７４４年又在馬塞諸塞州宣布，每剝一名１２歲以上男子的頭蓋皮賞新金幣１００鎊，俘獲一名男子賞金１０５鎊，俘獲一名婦女和兒童賞金６０鎊，剝一名婦女或兒童的頭蓋皮賞金５０鎊。就這樣，隨著崇尚自由的英國殖民者的帶來，數千萬印第安人不僅失去了自由，而且被殘酷的屠殺奪取了生命。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英國統治著全球殖民帝國的時代，歷史居然同今天有著驚人的相似。十八、十九世紀也曾經流行過一種時髦的潮流，叫做“世界主義潮流”， 也曾流行過一種規范的經濟學理論，就是亞當·斯密創立的“自由貿易理論”。 英國大肆宣揚表面上關心全人類的“世界主義”，鼓吹通過“自由貿易”促進各國和諧發展，但實際上，卻是為了憑借領先的工業實力獨占世界市場。當時英國正借助“炮艦政策”向世界各地擴張，強取豪奪地掠奪殖民地的財富和資源，但是，英國統治階層卻非常重視意識形態宣傳，資助御用經濟學家發明“自由貿易”理論，還通過“機密費”操縱世界各國的輿論，將其損人利己的政策包裝成“世界主義”。
十八世紀，亞當·斯密發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理論時，曾獲得了英國東印度壟斷公司的積極資助，為摧毀英國工業品進入別國市場的壁壘，提供了迷惑社會輿論的強有力理論依據。當時代表大貴族利益的英國壟斷公司，正憑借英國政府的堅船利炮四處掠奪，甚至干盡販賣奴隸和鴉片的壞事，亞當·斯密無視英國壟斷資本謀私的罪惡，卻編造了一只美妙的“看不見的手”，宣揚私有產權不受限制地追求自身私利，自由市場經濟卻會自發地實現社會利益。亞當·斯密創立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不單純是具有辯護色彩的“庸俗理論”，而且是具有強烈的“進攻性”色彩，為英國壟斷資本謀求私利的隱蔽戰略工具。
當年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如德、俄、美等國，曾經因被英國所欺騙遭受了巨大損失。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曾崇拜亞當·斯密的學說，但是，德國工業遭到“自由貿易”扼殺的殘酷現實，迫使他重新思考并創立了貿易保護理論。李斯特曾著書批評亞當·斯密，有意鼓吹忽略國家利益的“世界主義”，僅僅有利于少數強國而不利于世界大多數國家。美國的先賢華盛頓和林肯前總統，他們發動的‘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也是為了反對英國的“自由貿易主義”。美國輕信英國宣揚的“自由貿易”時期，本國工業曾經長期一蹶不振，為了擺脫作為英國原料產地的依附地位，美國歷史上曾同英國爆發過兩次戰爭，英國為了扼殺美國工業和獨占世界市場，曾對美國進行全球范圍的封鎖和圍堵。美國、德國和日本實現工業化過程中，曾長期實行高關稅政策保護本國工業，堅決反對英國損人利己的“自由貿易主義”。正是在這一盛行“世界主義”潮流的時代，中國被大英帝國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大門，被迫卷入了西方主宰的全球化經濟體系。
二、 回顧中華民族崛起的艱難歷程
今日，有些中國人非常崇拜西方文明，羨慕其自由、開放和生活富裕，自卑自己祖先貧窮落后導致挨打，責怪儒家文化過于“封閉保守”。但是，海外華裔學者楊文靜撰文指出，數千年的漫長歷史歲月中，中華文明一直遙遙領先于西方，比歐洲任何地區都富裕和開放。中國曾經同世界各種文明友好交往，通過歷史悠久的古絲綢之路，開辟同阿拉伯國家和西方的貿易，唐朝曾有十萬外國客商云集長安，還吸收了來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又將漢字文明傳播到了朝鮮、日本。顯而易見，我們的祖先并非那樣“自我封閉”，也沒有自高自大地盲目排外。倘若西方傳教士也像印度佛教徒一樣，恐怕不會激起民間的義和團運動。
西方一些學者也撰箸寫道，盡管進入工業革命時代，西方的生產力獲得很大進步，但直到爆發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對外貿易仍居世界第一，對英國的商品出口遠遠大于進口，甚至每年有上百萬兩白銀貿易順差。正是英國不愿遵循公平貿易原則，不惜大量從事骯臟的鴉片貿易，結果造成了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導致了大量白銀外流和經濟萎縮，民眾沾染惡習社會動蕩不安。當中國為維護民族利益禁運鴉片時，英國卻使用武力發動了罪惡的鴉片戰爭，強迫中國開放門戶并索取巨額賠款。看到英國從中國掠奪了的巨大財富，眾多西方列強垂涎欲滴紛紛要求利益均沾，一個曾經富裕、強盛的善良的文明古國，仿佛轉眼間被一群猛獸撕咬得鮮血淋漓。自此中國根本喪失了國家主權，只好依照西方規定的游戲規則，納入了西方主宰的“自由貿易”體系。
今天，當許多中國人羨慕西方市場經濟，迫切希望融入全球化經濟體系之時，舊中國一百多年開放門戶的曲折歷史，納入西方全球化體系的痛苦經歷頗值回味。近代史上，中國對于經濟全球化并不陌生。自從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一直借助炮艦推行所謂“自由貿易”，強迫中國拆除阻礙商品、資本流動的壁壘，迫使中國接受西方列強倡導的經濟全球化。舊中國曾被迫實行一百多年“開放的市場經濟”，實行“國際接軌”并按西方“規范慣例”運作，西方跨國公司曾自由進入中國沿海和內地，舊上海曾是全世界的三大貿易金融中心之一，西方跨國公司、跨國銀行曾云集上海外灘，各種商品、外匯、證券、期貨市場一應俱全，其外匯金融市場交易和投機活躍的程度，僅次于英國的倫敦和美國的紐約。舊中國不僅早就有了“產權明晰”的私有制，而且還廣泛實行公司制和股份制，舊上海的股票市場不僅買賣現貨而且交易期貨，不僅能買到中國股票而且還能買外國股票。西方跨國公司還在中國大量投資開設企業，遍布鐵路、航運、工礦、金融、貿易等領域。
這種經濟景象乍一看來，似乎接近眼下不少人追求的“規范市場經濟”，但是，納入當時西方全球化經濟體系的“開放市場”，仿佛就像將羊的血管接在惡狼的身上，高效率地吸噬中國的社會財富和自然資源，無論是“產權明晰”的公司制、股份制，還是遍布舊中國大地的私有企業和跨國公司，不僅始終未能幫助舊中國實現工業化，倒是將勞苦大眾置于殘酷的剝削掠奪之中。西方金融投機家攻擊東南亞國家的作法，其實并非是現代全球化經濟的新發明創造，當年西方金融資本通過操縱舊中國外匯市場，從中國貨幣白銀貶值中掠奪了大量社會財富，通過控制其他市場掠奪的財富更是無以計數。據有關史料統計，從１８６４至１９３２年間，按中國銀元對美國比價計算，中國從貨幣貶值蒙受的損失，高達一百六十多億銀元的損失。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喪失了自主制訂關稅的主權，被迫將關稅大幅度降低為幾分之一，外國商品享受種種免稅特殊待遇，而國內生產產品卻面臨種種苛捐雜稅，民族工業因此遭到了沉重的打擊。［３３］
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利用西方列強無暇顧及的喘息之機， 民族私有工業曾一度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但是，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西方各國的跨國公司又卷土重來，加強對中國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民族私有工業頓時陷入嚴重蕭條之中；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壟斷資本又圖謀獨占中國市場，利用大量過剩商品和軍火向中國進行傾銷，１９４６年中國沿海二十二個城市中，有６０％左右的民族私有企業停業破產，平、津兩市民營私營工廠倒閉十之七、八，青島的民營私有工業幾乎全部歇業，沈陽三千多家公司中倒閉了兩千多家。一百多年來，在西方傾銷廉價優質產品的打擊下，中國民族私營工業如同“風燭之光”，始終未能擺脫“危在旦夕”的處境。
許多中國人錯誤地認為，中國落后于西方在于沒有經歷資本主義階段，只要下決心實行開放的市場經濟，同國際規范接軌并且按國際慣例辦事，包括引進西方規范的公司制和股份制，納入全球化的商品、資本市場體系，就能實現中國經濟的現代化。實際上，自鴉片戰爭后的一百多年來，舊中國經歷過資本主義初級階段，但是，在西方控制的全球化市場經濟體系中，始終處于外圍資本主義的從屬地位，這種依附型的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民族私有工業根本無法獲得充分發展，必然具有強烈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
舊中國20世紀三十年代著名人士章士釗先生，也曾提出不應信奉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而應實行德國李斯特的“保護主義”，無奈是否實行“保護”并非是理論上的失誤，舊中國當時是西方列強眼中的一塊“肥肉”，已經根本喪失了保護民族經濟的國家主權。我們的先輩曾在資本主義道路上拼死掙扎，卻始終未能擺脫民族生存面臨危難的命運，為了動員廣泛的社會民眾挽救國家危亡，在革命事業中付出了數千萬人生命的代價，推翻了萬惡的依附型“開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換來了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應時刻牢記社會主義制度的來之不易，切不可輕率地回頭去補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課，也不應盲目輕信西方宣揚的經濟全球化，主動放棄保護本國民族經濟的國家主權。
今天某些人談論中西方差距和改革面臨的困難，總是將其歸咎于社會主義制度和公有制企業，將希望主要寄托于非公有制企業和“國際接軌”，但是，倘若我們回顧中國的近代史，不難發現舊中國早就有產權明晰的公司制、股份制企業，也有門類齊全的股票、商品、外匯、期貨市場，外商投資、合資企業也曾遍布中國大地，但是，私人資本積累和工業發展速度非常緩慢，西方列強可以任意欺負、掠奪和侵略中國，民族私營企業只能在跨國公司占領市場的夾縫中茍延殘喘。
由此可見，令人困惑的并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為何落后，國有、集體等公有制企業為何效率低下，而是社會主義和公有制企業為何擁有如此巨大的優越性，實現了一百年來無數先輩夢寐以求的夙愿，雪洗了中華民族近代史上蒙受的奇恥大辱，根本擺脫國家主權和民族生存面臨的威脅，這才是一個關系到國家興衰和改革成敗，而又迫切等待國人解答的真正的謎。
為何舊中國既有“開放的市場經濟”，又有“產權明晰”的公司制和股份制，在資本主義初級階段上拼命掙扎了上百年，工業基礎和綜合國力卻非常薄弱，始終無法擺脫貧困落后和民族危難的局面？為何盡管西方列強長期封鎖遏制新中國，計劃經濟存在著某些體制僵化的弊病，經濟建設中還多次犯了左的嚴重錯誤，但是，新中國建設依然取得了巨大的輝煌成就，僅用三十多年就完成西方上百年的工業化歷程，綜合國力進入上百年來最強盛的時期，徹底擺脫了民族生存面臨危險的局面？
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能夠挽救中華民族的命運，一個根本的原因是無數革命先輩拋頭撒血，為我們贏得了保護民族經濟的國家主權。西方列強通過侵略掠奪和索取巨額賠款，搜刮走了中國發展民族經濟的資本積累，又通過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控制了中國市場，扼殺了中國民族私有企業的生存發展空間，使中國經濟陷入了一窮二白的落后境地。有人說，舊中國的經濟落后是戰亂不止造成的，甚至認為是人民的反抗斗爭造成的，但回顧歷史，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中，西方列強暫時放松了對華的經濟侵略，恰恰是中國民族工業的短暫繁榮發展時期，一旦世界大戰結束，西方壟斷資本又卷土重來，中國民族工商業又紛紛破產倒閉。由此可見，在誘惑人“世界主義”和“自由貿易”幌子下，西方壟斷資本進行的經濟侵略，對中國民族工業的打擊更甚于戰爭災難。舊中國也曾有交易活躍的金融證券市場，也曾有“優勝劣汰”的破產兼并機制，那不過是西方金融投機家的賭博樂園，是跨國公司廉價吞并民族私有企業的血淚史。
三、 改革開放良好環境須飲水思源
現在人人皆知解放前后今非昔比，我國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許多人簡單地認為，這都是改革開放二十年來的成就，都是“市場經濟與對外開放”帶來的。回顧中華民族崛起的艱難歷史，不難發現解放前也有“市場與開放”，而且甚至遠遠超過了今天，但是，廣大民眾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綜觀世界，不難發現俄羅斯的市場改革更為規范，對外開放也更為全面、徹底，但是，卻深深陷入泥潭無法自拔。這些事實提醒我們，“飲水不忘掘井人”，改革開放的良好環境，今日的經濟建設成就，同無數先輩的英勇抗爭，建國前三十年的艱苦奮斗，也同樣是無法分開的。
有些人錯誤地認為，中國和西方之間存在的經濟差距，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閉關自守”造成的，倘若中國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而搞開放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美國就會像對待臺灣一樣，扶植中國的資本主義。這種觀點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實際上，早在抗日戰爭的炮聲隆隆，中國和美國作為盟國浴血奮戰之時，美國的權威國際地緣政治戰略家斯皮爾曼，在謀劃二戰后的遠東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時，早已將中國列為重點的戰略遏制對象。二戰結束后，美國果然趁其它西方列強衰落之機，大舉進軍并企圖全面獨占中國的市場。１９４６年，美國一方面提供軍火支持國民黨大打內戰，一方面脅迫其簽訂了賣國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規定在投資、貿易、航運、金融、教育等方面，美國人享有與中國人同等的“國民待遇”。
隨著中國向美國的商品、資本敞開門戶，美國大肆傾銷的質優價廉的過剩商品，當年中國民族私營企業就陷入災難之中，短短兩年里中國沿海和內地的私營工業企業，大多數紛紛陷入了破產倒閉的悲慘境地。但是，美國沒有料到其對華的經濟軍事侵略，反而激發了中國人民反抗的革命熱情，武器裝備落后的共產黨軍隊，竟然打敗了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朱自清先生“寧愿餓死也不吃美國面粉”，就是當年中國人民同仇敵愾，進行英勇反抗精神的真實寫照。
中國革命的勝利，實現了百年來無數仁人志士渴求的夙望，贏得了獨立自主發展民族經濟的主權。美國看到喪失了獨霸中國市場的機會，就效仿當年大英帝國對付自己的辦法，對新中國進行長期的經濟軍事封鎖遏制，企圖以此來阻擋新中國的工業化步伐。美國為了將臺灣變成“不沉的航空母艦”，被迫給予了大量援助并向其單方面開放市場，允許臺灣退出西方主宰的關稅貿易總協定體系，實行高關稅政策保護當地民族工業的發展，給予其它發展中國家根本無法享有的特殊待遇。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一些拉美國家選舉上臺的民族主義政府，稍微采取了一些類似于臺灣的保護措施，美國為了維護其跨國公司的投資貿易利益，甚至不惜策劃軍事政變并進行了血腥鎮壓，美國在危地馬拉扶植的右翼軍事獨裁政權，其殘酷鎮壓導致了數十萬人民的死亡。由此可見，倘若沒有無數革命先烈不惜生命進行拼死抗爭，今天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只能淪為美國的經濟殖民地。
冷戰時期美國的國際政治戰略家早已深知，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巨大的潛力和優越性，單純依靠美國的力量難以遏制其擴張趨勢，正因如此，美國才改變了將德國、日本變成農業國的初衷，通過馬歇爾計劃大力扶植西歐、日本和臺灣、南韓。盡管美國竭盡全力封鎖遏制社會主義國家，新中國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建設成就，建立了包括重工業在內的完整工業體系，短短十多年完成了西方數個世紀的工業化歷程。
經過西方列強上百年的殘酷掠奪，舊中國的工業資本積累非常薄弱，１９４９年時，中國的工業化水平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如鋼產量美國相當于中國的５８２倍，英國相當于中國１１０倍，煤產量美國相當于中國的１６倍，英國相當于中國的６．７倍，發電量美國相當于中國的９０倍，英國相當于中國的１３倍，化肥產量美國相當于中國的４４９倍，英國相當于中國的１３１倍，舊中國的機器制造工業幾乎為零，汽車、拖拉機、機床產量方面，美國、英、法均相當于中國的數十萬至數百萬倍。
但是，經過三十年的經濟建設，盡管有“文革”等錯誤造成的損失，到了１９８０年，中國的經濟面貌仍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鋼產量增長了２３５倍，同美國的差距縮小了５７９倍，同日本的差距縮小了２９倍，比英國超過了７０％，比法國超過了６０％；中國的煤產量增長了１９倍，已超過英、法、德、日，居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位；中國的發電量增長了８３倍，同美國的差距縮小了８３．６倍，同英國的差距縮小了１３．１倍，同日本的差距縮小了９倍，比法國超過了６０％；中國的原油、化肥產量幾乎從零起步，一躍超過了主要西方工業國家，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生產國；中國的機器制造業也幾乎從零起步，機床產量迅猛增長了千百萬倍，從汽車、飛機、各種工礦業設備，到洲際導彈、核潛艇和人造衛星均能制造。［３４］
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綜合國力進一步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改善，鋼、煤、水泥、化肥、棉布的產量已居世界第一位，發電、化纖、紡織輕工、各種家電產量位次均已列世界前茅。有些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建設成就主要歸功于改革開放，用“后二十年”來貶低“前三十年”，但是，沒有前三十年中國人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就不可能擊敗美國冷戰贏得良好開放環境，更不會有后二十年改革開放的碩果累累；沒有前三十年中國鋼鐵工業增長２３５倍，為中國的全面工業化的奠定堅實基礎，就無法發展機械、建筑、石化等重要產業，鋼鐵工業也無法在后二十年增長三倍，一躍成為世界第一生產大國。
今天人們經常指責計劃經濟時代“閉關自守”，但實際上，這種狀況并不是我們的自愿選擇，而是西方長期推行的封鎖遏制政策造成的。新中國政府為了打破西方的封鎖遏制，曾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渠道擴大外貿聯系，高瞻遠矚地保持香港的國際貿易中心地位，作為新中國進行對外經濟交往的重要門戶。盡管西方通過封鎖遏制向中國施加壓力，但是，中國政府和人民并未被西方列強的威脅嚇倒，而是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短短三十年就建立起部門齊全的完整工業體系，根本改變了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
由此可見，從新中國誕生至改革開放之前，并不是一段“自我封閉”導致落后的歷史，而是中國人民發揚大無畏的民族自尊精神，徹底戰勝了西方帝國主義的封鎖遏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建設成就的光榮歷史。的確，西方長期的封鎖遏制給我們造成了損失，但是，并未阻止中國人民工業化建設的歷史步伐，這充分地說明，國際經濟貿易往來的機會固然重要，但是，獨立自主發展民族經濟的主權更為珍貴。近代史上西方列強曾逼迫中國人民作出選擇，或者是“依附的開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者是“自力更生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華民族曾付出千百萬先烈的生命選擇了后者，歷史證明這種悲壯的選擇是正確的。
今天我們固然應該珍惜擴大對外開放的機遇，但是，絕不應貶低當年捍衛民族尊嚴的歷史選擇，因為，正是中國人民不懼西方列強的封鎖遏制壓力，自力更生建立的強大工業體系和綜合國力，才為我們贏得了平等互利地擴大對外開放的良好外部環境。當年美國為了保護民族工業不惜兩度同英國交戰，承受英國發動的全球經濟軍事封鎖圍堵，卻從未譴責先輩犯了“封閉自守”的歷史錯誤，難道曾不畏西方列強槍炮的中華民族子孫，竟然不珍惜自己先輩爭取民族自強的光榮歷史嗎？
盡管舊中國也曾融入西方的全球化體系，跨國公司也曾踴躍進行投資兼并活動，世界工業、通訊技術進步也曾突飛猛進，但是，西方全球化體系的生產關系制度安排，決定真正受益者僅僅是西方壟斷資本，中國人民寧愿付出巨大犧牲忍受封鎖，也堅決拒絕那種罪惡的全球化和開放市場。事實證明，正是中國在脫離西方體系的三十年中，才實現了一百年未曾實現的工業化夙愿，為今天平等互利擴大對外開放創造了條件。我們不應忘記當年罪惡全球化造成的災難，不應忘記中華民族久經磨難的屈辱歷史，不應拋開生產關系籠統地迎合西方全球化，因為，世界上沒有脫離生產關系的生產力，西方為謀求私利可以有意識掩蓋這一點，但是，炎黃子孫卻不應忘本茍同西方的論調。
盡管美國對新中國長期實施了封鎖禁運，不斷在我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軍事干涉，但是，既沒有動搖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的意志，也沒有阻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步伐。20世紀六十年代后期，美國深深陷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難以自拔，遭到了國內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強烈反對，迫使美國壟斷資本重新思考遏制中國的戰略。美國的戰略家在同中國的反復較量認識到，美國通過封鎖禁運阻止中國工業化的企圖，已經遭到了徹底的失敗，新中國已經成功建立起門類齊全的完整工業體系，包括重工業、民用工業和強大的國防工業，擁有了制造核武器和洲際導彈的能力，倘若美國繼續執行敵視中國的冷戰政策，只能像在越南戰場上一樣付出慘痛代價，因此，提議從“冷戰”戰略轉變為“緩和”戰略，局部放棄封鎖遏制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有意給予一些貿易、技術、貸款方面的好處，利用經濟依賴性作為談判籌碼和誘變手段。今天我們利用國際文化經濟交流促進現代化，一方面應冷靜地洞察美國的國際戰略動機，一方面應牢記今天改革開放的良好外部環境，正是來自無數先烈英勇犧牲換來的民族獨立，來自新中國不懼美國長期封鎖遏制壓力，維護民族尊嚴自力更生取得的工業化成就。
值得指出，美國采取這種“軟硬兼施”的手腕，也僅僅限于中國這樣獲得了獨立發展工業能力，封鎖難以奏效而且代價過高的大國。今天，美國仍不顧違反國際法和世界輿論的譴責，始終沒有放棄對社會主義古巴的封鎖遏制。盡管有許多美國專家和學者也曾提出，為何不邀請大量古巴官員學者去美訪問，用美國的高收入和物質消費作為攻心武器，來動搖古巴人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但是，美國政府和國際戰略家崇尚的是實力政策，他們根本不屑于給古巴這樣的小國如此“恩惠”，甘愿不顧眾多國家反對和違反國際法律，以赤裸裸的霸權頑固堅持對古巴封鎖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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