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真正的中國研究——評曹錦清教授著《如何研究中國》
賀雪峰
來源：三農中國網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中國經驗，中國本身成為學術界關照的對象。應該說，繼六十年前中國革命的成功之后，中國研究重新引起學術界的聚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模式”構成了與西方發(fā)展道路不盡一致的經驗，中國作為西方經驗的“他者”具有無可替代的位置。
曹錦清教授的努力或許提供了另一種學術路徑。在這個學術路徑中，中國不單純是理論研究的對象，中國經驗也不再是西方理論中的“他者”，相反，理論研究服務于認識中國，在這種情況下，不過于強調理論研究的“規(guī)范”，強烈的經世致用情懷成為曹先生學術之路的主要立場。在這本《如何研究中國》中，曹先生多次提到，他本人是因為對對人生、對理解中國有困惑才有所作為的。早年《當代浙北鄉(xiāng)村的社會文化變遷》的研究啟動時，是為了全面理解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到《黃河邊上的中國》，則更加鮮明地表達了其對中國“千年之巨變”的關懷，如果說這些研究更多是曹先生早年“返回國情，返回歷史，返回實證”的具體努力的話，那么，《如何研究中國》則更多的是對這些具體研究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思考。
正如曹先生所言，在學科分化越來越精細，而中國社會卻越來越復雜的情況下，“認識中國”變得越來越困難，以至于談這句話也會自覺輕狂。我想，只有真正在認識中國，理解中國的人，才會真正感受到中國之巨變，也才會越來越感到個體研究者的無奈，以及我輩研究者的歷史責任感。這一點，曹先生所言的“返回歷史”，以及這個集子里多次提到的孔孟、朱熹、王陽明、孫中山、毛澤東、梁漱溟、費孝通等一大串名字，或許表明士大夫情懷在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得到了延續(xù)。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經驗是一個巨型的農民國家城市化、工業(yè)化的過程，理解中國農村就是理解中國。因而，曹先生的中國研究大部分是中國農村研究。這些年，我和我的研究團隊一直在努力理解中國農村正在進行的巨變，因此之故，受到曹先生的傾心指導，可以說，曹先生是我們的精神導師，我們團隊是伴隨著曹先生文集中的諸多講話成長起來的。對于曹先生的家國情懷，踏踏實實的經驗研究之路，我們深有感觸，也在努力踐行。希望我們的努力能夠為曹先生多年來“認識中國”之路添磚加瓦，并在這個過程中做真正的中國研究，實現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
《如何研究中國》出版了，看到里面的文字倍感親切，這是曹先生多年來的所思所想，已過花甲之年的曹先生說他已經沒有嚴格的研究計劃，但是，這本文集所體現出的學術路徑將為有志于中國研究的學者提供諸多啟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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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研究中國
曹錦清
來源: 解放日報(上海)
逝者如斯，忽已臨花甲之年。諸生從我歷年的講演、訪談和文章中選出若干匯為一集。出版還是不出版？問題雖沒有哈姆雷特那么嚴重，但于我卻猶豫著實半年有余。這些被我遺忘許久的訪談、講演稿重新結集出版，有無必要，對讀者是否有欠尊重？我不確定。于是諸生邀來出版社的朋友，說此一問題最好交由出版社來判斷。
諸生將文集分為三部分:一談研究方法，二談傳統(tǒng)文化的當代意義，三是理解工業(yè)化、城市化過程中的 “三農”問題。經他們這一分類，我也對近幾年的思考重心有了新的認識。
遠在上世紀80年代晚期，針對知識分子集中關注的“應該”，我們轉向“是什么”和“為什么”的問題，于是強調以實證為方法，后來才發(fā)現，“應該”的背后是“普世說”。而“普世說”背后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方法論。我們應該向西方學習，這是沒有疑問的。但研究中國問題，不“應該”以“西方為中心”，而“應該”以“中國為中心”。其實，早在上世紀40年代毛澤東就已經解決了這個難題。他說研究中國，要以“中國為中心”，并用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解決了“古－今”和“中－外”矛盾的長期糾纏。但在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代中國學術界，“古－今”和“中－西”卻重新成為一個更大的問題。當然，“方法論”背后說到底是個民族自信問題。幸賴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上所取得的輝煌，才多少醫(yī)治了我們民族近代百年心理上的卑怯，讓我們獲得了些許平視西方的自信。憑借這份自信，我們或許也將擺脫對自己傳統(tǒng)文化的怨恨與鄙視，它不該替晚清的腐敗、積貧積弱及挨打屈辱承擔全部的罪責。事實上，指向民族未來的現代化進程中的每一步成功，都會給我們民族增添一份自信，而每一份自信都會給我們的悠久歷史與文化增添一份自尊，并從中領回對當代的重要啟示。所謂文化創(chuàng)新，究其實就是中西兩大文化在更高意義上的融合過程。至于“三農”問題，我以為中央2004年提出的“兩個趨勢”及隨后提出的“二元結構”的兩個論斷最為重要。
近些年來，我發(fā)表得很少，究其原因，倒不是出于懶惰，相反，每有機會我便要到祖國各地去走走看看。平日處書齋，讀書每有會意，也欣然命筆，頗得“五柳先生”之意。之所以少有文章發(fā)表，實出于我對“復雜性”懷有日益增強的敬畏之情。所謂“市場化、工業(yè)化、城市化、全球化與信息化”已經將社會生活“世界化”得撲朔迷離。學科日益分化，本以為可以分工協(xié)作來“摸象”，然而我們只見學術界概念飛舞，真實的大象竟不知逸向何處叢林。處急劇轉型之世，名不指實已到了令一切思者深感無奈之境地，禪宗家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實非虛語。民族因現代化進程而日獲自信，面對日趨復雜的世界我卻只有迷惑。早年希望“認識中國”的輕狂，到如今只剩下卑謙的無奈。雖時時有人請我寫點說點什么，幾年也結成此一文集，然其間有無摸到“大象”，實不敢妄下斷言。
當然，敬畏“復雜性”并非陷入不可知論的充分理由，六根未凈的我也未達至高僧“語默”的境界。思想既要執(zhí)行認識的職能，就須信仰復雜世界的可知性，于是我還得觀察，還得思索，還得努力寫點什么。此中，唯愿己“不知老之將至”。
?。ā?A title="" target=_blank>如何研究中國》，曹錦清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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