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語 過渡時期的現象：人、知識分子與美學
一、
馬克思說：“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實際上，它是一切社會
關系的總和。”１８４５年春寫于布魯塞爾的筆記上的這段話，大概是馬克思關于
“人”的最著名的論斷了。這種對抽象人性論的批判，至今仍是無可質疑的。
在馬克思的論斷中，我們可以看到兩種“人”的對立：抽象的人（人本身）與
具體的人（作為社會關系的總和）。抽象的人之所以區別于具體的人是因為它被剝
離了一切具體的規定：社會的、階級的、性別的，等等。應當指出，所謂抽象的人
或人本身并不僅僅是費爾巴哈及其繼承者們的理論虛構，實際上，它們同樣與社會
關系密切相關，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社會關系發生變動時期的產物。
在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時代，人們曾普遍地棲身于政治化的社會關系中。在當
時，人們的身份首先不是一個個人，而是高度組織化的階級隊伍中的成員，這種階
級隊伍具體化為各級組織和單位，深刻地規范著他們的工作、生活直至思想情感。
在這種階級的和集體主義的關系模式中，個人的愿欲、個性與自由不可避免地受到
忽略和抑制。在這里，“人的本質”作為“社會關系的總和”，具有明顯的、直接
呈現的意義。在那個時期，隨著社會生活的日益政治化，整個社會關系逐漸僵化為
束縛、壓抑人的桎梏。如前文所述，人的這種生存狀態只有放到當時復雜的歷史背
景下，才能被公正地理解。
“文革”結束以后，中國社會開始了一個轉型時期。隨著中西壁壘的解除，原
先的階級隊伍趨于散解，政治化的社會關系隨之松動。由于原有社會關系對人的長
期羈縻，人們傾向于否定地評價它們，相反，脫離了社會關系的“人本身”則受到
禮贊。舊的社會關系日益消解，新的社會關系尚待建立。在這樣的時期，“人”脫
穎而出，進入了一個“自由”的空間。人的存在的各種可能性呈現出來，并在長期
政治化的社會關系的宰制突然間松弛之后，體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解放感。這是一
個社會關系變動和重組的時期。在這樣的轉型時期，“人”由于脫離重重關系的網
絡而經歷了一個自然的“抽象化”過程，并常常賦予自身以“自由”、“主體性”
等超越性的內涵。在這一時期，各種有關“人”的理論紛然雜陳，成為占據學術思
想主流的意識形態。
然而，曾幾何時，這個過程已經趨于終結。在９０年代，人們開始重新被納入
到一種以市場經濟為軸心的社會關系中，新的階層分野再次將“人”分解開來。在
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時代，社會關系體現在每一個人的政治身份上：他們被劃分為
干部、黨員、工農兵乃至地富反壞右。到９０年代，新的社會關系則赤裸裸地物化
為金錢。“人本身”被金錢這種價值尺度（一般等價物）重新分類，被劃歸各個等
級，過渡時期的抽象人學失去了存在的依據。
因此，抽象的人作為一種理論構想，是一種（政治的）社會關系解體，并向另
一種（經濟的）社會關系轉型時期的產物。尼采借查拉圖斯特拉的嘴說：“人是一
條系在獸與超人之間的軟索”。我們可以說：“人”作為軟索是一個時代的社會關
系向另一個時代的社會關系過渡的橋梁。
二、
知識分子作為抽象人學的倡導者，同樣也是一種過渡現象。這種情況最晚近的
一例是新時期。在這個新舊遞嬗的轉型時代，原先政治一元化的社會體制轉變為以
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新體制。此前，在十七年和“文革”時代，知識分子居于“黨的
文化工作者”的固定角色內，忠誠報國，勤勉工作，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他們在
社會生活中并未得到應有的評價，甚至是一個備受抑制的階層。“文革”結束后，
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和影響迅速上升。作為社會代言人，知識分子介入現實，引導
輿論，從思想文化到社會政治領域，搬演出一幕幕歷史活劇，在特定時期甚至成為
某種“領導階級”。然而，到了９０年代，在逐漸定型的商業化社會中，知識分子
重新退出公眾視野。他們回到學府，回到各自的專業領域，居于沉寂的邊緣。
大凡社會轉型時期往往同時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時代，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們知道，所謂社會穩定時期，意味著經濟基礎、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彼此整
合與適應。在這樣的時期，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掌握書面文化的社會階層，往往據守
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作為社會正常運作的環節而發揮作用。但是，在社會生活急劇
變動的時代，舊的體制已經衰解，新的體制尚未建立。在這樣的過渡時期，歷史前
景迷離莫測，時代彷徨于多種可能的十字路口，各式各樣迥然相異的新思想、新觀
念、新道德往往隨地涌出，然后又倏忽而逝。各種對立的意識形態彼此交摩激蕩，
相爭不下。在這樣的轉型時代，意識形態往往承擔著構擬、界定和范導未來社會的
歷史使命，從而具有超出以往時代的特殊重要性。由于這種原因，作為意識形態的
制造者和傳播者，知識分子也就相應地占據了引領時代潮流的特殊地位。等到社會
轉型完成之際，知識分子將再度被納入到新的體制中去，作為新體制的一個環節，
失去原先特殊的重要性。
馬克斯·韋伯曾區分了三種權威。相信傳統是神圣的，依據傳統來確定行使權
力的人，這屬于傳統的權威。相信規章制度的合法性，服從合法任命的人的統治，
這屬于理性的權威。那種既不是以合乎程序的法制，也不是以公認的傳統，而是依
靠個人的德行和天賦贏得人們的服從，則是超凡魅力的權威。在這三種類型中，傳
統的和理性的權威都具有穩定的、超個人的性質。實際上，那種超凡魅力的權威往
往是從傳統權威到理性權威之間的過渡形態。在社會轉型時期，傳統的規范已經崩
潰，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法制尚付闕如，在這種權威真空的狀態下，具有超凡魅力
的個人便承擔起一種臨時的、替代性的領導職能，以引領社會、民族和時代渡過暫
時的危機。應當指出，如果現代知識分子在公共事務方面贏得社會公眾的信任和期
待，那么，這既不是由于歷史傳統，也不是由于理性的制度合乎程序地賦予了他們
這種殊譽，而是由于他們異乎尋常的人格、天才、成就和聲望，他們仍然屬于一種
超凡魅力的權威，一種過渡形態的權威。
三、
本世紀初葉，蔡元培提出了頗具影響的“以美育代宗教”說，這種理論的呼吁
實際反映了一種歷史狀況。也就是說，宗教性價值的衰微與文藝或審美價值的崛起
往往前后相繼，或者說是同步的。在歷史上，最著名的一例是經歷漫長中世紀（基
督教時代）之后的文藝復興運動。狂信的宗教讓位于自由愉悅的美的形式，這種價
值轉換現象的最晚近的例子仍然是中國的新時期。
從“文化大革命”個人崇拜的宗教情緒中解脫出來，在７０年代末，中國大陸
的文學、美術、戲劇、音樂以及審美活動的理論方面－－美學，迅速走向繁榮。審
美甚至被尊奉為人類終極價值和理想的寄托與承擔者。但是，在歷史上，歐洲文藝
復興運動在取代了中世紀之后，最終又消泯于更為世俗化的工業革命以及伴生的資
本主義精神之中。同樣，中國新時期的上述各門文藝以及美學，也在經歷了各自的
黃金時代之后，在９０年代方興未艾的商業化浪潮中，不約而同地歸于沉寂。從宗
教式的激情經審美愉悅到物質消費主義，這是一個神圣價值從人格化的實體（毛澤
東），到美的形式（美學熱及文藝繁榮），再到商品拜物教（市場經濟）的三個階
段。這些“崇拜”的不同形式映照著“神性”逐步衰退的全過程。因此，審美形式
或美學，不過是宗教性價值向徹底的世俗生活平緩過渡的一個中介狀態。
在本書第３章，我們曾援引美學鼎盛時期的一段有關人性的著名論述，這段論
述從美學角度重新闡釋了人性：“這種異化了的理性（社會性）倒恰好與前述異化
了的感性（動物性）成了對應，把人性理解為、歸結為異化了的社會性（如宗教觀
念、禁欲主義、人成為生產的奴隸等等），正如把人性了解為、歸結為異化了的動
物性、自然性（如原始情欲、縱欲主義、人成了消費的奴隸等等）一樣，它們實際
都不是人性。人性應該是異化了的感性和異化了的理性的對立面，它是感性與理性
的統一，亦即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在“美學熱”時期，這種“統一”普遍地
被理解為“美的本質”。
然而，從上述神圣價值的歷史變遷來看，這種“美的本質”與其說是一系列對
立事物的最終“統一”，不如說是對立事物之間的一個歷史性的過渡環節，是一種
類型的價值向另一類型價值嬗替過程中剛好達到的平衡狀態。
在新時期，人、知識分子與美學三者密切關聯，相互依因。美學的繁榮局面以
抽象人學為依據、為主題，它作為知識分子的共同話語，表達著他們超越現實的根
本傾向，成為他們在新時期初葉的一種意識形態。人、知識分子與美學，這三者作
為過渡時期的社會文化現象，在從“文革”結束到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期間，相繼
度過了各自的鼎盛期，完成了各自的意識形態使命，從而也使有關這三種現象的相
對完整的敘述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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