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５章 衰落
一、一個征兆
１９８２年以后，“美學熱”繼續保持鼎盛的勢頭。除去美學的對象、中西美
學史和審美范疇等問題外，美的本質仍然是主導全局的重心，成為眾多興致勃勃的
文章的主題。例如在１９８２年，有關的論文就有：
《“人化的自然”與自然美》（胡健）、
《試談“人的本質的對象化”》（李戎）、
《怎樣理解“勞動創造了美”》（李春青）、
《美是自由的象征》（高爾泰）、
《“美起源于勞動”說異議》（涂途）、
《美的本質疑析》（瀟牧）、
《美在于實踐基礎上的主客體統一》（李欣復）、
《評所謂“自然的人化”的美學觀點》（毛崇杰）、
……
總之，幾乎不勝枚舉。新的美學刊物也層出不窮。除先前的《美學》、《美學
論叢》、《美學譯文》、《美育》外，１９８２年以后陸續創刊了《美的研究與欣
賞叢刊》、《美學述林》、《外國美學》、《美學評林》、《美學新潮》、《美學
與藝術評論》等等。
但是，鼎盛的局面似乎更多只是表層的熱鬧，發表的論文大多是在重復原有的
觀點。中心人物李澤厚雖然偶有文章，但大多只是自己已有理論的展開或系統化，
如收在《李澤厚哲學美學文選》（１９８５年）中的《美感談》、《談美》等篇，
還有后來的《美學四講》（１９８８年）。他的基本思想在《美學的對象和范圍》
之后已再無實質性進展。１９８２年，有關他和朱光潛的研究述評文章接連問世，
如李丕顯的《朱光潛美學思想述評》，梅寶樹的《歷史“積淀”是美學的重要課題
－－試談李澤厚的美學思想》，叢英奇的《“歷史之謎”的探求與“結構方程”的
預言－－李澤厚同志美學思想述評》。“美學熱”似乎已開始帶有總結的意味。同
時，李澤厚主而未編的“美學譯文叢書”則開始接二連三地推出一部部油墨未干的
西方近、現代美學名作，令多數不諳西文的海內美學家和愛好者們視野頓開，開始
切近地了解黑格爾之后西方美學的若干發展。這些美學的觀念、理論和方法均誕生
在古典哲學體系解體之后，因而已不是當時中國“美學熱”的意識形態內涵所能框
范的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高爾泰逐漸確立了自己的獨特形象。他在從事文藝創作，如
小說《慶端陽》、《楊吉祥》和繪畫作品的同時，連續發表了一些美學文章。他的
長篇論文《美是自由的象征》以實踐觀點重建了自己５０年代的“主觀派”理論。
文章重申美感的主動性，宣稱：“美感點燃了美”。作者強調：“人類的自由是一
種自覺地和有意識地從過去向未來突進的力”，并在這一信念基礎上得出了這樣的
結論：“美本身在其內在的完滿性中包涵著更深刻的不完滿”。[1]在高爾泰那里，
審美領域似乎更多地充滿了“變化、差異和多樣性”，隱含著張力和沖突的因子。
他的《現代美學與自然科學》（１９８２年）嘗試超越社會歷史的層面，從現
代自然科學的角度，“更深層次地”探索美學問題。這是國內最早一篇倡導并運用
自然科學的觀念與方法研究美學的文章。與眾不同的是，一系列現代自然科學的術
語、觀念和命題被作者綜合在充滿思辨和詩意色彩的人文語言的上下文中，卻極少
有生硬之感，反而使文章風格獨具。
此文大概是高爾泰從北京返回蘭州時寫成的。由于同主流學界的距離等原因，
似乎使他更傾向于對實踐派美學采取一種反省和批判的立場。他對“把主客觀的劃
分看作是美學研究的基礎，把美僅僅說成是社會性和客觀性的統一，僅僅用人類的
社會實踐來解釋美的現象”的做法，表示了明確的不滿，以至于斷言：“我們的美
學研究……抱著五十年代的概念不放，已經遠遠地落在創作實踐的后面了。”[2]
高爾泰的批判鋒芒之所向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到１９８３年，他又發表了《美
的追求與人的解放》。美學與人道主義的一致性，在文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明確表
述。他說：“人道主義與現代美學，都著眼于人的解放……這不是兩條互不相干的
途徑。后者是前者的一個象征、一個向導、一個縮影，或者說一種探索、一種準備、
一種演習。”[3]在這里，新時期美學的社會意識形態的涵義再明顯不過了。 這股
學術思潮的深層內涵至此已躍然紙上，相當完整地呈現在人們眼前。
如果分期的話，從１９８２至８３年，“美學熱”顯然已跨入后期。
在《美的追求與人的解放》中，高爾泰鮮明地提出了一對新的概念：感性動力
與理性結構。他認為，美感“首先是人的自然生命力，是人類創造世界和選擇進步
方向的一種感性動力”，“其次它是歷史地發展了的，是以往全部世界歷史的成果
……是一個相對地靜止和封閉的理性結構。”[4]他認為，理性結構是靜態的， 是
作為結果與過去相聯系的；而感性動力是動態的，是作為動力因與未來相聯系的。
高爾泰指出：“美感包括這二者。但不是這二者的機械的結合。它首先是一種
感性動力，在其中理性結構不過是一個被揚棄的環節。”他指出：“在揚棄的意義
上，審美的能力，又是一種感性批判的能力，一種與異化的力量相對峙的力……沒
有對理性結構的批判，也就沒有感性動力的行進。”他指出：“美不是作為過去事
件的結果而靜態地存在的。美是作為未來創造的動力因而動態地存在的。”[5] 由
此，高爾泰對新時期以來影響最為廣泛的“積淀”說提出了相當激烈的批判：
從變化和發展的觀點、即從人類進步的觀點來看，不是“積淀”而是“積
淀”的揚棄，不是成果而是成果的超越，才是現代美學的理論基礎。
強調變化和發展，還是強調“歷史的積淀”？強調感性動力，還是強調理
性的結構？這個問題對于徘徊于保守和進步、過去和未來之間的我們來說，是
一個至關重要的抉擇。“歷史的積淀”和既成的理性結構，是過去時代的遺物，
所以它要求我們認可一切既成事實，而感性動力則力求批判地揚棄它，以掃清
前進道路上的障礙。[6]
在“積淀”說的倡導人李澤厚那里，“積淀”即所謂“理性溶在感性中、社會
溶在個體中、歷史溶在心理中……”，本是一系列對立價值取得綜合統一的關鍵和
樞紐。他甚至斷言：“‘積淀’或將成為今后的哲學和美學的一個重要課題。它可
能提供一個社會與個體、理性與感性、歷史與心理的統一如何可能的中介……‘積
淀’將是‘人化自然說’的發展關鍵。”[7]
本書第３章曾指出，在新時期，審美領域被奉為一系列對立價值的綜合與統一，
這決不僅僅是一種學術觀點，而是“美學熱”的一個基本前提。因為，正是由于具
備了這種綜合統一的性質，美學才能有資格作為“歷史之謎”的一種解答，才能作
為人性復歸理想的一個切近的范例，吸引眾多的知識分子。一旦這種綜合統一被消
解，一旦審美領域也被證明充滿了動蕩不安的因素，那么，它如何還能繼續成為知
識分子終極理想的寄托呢？
因此，高爾泰的所謂“感性動力”與“理性結構”的激烈斗爭以及前者對后者
的揚棄和超越，便具有重大含義。在他那里，作為“美學熱”前提或標志的一系列
對立價值的綜合統一，那種古典式的平衡，已經嚴重傾斜和陷落了。美感或美的和
諧完滿的一面被擱置、被淡化，對峙沖突的另一面則被注意和強調。審美王國內部
出現了裂隙。“美學熱”已隱約浮現危機，衰落的征兆已初現端倪，只不過仍舊沉
浸在理論熱情中的人們尚未察覺而已。
因此，正是在發表《美的追求與人的解放》稍后，高爾泰在為自己的一本論文
集撰寫“前言”時說道：“‘美學熱’正在靜悄悄地降落下去。”[8] 這大概是最
早明察到這股學術思潮已趨于沉寂的文字了。可以說，１９８３年的高爾泰恰好站
在“美學熱”盛極而衰的臨界線上。如果說李澤厚代表這股學術熱潮的上升階段，
那么，高爾泰高揚“感性動力”、貶抑“理性結構”，便已標志著它的下降期的開
始。他們分別走著“美學熱”的上升的路與下降的路。
在上一章，我們描述了８０年代中葉以后文藝界、知識界的創作和思想背景，
認為布景更換，焦點轉移，“美學熱”已經越來越失去生存的土壤。實際上，除去
外部環境的劇變，美學內部也已出現上述裂解的征象。應當認為，“感性動力”與
“理性結構”的對峙沖突，已經從學科內部預告了“美學熱”的鼎盛期行將終結。
這種美學理論內部的傾斜和陷落，與上一章所論述的８０年代中期一系列平衡
的打破，即新潮小說與報告文學的形式與內容、性格組合論的善與惡、主體性理論
的主體與客體等一系列關系的破裂，具有大致相同的意義。它們互為背景和注釋，
共同推動著理論領域從新時期初葉轉向急進躁動的后期。
高爾泰把美學看作“人的解放”的一種途徑，認為美學應當介入現實，“應當
配合當前進行的一系列體制改革，對亟需改革的一切舊體制、舊思想、舊作風、舊
方法等等進行深刻的批判。”[9]在這里， 似乎已能聽到知識界激烈批判傳統的狂
飆突進式的吼聲。美學已遙遙指向日后的文化討論和其他有關議論。美學的這種內
在指向注定了它遲早要讓位于那些更為貼近時代問題的有關理論和學科。
因此，與李澤厚美學相比較，高爾泰的上述理論無疑更切合于８０年代后期知
識界的激進氛圍。由此，他在新生代理論家中間產生強烈共鳴，便是必然的。
舉一個偏激的例子大概更能說明問題。劉曉波說：“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
然在某種程度上損害文學的審美的純潔性。在中國就是不能談什么感性和理性統一
這類字眼，人類就是永遠處于這種感性與理性、靈與肉、本能與文明、自然人與社
會人的這種二律背反之中，它們之間是沒法調和的。”“在和傳統文化對話的時候，
就是得把這樣一些東西強調到極點：感性、非理性、本能、肉。”[10]這種情緒化
的議論已經很少有什么學理內涵了。也正是同一個作者不久便咄咄逼人地向李澤厚
提出了挑戰，使高爾泰的上述理論迅速滑向極端。
順便指出，高爾泰對“積淀”的批評日后引來了李澤厚的“回敬”。他針對前
者“美是自由的象征”這個命題說：“我把美看作自由的形式，而不看作是什么自
由的象征。因為‘象征’是種符號性的、意識觀念的標記或活動，而自由的形式恰
恰首先指的是掌握或符合客觀規律的物質現實性的活動或活動力量。”[11]其實，
這種批評幾乎是無的放矢。因為，這仍是在用本體論的實踐哲學代替美學本身，用
物質生產實踐代替個體的美感經驗，它在方法論上的困境已如本書第３章所述。
二、從意識形態到科學
１９８３年的美學界似乎一片繁榮。為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有關馬克思
美學的文章驟然增多。《手稿》仍是論述的熱點，關于中譯文和原文關鍵段落的不
同理解也在爭論之中（程代熙、墨哲蘭）。
這年１０月，中華全國美學學會在福建廈門召開了有１５０人參加的第二屆年
會。在“美學在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中的地位與作用”這樣相當空泛的中心議題
下，會議圍繞以下五個專題進行：美學基本理論，門類藝術美學，審美教育，《手
稿》美學，以及中西美學史。美的本質仍是眾所關心的主題，有關《手稿》的熱烈
討論也大多與這個問題相關。
在８０年代中期前后，基于傳統實踐哲學和認識論立場的美學原理文章仍不斷
問世，但它們在新潮知識界主導下的思想環境中，已越來越顯得空疏浮泛和陳舊不
堪。在這一時期的美學界，與以往形成對照，“方法”成為集中談論的話題，有關
文章相繼涌現，如《美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蔣冰海）、《美學和系統方法芻議》
（凌繼堯）、《美學研究方法的過去與未來》（曹俊峰）、《關于美學研究的哲學
方法》（李丕顯）、《美學研究的方法應當多元化》（朱立元），等等。“方法論”
取代前一階段的“美的哲學”，成為矚目的中心。應當說，這是基本理論的自主性
建構日益匱乏窘迫之際，美學界的一次自我反思。
曹俊峰的《美學研究方法的過去與未來》是一篇較早論述方法問題的文章。文
章開宗明義地指出：“近幾年來，我國的美學研究逐漸從冷門變成了熱門，但研究
方法的陳舊卻嚴重地影響著研究的深入發展。”[12]當然，這只是“美學熱”面臨
困境的另一種婉轉的表述罷了。作者簡要回顧了幾種“美學史上較早出現并長期使
用的傳統方法”，主要是哲學思辨、歷史歸納、現象描述和美感經驗的心理分析。
文章臨近結尾時指出：近幾十年來，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等在自然科學和
社會科學的許多部門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顯示了巨大的優越性。“我們要堅持和發
展馬克思主義美學，也應當自覺地引入這些新方法。”作者舉例說：
例如，要揭示某一審美范疇的深層結構，就只有從審美信息入手才有可能。
抓住審美信息，分析信息，把它的特點、結構、層次、功能，形成條件、信源
和信宿的關系都搞清楚，那么無論是基礎理論還是審美工程都會有重大突破，
甚至有可能解決審美的本質這個幾千年的理論之謎。[13]
無論今天如何看待上述想法，在當時它們的確傳達了人們的普遍心聲。美學界
在經歷了幾年的輝煌之后，正步入徘徊和停滯的局面，人們在當時“寄極大的希望
于三論－－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14]無論如何，這是新時期人文學術史
上的一個重要事實。
１９８５年前后，運用新方法研究美學問題一時間成為風氣，一大批文章相繼
發表，例如《從控制論觀點看美的客觀性》（１９８４年）一文，依據粗淺的控制
論知識回顧了“主觀的、客觀的抑或主客觀的統一”三種美學觀點，認為“美是生
成的。它的生成過程與能夠欣賞它的主體的系統發育與發展過程有同步性和耦合關
系，它是適應主體系統發育與發展過程中的自調節的需要而產生，并在與能夠欣賞
它的主體系統相互作用中而發展的。”
《論審美趣味自組織的協同性》（１９８５年）以德國物理學家Ｈ. 哈肯的協
同學為理論基礎，重新界定了“審美趣味”。作者指出：“審美趣味是一個完整的
系統，其自組織形成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內部諸要素（子系統）之間的一種協同
過程。”
《信息論美學初探》（１９８５年）把一切美的現象都看成一種信息，而不討
論它們的價值方面。文章以一部文學作品為例，“在信息論美學中，創作的素材就
是信源，創作過程就是編碼，讀者的感受系統就是信道，閱讀過程就是譯碼，作品
的最后接受就達到了信宿。”
“新方法論”的確近于一場“學術群眾運動”。高爾泰是美學界較早引用自然
科學觀念和方法的學者，但在新方法一片喧嘩之際，他卻指出：“現在有些文章雖
然用了新名詞，但整個理論體系還是舊的，絲毫也沒有變。如果要改變的話，那就
是新名詞在這里獲得了舊的涵義。”他舉例說，“模糊數學和模糊邏輯中的‘模糊’
概念，在這樣的美學文章和文學評論文章中，變成了‘含蓄’、‘多義’、‘意在
言外’……等等的同義辭和通用代號。”[15]
新方法論的弊端和它在書面文化及知識分子當中的深層根源，上一章已有所涉
及，這里不再贅述。應當注意的是，在各式各樣的方法被匆忙引進之際，美學界耳
熟能詳的各種原有問題，已經不再是人們真正關注的中心所在，新的“方法”似乎
已取代了舊的“問題”，成為當時真正的主題。實際上勿庸諱言，在一段時期，美
學領域已淪為人們演示新方法的一座靶場。
新方法在美學界來去匆匆，開出了一朵無果花。盡管如此，這個運動仍然表露
了當時美學界的一種真實意圖。在８０年代中期，人的本質、自然的人化、感性與
理性的統一等理念已日漸空洞乏味。由于幾年來的大量重復，它們已經失去最后一
點新意。但更重要的是，在１９８５年前后，抽象的人性復歸理想在知識界已經被
擱置，這一趨勢從內部抽空了上述理念的意識形態內涵，美的哲學被空心化了。因
此，人們此時普遍希望走出空洞的思辨哲學的陰影，就是一種學術思想史的必然。
他們將目光轉向陌生的自然科學領域，試圖尋找到一種絕對穩固、絕對可靠、因而
絕對有效的科學方法論基礎，使開始黯淡下去的美學再度輝煌。他們試圖確立一種
以科學方法論為基礎的美學，以代替原先的意識形態。因此，從美的哲學到新方法
論的轉移，應當看作是美學從意識形態回到科學的一種嘗試。
三、美學史
８０年代中葉，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察覺到美學面臨著困境。有評論者指出，
美學已顯出“氣力不足”的跡象，因而擔心我們“正處于兩峰之間的低谷”。[16]
與此同時或稍后，便不斷傳來有關美學熱“沉寂”和“降溫”的呼聲。到１９８７
年，《哲學研究》雜志明確斷言：美學“已進入一個滯徊的狀態”。[17]至此，“
美學熱”陷于低谷的情況，總算在學術界取得了共識。
本書第３章指出，支撐“美學熱”的三個基本因素分別是：
（１）５０－６０年代美學討論的學術積累；
（２）“文化大革命”的記憶；以及
（３）新時期知識分子的人性復歸理想。
到８０年代中后期，這三種因素均發生重大變化。
第一、“美學熱”的鼎盛局面持續數年，涌現了大量專業人員和學術論著。在
大致相同的知識背景下，尤其在基礎理論領域，各種可能的觀點和立場似乎已被窮
盡，呈淤塞、飽和狀態。從學術發展的周期看，不可避免要進入一個“滯徊”的時
期。這也是一個新的醞釀和積累的時期。新的突破，不僅需要假以時日，等候新的
契機，而且更需要在經歷、觀念和知識結構方面迥異于前輩的新一代學人。他們將
在變化了的時代和思想環境下，形成新的問題和方法。
第二、經過新時期初葉的撥亂反正，社會政治環境呈現建國以來罕有的寬松局
面。１９８４年第四次文代會之后，一片歡欣樂觀的情緒在文藝界、知識界迅速彌
漫開來，“文革”陰影似乎消褪殆盡。
第三、在這種日益開放的社會環境下，知識分子的思想軌跡發生劇變。他們不
再傾向于抽象、隱晦的思想方式，普泛的人性學說讓位于更具體的中西文化討論。
遙遠的烏托邦式的人性憧憬，已在新時期中葉迅速消散，一種以西方國家發展模式
為目標的社會政治理想取而代之。這種變化已在上一章做了簡要交代。
因此，隨著８０年代后期的展開，知識界不斷追尋著時代的當下問題，在美學
之外連續形成新的熱點。相形之下，美學領域則猶如一塊棄地。
回想１９８０年前后，許多相鄰專業（如哲學、文藝學等）的學者紛紛加盟美
學，在使其陣容龐大的同時，也導致了學科邊界的含混和學術規范的松弛。那時，
美學專業主要設于哲學系和中文系，其碩士研究生大多是來自哲學、中文、外語等
專業的本科畢業生，往往競爭激烈。８０年代中期以后，這種情況顛倒過來，受“
美學熱”吸引而圍攏來的人群漸漸散去。不僅如此，即使在本專業內部，美學也備
受冷落。碩士生們輕視專業課程，對學業漫不經心，其中的好學深思者則往往將興
趣和精力轉向現代西方哲學（所謂“現外”），作為一種普遍現象，從分析哲學、
現象學直到解構主義受到青睞。這固然與當時知識界的西化思潮及其崇洋心理有關。
但從學理層面看，與相對穩定的傳統西方哲學（從笛卡爾到康德到黑格爾）不同，
自１９世紀末以來，西方哲學經歷了一個深刻的解體與轉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
西方哲學一向被掩蓋著的內在問題和困境都暴露得比較充分。經過以尼采、海德格
爾、維特根斯坦和雅克·德里達等為代表的傳統哲學的反省者和批判者的工作，西
方哲學已獲得了一種深刻而全面的自我意識。圍繞他們的一小批經典名著，分布著
大量闡釋性的二、三手文獻，經過幾代西方學者的漸進積累，到８０年代，已形成
了一套秩序井然的規范，使人們能夠循序而漸入堂奧。因此，這的確是一個初學者
獲取知識、訓練思維的理想的學術領域。
相形之下，中國當代美學則日益空泛含混，充滿彼此糾纏不清的概念和命題，
稍一深入便使人疑竇叢生，無所適從。從學術水準看，它與現代西方哲學相比不啻
有霄壤之別。這樣，它被本專業的年輕一代摒置不顧便似乎是必然的。但是，應當
認為，美學的困難局面實際上已使它成為一個更艱難的思想領域，需要具有真正原
創性的思想者出，才能指點迷津，開辟出一條真正的思想之路。因而從長遠看，美
學專業的初學者們轉向西方現代哲學固然暫時導致了本學科的人才流失，但這未始
不是一種迂回的成才之道：經過這一“學習時代”，他們將獲得較高的思想維度和
學術水準，從而在未來某個時期重返美學。當然，這一周期目前尚未結束。
縱觀整個８０年代后期，美學領域可以說是兩“無”兩“多”：無中心、無熱
點，多方面、多樣化。有評論者在總結１９８６年的美學狀況時指出，在普遍的沉
寂之中，只有“中國美學史的研究近幾年有較大突破”。[18]可以說，這也是整個
８０年代后半期的狀態。基礎理論已面臨枯竭，新方法又缺乏期望中的成果，在喧
鬧了一陣之后，日益門庭冷落。在這種形勢下，有關中西美學史－－特別是中國美
學史的研究則相對活躍，在質和量方面都值得一提。
首先是西方美學史。由于美學是一門近代從西方引進的學科，因此，有關西方
美學的研究總是先行一步。朱光潛的兩卷本《西方美學史》早在１９６３年便已問
世，而在當時，中國美學史的編纂尚未被列入日程。進入新時期，西方美學史一直
是美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在前期，有關研究側重于古典美學，即從柏拉圖、亞
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爾以及１９世紀的俄國美學。到８０年代后期，由于有關譯
著的相繼出版和新一代學者的成長，也由于新時期古典人道主義傳統下的美學在基
本理論方面陷于困境，尼采、精神分析、現象學、西方馬克思主義、接受美學等現
代理論，得到熱情的介紹和評述。這些評介兼有為中國當代美學尋求出路的意向。
總體來看，由于地域、文化、知識和語言等方面的原因，西方美學史研究并未取得
應有的學術水準，不要說與西方學者，就是與日本同行相比，也存在著相當大的距
離（尤其在細節方面）。因此，對于中國學者來說，西方美學史與其說是一個自主
研究的專業領域，不如說是他們的一種學習的途徑。
自新時期以來，中國美學史一直是一個穩步漸進的領域。但在“美學熱”鼎盛
時期，它似乎只占居一個邊緣位置。在前期，中國美學史領域以古代美學家的個案
研究為重點，從先秦到明清以至近代已全面展開。到８０年代中葉，當“美學熱”
漸漸消歇的時候，幾部重要的美學史著作相繼問世，如《中國美學史》第一卷（李
澤厚、劉綱紀，１９８４年）、《春秋前審美觀念的發展》（于民，１９８４年）
和《中國美學史大綱》（葉朗，１９８５年），等等。同時，受當時知識界關于中
西文化討論的影響，宏觀地涉及中西美學比較的文章成為一時的熱點，例如《中國
的潛美學》（蕭兵，１９８４年）、《中西美學的嬗變與美學方法論的革命》（鄧
曉芒等，１９８５年）、《中西方對自然美的發現》（王一川，１９８５年）等。
同一時期，專題論文的數量也明顯增多，甚至大大超過了基礎理論文章。
總體來說，有關中國美學史的研究尚未建立起必要的學術規范，缺少共同的問
題和傳統，在個案研究方面重復勞動的現象比較突出。與此同時，有關美學史的研
究也缺少基礎理論方面的開掘，因此尚未提出富有思想性的觀點，以使沉寂中的美
學獲得一份思想史的資源。但盡管如此，相對而言，有關中國美學史的論著大多材
料詳實，方法素樸，相對而言更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因而可以說是８０年代后期美
學界較有學術份量的一個領域。
至此，我們可以總結說，從“美的哲學”到“方法論”，再到“美學史”，美
學領域的重心不斷遷移，這似乎是一個從“思想”（意識形態）不斷向“學術”（
專業學科）回歸的過程。在新時期初葉，當美學成為人性復歸的某種注腳的時候，
它仍然是哲學的附庸。這樣，擺脫意識形態、回到專業學科，便成為美學學科發展
的必由之路。這種轉變不可避免地要使它以“沉寂”為代價。
＿＿＿＿＿＿＿＿＿＿＿＿＿＿＿＿＿
[1]高爾泰：《美是自由的象征》，載《西北師院學報》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2]高爾泰：《現代美學與自然科學》，載《當代文藝思潮》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3]高爾泰：《美的追求與人的解放》，載《當代文藝思潮》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4]高爾泰：《美的追求與人的解放》，載《當代文藝思潮》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5]高爾泰：《美的追求與人的解放》，載《當代文藝思潮》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6]高爾泰：《美的追求與人的解放》，載《當代文藝思潮》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7]李澤厚：《美學的對象和范圍》，載《美學》第三期（１９８１年）。
[8]高爾泰：《美是自由的象征》“前言”（一），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該前言寫于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初。
[9]高爾泰：《美的追求與人的解放》，載《當代文藝思潮》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10]劉曉波：《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載《深圳青年報》１９８６年１０
月３日。
[11]李澤厚：《談美》，見《李澤厚哲學美學文選》，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第４６５頁。
[12]曹俊峰：《美學研究方法的過去與未來》，載《復旦學報》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13]曹俊峰：《美學研究方法的過去與未來》，載《復旦學報》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14]章建剛：《美學：進展和趨勢》，載《哲學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９期。
[15]高爾泰：《關于文學評論的隨想－－為“社會學的評論”再辯》，載《中國》
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16]章建剛：《美學：進展和趨勢》，載《哲學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９期。
[17]見《哲學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３期為《語言和語言之外》（趙汀陽）所加的“
編者按”。
[18]劉樹元等：《一九八六年美學研究述評》，載《江海學刊》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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