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一部典型的漢奸著作
近日看完了王&君推薦的《中國近代史》(蔣廷黻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6)，雖然此書只是一個小冊子，但里面的內容卻包涵了自由主義者的很多思想，現將我的一些批判匯總如下，希望于君、于同學、于同志有所幫助。
蔣廷黻認識到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中，文化意識地濃厚和種族觀念的淡泊時極為有利而且重要的兩個因素（13）；在培養人才方面，在一些學術領域，一些政治主張上取得了一些成績，這些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但是反動是他的本質所在，這是我給他的定性。
一、首先是立場和理論錯誤導致的學術失敗
（一）九一八事變后，蔣廷黻主張和：“他對日本侵略一是不怕，認為長遠的觀點看，日本強大只是暫時的現象，時間對中國有利；二是認為九一八事變，只是日本占奪東北的地方性事件……；三是主張利用日本事變前就已流露的希望過談判方式解決東北問題的意向，與日本作交談以爭取和平。”
編者也這樣說：“其實，蔣廷黻的認識純屬書生之見。他雖是東北問題的專家，但事態的發展無情地擊滅了他把九一八事變視為地方性事件的迂腐理解。”（16）
（二）在《琦善與鴉片戰爭》中認為：“林則徐被罷黜，是林的終身大幸事，而中國國運的大不幸。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與葉名琛相等。但林去，則中國國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是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他站在什么立場上說話，完完全全的一個主和派。林的被罷黜，于林自己，于國家都是大不幸，于幸的只是那些賣國求榮的漢奸，因此與這類人同類的蔣先生自然要為他們翻案。林被奉為民族英雄就是他在挽救這種不幸，挽救民族的不幸。而蔣則把其歸結為個人名利上的是非成敗，這完全是英雄主義的歷史觀，是唯心地。我們很難想象一個被流浪至新疆的人，有何“終身大幸”可言。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果真是這樣嗎？這是位武器論者的論調那些在中國近代是史上反抗侵略成功的實例又當如何解釋呢？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取得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并最終戰勝美帝支持的蔣介石的反動政府又當作何解釋呢？
歷史是不容許假設的，如果林真的沒有被罷黜，即使他戰敗了，他依然是我們偉大的民族英雄。蔣無疑陷入了個人成敗的“烏江自刎”的漩渦。但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會減少，使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這種觀點完全是經院哲學的產物，完全是一個拙劣書生的“獨到見解”。如果損失減少，清廷更會洋洋得意，更會繼續做著“天朝上國夢”。維新之說以發生，就是因為當時中國內憂外患，所謂“窮則思變”，“革命都是被逼出來的”。所以以蔣的假設為前提，維新不會提早二十年，而是后退二十年。
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這以后，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41）“沈渭濱也承認：“當蔣廷黻在這本著作中涉及到若干全局性，宏觀性的史事分析時，表現出簡單化、片面性、牽強附會的缺點。”編者這一點看到了：“這顯然混淆了封建宗藩關系和資本主義條約制度兩種不同時代，不同性質的不平等。”
豈止是“簡單化、片面性“可以解釋的！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極端聰明的學者，他不會看不清這一點，當年美國的原始居民是怎么對待白人的，那不僅僅是平等，而且是友好，可是結果又是怎么樣呢？帝國主義之說以發動鴉片戰爭就是為了掠奪而來的，你給不給平等地位，它都不會給你平等地位的。那么蔣學者還這樣說，那就包藏著政治野心了，這個野心就是為他們的主子——帝國主義者服務。
（三）“遺憾的是被他看好的英國工黨，上臺之后絲毫沒有放棄帝國主義政策。他的研究與實際政局走向并不相符，就像他日后觀察和分析國共兩黨斗爭時看好蔣介石和國民黨而犯錯誤的一次預演。”（16）他們就不思考一下，為什么“不相符”，為什么總是“犯錯誤”，為什么總是走錯路。這沒有什么“遺憾”的，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再正確的分析方法和再豐富的材料都是虛妄的，這些學者只會在一個個帝國主義的謊言下被蒙蔽，自覺或不自覺的成為他們的“奴隸”或“御用文人”。
（四）進化史觀雖然將歷史看作一個不斷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歷史是有規律可循的。但進化史觀視文化沿革為史學研究的學問所在，以因果關系作為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對歷史的往往顯得一元化，詮釋也因之太線性化。將這一分析方法與費正清為代表的美國中國學常用的“沖擊——反應”模式的中國版，只是沒有達到范式化的程度而已。這完全是對馬克思主義史學觀的誣陷。蔣在美國所受的“新史學”教育，是“以實證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的，大家都知道，實證主義是一種錯誤的哲學思潮。馬克思主義是他的敵人。
“重在積累，不作會就章，成了他治史的習慣，重視史料的編訂，不作空頭說者，成了他的研究規則”！可惜他沒有科學的思想理論作指導，而我們現在的一些學者，理論有，史料有，方法在，可是全部都拋棄，專門迎合起反動分子的口味，愚弄起人民來，將高尚的學術事業當成了謀利的工具。
“我們這樣冗長地引證這一大段極其無聊的胡話、用阿芬那留斯的術語打扮起來的偽學者的無稽之談，讀者大概會生我們的氣吧。但是，（列寧在這里引用了一句屠格涅夫小說中的一個主人公根據歌德的四行詩改寫的一段話），——誰要了解敵人，就得深入敵巢。而阿芬那留斯的哲學雜志，對于馬克思主義者說來，是真正的敵巢。我們請求讀者暫時克制對資產階級科學小丑的正當嫌惡，去分析一下阿芬那留斯的這位弟子和同事的論據。”這是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說的話，我認為用在這里非常合適。
我們要這樣的學者干什么呢？我們培養這樣的所謂人才干什么呢？他們既不能正確的分析歷史，又不能準確的解釋當下，更不能把握未來的發展趨勢，我們難道就是為了那可憐的虛偽“獨立精神”嗎？凡是抱著這種觀點的所謂學者，都是“磚家”，是“叫獸”。
二、帝國主義的走狗
“哥倫比亞大學送走了這個”新歷史 的中國信徒，中國史學界迎來了一位新潮學者（11）——我不知道這是該喜該憂，他是帶來了新思想，他無疑也成為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言人。蔣也“對整個教會活動深感到懷疑“，甚至認為傳教是“十足的精神侵略”殊不知，他就在這種侵略的引路人，為他們指明了入侵中國的道路和方向。此書也承認：“他懷疑威爾遜而不懷疑美國政府”（7）， 因為作為一個完全西化的漢奸，美國政府才是他的真正主子，他們是美國化了所謂中國學者。蔣介石由親日轉變為親英美，他使用的御用文人自然也由留日“人才”轉變為留美“人才”，蔣廷黻被蔣介石召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在文章中介紹了當今世界上共產主義、納粹、自由主義等意識形態的沖突，認為最后勝利的一定是自由主義。他指出蘇聯與納粹德國的相似之處更值得人們主注意，斯大林傾慕德國的科技進步，納粹德國則羨慕勞動力的控制方法，編者特別指明這一點是有特殊用意的，他的潛臺詞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專政國家，是獨裁暴政，這是多么卑劣的手段！編者贊嘆道：”這些看法，道出了一個自由學派學者對意識形態沖突所持理念的自信，顯示出站在世界權力格局門檻外的旁觀者在自由議政時的灑脫和清醒。“看到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暫時低潮和自由主義的暫時勝利，這些西化的編者是多么高興呀！
一些人對美國政府退還庚子賠款余款心存感恩，說這用這批款項中國有了清華學校，我們對美國家感恩戴德。說美國在中國大教會學校等教育事業為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比如蔣廷黻就是認了美國長老會在湘潭辦的教會學校益智學堂。但請不要忘記，蔣先生就是在這里就受洗禮，成為一名基督徒的。不錯是培養了大批人才，但很多都是親美的漢奸，國民政府的對美外交政策就是這批仁人才制定的。美國這種侵略實則為更高級的文化侵略。
在注釋中編者寫道“但到上海后，林格夫人突然變卦，不再回美國而是要回湘潭繼續辦學”為什么這位蔣先生的英文和歷史老師還有回革命時期的種繼續辦學呢？因為孫中山先生的外交聲明，這是其一；其二是美國政府還要繼續他們的更加高明的文化入侵計劃。
編者也這樣寫道：“他受到當時正在美國流行的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向往美國式的自由民主，他從小學到大學都在教會學校讀書！把宗教視為健全精神生活的慰藉；他崇尚美國的生活方式，像大多美國人一樣幾乎不看純文學作品；他能講一口流利而略帶鄉音的英語，但講起國語來卻滿口濃重的湖南官話，以致后來他做駐聯合國代表時因發言常用英語而遭到時人的批評。
“他的親西方傾向沒有泯減他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關懷”，如果這種關懷是符合中國革命大潮的，我們當然贊賞，可是，蔣先生對五四運動無動于衷。對到法國去味法軍中國服役的大批華工倒是很關心，蔣“到法國戰地中國勞工營中去鼓勵士氣，這就是他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關懷？北洋政府的無能迎合加上他們這些人的“關懷”，中國成為了帝國主義的附庸和工具。
三、關于所謂的“獨立精神”
“《獨立評論》于 1932年5月22日 出版發行，它的宗旨是在第一號“引言”中說得很明確，我們叫這個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精神。它沒有黨派背景，標榜獨立精神，言論不求一律，主張用公心，事實和負責的態度平等地討論問題。”（17）
編者在前言中提到：“但是，學術與政治畢竟是兩回事。果真是這樣嗎？他們真得斷然絕無聯系，各自獨立的嗎？完全不是！學術與政治雖然不是同一會事，但兩者之間是不能斷裂開來的。
一是學術從來就沒有拋棄過政治。就拿創立《獨立評論》，號召“獨立精神”的蔣先生來說，他不也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聯大使、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為臺灣當局駐美‘大使’”嗎？沈渭濱也寫到：“蔣廷黻有過長期從政的經歷，他的歷史觀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傾向影響。那么，這樣怎么可以說：“學術與政治畢竟是兩回事呢？”
其次，政治從來就沒有拋棄過學術。在國家統治層面，對學術發展動向是有很大關注性的，說的更直白一點就是統治階級希望而且強制使包括學術在內的一切文化事業都為其服務。在政治家的個人層面，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比必在學術方面有巨大的成就，有自己的一套成系統的獨到見解。從馬克思到列寧到斯大林再到毛主席，他們都是學者型的政治家。正如編者所述：“在國民黨政府的官僚群眾，蔣廷黻以”知外交“聞名于世。這又怎么說“學術與政治畢竟是兩回事”呢？
“他們追求所謂的獨立，其實完全是虛偽的獨立。在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所謂獨立精神，其實是個人主義的繼續。這種獨立雖然能對現今政府與社會提出批評，也就是被很多“磚家”所欣賞的美國《時代周刊》對知識分子所下的定義。但決不能以為他們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說話，是為勞苦大眾服務的。他們的實質依然是維護統治階級，為既得利益者服務的。”
“其實無論是學術還是文學藝術都有其自身發展的特殊性，這一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沒有否定。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指出“在階級社會里，所謂的“絕對自由”的言論不過是一種偽善而已。在以金錢勢力為基礎的社會中，在廣大勞動者一貧如洗而一小撮過著寄生生活的資產階級社會中，不可能有實際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首先就不可能離開資產階級出版家而自由。絕對自由是資產階級的或者說無政府主義空想。生活在社會中卻要離開社會而自由，這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的作家、畫家和女演員的自由，不過是他們依賴錢袋和依賴收買和依賴豢養的一種假面具（或一種偽裝罷了）。”
“社會主義者揭露這種偽善行為，摘掉這種假招牌這種假招牌，不是為了要有非階級的文學和藝術（這只有在社會主義的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才有可能），而是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開同無產階級相聯系的寫作，去對抗偽裝自由的，事實上同資產階級相聯系的寫作。”
“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寫作隊伍中來，不是私利貪欲，也不是名譽地位，而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它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它要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經驗和生氣勃勃的工作去豐富人類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過去的經驗（從原始空想的社會主義發展而成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現在的經驗（人們當前的活動與斗爭）之間經常發生相互的作用。”（《新編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潘天強 復旦大學 2005）
簡單來說，一，他們是為錢，是不自由的；二，堅持黨性原則，創造的個人自由；三，對社會規律、自然規律的深刻把握，可使“自在之物”變成“為我之物”，由“必然王國”達到“自由王國“。在這里，學術和文藝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也就是他們所宣揚的獨立；四，這種自由獨立，是決不能僅僅停留在理念和幻想上的。個別小資產階級偶然實現也不是長久的和絕對的。唯有實行了最廣泛的社會主義革命，工人階級解放了全人類，建立了極為豐富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人類所向往的獨立自由才能真正實現，否則一切都是虛偽的、虛妄的、虛假的！
在國共斗爭中，盡管站在國民政府立場，并在聯合國中阻撓和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但他至死都不愿加入國民黨，還經常批評當局和政治策略失當和政治腐敗。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因為蔣完全是被美國大學培養出來的按照美國式的標準的“知識分子“。
這正如今天一些學者所做的事情一樣。他們拿著國家的公費留學款，接受著西化的思想，完全代表帝國主義的利益。一面站在人民大學的課堂上，拿著共和國人民的血汗錢，一面又接受外國所謂的基金會的支持，背地里盡做些挖中國墻角的事，把中國最核心的機密與精神統統賣給了帝國主義者。請看他們的洋洋自夸：“三年前，筆者與復旦歷史系若干同仁通過余子道教授的聯絡，也曾接受哥大中國口述歷史學部委托，做過中國現代史上的幾個課題，如《日偽時期上海的“跑羊幫”》等。采取的方法是請當事者座談，同步錄音，然后根據錄音整理成中文并作該專題的中文歷史報告（有如座談會綜述）。完成后即將座談會錄音帶，音帶的中文整理手稿即綜述報告都交給了哥大“中國口述歷史學部”。（這是多么慷慨的學術支持呀！）1996年，筆者參加在廣東召開的“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見到吳相湘教授時，吳老先生希望復旦歷史系繼續參與這項由意義的工作。（是呀！是多么有意義的賣國工作呀！）
他們以為中國和中國人民服務為恥，他們以為美國和帝國主義者服務為榮。世紀人文系列叢書編委主任及其其他委員，你們到底隱藏著怎樣的禍心，這樣的賣國賊都可以成為世紀人文中的一員，中國當真無人了嗎！你們在出版說明中說：“欲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先培育培育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們深知現代中國出版人的職責所在，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文化脊梁。”多么冠冕堂皇的文字招牌呀！還要做“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文化脊梁”，不要這樣辛苦了，我可愛的大師們、大博士們、大專家們，你們這一代“文化脊梁”就把中國整成這樣了，你們還想把中國人民引向何處，難道非得讓我們吃了“轉基因主糧”，滅了中華民族的種，你們這“一代代中國文化人的脊梁”才開心啊！（哎呀，忘記了，就是這樣的！因為只有這樣，他們的美國主子才能開心，他們才有好日子過呀！）
（四）編者的反動本質
“如果對當代中國史學近20年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顧，就會驚訝地發現，我們在致力于蔣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重復蔣廷黻早在60年前建構的話語系統，乃使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那么對他和他的著作給予重視，進行研究，其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44）
是這樣的。他們打破新中國的一切話語系統，全面的回歸西方，和蔣站在同樣的立場上，用一樣的研究方法，自然是在“重復”。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學界為什么“集體失語”，最大的根結就在這里。他們打著學習西方的幌子，實則干著消解中國共產黨政權合法性的勾當。
不僅對中國史學界，對中國整個學術界而言，我們要創造我們自己的學術理論體系，絕不能再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了！我們必須構建起我們自己的架構術語，那么向經典學習就成為一門必修的課程了，同時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和方法論指導自己的學術實踐，我們中國必將能在世界學術領域獨樹一幟，獨領風騷！
“這份簡歷說明，蔣廷黻已從一般意義的書生從政變成了真正的棄學從政，從一名大學教授，自由主義學者，成為了國民黨政府的官僚，國家機器的一個部件。這一蛻變，且不說使他再也難以重溫《獨立評論》時代自由議政的舊夢，即使想重返大學教席，重操史學舊業，也屬奢望了。”（27）
這些觀點就是在兜售他們的學術與政治水火不容的觀點，這是極端錯誤的。他們以一些政治上的丑惡和一些獨裁者的罪惡，就否定了一切政治，殊不知“政也，正也！”的從高理想，就不知社會主義政治為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使命。編者的這段論述完全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以個人的喜好為判斷標準，這又是極端錯誤的。
蔣也說：“我對政治的態度是很正常的。我認為政治并不是專為金錢和榮耀，對我說，政治只是一種工作，我認為它和教書一樣的清高。”這些低劣的編者根本就沒深入了解蔣先生，而是以自己厚黑的心理去臆斷蔣的想法，這是多么的可悲。蔣的政治境界不高就今這些人不解，而像毛主席這樣的政治家他們就更加參悟不透了。讓他們來編書，是對蔣的不公。
“他（蔣先生）主張知識分子投身政治，他甚至批評知識分子鄙視政治還當“磨平了為學與從政的職業界限，并且在角色定位上，隱隱然當起社會良知的責任”，編者從蔣的經歷中得出這個結論，可是在分析總結時又免不了主觀臆斷，亂說一氣了！什么學術與政治畢竟是兩回事呀！不知道蔣看到了這樣評價他的話會有什么感觸。
最后，這些低級的編者大聲悲吟：“那末，學者從政，其幸乎？不幸乎？”你們就在書房里自憐哀嘆去吧！心懷天下的知識分子，早就從毛主席的號召去與勞動人民打成一片，去努力創造那個“應當如此的時代”了。
編者在批評蔣將中國外交只分了“剿夷與扶夷”的錯誤時，自己也同樣犯了嚴重錯誤：“林則徐的主戰，是對手用武力強加給中后的反侵略表現，徐、葉的反入城是在條約簽訂后以民情不允為名的違約行動；林則徐的”民心可用“是用于反侵略，徐、葉的利用民心是用于違約的盲目排外以達到道光帝“小屈必有大伸”的虛驕目的。
“可以說，無論主張好人政府的胡適，還是主張開明獨裁的蔣廷黻：追求自由，民主和發治，是他們的共同思想路向。這就是自由主義者既不同于激進派，又有別于保守派的本質所在。”（22）在這里編者提到“激進派”，這種激進派是不是指革命派、左派，是不是指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呢？如果是，那么編者的水平真是超一流地差了。首先當時的中國如不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其他什么經濟建設，平均分配，自由民主都是幻想，不明白這一點就不能把握近代中國的大勢，其次編者說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是自由主義者不同于激進派的本質所在，者真是天大的謊言，中國共產黨人就是在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正是要實現全人類的自由民主。
這本書歸結起來就是：
1. 對待反抗侵略的默許甚至是贊同
2. 對待人民群眾是鄙視的態度，不相信民心
3. 編者、筆者都是漢奸
4. 對共產主義思想的無知與偏見
5. 全盤西化
6. 將歷史成敗歸結為領袖人物，英雄人物創造歷史的觀點
7. 在涉及外交時，蔣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
8. 在涉及內政時，蔣站在統治階級、官僚集團的立場，跟蔣介石并無二異！
同伊
20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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