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毛澤東傳》的感想
最近讀完了文獻出版社出的《毛澤東傳》第一部，對毛澤東如何在中國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對比懸殊，在黨內長期處在主張難以被承認的條件下，堅持實事求是，深入調查，審時度勢，堅持真理，團結同志并最終通過解放戰爭打垮了反動力量，有了點粗淺認識。
毛澤東從小接觸的是儒家經典，上第一師范讀的是文史，還是儒家經典為主。毛澤東沒有出過國，既沒見過“民主”，也沒學過“科學”，與當時大批留學法國和蘇聯的知識分子相比，似乎不該對以“無產階級革命”為主要性質的中國革命在理解方面有什么優勢。當然，現在說毛澤東只讀資治通鑒不讀現代著作完全是污蔑。毛澤東讀了大量西方當時包括馬列主義的主要政治學、經濟學、哲學、軍事著作，幾乎沒有什么遺漏。而且大量閱讀都是為指導革命時閱讀的，雖說不上是“帶著問題學”、“急用先學”，也確實是有目的的進行閱讀的。而且他還總結出：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
毛澤東讀現代書主要是延安時期。為了總結歷史教訓，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期對革命戰爭、哲學、思想方法等各方面進行了研究。為了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讀了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根據莫文驊回憶，毛澤東甚至為此組織了學習小組。讀了日本寫的關于外線作戰的各類著作。最有意思的是，遵義會議期間，凱豐批評毛澤東打仗只靠兩本書，一本是三國演義，一本是孫子兵法。毛澤東當時就說，三國演義讀過，孫子兵法還真沒讀過。毛澤東讀孫子兵法是到延安以后。而這時他已經領導過四次反圍剿、四渡赤水和長征中后期的主要戰役，打勝的比打敗的多。
很可笑的是，今天的所謂博士教授們，論述起毛澤東的經歷和習慣時，似乎比當事人還在行。斯諾是毛澤東延安時期的老朋友，經常見毛澤東。他在《西行漫記》里寫道：“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黨的黨史。又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基本新哲學書來給他，于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讀書的范圍不僅限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
1937年中央從保安遷至延安，毛澤東又不分晝夜讀了很多馬克思主義哲學書籍。包括希羅克夫、愛森堡的《辯證唯物論教程》、米丁主編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有些書的批注就上萬字。
同時我們會發現，無論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以及《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直接指導當時政治、軍事、文化的著作，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將馬列主義與中國當時要解決的問題結合起來，都是為了解決問題寫的。
都說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是偉大的。偉大到哪里了？偉大到這是唯一一部“造反者”的軍事理論。是研究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在反抗強大的壓迫者的軍事理論和軍事藝術。這樣理論來自哪里？來自實踐，來自井岡山、長征和抗戰的具體實踐。此前毛澤東沒有讀過孫子兵法，更沒讀過戰爭論。就算毛澤東讀了，這些書也沒有如何打贏每次都是十倍以上敵人的戰略戰術。從1927年毛澤東領導農民暴動到1947年政治軍事上優于蔣介石的20年中，中國革命力量始終比反革命力量小得多。不從具體實踐出發，不從解決具體問題出發，無論政治還是軍事都打不贏的。毛澤東思想，來自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
與毛澤東相比，現在的所謂專家們讀書才真是讀到狗肚子里了。讀西方人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優勢剝奪其他國家財富、干涉和控制其他國家政治、毒害其他國家思想的理論，想從中能找到中國這樣一類被剝奪、被干涉、被毒害民族的戰略戰術來，那叫奇了怪了。張嘴閉嘴都是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的狗屁“定理”，還套用到中國具體問題上，想起來都惡心！
那么，一個沒有讀過那么多馬列主義和西方典籍的毛澤東，怎么會始終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呢？貧道以為取決于兩點。一是毛澤東青年時期大量閱讀了中國古代典籍，對中國歷史運行的過程和規律比較清晰的把握后，產生了準確的歷史感。二是他從小就對剝削和壓迫反感，使他產生了推翻剝削制度推翻剝削階級的沖動，他把大眾利益始終放在第一位，建立為大眾服務的思想是很多人難以達到的。第三，他接觸了馬克思主義這種為被剝削階級指明道路的理論，從中把握了一句話，就是他后來說的，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當然，毛澤東個人天才的洞察力和良好的親和力是他最終能夠領導中國革命成功的保障。但這是學不來的。
前幾天貧道寫了點關于知識分子的文字。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中國用得比較寬泛，泛指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這個概念與中國古代“文士”概念接近。于是貧道一罵知識分子很多網友不滿意。從中國概念說，貧道也只好背著知識分子這個臭名聲。
但是，西方的知識分子更多的是指“公共知識分子”，就是在泛指的知識分子中，那些在公共社會中的公共事務或重大問題方面，為公眾而思考，面向公眾的發言的那部分群體。并不是每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屬于知識分子。同時，中國的所謂士，更多的也是一種“理想人物”。無論孔孟，論述“士”的時候更多的是用“不”來限定。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孟子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這些論述表明孔孟眼里不是所有身份為士的人就是士，如果“不弘毅”、如果“懷居”、如果“失義離道”者，就不屬于士。因此，中國的所謂知識分子，也是指那些為大多數人的最根本利益伸張的人。不是讀了幾本臭書就以為自己具備了公眾代言人的資格。
同時我們應該很注意孟子這句話：“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這句話引自《梁惠王章句上》，原文為：“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意思的補充。也就是說，孟子認為，一般老百姓是受經濟地位制約的，只有他們有了自己的財產才能有恒心，成為不去“放僻邪侈”，不一心“為己”，不去犯罪受刑的人。只有士是不受這個規律制約的，士有沒有自己的財產，都能夠遵循自己的道德理念行事。
這就很有意思了。也就是中國傳統思想就認為，士，或者公共知識分子是唯一不完全從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出發來對待世界的。他們“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唯有他們“志于道”（孔子）、“尚志”，其他群體都受經濟政治地位制約而顯示這種經濟政治地位的價值觀。這樣一說，士和知識分子就很“偉大”了。
貧道是這樣理解的：知識分子是讀過歷史，了解歷史的人。歷史感只能從知識分子中產生。所謂歷史感就是把超脫個人利益的“道”或者“公共利益”作為價值判斷第一位的東西。這種價值觀只能從了解和把握社會發展史的人中產生。“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不屬于歷史感。
今天所謂弘揚孔孟之道，無非是為了統治安穩點而已。并沒人去講貧道說的這個道理。
毛澤東是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是孟子眼里最符合“士”標準的人。無論窮達都將老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為公眾長遠利益考慮，這才使毛澤東成就為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并成功完成自己的使命。
今天很多人崇拜毛澤東，恐怕搞清楚這一條才會有幫助。沒有毛澤東的價值觀，繼承毛澤東未竟的事業就無從談起。因為“任重而道遠”，“不可不弘毅”。
讀《毛澤東傳》還有一個感受是，對待內部矛盾要有胸懷，對待歷史評判要非常慎重。
毛澤東從中共六屆四中全會（1932年）后失去中央蘇區領導地位的，嚴格來講，毛澤東成為共產黨的真正組織上的領袖是在1938年初，而最終全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是六屆七中全會，也就是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前夕。
1937年12月王明從蘇聯回來，代表共產國際對中共進行抗日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這個指示以一切經過抗日統一戰線為原則，根本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但十二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一做報告，竟然很多人對此前毛澤東制定的既聯合又斗爭的策略進行檢討，做“自我批評”。換句話說，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后的努力竟然頃刻瓦解。連毛澤東在會上也不得不進行辯白。這時王明已經能夠挾天子以令諸侯，對黨內實施影響。幸虧毛澤東在1938年3月派任弼時到共產國際回報了中國革命和抗戰實際情況，9月回來后傳達了“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的指示，并通過六中全會，才在組織上得以保證。
但是，自1932年到抗戰開始，關于這段時期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或者說叫左傾冒險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思想并沒有在黨內進行澄清。所以，毛澤東自1938年開始就著手解決這個思想路線問題。毛澤東通過寫出一系列著作，并通過長達兩年多的延安整風，才基本糾正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到1945年黨的七大上，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使1932-1935年共產黨路線錯誤有個結論。也就是說，共產黨從路線上發生偏差的問題，發生在1932-1935年3年時間。但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作出結論花了10年。不總結這個時期的失誤甚至失敗是不行的，因為這樣既對歷史無法交代，也不能教育全黨。但總結是非常慎重的。這個決議經過1934年到1935年血的教訓，1935年到1936年勉強保存共產黨力量，再到1936年到1937年中央一系列總結歷史教訓的會議，加上六中全會和延安整風，一直到1944年底全黨思想基本統一了，問題基本沉淀了，毛澤東才著手解決這個問題。在一系列文件和著作早已對錯誤路線時期進行從理論到人事上的清理后，毛澤東在1945年春天對胡喬木起草，張聞天多次修改的稿子上又修改7次。還說：“我們現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搞了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但是中央委員幾十對眼睛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經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這樣一個重大文件并不是在七大上通過的，而是在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為什么呢？毛澤東說：歷史上的錯誤是個社會現象，因為那時黨在政治上還不成熟，犯錯誤的同時是因為不自覺。現在大家都覺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使用大會這個武器，識別要扯兩三個星期，轉移了中心目標。
包括一些歷史事實，甚至在黨其他文件都提到的結論，如左傾錯誤造成“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的文字，都沒有出現在《決議》上。毛澤東還專門解釋說：“這些不說，我看至多是缺點；說得過分，說得不對，卻會造成錯誤”。
雖然王明博古領導時期，毛澤東從來沒有支持過左傾冒險主義、宗派主義的意見，而且他的反對意見是一直堅持表述給中央的。也可以說，談不上毛澤東在這個時期有什么錯誤。但毛澤東還是在大會上說：“《決議》把許多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我是錯誤缺點沒有掛上。不是我沒有而是沒有掛，為了黨的利益沒有寫上。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規，我即使到七十歲，相信也會逾規的”。
從《毛澤東傳》上可以看到，如果毛澤東自己犯錯，都是承認的。土城戰斗是毛澤東提議紅軍總部決定的。土城打得不好，毛澤東10天后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檢討，并說要吸取這一仗教訓，今后力戒之。
從解放后看，只要是毛澤東自己提出的，最后出了錯，無論具體實施的是誰，或者是否執行偏差，毛澤東都習慣把主要錯誤公開說成自己的，讓其他同志避免受沖擊。
性情中人也，毛澤東還有點俠氣。
比較起來，1981年的《歷史問題決議》是不是有點倉促，是不是沒有在塵埃落定的時候就試圖做總結，包括“崩潰的邊緣”是否符合實際情況，都是值得商榷的。比比六屆七中全會的那個《決議》，確實有“說得過分，說得不對，卻會造成錯誤”的問題。
現在中國各種矛盾崩得很緊，各種理論又都是放空炮。讀點歷史，恐怕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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