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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美〕戴維•羅特科普夫著，王林燕　譯，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0-4-1，I S B N ： 9787544247061，定價：￥38.00

本書的主角都是萬里挑一之人，是從60億全球人口中挑出的6000人。這些人管理著我們的政府，經營著跨國大公司，操控著國際經濟、媒體、宗教，以及一些處于陰影下的領域，如恐怖組織。這6000人是全球精英，并且引領著當下社會的發展。

今天的超級精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權力和財富，他們的全球化速度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團體。但是，正如批評家指出，全球超級精英成員內部的同質程度遠遠大于他們與一國同胞之間的同質度。他們控制著全球化的世界。他們是否應該為日益加劇的全球經濟和社會不平等埋單？在達沃斯會議或在41000英尺高空中的私人飛機內召開的國際性會議的背后，發生了什么？密謀還是合作？處理交易還是閑談放縱？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崛起對傳統的世界觀將產生怎樣的沖擊？全球超級精英的活動范圍已經超出了一國法律的限制，誰將對這群人加以約束？

通過大量的獨家訪談和報道，《超級精英》一書不僅回答了上述種種疑問，還將為讀者揭示更多的內幕。超級精英群體的行為雖然一直都在影響著普通民眾的生活，但普通民眾對其卻知之甚少，本書為讀者打開了超級精英這扇神秘的大門。　　

作者簡介

現任美國加藤羅特科普夫國際咨詢有限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美國外交政策、經濟戰略、國際商業咨詢。在克林頓執政期間，他是美國聯邦政府商務部副部長，主管國際貿易政策。卸任后，羅特科普夫于1996年加入了基辛格顧問公司，擔任總經理。

作為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研究員，羅特科普夫已著有《主宰世局——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內幕和美國權力架構》一書。

序

導言　權力精英登場

第一章　萬里挑一：直擊超級精英

第二章　假如其他情況都不同：不平等，反沖，新秩序

第三章　歷史的教訓：精英的起落

第四章　跨國時代：當金融和商業變成一切的中心

第五章　全球主義者對民族主義者：新世紀的政治斷層

第六章　不對稱的時代：巨頭的衰落和影子武士的崛起

第七章　信息超級精英：思想的權力

第八章　怎樣成為一名超級精英：杜撰、現實和成功的精神病理學

第九章　超級精英的未來及其對世人的影響

評論摘編

羅特科普夫以生動精湛的筆調寫下《超級精英》，精確呈現全球最具權勢、財富與名聲的一群人物之間的關聯、互動。作者充分闡釋了這些關聯如何發揮作用，影響全球經濟與政治的形態，改變人類未來的體制與政治。

——霍馬茨，美國副國務卿，著有《自由的代價》

全球精英的陣容日益壯大，已經產生深遠的影響。當他們推動國際合作計劃時，可以作出卓越貢獻；當他們的利益與本國民眾發生沖突時，也會導致問題發生。羅特科普夫的《超級精英》以專家手法剖析了這些問題，所有關注國際經濟與全球體系演進的人，都應該開卷一讀。　　

——薩默斯，哈佛大學第27任校長，美國第71任財政部部長

網友評論

令人清醒思考的棒喝

改革開放為我們展現了精彩紛呈的世界，我們曾為之歡呼雀躍。而30年后的今天，當我們真的冷靜地面對現實，我們又能有多少把握說——我們真的了解了世界。此書所寫是以作者親身經歷融合他所了解的世界情況，為我們展現的是絕大多數人不曾了解的世界頂尖階層，原來是這樣一批人（6000人），以這樣的一種形式（小型會議、私人飛機），決定了60億人的生活。作者的游歷和結交廣泛，就其書中所提到的那些世界級名人就足以使此書增光，而在他筆下所描寫出的故事，更令人回味。

嚴格地講，這不是一本經濟學類的圖書，而是一本對當今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時政類”圖書。因作者曾身居“超級精英”之中，因此從經濟、政治、社會的角度提出了一個事實——在當今的國際事務中，有一批起著十分重要的交流、協調、緩沖、促進作用的人士，他們或是一些大國、重要國家的政要，或是跨國集團的CEO，或是宗教、精神領袖。在世界日益向國際化邁進的過程中，這些人不斷在國際經濟和國際政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達沃斯年會，博鰲論壇都是這類國際交流活動的重要場合與環節。在此書中，作者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和重視的觀點，如：認為全球化進程中的馬太效應，一些弊端造成富國更富、窮國更窮；以智利為樣本，分析所謂的精英社會“權力不平等，財富不平等”，國家和個人都存在財富差距加大的趨勢；在全球化進程中，目前存在著全球主義者對民族主義者兩個派別，這個話題（或這個矛盾）在影響著當今世界局勢的發展，發達國家在利用他們稱之為全球化的過程再次掠奪發展中的國家，如資源，因而出現對抗。這些觀點雖然是一家之言，也被某些人評論為“陰謀論”，但作者對當今國際社會的現狀、矛盾的分析和闡述，以及對“超級精英”們的分析、介紹，令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清紛繁的世界經濟、政治局勢，保持清醒的頭腦，更清醒地認識中國，了解世界，少一點夜郎自大和井底觀天。

鳥有很多種，鷹，鸚，鶯等

乍一看推薦語，把我嚇一跳，原來我們這60后面+八個0的龐大數量的人的生活，就掌握在區區6000人手里。趕緊買來看一下，別人家主導了我的生活，我還以為自己是自己的上帝。

拿到手里厚厚的一本，396頁。辛苦了我的眼睛兩天，終于讀完。砸吧砸吧嘴，咽一口唾沫，清一下嗓子，說兩句兒。

全書歸結起來就是掌握權力的“群”對大眾生活的深刻影響，注意，是深刻影響。精英們，而且是超級精英們，及這些超級精英們組成的各種集團，管理著政府，經營著跨國公司，操控著國際經濟、媒體、宗教，真是他們咳嗽一聲，我們這兒就得下雨。

鳥也分益鳥跟害鳥。有些精英干著些見不得人的勾當，也是要被拉下馬的。這個集團成員的不斷變動就意味著他所掌控或者影響的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書的序言開頭引用了一位法國劇作家的話：上帝與每個人同在。是的，老天爺是有眼的。在這個力爭上游的社會，精英的積極作用當然我們無話可說；少數壞鳥的惡劣影響也有老天收拾他。普羅大眾要做的就是，過好自己的生活，允許并督促自己向好鳥的行列前進。

精英不可怕，他們也不是神，只是一群主動或者被動胸懷天下的人。

精英就是鷹吧，眼光犀利，快狠準。

世界的財富、權力對比恐怕早已超過“80/20”定律了，

全球20%的人擁有的財富我猜已經超過世界財富的80%了，比爾蓋茨這種“黑天鵝”對于比例的貢獻功不可沒。

那么權力更是如此，世界上100%的權力基本就掌握在不到1%的人手中。

正如本書所說，6000人操控60億人的世界，比例高達10萬倍！！！

除了震驚還能說什么呢？

另：作者寫得很有趣，從小小的達沃斯寫起，這里隨處可以見到總統、總理、經濟學家、明星，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超級精英。

6000比60億，這個數字太驚醒了。

或許我們每一個人都沒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是誰在掌控、運作世界？估計有人看到這里，會跳出來反駁，說這是陰謀論！

真的是陰謀論嗎，未必。既然有一家之主，一國之君；既然每個機構組織都有領導班子，那么作為占領地球的人類，肯定也有那么一小撮人，是最有影響力，最有話語權的。

我相信有這么一撥人的存在，這比有些人堅信外星人存在更靠譜吧？

這本書吧這一小撮人量化了——6000人。他們是誰呢？是有名有姓的頭頭腦腦，國家領袖、全球企業總裁、石油巨頭、金融大鱷、恐怖分子、宗教領袖？

很期待看到書的內容，相信會有理有據，因為作者是周游在這6000人中的準精英。

姑且讓我們來見證是誰在掌控我們的地球？是誰的一個決定影響歷史車輪的軌跡？是誰的一句話改變千千萬萬平民的生活？

導言　權力精英登場

在米爾斯的年代，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斗爭處于高潮，當時社會主義思想在美國學術界非常時髦，因為社會主義是沖擊現有制度最直接的方法，對精英階層的研究不僅僅是社會科學的迫切需要，對了解社會運行更是必不可少的；是檢驗馬克思主義核心思想--階級的關鍵。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開宗明義地講道：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于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斗爭，而每一次斗爭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

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的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仆、行會師傅、幫工、學徒、農奴，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

米爾斯生活的美國社會認為自身與蘇聯的差異在于，美國否定階級斗爭觀念，聲稱自己已經找到了解決階級斗爭的辦法：憑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美國就能通向無階級社會。當然，米爾斯環顧周圍，他并沒有看到無階級社會。雖然他沒有明確地說，但米爾斯對美國精英分子的研究確實帶有經典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意味：少數家族控制了大部分財富，少數公司掌握了生產資料，少數政治與軍事領袖掌握了權力，他們這些人彼此之間互相聯結，他們的關系不拘一格，有時甚至非比尋常，通常都有助于他們擴大權力、確保地位，但卻導致社會更加不平等。

總之，米爾斯對20世紀中葉美國精英的研究，實際上是針對世界當時進退兩難的嚴重困境，探索問題核心的動態變化。當時的人們面臨兩難選擇--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要求一切服從國家的意志，聲稱國家是為人民謀福利的管家，而資本主義認為個人的意志是社會福利的核心推動力。

現在，達沃斯的精英們似乎代表一種新的緊張關系，或者更確切地說，在原有的緊張關系上新加一重。離米爾斯的時代已有半個世紀之久，達沃斯精英現在代表的緊張關系是：雖然民族-國家作為全球治理的基本單位的老觀念歷經400年不衰，但國家已無法應對各種跨國界的需求，而且跨國權力中心也不斷宣傳國際主義者或超國家主義者的主張，因此國家的影響力和地位都每況愈下。

國際主義對民族主義，全球主義對地區主義。戰斗的焦點是重新分配，但分配的不是財富，而是主權和權力。當米爾斯注意到“貫穿中歐和亞洲心臟地區分界線的每一邊，都有一個不斷擴大的經濟、軍事和政治結構的連鎖”時，他實際上已經看到了這種動態發展的端倪，盡管當時還是冷戰時代。也許正是通過這種觀察，米爾斯暗示了冷戰的迫切形勢已經推動了東西方兩大對立陣營內部的全球化勢力--聯盟、貿易、基礎設施的連接和機構的聯系。

即使今天的精英不同于米爾斯所研究的精英，但他提出的幾個核心問題依然存在。冷戰結束以后，許多人都認為有關社會形態的論辯已經結束，但事實并非如此。我們還沒有達到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歷史的終結”--西方自由國家對于政府和經濟生活的觀念是治理社會的最佳途徑的思想共識。最明顯的反例出現在一個問題上，這個問題也是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核心分歧--財富公平分配的問題。2007年達沃斯會議爭議的焦點轉到高管薪酬上，美國首席執行官的平均工資比一般員工的平均工資高出350倍到400倍是否公平。其他與會者努力探討全球窮苦民眾的困境，這個場景看似有些諷刺，因為滿屋子的全球富人在考慮每天生活費不到2美元的30多億人的命運。社會差距越拉越大，一些人認為全?化是雙速的--給一些人提供加速的福利，而告訴另一些人等著，等著全球化給他們的兒子輩和孫子輩提供福利。

當然，全球精英和其他人之間的沖突并不是精英集團引人注目的唯一理由。如果有人要了解權力、爭取權力或者反對權力，了解誰坐在社會秩序之巔是必不可少的。發現我們中間誰最成功和最有權勢，他們的生活和我們的有多么不同，也是極為有趣的。莎士比亞筆下那位被圍困的理查二世①并不全是因為絕望才說：“天哪，讓我們坐下來講講國王們死亡的悲慘故事。”我們總是特別喜歡聽國王們的故事。歷史本身就是講那些頂尖人物的故事--他們失去最多、獲得最多、權力最大、魅力最大。

精英是時代的主人，也是時代的縮影。他們告知世人如何受到尊重，如何取得成功，如何得到和使用權力。他們也反映出世人如何面對位處頂層的人，什么樣的缺點我們能忍受，什么樣的缺點我們認為不可接受。精英顯示出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社會，在整個歷史中，我們創造了精心編織的神話，以證明精英建立或主導的制度的正當性，并且維系這些制度。過去一千年來，權力從神祇與地主階層手中釋放出來，功績制度大行其道，如韋伯的新教倫理思想和霍雷肖•阿爾杰的白手起家小說。達沃斯的參與者對我們的時代有何看法？認為今天的時代和過去的時代有何不同？對今后可能發生什么變化有何看法？他們擁有什么樣的神話？他們如何看待世人？

第一章　萬里挑一：直擊超級精英23

萬里挑一之人

盡管從定義上看，他們非比尋常，但人人都熟知我們中間的杰出人物。

幾乎在人類的每一個領域，天才和成就的水平并不是平穩、小量地提升。例如，在體育運動中，技能的水平更像原子中的量子水平，代表運動員的能力將呈現巨大的、幾何級數的跳躍。一般的業余運動員和一流的業余運動員之間的差距是很大的，例如，那些愛好周末打網球的人和大學校隊里的網球選手之間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一流的業余運動員和一般的職業運動員之間的差距也是很大的。一般的職業運動員和常年參加頂級賽事的運動員之間的差距那就更大了。最為驚人的是，在任何運動中，前10名和前20名運動員之間都有巨大差距，而在一代人之中，只有幾個出類拔萃的運動員能名垂青史。在數以百萬計的執著付出、才華橫溢而又滿懷熱情的運動員中，只有幾個天賦異稟的運動員能脫穎而出，如邁克爾•喬丹和球王貝利。這種模式可以從體育領域擴展到人類其他領域，從藝術到文學，再到政治或商業，都是一樣的發展模式。托爾斯泰和狄更斯、羅斯柴爾德①和洛克菲勒、毛澤東和曼德拉，這些人決定了所處的事業領域和時代發展的方向。他們受人仿效，被人敬仰，常常成為變革世界的推動者和催化劑。在每一個時代，每一個領域中，都有幾個人站在各行各業的巔峰--有的聲名在外，有的隱身幕后--統治著周圍的世界。

市場通過個人收入的機制反映和增強社會的量子結構。例如，世界上參與體育運動的人不計其數，只有幾千人能夠以體育運動謀生。芝加哥大學的兩位教授斯蒂芬•卡普蘭和喬舒亞•勞通過分析美國職業棒球運動員、職業橄欖球運動員和職業籃球運動員的薪水，發現了驚人的懸殊：1995年，有1259名運動員的年收入超過50萬美元，其中37名運動員年收入超過500萬美元（與其產生的新聞效應相比，這個數目實在小之又小）。即使考慮了過去10年影響每個領?頂層收入的通脹，差距仍然非常大，而且一直延續到今天。到2004年為止，收入水平在50萬美元以上的運動員增加到了2000多人，而收入超過500萬美元的運動員也才369人。當你意識到這些運動員是從無數才華橫溢的人中間挑出來的，就能體會到369是多小的一個數字。位于頂層上的每一個精英，都稱得上是萬里挑一，甚至挑選比例還要更低。的確，有些頂級運動員會憑借技術之外的某些素質出名，如外形亮麗，穿衣服好看等。但是，像羅杰•費德勒或泰格•伍茲這類偉大的運動員，具有超人的技術，能比其他人更好地主宰某項運動，更吸引觀眾目光。他們理應獲得天文數字般的收入。

名聲和收入的高度集中在其他行業頂層也很常見，收入水平最能體現這一點。當然，也不是每個行業都是這樣。事實上，現代社會的一個嚴重弊病體現在：最優秀的教師、醫生和其他對人類知識進步作出貢獻的人并沒有像某些行業的頂層人士那樣，獲得應有的收入和獎勵。

然而，在那些收入報酬能直接反映個人價值的領域內，少數人超過大多數人，甚至更少的人從少數人中異軍突起的模式重復出現。1981年，芝加哥大學教授舍溫•羅森以此為主題寫了一篇重要的論文，題為《超級精英明星經濟學》。他在論文中說：“某些經濟活動允許個人酬勞和市場規模過分集中在一小群參加者手中。”由于科技進步提高了超級精英明星的透明度，強化了他們利用自身優勢的能力，這種趨勢也愈演愈烈。

美國前財政部長和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這樣解釋這種趨勢：“比如說在75年前，如果你是世界上最優秀的鋼琴演奏家，而我也是一位不錯的鋼琴演奏家，我們每年賺的錢大致相同，因為我們得到的報酬僅僅來源于在一流的音樂廳進行演奏。在任何城市，任何時節，我們都有一定的渠道、空間和市場需求來發展各自的演奏事業。時值今日，鋼琴演奏家的主要收入是通過錄制賺來的。如果我是唱片公司，我會給誰投資簽約、制作和銷售？排名第一的鋼琴家還是排名第十五的鋼琴家？如果你是消費者，為什么不買由最好的鋼琴家演奏錄制的好光碟呢？最重要的是，科技幫助超級精英明星將演奏表現得比過去更好。這對理財專家和其他因掌握過人的技術與特質而享有聲名的人也是一樣。”例如，據一位經濟學家觀察，花旗銀行以2000萬美元的年薪聘請薩默斯的前任、美國前財政部長鮑勃•魯賓加入花旗，因為聘請他能提高投資人的熱情，進而帶動花旗股價上漲，或者他能輕易地通過兩三筆交易讓花旗銀行連本帶利都賺回來。

社會的公平性以及不平等現象日益嚴重的問題暫且不論。顯而易見的是，同樣的模式在許多領域都出現了，一小部分超級精英成功者在報酬方面遠遠超出常人。

然而就本書的寫作宗旨來看，注意力應該集中在能夠體現出國際影響力的集團上，而不是放在某個特定領域的財富或成就，國際影響力才是決定超級精英的關鍵因素。西伯利亞楚科奇自治區前區長和英國切爾西足球俱樂部老板羅曼•阿布拉莫維奇就是這些精英之一。83歲的比吉特•勞辛，憑借丈夫遺留的瑞典利樂拉伐包裝公司，擁有110億美元的家產，但在瑞士過著平靜的生活，也許不算是精英。哥倫比亞搖滾歌星夏奇拉是精英，但只有少數幾位世界級明?才能算是精英。穆克什•安巴尼--印度信實工業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和世界上最富的人之一 --當然是精英。他的億萬富翁兄弟安尼爾•安巴尼也是。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前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阿根廷前總統梅內姆和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曾經是這個集團的成員，但現在已經不再是了。但是，某些已卸任的政治領導人，像李光耀、克林頓和基辛格，由于他們仍然具有一定的國際影響力，當然屬于超級精英。切麗•布萊爾是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的妻子，曾經事業有成，也許能算是超級精英中的一員，但是現在，由于布萊爾不再是首相，切麗也不再是超級精英成員了。數百名中國人現在還不是超級精英的成員，但不久以后肯定會是。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出現在超級精英的名單上。

超級精英中的每一個人都是萬里挑一。在全球60億人之中，大概只有6000位精英。你可以在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里找到他們。有些很容易找：活躍于國際舞臺的政府領導人，那些在政治、經濟、資源方面很有影響力的人；幾十個有能力越過國界發動武力戰爭的軍事領導人；全球2000多家頂級公司的總裁和大股東；全球約1000名億萬富翁中的大多數；互聯網天才；中國的民營企業家；阿拉伯酋長；華爾街、倫敦，以及其他金融中心的大亨；極具影響力的藝術家、科學家、學者和作家，全世界的宗教領袖。

這些人的鮮明特點是權力，持續性的、能影響到數百萬人甚至是數億人的權力，這種權力并不局限于某個國家，還跨越國界。他們創造就業機會，推動市場發展，發動侵略戰爭，點燃群眾熱情，或者改變別人固有的信仰。你一看見這些人就知道他們與眾不同，不僅是因為他們在某雜志上占據排名的前100，而是因為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內占據偶像級的地位。

他們是憑自己的才能、努力、機遇，或三者兼備而獲得巨大影響的少數?。他們的權力有些是和自己的財富有關，有些是和畢生經營的政治或宗教勢力有關。最常見的還是和他們各自扮演的職業角色有關，諸如擔任首席執行官、首席投資官，或者軍隊參謀長。只要是處于適當的位置和適當的時機，權力常常是水到渠成。有時候，權力并非來自某些性格優勢，而是來自性格的缺點：冷酷無情，對某個信念的狂熱或貪婪。

不難預見，假設在沒有得到國會批準的情況下就能發動戰爭，美國總統有改變世界幾百萬或幾億人的生命的權力。其他國家的元首也一樣，他們的決定也許會直接影響到他國的貿易、聯盟、沖?，或者間接地造成難民潮或環境變化。某些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制定的外交政策和指揮的軍事行動具有世界范圍的影響力，因此也有相似的權力。有一段時間，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行長是超級精英的重要成員，但是隨著國際貨幣流通種類的縮減，這些人在精英名單上出現的數目也相應減少了。同樣地，一些重要的非政府組織能夠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爭端，具有一定的國際影響力，則其領導人也能列入超級精英。梵蒂岡教皇是10億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也應列入超級精英。

除了一些顯而易見的成員以外，這個精英集團還包括一些比較隱蔽?成員。他們中間有些人隱藏在幕后，另一些人開始嶄露頭角。這些人包括恐怖組織的領導人和有組織的黑幫老大，從香港的三合會首領到俄羅斯的黑幫老大。那些控制著世界范圍內的毒品、軍火、偽劣商品、人口買賣等非法交易的不知名的罪犯是陰影下的“精英”。

第二章　假如其他情況都不同：不平等，反沖，新秩序

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國家俱樂部

當我們驅車穿過智利的大街，去參加薩默斯過去在哈佛大學的一位同事、智利的財政部長安德烈斯•貝拉斯科的晚宴時，薩默斯的觀點仍然縈繞在我的腦海中。在智利，人們很難不受社會階層的明顯分化的影響。這里有窮人、工人階級，有相當富裕、正在創造智利經濟“奇跡”的受過教育的人。此外，商業界頂層還有少數從這個奇跡中獲取巨大的、不成比例的酬勞的人。事實上，盡管取得了很大進步，智利還是像其他的發展中國家那樣，由一小撮精英家族和個人統治國家，如俄羅斯寡頭、韓國財閥、菲律賓和東南亞等國家的重要家族企業。一位來自特權階層的智利朋友有一次這么對我形容智利：“不像是一個國家，更像是一個俱樂部。”俱樂部只包括少數幾個大家族：安杰利尼、馬特、皮涅拉、盧克希奇、塞奇、克拉羅、愛德華茲，等等。據我的朋友說：“這是智利的核心，要做出點成績，你需要圈中有人支持你。”

他的話雖然過于簡單，但卻有一定道理。這些家族各自控制了一些重要行業--木材、航空、銀行、海運或媒體，以及相關配套產品和服務。有的家族是億萬富翁，如阿納克萊托•安杰利尼、埃利奧多羅•馬特、塞瓦斯蒂安•皮涅拉。幾乎所有的家族在政治上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比如皮涅拉，智利最大的航空公司--智利航空的老板，是上屆選舉中智利右派的總統候選人。他瀟灑英俊、信心十足、能說會道、激情洋溢，講話時唯一的缺點就是只愛聽自己的聲音。作為國家最富的人之一和反對社會主義政府的主要聲音之一，他在選舉中表現出眾，是智利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大勢力。聽皮涅拉講話，人們很難會懷疑他的真誠，他真心幫助智利發展的愿望和他主張的做法。

智利的精英團體也是一個大都會化的團體。和團體中任何一個人談話，你都能感覺到對方是一個學識淵博、知書達理、思想開通的全球商業領袖。2007年年初，我在智利最大的私有銀行--智利銀行董事長安德羅尼科•盧克希奇的辦公室里，談起他積極投資亞洲市場的活動。他的銀行剛在越南設立了幾家辦事處，在巴基斯坦完成了一個大的投資項目，而盧克希奇本人也在北京購買了一套公寓。這樣，他能夠“切身體會中國人和中國”。他的觀點很清楚：“在世界上一大批快速發展的市場中，亞洲是發展最快的市場。”他說：“我想進軍亞洲市場。我認為，除非我們和中國及亞洲其他國家建立密切的關系，開展積極的貿易，否則智利很難會有競爭力。亞洲市場就是我們的未來。”和國內的其他人一樣，盧克希奇懂得需要做什么才能幫助智利。盧克希奇極具前瞻性和創造性，經常與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和她的領導班子討論政策問題和重要問題，常常鼓吹自己和商界同仁認為的，會使國家更具全球競爭力的政策，從改進教育到轉變阻礙投資的官僚作風。他也參加各種國際會議，包括世界經濟論壇拉丁美洲商業高峰會，并于2007年擔任了會議的聯合主席。和世界各地的商業領袖一樣，盧克希奇在和華爾街或其他全球市場的關系中游刃有余，輕松自在。這個團體沒有一點鄉土味，絲毫都不落伍，不像二三十年前大多數拉丁美洲的商業巨子那樣。

訪問盧克希奇后不久，我和智利另一位商界領袖，同樣是靠經營銀行業致富的阿爾巴羅•塞奇共度了一個下午。我們約在他的豪宅會面。他的豪宅坐落在安第斯山一條又長又彎的山麓的頂上，從那可以俯瞰圣地亞哥城市全景。汽車拐進大門，開上車道，迎面而來的是一個羅馬式庭院，院內充滿干凈的線條，非常精致，富有美感。塞奇也是一個有思想的人，非常關心智利的未來，對教育問題特別感興趣。他想為智利建造一所新的大學，一所能通過教育幫助智利培養新的領導人以便在世界上更具競爭力的大學。“我們不能自滿，”他說，“為了解決我們的問題，繼續發展，保持領先，我們必須鞭策自己前進。”

盡管他的豪宅遠離城市骯臟的街道，他承認本國存在很多問題，想利用他的財富找到解決的辦法。和盧克希奇一樣，他也利用國際商業領袖組織來更好地了解全球化的觀點，擴展自己的關系網。比如，塞奇是50人集團的一名積極成員，50人集團是西半球最重要的一個商業領袖組織，每年聚會一次，一般在華盛頓舉行，但是最近也到中國和圣地亞哥這些地方舉行。

是的，智利的精英們在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在某些情況下，也采取一些具體措施解決國家長期存在的不平等問題。但是，和這些精英們的談話常常會包括一些更為復雜的意外話題。在和智利一家主要木材企業的高層領導人談話時，我能察覺到他對現狀的滿意和支持。他的公司統治了市場，當被問到智利是否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吸引外國投資時，這位首席執行官遲疑了。“是的，投資是好事。”他慢條斯理地說，但是他的話和他選擇用詞時的停頓暗示他的本意恰恰相反。不難想見，他對來自跨國公司的競爭充滿防備。直到現在，智利重要的經濟部門仍由兩三家公司把持，這些公司多半是典型的地方企業或者和地方利益緊密聯系的企業。企業家的創業活動受到明顯制約。中小企業取得很大成功的故事寥寥無幾。智利已經得到很大的發展，并實現了現代化，但是社會和結構性的現狀仍然沒有得到顯著的改善，像那位木材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這樣的精英就樂于接受這樣的現狀。在很多方面，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有其歷史淵源，不平等現象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時代，不僅是在智利，而且在整個拉丁美洲都有這類問題。那些本可以促進平等的重要資源卻主要為精英們所有，因此這些不平等現象始終存在，如教育，只被少數人享有，因而導致不平等更加惡化。

但是，在和智利一些很有影響的商業領袖討論時，只要談起分配不平等這些歷史性問題，大多數人都愛用芝加哥幫的觀點作答。海運巨頭、南美船運公司的老板和智利最有名的葡萄園圣麗塔的主人里卡多•克拉羅在皮諾切特執政時期支持正統的經濟改革。他才智過人，熱情好學，處世練達，在國際精英圈子里非常活躍，在國外非常有名氣。但是，從他和智利商界的許多人的談話中可以發現，不管是直接的還是暗示的，都反映了上世紀80年代經濟藥方中特別提煉的版本：“把它交給市場。要耐心。減少那些創造就業職位的人的稅收。”他們堅信25年前提出的滴漏原理，甚至無視層出不窮的反面例子。正如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所寫的，滴漏理論“無論是從經濟學理論或者實際案例的角度來看，都無法立足”。

第三章　歷史的教訓：精英的起落93

從瓦納克斯們到強盜大亨：精英們的興衰

每一個時代都有精英，在精英興衰的歷史中，除了政治、軍事和經濟權力一貫集中在少數人的手里之外，至少還有以下三大主題在重復發生。

大規模的歷史劇變，包括戰爭、技術變革、社會革命，會推動社會的統治結構和價值觀的變化。希羅多德②說：“戰爭是萬物之父。”在?個歷史上，沒有什么現象能像戰爭那樣，使精英結構產生變化，雖然在重大的技術變革和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也可能伴隨著戰爭，也產生了精英結構的變化。因為發動戰爭不單是為了改換統治秩序。在很多情況下，這樣的劇變所造成的變化完全出乎預期，在意料之外。比如，在古希臘，軍事創新意外地讓重裝步兵，一個新的農民戰士階層崛起，他們開始要求更大的權力。當他們的叛亂失敗時，他們就支持顛覆舊秩序的專制統治者。在中國，明朝晚期的皇帝不能保護他們的子民免受來自北方的騷亂和襲擊，結果直接導致了明朝的覆滅和滿清家族統治下的一個新的精英階的崛起。與此相似，美國內戰則是國內傳統農業和先進工業之間內部斗爭的結果，內戰改變了美國的經濟和社會面貌，推翻了奴隸制，開創了欣欣向榮的工業時代，原先分散的州經濟體被新的全國性經濟模式取代，商業領導階層抓住了這個機會，迅速地發財致富。

有限的或脆弱的體制規范引發了政治和經濟的“創造性破壞”。歷史提出的難題之一是：能激發創造性和創業精神的條件也能招致胡作非為、不平等、不公平，最終引發社會動蕩。然而，強加了太多規則來維持秩序的社會將扼殺創造性。比如，最強大的希臘城邦斯巴達由于整個社會實行軍事化管理，導致異議和創造性均被打壓。斯巴達千方百計控制奴隸的人口數量，使其難以適應地中海東部不斷變化的政治和經濟形勢，只能眼睜睜看著馬其頓國王腓力統一了希臘。中國在15世紀初就在勘探和開發領域取得世界領先的成就，但是，由于民族主義和認為本國從外面的世界學不到什么東西的思想，中國限制國人開展海上航行和對外貿易，導致國力呈螺旋形地下滑。與此同時，一些很有實力的大國卻沒有受到類似的限制，國力蒸蒸日上，在日后與明朝的爭奪中，這些國家占據了優勢地位。內戰后的美國，華盛頓政府很少管制快速發展的工業，盡管一團亂麻似的州立條例常常造成混亂。但有的家族，如范德比爾特家族和卡內基家族，以此為機會而不是阻礙，抓住了時機。亨利•基辛格用來描述自己欽佩的政治家的話同樣也適用于這些企業家：“有從混亂的局勢中認清本質的力量，能從中找到開創新局面的資源。”

精英們的手伸得過長，會引起其他階層的反感，通常會由另一群精英打著“代表廣大人民”的旗號群起攻之。精英們在不斷地積聚權力的過程中，常會走得太遠，激發競爭對手挑戰他們的權威或者激起大眾的不滿情緒。這樣一來，精英們必須作出讓步，以便重新取得合法性，恢復權力均勢，保持昌盛。否則，就有可能要冒形勢突變和無力回天的風險。古希臘的寡頭統治者互相展開激烈的競爭，引起部族的沖突，疏遠了平民。結果，大多數人民站在專制統治者一邊，后者以和平換得權力。雅典各域邦的領導人害怕獨裁者上臺，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建立起民主政體，以預防社會沖突。由于明朝統治者越來越妄自尊大，越來越不關心人民的需要，于是他們開放門戶--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給清朝統治者，盡管后者是外族人，但是比明朝統治者更積極地回應人民。

在19世紀的美國，情況也是一樣：商業領域出現了依靠殘酷剝削致富的“強盜大亨”，他們炫耀財富，漠視普通工人需要的做法引起了公眾的憤怒，美國人民黨①改革派也借此推動立法，通過一系列的反托拉斯法和州際商業法律，遏制了這些企業家們的擴張。在上述情況下，支持改革的那些人多半也是精英集團的成員。從希臘的梭倫②、克利斯梯尼③和伯里克利④到中國清朝的康熙，再到20世紀早期美國的老羅斯福，這些人都是以精英的身份挺身而出的。而民眾似乎也樂意接受精英的領導，只有當那些掌權的人被證明無能、無力、對自己應承擔的義務無動于衷時，民眾才會要求改朝換代。

上述主題中的每一個都與今天有關。戰爭和技術導致的變化都能體現時代的特征。不論你將沖突歸結為不同文明之間的矛盾，貧富差距，后冷戰時期秩序的重組，或是全球化時代的出現，顯而易見的一點是，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不完善的時代，舊的權力結構依然存在。在網絡時代，大部分的既有體制依然是等級分明。國家權力正在衰退，公司和恐怖組織等重要的跨國組織越來越頻繁地跨越國界活動或在信息領域中活躍。雖然歷史、金錢、地方政治權力和武裝力量仍然非常重要，但全球精英們正在操縱一個法律、風俗和傳統政府都還沒有跟上的世界。就像19世紀的美國，靠殘酷剝削致富的強盜資本家們，在立法者與規范者尚未察覺正在發生的事并有機會作出反應以前，就認識到并利用了州際通商的機會，今日的全球化精英正在舊世界的邊緣工作，規劃著下一個時代的特點。就像美國19世紀的資本家那樣，他們收獲了驚人的回報，也受到了許多人的怨恨。因此，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如果當下的時代在許多重要的方面就像過去的那些時代，那未來將會如何發展？即使新生事物層出不窮，但弄清當代的精英和過去的精英有什么本質不同是重要的。我提出的3個歷史個案研究--古希臘、17世紀的中國和鍍金時代的美國，也許能給大家提供幾個線索。

第四章　跨國時代：當金融和商業變成一切的中心

超級精英內部的企業群體

當《權力精英》在1956年出版時，作者賴特•米爾斯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精英群體上。所以，他必須分清精英們的社會地位和財富來源。因而書中的各章便取名為“社會名流”、“富裕階層”等。有的內容則集中在精英權力的本質，因此使用“首席執行官”、“企業富豪”、“軍閥”、“軍人統治”和“政治高層”等標題。他強調了這些集團之間的交叉情況，以及當美國（或更早時期的歐洲）的歷史規范發生變化時，這些集團也會受到影響。

在寫到“企業富豪”時，米爾斯注意到了一種變化：“在過去的私有體制中依靠繼承得來的財富和權力，今日的企業富豪應有盡有。”換言之，他承認20世紀中期的美國已經發展到以商業為中心的體系，不論是財富體系，還是階級體系。工業革命的后果變得越來越明顯。令米爾斯驚訝的是，公司所有人將大部分權力轉移至首席執行官手上。他表達了很多受到馬克思影響的觀點，他問：“難道那些舊日的剝奪者現在不是在被這些拿薪酬的經理們剝奪嗎？”就像二戰后的美國一樣，米爾斯對社會秩序的改變印象深刻，在這個秩序里，公司擔任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國家的重心不再是小企業、中產階級，以及更早期的擁有并耕種土地的人們。

米爾斯在分析了每個精英群體之后，都會總結性地討論社會內部權力如何平衡，以及關于這種平衡的已有理論需要如何修改。

美國人堅持認為，政府是一種自動機器，在各種利益相互競爭，達到平衡的過程中受到規范。政治形象是經濟狀況的反映：兩者都是通過多方利益的推和拉實現平衡，各方利益只受法律和非道德層面的約束。

自我平衡的觀念在18世紀的經濟學術語中得到了最深刻的闡釋：市場是至高無上的，在小企業家神奇的經濟中沒有專制主義。政治領域也一樣：權力的分割和制衡盛行，因此沒有專制主義的機會。“不采用權力制衡的民族，”約翰•亞當斯寫道，“就只能采用專制主義，沒有別的選擇。”

顯然，米爾斯認為平衡已經消失，小演員已經被行動一致、合伙消滅了平衡的大演員所替代。他感嘆道，采取重大決策不再經過公開的辯論。（看到美國決定發動伊拉克戰爭，卻不經過國會宣戰或者任何真正的全民討論之后，就不難理解這一點。）當他提到，作為國家的“樞軸和穩定器”，中產階級已經越來越衰弱時，在這個時代-- 一個除中國和印度以外的世界各地的中產階級已經萎縮了幾十年的時代，我們又聽到了令人不安的回聲。

正是憑借這種回聲，讓米爾斯的大作至今都值得一讀，米爾斯的觀察最驚人的一點是，不僅提出了社會運行中存在的重要問題，同時還擺脫了時代的局限性。他不僅描寫了國家現狀，還描述了由一個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劃時代的?變結果，以及導致轉變的經濟、社會、技術和政治因素。真的，他是在估量那次重大動蕩的后果對精英結構造成的根本影響。

50年后的今天，由于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另一場劃時代的改革正在進行。全球資金和信息瞬間可得，運輸時間和成本有了顯著下降。這使得全球企業成為可能，同時也把信息傳遞給了不同的人群，將他們連接在一起。全球品牌成為塑造全球文化的關鍵要素，而像可口可樂、微軟、IBM、通用電氣、諾基亞、豐田和英特爾等公司都已從他們建立多年的全球化意識中獲得大約300多億美元的豐厚利潤。其次，對于大多?的大公司來說，增長速度最快的市場都在國外，發達國家的公司設在中國和印度，而中國和印度的優秀企業則進入了美國和歐洲。在這種發展趨勢下，大公司需要建立一致的規章和標準，使他們不必為滿足個別國家的需要而生產并負擔高昂的成本。與此同時，商業的全球化也導致了政府的變化，企業的流動性，迅速有效地影響任何一個地區的能力，日益增加的資源，都為他們帶來了米爾斯難以想象的優勢。米爾斯那個時代的大公司有許多都是扎根在一個國家，遵照一套規則行事。此外，新時代的開始不僅把重心從世界上最富有強大的國家精英那里轉移到跨國界的全?精英手里，而且它還提出了哪類權力集團更重要，權力集團之間的關系自米爾斯的時代以來有了怎樣的變化等問題。

關于這種權力轉變的本質，華盛頓最近的一次名流聚會讓我們得以一探究竟，雖然場合有些奇怪，在這種場合中人們通常是聊天和吃橡皮似的雞肉。這就是大西洋理事會一年一次的餐會。大西洋理事會是一個智庫①，長期以來致力于維護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心，即跨大西洋國家關系。參加這次餐會的500名貴賓都是商界、政界和軍界領導人，他們要為3名現任和前任的超級精英成員舉杯慶賀。這3位成員是：史蒂夫•施瓦茨曼，他由于私募股權的強勢勁頭而成?華爾街當月之星并榮獲商業領袖獎；詹姆斯•瓊斯將軍，曾任歐洲聯合部隊最高司令兼美國前海軍陸戰隊司令，榮獲軍事成就獎；阿倫•格林斯潘，這位金字塔的頂層人物，超級精英中的超級精英成員榮獲公共服務獎。格林斯潘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服務了20年，一直是全球金融市場中高深莫測的大長老，即使退休了，他仍能以巧妙的措施影響市場。

為頒獎典禮開場致辭的是美國前任國務卿鮑威爾，他受到了全場來賓的熱烈歡迎，3位獲獎人坐在椅子上，與過去的獲獎者、曾兩度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將軍進行互動問答。斯考克羅夫特在向獲獎者提問時幽默而睿智。他先問格林斯潘。問題是關于大西洋聯盟對格林斯潘在美聯儲的工作的影響，格林斯潘的回答非常深刻，他從地緣政治和全球經濟兩方面入手，對冷戰結束的重要意義進行了探討。他說，當柏林墻倒塌，顯露中央計劃經濟的災難和徹底失敗時，應該醒悟的不僅是那些直接參與冷戰的各方。格林斯潘認為蘇聯和共產主義的垮臺不僅讓直接受影響的國家得到展現的機會，如寡頭的崛起，而且也讓其他發展中國家明白一點，即現在只有一條道路：接受政治經濟理念75年來試驗的結果和參與全球市場。冷戰結束這個關鍵性時刻帶來的最深遠的影響是讓全球經濟中新進入的10億工人和消費者擁抱我們的觀點。格林斯潘以深刻的信念談到這個前景，即使在這個復雜的世界里，這種非凡的“理念的權力”仍然能夠駕馭一切。

格林斯潘的觀點和施瓦茨曼的觀點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后者的觀點更集中和務實。這位黑石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認為美國實施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正在使自己失去競爭力，因為該法案要求更加詳細地披露和監督公司的財務。他說，一些公司董事會現在1/3的時間要花在處理法律問題上，這導致美國的商業領袖們無法把精力集中在應該做的事情上，即如何為股東們創造更多的價值。他還說，這些規定造成的結果是喪失了90%的首次公開發行股，因為想上?的公司都到政策寬松的國外市場去上市。他催促美國政府不要過度干涉市場，否則市場就會流向別的國家。施瓦茨曼還說，對于美國政府無法理解為何法律會傷害本國企業的競爭力，發展迅速的私募股權公司其實是一種“資本主義回應”。

雖然講話沒有格林斯潘那種歷史性的遠見，施瓦茨曼談到了當今時代覺醒的另一個重要結果，這種意義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對米爾斯的意義，南北戰爭的結束對“強盜大亨”的意義，或者是與世界隔絕的決策對明朝的意義。跨國公司不再受單一國家的束縛，它們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獲得了一種?的超越國家和政府的權力，而國家和政府卻受國界的限制。公司已經創造了一種新的市場，讓各國政府在市場中為吸引投資而競爭，從根本上削弱了某些廣為人知、強大而且歷史悠久的主權基礎。《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談到了自己和英特爾首席執行官克雷格•巴雷特的一次交談：“巴雷特有一段話令人驚嘆，‘就算不雇用一個美國人，英特爾今天照樣能興旺發達。這不是我們的愿望，不是我們的想法，而是我們能夠做到的。’他的意思就是，跨國公司現在凌駕于國家之上，脫離了自己的根據地。英特爾可以在南加利福尼亞州翱翔，在美國翱翔，在?界可能發展的任何地方翱翔，沒有總部。”

以全球最大的10家公司為例：沃爾瑪、埃克森美孚、殼牌、英國石油、通用汽車、雪佛龍、戴姆勒-克萊斯勒、豐田、福特、康菲石油。除了有4家是來自100多年前標準石油公司分割出的“七姐妹”，2006年，這10大企業約有60%的收入來自海外的公司，59%的員工是從國外雇用的。這種國際化也進入了公司的董事會，平均每5個董事中有一個是來自其他國家。事實上，對于位列標準普爾500指數的美國最大的500家上市公司來說，2007年是分水嶺：500強公司?國際市場賺的錢首次超過了國內市場。而在5年前，也就是2002年，海外收入才占35%。這種趨勢已經變得那么明顯，連投資銀行也在為投資人制造組合方案，以安全的方式投資跨國經營的美國企業。高盛在2007年就推出了這樣的投資組合，涵蓋了34家美國大公司，其營業收入的2/3來自國際市場。用股票升值的行話說，這一組合在2007年第一季度以二比一的優勢超越大盤。

從公司的規模來看，今日的美國企業已遠遠超過米爾斯那個時代。當時大約有30家年營業收入超過10億美元的公司獨占鰲頭。2007年，《財富》全球500強中排名最后?公司，加拿大一家叫龐巴迪的交通運輸設備公司的年收入是149億美元，總資產超過180億美元。《福布斯》全球2000強涵蓋57個國家，其中排名最后的公司年收入為4000萬美元。（這2000家公司的總資產估計超過100萬億美元）。事實上，按我的公司的估計，有1000多家公司被我們稱為發展中的跨國公司，它們的銷售額超過10億美元，它們遍布世界上的發展中市場。我們遴選超級精英成員的標準之一是：世界最大的2000家公司。這就意味著有上千家收入在10億美元以上的公司無法列入名單。還有另一種方式能讓我們體會到現在年收入10億美元是多么少。全球最富裕的62位億萬富翁（這個數字是20世紀50年代后期，米爾斯那個年代，擁有10億美元的美國公司數量的兩倍）的資產回報率如果僅為10%，他們的年收入為10多億美元（大多數的資產回報率高于10%）。這全是通脹的結果嗎？不是。如果將通脹的因素考慮進來，1956年的10億美元到今天大約是70億美元。但是，這個70億美元的公司在2007年的《財富》500強里僅排第三百三十三位。顯然，推動因素是經濟增長和公司并購。

事實上，與今天的權力精英相關的數字很可能使米爾斯的腦袋爆炸。畢竟，1956年時的美國，GDP是4380億美元，比現在沃爾瑪或埃克森美孚的年收入多不了多少。當時聯邦政府的支出在700億美元左右，在今天，這個數目由世界上最富的幾個富人個人就能提供。今天，我們用萬億為單位衡量權力。世界上最大的2000家公司擁有100多萬億美元的資產。美國1萬家共同基金控制了10萬億美元（這意味著平均每家10億美元）。世界上1萬家對沖基金控制了2萬億美元。世界上數百家私募股權公司控制了2萬億美元的購買力（4000億美元資產加上可得到的抵押品）。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控制的外匯儲備超過了1萬億美元。這些超過萬億美元的資金全部由少數集團控制，這代表了權力的空前集中。在企?精英中，由幾千人組成的集團實際控制的金額也許超過100萬億美元，占全球總資產的2/3。

第五章　全球主義者對民族主義者：新世紀的政治斷層

權力真空

總統獨斷專行和國會消極怠工的模式不僅在歷史上屢見不鮮，而且還與導致權力集中在美國少數幾個人手里的模式相呼應，深刻地影響到美國的全球作用。

舉例來說，美國政治結構里的最高職務實際上并不是總統，而是選民。但是，作為公民，選民如果不去了解和仔細考慮擺在自己面前的選擇的責任，就相當于放棄了權力。大約有40%的美國選民在2004年總統選舉中漫不經心，近60%的選民在兩年后的中期選舉中沒有參加投票。根據2007年皮尤調查中心對美國人了解時事知識的調查，許多美國人根本不把他們的公民責任當一回事。甚至只有2/3的美國人知道美國副總統的名字；認識歌星碧昂絲•諾里斯的美國人是認識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哈里•雷德的人的4倍；認識印第安納波利斯小馬隊四分衛佩頓•曼寧的美國人是認識國防部長蓋茨的人的3倍。伊拉克戰爭占據媒體報道頭版頭條的位置已經好幾年了，只有半數美國人知道伊拉克戰爭的原因是宗教暴力，不到1/3的人知道伊拉克的遜尼派和什葉派是發生沖突的主要派別。不到1/3的美國人知道俄羅斯總統的名字。根據《經濟學家》上刊載的一項加拿大政府的調查顯示，只有大約1/3的美國人擁有護照，這說明他們缺乏“監督”全球時代強權的準備。只有微薄的知識基礎，或無知的選民要么是更容易被人操縱，要么就選擇放棄投票，從而讓總統的權力毫無障礙。

選民對大多數國際問題沒有興趣，給了華盛頓的決策人一種錯覺，認為他們只要在一個小小的專家團的范圍里就能進行他們的國際決策。這相當于廢除選民的作用。大約有1/3的美國國會議員和大約2/3的議員助手沒有護照。這說明甚至決策集團里的全職工作人員似乎已經選擇放棄全力塑造美國的國際角色，或者說他們持有錯誤的觀念，認為他們不用離開美國就能夠對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進行建設性的判斷。在1976年至2006年之間，當選的5位美國總統中有4位沒有制定和執行重要國際政策的經驗。至于他們對重大國際行動的后果的反思不夠充分，或者沒有從這些行動中吸取歷史教訓或者缺少對地區事務的了解，是否也不足為奇了呢？正如一位著名的政治顧問曾對我說的那樣：“美國人傾向于根據他們相信的而不是知道的情況做出行動，他們喜歡沖動的領導人。”

進入因國會無作為產生的真空的是那些能影響這些問題的人。顯然，這是一個高度集中的、擁有全球利益的人以及能夠通過其他方式獲得權力和影響力的人的集團。

這個集團--我上一本書《管理世界》的主題--就是華盛頓的國際政策集團。這是一個小而緊密的，由有影響的人組成的集團，他們中的許多人互相了解，并且大多數人曾經共事過。服務于高級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領域的集團和集團中間影響最大的人不超過幾百個。這些人大部分在幾所知名學府就讀或執教（舉幾個例子：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和弗蘭克•卡路西在普林斯頓大學是室友；亨利•基辛格和杰米•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哈佛大學是競爭對手；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的父親曾給康多莉扎•賴斯講授國際事務課）。這個集團的成員通常都屬于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和其他能將他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集團，他們常常在好幾屆政府中合作。此外，由于他們占據了美國的高級決策職位，他們是極少數幾個能和各國的外交精英建立最大聯系的人，這反過來又提高了他們在華盛頓的地位。

競選總統候選人需要有高級顧問團隊，顧問團隊不僅能提供建議，而且能作為顯示候選人在國際事務方面的能力的“證明人”。顯然，最佳的證明人是那些曾經重權在握的人。那些人最有可能重操舊業。如《管理世界》一書中指出的那樣，進入那些集團的最佳方法是成為集團內的一名成員。因而產生了一個相互之間聯系緊密的決策人集團，權力高度集中在一個小圈子里面。

這種權力超出了行政部門。我們也看到了像高盛那樣的企業在美國政府高層中的影響，但是旋轉門現象值得再次強調，即允許決策人離開大型企業去政府工作，公職卸任后又回到那些公司工作。這就是金融界保持其影響的一個方法。美國近年來的每個財長先后都在金融界擔任高級職位也就一點都不奇怪：約翰•斯諾擔任塞爾貝盧斯對沖基金主席；保羅•奧尼爾擔任黑石公司顧問；勞倫斯•薩默斯在D.E.Shaw基金集團擔任高層職位；羅伯特•魯賓在花旗集團任職；尼古拉斯•布雷迪在自己創辦的公司達弼海外投資集團任職。事實上，政府高層職位是謀求華爾街、國防工業或企業界等其他領域高薪酬的職位的便捷途徑。雖然有人會認為這實屬平常，這些人離開政府以后必須在某個地方工作，但這也無法抹去一個重要的事實：擁有大批前任官員的華爾街大機構和公司對政府的決策工作具有不相稱的影響。

我們只需看幾個例子就能感覺到不同權力集團精英之間的關系以及這種關系產生的影響。在寫作本書的時候，高盛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包括高盛公司前任首席執行官、小布什政府的外國情報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弗里德曼，范妮梅金融公司前任負責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高級顧問詹姆斯•約翰遜。在高盛公司內部，我們發現了很多的前任政府高級官員，包括前副國務卿鮑勃•霍爾馬特、前財政部副部長約翰•羅格斯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前任行長杰拉德•科里根。

其他的大公司也一樣。摩根士丹利的董事會有白宮辦公廳前主任厄斯金•鮑爾斯，國家經濟委員會前主席勞拉•泰森，證券交易委員會前首席會計師唐納德•尼古拉森。花旗銀行的董事會有中央情報局前局長約翰•道奇和前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雷曼兄弟的董事會有進出口銀行前行長約翰•美康伯和前海軍少將馬沙•約翰遜•伊萬斯。令人印象最為深刻、聘用前政府官員最多的是美國國際集團，包括前國防部長威廉•科恩、前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馬丁•菲爾德斯坦、前任貿易代表卡拉•希爾斯、前任駐聯合國大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證券交易委員會前首席會計師邁克爾•薩頓，和前“能源沙皇”弗蘭克•扎布。

當然，名單不限于美國，和重要金融機構有聯系的國際領導人的名單也很長。英國前首相約翰•梅杰離開首相府以后加入了凱雷投資集團，秘魯前總理佩德羅•巴勃羅•庫琴斯基加入了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2006年，我在達沃斯主持一個歡迎巴基斯坦總理阿齊茲的小組會，他在綠廳和我們閑談時提到了他在花旗銀行工作的經歷對他進入政壇有很大幫助。

這些人在政府和公司之間的旋轉門進進出出，即使他們為避免利益沖突盡了最大努力，人們還是可以看到這樣兩個聯合體的世界觀正在相互融合。美國決策機構的上層是一個小集團，該集團的許多成員在政府任職前后都會在國際化和高薪酬的商業組織里工作。所以，少數幾個全球大公司的議事日程能和美國政府高層的政見產生共鳴。這也填補了由于美國公眾和一些當選議員的無知而造成的權力真空中的一部分，導致的結果是立法過于偏向金融機構。在本書寫作時，有項政策爭議很大，私募股權公司設法說服了國會把公司的“附帶收益”看作“資本收益”而不是“普通收入”，造成巨額的稅收減免（從45%直降到15%）。許多人，就連沃倫•巴菲特等金融界的領袖，都把這看成極大的不公平，反對派已經發起攻擊。

由于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和權力都很大，因此美國金融界的旋轉門現象能產生全球性的影響。這個集團廣泛地進行政策安排，如開放邊界，放松管制，降低稅收。該集團還贊成債務重整，對壞債進行緊急援助，如20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后美國實施的“布雷迪計劃”①；1994年年末到1995年的墨西哥“龍舌蘭危機”②期間，美國進行干預以避免墨西哥發生金融災難。在許多方面，這并不是集團之間的相互影響，而是因為只有一個集團，它的某個成員從這一項工作轉到另一項工作。這個集團的成員熟悉全球局勢，受過良好的教育，消息靈通，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是成功的。毫不奇怪，他們提倡的許多東西是好的，值得貫徹。但是，制度中的平衡手段在哪里？許多人會受到這些決策的影響，如納稅人必須為一些緊急援助買單，填補因私募股權公司里的富有投資商減免稅款造成的財政窟窿，民主的監督又在哪里？難以想象，由一個既不懂金融業也不懂全球局勢的國會發揮監督者的作用會是怎樣的情形。顯然，依賴這個由金融精英集團提供大部分高級決策人員的行政部門更不可靠。

某一天下午，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他離白宮僅兩個街區的辦公室里對我說：“現在，議員同商界人士、技術人員對全球經濟管理的認識的差距如大西洋一樣大。換句話說，你見過幾個議員對世界運作的了解能比得上跨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所以說，這些國家的政府都面臨一個問題--全球經濟運作如此復雜，政府如何管理這些你不懂的東西？如果政府做不到，商界介入是很自然的。這是否就是原本所設想的，是否符合每個人的最佳利益，有待大家深入思考。”

第六章　不對稱的時代：巨頭的衰落和影子武士的崛起

綠色不只是軍衣的顏色

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任期結束以后，吉姆•瓊斯將軍常常直言批評美國在伊拉克的一些政策，并拒絕了擔任副國務卿和其他司令部職務的邀請。相反，他進了私營部門，被美國商會請去領導一個重要能源政策項目，還加入了做醫療產品的英維康公司的董事會。在這方面，他和許多軍界同行有同有異。很多人退役后會繼續擔任企業高管。的確，許多人踏進了旋轉門，進入國防工業。盡管許多人斷言，由于制定了規范潛在利益沖突的立法，旋轉門的現象已經比過去減少了。

從公司的角度來看，哪個公司會不愿聘請最熟悉這個領域并且經驗豐富的人呢？美國第十三大國防承包商--科學應用國際公司的一位高管說：“有誰能比托尼•茲尼更了解地面部隊的需要，并為我們出謀劃策呢？”另一位高級國防承包商說：“人們經常談起影子政府，我可以告訴你們，那是真的。在每一個領域，我們公司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都極為深厚。”

這是一種微妙的平衡。軍事領導人離開部隊以后，需要掙錢維持生活。他們不應該因選擇另一種方式為國家服務而受到懲罰--他們的國家也不應該浪費國家在他們身上投資并培養的專業知識或經驗。既然如此，軍事領導人的人際關系網輕易就能轉到軍事-工業聯合體的自利交易中，這種交易--在過去，在世界各國--已經導致開支過度、時間拖延、系統缺失和明目張膽的腐敗。類似情況出現在國際社會上，已經對在外交政策里起重要作用的軍火銷售產生影響，導致某些象征性的交易受到格外的重視，有時候這些交易對相關國家也許并不是最佳選擇，但卻能滿足國防工?部門的利益。例如，2007年美國開始和沙特阿拉伯商談一筆200億美元、長達10年的軍火交易，作為制衡伊朗在波斯灣勢力的一種手段。雖然這項計劃在本書寫作時仍然在國會審核階段，但是在這筆交易中，沙特想買，美國軍火制造商想賣，但是以色列等其他國家卻對交易中的精備武器提出異議，因為以色列人把它看成是美國給沙特人一種新的威脅性的作戰能力。

在軍方、企業和政府之間尋找平衡的挑戰中有一項核心制度，這項制度在前面已經提到，長期以來，該制度混淆了國防工業中政府部門和企業之間的界限。拿太平洋司令部的5任司令官來說，現任司令的前任托馬斯•法戈海軍上將是一位精悍的潛艇軍官（法戈是位標準的潛艇軍官，斯科特•格倫在電影《獵殺紅色十月》中扮演的巴特•曼庫索上尉就是以當時的潛艇司令法戈作為角色的原型）。當法戈從海軍退役時，他成為特雷克斯公司的總裁，洛埃艾公司?賽格系統公司的董事長，還加入了夏威夷控股公司和夏威夷電器工業公司的董事會。太平洋司令部的總部就設在夏威夷瓦胡島上。

法戈的前任丹尼斯•布萊爾退役后加入頗有影響力的國防分析研究所并擔任所長，還加入了兩家國防承包公司--擴展數據輸出（首席執行官）公司和泰科國際公司董事會。然而不幸的是，有人發現該所撰寫了關于F22“猛禽”噴氣式戰斗機工程的發展前景的政府報告，而且首席執行官公司恰好是為F22制造零部件的承包商，有人因此指責布萊爾沒有做好利益回避。其實在品行上，布萊爾一直潔身自好，了解內?的觀察家認為布萊爾的問題出在對各方形勢缺少足夠的認識，但是這種局面的出現正說明了軍方和企業的某些關系和與這些關系相關的問題的許多方面。

布萊爾的前任約瑟夫•普理赫海軍上將，目前是美林、福陸工程公司、艾默生電氣、沃尼克公司、紐約人壽保險和國防承包商戴恩國際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太平洋司令部另一位總司令查爾斯•拉爾森是世界上第三大國防承包商諾思羅普•格魯曼公司董事會成員。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當事人受益無窮。這種現象原本也沒有什么錯。但是，它有助于維護上層人的權力，不管他們是在軍界?政界還是在企業界。

上層國防承包商的董事會里存在類似的關系聯結。以“三巨頭”為例：洛克希德•馬丁、波音和諾思羅普•格魯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國防承包商，是一家巨型公司，僅2006年就獲得360億美元收入。在該公司的董事會里，你會發現國防部前任次長“皮特”•奧爾德里奇、戰略司令部前司令詹姆斯•埃利斯海軍上將、國土安全部前副部長兼海岸警衛隊司令詹姆斯•洛伊海軍上將和駐歐洲最高聯合司令部前司令兼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約瑟?•羅爾斯頓。國防承包商中排第二位的是波音公司，它的國防銷售額為300億美元，和商業銷售額幾乎一樣。雖然，它的董事會沒有那么多軍界和國防部的前任官員，但也包括了瓊斯將軍、一位白宮辦公廳前主任、一位商業部前任部長和一名前任助理國務卿。第三位是諾思羅普•格魯曼，它的董事會成員包括拉爾森海軍上將、參謀長聯席會議前任主席理查德•邁爾斯將軍、前眾議員維克•法齊奧（他曾擔任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和前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兼國防小組委員會主席菲利普•奧迪恩。

顧名思義，旋轉門就是要不停旋轉。許多從企業界來的人花大量時間進入政策制定和采購決策體系里。當羅伯特•蓋茨接任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就任國防部長時，批評家們指出，蓋茨曾經是科學應用國際公司、美國天合汽車集團（國防承包商，現為諾思羅普•格魯曼的一部分）和另一家承包商查理斯•斯塔克•德雷珀實驗室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其實，類似的例子還包括：彼得•蒂斯，曾任洛克希德•馬丁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和空軍部前任次長；戈登•英格蘭，曾任通用動力公司副總裁和海軍部長，現任國防部副部長；邁克爾•溫，曾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和通用動力公司任高級經理，現任空軍部副部長；詹姆斯•羅奇，曾任諾思羅普•格魯曼公司副總裁，并在2001年到2005年擔任空軍部長；菲利普•佩里，曾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一名說客，現任國土安全部的大律師（他的夫人是副總統切尼的女兒）；魯迪•德里昂，曾任國防部副部長和波音公司的高級副總裁。

政治權力領域和企業權力領域之間的聯系很廣泛，而且不限于高層職位。據《紐約時報》報道，“多位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經理在國防政策委員會、國防科學委員會和國土安全顧問委員會擔任職務，這些委員會協助政府制定軍事和情報政策，選擇未來的作戰武器”。這種聯系并不總是涉及正式的職位和任命：波音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詹姆斯•麥克納尼與小布什總統的關系從耶魯大學棒球隊隊員開始，后來一直保持著友好關系，麥克納尼還參加了2005年招待印度總理辛格的國宴等白宮精英活動。洛克希德•馬丁的首席執行官羅伯特•史蒂文斯也是參加宴會的134位貴賓之一。第二年，史蒂文斯又參加了在坎昆召開的經濟圓桌會議，坐在小布什總統旁邊，當時的墨西哥總統文森特•福克斯和加拿大總理斯蒂芬•哈珀也坐在同一桌。

軍事和國防工業領域的高層融合在幾個層面上具有重要意義。權力集中在少數幾個背景相似的人的手里，而且他們在關鍵問題上，即他們關注的核心，如國防預算的規模、增加哪些項目、削減哪些項目、當前最大的威脅是什么等，有相似的觀點。這些相似點使那些?居頂層的人事先在聯合利益的基礎上建立了特殊關系，可以提前采取某種行為，如提供特別的商業便利。這種便利可能是適度地告訴對方什么時候進行投標，標書中什么特點特別受重視之類的暗示；或者可能是有關關鍵決策人在投標過程中有什么別的想法之類的秘密消息；還可能會雇用重要人物進入或者協助推動特別的政治議程。

擔任美國某著名國防工業公司首席執行官長達20年的伯納德•施瓦茨為旋轉門現象進行辯護。他說：“一位軍官退役時肯定有許多商界朋友。如果他進入商業部門，他自然能夠多和這些朋友聯系。這有什么新?的？我的意思是說，商界是那樣的，人也是那樣的。我沒有從中看到什么罪惡之處。這其實是很自然的事，有人可能會說：‘我跟某某人打網球，他是海軍將領，當然我也和別人打球，可能偶然有幾次我會建議他，可以看看某個東西，也許他可以考慮買下來，或者我們對這個東西有興趣。’但是，我認為這是個體行為。對個體行為定性是很難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一定要阻止別人對他們信任和合作過的人進行投資的話，一定會有所損失。”

第七章　信息超級精英：思想的權力

既新奇又熟悉

博客和其他網民已經開始與主流媒體展開競爭，播報最新的突發新聞、激進運動。據Alexa.com-- 一個以用戶使用頻率為標準給網址評級的網絡信息公司--的統計顯示，世界上大眾喜愛的博客有：網絡圈（Webring），一個個人主義者聚集的網絡，宣稱它的目的是支持強烈的個人主義，堅決反對任何集體主義的形式；魯洛克威爾網（Lew Rockwell），一個反對國家，擁護自由市場，由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所長管理的網站；還有馬克思主義者互聯網檔案（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這些網站激起了全球上百萬人的政治熱情。就像每日科斯網（DailyKos.com）、談話要點備忘網（TalkingPointsMemo.com）和其他一些網站近年來在美國動員自由派民主人士，這些網站具有真正的政治影響力。

雖然，網絡可以扶植弱勢群體，或者為那些有特定需求的人提供幫助。但是，2007年年中以來，Alexa名單上列出的最受歡迎的網站都掌握在無可爭議的超級精英的手中。有的超級精英可能是初來乍到，更年輕，剛開始積累財富，但是他們的商業手段，他們的個人財富，他們的社會地位，顯然和過去的精英們一樣。比如，Alexa網站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是雅虎。雅虎是標準普爾500強中一家上市公司，它的年銷售額超過60億美元，雅虎的前任首席執行官曾在著名的華納兄弟電影公司擔任高管。第二名是微軟公司的MSN，它是由比爾•蓋茨控制的公司管理。第三名是谷歌，它擁有1萬多名員工，市值為1600億美元，年收入為120億美元。YouTube位列第四，為谷歌所有（以16.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live.com位列第五，為微軟公司所有。第六是MySpace?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媒體集團之一、默多克的新聞集團所有。值得注意的是，蓋茨、默多克、谷歌創始人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這些人不僅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還位列生活風尚雜志《名利場》定義為“新精英”的前10名里。換言之，在所謂的民主化互聯網革命中，出現了一個小小的超級精英。對此，你樂意嗎？

這并不意味著互聯網不是一支革命力量。互聯網的確是幾十年來人類文化最具革命性的發展。互聯網推動了全球化，影響了社會互動，改變了權力的性質，使人們能夠創造更大的財富，改造商業市場。正如我們曾經看到的那樣，歷史上一些劇烈的變革催生了過去的精英，網絡時代創造了新一代的精英成員。至于網絡是怎么做到的，說法各不相同。網絡作用于各個不同的企業領域，從亞馬遜網之類的傳統銷售平臺到新型的社交網絡站點之類的網站。

埃莉•佩奇是本書的研究指導。2004年，她當時是哈佛大學的一名學生，目睹了這樣一場革命的發生，她的同班同學馬克•扎克伯格創立了臉譜網（Facebook）。“當時，‘社交網絡站點’這個詞幾乎不為人知。”她回憶說，“所以，大家還不清楚這個網絡站點是做什么的。每一位哈佛學生都可以在上面貼上一篇小傳--將自己的名字、宿舍、課外活動、愛好等廣而告之--然后他們可以做深受缺少社交之苦的每個書呆子所夢想的任何事情--他們可以和‘朋友’聯網，讓別人知道自己多么受歡迎。”

臉譜網一炮而紅。它的消息通過手機、即時傳訊、郵件，甚至口頭傳播出去。幾天工夫，人人都知道了，幾個星期之后，幾乎每個哈佛學生都成為它的會員。

“起初人們難以確認它到底有多大吸引力，但是它顯然能讓人上癮。首先，在網絡上創造一個屬于自己的身份并把它傳到世界各地是件令人激動的事，用你想用的任何方法介紹自己是件令人滿足的事。以這種方式，臉譜網提供了給自己做廣告的場所，但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別人--甚至你不認識的人--的信息。你可以找到和你有共同的音樂愛好的同班同學或者和你是老鄉的同班同學。你可以跟蹤誰是誰的朋友，誰和誰在約會。它開辟了一個全新的網絡‘盯梢’世界。也許最重要的是，當你不想工作的時候，它能給你點事兒做做。總之，臉譜網一夜成名，成為哈佛學生日常社交生活中的一個主要部分。同學們不知不覺地開始在網上沉迷，一上就是好幾個小時，取代了生活中的真正互動。”

這還只是開始，只是臉譜網成為互聯網上交易最多、價值最高的網址之一的現象的初次閃爍。截至2007年，臉譜網在全世界有5000萬會員，而且每天還有20萬人登錄成為它的會員。在Alexa統計的訪問率最高的網址中，臉譜網列為全球第十五位，微軟在購買這家企業1.6%的股票時，把公司的價值定為150億美元。扎克伯格后來從哈佛大學退學，專心經營他蓬勃發展的知識產品，還擁有了50億美元的財富。這對一個23歲的年輕人來說確實很不錯。

臉譜網的一炮而紅是不是使扎克伯格成為超級精英的原因？是。按照我們的定義，臉譜網使他成為一名超級精英。事實上，沒有哪個領域能像互聯網行業那樣，能夠近距離地觀察超級精英的新成員。我們看到奇客①的崛起，認為這些人與眾不同--但是真的不同嗎？這些新技術精英和他們的超級精英兄弟有何不同？他們的教育背景差別很小。信息革命的開拓者中曾在斯坦福大學讀本科和研究生課程的有：雅虎的創始人、微軟的首席執行官、谷歌的創始人、英特爾的創始人、網絡DVD租賃公司奈飛的創始人、惠普的創始人、YouTube的創始人之一、太陽微系統的創始人之一、思科公司的創始人和美國網訊的創始人。曾在哈佛念書的人有：微軟的創始人、臉譜網的創始人、太陽微系統的創始人之一兼董事長、維亞康姆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有：得克薩斯儀器公司的創始人之一、高通公司的創始人之一、蓮花公司創始人、搜信公司的創始人、3Com創始人、英特爾的創始人之一。這里當然只列出了一部分名單。

當然，還有許多互聯網的開拓者上了別的學校。但要強調的是，這些精英的出身與其他精英差不多。他們像是從一棵精英樹上掉下來的蘋果，散落在樹的附近。另外，在許多情況下，一旦他們開始實現自己的構想，校友的關系有助于他們尋求資金來源，建立人脈，這些資金來源成為擴大新事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之后，當這些公司成長、上市，或者出售時，這些新富起來的精英和華爾街的精英們產生聯系，成為達沃斯論壇、太陽谷艾倫公司年會、技術娛樂暨設計會議等地方的核心成員。其中許多人為謀求商業利益和支持觀點相同的候選人，開始使用他們賺的錢換得政治影響。

這個模式在各國通用。雖然偶有新思想產生新風潮，打破模式，并引起轟動。但是，信息時代的大部分精英還是跟著其他精英的老路走，沿用他們的模式。信息時代的精英甚至會顯露出那種好高騖遠，造成了靠殘酷剝削致富的資本家時代的那種強烈反沖力。如起訴微軟、甲骨文及其他公司的反托拉斯案；對蘋果計算機公司股票期權回溯的調查；對中國政府和雅虎、谷歌、微軟之間的審查交易的國會聽證會；唱片公司起訴博聞網和卡扎網等在線文件共享網；電視臺控告YouTube網站。這些沖突不僅發生在美國。在中國，互聯網也受到大力反對；在亞洲和歐洲，一些互聯網巨子受到審判，被定罪；許多原本看似合理的投資交易和做法，隨著市場的下滑，卻露出破綻，有些根本就是欺詐和騙局。

在這些故事中，最有戲劇性的是堀江貴文的興衰。堀江貴文30多歲，曾追尋著互聯網億萬富翁最佳的軌道創業。貴文建立了一個社交網站，取名活力門，并使它發展成日本網絡公司的領頭羊。他學習美國的創業模式，甚至模仿蓋茨、扎克伯格和其他大學輟學精英，為了追求他的理想，離開了日本最高學?--東京大學。貴文在管理他的活力門網站時采取的激進的商業策略，震驚了穩重的日本企業界-- 一個已經對他的搖滾明星式生活方式和他屢屢對現狀不尊重的表現感到不滿的企業界。進入業界才兩年，他就被控財務申報不實，操縱股市非法獲利總計4000萬美元。他在2007年受審，被判處3年6個月的有期徒刑。他的凈資產曾經超過10億美元，如今已經掉到微不足道的1億美元左右。

然而，貴文并沒有氣餒。他辯解說，企業界反對他，部分原因是他試圖收購一個棒球隊和規模龐大的富士產經通信集團的部分股份。“認為我最咄咄逼人的那?人都是些在舊制度下有利可圖的中層經理--那些四五十歲的人。”他在2007年年初對《紐約時報》說，“那些人已經在他們的公司里投資幾十年……他們不愿意看到一直相信和守護的世界分崩離析，不愿意在自己辛苦了二三十年之后還沒有享受到它的好處，世界就分崩離析。他們會讓這個廢物徹底粉碎？”許多人指出，對貴文的判刑不僅格外地嚴重，而且體現了已經纏著日本大公司多年的根深蒂固、問題重重的會計制度的虛偽，這個制度因貴文的一些小過錯而重罰他。再加上媒體對他的案件進行了大量夸張的報道，已經使許多人有些相信貴文所說的他攪亂了日本僵?的制度。

貴文直指超級精英陰暗的一面，他們不是受惡毒的計劃驅動，而是受無節制的、無思想的自我利益的驅動。我曾經注意到，一家大型技術公司的高管曾厚顏無恥地說，他們想要得到中國的市場份額，并且如果可能，愿意出售他們的互聯網專業知識--幫助提高中國審查網站的能力--以換取市場份額。這是一家大公司，他們完全清楚他們這一決定的后果。這個問題沒有灰色區域。他們是在故意跨越一條亮線。

新技術公司為了繼續獲得增長，作出了其他妥協，遇到了文化沖擊，他們在被迫回應股東們更多的要求，而不是自己的專業領域。信息時代眾所周知的一個故事是，創業階段的企業家終究要下臺，以便“職業經理人”把公司帶到“新階段”。由于公司的資本主要集中在上文提到過的少數幾家金融機構里（投資銀行、私募股權公司和風險投資基金），人們可以看到技術“革命”如何靜悄悄地落在現有的權力精英手里。

一位杰出的互聯網精英在和我談起新舊精英之間的緊張關系時，變得沮喪和小心謹慎。他曾經面臨把他的公司文化融入一個老牌大企業文化的挑戰，一項使“舊媒介”的成員能夠被“新媒介”的思想所改造，并且激發企業結合之后再創新的政策。（不過，這類結合有很多一直不穩固，有點像是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的企業版。）這位互聯網精英沉思了一會兒，說：“這很自然。也許，我們應該更好地了解這項政策。它雖然充滿挑戰，但也是取得進步的方法，對嗎？”他似乎在暗示，舊的必然會遷就新的，他們會試圖互相改變，就像大氣層的冷鋒遇到暖鋒，雷暴也許跟隨而來一樣。

處于新舊精英分界線上的鮑勃•賴特在媒介行業已經縱橫多年。我曾在紐約洛克菲勒廣場30號他的辦公室里見過他。從1986年到2007年年初，他一直在這里管理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在高層經理流動頻繁的媒體行業，賴特卻能屹立不倒，主要是因為他把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從一個單一的電視網建設成一個綜合性的媒體集團。（在他的領導下，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環球包括了電視網、環球影城、多家有線電視和國際控股公司，諸如西班牙語電視網特萊蒙多公司和各種新媒體。）雖然他現在已交出了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控制權，他仍然是通用電氣公司的一名副董事長。賴特60多歲，平易近人，言談隨和，是一位專業的律師，也是全球傳媒業的元老之一。

而，當談到新媒體時，他似乎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顯然，他和同行們知道傳媒行業的一切都在變化，但是他們還不知道他們的行業模式是什么。這一點非常特別，盡管互聯網出現了近20年，而這些人又是處于產業頂尖位置上的優秀人才，從賴特的辦公室甚至可以看到城市中各種眼花繚亂的景色，但他們的視野仍然非常有限。“比如我們，一年大概拍16～20部大片，另外再加10部小成本片，總共25～30部片子，然后送到日本。但是作為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也只能播放這些片子里的四五部。”賴特告訴我，“另一方面，互聯網的容量是無限的，但是從管理的角度來看，互聯網也是不受約束的。所以，如果將事情一分為二來看，網絡潛力無窮，接觸范圍可以擴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我們只須了解如何融入網絡的溝通方式……我剛進公司的時候，大家的問題是，廣播能否幸存下來？報紙能否幸存下來？雜志能否幸存下來？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既能也不能。我們的主要收入來自有線電視網，而不是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我們的電影仍然很賺錢，因為有很多方法可以發行它們，范圍遍及世界各地，電視也能助電影發行一臂之力。廣播業仍然是一個很好的產業，但是已經不如過去，而且會越來越困難。但是每一個身處傳統媒體界的人必須承認，我們正在涉及的計劃非常復雜。”

帕梅拉•托馬斯?鄄格雷厄姆畢業于哈佛大學，曾在麥肯錫公司擔任顧問，在業余時間寫偵探小說。她和賴特共事多年，期間擔任財經電視網CNBC的首席執行官。后來，在她擔任麗資克萊本時裝集團總裁期間，她也看到了新媒體帶來的挑戰，特別是新媒體影響了她最熟悉的新聞行業。她在紐約服裝區的辦公室里對我說：“一般來說，過去的精英階層一直相當謹慎，相當友好，中有些人是媒體和新聞機構的所有權人。但是由于博客的崛起和新聞行業的民主化，像現在這樣，這些精英階層受到新成員的滲透，他們碰巧既有時間，又有資源去試圖連接所有這些網絡結點。所以，有趣的是，某些領域的層級正在倒轉，特別是新聞行業。”

新媒體精英不僅改變了主流新聞機構，他們還從根本上改變了這個行業。

然比如，7天24小時的連軸播報，博客世界的新聞每秒鐘都在更新，這使速度和時效成為新聞報道更重視的事情。廣播電視公司必須以最快的時間核對稿件和來源，使新聞具有競爭力。這給新聞業帶來了挑戰。如同托馬斯?鄄格雷厄姆所說：“我在CNBC試圖倡導的理念是，作為新聞機構，你必須能夠作出正確判斷。有時候，記者的興趣和消息來源的興趣明顯有分歧，這時候，你必須牢記自己是記者。”

這個尺度不太好把握。在CNBC之類的機構里，這一直是一大挑戰。CNBC原本就在現場報道、集中的股票報道里領導著一場革命。在這里，即時新聞報道和即時市場交易之間的關系已經使記者和他們報道的領域之間產生了一種新的共生現象。市場的漲跌會受到新聞報道的影響。重要的媒體人能夠呼風喚雨。托馬斯?鄄格雷厄姆說：“還有人以CNBC對市場的影響為主題寫博士論文。這是真的，我是說媒體報道在某些節目中仍有相當的重要性。我想說，瑪麗亞•巴蒂洛莫和杰姆•克拉默實際上是，我認為，有影響的人，因為他們兩人都非常深入，隨時掌握著市場動向。”

一位曾在政府高層任職40多年的美國官員曾聽取過一個技術專家小組的匯報。與會成員中包括谷歌的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易趣網首席執行官梅格•惠特曼、當時的雅虎首席執行官特里•塞梅爾、電子商務公司首席執行官巴里•迪勒和維基百科的創始人杰米•威爾士。“這是一個令人驚訝的小組。他們在談論這些技術，每個人都積極地參與。雖然他們都不是技術的發明人，但我認為這并不重要。他們是運用這些技術的公司高層。人類的新時代是由某個沒有女孩子追的書呆子在他車庫里的發明創造的。

“問題是，”這位官員問，“?媒體會產生什么樣的政治影響？是好還是壞？在這一點上，與會專家的意見出現分歧。埃里克•施密特說信息傳播總歸是好的，他還為谷歌取消一筆和中國的交易這個特別重要的決定辯護。他的理由是：盡管有2%或3%的內容被屏蔽，谷歌世界信息中的97%或98%仍然可以被中國網民得到。小組里的其他人笑他言不由衷。而他堅持自己的立場，但是有人說：‘你錯啦。這可能會是一股邪惡的力量。現代的戈培爾①們正潛伏在某個地方利用它。’”

第八章　怎樣成為一名超級精英：杜撰、現實和成功的精神病理學

什么時候石匠就是石匠

據稱，世界上最古老的秘密社團共濟會對陰謀理論者的吸引就像飛蛾對火焰一樣。多少年來，共濟會被控宣傳異教和神秘主義，崇拜撒旦，還被指責到處煽動革命，從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到納粹德國，到蘇聯，到共產主義恐慌時期的美國。近來，對共濟會的批評集中在大權在握的成員如何在幕后發揮影響。媒體對此的描繪也很夸張，如尼古拉斯•凱奇主演的電影《國家寶藏》，在這部電影里，凱奇在共濟會會員的保護下尋找傳奇般的寶藏；或《可能成為國王的人》，在這部電影里，一個共濟會會員（由肖恩•康納利扮演）繼承了一個王國，因為他佩戴了與亞歷山大大帝有關的共濟會信物，亞歷山大大帝本人就是共濟會會員。

這個國際性組織最初于18世紀早期在倫敦成立。但是它的創建宗旨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50年建造的所羅門圣殿，甚至更早到希臘和埃及。共濟會在英格蘭的創始人真的就是石匠。多年來，石匠因擁有建造天主教教?、基督教教堂、宮殿和其他權力象征物所需的獨一無二的技能而備受尊敬。雖然不是宗教組織，但是共濟會要求它的會員相信有神論--不管他們選擇什么形式--因為《圣經》和其中的原理對共濟會的“宗教哲學體系”非常重要。共濟會會員有一套秘密的暗語和手勢進行互相確認，并且在秘密會議期間舉行神秘儀式。共濟會有四大美德--堅韌、謹慎、節欲和公正；七大人文藝術學科--幾何（共濟會許多符號上的G就代表幾何）、算術、修辭學、邏輯、語法、音樂和天文學。共濟會符號還能在華盛頓的布局和街道規劃（倒三角形），五角大樓的設計以及其他聯邦政府大樓（五角星形）中看到。有人稱，一美元的紙鈔上包含了很多共濟會的圖案：鈔票背面的鷹是圣約翰福音傳教士--共濟會會員的守護神的標記；它的32根羽毛代表蘇格蘭共濟會儀式的讀數；它左爪中的箭代表所羅門的父親大衛王；右爪的橄欖枝代表所羅門本人；頭上的13顆星象征以色列各部落；拉丁語格言“E Plurbus Unum”（合眾為一）意謂兄弟共濟。包含一只“能看見一切的眼睛”的三角的、未完成的金字塔據說也是共濟會的符號。

1717年共濟會在倫敦創立并建立了英格蘭總部以后，經歷了非常困難的一段時期。它的會員在1730年受到教皇克雷芒十二世的譴責，導致天主教和共濟會之間的敵意延續至今。1826年，一位名叫威廉•摩根的反共濟會積極分子的神秘失蹤導致了美國的反共濟會運動--有人甚至組建了一個與該運動相關的、短命的政黨，在1828年和1832年還推出總統候選人。但是，共濟會最大的挑戰出現在20世紀，特別是在納粹統治時期。在戰后的紐倫堡審判期間，身為檢察長的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羅伯特•杰克遜（共濟會會員）說：“一般人并不理解，每一個現代的獨裁政權采取的最早、最野蠻的迫害都是針對共濟會會員的迫害。”在冷戰期間及冷戰之后的美國，人們一直都在歧視共濟會會員，政府害怕會員擁有過度的權力，執行不可告人的政策，批評家將其與對外關系委員會和三邊委員會等組織一道，視為攻擊目標。

與大多數陰謀理論一樣，共濟會那些聳人聽聞的故事中還是有一些真實的成分。的確，歷史上的共濟會會員中的確有不少有權力和影響力的人物，共有14位美國總統是共濟會會員，其中包括福特總統、約翰遜總統和里根總統。另外還有無數的副總統、內閣部長、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其他高級政府官員。共濟會和美國政治之間的聯系可以回溯到建國之初，在《獨立宣言》上簽字的56名代表中有9位是共濟會會員。憲法的39名簽署者中有13人是共濟會會員，其中包括喬治•華盛頓和本杰明•富蘭克林。美國第一任總統的就職宣誓是由共濟會的會長羅伯特•利文斯頓主持的，并且使用了一本來自紐約圣約翰會所的《圣經》。此外，同一版本的《圣經》后來又用于哈定、艾森豪威爾、卡特、老布什等美國總統的就職宣誓，以及許多共濟會分會成立和活動開幕等場?。

富蘭克林在26歲時成為共濟會會員，28歲時成為共濟會會長。他曾經說過，共濟會的“大秘密”是“他們根本沒有什么秘密”。這也是共濟會現在努力傳遞的信息，他們一直在努力開放和改善他們的形象以吸引新的會員。今天，共濟會在全球共有四五百萬老年會員，其中170萬定居在美國，與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400萬人相比，人數減少了很多。共濟會已經展開廣告宣傳和其他招收新會員的活動，著重強調共濟會的兄弟情誼和發展個人特質方面。他們把重點放在共濟會的慈善事業上，目前僅在美國就至少有200個基金和慈善計劃，他們資助保育院和特許學校①等事業（美國的共濟會每年資助7.5億美元）。然而，就像許多團體一樣，雖然一直聲稱自己是古老和強大的精英俱樂部，大多數共濟會會員也都上了年紀，其組織的影響力也大不如從前。

如果小布什也能加入，它能算是學術性精英社團嗎

在美國紐黑文一座黑暗無窗的、鐵門深鎖的墓地后面，躺著美國最著名的學術秘密社團--骷髏會。骷髏會是耶魯大學的一個社團，用耶魯大學校友和骷髏會學者亞歷山德拉•羅賓斯的話說，多年來它一直以“世代精英的孵化器和匯合點”的地位存在。它的會員包括了未來的企業巨子、有影響的專家學者、體育明星、最高法院法官、著名的政治家和總統--包括小布什。小布什實際上是布什家族諸多骷髏會會員之一：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叔公喬治•赫伯特•沃爾克、父親喬治•赫伯特•沃爾克•布什、叔叔喬納森•布什、堂兄弟雷•沃爾克和喬治•赫伯特•沃爾克三世。

骷髏會于1832年由一位名叫威廉•羅素的有錢的耶魯學生創辦。他曾在德國留學一年，從那里接受了組織秘密學生社團的思想。骷髏會最初叫優羅嘉俱樂部，這個社團每年吸收大約15名新會員或“騎士”，會員人數保持在800名左右。（經過社團成員和董事會之間的一場法律糾紛后，骷髏會從1992年開始接受女會員，《紐約時報》曾在社論版報道了這次糾紛，紐黑文地方法院發布了限制令。）

這個社團最惹人非議的是它的個?崇拜儀式。不過，對此大家各執一詞，說法不一。這些儀式包括泥池摔跤、虛擬謀殺、親吻骷髏--據說，骷髏是普雷斯科特•布什從美國原住民傳奇英雄杰羅尼莫的墳上盜來的。新會員的第一輪入會儀式還算輕松：命名典禮。在這一輪儀式中，新會員被授予秘密的名字，只有會友才能使用。有些名字會在成員之間傳承，從一個會員傳到另一個會員；有些名字取材于神話和文學--如雷神、雷麥斯叔父、哈姆雷特等；有些名字是根據新會員的特點取的，如瑪戈這個名字一般會留給最有性經驗的新會員。（獲得瑪戈這個名字的人有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奧林匹克游?選手唐•斯科蘭德，可能還有老布什總統）。有些新會員有機會自己選擇名字，據羅賓斯披露，當小布什總統得到這個機會時，他卻說自己還“沒有想到”，于是這位耶魯的晚輩被人叫做“臨時的”。

《紐約觀察家》的撰稿人羅恩•羅森鮑姆說：“骷髏會不是普通的聯誼會，入會儀式僅僅是開始，之后還有一系列儀式貫穿會員的一生。這些儀式有助于鞏固強大的骷髏會老會員網絡--它是美國政府網絡核心中的核心。歷史上，那些為提高美國的世界聲譽做了許多工作的人們--塔夫脫家族、盧斯家族、史汀生家族、哈里曼家族、巴克利家族、龐蒂家族和布什家族--都在骷髏會的墳墓中提高了家族的名聲。”

針對骷髏會的陰謀理論包括，指責他們資助希特勒、滲透美國中央情報局、控制美國媒體（包括擁有法拉•斯特勞斯和吉洛克斯出版社）、策劃古巴豬灣入侵、刺殺肯尼迪、掌控美國。

《紐約時報》保守派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對骷髏會的勢力卻有不同的看法：

我認為秘密社團就像是飛機內的頭等艙。你在進去之前難免會有無限遐想，然而，一旦你身處其中，會發現其實有點兒枯燥乏味。

所以，關于骷髏會的陰謀理論也是如此。

在我看來，想要加入這些組織，你必須對沉悶乏味有高度的耐心，因為你得坐在那里一個勁地聊呀，聊呀，聊呀。你不是在管理世界，你只是在吹牛。布魯克斯對骷髏會的懷疑和我收集到的了解內情的人所講的情況緊密吻合。說到底，針對骷髏會的陰謀理論大部分是一堆空話。

第九章　超級精英的未來及其對世人的影響

議程設置

在超級精英擁有的各種權力中，最清晰、最重要的一項權力是：為世人設置議程的能力。超級精英未必總能作最后決定，總能使用武力，他們之間也會產生分歧。但是，只要是在自己的組織里，總裁、董事長、首席執行官、指揮官就有權決定事物的輕重緩急，主導重要資產的分配，為下屬分配權限。達沃斯這類會議雖然很少能得到具體的成果（施瓦布肯定否認這一點），但能在參加會議的精英中培養共識--或者利用精英的時代精神--從而給他們控制的公司和政府制定議程，進而影響其他追隨者、競爭者和效仿者的議程安排。

施瓦布和維克托•哈波斯塔德曾說，這些組織希望達到的最好結果，即他們認為真正有意義的事是：幫助領袖形成和制定議程。以達沃斯為例，如果你是該論壇的重要贊助商，就能協助論壇創造一個探討全球議題的議程。世界經濟論壇的工作人員全年都在和這些所謂的戰略伙伴協商，以保證贊助商重視的事都包括在論壇計劃里面。這就是提供贊助的好處。

《紐約時報》駐華盛頓首席記者戴維•桑格說，他認為“議程設置”是大報和主流媒體最重要的任務。他們負責挑選頭條新聞，安排版面，通過報道和社論為公眾設定議題。典型的例子是伊拉克。在克林頓時代，伊拉克是個次要議題，因為各大媒體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白宮的上層領導人。當政府領導人決定重新把伊拉克當作威脅提出來時，媒體緊跟--巴格達重新回到報紙頭版。

同樣，大型私募股權公司也以類似手法設定市場價格，因為只有幾家公司能做大型的全球交易，而且彼此會互相通氣。他們可以否認這一點。這種做法未必就是違法。（雖然可能是，金融監管者也在密切關注這一點。）但是，這種設定將會越來越常見，因為那些大型私募股權公司也在加強投資、合作、分擔風險。一些大型的企業界盛會，如艾倫公司的太陽谷會議、技術娛樂暨設計會議（TED）等，也將對熱點議題進行設定，對各大公司的投資決策產生影響?

議程設置的形式很多。它可能存在于政府-市場體系中，反映超級精英支持有利市場決策的普遍傾向。例如，金融界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置的議程幾乎都是有關財政紀律的政策，而對社會問題，對那些直接關系到發展中國家重大改革的政治可持續性問題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問題不在于核心思想的對錯，而在于沒有做到平衡。華盛頓共識也是同樣的問題，華盛頓共識的優點很多，但是改革不夠廣泛和平衡。它沒有全力促進窮國更快地積聚和開發資源，以創造新的全球化利益相關者，也沒有優先為窮國提供所需的培訓和獲得資本的途徑，從而在智利和巴西等國播下了不平等的種子，使民粹主義在整個拉丁美洲和俄羅斯死灰復燃。超級精英設定的議程如果讓當權者迅速得到更多利益，讓普通人望塵莫及時，就應該提高警覺了。

超級精英不是通過命令掌控一切，也不是通過陰謀或者陰謀小集團行使權力。他們自有分寸，通過一些強有力的、雄心勃勃的小團體施加影響。大型石油公司是否影響了能源政策，使世界繼續依賴它的產品？大型汽車制造商是否故意拖延重要的技術突破，不愿生產更環保的汽車？大銀行是否推出政策，迫使債務國能夠償還債務卻不充分考慮可能造成的社會或政治動蕩？最大的軍火承包商是否在推行一套永久戰爭觀念，導致世界上最大的軍火消費國--美國的國防開支是緊隨其后的國家的近10倍？宗教是否過度地影響了國家和國際政治，使得人們甚至想在“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之間劃一條分界線？“市場革命”已過去25年，我們是否能接受它忽略那些既無能力又無門路進行市場競爭的國家受到的影響？顯然，權力曲線已經影響了這些情況的方方面面，超級精英的聯結都有因可循。

非正式的治理機制

必須承認，超級精英之間開會不僅只是設置議程，還能作出有效的決定。當體制薄弱和機能失調的國際組織留下缺口，或者司法管轄和執法機制之間出現真空地帶時，超級精英的決策就尤為重要。

2003年，美國一意孤行入侵伊拉克，引發了各界廣泛的批評，原因不難理解。美國政府選擇性地應用國際法和公平原則對待戰俘的決定同樣招致了廣泛的批評。這種極度負面的全球反應是完全合理的，在任何社會里，對一個恃強凌弱的暴徒都會有這種反應。美國爭辯說，這是鑒于現實的威脅，不能指望功能癱瘓、反應遲鈍的聯合國采取行動。這個理由雖說公正，但是，當最強大的國家采取的行動未能得到國際社會的同意，甚至可能違背國際社會的利益時，不滿情緒和緊張關系必然出現。

然而，當少數幾家私募股權公司操縱市場價格，或者少數幾家金融機構和少數幾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決定新市場的管理，甚至公眾的利益由幾家大公司和富人管理時，人們的不滿卻顯然要少得多。雖說這種現象與美國入侵伊拉克非常相似，但這些行為的后果卻會影響更多的人。

有一種觀念認為，全球經濟中的許多大決定是由“市場”作出的，如前文提到的汽油價格問題。但是，市場只是影響價格的眾多因素之一，有些因素是由商界和政界精英控制的。深入地思考以下問題：不省油的汽車，折磨女性一輩子的高跟鞋，連低級動物都覺得難看的電視節目和“美國式民主”都是市場運作的結果嗎？還是銷售這些東西的人、管理這些銷售的官員、提供資金的銀行家三者親密合作，操縱著市場運作呢？如果企業根據成本收益分析（因為他們的股東用利潤衡量他們的業績）來選擇廠址，它們是否會給政府發出要求低勞動成本、低稅收、低運輸成本的基礎設施的信息呢？在全球市場里，如果一切都是真正平等的，對于非技術性或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力來說，投資商顯然占上風。企業傳遞的信息就是：在競爭中優勝劣汰。世界也許是平的，也許會越來越平，但是企業市場卻不是平的。

的確，許多非正式的全球治理機制--不管是大國政府的小委員會還是大國政府和私人組織之間的公私合作機構--都在填補空缺，促進增長，使全球獲利。但是，當全體的利益只由少數人的行為來決定，或者少數人從體制中得到的資源和途徑使大多數人望塵莫及時，問題就出現了。歐盟不能把制定經濟和外交政策的權力都交給英國、德國和法國，只因它們是歐盟大國。美國也不應該讓紐約州、馬薩諸塞州和弗吉尼亞州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羅得島州或南卡羅來納州身上。

商界和政界高層發展親密關系具有積極的意義，有助于雙方的合作，達成全球性的目標。但是，目標如果是由少數人開會決定的，將會產生扭曲的結果。政治領導人一旦離職，去為某家大型國防企業工作，他的政府公職將由另一位政界友人替代，如此一來，哪一方的觀點將得到采納？反對意見還有表達的空間嗎？大金融機構的領導通過電話會議處理國際金融危機，這種方法也許很有效。但是，關鍵問題依然存在：會議將代表哪一方的意見？誰有權參加？誰又無權參加？

精英與無權無勢者

7年前，一些社會活動家組織了“世界社會論壇”，一個“反達沃斯”的論壇，與瑞士的達沃斯論壇同時舉行，地點選在某個發展中國家。（第一屆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舉辦，此后陸續在印度、委內瑞拉、巴基斯坦和肯尼亞召開過。）每年都有2000個組織參加世界社會論壇的研討會和培訓班，會議多到能把克勞斯•施瓦布的腦子弄糊涂。世界社會論壇常通過衛星和達沃斯遠距離連線，召開電話會議，雙方經常在會議上爭執不下。例如在召開第一屆會議期間，五月廣場母親協①發言人埃韋•德•波納費尼指責喬治•索羅斯是“偽君子和妖怪”。世界社會論壇的與會人員多達10萬。

這兩個論壇的存在說明了一個事實：研討會和參與者的人數并不能發揮很大的影響力（世界社會論壇的參會人數可能是達沃斯的50倍）。最重要的還是有沒有途徑能掌控權力杠桿。

世界社會論壇的參加者來自工會、左翼政黨、環保組織和原住民維權組織。他們號稱自己代表廣大群眾，但廣大群眾卻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在做什么。每天靠1美元度日的億萬民眾也許能定期從達沃斯的參會者或阿雷格里港的參會者的努力中獲益，但是對這部分民眾而言，他們在政治上同樣貧困。即使一部分人在當地的政治選舉中能夠投票并參加了投票，但他們常常缺乏信息，因而無法充分利用手中的選票。（不過，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同樣會作出錯誤的選擇，而且頻率極高。）

我們應該為這些人缺乏政治資源而感到不安，正像我們為他們缺乏其他基本需要而感到不安一樣。如果那些最需要資產的人只有在某位電影明星領養孩子，或者某位搖滾歌星四處訪問時才能受到外界關注，這樣的全球體制怎么能夠按優先順序分配資產？雖說波諾、蓋茨基金會或者克林頓全球倡議能為他們說話，但最好是給他們為自己說話的權利。

雖然全球化可以略微提升窮苦人的相對地位，或者減少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下的人數，但是這些人仍然處于權力鏈的底層，他們在影響力方面的相對地位絲毫沒有改變。另外，隨著社會變革帶來的快速發展，導致了除中國和印度以外的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出現萎縮，可見全球的權力分配每況愈下。權力被剝奪的人仍然孤立無援，構成社會穩定和傳統政治權力基礎的中產階級日益縮小，而富人卻在享受更多的權力和影響力。所以，根據收入分配統計出的進步并不能自動轉化成權力分配的進步。

精英與女性

我必須承認，在為本書作調研期間，我最大的發現是，人們對婦女占全球權力精英中的比例驚人的小這個事實的反應。在一個婦女越來越成功，在公司和國家里發揮著越來越大的領導作用的時代，這個事實仍然值得注意。截至2007年，在《財富》500強企業中，只有13名女性擔任首席執行官，在1000強企業中只有26名女性。智利的米歇爾•巴切萊特、利比里亞的埃倫•約翰遜-瑟利夫、瑞士的米舍利娜•卡爾米?鄄雷伊、芬蘭的塔里婭•哈洛寧、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基什內爾、愛爾蘭的瑪麗•麥卡利斯、菲律賓的格洛麗亞•馬卡帕加爾•阿羅約、印度的普拉蒂巴•帕蒂爾是世界上僅有的幾位現任國家女元首。另外還有幾位女性政府領導人，德國的安格拉•默克爾、新西蘭的海倫•克拉克、牙買加的波蒂婭•辛普森?鄄米勒和莫桑比克的路易莎•迪奧戈。各國議會中的情況大同小異。2007年，各國議會的議員中只有17%是女性。美國國會里的女性比例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參眾兩院里，婦女只占16%。然而，不論國別，不論男女，對于代議制①政府這種觀念上的明顯失誤，人們并沒有表現出任何憤怒。

國際婦女研究中心主席耶塔•?•古普塔談到這種現象時說：“這種現象延續至今的確令人驚訝。但轉念一想，其實并不奇怪。我們生活的世界中，許多國家的女性仍然受到壓抑，沒有受教育的權利，甚至享受不到男性可以享受的醫療待遇。現在有許多像我領導的國際婦女研究中心那樣的組織，這些組織正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并且已經在一些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展。但是，就像你談到的，由于全球權力結構失衡，這是一場艱苦的斗爭。”

“至于人們為何對此并不憤怒，”她稍加思索，說，“雖然我也感到困惑……但是我們要對抗的是歷史的長期積累與性別角色觀?的社會化。不過，不公平現象客觀存在，歷史因素和性別角色因素不能當作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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