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新著《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卷）》選讀

《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卷）》（上、下冊）

作者：張文木，出版社：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時間：2010-09  定價：98元（上、下冊）

本文節選自張文木新著《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卷第一章第二節，授權首發。

中國是平衡大國競爭的有效的戰略力量

張文木

如果說英國人在19世紀40年代初發動的鴉片戰爭的動因，是對俄國以占領阿穆爾河為目標的遠東擴張的反制，那么50年代末，英國全面占領印度則是俄國沖刺中亞并覬覦中國新疆、蒙古和西藏的反制。80年代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動土，英國感到力不從心，便扶持日本崛起以牽制俄國持續東進。

 19世紀70年代的中國邊疆的危機是全方位的，而俄國對中國疆、蒙、藏的干涉只是與英國爭霸亞洲戰略的互動部分。

1874年日本在美國的慫恿下入侵中國臺灣，并于1879年將琉球并入日本版圖。在中國西南，1843年8月，英國將北印度的信德并入英屬印度。1849年3月英國又吞并旁遮普。1857年印度爆發民族反英大起義，1859年英國鎮壓了這次起義并對印度形成全面的統治，此后開始覬覦中國西藏。1875年英國趁中國政治危機在中國云南策動“馬嘉理事件”[1]，并迫使清政府于1876年簽訂了《煙臺條約》。

19世紀下半葉，英國先后將尼泊爾、哲孟雄、克什米爾、不丹納入其殖民勢力范圍,并在大吉嶺設立軍事基地，準備入侵中國西藏。西藏地方政府派兵200人在隆吐山(今錫金龍頭山)設卡戍守,英國卻無理要求限期撤卡，并于1888年3月20日出兵侵藏，英軍2000余人攻占捻納，繼占則利拉(今則里拉，亞東西南入錫金通道)、亞東等地。西藏軍民第一次抗英戰爭失敗。1890年，中英簽約，劃則利拉一帶山頂為藏哲邊界，使中國失去了大片領土。1893年，即日本在東海發動對中國戰爭的前一年，英又迫使中國簽訂《藏印續約》，規定亞東為商埠。通過這兩個條約，英國打開了進入中國西藏的大門，為20世紀初軍事占領西藏做好準備。1902年8月20日，英國駐印總督冠松聲稱：“我們不能容忍另一個歐洲大國插足（西藏），任何打算把那里的中國的利益轉給俄國的企圖，勢必導致英印軍隊立即占領拉薩。”[2]1903年12月，英國經過認真準備后，再次大規模侵藏，經過血戰于1904年8月占領拉薩，后因西藏天高地寒的氣候以及俄國的外交壓力，英國在簽訂《拉薩條約》后放棄占領。[3]

就在東南、西南出現危機的同時，沙俄也同步從北方向中國出擊。1858年和1860年，俄國趁英國在東海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機，迫使中國與之簽訂《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割去包括黑龍江北岸在內的中國東北近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國失去進入日本海、韃靼海峽和鄂霍次海的絕大部分港口。19世紀60年代后，隨著英國對中國西南攻勢的加強，俄國也加大對中國西北的干涉力度。此間新疆暴亂，庫車、和闐、喀什、吐魯番等地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據政權，與清兵互相攻伐，局勢混亂。占據喀什舊城的柯爾克孜伯克[4]司迪克自立為“帕夏”，為了樹立威信，決定派手下金相印等去浩罕城迎回大和卓曾孫，號稱“圣裔”的張格爾之子布素魯克，立為傀儡。1865年春，浩罕攝政王阿力木庫爾汗派阿古柏率騎兵護送布素魯克去喀什并在喀什組織兵變，將司迪克逐出新疆。1867年，阿古柏自稱“洪福之王”，在南疆建立了包括喀什、英吉沙、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庫車、烏什等七城的“哲德沙爾國”。1870年，阿古柏占領吐魯番和烏魯木齊，勢力擴展到北疆。在得到大批英國先進裝備后，阿古柏勢力迅速擴展全疆。

就在阿古柏立足之際，英俄立即開始介入。英國將阿古柏偽政權當做“可以作為阻擋俄國人前進的一個障礙，好像是另一個喀布爾，可作為從印度斯坦山脈延伸到中國的天山山脈的另一個‘緩沖地帶’”。[5]1868年，英國派遣特使會晤阿古柏，承認其“政權”。阿古柏也基于“倚仗著他作為中亞最正統和最強大的伊斯蘭國家的日益提高的聲望，并深信在俄國人打敗他的國家以前英國會出來干預”[6]的判斷，于次年派親信米爾扎·沙迪赴印度會見英國總督，爭取英國支持。英國決定向其贈送大批軍火，并允許其在印度招募工匠回喀什設立軍工廠。維多利亞女王甚至親筆致信阿古柏，與其修好。1874年2月2日，《英阿條約》非法簽訂，除了和此前非法簽訂的《俄阿條約》類似的條款外，還規定雙方互派“大使”。英國期望能夠通過支援阿古柏將俄國的擴張阻止在天山以北。1870年，俄國也派人前往喀什會晤阿古柏，承認其“政權”。1872年，俄與阿古柏非法簽訂了“俄阿條約”，共5條，規定俄國承認所謂的“洪福汗國”，“洪福汗國”給予俄國控制區內貿易權，關稅按2.5%收取。阿古柏隨即派遣阿吉托拉回訪圣彼得堡，并訪問奧斯曼帝國。身兼伊斯蘭教領袖哈里發的奧斯曼蘇丹阿卜杜勒·阿齊茲封阿古柏為埃米爾，并派遣軍事教官去喀什，此舉使“洪福汗國”在伊斯蘭教法上獲得了“合法”地位。

盡管“建交”，但是，俄國還是不信任這個緊鄰反俄情緒日益高漲的浩罕國[7]的伊斯蘭“阿古柏伯克”——這使人不能不聯想到100多年后俄國人對塔利班政權所持的不信任態度，1874年，俄國考夫曼將軍就同意對喀什噶爾進行一次遠征。[8]1875年浩罕國發生反俄起義，俄國很怕這些起義與阿古柏控制區連為一體。同年初，清政府采納左宗棠的建議，派軍進入新疆，于1876年收復天山北路，1877年進入南疆，“為中國軍隊辦理伙食的主要經辦人就是中亞的俄國商人”，同時，俄國政府“即使不是事實上批準，也繼續默許他們的商人給中國人供應糧食”[9]。就在失敗前幾周，阿古柏曾分別打發使者請求英國和俄國人幫助，“但俄國人只給他的使者幾句好話，并沒有干涉卡曼斯基先生[10]和中國軍隊進行的商業交易”[11]，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和英國駐華代辦分別在倫敦和北京同時向中國政府“就阿古柏前途進行‘調停’”，遭中國拒絕；[12]阿古柏希望利用英國制約俄國、利用俄國制約中國的希望徹底破滅后，于1877年5月底在庫爾勒服毒自殺。12月18日，中國軍隊收復喀什噶爾。阿古柏用10年血汗建立的“汗國”在1876年3月左宗棠出關西征后一年便灰飛煙滅。至此，中國新疆地區除伊犁（1881年2月收回）仍被俄國侵占外，天山南、北兩路基本收復。1871年，俄國進駐并占領伊犁，是因為“伊犁河流域這塊地方在戰略上極為重要，因為這就是早期俄國多次入侵軍隊所必經的‘各民族的大門’”。[13]時任日本陸軍步兵大佐，后任陸軍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變之前也看出這一點，認為：“從古以來，伊犁地方當西方交通之要沖，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都是從這里進入中國的。”[14]

研究19世紀下半葉英俄在中國藏疆地區的角逐以及中國擊敗英俄支持的阿柏古偽政權的結果，對于認識英俄在中國西部擴張的能力極限和中國在其間的張力空間，是具有文本意義的，它至少說明如下幾點：

第一，這一時期英國和俄國對中國西藏、新疆的角逐，仍是英俄角逐印度洋戰略在中國境內的擴展。但西藏特有的高寒地理和氣候條件，大大縮小了英俄兩國在這一地區的擴張的能力極限；也就是說，英國力量越不過青藏高原；[15]另一方面，鑒于通往印度洋的必經的中亞地區存在著強大的伊斯蘭反俄力量，又鑒于中國新疆不在其進入印度洋的中途，只要中國力量不過多地卷入中亞，俄國人的戰略重心就不會放在中國新疆。俄國人需要防止的是新疆伊斯蘭與中亞伊斯蘭國家形成反俄聯盟。鑒于此，俄國不僅不會使用其全部力量在這一地區與中國開展大規模的正面戰爭，相反還會適度對中國力量西進表示歡迎，這樣可以用中國的力量遏制伊斯蘭反俄力量，同時也利用中國從東面牽制英國向中國西北推進。英國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俄國力有余而心不足的狀況，使得此后幾乎所有的“藏獨” “疆獨”等嘗試，盡管都沒有形成阿古柏偽政權那樣的規模，但其失敗的命運卻都與阿古柏并無二致。對此，英國歷史學家包羅杰（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 1853~1928年）在阿古柏失敗后所著的《阿古柏伯克傳》一書中說得明白：

阿古柏對我們（英國——引者注）沒有象阿富汗統治者始終保有的那種影響力。實際上，對于我們說來，他的國家比西藏更難進入；對于我們說來，俄國人在葉爾羌也比好戰的懷敵意的中國人在拉薩的危險性小得多。總而言之，英國和喀什噶爾（阿古柏偽政權——引者）做朋友是因為他們沒有理由做仇敵；但他們是泛泛之交。為了彼此的不幸可能流些眼淚，當發生悲痛的事件的時候也可能說些安慰的話，但僅此而已，按真正意義來說并沒有聯盟，也沒有堅實不變的友誼。在一個短時間內曾經有過同情和親善，接著就是長時期不變的淡漠。……不管我們是慎重也罷，不慎重也罷，真誠也罷，虛偽也罷，仁慈也罷，不仁慈也罷，當阿古柏伯克由于指望我們的支持而向俄國挑戰時，他所倚靠的只是一根折斷了的蘆葦罷了。[16]

不管我們對他本人（阿古柏——引者注）多么欽佩，也不能使我們永遠保證喀什噶爾不受俄國的侵犯，因為，只要一想到兩地中間的地區的情況，就使我們的同情心立即冷卻下來。[17]

讀史至此，使我們聯想到目前正在躍躍欲試的“臺獨”分子們的命運。看看100多年前夾在英國和俄國之間而無出路的阿古柏的結局，再聯系曾對大國干預報有幻想的達賴之類分裂分子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的結局，就能看出那些賣國求榮的“臺獨”分子的前途更沒有指望。

第二，英國在中國南方擴張的主要目的在于遏制俄國進入印度洋，而不在于占領多少領土；而俄國的目的則在于從北方進入印度洋，如再考慮到世界其他地區的戰略力量的牽制，英俄最終作出了在中國西藏既不做大的投入——中國西藏高原不可逾越的地理條件，使雙方為實現其目標必須做出巨量投入——又能遏制對方的選擇。對此，時任大臣委員會主席的維特在其回憶錄中也說得明白：

至于西藏，根據協定，英國和俄國都保證不往那里派任使團，根本不派任何部隊。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在西藏問題上對英國作任何限制可能是多余的，因為平心而論我們在西藏不可能有任何影響。要想染指西藏，非得大動干戈不可。[18]

這樣，引入并接納中國力量向西伸展，在相當的意義上成為俄英雙方的共識。中國力量西進既阻止俄國南下，也阻止英國北上。但條件是中國的力量西進不能過于接近俄國南下印度洋的中亞通道，在西南不能影響英國在印度洋的霸主地位。明乎此，我們也就明白了為什么1907年《英俄協約》中的《西藏協定》[19]中第一條就表示雙方承認中國對西藏的統治權，這一原則也部分地擴展到阿富汗。[20]有意思的是，1905年英俄談判中有意把瓦汗山區劃給阿富汗以使英俄緩沖地帶與中國西陲連接起來。[21]這實際是默認中國是平衡中亞地區大國競爭的有效的戰略力量——這種平衡作用在1950年蘇聯向中國提出的出兵抗美援朝的請求、2009年美國向中國提出的在瓦罕走廊為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動“開放補給線”的請求[22]中為世界大國反復默認。這種默認正是中國近代版圖呈東西扁平狀伸縮的重要原因，當然也是包括臺灣——如果再聯系17世紀下半葉康熙時期南方“三蕃之亂”[23]、臺灣鄭氏[24]及北方準噶爾噶爾丹叛亂[25]的失敗結局——在內的處于這一扁平區域的所有分離主義勢力必然失敗的原因，毋庸置疑，這也是1881年中國得以在俄國劍拔弩張的形勢下收回伊犁的原因。毛澤東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規律性的現象，1964年他在回答斯諾用肯定句提出的“我不認為中美之間會發生大戰”的問題時，毛澤東說：“這也可能你是對的。中國這個地方，美國軍隊來可以，不來也可以。來了沒有什么很大的搞頭，我們不會讓美國軍隊得到好處。因為這點，也許他們就不來了。”[26]

[1][1] “馬嘉理事件”：中國云南各族人民反對英帝國主義入侵的自衛斗爭。1874年(同治十三年)英國軍官柏郎率武裝“探路隊”200余人，準備由緬甸入侵滇西。英國駐北京公使館派譯員馬嘉理前往迎接，馬沿途多方刺探情報，公然測繪山川地形險要圖，激起當地人民公憤，迫使地方官員將其護送出境。馬嘉理到達緬甸與柏郎部會合后，于翌年1、2月份率武裝部隊侵入中國領土，不顧當地景頗、傣、漢等族人民警告，首先開槍擊殺中國邊民。中國邊疆各族人民奮起回擊，將馬嘉理及其武裝人員消滅，并迫使柏郎率殘部逃回緬甸。英國公使威妥瑪借此事件進行無理訛詐，要挾清廷屠殺景頗族愛國同胞數人，并迫使腐敗的清政府于1876年（光緒二年）簽訂了賣國的《煙臺條約》。

[2][2] 轉引自周偉洲主編：《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版，第190頁。

[3][3] 1903年11月6日，英國印度事務部曾就“關于批準‘西藏使團‘向江孜推進事”密電印度政府，要求“使團”：“此一步驟不許可導致占領西藏或任何方式長久干涉西藏。作此推進唯一目的在獲得賠償，一經得到賠償，即行撤兵。” 轉引自周偉洲主編：《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版，第260頁。

[4][4] 伯克，在當時伊斯蘭國度中相當于“王公”，低于可世襲的君主“汗”。參閱[英]包羅杰著：《阿古柏伯克傳》（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178~179頁。

[5][5] [英]包羅杰著：《阿古柏伯克傳》（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172頁。

[6][6] [英]包羅杰著：《阿古柏伯克傳》（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166頁。

[7][7] 1865年至1869年俄國占領與中國新疆近鄰的塔什干、布哈拉和浩罕。1876年浩罕地區正式并入俄國版圖。

[8][8]  [英]包羅杰著：《阿古柏伯克傳》（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168頁。

[9][9] [英]包羅杰著：《阿古柏伯克傳》（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215頁。

[10][10] 卡曼斯基，俄國商人。

[11][11]  [英]包羅杰著：《阿古柏伯克傳》（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201頁。

[12][12] 王繩祖等主編：《國際關系史》第3卷（1871~1918），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頁。

[13][13] [美]巴巴拉·杰拉維奇著，福建師范大學外語系編譯室譯：《俄國外交政策的一世紀》，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43頁。

[14][14] 坂坦征四郎：“從軍事上所見到的滿蒙”（1931年3月），復旦大學歷史系日本組編：《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頁。

[15][15] 1950年3月8日美國駐印使館在給美國務院的第301號電文披露，印度為西藏叛亂分子提供的為時半年的作戰所需，“牲畜馱運是惟一實用的運送手段，上述彈藥數量約需7000頭騾子的運送。由于沒有那么多的騾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徑迫擊炮和彈藥可能無法運離印度。”6月20日美國駐英國大使道格拉斯在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第3480號電文中報告了英國外交部對美國希望英國援助“藏獨”分子的回應，英國認為：“西藏不容易進入的特點使得任何加強對中國進行軍事抵抗的行動都不現實。西藏長期被認為不能進行除了名義上的任何抵抗。”詳見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頁、335頁。

[16][16] [英]包羅杰著：《阿古柏伯克傳》（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191頁。

[17][17] [英]包羅杰著：《阿古柏伯克傳》（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190頁。

[18][18] 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續集）——維特伯爵的回憶》，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411頁。

[19][19] 全文參閱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組編：《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第二分冊，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9~241頁。

[20][20] 在1907年《英俄協定》關于阿富汗部分中，英國表示“無意改變阿富汗政治現狀”，承擔“不吞并、不占領阿富汗任何地區，不干涉其內政的義務”；俄國承認阿富汗不屬于“俄國勢力范圍”，答應通過英國政府與阿富汗建立聯系。參閱王繩祖等主編：《國際關系史》第3卷（1871~1918），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頁。

[21][21] 參閱“1846~1907年英俄在中亞細亞的沖突和擴張”，[英]馬丁·吉爾勃特編，任京譯：《俄國歷史地圖集》，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26頁。

[22][22] 2009年3月2日美國一高級官員表示，北約可能會要求中國在中阿邊境開放補給線，以支持北約在阿富汗的行動。12月3日美國負責公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菲利普·克勞利說，與伊拉克戰爭不同，阿富汗戰爭由于補給困難而受阻，武裝分子經常襲擊美軍的補給線 “我們仍非常關注這一問題。我們正在尋求其他的補給線。我們將與中國及阿富汗的其他鄰國討論此問題。我們與中國已就阿富汗問題迸行過磋商，希望中國能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消息來源：“北約欲求中國開放瓦罕走廊補給北約駐阿軍隊”，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03/390720.html。

“美阿對華磋商 中國或對美開放瓦罕走廊補給通道”，

http://news.ifeng.com/mil/1/200912/1206_339_1463625.shtml。

[23][23] “三藩之亂”， 三藩之亂是清朝康熙年間平西、靖南、平南三藩王發動的叛亂。其中以吳三桂之勢力最大。清朝初年，由于清朝統治者力量尚不足以直接控制南方各省，因此將漢人降將有功者分封管理在一些南方省份：吳三桂封平西王，鎮守云南，兼轄貴州；尚可喜封平南王，鎮守廣東；耿仲明封靖南王，死后，其子耿繼茂襲封，鎮守福建。上述三方勢力合稱三藩。三藩在所鎮守的省份權力甚大，遠超過當地地方官員，并可掌控當地軍隊、稅賦等。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令撤蕃。吳三桂率先舉兵叛亂，分兵陷湖南、四川。耿精忠（耿繼茂之子）、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先后響應于福建和廣東，廣西、陜西等地也先后發生叛亂。十二月，陜西提督王輔臣亦反，吳三桂急派其得力大將左都督王屏藩出漢中支援；西戰場形勢趨于嚴峻。康熙帝集中主力南征吳三桂，同時停撤平南、靖南二藩。自康熙十五年（1676年）起，戰場形勢開始有利于清軍，陜西的王輔臣與滿清朝廷對峙三年之后，終于接受康熙的招撫，耿精忠勢窮乞降，尚之信也繼而降清。康熙十七年，吳三桂在衡州（今湖南衡陽）稱帝，國號“大周”，改元“昭武”，大封百官諸將。當年秋，吳三桂病死，其孫吳世璠繼承帝位。清軍乘機分路并進，湖南、貴州、廣西、四川等淪陷各省次第光復。二十年清軍會攻云南省城昆明，吳世璠絕望自殺。至此，這場歷時8年，蔓延10省的三藩之亂才平定下來。

[24][24] 1662年6月，鄭成功收復臺灣后不久。繼承延平王位的兒子鄭經（1643~1681）、孫子鄭克塽（1670~？）等人，憑恃武力在臺灣割據。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施瑯奉旨專征臺灣，統帥福建舟師迅速攻取澎湖，爾后，利用有利的態勢，主動、積極地招撫臺灣鄭氏集團，促使鄭氏集團放棄抵抗而就撫。臺島不戰而下。

[25][25] 噶爾丹（1644～1697），清代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首領，巴圖爾琿臺吉第六子。早年赴西藏當喇嘛。康熙九年（1670），其兄僧格在準噶爾貴族內訌中被殺。次年，噶爾丹自西藏返回，擊敗政敵，奪得準噶爾部統治權。十五年（1676），噶爾丹俘獲其叔父楚琥布烏巴什，次年擊敗和碩特部首領鄂齊爾圖汗，實力大增。隨后又占據南疆，勢力擴至天山南北。十八年（1679），達賴喇嘛贈以博碩克圖汗稱號。二十七年（1688），在沙俄的慫恿和支持下，進攻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繼而進軍內蒙古烏朱穆沁地區，威逼北京。為確保邊疆安定，康熙帝曾3次親征。二十九（1689）年烏蘭布通（今內蒙古克什克騰南）之戰，噶爾丹敗退至科布多。三十五年（1697）昭莫多（今內蒙古肯特山南）之戰，噶爾丹主力軍被清軍擊潰，部眾叛離。次年3月卒于科布多。

[26][26]毛澤東：“同斯諾談國際問題”(1965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5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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