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現代化與人和自然的矛盾》（完整版）

《現代化與人和自然的矛盾》

【澳大利亞】張明

一、內容簡介

本書從生產、技術、制度和文化的角度對主導現代化和全球化發展的西方價值提出了全面質疑，認為像人口爆炸、資源枯竭、環境破壞、精神失落等一切現代化后果的產生深刻地反映了現代性與人、與自然、與人身心的矛盾；造成這些矛盾的根源是西方價值中產生出來的人類中心主義、物質主義、個性主義和進步發展觀；從西方價值和現代范式本身，從現代化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無法找到真正的解決辦法；我們必須重估一切現代價值，重估一切傳統價值，技術發展不是最終出路，重建價值才是希望；作者滿懷希望地指出，東方的復興將給人類帶來希望，但東方尤其是中國在能夠發揮其價值的人類影響之前，不得不按照現代范式迎頭趕上；東方價值將成為整個人類的拯救價值和新范式的基礎，而建立一種廣泛的東方價值聯盟對東方和人類都具有深遠意義。

本書從某種意義上可看作是與《中國不高興》的呼應，但主要是從價值層面來分析東、西方以及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發展走向，有助于我們從全球和整個人類的背景下來重新認識東方和西方，增強我們對東方文化和傳統文化的自信。

作者長期生活在西方，曾游歷歐美諸國，并在阿拉伯國家和印度作過深入旅行考查，專注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和祖國發展，具有獨特視野和感受。

二、目   錄

一、現代化是人類的宿命

二、擴張性是西方文明的本能

三、分析思維是西方文明的邏輯起點

四、現代化以人為代價

五、現代化以自然為代價

六、現代化以失去身心平衡為代價

七、現代化與科技崇拜

八、現代化與制度崇拜

九、現代化與市場崇拜

十、現代化與全球化

十一、東方價值的人類使命

三、內容簡介及目錄英文翻譯

《Modernization versus Human and Nature》

Introduction

The book is an overall challenge to Western values which dominate 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 in terms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system and culture. It deems that all the aftermaths of Modernization such as population explosion, resource depletion,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loss of spirit reflect contradictions between modernity and human, between modernity and nature, as well as those between modernity and human’s morality. These conflicts are caused by anthropocentrism, materialism, individualism and the progressive view of development resulted from western values.

We cannot find a thorough way to solve these conflicts above through western values, modern paradigm or modern ways of production and life; we must reevaluate all the modern and traditional values. Reconstruction of values rather tha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s the ultimate and hopeful solution to end the conflicts. The author points out with a great expectation that the rise of the entire East will bring hope to human beings. But the East especially China has to catch up in the modern paradigm before it can exert its greater influences on human being’s values. Eastern values will become the salvation values and the basis for a new paradigm. Furth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road alliance of eastern values will be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the East and human beings in general.

An echo, in a sense, to Unhappy China: The Great Time, Grand Vision, and Our challenges, the book focuses on the analyses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rends of West and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s. It can help us to reread the East and the Wes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whole world and human beings; meanwhile, it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our confidence in Eastern culture and traditions.

Living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for long, the author has extensively traveled around Europe and America. He has made substantive trips in India and Arabian countries and done in-depth research about these places. Dedicated to comparative studies of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his motherland, he has a unique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experience.

Contents

1. Modernization Is Human’s Destiny

2. Expansion Is the Natur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3. Analytical Thinking Is Logically the Star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4. Modernization：at the Cost of Human

5. Modernization：at the Cost of Nature

6. Modernization：at the Cost of Losing Balance Between Flesh and Soul

7. Modernization and the Worship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8. Modernization and the Worship of Institutions

9. Modernization and Market Worship

10.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11. The Global Mission of Eastern Values

一、現代化是人類的宿命

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人類的各主要文明，包括印度文明、儒家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希臘文明，因自然環境的不同，一直按照其獨特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軌跡運行，各自獨立，相安無事，在總體上是平靜和諧的。

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尤其是1750年工業革命以后，精神與物質之間，信仰與科學之間，技術與文化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人的身心之間都發生了巨大的裂縫——整個人類的平衡都被徹底打破了，世界從此進入了動蕩的時代。

從殖民地擴張到全球化發展，從傳播“福音”到推行“人權”，西方一直都在以理性的名義，以自由、民主、平等的名義行使“神圣的使命”，并將這一切當作是“白人的負擔”。今天，西方文化已經蔓延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無一幸免。

萌發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現代西方價值，經過400多年的發展，已經演變成一種由市場經濟、科學技術和民主政治構成的“三位一體”的現代宗教，成為當今世界一切事物的價值依據和法理依據，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所有的制度、法規，所有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按照這種“三位一體”來設計和安排的。可以說，現代化始于技術和商業在社會生活中主體地位的形成，成于科學技術、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三位一體”的現代宗教的確立。

西方文明的強大武力威脅，已迫使其它文明放棄自己傳統和價值，耗費主要精力來應對經濟、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所帶來的各種沖擊。西方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滲透，摧毀了這些文明的價值體系，改變了這些文明的基因，造成了各種思想的混亂和文化的對立。而人類社會過去幾千年中縱有無數天災人禍，改朝換代，但發展變化始終是緩慢而平靜的，因為文明的范式沒有改變，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基本關系沒有改變，商業和科技尚未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體，“競爭”、“發展”、“創新”等這些價值尚未作為社會的主要價值。一切變化的根源在于，人僭越了創造者的位置，成了宇宙的中心，萬物的主宰，各種經濟活動成了社會生活的主體，商業和科技成了社會價值的核心，造成了各種意義的喪失，以及社會和內心秩序的混亂。現代范式的所有方面不是來自歷史和經驗，而是來自市場和科技的變異。

人類文明的一些終極價值以及各個文明的核心價值，現在都已經完全從屬于進步、發展、效率和創新的現代價值，最終都歸結于技術和資本，這個世界已經不存在任何神圣、超驗的信仰了，一切都被“唯物主義”化了，一切都被科學化和市場化了，一切都成了科學和經濟的附庸。整個現代社會出了拼命的生產和消費外已別無任何目的。

導致資源和生存環境災難的正是現代生產和生活方式，對人類秩序與和諧真正構成威脅的正是西方價值中的“競爭”、“發展”和“創新”，因為這些價值服從的是科技和市場的本性，市場和科技本身是盲目的，而現代社會的發展正是以市場和科技導向的。現代化，尤其是全球化已成為人類迄今為止最大的極權主義，它不僅把西方的生產方式強加給廣大傳統國家，而且還把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哲學思想、政治理念甚至宗教信仰強加給這些國家，從根本上剝奪了其他文化的人們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大千世界正在變得只有一種價值、一種文化、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生活方式。

現代化在本質上就是理性化、西方化，是所有民族國家不斷在器物、制度和觀念上，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效仿西方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文化的多樣性正在伴隨生物的多樣性一樣在加速消失。世界在表象上變得越來越光怪陸離、繽紛多彩的同時，在本質上正在同質化，越來越趨同于以理性主義、物質主義、個人主義、市場主義、科技主義和民主政治為基礎的現代范式。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已成了全人類追求的唯一價值目標，衡量經濟發展的標準被歸結為GNP和GDP，GDP等于國力，經濟增長等于人類發展，而這些指標又被簡化為各種貨幣單位，最后被完全簡化為各種數據。今天，許多經濟統計數據的持續攀升與人的幸福感不僅沒有必然聯系，甚至反而是矛盾的。從西方所謂的“全球幸福指數”來看，排在最前的往往是經濟和技術落后，但傳統和自然保存較好的國家，而世界第一經濟和科技強國的美國卻排在接近最后。

現代性始于進步觀、發展觀的確立，一切“變化”都被理解為“發展”，一切“發展”都被理解為“進步”，當西方這種線形發展的進步觀取代了傳統有節制的循環觀后，現代化的發展便一發不可收拾。由西方價值確立的現代范式使人們在擺脫后，很快就會將發展用于奢侈，再就是各種無謂的競爭。

現代范式所追求的無限發展創新，在源頭上暗合了西方文化本身固有特征和基本傾向。例如，建立在理性思維和實證科學基礎上的西方哲學是以追求“絕對真理”和“最終答案”為世界觀，以二元對立的否定之否定為方法論，它所信奉的各種價值都只是為了本身的否定和完善，因此，西方的哲學需要不斷發明新的觀念、概念和術語，需要不斷被取代；西方的文字需要不斷創造新的詞，英語詞匯最近已突破100萬單詞，隨著各種新的事、物、概念的不斷出現，每年的新單詞仍以驚人的速度增加；西藥需要不斷發明新藥，淘汰舊藥，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自西藥產生以來，因嚴重的毒副作用，已有90%以上被淘汰，全世界每年因服用西藥而導致的失明、失聰、腦中風、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肥胖癥、器官功能衰竭、癌癥甚至死亡的人不計其數，而與此同時，每天都有幾十種新藥問世；西方的法律種類和法律條文需不斷增加，現有法律永不敷用，跟西醫一樣，法律專家越來越只能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現代法律陷入了一場約束與違法之間無止境的競賽；……西方的文字、醫藥和法律都代表著一種極端的發展傾向。

而東方文化中的超越性特征也成了東方文化走向和社會發展的一種暗喻。從自然規律和宇宙法則中抽象出來的東方哲學基本概念如“因果”、“輪回”、“陰陽”、“五行”等等，由于是從整體、屬性和相對性來看待事物，因此，在時空上適用于一切人、事、物及其存在、關系和變化；中國的文字完全不需要創造新字，運用已有的文字，通過不同組合即可表達任何新的物質、事件和概念（漢字的總數約8萬多，現代漢語用字僅10000左右，常用漢字只有3500）；中醫的基本手段（望、聞、問、切）和中藥的基本種類（植物、動物和礦物共計約1.2萬種）確定不變，常用中藥不過400種，一個老中醫一般也只用100多種，而最常用的僅幾十種，但辨癥的方法多種多樣，因人、因地、因時而異，隨機應變，集預防、治病、養生一體；東方的社會秩序和內心秩序的維持和調節，靠的是強大而神圣的宗教信仰和倫理道德，而不是繁復累贅、無限增加的法律條文；……

東方智慧從自然中抽象出來的這些宇宙法則和終極價值決定了傳統范式是一種循環的發展，有機的延續，生生不息，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東方智慧不是強調發展、創新，而是追求順應、循環、和諧，它概括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身的本質關系，幾千年來一直引導著東方的社會發展方向和人民的生活方式。

而西方的科學技術進步雖然實現了人類與自然界的分離和對自然的統治，但卻加深了人類社會的勞動異化，導致造成異化的現代制度（尤其是產業制度、管理制度和科技制度）的發展，使人類完全陷入物役。傳統的實用技術曾經使人類一直保持適度發展，而西方現代科學卻造成人類的突飛猛進。人類所面臨的人口爆炸、資源枯竭、環境破壞、精神失落等都是現代科技發展的必然后果。西方自工業革命以來所確立的價值與整個人類、與整個自然、與每個人的身心在根本上都是矛盾的，它造成了人與人的分離，人與自然的分離，人的身心的分離。

在物質取向上，今天，無論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富人與窮人已經越來越一致。現代通訊技術有助于消除專制、促進民主；全球化迫使集權國家對外開放；新的經濟形式可以增強國家抵御經濟風險的能力（國家主權基金）；政府干預擴大了國家的宏觀調控作用（美國政府為銀行業和房地產業注資以及接管“兩房”）。全球化正在整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不同功能，使得那些曾經是各自鮮明的特征，如社會主義在分配上更公平，資本主義在生產上更富有效率等通過相互借鑒，融合成人類共同的價值，意識形態的色彩正在淡化，意識形態的爭論正在失去意義，極端形式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失敗使兼具兩者特征的“國家資本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成為一種發展趨勢，社會主義正在資本主義化，而資本主義也正在社會主義化。而真正操縱現代社會的，其實是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家和科學家，前者如西方的自由經濟理論，后者如現代生物工程和電子通訊，尤其是美國和“諾貝爾獎”那些圈子。

馬克思主義強調經濟地位和經濟關系決定人的社會存在，在本質上也是一種生產力至上和技術至上主義，一種經濟決定論和歷史目的論，所有的社會關系都歸結于經濟關系，所有的觀念形態都是經濟形態的對應物，所有社會關系和觀念形態的變化都是由經濟形態變化引起的。

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離不開西方文化的價值范疇和西方中心的思維，馬克思主義屬于眾多西方理論中的一種，他所討論的主要是西方價值和現代范式之內的事情，他只是用了另一種西方眼光來觀察和分析世界。馬克思所分析的現代危機也主要是經濟的危機，而不是精神的危機和生態的危機。馬克思所描述的人類理想社會——共產主義，特別強調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和人的全面解放。但他所幻想的高度工業化社會與人的精神解放，從命題上就似乎是矛盾的。恩格斯更斷言，盡管人口是按幾何級數增加的，但科技發展也可以按幾何級數增加，人類所能支配的生產力是無窮無盡的，只要恰當地運用資本、勞動和科學技術，便可以獲得生產的無限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論述都是關于人類經濟活動和政治活動，即有關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等問題的，雖然其間閃爍了一些生態哲學的思想，但并不是其關注的重點。

對現代人類社會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其它意識形態，如“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保守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法西斯主義”、“基督教民主主義”等等，也都屬于西方的價值范疇，都是西方文明的產物，這些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其實主要是西方文化內部的矛盾，或西方文化內部矛盾在其他文化中的反映。在價值取向上，西方的這些意識形態與大多數民族國家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不符，但卻無法阻擋西方價值的入侵，導致各種傳統價值的分裂和傳統文化的混亂。

同屬近代西方價值產物的兩種主要的意識形態——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已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斗爭，彼此都把對方視為洪水猛獸，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彼此都在妥協，它們的界限正在變得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已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而全球化進一步縮小它們之間的差異，當前的“金融危機”正在使二者走得更近。資本主義將不得不放棄一部分陳見，政府將更多地介入市場，對各種壟斷資本進行控制；社會主義也將從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中學到經驗，更多的引入資本主義發展手段，從資本主義的失敗中吸取教訓，變得更加成熟自信，世界經濟反而有可能因此次“金融危機”而得到大發展。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雖然都同屬西方文明的不同形式，但從總體上看，兩種社會在物質取向都是一致的，都強調經濟和科技發展，也都注重個人需求的滿足，個人財富的增加和個人的全面發展，在這個大前提下，所有制（私有制、公有制）的差異其實已經并那么不重要，只是在人與自然的矛盾上，資本主義似乎表現得更加極端，它們把自己的自然環境保護得很好，卻到世界的其它地方，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獲得資源。

與現代性的后果相關的根本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價值和文化形態問題，所有現代性的后果都是價值和文化形態使然。現代化發展的歷史已經表明，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同樣可以實現高速發展（戰前的德國、日本、前蘇聯）。今天，各種意識形態的紛爭，其實都是西方價值內部的紛爭，而相對于整個現代人類的困境，所有那些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的紛爭，都是一些次要的、外圍的、零星的紛爭。以北美、歐洲和前蘇聯為代表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屬于西方范式，它們成了當今世界一切合法性的依據，無論哪種制度的成功，都是西方價值的成功，它們都帶有致命的價值缺陷，對整個人類的生存和延續都會帶來嚴重影響，因為它們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物質取向和線性發展范式上的。人們已經習慣于將各種現代災難歸結于一些表面現象，如石油、金融、糧食、人口、專制等等，恰恰忽視了隱藏在這一切背后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西方價值，而科學技術、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都只是西方價值的實踐手段和運作方式。對傳統國家和文明國家而言，現代化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它與這些國家的價值理念和歷史文化完全不符，尤其是對中國和印度而言，僅僅是因為她們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社會主義也僅僅是一種明智的現實選擇。

社會主義的產生本身就是為了克服資本主義的各種弊端，實現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它是基于更公平的分配制度，更合理的資源配置、更有效的生產組織方式，但在追求物質發展和科技創新上，與資本主義是完全一致的，二者殊途同歸，全球化正使兩者融合于共同的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今天，消費主義文化意識形態不僅取得了絕對的合法性，已成為一種真正的普世價值，功利原則成了評定企業效益乃至一切社會經濟活動的標準。

消費主義文化的發展給人帶來的不是滿足而是欲望，人類在近幾百年里所創造的財富比過去幾千年的總和還多，世界上許多地方正面臨產能過剩的困擾，大多數產品都已進入成批復制和大規模生產的階段，以至于不得不將產能轉向軍備制造，太空開發和奢侈品生產，以維持經濟發展和減少失業壓力。對這個世界上的多數人來說，除了錢以外，其實什么都不缺，但人們卻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更加渴望財富。而今天人類所面臨的匱乏主要不是因為生產不足，而是因為分配不公造成的，人類的主要智慧和精力不是用于消除不公，而恰恰是用于加深和擴大不公，全球化發展加深和擴大了貧富差距。

現代性發展的邏輯是，人的能力是可以無限發展的，經濟是可以無限擴大的，科技是可以無限創新的，由經濟和科技發展產生的所有問題也是可以通過經濟和科技的進一步發展來解決的，整個現代經濟都是建立在過度消費和過度生產基礎之上的。西方價值的歷史觀和發展觀正在使人類陷入一種深刻的惡性循環，西方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蔓延，是造成人類生存危機的根源，最終是價值的危機。

現代價值決定了現代化一經發動便無法停止，它必須保持高速運轉，世界經濟除了保持高速增長外，已別無選擇，否則政權就不能維持，社會就無法穩定。為了經濟增長可以不惜一切，包括各種自然和社會的代價。

在人類歷史上，戰爭一直起著刺激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作用，而現在，消費則成了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和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手段，任何停滯，即便是放緩都會造成與社會主流價值的對抗。而消費依賴于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依賴于現代觀念，各種西方生活方式的宣傳和大眾文化正無時無刻不在引誘人們的消費欲望。

現代范式所建立的一切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和技術秩序都是建立在對人類已有的一切社會和精神秩序破壞基礎上的，它充斥著知識、技術、信息和數據，但缺少精神和智慧。現代主義輕率的用最近300年積累的知識（主要是近代西方的知識）否定人類在過去幾千年中積累的各種歷史經驗和生存智慧，使大多數傳統知識失效，用理智代替信仰，用知識代替價值。人生和世界的意義已經完全由技術和財富來賦予，而千百年來，作為傳統社會主體的文化精英要么成為附庸，要么被排擠在外，整個世界正任憑少數經濟精英、科技精英和政治精英為所欲為。沒有人知道全球金融市場、股票市場、能源市場和糧食市場是怎樣運作的；沒有人知道生物技術、核技術和太空技術發展的真實后果；沒有人知道各種致命災難的真正原因；……

現代社會關心的是經濟增長本身和科技發展本身，而不是經濟增長的實質和科技發展的后果，今天，真正令人擔心的已經不是市場和科技的發展本身，因為整個世界已經被商業和技術的影響所覆蓋，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了，真正令人擔心的是用什么辦法來約束市場和技術的恣意妄為。但是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價值的改變，有什么可以阻止，那怕只是減緩現代性災難的蔓延？

現代化進程已經越來越清晰地向我們證明了這樣一系列悖論：現代社會總體方向的偏離與現代社會各個領域日臻完善；技術進步與物役加深；信仰和道德的失落與法律和制度日益繁復；家庭和精神生活的瓦解與現代社會的豐富多彩；總之，現代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與一切有益于人與人、人與自然、人的身心關系的價值觀念、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都是矛盾的，它符合理性，符合邏輯，但違背自然，違背人性。

造成這種矛盾的原因在于，領導現代化發展的西方價值本身喪失了超越價值的指引，完全讓位于市場和技術，成為一個沒有靈魂、沒有人性、沒有精神和道德的百病叢生的混亂體系。現代化不僅顛覆了宗教，也摧毀了哲學和藝術，剩下的只是那些能夠與技術和市場相對應的部分，以至于今天我們必須要從科學的角度，從經濟的角度來審視宗教、玄學、哲學和藝術，而所謂的“自由”在強大的市場和技術力量面前顯得如此的微不足道，甚至于已經成了一種“偽命題”。所有的價值，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和文化理論如今都成了市場和技術的奴婢，都在為利益鼓噪，為災難狡辯。

現代化創造了一種以科技思想和市場理念支配的生活方式，它吞噬自然、扭曲人性，它是一個透支未來，不計后果的過程，而全球化正在加速它的發展，成為一場災難的競賽，其發展方向并不確定，沒有人可以預測現代化發展的前景，因為引導現代化發展的市場和科技本身是盲目的。

“現代化究竟帶來了什么？為什么發展？朝什么方向發展？發展到什么程度？”——沒有人理會這樣的聲音。現代化發展像飛奔的列車，但是它無人駕馭，沒有剎車，更沒有人知道它會奔向何方。

人類現代災難是商業、科技與宗教、道德、藝術之間失衡造成的，是過度的物質主義和個性主義造成的，是商業和科技膨脹的結果。沒有宗教和道德作為價值核心的文化是危險的，人類選擇西方文化作為發展方向，是人類文化的悲劇，這正如生老病死是個體生命的宿命，現代化則是人類的宿命，你無法選擇，又無法逃避。

從弗洛伊德和尼采開始的西方后現代主義深刻地揭示了現代化的可怕后果，但他們武斷地把各種現代化的后果歸結為“文明的代價”，把西方的發展方式當作人類的發展方式，把西方的發展邏輯當作人類的發展邏輯，這其實是為整個西方文明開脫，因為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在運行的方式和邏輯上是完全不同的。具有頑強方向性的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是不會自己發展出一套像今天西方這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

世界上所有文化都是以自我為中心來看待其他文化的，都強調自身的優越性，但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我們似乎還是可以找出一個公允的標準，即衡量文化的優劣主要看哪種文化更有益于維護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人與自己身心之間的和諧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一種傳統文化都比西方文化優越。

如果人類像其他物種一樣也是一個過程，一種時代的產物，一個生命周期的話，那么，西方價值主導的現代化將可能成為他的終結方式，而從西方理性主義發展出來的現代經濟將成為毀滅的手段，從西方理性主義發展出來的現代科學技術則可能成為毀滅的工具。

只有一點是肯定的，西方文明并非蓄意要摧毀其他文化，破壞人與自然的關系，毀滅這個世界，它只是順從其內在的文化沖動而發展，按照其內在的邏輯而演化，但它帶來的結果造成了整個自然和人類的突變，而西方社會本身也難逃厄運。隨著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發展，西方文化已經滲透到世界各地，具有致命缺陷的西方價值已經被深深植入了其他所有文化，正在迅速擴散和蔓延。

而西方文化本身并不具備免疫機制和修復機制，今天流行于西方的所謂“生態主義”、“環保主義”往往都跟西方的“無政府主義”、“極左主義”、“極端自由主義”、“分裂主義”、“個人主義”、“性解放主義”、“女權主義”、甚至“同性戀主義”相聯系，它們往往只不過是另一種“時髦”和“反潮流”，其本質仍屬于西方的自由主義。我們無法從西方文化本身，從現代化范式本身找到解決辦法，一切出自西方文化和現代化范式本身的解決辦法都是暫時的和自相矛盾的，我們必須同包括西方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共同來尋找一種新的價值，創立一種新的范式。

人類已經完全被西方價值帶入了危途，并越陷越深。今天人類面臨的全球變暖、臭氧層消耗以及生物多樣性消失等各種生態危機已經超越了國家、種族、意識形態的界限，它是無法在現代工業文明的架構內，依靠科技、市場和制度來解決的，它不是技術問題，不是制度問題，也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價值問題，是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問題，因為價值取向決定社會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設計，價值取向決定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安排。技術、制度、甚至意識形態都只在表層發揮作用，它們都只是一些實際操作，而在深層發揮作用的是價值。世界上西化的進程往往是這樣：技術先來，制度緊隨其后，意識形態接踵而至，最后是固有傳統和價值的失落。

是反思現代范式和西方價值的時候了，是反思傳統文化和傳統價值的時候了，而在各種批判中，價值批判應是一切批判的前提，在各種重建中，價值重建也應是一切重建的前提。技術發展不是出路，價值重建才是希望，人類的出路在于如何將現代價值重新置于某種新的價值約束之下。而在開始這一切之前，我們首先應該明白，擴張本能和理性思維是西方文明的基因，它主導了現代范式的形成，科學技術、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體系的建立主要是為了表達西方文明基因而設計的，科學技術、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完善也主要是為了調節西方文明的基因表達。現代性的根源在于西方價值，現代性的原動力，包括他的創造力和破壞力都來自西方文明基因的表達。

二、擴張性是西方文明的本能

人的能量包括精力、熱情、注意、興趣、志向、理想和愿望等，人體的能量總是需要釋放的，而釋放的指向分為向內和向外釋放兩種。向內釋放主要是將人的注意力、智慧、興趣和情感引向精神和心靈活動，通過宗教、藝術和倫理生活來獲得愉悅；向外釋放主要是將人的注意力、智慧、興趣和情感引向外部的物質世界和肢體活動，通過獲取物質，擴大空間，來得到滿足。能量釋放的兩種指向成為不同文明的原始分野，經過漫長時間積淀為文明的不同基因，而價值就是文明的基因，它決定文明的特征和傾向。歷史學家錢穆認為，“東方文化是內傾的，西方文化是外傾的。”中國文明和印度文明屬于前者的典型，西方文明屬于后者的典型。

能量釋放的兩種不同指向不僅決定不同文明人民的個體特征，也決定其整體文化特征。東方文明將能量向內釋放，發展出宗教、玄學、藝術和情感生活；西方文明將能量向外釋放，發展出理性主義，科學技術，物質生產；東方以宗教、藝術和形而上學為核心的心性文明為發揮人的智慧和精力提供無窮空間，在終極關懷上，有利于維護人與人、人與自然、人的身心間的平衡；而西方以物質生產和科學技術為核心的理性文明將人的智慧和精力引向對有限物質世界的無限追求，在終極關懷上，造成人與人、人與自然、人的身心間的沖突。

能量釋放不同指向，最初主要是由食物，即食肉的多寡決定的。《大戴禮記》中說：“食肉，勇而悍；食谷，智而巧”。食肉多，體內熱量高，更容易產生躁動和亢奮，需要更多活動，尤其是肢體活動來消耗能量。當人類還無法主動選擇和控制食物生產時，環境的天然賜予，就成了當時人們的主要食物來源。

人類偉大文明的價值體系都是由特定的自然環境和歷史背景決定的。西方文明所處地區適合牧業，食肉較多；東方文明所處地區適合農業，多以五谷百蔬為主食。不同地域的物產決定其食物結構，不同的食物結構與其它自然條件一起逐漸沉淀為不同的生理、心理和氣質特征，使各種原始差異得到強化。食肉多的民族，尤其是那些喜歡吃鮮紅帶血肉的人，往往性格殘暴，內心具有更強的無名狂躁，它會演變成為冒險沖動和征服欲望，而這種征服欲望包括對人的統治和對物的占有，物質占有又可以發展成對自然的改造利用和創造發明。西方價值中致命的擴張傾向與其食物結構有關，它既吞蝕別人，有蠶食自己，各種獲得性遺傳特征一直延續到今天。

西方文化中的個體生命沖動逐漸積累為整個文化的擴張沖動，個人主義的放大導致社會組織和國家權力的膨脹，個人主義動機成為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發展動力。西方價值中各個方面都具有極強的攻擊性，西方的宗教信仰、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科學思想、政治學說和經濟理論中都充滿強烈的張力，這種張力決定了它的行動方向，并注定了它要向外尋找出路，借助各種外在方式來表達內在沖動，而西方民族的這種攻擊性也使他們更需要制度和規則來約束，以達到自身的安全和社會的平衡，因此后來發展出對制度和規則的偏好。

西方價值的這種擴張沖動最初直接表現為爭奪財富的戰爭，西方文化中充滿對戰爭的歌頌，“戰爭是人類進化的需要”，“戰爭使人保持崇高”，戰爭曾經是那個時代普遍的世界秩序，弱肉強食曾是國家間的行動準則。在西方文明發展史上，從十字軍東征、地理大發現、傳教、殖民、探險、販賣非洲黑奴、屠殺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人、販賣鴉片、殖民戰爭、世界貿易、環球旅行、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直到當今的全球化，無不體現了西方文明那種內在的、強烈的擴張沖動。西方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為西方價值的全球擴張起了掃清道路的作用。西方價值的攻擊本能使它隨時都需要尋找對手，如果沒有，也會臆造出一個“假想敵”來與之較量，總之，它需要一個欺負指使的對象，同時又需要一個同情施舍的對象。

當世界被西方將瓜分完畢，完成原始積累，需要和平來維護既得財富時，西方開始建立現代國際規則，但西方價值的擴張沖動本能沒有改變，只是這種擴張沖動由“競爭”代替了“戰爭”。今天世界上的一切制度安排，包括所有的經濟、政治、文化活動在根本上都服從西方的理性主義、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原則。“競爭”成了當今的世界秩序，效率成了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近代的科技和商業發展在根本上都是由西方文化的擴張沖動引發的，對競爭和效率的贊美，對市場和技術的偏愛，都是西方文明中擴張沖動的表現。

西方文明在對其他文明的征服中已將其價值帶到了各地，現代文明就是西方價值發展的結果，西方的進步歷史觀造成現代化與整個自然和人性的全面對立；西方的現代國家觀念（民族國家、主權國家、民主國家觀念）導致了近代無數的邊界糾紛和流血沖突；科技萬能和市場至上帶來市場和技術的無限膨脹。

從西方文化觀念發展出來的各種現代價值，代表的是功利和權力。宗教和玄學因科技興盛而式微，藝術與市場合流而淪為娛樂。因為上帝不在了，一切都成為可能，自然不再受神的庇佑，傳統不再受天理保護，各種禁忌的破除動搖了整個人類社會秩序和內心秩序存在的基礎。社會理想和社會價值體系脫離了宗教、藝術和形而上學的指引，完全陷入了工具主義、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成癮。現代性不僅造成個人的物質迷戀，而且造成整體民族意識的瘋狂（如德國、日本、美國），把戰爭后果僅僅歸罪于個別戰爭狂人，實際上是在為這些民族和文化開脫，近現代各種大規模戰爭實際上主要是根植于這些戰爭發動國的文化土壤和民族心理，它們都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

世界的各個部分都是緊密相關，盤根錯節的，生命和宇宙的奧秘超出了理性主義和現代科技達到的境界，但是現在，科技已成了滿足貪欲的工具，市場為滿足貪欲提供機會，而法制則使這一切制度化。科技的發展已到了失控的地步，成為一種異己的力量。金錢和科技的力量正在掏空一切，而科技與市場的完美結合使人類在背離自然和人性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現代化成了一場以市場和科技為手段的弱肉強食。

當人類完全喪失了禁忌和終極關懷，當科技把一切解讀為物質，當市場把一切解讀為利益，當西方價值成為世界的主導價值，所有的神圣都被褻瀆了，整個人類的災難也就注定了，各種災難正相互誘發，又互為因果，而過去一切所謂的災難還都只是局部的、暫時的。盡管現代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正朝著越來越精微的方向發展，但卻無法改變其本身的盲目性，在對人類自身和自然的整體認識上尤其如此，在生命的終極意義上令人擔憂。

歷史正在證明，現代化的巨大成就將不足以彌補所帶來的巨大災難，人類巨大的創造力將不足以彌補所造成的巨大的破壞，現代西方文化的智慧與愚蠢一樣令人驚嘆，正如物質的過剩與物質的匱乏一樣有害。現代化——多少災難假汝之名而生！

對人與人、人與自然、人的身心關系各種根本變化的反思，將引導我們對現代價值和傳統價值的反思，從人類文明軸心時代所創造的原初智慧，尤其是從東方文明中的那些宇宙智慧和生命智慧中去尋找答案。

今天人類所面臨的問題已不是發展創新，而是如何尋找禁忌的力量。

三、分析思維是西方文明的邏輯起點

西方文化先天的分析思維傾向是現代性的邏輯起點。分析思維用孤立、靜止、片面的觀點看問題，對待事物的方法是局部的而不是整體的，單獨的而不是全面的，微觀的而不是宏觀的，機械的而不是有機的，客觀的而不是主觀的，冷酷的而不是富于人情的。理性作為一種準則，不僅成了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成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身的一種秩序。理性思維把一切直感、意會、冥想、頓悟逐出認知領域，將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加以理性分析和科學研究，并成為各種倫理、哲學和政治思想的基礎，判斷是非的標準是是否“合理”而不是是否“合情”，是否“合乎科學”而不是是否“合乎道德”，連人生的意義、情感、價值、幸福等各種精神問題和性靈現象都未能免于被理性分析和科學研究，理性主義神圣地位的確立，使一切精神問題失去了答案。

由這個邏輯起點開始，西方文化早已分裂成物質和精神兩個世界，從西方文明中產生的現代范式的各個領域都是呈線性展開。“物質的無限可分”和“科學的無限發展”，一直是西方的思想主流。包括人在內的整個世界都被還原成各種基本要素，原子、電子、質子、中子、夸克、亞夸克、細胞、染色體、神經元……。還原論不僅將物質從高級形式還原為低級形式，還將精神狀態還原為物質狀態，各種社會現象以及心理和精神現象也被歸為基本單元的運動，再根據這些基本單元的活動來解釋整個社會、心理和精神活動，整體只是個體的總和，只要掌握各種基本元素就能了解整個社會、心理和精神的變化規律。連食色也不例外，美味只是一些有關碳水化合物、脂肪、纖維素、蛋白質、膽固醇、微量元素和卡路里之類的事物；性愛也只是有關荷爾蒙、腎上腺素、黃體酮、精子、卵子、呼吸和心跳之類的事物。

分析思維帶來了西方科學的繁榮，也導致了無限發展傾向，產生出各種形式的分解、分割和分離——物質與精神的分離，人與自然的分離，人與社會的分離，人的身心的分離，靈與肉的分離。分析思維用對待物理世界的邏輯推理方法來對待各種社會事務、人際關系、精神現象和心理問題。

分析思維把外部世界、人類本身、包括人的智能、心理、語言都當作分析研究的對象，將世界拆為一堆散件又再重新拼合。它以自我為中心，以歸納演繹推理為根據，用“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他律”的原則制造出一系列二元對立： “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現象與本質”、“自由與必然”、“精神與物質”、“理性與感性”、“邏輯推理與經驗感知”、“人與自然”、“文明與野蠻”、“善與惡”、“是與非”、“美與丑”、“天堂與地獄”、“朋友與敵人”、“戰爭與和平”、“先進與落后”、“發展與停滯”、“東方與西方”、“民主與專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科學與迷信”、“智慧與本能”、“理智與情緒化”、“優等人種與劣等人種”、“現實與虛擬”……整個世界被理解為一個矛盾沖突的過程，一種極端的發展，一種無限的否定之否定，斗爭則被認為是一種常態。“二元論”的思維模式已經深刻地影響著國家政策和國際事務。

分析思維、理性思維忽視自然界整體的和諧以及不同事物之間的過渡性和中間環節，往往導致極端的傾向，帶來各種形式的矛盾、對立和斗爭。分析思維這種強調心與物、主觀與客觀、人與自然的對立導致了西方理性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生，而理性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結合正是造成今天人類和自然各種災難的價值根源。

理性主義根植于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產生于十七世紀以哥白尼、笛卡爾、培根、牛頓為代表的哲學和現代科學，從此，人類的權力中心開始由信仰轉向世俗，由精神轉向物質，其影響所及不僅顛覆了基督教世界的秩序，而且顛覆了整個人類的社會秩序和內心秩序，隨著理性對信仰優先性的確立，整個人類的超越價值被徹底打破了，一切都成為合乎邏輯、合乎理性的冷酷計算。理性主義發展至今，已經將整個人類精神掏空，信仰被掏空，道德被掏空，文化被掏空，現代社會只剩下一副理性主義的空架子。

理性主義壓根就沒有把人看成是人，而是把人當作完成某種計劃的工具，這種計劃都是要服從技術的邏輯安排的。理性主義所關心的與常識、經驗、道德、傳統和信仰根本不是一回事，理性主義所關心的是事物的對錯、是非、輸贏、利弊、成敗和真假等，理性主義在根本上是反常識、反經驗、反道德、反傳統和反信仰的。

理性主義主張用思辨和推理來考察一切事物，用知識來觀察、驗證和解釋自然，通過發展技藝和工具來擴大認識，而這些知識又主要是關于自然和商業的知識。理性主義發展到今天，已經完全是靠理性來確立社會制度，用理性來規范社會行為，用理性來控制人性和自然了。而所為的理性只是針對一些具體行業、學科、專業而言的，它是實際上只是有限理性和工具理性，而就人類、自然和生命的本質而言，就人和自然的終極意義而言，它其實是一種非理性，一種局部的理性和整體的非理性，這種理性主要是為各種利益服務的。西方理性主義使現代化陷入一種“合成謬誤”和“整體缺失”。前者是把僅僅對局部說來是對的東西，說成是對總體也必然是對的；后者則指具體方面樣樣完備，但整體精神空缺。

起源于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使西方的分析思維傾向和理性主義傳統發揚光大；各種形式的唯物論占了上風，從根本上把人引向了專注于物質的產生、運動、變化和發展；自由、民主、發展、進步、效率等現代價值開始產生，科學知識體系、生產工藝、市場經濟制度、個人主義和民主政治制度等現代范式開始確立，并形成強大的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傾向。至此，西方價值的基本特征和西方知識的基本特征已經完全形成，并在以后的發展中愈顯突出，即西方價值是一套矛盾沖突的機制，而西方知識則是一套極端和瑣碎的系統，各個時代的所謂先進理論多是來自個別見解。

各種形式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破除，導致了各種世俗價值和現實價值的發展，商業和技術成為這些價值的集中體現，因為各種世俗價值和現代價值都是圍繞商業和技術展開的。失去超越價值之后，各種形式的功利主義追求變成為人的唯一寄托。歷史唯物主義更導致各種形式歷史決定論的產生，從地理環境決定論，到文化決定論，階級斗爭決定論，經濟決定論等都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產物。

西方的科學、民主、自由、平等觀念使每個人都有權滿足自己的欲望，現代資本主義正是依靠激發個人欲望得到發展的，它將每個人都投入追逐財富和名譽的洪流。科技與資本的結合成為現代化發展的動力，資本擴張的本能，新的航海工具的出現，蒸汽機的發明，極大地推動了西方文明的發展。

西方的人類中心主義將人視為宇宙的中心和目的，認為人是所有價值的來源，自然是利用的對象，自然界是沒有價值的，只有人才有價值，人是萬物的尺度，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整個世界是為人類而存在的，人有權支配自然，科技是征服自然的工具，人對自然界不存在道德責任，社會組織形式是操縱的對象，——這一切成了人類現代所有成就的思想基礎，正是這些思想導致了人類自工業革命以來各種驚天動地的偉大實踐。

科技和市場的膨脹是造成人類生態危機和人的全面異化的直接原因，而以西方理性主義、物質主義、人類中心主義和個人主義為核心的整個現代價值體系則是導致科技和市場的膨脹的根源。文化學者胡紀澤在《中國人的焦慮》一書中寫到：

“在現代社會中，工具理性或知識理性以科學技術、管理制度、法律規范、經營計算等具體的形式體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左右著我們的全部社會行為。”

理性主義在產生之初，尚被作為一種工具和方法，但隨著科學的發展，理性主義本身已被當成了目的，理性主義甚至已成為一種奴役。今天，理性主義的瘋狂既不亞于當年宗教的瘋狂，也不亞于當今宗教原教旨主義的瘋狂，尤其是在科技和市場方面，而西方許多思想家把這種明明是西方理性主義的瘋狂說成是整個人類的瘋狂，實際上是為西方的“原罪”開脫。

人類在大多數時候都是生活在感情狀態而不是生活在理性狀態的，是通過感性和經驗來理解事物的。因為理性主義所能夠發現的是非常有限的存在，理性主義所能夠展示的也是非常有限的可能性和確定性，但今天理性主義卻成了一切意義和價值的唯一來源，人們已不得不完全要用理性來思考，用理性來安排，用理性來判斷，理性主義甚至已成為一種至高無上的終極價值，但是，我們又用什么來證明理性本身？正如我們用什么來評估那些諾貝爾獎的道德和價值依據？

現代化即理性化，科學技術、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已成為現代宗教的三個位格，它們都是以理性為基礎的。現代社會名目繁多的思想、見解、學說、理論，正在摧毀人類亙古以來的終極價值，而終極價值，尤其是那些涉及神圣和道德的內容是無法被現代理性的邏輯、數學和實驗方法證實的。當哥白尼、達爾文、馬克思、弗洛伊德從不同的側面戳穿了千古神話后，人就成了物質，成了工具，成了機器，成了商品，成了市場，成了數據，人和自然的意義已完全喪失，整個現代社會成了一個完全由符號和數字連接的世界。

以西方理性主義為特征的現代社會在具體領域的發展上越是理性、精微和繁復，在整體和本質上就表現得越是非理性。法蘭克福學派知名的學者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指出：

“這個社會作為整體卻是非理性的。它的生產率對于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發展是破壞性的，它的和平要有經常的戰爭威脅來維持，……”

西方文化的理性主義、功利主義、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恣意發展，使現代文明表現出一種放縱人類欲望、濫用人類智慧的極端主義傾向。從西方價值發展出來的各種政治、經濟、科技、軍事、文化、外交理論以及整個現代社會的主流思想都是傾向于放縱而不是基于節制的。

現代危機的根源在于從西方價值發展出來的現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科學技術、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結合已經取代了傳統宗教而成為現代宗教，發展創新已成為終極價值，它們所產生的物質力量正在毀壞自然，它們所產生的精神力量正在摧毀各種偉大的傳統和人類價值，使民族國家同質化，這些傾向正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不斷加強，一切都在追求更快、更多、更大、更新，其勢如自由落體，這種趨勢令西方文化本身也感到驚訝，而這一切都來自理性主義的誤導，我們有足夠的理由來質疑理性主義。

理性主義是人類一切現代成果和一切現代災難的價值（思想）根源，正如英國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指出的一樣，整個西方知識體系實際上都是由柏拉圖的一系列注腳構成的。

四、現代化以人為代價

財富、權力和聲望永遠是大多數人的人生目標，自利、貪欲和虛榮永遠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一切偉大的宗教和傳統對于與商業和技藝相關的活動都是心存介意的。自工業革命以后，技術和商業的飛速發展改變了整個世界，不僅擾亂了整個生物圈的自然節律，也動搖了整個人類的社會秩序和內心秩序，解構了人類生存的基本原則和行為規范，破壞了“一切社會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會，這就是家庭”（盧梭），造成了人類在終極意義上的信仰、道德乃至性別的錯亂。

現代價值的源泉是技術和市場而不是人，一切行為都以謀求財富為動機，現代社會的生產安排和科層設計都是基于理性的原則、效率的原則和利益的原則，這些原則在本質上都是排斥人性的。現代生產方式將社會族群拆散為各種不同的利益團體，直接導致了各種互助合作生活方式的瓦解，生產方式的改變帶來生活方式的改變，生活方式的變化帶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熟人社會”變成“陌生人社會”（費孝通），科技人員成了圣徒，商人成了英雄，藝人成了偶像，直至整個社會關系的改變、社會秩序的顛倒和人生意義的失落。

在現代化大生產和集約化經營中，人成了整個生產配置中的一個環節或一個要素。現代化生產考慮的是如何實現人與生產中其它環節和要素的最佳配置，社會被簡化為若干各不相關的個體的不定組合，各種復雜的利益關系成了彼此之間唯一的聯系紐帶。在現代社會，人既是各種創造物的主人，也是這些創造物的奴隸，而所有的人，包括窮人和富人實際上又都淪為了市場和技術的奴隸。

現代生活方式的改變同樣是服從理性原則，效率原則和利益原則，它迫使人已遠離自然，而這一切正在徹底改變人類的生存方式，使人與其它任何人造事物在本質上沒有什么不同。生活在彼此隔絕的樓房加深了人的疏遠；現代社會的作息制度使人缺少溝通的時間；現代生活的便利使人不必求人；現代生活的流動性使人難以深交；現代社會的各種誘惑使人不能專注；現代生活節奏加快使人缺乏耐心；現代社會的殘酷競爭使人與人之間產生敵意；現代社會的自由使人失去責任；過度發展的個性主義強化了人的私心；漫無節制的獲利沖動使人人變得勢利；宗教的退場和道德的缺失使人無所顧忌；避孕技術擴大了性自由；市場和科技的神化使人輕視人本身；信息爆炸使人無所適從；從小生活在人造世界使孩子告別童年的時間越來越早；家庭成員在一起渡過的時光越來越短；父母與子女的關系越來越緊張；溺幼輕老使人失去權威；無處不在的商業引誘使人們想要的都超過了人們需要的；經濟獨立使親人之間也只剩下名義上的聯系；市場的發達使人對物的依賴越來越多而對人的依賴越來越少；功利主義的盛行使人不擇手段；享樂主義的蔓延使大眾文化成了撫育孩子成長的精神食糧……

對許多人來說，一個城市成了暫時滯留的地方，一個公司成了一段時間里獲取報酬的地方，配偶只是一段時間的生活的伴侶，家只是晚上睡覺的地方。現代社會使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人的身心之間失去了一種天然的依存關系和安全感，“除了錢以外，什么都靠不住”，已成為一種社會認同。

生活在被技術和制度包圍的世界已越來越令人窒息，技術和制度已演變為一種普遍的壓迫力量，現代性異化已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現象，它已超越了所有制和意識形態，而異化的程度主要取決于現代化的程度。現代化即異化，理性即可計算性，合理化即物化，歷史唯物主義即社會進化，已成為一種普適的邏輯。

在今天這個全面商品化、技術化和制度化的社會，人們的思想和行動獲得了空前的自由，但精神和靈魂卻感受到了空前的壓抑，人已經越來越遠離其本質，越來越與自己的內心相隔絕。

現代社會使人陷入各種新的危險，以至于必須靠犧牲個人隱私來換取人身“安全”，攝像頭、移動電話、個人電腦、全球定位系統、生物識別系統等現代設施正在實施對人的全面監控和全部籠罩，個人不再擁有隱私，隱私已像新鮮的空氣和水，像安靜一樣稀缺。

現代化不僅是一種異化，而且是一種墮落，因為它在根本上是輕視生命的，科技只會把人視為客體，而市場只會把人當作商品。現代技術的發展使人完全附屬于機器和制度，現代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個人必須服從生產過程和科層組織的安排，使倫理道德淪為功利算計，使家庭、族群和社區等天然結合體日趨瓦解。家庭已不再是社會細胞，個人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細胞，而個人主義和個人中心的蔓延，成為各種內心沖突和社會沖突的根源。熱羅姆·班德在《價值的未來》一書中所說：

“在投機所支配的世界中，我們的道德或倫理價值概念越來越受到股票市場模式的影響。”

今天，資本已經滲透到世界的每個角落，正前所未有地激發人的欲望，節儉不再是美德，奢侈也不再被視為可恥，物欲滿足成為天經地義，人的一切價值都由財富和報酬來決定，資本已經永遠改變了人們的社會關系和人生意義。

資本將一切都商品化，將人也商品化，包括那些曾經是天然和神圣的部分，如婚姻、妊娠、生育、撫育、親情、贍養等。傳統的家庭倫理關系越來越受到各種經濟關系、法律關系的沖擊，人與人之間那種內在和天然的關系正在被外在和人為的商業關系、法律關系取代。“孝”的家庭倫理觀念正在演變成責、權的西方倫理觀念，家庭成員關系已被參入客觀、冷靜的法律成分和經濟成份，家庭好像只是一種經濟互助合作組織。“夫妻婚前財產公證”，“父母贍養協議”已開始成為一種新的社會規范。內在約束（道德、良知、禁忌）正在轉變為外在規范(經濟制度、法律制度)，而在所有這些變化中，再沒有比人類最重要的人際關系——兩性關系的變化意義深遠了，因為它不僅影響到家庭成員，動搖家庭秩序，而且必然會影響整個社會秩序。

在人口普遍老化的西方社會，尤其是在歐美和澳洲等地方，僅有的一點人口增長在相當大程度上都是靠對未婚同居和對非婚生子女的縱容來實現的。現代社會普遍的家庭危機既與西方文化中自由、個性和女權主義的張揚有關，也與宗教信仰的喪失有關，因為各種宗教都與家庭有著密切關系，傳統宗教多是靠家庭來維持、繼承和傳播的。

在所有這些變化中，相對于人類上百萬年的進化史，人的生理需求并沒有多大改變，人類現在用于維持健康生命所需的物質跟從前并沒有太大不同；相對于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人性也沒有多大改變，現代人既不比古人善，也不比古人惡，自私、嫉妒、貪婪和虛榮始終與關愛、慷慨、同情和寬容相伴；相對于人的本質，今天人類的主要變化是他的欲望和思想，現代性并沒有使人性升華，反而放大了人性中的邪惡部分，現代化只是使人變得更聰明，但智慧并沒有提升。

人類主要文明在過去一直依靠其先哲創造的基本價值而生存，雖然其中發生過許多融合和變遷，最終又回到其基本價值上來，如古希臘的哲學思想；東亞地區的儒家倫理；印度次大陸的印度教；阿拉伯地區的伊斯蘭教；猶太人群中的猶太教等。但是，現代化的出現是這一切發生了根本改變，現代性本身具有一種天然排斥各種傳統和終極價值的傾向，傳統價值強調的仁慈、誠實、順從、虔誠、安分、斯文、同情、憐憫、懷舊、敬畏、感恩、孝順、謙卑、勤儉、禮讓、忍耐等均與現代價值不符；現代價值強調的是發展創新，與現代性相適應的品質是能力、魄力、獨立、果斷、理智、冷靜、進取、奮發、邏輯性、創造力、判斷力、分析力、執行力等，只有這些品質才是與現代價值中競爭和效率一致的。現代性與人性在本質上是矛盾的，它已經切斷了人類回歸的道路，人類的本質已變得無法辨認。湯因比認為，個人中心的確立，在物質上是一種災難，在道德上是一種罪惡，而集體的自我中心比個人的自我中心更加危險，因為它導致沖突和戰爭。

現代社會顛倒了人生的手段和目的，生產和消費成了生活的目的，而生活本身反而成了次要的。現代化顛覆了人被賦予生命、時間和工作的意義，在傳統社會，工作是一種與生俱來的事情，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活本身；而現代社會，工作成了一種專門技能和謀生手段；在傳統社會，時間是與生命一體的自然過程，而在現代社會，時間被精確丈量、被壓縮，時間成了資本、成了金錢。

工業時代使人淪為工具，信息時代使人淪為數據，現代教育已經沒有資格稱為“教育”了，從目的到手段，從內容到形式，現代教育已成了分門別類的專業培訓和技能訓練，連人文社會研究領域都不例外，成了批量復制這些“工具”和“數據”的生產線。現代教育造成知識與文化，學問與教養的分離，現代教育與人格、情操、精神境界、藝術修養完全無關。“歐洲文明是把制作更好的機器作為自己的目的，而東洋則把教育出更好的人作為自己的目的，這就是東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差別”（辜鴻銘）。

現代科技和市場從不同的方向加深了人的異化，成為對人類巨大的破壞力量，技術統治和市場壟斷已經切斷了人們通往民族文化和精神傳統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對宗教的致命打擊來自于科學，對道德的致命打擊來自于市場，因為科學關心的是物質和事實，而商業關心的是利益計算，它們都與人的本質無關，因此，對于商業和科技如果不加約束對個人和社會都是有害的。正像一首詩里寫到的：

“如果生活充滿煩惱和焦慮，長壽又有何益？

如果失去生命意義，一切進步發展又有什么意義？

如果失去自然，一切生命和智慧的源泉又從何而來？

如果沒有宗教、形而上學、藝術和情感生活，有什么能填補欲壑和空虛？

如果不重估現代價值和傳統價值又怎么可能回到人本身？”

五、現代化以自然為代價

大多數傳統社會與自然之間都有著某種協調的關系，都存在某種禁忌力量，成為對自然的內在約束，在那個時代，人類是自然的仆人和朋友。工業文明徹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諧與寧靜，徹底改變了人類和自然的存在方式，導致了自然秩序和整個生命秩序的紊亂，地球的能量失去了平衡。由西方價值形成的現代范式不是心懷敬畏順應自然，而是憑借理性征服自然。

現代化實質上意味著使人們占有更多的物質和更大的空間，而物質的有限性和人類生存空間的有限性與現代價值的無限發展觀和進步觀之間的矛盾，是造成現代人類社會災難的根源。目前，占世界人口20%的西方國家消耗了世界80%資源，人類現代的各種生態災難主要是西方式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造成的，而現代化意味著西方式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全面推廣。

歐洲人先是在歐洲，北美以及澳大利亞大規模地砍伐森林，開發大片的牧場和農田，繼而是將現代農業和牧業生產方式隨著殖民擴張帶到世界各地。十八世紀中葉，蒸汽機的誕生標志著現代工業的開始，從火力發電廠和冶煉廠的出現，到農藥和化肥的廣泛使用，到汽車的發明和普及，再到冰箱和空調的推廣，人類開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自然浩劫。其間經歷過兩個加速點，一個是二十世紀50年代，由于二戰結束，世界經濟和人口快速增長，科學技術和工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環境污染也隨之擴大和加深，據估計，二戰以來的技術變遷所造成的污染占目前全球所有污染的80%；另一個是二十世紀80年代，全球化浪潮的出現沖擊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使所有的國家、民族、地區都被卷入這個洪流，而中國和印度等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加入以汽車和電力消費為標志的現代化，將大大加劇人類對環境的破壞，新興國家的發展正在釋放巨大能量，其影響是難以想象的。

環境破壞使廣大發展中國家原有的經濟和社會困境雪上加霜。德國學者莫特爾曼指出：

“西方世界毀滅第三世界的自然環境，并且迫使第三世界毀滅它自身的自然環境，相反的，第三世界自然環境的破壞——如雨林的濫伐和海洋的污染——通過氣候轉變反撲到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率先死亡，然后是第一世界。窮人率先死亡，然后是富人。小孩先死亡，然后是大人。”

現代化不僅摧毀了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自然經濟，而且破除了各種具有節制的價值、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使各種發展完全失去約束。對人類和整個生物圈的顛覆性影響主要產生于過去的500年，即西方價值向全球擴張和取得世界支配地位的500年。500年相對于人類近6000年的文明史，只有8%的時間，但正是這短短500年所造成的人口爆炸和環境破壞，已經打破了人與自然的平衡關系，改變了生物圈的循環方式和人類的自然進程，而這一切與人類的整體經驗也是相違背的。

在現代社會，人是萬物的尺度，金錢是萬物的尺度，使用價值完全是服從交換價值，生產的真正目的是利潤而不是用途，人們關心的是投入與產出，競爭和效率迷戀使人們從事任何活動的出發點都是急功近利。西方哲學思想從人類中心到西方中心和自我中心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必然要向外投射，導致對所有客體，包括對自然、他人和他族的占有和控制，并最終演變成各種各樣的攻擊行為。按照現代文明的進步觀和發展觀，人可以無限地認識和改造自然，這使得人們對自然的索取變得有恃無恐，更多的消費，更快的生產已成為理所當然。由西方價值主導的現代化是當前人類所面臨的自然環境威脅的根源。

人們并非存心要破壞自然的，而是受到市場和科技力量的驅使；西方文明也并非存心要毀滅其它傳統文化的，而是受到自身強烈的內在擴張沖動的驅使。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不是所有制，也不是意識形態造成的，而是價值造成的，是由價值引導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新加坡著名學者基肖爾·馬赫布巴尼認為，“西方已成為全球各種主要危險之源。”因為整個西方價值是建立在人與自然關系的錯誤構建之上的，它不是用心靈關照的方式來對待自然，而是用技術手段來對待自然，把主要興趣和精力都用在自然的改造利用上。現代化與自然是矛盾的，現代化發展是以自然為代價的，現代生態危機是西方科技文明和商業文明的必然后果，因為現代性內部蘊藏著巨大的毀滅沖動，整個現代化進程和各種現代化成就都是在醞釀這種毀滅沖動。

1、人口爆炸

人類在地球上已經生存了幾百萬年。人類歷史上曾經歷過三次大規模人口增長，第一次發生在大約200萬年前，由于工具的使用和制造，使人類能獲得更多的食物；第二次發生在大約一萬年前，畜牧業和農業的出現，人類可以有控制地生產更多的食物；第三次人口大發展出現在十七世紀工業革命之后。目前世界人口還在以每年8000萬的速度增長。

人口爆炸是現代化本身造成的，現代化使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和環境破壞三者互為因果，惡性循環。現代化增加了食物，提高了醫療衛生條件，延長了預期壽命，但同時卻破壞了亙古以來的生死平衡，導致人口爆炸，并帶來了政治、經濟、社會和生態方面的后果，使所有人在生存空間上彼此構成威脅。

更多的人口意味著需要消耗更多的自然資源，占有更大的活動空間，制造更多的污染，并引發為爭奪生存空間（糧食資源、土地資源、能源資源、礦產資源和水資源）的沖突。人類之所以在目前人口爆炸的情況下還能生存，甚至比過去生活得更好，是因為采用了一種竭澤而漁，寅吃卯糧，對后代不負責任的手段，這只會帶來更深刻的惡性循環。

人口增長有賴于生產發展，生產的發展擴大了人類的活動空間，也擴大了對自然的開發和對環境的破壞。自工業革命以來短短兩百多年里，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和對自然的污染破壞遠遠超過了過去幾千年的總和，環境破壞在規模、速度和程度上與整個現代化發展完全成正比，現代化將人從貧困中解放出來，卻讓人類付出人文和生態的代價，這已成為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現代化除了帶來絕對人口過剩外，還造成相對人口過剩，現代化對效率的追求必然會排斥勞動力。現代農業的發展使農業產量劇增，而農業勞動力卻大幅度減少，今天，在主要農業生產出口國，農業人口只占3%左右，而工業生產領域的人口也在快速減少，馬爾薩斯主義只不過不過把人口危機預言得早了一點。

計劃生育在今天已非常必要，但墮胎、絕育卻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和心理問題，如性別比例失衡，心理缺陷等。在一個沒有兄弟姐妹，沒有親戚的社會，人將變得更孤獨，更自私，更脆弱，更心狠，計劃生育成了一種違背自然的補救辦法。

2、環境污染

自然界與生命體一樣都具有自我平衡和修復機制，但它有一個度，一旦超出這個度將失去平衡，難以自我修復。今天，人類活動已無所不在，人類已把自然界的面貌徹底改變了，我們正在突破這個度。環境污染已威脅到這個世界的每個人，而在那些最貧窮的國家已經開始了無聲的屠殺。

現代科學技術已擾亂了我們賴以生存的整個生物圈，現代科學技術的每一個勝利都遭到了自然的報復，使人類朝生態毀滅的深淵又邁進一步。現代文明進程中的每一項重要發展都是利弊參半，所帶來的未知和潛在隱患都會造成深遠的影響。全球變暖、臭氧層消耗、生態多樣性消失、酸雨、江河和海洋污染、森林消失、土壤退化、能源和礦藏枯竭以及其它生態變化，都是近幾個世紀以來現代化發展的結果。相對于整個人類的進化史，人的身體根本還來不及適應突然出現的各種環境變化，人的精神也來不及適應各種社會關系和家庭關系的變化。大部分新出現的疾病都是因環境改變導致的，它們通過空氣、水和食物直接影響人的健康，全球約40%的人口死亡都與環境破壞有關。

抗生素

二十世紀40年代抗生素的出現拯救了許多生命，人們曾自信地以為已經永遠征服了各種傳染疾病，所有病毒都可以被抗生素殺死。但不幸的是，更多的病毒開始改變它們的基因以對抗抗生素，今天，讓醫學家感到束手無策的病毒反而越來越多。

抗生素的使用不僅對肝、腎和腸胃等組織都有副作用，可以引起一系列不良反應，食欲不振、惡心、腸胃不適、過敏、休克等，由于抗生素對人體和家禽家畜的廣泛使用而產生的抗藥性，使原有的抗生素失效，除了給身體帶來一定傷害外，并不能達到消炎殺菌的作用。而新的抗生素使用一段時間后，又會產生新的抗藥性。人畜產生抗藥性的速度遠遠快于抗生素研制的速度。據估計，開發一代新的抗生素需要10年的時間，而產生新的抗藥性只需要2年的時間。

由于抗生素是注入體內直接殺死病菌，而不是通過增強免疫力來抵抗病菌，現在，人一出生就接種疫苗，一感冒就用抗生素，對抗生素的依賴，使人類的免疫系統變得更脆弱，導致整個免疫系統的退化。隨著衛生條件的改善和抗菌素的使用，各種傳染性疾病減少了，但免疫性疾病卻大大增加了。

人類對環境的破壞加劇了生物的變異，人為制造和新的生物致病因子越來越多。從90年代起，幾乎每年都要發現一種新的生物致病因子，“沙斯”和“甲型H1N1流感”即是全球性的新型疾病。

世界衛生組織已證實，目前約有40種疾病僅僅在一代人以前還不為人知。自1967年以來，至少有39種新的病原體被發現，新傳染病正以每年新增一種以上的速度被發現，而半個世紀以前，人們關注的主要是霍亂、鼠疫、回歸熱、天花、斑疹傷寒和黃熱病等六種疾病。

大量的人口增長、快速的城市化、頻繁的人口流動將使新發傳染疾病比歷史上任何時候傳播的速度都要快，而新發疾病帶來的危險將是全球性的，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防止新生疾病的傳入。

農藥

世界上有300萬種昆蟲，其中只有3000種是有害的，其余的則是無害或有益的，但使用農藥（殺蟲劑、除草劑）既殺死了害蟲，清除了雜草，也殺死了大量其它的生物，包括生物鏈上各種相關的植物、昆蟲、鳥類和魚類，并將余毒殘留在農作物、牲畜和水產品體內，最后通過食物進入人體，造成對人體肝、腎和腸胃以及中樞神經系統和免疫系統的損害。

少數害蟲和雜草會因個體變異產生的抗藥性而存活下來，使已有的農藥失效，然后會成倍生長。新型農藥在發揮一定作用后，又會因存活下來的害蟲雜草產生的新的抗藥性而失效，如此循環往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今天，我們幾乎已經找不到完全不含農藥的食物了，整個自然中的農藥保有量已越來越高。

也許我們可以指望人也像昆蟲和植物一樣通過長期、大量吸收殘留有毒化學物質產生的“抗毒性”來對抗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據報道，人類的確正在通過獲得新的基因和能力加速進化以適應日益惡化的環境，這些能力包括代謝能力和抗病毒能力，但是人的生命周期畢竟比一般生物長，人類進化的速度遠遠趕不上環境惡化的速度。因此，也許人類唯一能做的只是停止對抗，學會等待，等待更強的免疫功能的出現，等待新基因的出現，等待能夠專門吞蝕和分解各種有毒化學物質的新生物的出現。

合成洗滌劑

由于合成洗滌劑的洗滌能力和成本都優于傳統的肥皂和堿粉，因此，一問世便迅速在全球普及。合成洗滌包括人們經常使用的有洗衣粉、餐具洗滌劑、衛生間洗滌劑、地毯洗滌劑、金屬洗滌劑、油污洗滌劑等。這些石化洗滌劑在使用時通常都隨著其它生活廢水流入江河湖海，造成江河湖泊的富營養化和海洋赤潮。目前地球的水質和土壤的污染中，有70％是來自于家庭所排放的生活廢水。

此外，在使用各種洗滌劑時，這些洗滌劑中所含的各種磷化物、氯化物、硫化物等有害化學毒素可能通過毛孔或呼吸進入人體，經過一定積累將損害皮膚、免疫系統、血液系統、神經系統、生殖系統的功能，導致貧血、肝功能下降、不孕、癌癥和畸形的發生。

化肥

化肥自問世以來，在提高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方面成績顯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各國化肥用量劇增。但農田所施用的化肥與農藥一樣，能夠被作物吸收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被排入江河湖海，造成水體、土壤和大氣污染，形成僅次于農藥的主要人為污染源。

化肥對環境的污染包括：江河、湖泊和內海的富營養化；土壤酸化和土質板結；增加食品、飼料和飲用水中有毒成分（亞硝酸鹽等致癌物質）；化肥中的氮元素等進入大氣后，可增加溫室氣體。我們今天農作物單產的提高，除了靠改良品種和過度開墾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的結果。

城市生活污水

城市生活污水主要來源于糞便、洗衣水、洗澡水、泔水及各種清洗廢水。現代城市生活污水處理是首先大區域收集污水，通過污水管網和相應的泵站輸送到集中的大型污水處理廠，經過微生物好氧、厭氧及滲透過濾等處理后,再排放到江河湖海。在大規模的處理過程中，廢水中主要污染物如懸浮物、有機物、石油類、揮發酚、氰化物、硫化物、汞、鎘、鉻、鉛、砷等雖已大部分被清除，但仍有相當部分殘留在水中。隨著城市化的加快，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的急增，城市生活排污量已超過了工業污水排放量，江河湖海中有害物的濃度持續上升。

城市與農村分離，帶來人與土地之間物質代謝過程的中斷，即便是工業化國家，這種代謝過程的中斷也只是在一百多年前才開始出現的，在多數發展中國家，僅僅是近幾十年來的事，而在過去幾千年里，人畜糞便是農家最佳的有機肥料，泔水是農家尚好的禽畜飼料。現代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造成雙向的破壞，一方面它將本可以參加自然循環的物質傾入江河湖海，浪費了優質有機肥料，造成大量污染；另一方面又通過工業手段，消耗大量資源和能源來生產化肥，施入農田后再次造成新的污染。

冰箱、空調

1930年制冷劑氯氟烴問世后，很快便開始在工業制冷、家用冰箱、空調、氣溶膠、噴霧器等領域廣泛應用。隨著城市化的到來和家用電器的普及，冰箱、空調已成為現代家庭的必需品。科學研究已證實，氯氟烴是兩種主要破壞臭氧層的人工產物之一（另一種為毒殺農田及糧倉昆蟲和嚙齒動物的甲基溴）。臭氧層能吸收紫外線，保護人和動植物免受太陽紫外線等宇宙輻射，氯氟烴中的氯原子對臭氧層有極大的破壞作用，它能分解吸收紫外線的臭氧，使臭氧層變薄。強烈的紫外線照射會損害人和動物的免疫功能，誘發皮膚癌和白內障并破壞其它生態系統。
盡管空調的歷史只有幾十年，但現在人們對空調的依賴已經如同用鍋煮飯，用壺燒水一樣成為理所當然。中央空調更成了現代公共建筑的規范設計系統，使用中央空調必須密閉門窗才能保持內部溫度，新風通常只占空調總風量的小部分，其余均為回風，循環空氣容易使室內滋生細菌、病菌和霉菌。在室內裝修和家具中殘留的甲醛、苯、氨、氡等有害物質逐漸會發后也都彌漫在室內的空氣中，與漂浮塵埃和煙霧等懸浮粒子一起，導致頭疼、氣悶、流淚等空調綜合癥。
空調在夏天把熱氣排到室外，在冬天把冷氣排到室外的特點，反映了現代價值只顧眼前和不計后果的特點。
 

計算機網絡

繼報刊、廣播、電視之后，互聯網已成為的第四媒體，成為人們工作、學習、交往和娛樂的必備工具。自1946年發明第一臺電子計算機，1975年造出第一臺微型計算機，1986年互聯網問世以來，在人類歷史上，除了電和蒸汽機外，沒有任何一項技術能夠像計算機網絡一樣對社會的生產、生活，對人們的觀念、心理、思想和意識，對個性、情感和人際關系產生如此大的顛覆性影響。沒有人能夠阻擋它的發展，也沒有人能夠預測它的發展，它成了一種巨大的可能性。

在社會關系上，隨著計算機技術應用的無限延伸，已經發展成排斥一切傳統的計算機文化。網絡社會特有的運行規則正在對人類迄今為止的社會秩序、道德規范、人際關系和價值體系造成巨大沖擊，所有的社會和個人行為都被納入這個無所不能的虛擬世界。在強大的計算機網絡統治下，人們對計算機網絡已產生了依賴并喪失思考、交往、閱讀、書寫和各種動手能力。人已經被爆炸的信息淹沒，無所適從，太多的選擇等于沒有選擇。人的個性、靈性、情感正在被數字和符號侵蝕，成為網絡的延伸和信息的載體。

在民族文化上，計算機網絡的發展加強了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侵蝕和覆蓋。據統計，目前在互聯網絡上，英語內容約占90％，法語內容約占5％，其他語種的內容只占5％。在這場新的、大規模文化侵略中，世界已失去邊界，西方價值正利用各種現代媒體和通訊手段長驅直入，名人、利益集團和市場的影響已超過民族國家的意義。民族文化不僅被迫放棄了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特有的技藝，而且正在喪失對民族文化的依賴，對傳統價值的信任。金錢、計算機網絡和民主政治已成為全球化時代的三種世界性語言。

在生理上，因長期使用電腦，保持固定姿勢，會接受大量電磁波輻射以及電腦、打印機、傳真機和復印機等相關設備釋放出的臭氧，容易產生厭食、頭暈、惡心、耳鳴、眼花、失眠、心慌、氣短、無力、心煩意亂、精神萎靡、情緒低落、反應遲鈍等癥狀，嚴重者可導致眼部疾患、頸腰椎間盤突出、肩周炎、皮膚干燥發黃、下肢靜脈曲張、神經衰弱、肥胖、痔瘡等疾患。

在心理上，網絡世界正在變成一種心理依賴、精神寄托和逃避現實的工具。計算機網絡開始了人類從現實世界向虛擬世界的遷徙，網絡世界呈現出的虛幻、新奇、自由、開放使人沉溺。網絡通過電腦終端與人交流，取代了真實的人際交往和社會參與，它帶給人興奮，但接著而來的是孤獨和失落。沉溺越深，維持興奮的時間就越短，失落和抑郁就越深。最近，網絡游戲“開心農場”之所以如此盛行，就是因為它既能滿足那些沒有錢、沒有房、沒有車的白領人群的精神需求，又能滿足有錢、有房、有車但精神空虛的人們的需要。

網絡縮短了人的時空距離，卻擴大了人的心理距離，人與人之間的心靈和情感交流變成了人、機之間的冷面對話，習慣了網絡世界的千變萬化，使人對現實生活缺乏興趣。網絡與其它現代通訊工具一樣，通過節約時間來無謂消耗更多時間。而用藥物和電擊來治療網癮的做法實際上反映的了現代化困惑的無可救藥。對搜索引擎的依賴，使人們產生認識的趨同，并使人喪失思考、記憶和想象的能力。

新的社交網絡工具如YouTube、Facebook、MySpace、Twitter、QQ等,由于不以固定網址向外傳播，可不受網絡審查，正在成為滿足窺探欲、爭奪世界話語權、甚至制造騷亂和顛覆的工具，而少數國家為了爭奪霸權正致力于將網絡技術發展成為“網絡戰”。

手機

第一臺移動電話誕生于1985年，如今，手機已成為繼報刊、廣播、電視，網絡之后的“第五媒體”，它不再是奢侈品和社會身份的象征，而成了日常生活用品，就像出門時要帶鑰匙錢包一樣。新型的手機已經不是單純的通訊工具，它不僅可以用來通話，還可以用作筆記本、收發郵件和短信、上網、玩游戲、拍照，甚至可以看電影；此外，其它一些日常經濟活動也可以通過手機這一智能終端來實現，手機可以取代錢包、銀行卡、信用卡，甚至當作大門鑰匙和家用電器的遙控器。手機的出現為人們的社會交往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對人們的生理和心理產生深遠的影響。

由于手機是靠發射電磁波傳遞信息的，使用手機時，人體就成了天線的一部分，尤其是人的大腦和脖子，長時間通話，意味著長時間受到電磁波和無線電頻率的輻射。手機電磁波輻射危害不斷累積可能引起頭痛、記憶力減退，睡眠失調，神經衰弱、心悸胸悶、頭暈目眩、精神不振，影響人的正常細胞代謝，損害人體免疫系統和生殖系統，誘發腦部腫瘤，而腫瘤的潛伏期可能長達15年。

“手機依賴癥”已成為一種新型的心理疾病在人群中傳播。人們已無法忍受沒有手機的生活，只要一會兒不用或不能連線，就會感到坐立不安；如果偶然忘帶手機，就會感到心煩意亂；只要一段時間手機鈴聲不響，就會感到若有所失；總有聽到手機鈴聲響的幻覺；隨時擔心手機自動關機。

手機成了人們的一種精神寄托和虛擬伴侶，不可須臾分離，使人沉溺，它助長攀比心理和喜新厭舊的習氣。手機加深了人的疏離，手機通話代替了面對面的交流。電話和手機短信的普及，在學校已取代了傳統的教師家訪，在家庭則正在取代了親人間的觸膝談心。在一些場合，手機更被濫用作與針孔攝像機、袖珍竊聽器一樣監視他人行蹤的工具。跟互聯網一樣，手機已開始成為詐騙和性犯罪的工具。在許多地方，手機已經成為傳播淫穢，毒害青少年的重要途徑。而所有的現代通訊工具除了能夠立即得到所需信息外，似乎已經使人們沒什么東西可以交流，也沒有什么值得交流的了。

汽車

作為現代文明的標志，汽車無疑是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汽車具有一種激動人心的魅力，汽車的出現極大地推動了現代生產的發展，加快了整個社會生活的節奏，成為一種前所未有的汽車文化，它既是身份的象征，也代表了西方的生活方式。

盡管如此，汽車卻是人類近代最壞的一項發明，它比其它科技對人類的影響都更直接、廣泛和深遠，它大大加速了西方現代文明的進程，促進了各行各業的發展，加快了人的生活節奏，加深了人的疏離，擴大了人對自然破壞的程度和范圍，汽車文化所造成的能源、土地、交通和污染危機正在全世界快速蔓延，從此開始了人類對自然大規模的蠶食，整個現代文明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就是沿著車輪的軌跡展開的。

目前全世界的汽車保有量已超過6億輛，并正以每年3000萬輛的速度增長，到2010年全球汽車數量將達到10億輛。全世界汽車使用的石油約占石油總消費量的2/3；我國汽車使用的石油約占全國石油消費量的1/3。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最新統計，目前全球每年有127萬人（每天3500人）死于車禍。

汽車尾氣已取代煤煙成為城市的主要污染源。在汽車尾氣所含有上百種化合物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鉛和固體懸浮物等對人體呼吸、免疫、血液、遺傳等系統會造成急性損害或慢性中毒。汽車尾氣已成為城區酸雨和光化學污染的主要原因。生活在城里人的肺已經成了“人肉吸塵器”，越來越多的人死于與汽車尾氣有關的疾病，尤其是肺癌。而通過改進汽車燃燒裝置、使用天然氣、生物燃料、氫燃料所減少的污染還抵消不了每天新增上路汽車所排放的廢氣。

汽車交通噪聲已成為城市環境的主要噪聲污染源，如今在城市，安靜已經與潔凈的水和空氣一樣稀罕了。

汽車數量的增加正在蠶食城市有限的綠地，從大街到小巷，再到院落，再到過道，直至被完全覆蓋，無路可走。

人口的膨脹加速了城市規模的擴張，工作的流動性，生活的變化，使汽車從奢侈品變為必需品；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大大推動汽車社會的發展；汽車文化在改變社會生活方式的同時也改變著人們的體質和性格，導致身體功能和生命本質的退化；對汽車的依賴使人變得越來越急躁、狹隘和缺乏耐心。

所有現代科技的新發明都與速度、變化和效率有關，對于生命本質來說，它們給人催逼、壓迫和不安寧。汽車尾氣正在通過治理污染和醫療成本的提高吞噬經濟增長的成果。

作為人口大國的中國和印度與美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是完全不同的，汽車根本不是必需品。從人口、道路、能源、經濟承受力等各種情況來看，最適合中印國情的城市交通應該是公共交通加自行車而不是小汽車。但不幸的是，汽車正在被迫成為一種新的經濟增長手段和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被大力提倡，汽車工業正在成為一個人巨大的發展陷阱。隨著中國、印度以及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快速邁入汽車社會，汽車災難其實才剛剛開始。

塑料

今天，我們已生活在一個被塑料包圍的世界，而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十大塑料制品生產和消費國之一。塑料雖不像鉛、汞、石棉、農藥、殺蟲劑等物質會給身體造成直接危害，但卻會對環境和身體帶來潛移默化的危害。

大量的廢棄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農用薄膜造成的“白色污染”，已在世界各地泛濫成災，混在土壤中的廢舊塑料難以降解，影響農作物對養分和水分吸收，流入水體的廢舊塑料被動物吞食而致死。

塑料中的雙酚A和鄰苯二甲酸鹽可能擾亂體內生物信號，改變人體激素，影響胎兒和兒童發育，導致乳房和前列腺的變異，增加患癌的幾率。

塑料的生產加工耗水驚人，據估計，一只容量為1升的塑料瓶在生產過程中需要耗費7升水。隨著瓶裝水、桶裝水及各種瓶裝飲料的流行，不僅消耗了更多地的石油資源，而且增加了直接接觸塑料的機會。

克隆

基因工程的發展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克隆，即通過基因復制，生產出原物的復制品；第二步是修改，即通過對基因排序進行修改，預防和治療各種頑癥和絕癥；第三步是創造，即通過基因的增減、改變和重組，創造出“人造人”。現代分子克隆技術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1997年克隆羊“多莉”的誕生；2000年人類基因組計劃草圖完成；2008年4月1日，英國紐卡斯爾大學的科學家宣稱成功培育出英國首個“人獸混合胚胎”。目前世界上已經開始了一場“人造生命”的競賽。

克隆人計劃的產生一方面是為了無排斥反應的器官移植，保護瀕危物種，另一方面也是受各種經濟利益的誘導。盡管現目前大多數國家只支持治療性克隆，反對生殖性克隆，但二者之間只有一步之遙，治療性克隆終將導致生殖性克隆。一旦生殖性克隆問世，人類的繁殖后代過程將可以不再需要兩性共同參與，基因工程所改變的將不僅僅是解剖學意義上的人，而且還將改變文化和社會學意義上的人，帶來家庭結構、社會關系、身份認定，以及包括倫理、道德、情感、興趣和審美等在內的一切人的固有特征的改變。

克隆技術能夠在人、動物、植物和微生物之間進行人為的相互轉移，加速人的進化，未來的人造人將可能是人、動物和植物的混合體，這種人獸雜交的試驗現在已經開始，人與動物之間的界限將要突破，半人半獸的怪物就要出現，人類將面臨被自己創造出的變種淘汰的威脅。

通過遺傳學、生理學、神經生理學、神經化學等增強手段可以提高人的智力、記憶力、體力、情緒控制、性欲傾向，“人造人”將具有各種人為的優越稟賦，但他們完全抹煞了人類生殖的偶然性和多樣性，他們有可能發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和生活習俗，與自然人形成對立，對自然人產生歧視，這種“人造人”可能將變得連人類本身都難以認識和接受。“人造人”企圖通過技術手段，而不是通過精神途徑來實現對人的超越。

現代生物技術由于徹底打破人與動物之間，生與死之間的神圣界限（如冷凍術），深刻的動搖了一切人類固有價值的基礎。那些具有妄想狂和變態心理的科技精英完全把整個人類和自然都當作他們的實驗室。將克隆技術用于人類自己，不僅有悖于人類價值，有悖于人類的基本倫理和道德的原則，也是對人性的侮辱，是一種比亂倫更可怕的墮落，它表現出西方價值的歇斯底里，現代科學的瘋狂和人類的自我作踐。

轉基因

人類在過去的幾千年里對農作物和動物的改良主要是通過隨機和自然的方式來選擇和積累優良基因的，而轉基因技術是人為的將某些生物的基因轉移到其它物種中，改變生物的遺傳物質，使被改造的生物的性狀和品質向人類需要的目標轉變，轉基因生物實際上是一種人造生物。

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轉基因植物——含有抗生素藥類抗體的煙草在美國培植成功；1993年，世界上第一種轉基因食品——晚熟西紅柿在美國投放市場。目前在國際上，抗蟲、抗病、抗除草劑的轉基因棉花、玉米、大豆、馬鈴薯等已進入商業化應用階段。除了轉基因作物外，轉基因畜禽，轉基因生物農藥，轉基因生物肥料也開始出現。不久，我們將找不到不含轉基因的食物了。

自然界經過漫長歷史進化而來的任何物質包括基因都是一個和諧相關的整體，自有一套內在的運行規律，一旦基因被改動，將引起一系列內部結構、功能和傳遞方式的變化，它有可能超出人的控制，并且無法還原，從而導致一系列未知問題的產生。

經過人類篩選的外來強勢基因，將因為比其它原生品種的優越性狀而大量繁殖，導致自然界原有品種的滅絕，甚至導致超級病蟲和超級雜草的出現，破壞生物多樣性，擾亂整個生態系統。另外，由于轉基因食物的歷史太短，許多副作用尚不為人知，例如，轉基因食物中可能含有某些毒素，引起一些過敏反映，造成某些營養物質的破壞等等。

現代生物技術正在成為一種生命操縱，轉基因技術和克隆技術是對生命和自然的挑戰，它鼓勵人們繼續逃避對生命和自然的責任：敬畏生命和節制，使人類陷入完全依賴那些具有致命缺陷和未知風險的新技術。但不幸的是，隨著耕地面積減少和氣候變化，基因改造已成為增加糧食產量的主要途徑。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過：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住了貨幣，你就控制住了整個世界。”

轉基因技術的推廣不僅將影響全球的糧食生產和貿易，而且會改變整個世界的糧食政策和糧食結構，跨國公司的四處擴張和西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正在使轉基因食品與石油、貨幣一起成為西方全球霸權戰略的三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此外，轉基因技術正在發展成一種戰略技術，其危害將不亞于核技術，一些科學家已開始擔心，能夠毀滅某個民族的“基因武器”將很快內問世，或許“基因戰爭”已經在暗中爆發了，只是目前尚不為人知。

終結者作物育種

擁有轉基因技術的高科技公司為了保護自己的專利，在轉基因作物中再加入終結基因，使這些作物種子胚胎發育后產生毒素，殺死發育后期的胚胎，從而獲得不育的種子，將植物的生長鎖定在一個特定的過程。

終結者作物育種技術的應用，將改變人類幾千年來的生產和栽培方式，使人們不能再從收獲的作物果實中留取種子了，而必須永遠、無條件的依賴像美國“孟山都Monsanto”和“諾華Novartis”這樣的生物高科技公司來提供的“一次性種子”。

同許多現代高科技成果一樣，轉基因技術出現的時間不長（相對于各種作物成千上萬年自然選擇和環境適應的時間），從人為干預所表現出來的有利形狀和品質中還難以發現其不良后果。但這些技術都是以不可逆轉的方式在改變自然的邏輯和進程，其后果是難以想象的。如果說轉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已令人擔憂，那么，出于商業考慮的終結者作物育種技術則更令人惡心，它們是現代科技主義恣意妄為和功利主義不擇手段有機結合的典范。

所有科技的承諾都是危險的。

生物燃料

對能源價格上漲和氣候變化的擔憂，使人們已經開始了從糖和植物油中提取乙醇的所謂生物燃料，這成了綠色技術革命的一種新時髦，世界各地爭相仿效生產和使用這種清潔能源。目前世界上的生物燃料主要是從玉米、木薯、高粱、棕櫚、油菜籽、甜菜和甘蔗等糧食作物中轉化而來的，生物燃料的推廣將導致森林、濕地和草地的進一步破壞，加劇與人爭地爭糧的矛盾，推高糧食價格，使更多的人面臨饑餓威脅。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批判生物燃料是“反生命的”。

新推出的以蘆葦、蓖麻、麻瘋樹和野草等非糧食作物為原料的第二代生物燃料，雖不會與人爭糧，但仍會與人爭地，在種植過程中仍會消耗能源，增加碳排放量，而由于這些植物多為“入侵物種”——對環境有害的莠草，它們可能蔓延開來，對周圍的農作物和生態環境造成破壞。

總之，使用生物燃料所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很可能還無法抵消它所帶來的其它危害。

今天的主流價值以及各路精英都是從利益出發來關注資源和環境，其解決之道都是要繼續發展創新。如果拋開現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來講節能減排，如果我們的生活空間在不斷擴大，消耗的物品繼續增加，即使我們的生活充滿各種環保用品，環保又有多少意義？以保護環境的名義破壞環境，生物燃料不僅反映了西方價值的邏輯混亂，也再一次反映了現代價值與人和自然的矛盾。

六、現代化以失去身心平衡為代價

西方價值主導的現代文明傾向于無限釋放人的各種欲望，這不僅帶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對抗，也帶來人自身身心間的對抗，使整個社會的精神與物質失去平衡，人的身心失去平衡。現代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是技術和商業，是有關財富的創造、聚斂、投機、炫耀和享樂的各種理論和實踐，而這些東西與人的精神生活和倫理生活是沖突的，在這個技術和商業的世界，無處不在的速度、效率、程序和規范帶給人的使越來越多的緊張和不安。與現代性對自然的破壞相比，現代性對人類精神的破壞更加深重，宗教的退場，倫理道德的喪失已成為現代精神危機和各種心理疾病產生的根源。

現代化一方面破除了等級制度，確立了以自由、平等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現代社會的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取向使所有的人都專注于物質，已經使所有的人都不滿足于現有的生活，個人、社會、國家都變得越來越沒有節制。現代社會倡導的是一種“英雄崇拜”、“強者崇拜”和“名人崇拜”，現代社會不同情弱者，“不能實現名利的人生是失敗的人生”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人生哲學。全球化使人了解到更多令人眼花繚亂的富裕和奢侈，而無法實現的挫折感卻使普通人隨時受到羞辱。

“進步”、“發展”成了現代社會的首要價值，它從各個方面刺激社會競爭，鼓勵人們拼命掙錢和拼命花錢，使人人時刻都處于挑戰狀態，心力交瘁，而又身不由己，人們甚至會為自己的滿足、松懈、得過且過而自責。現代生活唾棄了簡單、從容和悠閑自得的生活方式，陷入了沒完沒了的拼搏。“今天西方的危機正在動而不能靜，進而不能止，富而不能安，亂而不能定。”（余英時）

現代性破壞了人與神的本質關系，使人失去意義和方向。因為沒有了上帝，一切都成了可能，因為沒有了上帝，人變得如此孤獨。一些西方學者將現代社會的救贖寄希望于宗教的復蘇，但是，科學已泄露了宗教的“天機”，市場又褻瀆了宗教的神圣，用什么來恢復宗教的威嚴和崇高呢？

技術淘汰了那些手腦并用的工作，自動化、信息化正在帶來勞動的終結，使人的大部分肢體閑置不用，它不僅帶來勞動的異化，而且制造更多的“多余人”。

現代性破壞了人與家庭的自然關系，西方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消費主義”、“女權主義”都在助長家庭瓦解。現代性使代際區分和階層區分模糊，使社會關系被商業操縱，使長幼尊卑倒錯，使內心秩序紊亂，使離婚、單親、單身、同性戀成為時尚，而推動這些風氣發展起主要作用的是那些為了追逐商業利益的大眾文化、娛樂業和廣告業。

在食物日益豐富，衛生條件日益提高的今天，精神壓力、環境污染、營養過剩已成為許多現代疾病主要原因。“焦慮”已成為這個時代一種普遍的“神經癥人格”，而造成這種“神經癥人格”主要原因是價值，是文化和社會因素，它來自現代社會的物役，人際關系的紊亂，無家可歸的孤獨，缺乏信仰的惶惑。越來越多的抑郁癥、精神分裂癥、神經衰弱癥、失眠癥、頸椎病、冠心病、糖尿病、脂肪肝、胃病、肥胖癥、各種癌癥等等都與現代人精神和心理的失衡有關，都是現代生活方式導致的，這已成了現代社會的公共健康危機。

“職場監視”被越來越普遍的用作一種現代管理手段，公司用電子監視設備跟蹤員工工作情況，給雇員帶來巨大精神壓力。興奮劑廣為流行，運動員為打破紀錄而服藥，貨車司機為驅除睡意而服藥，專業人士為增強智力和注意力而服藥，學生為考取高分而服用各種提神營養品。

社會學、管理學用研究自然和物質的方法來研究人，而以心理分析為代表的、五花八門的現代心理學，采用量化表格，問卷調查，標準測試，評分排序等試驗和推理的手段來探測和解析心靈。作為一種技術操作的現代心理學可能適合于一些個別心理病案，但無法解決彌漫于整個社會的焦慮和整個時代的“神經癥人格”。美國著名媒介批評家尼爾·波斯曼在《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中指出，現代價值“把罪孽叫做‘社會偏離’，把邪惡稱為‘心理病理’，把道德世界的問題變成醫學概念。”現代心理學體現了西方思維方式的固有特征——孤立、靜止、片面、機械、倒置、偏執和矛盾，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沒有宗教，沒有家庭，沒有自然，現代人只能靠“心理干預”和“心理治療”來安撫心靈。

大眾文化和大眾媒體用隱喻來誘惑大眾，使人沉醉于科技和市場帶來的短暫快樂，失去對世界的真實感知。西方動畫片中，那些不停閃爍的畫面，快速激昂的音樂，尤其是迪斯尼樂園的那些驚險恐怖的游戲和好萊塢影片中的那些暴力場面，使孩子從小就養成亢奮、急躁和不安情緒。人們失去安靜的樂趣和閑適的優雅已經很久了，人的情緒和心理已經隨時被興奮、刺激、拼搏、超越等時代精神所籠罩。現代社會的“過度文明”，使人人感到心力交瘁，而又心不由己，人們不得不把拼命工作所得的更多部分用來抵消健康和心理的損害，“犬儒主義”和玩世不恭已成了今天快樂的智慧。

現代性與人的矛盾、現代性與自然的矛盾以及現代性與人的身心的矛盾充滿了我們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成為這個時代的本質特征和普遍現象——

提高效率與失業；物質生活提高與幸福感下降；人權意識增強與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喪失；思想、言論和行動自由與整個生活方式的無法選擇；經濟增長和科技發展與環境惡化和道德淪喪；資源的有限性與生產、消費的無限制發展；提高生產、刺激消費與保護環境；伸張個性、擴大自由、廢除死刑與預防犯罪；打擊販毒與酒吧文化和毒品文化的泛濫，傳統毒品使用下降與合成興奮劑的大幅上升；“電子眼”與“電子狗”；保護動物與殘酷的現代化畜禽飼養；多吃少動與服用減肥藥；生活的過度舒適與各種現代疾病增加；體力勞動減少與參加各種耗費大量能源和資源的室內運動和器械運動；節約資源與一次性產品和過度包裝；傳統的環保節能的交通工具與現代城市道路建設各種；汽車小型化、節能減排技術的推廣、汽車文化的蔓延與汽車絕對數量的大幅增加；推廣潔凈的太陽能與太陽能面板的多晶硅所需耗費大量煤炭和制造大量空氣污染；……

總之，現代性與人的矛盾、現代性與自然的矛盾以及現代性與人的身心的矛盾已成為這個時代的本質特征和普遍現象。

七、現代化與科技崇拜

科學其實只是人類中極少數人為滿足好奇心和特殊興趣的社會精神活動，是人類眾多的思考方式、認知類型、思想形態和知識系統當中的一種，它并不比其它的思考方式、認知類型、思想形態和知識系統高明，在早期，它更傾向于一種思辨樂趣和審美欣賞。但從工業革命開始，科學技術逐漸被制度化了，而現在已被宗教化了，科學技術已被視為人類的最高智慧，“進步”和“發展”被當作人類的最高價值。當宗教、道德和藝術的認知方式被逐出認知領域后，科學知識成了唯一可靠的人知識，科學方法成了獲取真理的唯一可靠方法，科學技術具有無限的社會功能，發展科技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沒有任何權威可以置于理性之上，挑戰科學的霸權，除了接受它，并接受與它相關的一切秩序和安排別無選擇。

發源于古希臘，形成于近代歐洲的現代科學是以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頓的成就為基礎的一種精神文化傳統，在其后的發展中，不僅被發揚光大，而且被視為理所當然，無人質疑。但是，除了理性和科學本身，有什么可以證明它的唯一性和絕對性呢？今天，人們對宗教的理解主要來自生物學家的詮釋，對宇宙的理解來自天文學家的詮釋，而對人的理解則主要來自醫學家，最多也是來自被科學化了的哲學家的詮釋。科學的各種原理和技術的各種規則成了唯一的思想形態，唯一的話語，支配著人的所有認識活動，擾亂了人的價值判斷，導致各種文化和個性的毀滅。科學思維和科學觀念通過現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轉變為常識，科學的日益社會化和制度化使理性成為習慣，而這一切的結果使人遠離宗教、自然、傳統、藝術、終極價值和人生意義。從西方的啟蒙運動開始，科學就取代了宗教，成為真理和判斷事物的標準，科學家取代了圣徒，成為精神偶像。

現代科學通過詆毀各種傳統精神文化，包括各種宗教、神話、傳說和玄學來樹立自己的權威。西方價值在發展過程中不僅摧毀了其它價值，最終也摧毀了自身價值中的那些神圣美好的部分。

現代科技的意義被無限的夸大了，尼爾·波斯曼在《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中指出：

“現代世界的偉大成就——實際上可能是僅有的成就，誕生在醫學、藥學、生物化學、天體物理學領域，而機械工程、生物工程和電子工程的一切成就，都是靠運用自然科學的目的、假設和程序取得的。”

現代科學通過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結盟得到迅速發展，并已經成為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基礎的“三位一體”的現代宗教，成為西方文明征服世界的利器。

科學的神圣化來自于科學的“中立性”，但科學真的是“中立”的么？如果說科學是中立的，那只是因為科技是盲目的，科學家在主觀上一般并非出于功利，只求純粹思辨和好奇心的滿足，不關心所謂進步，也不了解所從事的活動的后果及其影響，因而科學是中立和超然的。

科學在客觀上完全是世俗的，所有科技無不受到功利的操縱，在本質上都是為權威服務的，它有一種排斥其它精神文化的本能，并將人類豐富多彩的思維模式和觀念形態整合為客觀、理性和物質的傾向；科學使思辨轉化為物質成為可能，科學與應用技術的結合為物質主義的盛行提供前提；科學技術與商業的結合為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發展提供無限空間；科學技術與現代制度（包括產權制度、民主制度、管理制度）的結合則使功利主義理性化、合法化。即使是那些最奇異的設想，如制造時間，創造空間，超越光速，也都是為了對物質的更多獲取和占有。今天，技術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社會控制手段和社會統治形式，科學和理性本身也成為了商品，科技正在喪失公信力，科技的神圣性越來越受到質疑。

最近，英國科學家涉嫌操縱氣候變化信息被曝光，“人類活動影響氣候變化”成了謊言！“氣候變化威脅論者”震驚，“氣候變化懷疑論者”暗喜。能夠影響全球氣候政策的國際權威機構尚且可以造假，基因食品、克隆技術、生物燃料等等又何嘗不能如此。在強大科技操縱的今天，“氣候變化威脅論”也罷，“氣候變化懷疑論”也罷，贊成基因工程、克隆、生物燃料和太空開發也罷，反對基因工程、克隆、生物燃料和太空開發也罷，對絕大多數的民眾而言，顯得是如此的無助，他們像洪水一樣，既可以被引向這邊，又可以又被引向那邊。所有的技術都參雜著大量的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科技并不純潔。

由于科學的出現，各種傳統宗教的靈魂都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市場經濟、科學技術、民主政治構成的現代宗教，現代宗教的“三個位格”都受到理性主義邏輯的支配，具有本質的一致性，共同作用于整個現代社會，但三者中起決定作用的仍是科學技術。技術是政治的，技術是商業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與技術之間有著一種內在的依存關系，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都是由技術決定的，克隆人、網絡技術、金融衍生品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在自由開放的環境里才可能出現。科學技術、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三者在利益和價值上是完全一致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都是服務于科學技術的，都是服從技術的邏輯和秩序，它們是現代文明形態的三大支柱，缺一便不能成立。

如果說人類早期的科技發展主要是由一些特殊的興趣愛好引起的話，那么現代科技的發展則完全是由功利主義動機和進步發展的價值觀引起的，科學技術已成為“第一生產力”，取代了手工勞動，成為價值的主要來源。今天，許多科學家已成為商人，他們從自己科研成果中牟利，把自己的學術地位作為獲取利益的平臺，教授和實驗室主任已經被直接稱作“老板”，對研究項目夸大優點，隱瞞缺點，學術造假，以便獲取更多的金費，他們已完全染上了商人的習氣。

人類今天所面臨的各種災難主要是在近500年里產生的，都是以科學的名義，以發展進步和造福人類的名義開始的，西方近代產生的重大科學技術對人和自然都具有顛覆性意義。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總是優先用于戰爭，各種毀滅性技術無不出自科學家之手，20世紀無疑是人類歷史最血腥的世紀，無數人死于各種現代化戰爭。正如諾貝爾不曾料到他的發明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破壞一樣，達爾文也未曾料到他的學說會成為許多災難的理論依據。

每一項科技產生之初，都會給人帶來希望，都會做出莊嚴承諾，但科技自詡能給人類帶來利益就好像基督教自詡能給人類帶來和平一樣。因為無論多么精密的科技都不能與自然本身的精密和諧相比，不能保證在更深層次、更大范圍、更長時間不發生意外和產生危害。事實上，所有的技術都會產生非平衡、不可逆的自然和社會后果，都會影響整體的和諧和循環。人可以創造具體的科技成果，但在最廣闊的時空背景上，是無法預知、更不能控制科技的后果的，如果沒有某種臨駕于科技之上的禁忌，依靠科技本身來預知和控制科技的后果，無異于“監守自盜”。現代科技自以為征服了自然，但自然仍通過各種出人意料的變化在表達著自己的意志。科技的根本錯誤在于它“僭越了創造者的位置”。（弗蘭西斯•薛華《前車可鑒》）

萬物在自然狀態是最圓滿和諧的，而現代價值賦予整個人類社會的是一種機器的法則，它不是用順從、適應而是用征服、改造的方式來對待我們周圍的一切。自現代科技誕生以來的每一項重大發明都伴隨著已知或未知、直接或間接、局部或廣泛、短期或長期的隱患，科技的發展一直是以人和自然為代價的。如果說人類行為應該對氣候變化負責的話，那么，西方自工業革命以來的行為應該對氣候變化負主要責任，而西方價值則應該負根本責任。今天，不僅整個地球的表面已被弄得面目全非，而且人的本質也喪失了。現代范式帶來的技術壟斷，已經形成了對人類的科技暴政；現代范式帶來的環境破壞，已經對人類生存構成前所未有的威脅。

由西方價值發展出來的整個現代生產和生活方式是危險的，現代范式的邏輯是用科技來推動社會發展，靠科技來解決人和自然問題，這種邏輯實際上是一種掩耳盜鈴的自證自辯。把科技的后果說成是“雙刃劍”已經成了科技精英、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為了現實利益的時髦托詞。

現代化發展的歷史證明，現代化在本質上是反人類和反自然的，它正在造成人類和自然的突變，并可能導致人類和自然進程的中斷。一方面，現代醫療衛生技術大大降低了出生死亡率，延長了預期壽命，現代工業和現代商業文化傾向于無限度的滿足人的欲求，這使得所有人在生存空間上都已經彼此構成了威脅。另一方面，科學技術及各種現代理念徹底摧毀了許多具有內在約束的價值體系（包括自然經濟和文化傳統），使現代科技走上了一條無法控制、不可逆轉、不知去向的“單行道”。

科技和市場都具有極大的內在沖動，但其指向都是盲目的，無所謂善惡是非，在傳統社會，它們受到由宗教、社會等級、倫理和藝術支配的主體價值的約束，在現代社會，它們得到西方理性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縱容，“科技萬能”和“市場萬能”取代了“上帝萬能”，科學成了終極價值，“科學以外無知識”。科技和市場將一切變成客觀對象，變成材料和手段，在各種現代理念的鼓勵下，人們正隨心所欲的改變著這個世界，整個人類家園變成了車間和實驗室。我們被帶入了一個完全受科技和市場支配的時代，進步、發展、創新成了當今一切社會存在的唯一理由和人生的唯一目的，人類已陷入現代化成癮（商品和技術成癮）而不能自拔。

攀比、嫉妒、競爭、仇恨始終是人性中邪惡的一面，戰爭始終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消除戰爭只是人類的愿望，人類一直是將大部分剩余產品用于各種與戰爭相關的事業，但是，社會的發展，技術的進步，不僅沒有消除戰爭，反而提高各種與戰爭相關的投入，工業化戰爭和高科技戰爭加大了戰爭的危害，放大了人性中邪惡。在資本主義體系和全球化時代，保持一種“可控制”的戰爭狀態不僅成了維護資本主義統治和西方霸權的需要，而且成了維持許多跨國集團牟利的條件，尤其是那些銀行、石油、高科技、航空和軍工行業的巨頭們。技術正在演變成由少數技術專家、商人和政客操縱的“技術集權主義”和“技術恐怖主義”，比戰爭本身更具摧毀力的正是技術。

科學一直被認為是崇高的，但現代社會的各種危機無不與現代科技相關，科學成了獲取自然權利的工具，科學不代表真理，更不代表終極真理，對科技和市場的崇拜源于功利主義動機。許多帶著美麗桂冠的現代高科技，其實只是為了滿足少數人的興趣和少數集團的利益，與大眾無關。現代社會的發展，正在通過經濟、技術和政治的整合產生影響更加深遠的后果，整個人類正被越來越少的科技精英、商業精英和政治精英所操縱。

對科技的崇拜，使人們習慣于用理性主義來推論歷史，用科學技術來預測未來，言必稱科學，把什么都拿來比附科學，將什么都冠以科學之名，“歷史研究”被稱為“歷史科學”，“人文研究”被稱為“人文科學”，“文字研究”被稱為“文字科學”，中醫被冠以“中醫科學”，而科學與社會研究在目的、方法和程序是完全不同的，中醫與西醫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更是迥異的。對科技的崇拜導致了“中醫西解”，這是對中醫的肢解和割裂，它降低了中醫的層次，把中醫當成一種普通的學科和技術。中醫根本用不著去與西醫對應，也用不著去附會現代物理的所謂“場”、“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等理論，甚至中醫是不是“科學”都完全無所謂，就像中醫的“經絡”、“腧穴”不被西醫理解一樣，但中醫早在現代西方科學產生之前就存在了，中醫始終是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人的醫學”。對科技的崇拜，使社會、文化的研究和寫作中普遍流行一種邏輯化、格式化和數據化等實證主義傾向，言必稱“西方”、“歐美”、“發達國家”，通篇羅列的都是西方的概念和術語，用科學方法和技術手段來分析人文和歷史現象，動輒就要用某種科技理論來詮釋社會問題，泛濫的經濟語匯和科技文風已成為時髦，一味追隨西方學術理論的共同特點，即繁復的空洞和精致的平庸。對科技的崇拜，使人們把那些高科技犯罪或用高科技搞惡作劇的人當成英雄來談論（編制病毒軟件，黑客攻擊）。

現代科技造成的知識爆炸使人無所適從，太多的選擇等于沒有選擇。各種媒體不停地制造大量垃圾，浪費了大量資源，在網絡、電視、報紙、雜志到書籍中，真正有益和有效成分少之又少，除了浪費外，它們的主要作用在于形成氛圍，造成壓力，逼人就范，就范于被少數經濟精英、技術精英和政治精英操縱的情緒、時尚和思潮。

如果扣除那些既成的災難，正在持續的災難和正在產生的災難，各種潛在和未知的災難，現代科技對人類和自然界延續的意義是負面的，它正在加速將人類帶向一個更不確定的世界。西方在近現代尤其是在技術和經濟領域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很可能是“得不償失”，一如現代化一貫的邏輯：生產與破壞，自由與奴役并行不悖。美國宗教哲學家大衛·格里芬在《后現代科學——科學魅力的再現》一書里寫道：

“當代的科學世界觀與人類的整體經驗不相符，……現代范式的后果從許多方面講，對于人類、對于我們這個星球并無裨益”。

大自然給人以啟迪和慰籍，但唯物主義排斥人類各種超驗的精神活動和靈魂現象，用科學的方式來界定一切事物，用技術的方式來處理一切問題。現代生活形態是一個完全人為的世界，技術破壞了大自然的神圣和美感，在人造的世界里找不到生活的意義。我們相信科學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但我們懷疑科學的意義和價值，至少，科學不代表“善”和“美”，也不代表最高價值，對人類和自然來說，比“進步”、“發展”更重要的價值是“節制”、是“和諧”。

歷史將技術從仆人變為主人是一種宿命；世界將科學技術、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奉為終極價值是一種宿命；人類選擇西方文明作為發展的方向是一種宿命。因為現代化發展是盲目的，它已經失去任何精神價值的引導，完全服從現實利益的支配，發展本身便是目的。科技是沒有靈魂的，市場是沒有良心的，制度（民主法制）卻使這一切合法化，西方人一直引以為驕傲的對人類社會的兩大貢獻——民主和科學，存在本質缺陷。

科技和市場的本性從未改變，科技和市場對人類的影響完全取決于價值對它們的態度，西方價值對科技和市場的縱容是造成今天科技和市場泛濫的根源。

八、現代化與制度崇拜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通過道德和法律兩種方式來調節的。道德、權威、習俗和輿論等屬于一種內在的調節方式，它使所有個體隨時隨地都處于對善惡是非的主動判斷和調適狀態，具有深刻的敬畏和震駭力量，在“熟人社會”（傳統社會、東方社會）主要是靠這種自律的方式來調節社會關系；而制度和法律等屬于一種外在的調節方式，它使所有個體處于被動約束和強制狀態，在“陌生人社會”（現代社會、西方社會）主要是靠這種他律的方式來調節社會關系。人是傾向于放縱欲望的，而現代西方價值傾向于自由放任，法制只是對過度自由的一種反制，東方價值則傾向于節制，節制產生于責任，對他人、對社會和對自然的責任，東方社會原本用不著法律，道德和禁忌的力量就夠了，正所謂“西方人偏愛制度，東方人偏愛道德”。

現代化一方面消除了各種敬畏和禁忌存在的社會基礎，如宗教、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傳統風俗等，使各種禁忌功能完全喪失，使道德、習俗、輿論等內在調節的力量變得脆弱；另一方面，現代化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越來越頻繁，社會關系越來越復雜，產生各種利益沖突的機會越來越多，法律制度越來越成了現代社會調節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主要形式，放棄道德約束和各種禁忌，一味追求法制已成為現代社會一種普遍的舍本逐末。

現代社會的主要價值取向是物質取向，為了整個社會的高效運轉，一切制度設計都是為了服從效用的原則，各種組織安排都是為了配合物質生產，以減少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實現勞動力、資源、生產、銷售、流通、分配之間的最佳配置。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都是這些配置的理性化手段和邏輯化結果，它們只是一套為市場經濟服務的工具價值體系，不代表任何終極價值，而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只是這種工具價值的派生物，一種意識形態而已。

現代社會是技術的社會，其基本原理是機械的原理，人是機器、社會是機器、一切都是按照機械的邏輯和規則來設計、安排和運作的。機械主義原理已滲透到社會的每個領域，現代工業生產的特點決定了現代制度的理性主義、實證主義和工具主義傾向，專業化勞動分工使所有個體淪為龐大社會機器的零件，成為社會一種組織和社會制度的附屬品，它與機械的屬性一致；制度的日益繁復與物質的豐富和個性的張揚一致；制度對人的異化和商品對人的異化一致。現代范式就是西方價值的規范化和程序化，而現代化就是一個技術化、制度化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民主作為一種適應技術和商業發展的社會規范和控制機制，主要是通過數量的方式來表達各種訴求，民主的多數原則作為一種政治實踐，可以被任何利益集團（包括機構、組織、民族、國家、強權）利用，民主可以是好民主，也可以是壞民主，它并不代表真理，也不代表正義，更不代表終極價值，甚至可以與是非無關，與道德無關，它只與利益有關，支配民主的完全是一些現實原則和功利原則。

在現實和功利原則支配下，現代社會管理階層那種以技術和經濟為主的知識結構已經控制了整個社會的價值判斷，一般民眾也已經完全陷入了科技崇拜和市場崇拜，科技和市場本身已成為操縱大眾的工具，成為少數人對多數人的陰謀，在這種情形下，民主的“多數決”已成為無關緊要。西方國家那些在野黨、反對黨無是非、無原則的“吹毛求疵”、“唱反調”和“對著干”主要是為了謀求自己的私利，只希望看到對方的失敗，其實并無明確的主張和措施。德國在“納粹”時曾受到舉國歡呼；美國大多數國會議員贊成對伊拉克開戰；馬寅初的建議遭到多數人的批判；長江三峽方案獲得多數通過；……民主的主要價值是功用價值或工具價值，不是終極價值。西方國家常常以“民主自由”的所有者自居，把“民主自由”神化為一種政治宗教，打著“替天行道”的幌子來謀求各種私利和世界霸權。

民主的多數原則還可能導致信息、觀念和利益的過度分散，加大社會成本，帶來效率低下和社會混亂，甚至群氓政治。民主之于現代政治的金錢操縱（如美國選舉），民主之于市場經濟的變幻（如股市風波），民主之于現代科技的為所欲為（如生物工程、太空技術），一切崇高的承諾都可能淪為愚民政治。在這種意義上，被西方奉為最終統治形式的所謂民主政治正在幫助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像中世紀的教會那樣統治，像獨裁政權那樣運作。在強大的技術統治和商業消費包圍中，我們甚至懷疑：自由是否可能？自由是否存在？

個人主義與民主之間具有天然的聯系，西方社會把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夸大為人類最高和最后的存在形式，常常掩蓋了其帝國主義的動機，而西方價值中反復強調的人權、自由也主要是為其經濟、政治和文化擴張服務的。現代化，尤其是全球化已經剝奪了人們對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選擇的權利，也剝奪了大多數人生活方式選擇的權利，現代化已經成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暴政，在這種大背景下的民主、人權和自由都是蒼白的。

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縱容市場和科技膨脹；自由的泛濫，滋生放縱和享樂主義，而民主的泛濫，滋生極端個人主義，它們正在摧毀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價值源泉——責任和節制；個人主義使整個社會因失去傳統和信仰而陷入精神瓦解；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走向精心設計的無政府主義——自由經濟、全球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計劃經濟和集權政治向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的大規模轉型，即所謂“第三條道路”，可以看成是一種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結合，但它們都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它們在價值取向上已經越來越相似，它們都高度關注物質生產和科技發展，高度關注如何對自然有效地開發、改造和利用，高度關注如何激發和滿足人的欲望來推動社會的發展，而全球化使它們不僅在發展目標而且在技術手段或操作層面都走得更近了。它們的運作方式越來越相似，它們之間只剩下一些名義上的區別，如一些生產和社會組織的形式，以及相對應的意識形態。盡管它們之間長期相互排斥，但在合理性和有效性上卻各有千秋，隨著時間的推移，兩種現代西方的經濟模式和意識形態的對抗已經淡化，這將使它們能夠得到更快、更有效的發展，它們對于整個人類與自然的延續同樣有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敵人已不再是它們彼此，而很有可能是來自于西方價值以外的其他價值。

歷史已經證明，民主政治根本不是什么終極價值，沒有民主政治同樣能夠推行現代化，如上世紀后期的臺灣、新加坡和韓國，而健全的民主政治不一定能帶來高速發展，如號稱“最大的民主國家”的印度。只不過對大多數傳統國家來說，自由與權威、民主與集中的結合也許僅僅是一種更好的現實選擇。

今天，民主政治已經成為一種普世價值，成為一切現代制度崇拜的根源，人類除了民主政治、集權政治以及二者的結合物（民主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已沒有別的選擇了，現代制度也成了各種利益集團擴張欲望、攫取財富的堂而皇之的工具。

西方的理性、自由、平等和民主與技術和資本之間具有邏輯的同一性和歷史的同一性，因此，對制度的崇拜實際上是對商品和技術的崇拜，某種制度被認為更合理和更有效主要是基于它更有利于財富的創造和分配；對制度的崇拜也成了對效率的崇拜，一切所謂的科學管理就是為了提高效率，新制度形成和變遷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成本更低、運作更有效；對制度的崇拜也成了對科技的崇拜，科技的發展有利于制度的完善，而完善的制度能夠進一步推動科技的發展；對制度的崇拜使人們相信制度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同時又將所有問題歸咎于制度的不完善。

現代社會一方面傾向于無限制的滿足和縱容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又用日益繁復的法律制度來約束人的行為，而恰恰把人撇開，把內心的道德約束撇開。每個人在名義上都被賦予平等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甚至在才能、情操、品德和氣質上都與別人平等，以至于今天每個人都可以提出同樣的訴求，使整個社會都彌漫著躁動和欲望，最終又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強制約束。

對制度的過分依賴也反映了社會的墮落，因為制度是一種強制力，對制度的依賴使人們放棄內在約束，使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內在調節（良知、道德、文化價值）完全讓位于外在調節（法律、制度），所謂“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現代法律制度主要是源于西方文化的“原罪”預設，基于對人的不信任，基于誠信與良知的缺失，因此只能委托作為第三者的法律和制度來調節。現代法律制度是一種強制體系，一種操作規范，一種與商品一樣的異化力量，它把人降低到物的水平，把人當成物來對待。一方面，現代制度對人的約束和安排如同人操作機器和給電腦指令一樣，人已經淪為社會機器的部件，人正在被日益繁復的法律制度完全束縛；另一方面，喪失自律后的人總會盡量鉆法律的漏洞，雖“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但永遠會是先有亡羊，后有補牢，且越補越多，越補越寬，這不僅導致法律的進一步機械化和公式化，而且加大整個社會的管理成本。

現代社會把人創造的各種工具都當成了目的，這些工具包括商品、技術、市場、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本身，而人本身反倒成為次要的，甚至是可以犧牲的，生活的目的也主要是為了工作而不是生活本身。

西方企圖強加給民族國家的那些空洞抽象的民主、人權、自由主要是出于價值偏見和文化偏見，這些東西往往是要以喪失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和自尊為代價的，甚至會導致整個價值失落和社會混亂。

現代西方經濟制度大大促進了人類的生產和貿易發展，而其中，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表現得更為有效，但西方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所給予的前提是，各種資源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市場具有無限法力；科技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經濟增長必然帶來社會進步和人類幸福。

近代西方文明的實質是技術文明，而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使科學技術得以實現和發展。西方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傾向于激發人的物欲來推動社會發展，而西方的民主自由起著放縱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恣意發展的作用，現代性帶來的一切自然和社會后果，都是由科學技術、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三位一體”的現代宗教造成的，現代宗教已經迷惑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這些人對西方的了解往往遠勝于對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了解。

西方價值的物質取向先是被以“自由”、“民主”、“法制”的名義制度化和神圣化了，而現在一切又都被市場化和科學化了。世界上的所有地方正在束手無策地被融入由西方文明主導的現代化。對于各種現代化的后果，也只能依靠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來解決，按照現代性的邏輯發展只會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們看到，今天在上許多地方，當人們擺脫了政治暴政，獲得自由、民主后，很快又陷入一個完全由技術和商品的操縱的社會，一種現代宗教形成的新暴政，遭受另一種壓迫。

在當今的國際關系中，按照西方的利益和價值觀制定的各種國際法、國際標準、國際條例所依據的主要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對主權國家的崇拜，對社會組織的崇拜，都是近代西方價值的產物，是西方個人主義的放大，它導致人類近代史上各種沖突和戰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尤其是互聯網時代，即使是在那些被西方界定為“非民主”的國家，互聯網也開始成為開放的公眾平臺，“網民參政”、“網民議政”、“網民監督”已成為趨勢，必將大大加速全球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進程，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你就是想要逃避都逃避不了，如果不這樣，民族國家便不能適應現代經濟和現代科技的發展需要，最后只能被邊沿化。相反，今天令人擔心的已經不是民主化和市場化的進程，而是民主化和市場化的后果。隨著民主化和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必將極大的促進各種西方價值、現代生產和生活方式以及整個現代范式的擴展，從而加深各種現代化的危機。

許多西方思想家將人類的前途寄希望于宗教的復興（他們主要講的是基督教復興），但是科學早已摧毀了宗教的精神本質，具有強大威懾力量和終極意義的宗教已無法恢復了，所有傳統宗教在今天已淪為一種政治工具或身份認同，除了功利價值，已不具有終極價值了。

在西方價值主導的現代范式下，無論制度怎樣轉變和創新，無論科技怎樣發展進步，都不可能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困境。人類今天所面臨的各種困境，從根本上講，不是制度的問題，也不是技術的問題，而是價值的問題，只有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變，才能約束市場和科技的盲目發展，只有價值的重建，才能給人類帶來希望。

九、 現代化與市場崇拜

市場經濟是靠資本的本性來調節和導向的經濟制度，市場機制就是通過供求、價格和競爭來配置資源的，而資本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圖，它不僅具有強烈的壟斷傾向，而且具有導致強弱分化的“馬太效應”，市場經濟就是對資本本性的順從，市場經濟的發展總是以人性和自然為代價的，它往往帶來強大的社會消極狀態和普遍的社會焦躁心理。

市場的逐利本性為科技的奇思異想提供天地，科技的實踐精神把市場的欲望變成現實，一切事物首先是被科學化，然后再被市場化。科學技術成了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市場經濟成了現代社會的首要制度。市場崇拜帶來的是效率崇拜、速度崇拜、規模崇拜。市場經濟先是都被意識形態化，而現在已完全被神圣化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不是市場本身的原因，而恰恰是因為市場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國家干預過多造成的，它只能靠市場進一步發展來解決，“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就是對市場的完全放縱。

當經濟生活成了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當市場成了社會的主體，市場便開始消解一切，將一切變成商品，使一切非分成為可能。“商品包裝”、“資本運作”成為了這個時代最流行的話題。從制造假藥、假酒、假文憑到網絡盜竊，從出售精子、出租子宮到販賣核技術，……越來越多的人卷入了各種倒買倒賣、投機取巧的行當。在所有商業化過程中再也沒有什么比教育和醫療的商業化對人類的影響更深刻了——教育的商業化使人們從發蒙開始便接受功利主義熏陶，而醫療的商業化則使金錢與生死建立了聯系。

現代市場無所不能的滿足人的需求，“需要乃發明之母”，只要需要就發明之，只要需要就制造之，只要需要就出賣之，連生命也不例外，如各種寵物，以及即將到來的克隆器官。市場通過刺激人的各種欲望，不斷制造潮流和時尚來引領消費，它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小的需求，誘導人們將欲望變為現實，將別人的需要變成自己的需要，再把這些需要變成符號，變成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使所有的消費成為理所當然，任何商品一問世，只要有利可圖，就會立即被大量復制，然后被批量生產，就連那些慈善行為也是為了商業推廣，最終，使市場本身獲得新的發展動力。

今天，市場的力量不僅控制和支配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且也控制和支配著個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大眾在沉醉于消費快感的同時也使自己淪為市場算計的對象，落入市場設計的圈套。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帶給人的反而是越來越不滿足，市場使人們的物欲變得更強了；現代生活使那些用于維持健康有益生活的支出越來越少，而用于各種娛樂、休閑、旅游的支出越來越多。

市場具有一種吞食一切和消解一切的功能。周還林和謝高地在《人類生存困境——發展的悖論》一書中寫道：

“市場是一種系統整合的機制，它傾向于控制所有可以想象的系統合法化的方式，并將它們納入自己的范圍。國家作為一種再商品化的工具，其作用已被簡化為一種運用政治手段服務于市場的統治。”

現代化發展必然會使許多財富增長用于彌補損失——身心健康的傷害，人與人之間產生的疏離，環境的破壞等等，使社會財富增長中的有效成分呈遞減趨勢，人們需要花費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消除發展的各種后遺癥。但是反過來，如果人們都過一種簡單而快樂，樸素而健康，節約而有益的生活，那么經濟增長怎么辦？技術發展怎么辦？

現代市場引導人們把滿足物欲成為生活的唯一目的，現代市場與科技結盟顛覆了以往的一切社會秩序和內心秩序，從根本上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的身心關系，使人完全失去節制。幾千年來，人的生物學意義上的需求并沒有太大改變，人生本不需要這樣忙碌，但現代社會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社會本不需要這樣過度發展，但整個社會已經進入加速運行的軌道。

新產品帶給人們的快感和維持興奮的時間越來越短，而人們需要付出的身心代價卻越來越大，伴隨更多欲望和誘惑的是更多的緊張、更大的壓力。市場把玩于人與商品之間，人如同不停翻轉轱轆的小白鼠，終日疲于奔命，但始終還是停留在原地，除了消耗更多物質，生活的實質并為提升。現代社會的很多工作都是無意義的，很多的勞動也都是無用功，現代社會發展的邏輯已陷入一種盲目的整體性自欺。

許多被市場列為“必不可少”的物品其實是一些虛擬，相對于人類幾千年的歷史，汽車、空調、冰箱、塑料袋、手機、電腦、瓶裝水、桶裝水、餐巾紙以及其它一次性產品的出現只有幾年到幾十年，現在都變成了“必需品”，而所有這些產品的不良后果都被解釋為進步的代價，最多被說成是利弊參半的“雙刃劍”。現代市場的神奇之處在于它將巨大的破壞性表現為“必不可少”和“無可厚非”。

那些關于市場和科技預測和發展的高深理論，不要說對于人類的生存，即便是對于有限時間內變化的判斷都是蒼白的，無論在經濟領域，還是在科技領域，都已經有太多的“出人意料”和“測不準”。因為市場與科技都是盲目任性的，都具有一種內在野性和擴張沖動，傾向于沖破一切既有的約束，即便在高度組織化的今天，在整體上，在相互間的關系上，在發展的后果及其影響上也完全處于無政府狀態，只要給它們機會，就會膨脹到毀滅，這是它們不變的本性，也是它們存在的理由。

現代金融市場，尤其是現代證券市場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反映正常的經濟活動，它既不創造產品，也不創造服務，沒有對應的實體經濟，那些所謂的“財務工程”、“金融衍生品”、“資本運作”，多是利用現代化通訊工具，通過復雜的包裝組合的投機取巧。它們把風險分散到更多地直接或間接的投資者身上，贏了是這些金融機構的，輸了則是這些投資者以及整個社會的，大量財富流入那些收益雖高但對社會無益的“金融工程”。創建公司，不是為了發展和傳承，而是為了上市或出售獲利。美國的銀行對金融和房地產的投資遠遠超過對制造業的投資，美國的實物貿易遠遠不如各種債券、股票、期貨以及其它純粹的虛擬資本貿易。市場經濟從實體經濟發展到虛擬經濟，實際上已經從盲目便成為瘋狂，而這種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經濟模式正在被世界其它地方所仿效。

對暴利的追求使越來越多的公司和個人已經不滿足于實體經濟所獲得的平均利潤，而將其資本轉入金融證券行業，堂而皇之地把金融運作當成掠奪財富的工具，金融市場將眾多冒險者的失誤醞釀成巨大的災禍，暴漲之后總是暴跌，“無中生有”不可能長久，在金融市場，只有規則，沒有道德，而搏殺的結果往往只可能是“一將功成萬骨枯。”

美國的“房貸危機”和“金融危機”就是這種虛擬經濟的必然產物。如果說以追求物質無限發展的現代實體經濟已經令人擔憂，那么以追求暴利橫財的現代虛擬經濟更是一種邪惡，超前消費和過度消費這些理念完全違背了人類的歷史經驗和生活常識，天文數字般的巨額財富可以在瞬間產生，又可以在瞬間消失。

當節約成為“問題”，儲蓄受到指責，整個社會經濟需要靠人為的消費來維持，靠巨額的負債來推動；當超前消費、高消費、過度消費、鋪張浪費通過大眾文化和廣告文化取得合法地位，并成為個人追求和政府鼓勵的生活方式；當信用卡、分期付款以及各種層出不窮的衍生金融工具成為社會制度的重要部分，什么都可以刷卡消費，一切“節制”的機制已被完全沖決，所謂的金融危機、房地產危機、股票危機就成為注定的了，而最終的解決出路還必須靠進一步刺激消費、擴大消費，哪怕是浪費也比市場萎縮和消費停滯好上百倍。即使在能源短缺，氣候變化的今天，“能源環境”也主要被看成是一種新的商機而不是一種救贖，“綠色技術”和“生物技術”已成為另一種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另一次高投入高回報的賭博，“能源創新”只是為了加快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并不是為了環境本身。

一切現代危機，包括金融危機、能源危機、糧食危機在根本上都是西方價值的危機，而一切所謂的科技創新和制度（生產方式、經營方式）創新，只會成為新一輪物質發展的加速器，使人類加速奔向現代價值的既定方向。

傳統社會滿足的是人的需求（如手工時代和耕讀時代），現代社會追求的是人的欲望；傳統社會的價值核心是節制，現代社會價值核心是放縱；傳統社會的發展遵循一種自發的邏輯和內在的秩序，現代社會的發展遵循一種人為的邏輯和外在的秩序；傳統社會，市場與科技受到各種傳統價值和社會等級秩序的約束，現代社會，市場與科技受到各種縱容。

失去內在和天然的傳統價值之后，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約束市場和科技的野性了。西方價值追求器物、制度和觀念上的無限發展，以實現對人和自然的外在超越，而東方價值追求的是各種內在精神的超越，這是西方價值與其它傳統價值的主要區別所在，也是西方價值危害所在。

一般認為，社會主義在財富分配上更公平，人與人的關系更平等，而資本主義更富于效率，在政治上更加自由，但市場和科技的發展正在消解意識形態的差異，整合兩者的不同功能。在對于市場和科技的認識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正日益趨同，兩者都高度關注于物質生產和科技發展。

所有的政府、組織和個人都成了經濟決定論者，經濟對政治和文化的影響已遠勝于政治和文化對經濟的影響，人類已陷入對市場的制度性依賴。全球化的沖擊，以及蘇聯和東歐的劇變，使兩者所面臨的社會和環境問題越來越相似，如今，兩者正通過不斷借鑒和滲透，共同開創一個新的風險社會。文化是制度之母，使兩者走向一致的根本原因是它們共同的價值取向——物質取向，而那些意識形態和經濟基礎上的爭論，包括政治體制、所有制、分配制度上的爭論都已成了西方范式內部的爭論，蘇聯和東歐都屬于西方文明形態，而意識形態之間的差異與文明形態之間的差異事完全不同的。

今天，所有的民族國家現在都被納入了由西方價值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市場和科技已成為了現代社會的主流價值，人生的意義和社會的本質已完全改變，世界已完全落入市場和科技支配的西方文明范式。

十、 現代化與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種新的世界秩序，是現代化的必然結果，民族國家從此將完全服從于建立在西方價值和西方經驗基礎上的全球市場和現代科技的支配，從科學理論到生產技術，從產品設計到消費方式，從企業經營到社會治理，從機構設置到社會科層組織安排，從教育、醫療制度到財會、金融、保險制度，從個人觀念到社會時尚，無不打上西方的烙印，非西方社會將處于更加被動的接受地位。全球化再次表現出西方文明強烈的文化擴張沖動，西方價值的擴張性與資本擴張性完全一致。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國家被日益邊緣化，另一些國家正在迎頭趕上，而占全球2/3人口的中國和印度的加入，正在大大加速全球現代化的進程，并在更大規模上重演西方在過去100年發展的歷史，而能避免的錯誤是非常有限的，這是由現代范式的邏輯所規定的，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難道不正是以發達國家的生產和生活水準為目標的嗎？

這個世界根本不可能負擔人們都過西方那樣的生活的，但現代化，尤其是全球化正是要把人們引向這個方向。全球化不僅通過貿易、金融、科技、通訊、媒體、運輸和旅游將西方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帶到世界各地，也將一些局部的疾病（如艾滋病、禽流感、甲型流感），局部的經濟危機（如房貸危機、金融危機）迅速擴大到全球，使我們更容易遭受各種災難的打擊，而最主要的是將各種帶有致命缺陷的西方價值帶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如果沒有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價值迥異的各種傳統文化的制約，如果現代化后果提前一百年到來，很難想象今天的世界會是什么樣？現代化使人類失去了保護自身和周圍環境的天然屏障——各種文化價值的核心——節制，全球化更成為西方價值在全球的“無縫覆蓋”。世界已因此真正成為了一個統一的世界，它統一于市場經濟、科學技術和民主政治“三位一體”的現代宗教和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

全球化已注定使所有人都要遭遇西方，而一切與西方價值不符的東西都被視為“問題”，由西方價值主導的現代化和全球化已經成了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不同傳統人們的唯一出路，現代化成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專制暴政。當西方為征服世界而感到驕傲時，當西方把其它地方的現代化看作是自己的負擔時，連西方自己的一些人也意識到，它帶給世界的其實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災難。

（一、）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市場擴張

現代性主體的產生和發展一直以西方為中心，從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德國的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到英國的工業革命都發生在西方。現代世界經濟也是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一切無不遵循西方發達國家制定的規則。當今的貿易都是以富國貨幣來計算的，產品價格、交易方式也是以發達國家的標準制定的。三大國際組織，即國際基金貨幣組織（IMF）、世界銀行（WB）和世界貿易組織（WTO）是當今全球各種基本法律、規則和制度的建立者、實施者、監督者和仲裁者，他們實行股份制運作方式，主要體現西方國家利益。其他各個領域的國際規則也都是由西方國家制定的，如國際航海法（IMO倫敦）、國際航海安全法（ICAO蒙特利爾）、國際食品標準條例（FAO羅馬）、國際知識產權法（WIPO日內瓦）、國際汽車標準法（ECE日內瓦）等等，這些國際規則和國際機構本身已成了看不見的世界政府和全球化的工具。

經濟全球化是市場發展的必然邏輯，它是由資本主義逐利本性決定的。世界每個角落都正被卷入這一洪流中來，不管你是否愿意或有無準備，都已經成為這個新世界的一部分了；無論投資者、生產者、消費者都已經被復雜的商業、貿易和金融渠道直接間接的聯系在一起了。目前，跨國公司控制了全球1/3以上的生產、2/3的世界貿易、90%以上的對外貿易、75%以上的專利和技術轉讓，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越來越依賴于世界經濟了。在這一過程中，跨國公司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產業制度，一種新的統治形式，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跨國公司為了自身利益竭力擺脫一切控制，包括與母國的關系，甚至不惜將先進科技轉移到不久就將成為自己競爭對手的國家。跨國兼并越來越多，世界正在成為少數金融寡頭和跨國公司的天下，所有國家正按照不同的分工形式（原料供應、產品生產、市場銷售、技術附庸）納入他們的全球版圖，各地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精英也已被西方“收編”而不自知，連政府都成了他們擴張的工具。在那些影響世界的所謂“糧食危機”、“石油危機”和“金融危機”的背后隱藏著他們巨大的陰謀。

早期的跨國公司在本國政府的支持下以殖民擴張的方式掠奪外國資源，傾銷本國產品，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其掠奪方式包括建立農場和種植園，開掘金礦、銀礦，販運香料、布匹、絲綢，販賣奴隸、鴉片，從事海盜活動。從殖民結束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跨國公司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運作。現在的跨國公司則主要依靠上述國際規則和國際機構，借助現代通訊和交通手段堂而皇之的向海外擴張，跨國公司的資本和技術正根據全球的原料、勞動力、產品市場和稅率的不同分布隨心所欲地游走于世界各地。

科學技術，尤其是以計算機和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為跨國的經濟活動和文化活動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為實現全球范圍的資源、勞力、技術和資本配置，以及全球范圍的生產制造轉移，擺脫母國的控制，獲得利潤的最大化提供了可能。

現代科學技術成為推動貨幣和商品流動的主要力量，大量的跨國貿易直接在網上進行，以逃避巨額關稅；越來越多的國際投機資本從物質生產中游離出來，以各種投機方式來牟取暴利，通過互聯網可以不受時空限制從事各種貨幣和股票交易，這種交易往往與實際生產無關，且大大助長了社會的投機風氣，使更多的實業資本轉向金融資本。人們已越來越不滿足于實業資本帶來的緩慢的平均收益，而希望通過金融資本來獲得快速的暴利，即使風險極高也在所不惜。今天，在全世界瞬間流動的資金可達100萬億美元之巨，其威力猶如颶風，它可以摧毀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的經濟。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1年的拉美金融風暴，以及當前這場源于美國，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都是全球化和現代虛擬經濟的必然后果。而目前人們對金融危機的反思還僅僅停留在如何應對、防范和控制等應急操作層面，遠非價值的反思。

跨國公司通過工資套利和稅收套利，使各國之間展開更激烈的競爭，爭相引進外資的結果，使這些國家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資、更低的稅收、更少的社會和環境責任。在新的國際分工中，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力和市場方面相似的比較優勢，正在由于彼此競爭而形成新的內部矛盾，從而削弱發展中國家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過程中形成的認同。一些國家變成了新興的工業國，而另一些國家則被邊緣化，全球化正在整合和分裂整個社會。

資本主義逐漸通過跨國公司、現代科技、政治干預三種方式將全世界所有的地區和民族國家納入其文明版圖，所有正在進行現代化的國家已經變得越來越相似。在三者中，跨國公司和現代科技具有本能的擴張沖動，傾向于無限發展；政治干預則通過人為力量推波助瀾。即使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援助也是有巨大代價的，如完全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減少政府干預，使發展中國家在西方發達國家制定的游戲規則中成為跨國公司予取予奪的囊中物。

全球化對社會造成巨大沖擊，一方面，每個人都想有更大的房子、更多更新的電器、擁有汽車、外出度假；另一方面，由于規模化生產和集約化生產方式造成大量的產品過剩和勞動力過剩。據估計，按照現行的市場和科技發展趨勢，在不久的將來，僅20%的勞動力就足夠了，另外80%的人將成為“多余人”，如何消化如此龐大的過剩人口，將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政治和精神壓力。

在全球化帶來經濟的爆炸式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越來越大的貧富懸殊,成為一種超越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文化歷史的普遍社會現象，中國已成了堪與美國比肩的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大的國家。據聯合國最新資料統計，全球饑民總數達到10.2億，世界上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在挨餓，發展中國家有兩億兒童營養不良，全球每6秒就有一個孩子死于饑餓！當全球的糧食早已是供大于求，當我們有足夠的技術和資源來消除饑餓，當全世界肥胖的人口已超過了饑餓的人口，富裕國家人民因營養過剩而煩惱，需要花大量金錢來減肥，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卻有相當多的人因缺乏基本食物，營養不良，在價值上他們連動物都不如，而西方社會的個別善舉也只是一種施舍或條件交換，這一切都無疑是現代文明的最大恥辱。

在各種全球化后果中，沒有什么比西方“肉食文化”的推廣帶來的危害更直接更嚴重了。畜牧業的大發展造成了大規模的雨林破壞、土地沙漠化、水質污染、水源和能源大量耗費以及糧食危機；生產同樣重量的肉食消耗的資源和勞力比生產糧食要高7倍；世界上有超過1/3的谷物用于畜禽飼料；僅美國每年喂養畜禽的糧食可以養活8億人；全世界4倍于人口的牲畜數量已經使牲畜產生的溫室氣體已超過汽車；現代動物體內所含的尸毒、殘留的化肥、農藥、生長激素、抗生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肉食已成為今天人類健康的殺手，許多癌癥和疾病都與肉食有關。

全球化也使那些首倡全球化的國家本身也無法擺脫資本市場的支配，工資和福利的上升導致利潤下降，使許多企業紛紛將生產轉向海外。資本的冷酷無情使許多西方國家不得不降低國民生活水平，放棄傳統政治對社會平等的承諾，不斷減少養老金，醫療保險等社會福利和教育支出，政府如果不這樣做就會面臨更多的金融危機，使本國產品缺乏競爭力，但政府這樣做了，又會激發各種社會矛盾，西方國家長期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制度正面臨挑戰。

近年來世界各地原教旨主義的抬頭，所表達的與其說是宗教的訴求，不如說是一種政治和文化的訴求，一種對全球化的另一種反抗，一種民族和文化身份的認同。而從全球資源和人類長遠利益來看，此次全球經濟危機也未必全是壞事，因為它可能使更多的人關注分配、環保、身心健康等現實問題，反思整個現代生產和生活方式。

（二、）全球化與西方價值觀的擴張

資本主義既是一種市場體系，也是一種價值體系。現行國際關系的規范和規則是在西方國家主導下制定的，反映了他們的文化和價值取向。西方文化的傳播給非西方文化的傳統和社會心理來巨大挫敗，它破壞了這些文化的基因，使這些文化失去凝聚力，造成這些文化的中斷和彼此間的對立，使我們變得不像我們。

全球化也是西方價值的全球擴張。今天，當我們談論現代化或全球化時，實際上主要是指西方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情，是用西方眼光來看待我們周圍的事情。許多民族國家正在拋棄他們固有的價值和熟悉的生活，即使并不情愿，也不得不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的一切正在成為人們評頭論足的標準。消費主義和大眾文化不僅取代了各種傳統文化，也消解了各種意識形態，導致整個文化的平庸、墮落和暴力傾向，并將西方那些帶有致命缺陷的價值帶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現代社會價值已變成完全的物質取向，全球化使得以科技和商業主導的文化朝著更加極端的方向發展。效率替代了一切傳統價值，并直接導致各種功利主義社會行為的蔓延。效率至上、可計算性、可預測性、可控制性原則已成為各行各業追求的目標，連文化、教育、衛生、社會研究領域也不例外。

資本主義經濟在過去強調的是生產，即如何擴大生產和提高生產率；資本主義經濟在現代強調的是消費，即如何誘導人們高消費和超前消費。目前，全世界除了少數資源行業外，大多數行業都已進入了買方市場，而這些商品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成了可有可無，整個市場已出現產能過剩，但人們的欲望卻反而越來越難以滿足，對多數人來講，除了錢以外其實已經什么都不缺了。生產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靠人為制造的需求來維持，這些需求并不是實際的需求，而是虛假的需求，它主要是由文化引發的需求，這種文化便是西方的物質主義文化，享樂主義文化和消費主義文化。它表現為各種過分的自我強調、個性張揚和差異崇拜，將浪費變為必需，將病態變為美。

現代社會完全受物質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支配。現代媒體通過各種手段展現富人和名人的生活，讓人們羨慕和追逐，為所謂的拼搏奮斗、發財致富提供動力，各種廣告在把別人的需要變成自己的需要上發揮了巨大作用。

崇尚財富，崇尚名人，崇尚成功，崇尚刺激——已成為現代社會風尚。“貧窮即羞恥，貧窮即犯罪”已成了現代社會的輿論標準，“經濟增長指數就是幸福指數”已被普遍默認，這些無形的社會輿論壓力正在時刻羞辱普通人。

節儉、儲蓄、量入為出等等這些與各種美德和自然相關聯的價值，也體現了一種早期的資本主義精神，但與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是完全沖突的，在這個以借貸為榮的時代，如果人人都節儉儲蓄，不投資、不消費就無法保證經濟的快速增長，科技的創新和轉化就沒有必要。

資本主義生產以滿足社會需求的名義，一切追求更大、更多、更快、更新、更有效、更有利。現代社會的所有聰明才智全都用在了與物質有關的發明創造和生產消費上了，分期付款和信用卡制度便是其中兩項最有效的發明，它大大的促進了消費主義風氣的形成。

現代技術的發展本可以將各種產品做得更經久耐用，但現代生產制造和營銷理念注重的是用過即扔和更新換代，以培養人們喜新厭舊的消費意識，最終達到擴大消費的目的。許多產品被人為的設計成更短的使用壽命，且不能拆換，不能維修，而這種設計制造理念已被廣泛接受。

現代世界觀是個人主義的，個人欲望的最大滿足和個人權利的充分實現被標榜為理所當然的人權，受到各種法律保護。時效原則、投入產出原則成了一種時髦和普遍的原則，適用于一切事物的考慮和安排，如何以最小的付出獲得最大的回報，如何實現自我價值的最大化，成了個人和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離婚成了婦女解放，獨身、不育和亂交都成了個性自由。越來越多的人把事業、房屋、汽車、度假看得比家庭、孩子更重要，而這些傾向正在助長整個社會溺幼輕老的風氣。現代城市彌漫的欲望和躁動，正引誘鄉下的年輕人離鄉背井，去嘗試各種危險、刺激又不受監督的生活。

全球化對民族文化是個災難，全球媒體市場已被越來越少的大公司所控制，通過它們，西方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以及西方的價值觀正在覆蓋全球，使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失去話語權。英語借助國際商業貿易和計算機發展成了世界語言，造成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和對其他民族語言的破壞，在今天的互聯網上，英語內容占90%，法語內容占5%，其他語種內容占5%。除了英語以外，其它的世界語言的還有金錢、互聯網、人權等等。伴隨著超級市場、賓館、飛機場、高速公路、巨幅廣告、加油站、麥當勞、肯德基、可口可樂等現代化標志出現的，是各種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消失。

全球化成了一個模仿的時代，大眾文化用它強大的象征意義和價值說教來影響社會，用各種手段來迎合大眾，巧妙的引導大眾的消費。衡量報刊雜志好壞的標準是“可讀性”，衡量影視作品優劣的是“票房價值”、“收視率”和“上座率”。今天，人們是靠時尚和大眾文化來提高精神修養，各種“快餐文化”成了人們的主要精神糧食，整個社會只有娛樂，沒有藝術。

西方文化的入侵不僅給民族國家人民的社會生活和心靈造成巨大沖擊，也使這些國家的人們對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產生懷疑，新一代知識分子普遍具有一種反傳統的傾向，一切新的都是正面的、好的，一切舊的都是負面的、壞的，充滿對自己傳統文化和對古有價值的埋怨和自責，大多數傳統社會正在經受一場深刻的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錯亂。

當商品、科技、制度、規范、組織充斥了整個社會，成了社會的主要價值，藝術已無路可走，如果藝術與市場和科技合流，便失去了真、善、美；如果藝術遠離現實，便失去了實際影響和存在意義。傳統藝術是靠自然、宗教和人倫情感熏陶出來的，而現代藝術是靠制度、商業和科技熏陶出來的，是一種人工合成的異物，它已喪失了情趣、意義和詩意。

現代藝術不再表現美和神圣，不再給人以安靜和諧，賞心悅目和心曠神怡，各種形式的現代藝術已淪落為市場的婢女，成為一種娛樂，一種狂歡，一種惡搞。工業文明摧毀了人類曾經有過的神圣、崇高和優美，現代藝術表現的是人的機器般的冷漠和荒誕。越來越少的親情和宗教關懷，越來越少的閑情逸致和冥思妙想，消費主義和物質享受已成了人們主要樂趣，作為人類精神和藝術的源泉的宗教已經死去，各種現代藝術形式都表現出一種共同情緒那就是焦慮和茫然，一種共同的節律，那就是雜亂無章。隨著肉食攝入的增加，酒吧文化的蔓延，過多體能形成的亢奮，各種現代娛樂成了宣泄過剩能量的方式。明星不是道德的楷模而是吸毒、亂性和偷稅的代名詞，娛樂圈往往是骯臟和殘酷的地方。

現代音樂不再是內心的情感抒發，給人精神撫慰，現代音樂常常會與藥物和酒精為伴，那暈眩閃爍的燈光，那巨大的歡呼場面，那硝煙彌漫的背景，那奇異的裝扮，那瘋狂和弱智般夸張的動作，那機器般轟鳴的節奏，那聲嘶力竭的大吼大叫，那死去活來的痛苦表情，現代音樂完全它成了一種發泄，而它往往又被插上“和平”、“反戰”和“綠色”的標簽。

所有的民族音樂在旋律、節奏和配器上都在竭力模仿西方，每個民族獨有的音樂遺傳密碼——音階、調式、音律現在都變得越來越模糊，所有民族音樂都加上了西洋打擊樂器來加強節奏。西方經典的傳統的交響樂雖然充滿征服的激情和擴張的沖動，但往往還具有某種優美和諧的旋律，而現代交響樂既無旋律，又缺乏和諧，感覺如同那些創新的“書法”。

“迪斯科”也成了跟英語、計算機、可口可樂一樣的另一種世界語言，它使民族舞蹈語匯黯然失色。民族舞蹈爭相在動作、節奏和表情上模仿西方，尤其是那挑逗賣弄的舞姿，那痙攣抽搐、咬牙切齒、橫眉瞪眼的表情，那故作深沉優雅、偽天真純潔和迷離恍惚的眼神，那男人的娘娘腔，那女人的男性化，都成了當今的舞臺和廣告時尚。其實，東方人本有自己的性格、氣質和風度，東方人完全沒有必要去模仿西方人的言行、舉止、眼神和裝扮。

現代美術尤其熱衷于那些荒誕、破碎、惡心和變態，“行為藝術”或“裝置藝術”更是一些挖空心思的怪異，從畢加索開始，現代美術可能是表達這個時代內心焦慮、惶惑最真實的寫照。

現代服飾和發式成了人們直接表達對現代化和對西方文化的崇拜方式，世界各地的服裝都在追求如何在質地、款式、顏色和搭配上模仿西方；今天，世界各地女人身上都散發著“香奈兒”，“克麗絲丁·迪奧”，“寶格麗”，“安娜蘇”，“卡羅琳娜·海萊拉”等歐洲香水的氣味，而女孩子們都穿著露出乳溝的緊身衣，不管大腿長短粗細，一律穿著露臍和半個屁股的牛仔褲，這已成了與美國搖滾、麥當勞、可口可樂、好萊塢大片、電腦、手機一樣的新時髦。難怪澳大利亞一位穆斯林長老形容那些衣著不端的女性是“一團沒有遮蓋的肉”，自找麻煩。至于那些把直發燙成卷發，把黑發染成金發以及隆胸、隆鼻、隆唇、隆臀，都是為了在外表上接近西人。時尚已經使人們無視身高、體型、膚色和氣質的差異，不顧自然和諧的基本審美原則，甚至對自己與生俱來的長相和膚色自責。

越來越多的人迷上了那些充滿躁動、刺激而又昂貴的西方體育和冒險運動。西方體育運動已經完全不是一種身心平衡的活動，它的那種挑戰極限的精神已經違背了人的生理特點，尤其是那些沖擊力大的運動，這些運動除了提高人的競爭意識和好勝心外，不是帶給人健康，而是帶來傷病，事實上許多專業運動員都非長壽。那些貴族化的體育運動（高爾夫、賽車、賽艇、馬術、滑翔傘、器械健身等等）更需耗費大量資源和能源，早已超出了強身和娛樂的意義，現代體育的發展主要是受名利思想的誘惑，成了一種商品，一種時髦，一種高消費，一種政治事件和國家崇拜，而這種西方的時尚對那些人口眾多，資源缺乏的發展中國家更是有害的。

人們懷疑人類還能打破多少體育紀錄，在目前的進化階段，人的體能已達到了極限，人怎么可能比車跑得快？比海豚游得快呢？現代體育也屬于一種現代范式，它跟現代社會的人口、經濟和生態的發展趨勢是一致的，它遵循一種線形的、加速發展的方式，而它們都正在接近極限。西方的競技體育終有一天會無紀錄可破，西方以挑戰人體極限為目的競技體育的終結，將會迎來以強身健體，身心健康為目的的東方體育的復興。

東方式體育運動是一種民間的、群眾性的活動，而不是貴族式的、高消費的活動，她不僅更適合東方的國情（人口眾多，資源有限），而且更有利于人類和整個生物圈的可持續發展。東方的體育多為徒手運動，只需要在大自然中，利用身體本身的重量，配以不同姿勢、動作和呼吸，施以不同力量和速度，輔以簡單器械，即能達到健身的目的。東方價值不是崇拜肉身，而是崇拜靈魂和精神，東方的體育不僅強身健體，而且修身養性，它是一種人與自然、身與心的交流互動。

現代建筑的風格不再模仿自然，而是刻意迎合那些矯揉造作的理念，完全割斷了與自然、歷史、宗教和文化的聯系，“功能主義”和“經濟主義”成了現代建筑的共同原則，“趨同”和“平庸”已成為現代建筑的共同特征。方言和建筑曾經是最能喚起人們身處異域的兩種符號，但現在已變得模糊了。民族國家的建筑正在失去自己的靈魂，世界的各地的城市已變得很難從外觀辨別其歷史和文化了。今天，無論你走到哪個城市，都覺得“千城一面”，似曾相識。相似的樓房、相似的玻璃墻、相似的霓虹燈、相似的街道、相似的立交橋、相似的噴泉、相似的廣場、相似的街心花園、相似的城市格局，尤其是那些商業中心。如果是在西方，你很難分辨是在哪個國家，如果是在中國，你很難分辨是在哪個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成了籠罩著噪聲和煙霧的水泥叢林，而鳥瞰比平視給人更多的視覺刺痛。

現代建筑在國與國之間的區別也只能靠一點拼貼來表達了，如給一幢方塊建筑加上傳統的屋頂，在柱式和線角上添上一點傳統元素。即使是那些仿古建筑，也像是小學生的作文，全是一些堆砌的華麗辭藻，恨不得把所有傳統元素都拼貼在有限的建筑身上，結果卻顯得既缺乏寧靜，又缺乏質樸。

歷史上，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傳統建筑都充滿了靈性和美感，都與周圍的人文和自然景觀協調，具有一種內在的寧靜、從容和自信。現在普遍使用的玻璃幕墻外觀和平頂設計已經將那些最能體現個性的屋頂和窗戶包裹起來，建筑的基本造型被簡化為一個個大小、高矮不一的立方體。在一些城市甚至鄉鎮建筑中出現的羅馬柱、巴洛克屋頂、幾何圖案裝飾與建筑本身和周圍環境極不協調。許多所謂現代建筑為了張揚個性，刻意制造視覺上的所謂非對稱、夸張、傾斜和扭曲，使建筑失去了基本平衡、穩定感與和諧。為了時尚每幾年就要進行一次的裝修，不僅耗費大量材料，而且制造大量污染。

城市化趨勢和傳統建筑的功能性局限使現代建筑的發展成為必然。采用玻璃幕墻以便獲得更好的采光和隔熱效果，平屋頂的設計，以便放置大量冷卻和通訊設備。人們已經不得不都工作和生活在樓上了，只有現代化高樓才能容納更多的人，這種趨勢正引導人們建造世界高樓的競賽，從香港中銀大廈 369米，香港中環廣場大廈374米，紐約帝國大廈1250英尺，廣州信興廣場大廈384米，廣州中信廣場391米，香港中環的國際金融中心420米，上海金茂大廈420.5米，芝加哥西爾斯大廈442米，吉隆坡國家石油公司雙塔大樓451.9米，臺北101大樓 508米……這種高度是否真的可以無止境的超越下去？世界高樓的競賽只是表明了現代范式的特征和趨勢。

到處是用洋名命名的建筑，曼哈頓國際社區，溫哥華廣場，格林威治廣場，威斯頓聯邦大廈，雅典國際公寓，比利華國際城，加州國際會展中心，羅浮廣場，左岸國際，布魯汀社區，愛丁郡院，塞特公寓，美洲花園……，無不反映了一種刻意做作和文化失落。

西方國家普遍使用的烘干機僅僅是為不影響所謂的“市容美觀”和“社區整潔”，而每臺烘干機所耗費的能源相當于發展中國家普通家庭一年的用電量。

城市園林中那些過分規整和幾何造型的花木，市區大面積的草坪，都在刻意追隨西方的審美觀，而草坪比普通喬木和灌木造價高，在生態效應上又不如喬木和灌木，會耗費更多的水和人工，僅僅是割草一項，全世界每年就不知要消耗多少能源，制造多少噪音。

商業用藝術甚至用宗教來包裝物欲，用天真純潔來掩飾貪婪，把什么都變為時尚，用時尚來引導消費。各種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成為時尚，性倒錯的生活方式成為時尚；代母受孕、借腹生子、女扮男裝、男扮女裝、變性手術、身體穿孔、擴眼、紋身、節食都成了時尚；節能環保產品也成了時尚（靠消費各種各樣的節能產品來節能而不是減少消費本身）；懷舊被作為時尚，商家為追逐利潤而制造懷舊；神秘也被作為時尚，商家為招徠顧客而故弄玄虛，如印度、西藏和埃及的旅游宣傳，以及各地那些充滿商業氣息的“古街”。

當我們為這一切困惑，當我們問自己“怎么會變成這樣？”難道我們不應該對當今世界的價值來源和合法性依據提出質疑，對當今世界的知識和權力中心進行反思嗎？

它的祖先靠掠殺土著、販賣人口和毒品起家；它可以以各種口實策劃顛覆和謀殺；它能夠在世界范圍內發動“石油戰爭”、“糧食戰爭”、“貨幣戰爭”和“顏色革命”；它的演員可以成為州長和總統；它的總統因通奸反能得到多數人民的同情支持；它多數的國民可以今天支持攻打這個主權國家，明天支持攻打那個主權國家；它擁有全世界最多的槍殺案和最多的監獄；……這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內在的邏輯聯系？

從西方價值孕育出來的整個現代范式已經在所有方面給人類和自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威脅，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各種災難還在加深，正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對各國領袖發出的警告：

“世界正處在重大災難的邊緣，……我不是嚇唬你們，但我確實相信我們已處于臨界點，……時間不多了，希望你們做出明智的決定”。

西方理應對于人類和自然的破壞負主要責任，也理應為整個地球的拯救做更多的事情。

十一、東方價值的人類使命

西方自工業革命以來所確立的價值與整個人類、與整個自然、與每個人的身心都是矛盾的，它造成人與人，人與自然，人的身心的分離。現代化的發展正在使人類喪失終極價值，使各個文明喪失其核心價值。人類今天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不是科學技術的問題，不是所有制的問題，不是政治體制的問題，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價值的問題。各種現代危機，如人口危機、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生態危機在根本上都是現代價值的危機。人類離開自己的本質已走得太遠，商業和科技已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體，發展創新已成為所有社會的首要價值，而這一切都是西方價值近500年來主導世界的結果。現代化，尤其是全球化正將這種具有致命缺陷西方價值帶到世界各地，使西方文化的危機變成了全人類的危機，而西方價值本身完全不具備這種免疫機制和修復機制，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和反思主導現代化的整個西方文化和西方價值體系——能否用現代手段來克服現代災難？

現代化作為一個整體，民主法制、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三者互為條件，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共同對現代人類產生影響，即使要把它們人為的拆開都不可能，它們是大致同步的，只是在不同地區或不同時間上存在超前或滯后的可能，三者中缺少一項則整個現代化無法運作，西方國家借三者發展不均衡對發展中國家的指責，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和目的。真正令人擔心的，不是選擇不選擇，接受不接受民主法制、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的問題，而是用什么來滿足被無限激發出來的欲望？用什么來安頓這些躁動不安的心？用什么來消除現代化帶來的自然后果和社會后果？用什么來制約現代化的無限膨脹？

今天，對不同文化價值意義的探討已經超出了地域、種族和意識形態的偏見，成了有關人類存亡絕續的事情。人類已不可避免要生活在西方價值影響下，如何減少西方價值的負面沖擊，如何尋求一種新的替代價值，如何使理性至上轉變為道德至上，才是人類的努力方向。東方的崛起將給世界帶來希望，人類注定要轉向東方，從東方價值中來尋找智慧，這將成為一種歷史的選擇，因為東方智慧是一種生命智慧，生態智慧，東方價值更接近自然，東方價值更有節制，重估現代價值，可能意味著當今一切主流意識形態和哲學思想的顛覆。現在的問題是，世界還能等待東方多久？

東方文化是靈性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理性的文化；東方文化認識自然是為了更好的順從自然，西方文化認識自然是為了更有效的控制自然。東方智慧對以物質為代表的所謂“進步”不感興趣，對致力于物質發展的科學技術沒有特殊嗜好，對促進物質流通的商業始終心存疑慮。東方智慧認為，把人生的全部精力用在這上面，無疑顛倒了人生的目的和手段，人生將索然無味。

東方文化完全不必從自己的歷史中去搜索那些只言片語、細微末節來附會現代西方文明的科學技術、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馮友蘭先生認為，東方之所以沒有科學，是因為東方有自己的價值，自己的社會理想，自己的發展路徑，自己的人生邏輯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東方文明可以完全不需要西方科學，她本身是一種完善的文明體系，她沒有發展科技的愿望和動力，如同中醫完全可以不需要西醫，它不僅集預防、治病、養生于一體，而且還是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極高境界。

現代世界的許多社會沖突，其深層原因都是價值引起的，是東西方價值矛盾造成的，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結果，尤其是在阿拉伯地區和亞洲的傳統社會。如果沒有西方的侵略，東方文明將仍讓按照自己的邏輯發展，東方文明不會自己選擇現代化道路，而這并不影響其整體的和諧，現代化與東方文明延續了幾千年的內在邏輯和歷史經驗不符。

東方在過去500多年歷史中，在西方強大的武力和物質文化的沖擊下，窮于應對，直到最近幾十年才回過神來。東方傳統過去主要是在延續種族，維系社會方面發揮作用，隨著東方的重新崛起，東方文化必將超越和升華，為人類的發展導向。人類要想走出困境，必須重估一切價值，必須回到東方，重建一個以東方價值為主導，吸收其它價值，包括西方價值中有益成分的一種新的人類價值。季羨林先生多次強調：“只有東方文化能夠拯救人類。”東方的有識之士應該有這樣的眼光和抱負，東方智慧是屬于全人類的。

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屬于完全不同的層次，如果用西方價值來看東方，只會是誤解，因為你無法用西方知識來解釋東方智慧，所有西方對東方的偏見，包括對傳統社會的偏見，都是價值的偏見，都是用技術和商業的眼光來看待事物的結果。現代化的成果主要來自西方的智慧，但現代化的出路將要靠東方的智慧。因此，東方的復興絕不僅僅是經濟的復興和政治的復興，東方的復興主要是文化的復興和價值的復興。

東方國家無須為近500年來未曾產生過任何能夠影響全球的觀念和創造發明而自責，東方文明向人類貢獻的是關于宇宙和生命的智慧，而現代社會的各種災難正是違背這些偉大智慧造成的，現代文明的走投無路使人類注定要回到東方價值。東方價值是人類已有的、可參照的更佳選擇。我們不需要謹小慎微地替東方價值辯解，而應該理直氣壯地用東方價值去開拓，從東方智慧中去尋找價值依據和法理依據。

東方文明有無限廣闊的空間，可以永遠供無數即便是那些聰明絕頂的人們傾其畢生精力施展他們的才智。緩慢演進的物質生活與無比豐富的精神生活、藝術生活和倫理生活，使東方文明從整體上——人與人的關系上，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人與自身的關系上呈現出最高的均衡、和諧。

在人生境界上，歷史學家錢穆先生認為，儒家文化既重視人的精神人生，又注重人的社會人生，境界最高；印度文化只注重精神人生，不注重社會人生，次于中國文化；西方文化只注重物質人生，不注重精神人生，境界最低。

東方文化的人類價值不是通過與西方文化的一一對應和類比來體現的，甚至不僅僅是從文化的多樣性上體現的，東方文化的人類價值主要表現在她的整體文化功能上，而不是其中的一些具體內容。例如，東方的實用技術，東方的自然經濟本身就決定了東方的發展只能是循序漸進的。而西方的知識理性、工具理性、功利主義理性所產生出來的現代科學必然造成整個社會的突飛猛進和漫無節制，西方科學的目的就是為了認識自然，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它從一開始就是把自然甚至人都當作客體來對待的。

文化的整體功能是天然生成的，它規定了文化的走向，并決定了“三大本質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的身心之間的關系。東、西方價值的根本差異都是圍繞這三方面展開的。從西方價值發展出來的現代生產和生活方式與這三者多呈負相關，而東方價值和一切傳統價值多與這三者呈正相關。西方價值的本質是發展，而東方價值的本質是節制，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生萬物”和佛教的“眾生平等”，其核心價值都是節制。節制是一種秩序，一種生存方式，一種美德，節制的根源在于其固有的精神取向和自然經濟取向。

決定東方價值的人類使命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已不堪重負，難以為繼，而西方價值已黔驢技窮，由西方價值導致的各種現代災難，根本不可能從西方價值本身產生出解決辦法，因為西方價值中缺乏“循環”和“節制”的基因。第二，人類如果不發展出一套新的價值和新的范式，就只有繼續沿著現代化的道路走下去，直至毀滅，東方有漫長的人文演化歷史，東方價值的固有特征將給人類帶來重要意義的啟示，幫助人類走出西方價值的困境，為人類未來發展導向，而現代范式的各種形態，包括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都注定只能是一種過渡。第三，東方有廣袤的地域和眾多的人口，東方正面臨著最大的挑戰和機遇，而她在現代范式中所處的劣勢地位，使她不得不另辟蹊徑。在近期，她將產生某種新的運動或模式以應對嚴酷的自身現實環境，在遠期，她將孕育適合整個人類發展的新范式。東方的迅速崛起將對現代價值產生一種強大的滲透和覆蓋。

沒有一種文化是完美無缺的，東方文化也不例外，我們主要是從文化的整體功能來考察的，東方文化最受指責的弊端陋習，包括印度的種姓制、童婚、殉夫等習俗，穆斯林的一夫多妻、圣戰精神，中國的納妾、裹腳、任人唯親、裙帶關系等等，但這一切都并不影響她在整體功能上，即在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人的身心之間的整體和諧。東方的“愚昧落后”主要是由西方價值定義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主要是被“五四”后的西化思潮夸大了的，而西方價值中的致命缺陷，在早期尚不為眾人認識，在今天又被人為掩蓋了，而相對于整個西方價值巨大的破壞性，所有這些陳規陋習可以說都是次要的。

（一、）東方價值的整體觀念

東方價值是包括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蘭阿拉伯文明在世界觀、人生觀以及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的價值取向。東方價值強調人生、自然、整體、直覺、親情、傳統、權威、神秘、道德和藝術修養。東方文化中盡管也存在天、地、人、神的沖突，但在總體上它們是和諧共存的。東方的智慧把整個宇宙看成一個交織在一起、無比龐大、無比繁復的因果鏈團，自然界彌漫著包括人在內的無限生命，所有的人、事、物之間都存在著某種時間、空間和意義上的聯系。

宇宙中的基本法則早在人類產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東方價值所體現的正是這些宇宙中最根本的法則，并順從這些法則來安排人生和社會生活；而西方價值所體現的其實只是宇宙中的一些次要法則（包括那些最深奧的學說和理論），整個現代社會就是按照這些次要法則來安排和設計的，它在局部的無比精確嚴密，并不能改變它同宇宙中根本法則的矛盾，也并不能改變它同人和自然之間的矛盾。

東方價值的精神取向和人文關懷，包含了對天、地、人、神的整體關照，以及由這些終極價值引申出來的對自然、社會和人生的整體認識。例如，印度文化最高境界是“梵我一如”，印度文化的價值精髓包括，中道、正法、苦行、布施、愛、喜、誠、非暴力、禁欲、同情、神即真理、智行統一等。伊斯蘭文化思想本原為“認主獨一”，阿拉伯文化的價值精髓包括，重視人的聲望和價值，整體團結，強調人的社會關系，注重道德修養，主持正義公正，誠實寬恕，尊敬父母，關心鄰人，同情弱小，仗義疏財等。中國文化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是中庸和諧，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規范，如“忠、孝、仁、義、信、溫、良、恭、儉、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因為不是二元對立的邏輯思維，所以沒有精神與物質的分離；因為沒有物質主義，所以不尚競爭；因為不尚競爭，所以不強調個人主義；因為沒有個人主義，所以注重家庭生活，社會責任，天下大事；……而中國文化更強調將所有的人和事放在整個天地萬物中來思考，如同中醫總是將任何局部疾患納入整個人體來觀察一樣。

而西方文明從源頭開始，西方價值在世界觀和人生觀上，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始終都表現出一種矛盾沖突。古希臘神話中就充滿了各種人神的對抗；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使人的價值得到張揚，人類中心主義的地位完全確立；工業革命，開始了人類對自然的大規模宣戰；弗洛伊德學說，展示了驚世駭俗的人的內心沖突；馬克思主義學說，揭示了社會發展史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永恒矛盾和階級的對抗；進入全球化時代，人類更陷入與大自然全面的對抗，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國家、地區和民族之間的矛盾逐漸加深。由西方文明主導的整個現代文明不僅是一種沖突的文明，而且從各個方面表現出它與人和自然難以克服的矛盾，如果繼續按照西方價值中的邏輯思維、理性主義、進化論、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來探尋，我們將永遠找不出答案。

東方價值具有一種先天的整體觀、綜合觀、有機觀、和諧觀。東方價值認為，萬事萬物在時空上都是相互聯系，互為因果的。所有生命的生存狀態都是息息相關的，一切動物、植物都處于巨大生物鏈中的一環，個人、族群乃至整個人類的所有行為也都處于巨大的物質因果鏈和道德因果鏈中的一環。我們的一切行為都會產生相應的后果，它不僅會影響到我們自己，也會影響周圍的一切；這些影響有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間接的；有可能是暫時的，也可能是長遠的；有可能是當前的，也可能是將來的。因此，和諧比發展更重要，循環比創新更重要。這種觀念是東方一切認識和判斷的起點和歸宿，這種價值觀成為抑制理性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強大觀念機制。而西方價值的悲劇在于，它只承認事物之間線性的、單向的和機械的聯系，否認事物之間的因果本質和意義聯系。如果堅持西方價值，在對人和自然的整體認識上，不管再過多久也無法達到東方在幾千年前已經達到的水平。

與西方對待世界的態度截然相反，東方價值認為，歷史的演進是循環的，而不是線性的；人是精神動物，而不是經濟和科技動物；萬事須以天理為法，而天只可順從，不可違抗，更不能征服。今天我們所推崇的“進步”，其實只是一種發展，而發展只是一種變化，變化只是一種適應，不存在終極意義上的高下之分。東方價值的偉大之處在于她認識到，事物的循環和人的卑微，而西方價值正好相反，認為歷史發展是有目的的，人是萬物的主宰。

今天，如果我們繼續用西方價值來看問題，或者用文化來談文化，用經濟來談經濟，用科技來談科技，都將成為沒有意義的自證自辯，只有在更大的背景和參照系中去觀察才有意義，而這個參照就是價值——什么價值，什么生產和生活方式對保持人與人、人與自然、人的身心之間的關系更有益？東方價值的整體關照和綜合思維特征是它不致產生類似西方的理性主義、功利主義以及一切現代性后果的根源。東方價值在總體上是一致的，但各有側重，并行不悖，都有助于保持人與人、人與自然、人的身心之間的關系。穆斯林的兄弟思想，印度教的果報輪回思想，儒家的中庸和合思想都是對西方現代極端主義傾向的一種根本反制。

（二、）東方價值的精神取向

東方文明博大精深，東方文明中蘊藏著大量現代科技的萌芽，但東方文明一直是以宗教、倫理道德和藝術等各種精神活動作為理想境界、核心價值和社會主體的。東方價值通過宗教、常識、神秘主義、玄學、迷信以及各種實用技藝來與自然溝通，表達人與自然之間的內在聯系，強調對神秘力量的體驗，對藝術和倫理生活的感受而不是現實參與。梁啟超說過：

“印度、猶太、埃及等東方國家，專注重人與神的關系；希臘及現代歐洲，專注重人與物的關系；中國專注重人與人的關系。”

東方的智慧是關于生命、關于自然、關于宇宙等終極價值的智慧。東方智慧的主要興趣不是探尋物質的根源，而追求人生和世界的意義。東方智慧把各種精神活動看得高于與物質和技藝相關的其它活動，并按照這種價值來設計社會秩序，安排社會生活。

東方的知識是關于價值的知識，是關于倫理道德的知識，是關于生活、人生和生命的知識，是關于心性和意義的知識，這些知識所關注的都是如何將外在自我轉化為內在自我；而西方的整個知識體系是關于事實的知識，是關于自然的知識，是關于方法和規范的知識，是關于當前需要的知識，這些知識都是通過邏輯推理的方法能夠被認識、被觀察、被證實、被量化、被計算的。

東方哲學的功能主要不是為了增進知識而是為了提高精神境界；東方價值追求的是精神和道德的不斷完善，而不是物質和科學的無限發展。當培根提出的“知識就是力量”時，他所指的主要是科學和技術的知識，而這些知識成了西方的基本精神動力。從此，人們便以為，所有的知識都可以歸結為科學知識，科學知識就是一切知識。西方的理性、邏輯和思辨主要是為事實知識和實際需要服務的。深受西方理性主義傳統和功利主義傳統影響的整個現代知識體系有著致命的缺陷。

在人生的價值上，儒家文化的人生價值主要表現在道德和藝術方面，即注重現實世界，又關注形而上世界；印度文化的人生價值主要表現在宗教和藝術方面，其精神取向更強，她更關注的是形而上世界，而不是現象世界；伊斯蘭文化的人生價值也是主要表現在宗教和藝術方面；而西方文化的人生價值主要表現在認知和宗教方面。東方價值的共同特點是重精神、輕物質，東方價值并不排斥物質，但對物質的要求是適可而止，知足常樂。生產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利潤和積累，而是為了實際生活需要，經濟和科技的發展要服從各種精神生活和倫理生活。東方價值與西方價值中的發展、創新、速度、效率是對立的，與建立在功利和效率基礎上的專業分工和專業訓練也是對立的。

東方價值是有節制的，這是因為，第一，它的最高價值是一種精神取向，人生理想是追求人的完善，社會理想是達到和諧；第二，它存在一種強大的社會禁忌力量和內心敬畏力量，對自然的敬畏，對倫理道德的敬畏；第三，它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等級秩序，因為東方智者深知“科技自來偏執，商業原本貪婪”，使商人和工匠不能成為社會的主流和領導階層，成為對商業和科技的有力制約。相對于西方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東方的宗教、形而上學和神秘主義都是“無用之大用”，它將整個社會的能量、智慧、精力、興趣和注意力都引向無窮無盡的精神世界。西方很多有良心的后現代主義學者對現代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對技術和市場上，沒有看到在技術和市場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其實是西方價值。

當整個現代社會都習慣完全用世俗、客觀和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回答“人從何而來？往何處去？人生的意義是什么?”之類的問題之后，人的豐富多彩的本質便被以各種現代化的名義掏空，尤其是那些涉及到神圣和終極意義的部分，剩下的都是以各種進步、發展名義包裝起來的本能和欲望，人從此淪為機器和動物。現代化的所有災難都是源于宗教、倫理道德和藝術的缺失。

所有的宗教都認為，人是一種需要超越的存在，現實的物質世界無法滿足內心的最終需求，所有的宗教都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心靈渴望和終極關懷，所有的宗教都具有相同的功能，都通向同一個境界，在本質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愛”和“節制”——愛生命，愛他人，愛萬物。因為“宗教給人以安全感和永恒感。”（辜鴻銘）不同的宗教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以適應不同環境、不同文化和不同時代，但她們殊途而同歸。在世界上的一些主要宗教中，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雖然都具有普世價值，但卻是最具排他性的，長期以來，水火相容，而其他宗教卻多是寬容的，近年來佛教在全球的興盛，也許就是因為人們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極端主義傾向的不滿。宗教不應該是排他的，排他的宗教就不是宗教而是政治。

人類都有一種需要宗教的共同心理，使人能得到寄托，得到傾訴，得到安慰。正是因為有對地獄的恐懼和對天堂的向往，因為有三世輪回，因為有普遍存在于物質世界和道德世界的因果律，人才會既受到內在威懾和約束，又永遠充滿希望。當發源于西方的現代科學技術將宗教的“天機”暴露無遺，當唯物主義思想上了上風，把一切自然現象，社會現象和心理現象都給出系統的、邏輯的、理性的詮釋，否定整個意義世界；當發源于西方的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摧毀了人類各種偉大的文化傳統；當全世界的精英都把對宗教和藝術的興趣轉向商業和科技，整個人類生命便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物質成了主要的興趣來源，技術成了唯一的精神財富，禁忌功能徹底破除，宗教作用喪失殆盡，人類從此失去了平衡，歷史出現了斷裂，各種災難接踵而至。

以邏輯、數學和實驗方法為特征的現代科學技術拒絕承認一切超驗的和不能被證實的存在，歪曲東方文明中直覺、內省和冥想的價值，貶低人與這些價值之間的各種意義聯系，因為這些價值與道德、幸福、善良、寧靜一樣是不能被理性證實的。今天，能夠有效抑制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擴張的東方價值正在受到巨大的侵蝕，而西方價值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

偉大的印度文化所昭示的果報輪回思想對人的欲望和本能具有深刻的內在震懾和約束作用；它所宣揚的生命的永恒性帶給人的是希望和責任，而現代價值按照唯物主義觀點向人們揭示的“生命的有限性”、“生命只有一次”，在客觀上鼓勵人們放縱享樂，不負責任。泰戈爾說過：

“東方最高智者認為，為了任何特殊的物質目的去利用至高的神而獲得它，這不是我們靈魂的職能，……生命不是從任何需求而是我們與無限者的密切關系中涌現的。這是我們在靈魂中擁有完美的原理。”

人類能量宣泄的方式只有像東方那樣指向內部，指向精神生活領域，其危害才會最小，而如果像西方那樣指向外部，指向物質生活領域，將禍害無窮。西方價值對人類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它對超越價值和禁忌功能的摧毀，人類現在的處境就是因為失去了超越價值和禁忌功能，才變得如此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克服異化的出路不在于所有制（公有制或私有制）而在于價值取向（精神取向或物質取向）。

（三、）東方的自然經濟取向

農業與工商業絕不僅僅是兩種不同的產業，它們所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本性和邏輯，兩種不同的范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農業是安詳的，農業傾向于一切自然的特征——土地、植物、動物、氣候、季節、晝夜等等；而商業和工業則是躁動的，它傾向于一切人為的特征——機器、速度、規程、制度。扎根于農業文明的東方價值，對自然有一種深深的心理眷戀和精神依賴，體現在制度設計和社會安排上便是順應時勢，和諧有序，在本質上是一種節制。

人類對自然的開發利用始終存在，但在現代化之前，世界上各種傳統文化價值都是具有內在節制的，因此對自然的破壞都可以通過時間來自我恢復。東方固有的經濟是自然經濟、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它在終極意義上更接近今天的“生態經濟”。尤其是在中國，每個人一生中消耗的所有物質幾乎沒有浪費的，最終都會回到自然中去。吃剩的食物可以喂雞、鴨、豬、狗（今天，這被西方認為是虐待動物）；人畜的糞便以及生活中的所有有機廢物都會被搜集起來用作肥料，返回土壤，參加再循環；大孩子不能穿的衣服，小孩子再穿，小孩子不能穿的衣服再做成鞋；各種生活用具都是可以反復使用的。廢舊利用一直是東方生活傳統，生產制造的理念始終是“經久耐用”，農業生產技術更是達到了極高的生態循環境界。為了使不同作物互抑互利，民間普遍采用的輪作、間作、套作（禾豆輪作，桑麻間作），農、牧、漁互養，有機除草和施肥（草魚、鰱魚同池混養，稻田養魚、養鴨）。

只有在自然經濟狀態下，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與自然的修復才能達到基本平衡，自然的狀態才是圓滿的狀態，她比任何人為創造都更具內在合理性，只有最高的智慧才是最接近自然和本真的。《漢書貨殖列傳》中提出：“育之以時，用之有節。”早在白居易時代，他就認識到“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欲無極。以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之不勝期間，則物必暴殄而財乏用矣。”圣雄甘地也說過：

“自然界能滿足人的需要，但不能滿足人的貪欲。”

由自然經濟產生出來的是樂天知命的心態，而由這種心態產生出來的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東方的智者認為，只有自然經濟和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可以給人帶來安定，只有適度發展才能持續發展，而可持續發展只能是緩慢的發展，只有適度發展才符合人性和自然，自然經濟對商品經濟具有一種天然的抗拒。如果要尋求人類發展的理想模式，就應該按照東方的邏輯，采取適度發展方式，而不應該按照西方的邏輯繼續飛速發展。

如果沒有西方文明的侵略，東方社會自身不會發展出現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因為東方社會內部不具備這樣的邏輯，也沒有這樣的需要，東方社會將繼續遵循自然經濟取向和精神取向緩慢演進，按照自己的邏輯來安排生產和生活，而這更符合東方人的歷史經驗和生活習性。

東方的方式是順應自然和適應社會，而不是征服自然和改造社會，東方價值認為，人的創造性和主觀能動性的最高表現方式是順從而不是改造。那些糾纏于“為什么東方社會不能產生資本主義？”，“為什么中國會出現超穩定的封建社會結構？”之類的討論，那種苦苦的在自己歷史中去搜尋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做法，完全是用西方理論來解讀中國歷史，用西方價值來衡量中國文化，顯得既狹隘又自卑。東方人失去自覺已經太久，人們已習慣了用西方的理論來解構東方文化，用西方價值來詮釋東方價值，用西方的眼光來看世界，用西方的眼光來看西方，然后又用西方的眼光來看自己。

東方文明的所謂“保守性”和“封閉性”，難道不是對西方價值擴張的頑強制約嗎？。試想，如果不是由于東方價值對西方價值長期抵制，如果不是由于東方廣大的地域和眾多的人口從而大大地推遲和減緩了現代化的影響，今天整個人類所面臨的情況會是什么樣？中國在1949年以后到1978年對外開放前，有30年處于封閉和停滯狀態，而印度自1947年獨立后到1991年大規模改革之前，也有40多年始終處于緩慢發展狀態，即使這樣，也僅僅使全球范圍現代性災難的出現推遲了幾十年，全球化已經使中國、印度以及所有傳統社會被迫卷入。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尤其是新興國家和傳統國家的發展，西方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擴大普及，成為世界潮流，在完全不涉及整個現代生產和生活方式改變的前提下來談保護自然環境，保護野生動植物，節能減排等，完全就成了一種形式，一種時髦，一種權宜之計，最后更成了一種自欺欺人。所有那些努力所能產生的正面影響都是微不足道的，治理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污染的速度，修復的速度趕不上破壞的速度，就連最嚴肅的全球氣候問題也主要被用作新的經濟增長手段和地緣政治爭奪的工具。

由于各種功利的考慮，許多更為現實，影響深遠，具有操作性的問題卻完全被人忽視。例如，所有城鎮的人、畜糞便及各種有機廢物都應被收集起來，就地處理，生產沼氣，然后利用沼液養豬養雞（沼液具有助長、殺菌和抗病蟲害作用），或將沼液返回農田，以而減少化肥的生產和使用，而不是排入江河湖海，造成污染，而所有這些所需要的技術和資金都不可能超過太空技術和各種軍事項目，這些措施本應由那些自認為“世界領袖”、“人類先驅”的國家帶頭來做的，但事實上他們的所作所為恰恰與這相反。目前大氣中的溫室氣體主要是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中排放的，因此，西方應做的首先是“贖罪”——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實際行動上做出更大努力，在有關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中做出更多讓步，然后才有資格跟東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討價還價。

今天人類面臨的各種的災難，是西方文明的擴張和過度開發的結果，許多天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禍造成的。西方文明已經打破了整個人類的自然進程，擾亂了各個民族文化的遺傳基因，摧毀了人類迄今所擁有的歷史、文化、價值和傳統，造成了人類歷史在短短幾百年中的突變。現代化正在把人馴化為機器，除了物欲，人正在喪失其靈性、生機和本質。

用什么來約束市場和科技的盲目發展？用什么來抑制如此眾多人口日益膨脹的物欲？在現代范式內是不可能找到解決辦法的，無論是基于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資本主義，還是基于計劃經濟和集權政治的社會主義都無能為力，因為它們都是現代范式，同屬西方價值，全球化使兩者在追求經濟和科技發展上已越來越相似。

所有現代社會的主流觀點都驚人的一致，都體現了西方一貫的邏輯：現代化帶來的災難只能依靠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來解決。許多西方理論都對現代化發展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和憂慮，西方的非主流觀點“零增長”認為，人類要免于加速走向毀滅，必須立即停止現在這種瘋狂的發展模式，改而采用“零增長”的發展模式，但這種理論對于當前的大勢所趨，除了表達一種對現實的不滿和美好愿望，并造成一定社會壓力外，根本不會產生任何現實影響。

要達到“零增長”，就必須實現價值和分配的徹底轉變，因為這個世界的財富已足夠多，所有的匱乏和貧窮都是由價值和分配造成的，所有的不足和需求也是由價值和分配造成的。“零增長”在人類延續和資源耗費上也許是能夠對應的，“零增長”的觀點是一種東方邏輯的回歸，但目前尚不合時宜。

人類如果不改變目前這種以西方主導的價值取向（以物質追求和個人發展為目標的價值取向），不改變西方這種生產和生活方式（需要消耗大量資源和能源，占有更大空間的生活方式），一切努力只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類面臨的各種災難只會日益加深，而生活方式的改變需要價值的引導。

（四、）東方價值與現代宗教

所有傳統意義上的宗教正在消亡，今天，我們所說的宗教實際上已成一文化認同和政治工具，而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宗教復興運動，與其說是一種宗教訴求，不如說只是一種文化和政治訴求，它成了一種社會激勵和動員手段，一種文化歸屬和政治利益的認同標志，都已經與這些宗教本身無關。西方價值擴張的結果，摧毀了一切文化傳統和價值，包括它產生的母體——基督教，破除了一切禁忌力量，江河污染不足以形成禁忌，氣候變化不足以形成禁忌，物種滅絕不足以形成禁忌，艾滋病不足以形成禁忌，金融危機不足以形成禁忌，核威脅不足以形成禁忌，基因武器不足以形成禁忌，……全人類被帶入了一個唯利是圖的商業時代和無所顧忌的技術時代。今天，基督教在一些東方地區的流行（菲律賓、韓國、香港），不管是殖民主義的歷史原因，還是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原因，都主要是一種現代的符號，一種西化的時髦，它既與這些地區的文化傳統無關，也與這種信仰本身無關。

而與此同時，今天全世界不同種族、民族、國家、文化的人們以及那些曾經有過宗教信仰的人們，都已經悄悄地皈依或者改宗，共同信奉一個以市場經濟、科學技術和民主政治“三位一體”的現代宗教，而全球化和互聯網則成了現代宗教的“傳教士”。這三個位格涵蓋了現代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其中每一項都是助長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發展的。商業和科技本身就是直接與物質相關的社會活動，民主政治雖然不是直接的物質活動，但它以推動商業和科技發展為宗旨，為商業和科技的發展創造條件。傳統宗教的基本取向是精神，它既是一種思辨，也是生活本身，帶給人的是超然的力量，是先驗的啟迪和永恒的寄托；而現代宗教的基本取向是物質，是一種世俗的功利主義知識體系，它帶給人的是物質欲望和現實追求，它是傳統宗教的替代品，是偽宗教，毫無神圣感。現代宗教使人不寄望來世，不奢望天堂，也不畏懼地獄，人人都可以理直氣壯地追逐名利，“只有生活的世界才是真實的世界和唯一的世界”，且人生只有一次，因此不放過任何一個獲得幸福快樂的機會。

就像傳統宗教共同體曾是中世紀的政治思想和社會行為的中心一樣，今天，由新“三位一體”構成的現代宗教共同體也成了當今政治思想和社會行為的中心，它不僅是當今的世界宗教，也是當今世界共同的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一切哲學思想，經濟理論，政治理論，甚至藝術理論都成了現代宗教的詮釋。凡是不符合現代宗教的都會被淘汰，現代宗教已成為整個人類的邪教。

現代性與節制、現代性與責任都是對立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和階級斗爭學說同西方的世俗化和個人主義、享樂主義都是代表的西方價值。市場之于功利主義，自由民主之于個人主義，科學技術之于唯物主義都有一種自然的邏輯關系，當世界上多數精英和權威人士都接受了這樣的意識形態和價值準則，剩下的一切紛爭和對抗都只限于操作層面了（技術和方法）。

西方的所謂理性只是一種工具理性，功利主義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如果現代化是理性的，就不應該發展到今天這么多人口，因為大自然提供的一切是無法供養如此眾多人口的；如果現代化是理性的，就應該對市場有所限制，因為市場是不講良心的，市場的本性就是投機取巧和唯利是圖；如果現代化是理性的，就應該對科技有所約束，因為科技是沒有靈魂的，它不能預知其后果，更無法保證只用于人類的福祉，科技的本性就是要無限膨脹；如果現代化是理性的，至少從現在起就應該徹底改變現有的生存的方式，因為除了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改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現代性的破壞力量，但現在不要說沒有出現任何改變，甚至連任何減緩發展的跡象都沒有；如果現代化是理性的，就應該拋棄可能毀滅人類延續的現代價值，代之以宗教、倫理道德和藝術主導的精神價值，代之以自然經濟主導的有節制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西方工具理性和功利主義理性的作用和影響只能達到某些學科、專業、領域、行業，它完全不同于東方那種天然的整體關照和生命體悟，正是這種工具理性和有限理性導致了西方文化追求各個學科、專業、領域、行業無限發展的極端主義傾向。人性中的許多邪惡是由市場引發的，科技雖然不直接帶來邪惡，但它與商業結盟可以助長和放大邪惡。科技和市場的具體原理無疑是嚴謹明了的，但科技和市場的精神實質卻令人懷疑，而科技和市場的整體方向更令人擔憂。

人在根本上是缺乏理性的，人類要走出現代化困境，避免災難，不能依靠西方的那種知識理性和工具理性，而必須依從一種天然的、內在的、有節制的文化價值的引導，人類的希望在于這樣的價值能否確立，東方價值將給人類以深刻的啟示。東方的因果論和陰陽五行觀念將成為未來世界的信仰基礎，最接近自然和絕對實在，其震撼和威懾力量超過了其他所有宗教。東方傳統尤其是儒家文化在整體功能上更有益于保持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身心之間的和諧，因為東方價值是從最宏大、最長遠、最根本的維度來看待人和世界的。

迄今為止絕大多數有關各種文明的爭論，包括對現代文化、對自身文化以及對其他文化的評價，都是以西方文化為標準的，而不是以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為參照的。人類要想擺脫技術統治和市場壟斷，必須超越西方價值，使工具理性轉向道德理性，開展不同文明的對話，重建世界價值，重建國際秩序，重建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五、）儒學價值的當代意義

世界上大多數宗教都是排他的，而儒學則是一種寬容、溫和、中庸的人生的哲學，它既非絕對精神，也非絕對物質，既非完全宗教，也非完全世俗，而是兩者的統一，“物我一體”，“天人合一”，一種建立在精神與物質之間，宗教與世俗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價值系統，這種價值系統是內在的、人性的、有節制的和可操作的。在東方文化中，伊斯蘭文化比較缺乏包容；印度文化境界至高無上，但較難實踐，而種姓制度，又缺乏平等；惟有儒家文化平易近人，合乎情理，寬厚包容。“中庸之道”既是最高的社會道德原則，也是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同西方文化相比，儒家文化崇尚道德，西方文化崇尚力量；儒家文化崇尚智慧，西方文化崇尚知識；儒家文化崇尚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崇尚征服自然；儒家文化是家庭本位，西方文化是個人本位；儒家的最高價值是和諧，西方的最高價值是發展。難怪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常常被指責應該為近代中國經濟、科技、軍事的落后負責，因為她們跟現代價值是如此的格格不入。

梁漱溟認為，傳統中國一直是以道德代替宗教，以禮俗代替法律，中國雖沒有制度性宗教，但中國人的靈魂卻能得到安頓，因為中國人過的是一種世俗的生活和心靈的生活。中國人的孝道和祖先崇拜，成為一種連接生命過去和未來的精神紐帶，給人以寄托。世俗生活使中國人安靜隨和，從容不迫，得過且過，安貧樂道；心靈生活使中國人在倫理道德上有所依歸，在藝術修養上有所寄托，從而獲得內心的充實和平靜，通過內省、靜觀、冥想、坐忘、玄覽和感應而得道。

在中華文化三大精神支柱儒、道、佛中，儒學一直處于核心位置，但它們相互補充，既有日常生活的道理和方法，又有思辨和超越；既世俗，又神圣，在本質上都注重天人合一。儒家思想側重于人與人的和諧；道家思想側重于人與天的和諧；佛教則重于人的身心和諧。儒家鼓勵人進取，道家給失敗者以安慰，佛家教人完全放下，儒、道、佛的歷史結合為中華民族創造了一種巨大的心理空間，共同鑄就了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使一切生活困苦和社會矛盾得以緩解。

儒家文化珍惜生命，肯定生命價值和現世價值，盡管儒家把利、欲看成社會混亂的根源，但她不排斥物質，也不排斥性欲。儒家文化是有節制的文化，她教人知足常樂；儒家文化是快樂的文化，它沒有“原罪”的壓抑，也沒有地獄的恐懼，整個人生被視為一個自然圓滿的過程；儒家文化是利他和充滿責任感的文化，仁、義、禮、智、信都是強調對他人的責任；依照儒家思想制定的法律是基于情理觀念，而不是權利觀念；儒家文化是厚道包容的文化，她提倡的“和而不同”，表明她有足夠的自信。儒家的意義世界是一個倫理道德的世界，中國人內心深處的憂患意識體現了對家人、家鄉和國家的責任感。

儒家認為，整個宇宙萬物本是和諧的，人和社會作為其中的一部分，也應該是和諧的，理性必須服從天啟。和諧就是有序，倫理道德是人類的秩序，陰陽五行是自然的秩序。人的價值暗合的是自然的價值，社會的法則暗合的是自然的法則，就如同時之春夏秋冬，月之陰晴圓缺，海之潮漲潮落，草木之榮枯，動物之生死。儒家的最高價值是中庸和諧，她與西方極端主義思想是完全對立的。“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對人類的最大貢獻。”（錢穆）

中國人生活的常態是樂天知命，而不是追逐財富和張揚個性；中國社會的理想是均富和安定，而不是發展和創新。傳統社會的“耕讀”思想即是這種生活方式的概括。“耕為本務，詩禮傳家”，一直是中國人的生活理想。“君子不器”，因為財富只被看成作是保持尊嚴和完善自身的手段，人們普遍追求的生活是舒適但不必豪華，儉樸而富有情趣。科舉制度使人人機會均等。比財富更值得夸耀的是家庭美滿、道德完善、人格魅力、琴棋書畫、生活知識（中醫、養生、風水、花鳥蟲魚等等）。清淡平和，閑適散漫的生活更符合人的自然天性。這種生活遺風，如今我們只能從上世紀生活過來的老先生身上才能找到，他們成了偉大傳統的最后承載者。在這個忙忙碌碌，盈盈茍生的時代，他們的人格、氣質、風范、儀態，尤其是那種厚道、謙和、從容、質樸和安詳的氣質令現代人不勝感慨，他們的言談舉止，甚至連他們的字跡中都能透露出這樣的情緒。

儒家學說充滿生命情懷、生命氣象和生命智慧，她教導人如何過一種平淡而有情趣的生活。“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國人用一種單純而明顯的態度決定了，它存在于樂天知命以享受樸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和和諧的社會關系”（林語堂）。整個中國社會的支持系統是家庭，而整個價值的支持系統是倫理道德，而現代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西方的個性主義和女權主義，都是與家庭的相抵觸的。

“仁、義、禮、智、信”是中國社會一切制度的基石，其內容比現代西方價值所宣揚的“自由”、“人權”觀念要廣泛和深刻得多。儒家的政治主張是重德輕法，教化勝于管理，“養民”勝于“權利平衡”。梁漱溟先生認為，“舊日中國社會秩序之維持，第一不是靠教會的宗教，第二不是靠國家的法律——或者只可說是靠道德習慣”。靠的是自律而不是他律，靠的是內在約束（道德、廉恥），而不是外在約束（法律、宗教）。劉宗賢、蔡德貴在《當代中國儒學》中指出：

“儒家堅持平等比自由重要，同情比理性重要，禮教比法制重要，責任比權力重要，人際關系比個人主義重要，這似乎與啟蒙運動的價值取向相對立。”

儒家強調的是一種和諧的等級秩序，和諧的等級賦予社會以意義和秩序，而絕對的自由平等使世界喪失意義和秩序；和諧的等級秩序是流轉和開放的秩序，它不同于印度的等級制度是世襲不變的，而這種變動和開放的機制就在于普遍實行的科舉制度；和諧的等級秩序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它更符合人性、順應自然，而社會和萬物的自然本性就是和諧有序，不是削高填低，整齊劃一；和諧的等級秩序才能使社會保持穩定和高尚；和諧的等級社會才能避免過度競爭，使所有社會成員各安其名，各守其份，各盡其職，各得其所；和諧的等級秩序既包括社會的等級——對家庭、家族、社區、國家地位的認同，也包括內心的等級——每個人對尊、卑、貴、賤的認同；和諧的等級秩序既是外部的調適，也是內部的平衡。中國社會的長期穩定靠的是“內圣外王”的思想，即內在的倫理道德和外在的社會等級，而不是靠宗教和法律。

儒家精神與現代性不可分離的三個方面，即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個人主義都是沖突的。“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秩序是對現代商業文化和科技文化的內在制約。萬事萬物都有其天然本性，如時間之無始無終，一去不返；四季之春夏秋冬，寒來暑往；男女之同性相斥，異性相吸；物質之熱脹冷縮；商業之本性就是賤買貴賣，投機取巧，這是它存在的理由和不變的本質，因此，歷來的主流價值都是對它保持警覺。

中國文化像水一般柔弱而強大，具有驚人的適應能力、吸收能力、消化能力和化解危機的能力，同時又具有頑強的方向性。儒家深厚而堅固的價值體系決定了中國社會的長期穩定，其間雖有兵荒馬亂，改朝換代，但社會的基本價值未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身心的關系在總體上是和諧的。著名教育家蔣夢麟說：

“中國人憑籍容忍的美德，對于無法吸收的任何思想體系都有巧妙的應付辦法，這就是先吸收一部分，讓余留的部分與本國產物和平共存。因此億萬人口中一部分就接納了外國的思想文化，成為佛教徒、回教徒或基督教徒，大家和睦相處，互不干擾。”

中國文化的寬厚包容來自于內在的強大和自信。東亞的崛起，是儒家文化與西方文化結合的產物，在客觀上也是一種對西方價值的遏制。儒家經典是對整個東亞民族的精神氣質、心理傾向和行為規范的概括和指導，大多數東亞人都具有儒家思想而不自知。

“內斂”是儒家文化的一種本質特征，其哲學思想、傳統觀念和生活態度中都沒有擴張的傾向，幾千年的歷史主要是采取一種守勢。中國人修筑萬里長城是為了防范外來入侵；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卻沒有用它來生產槍炮；中國人發明了羅盤，卻沒有用它來航海遠征；鄭和七下西洋，卻沒有去掠奪財富、建立殖民地；即便是最近的三次越境戰爭（朝鮮戰爭、中蘇戰爭、中越戰爭）也主要是為了突破蘇聯和美國的包圍。中國在世界上的巨大影響主要是通過其價值的自由傳播，通過其哲學、藝術和生活方式的吸引力來實現的。

所有的保守主義都是具有節制的價值，我們沒有理由輕視一切傳統。早在20世紀初，辜鴻銘就說過：

“洋人決不會因為我們歌曲發辮，穿上西裝，就會對我們稍加尊敬。我完全可以肯定，當我們中國人變成西化者洋鬼子時，歐美人只能對我們更加蔑視。事實上，只有當歐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國人——一種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卻毫不遜色于他們文明的人民時，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尊重。”

世界并非越現代越好，人并非越現代越有智慧。現代人可能更聰明，但不能說現代人更富于智慧。人類今天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并不是如何創造財富的問題，而是如何合理分配財富的問題。余英時認為，與西方的民主和科學共同發展起來的是，過度發展的個人主義，漫無限制的功利精神，日益繁復的訴訟制度，溺幼輕老的社會風氣，緊張沖突的心理狀態，這不僅給傳統社會帶來巨大沖突，也正在引起西方自己的深切反省。

西方企圖把它們那些帶有致命缺陷的價值作為普世價值強加給世界，不僅說明了西方的傲慢和對其他文明的無知，尤其是對西方價值正在給整個人類帶來破壞缺乏了解，而這些災難最終也會殃及到他們自身。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曾指出：“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自殺之路。”但是，這要看用什么來統一，如果統一到西方價值上去，將無異于加速人類的毀滅；如果統一到“東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世界，可能推遲人類毀滅；只有統一到以東方文化主導的世界，人類才有希望，這主要是因為，西方價值從本質上講是放任的，而東方價值從本質上講是節制的。

未來人類社會的主導價值應該融合一切人類價值，以“中庸”、“和合”的思想作為通約分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正樂見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的崛起，儒家文化負有為人類生存探路的使命。中國的崛起只會為世界帶來和平與希望，而不是帶來威脅，這是由中國文化的基因決定的，中國文化的基因是內斂、柔靜和節制，而不是謀求政治和軍事霸權。中國在過去幾千年里對周圍乃至整個世界的強大影響力，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同化，證明了這種價值的歷史合理性。

現代化不是東方擅長的游戲，機械科學不是中國文明的實質，尤其是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適度開放和競爭可以學到有益的東西并保持一定活力，但過度開放和競爭則可能有害，甚至喪失取得的成果。中國在近代的歷次歷史性選擇都是為了“圖存保種”，都是中國文化基因的表達。中國在現代選擇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而沒有選擇西方的資本主義，是一種歷史的選擇，中國的大幸；中國在當代堅持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而沒有模仿蘇聯，轉向歐美的資本主義，也是歷史的必然，中國的大幸，因為這種選擇更符合中國的國情和文化歷史，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現實選擇，歸根到底，都是偉大“中庸”智慧的結果。而今天的“改革開放”和“文化復興”仍然是這種“圖存保種”和“基因表達”的延續。

具有獨特價值、悠久歷史和眾多人口的中國，在現代發展的每個方面都可能是例外，各種西方的人造理論最終都不適合中國，她最終必然會按照自己的歷史邏輯和文化性格來運行，中國堅持自己的方向，沒有與西方體系完全融合，反而給中國提供了廣闊的開拓空間，不僅能在獨特的國情與世界外部條件之間做出更加現實選擇，將來還可能在重大制度的創新上做出更符合東方精神和儒家文化的設計和安排。因此，中國的崛起已超出了一個普通大國的崛起的意義，中國的崛起將更主要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崛起，一種價值意義上的崛起，一種范式意義上的崛起。

中國無疑是現行國際制度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這主要是時代的賜予，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中國仍需繼續與國際接軌并按照西方主導的國際規則行事，但我們必須要做出各種戰略性規劃，為東方價值和中國意識的全球化做準備，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排序并不是中國的主要目標，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大同”思想，同情弱小的悲憫情懷，以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處事原則，決定她在將來必然有所作為。偉大東方智慧與現代知識的結合將使中國成為未來世界的知識中心、參照體系和思想源泉，就像西歐曾是近代世界的知識中心，美國是現代世界的知識中心一樣。

中國的魅力將遠不止于權威政治與自由經濟、國家干預與市場導向的有機結合，中國魅力將主要來自于她的道義感召和歷史說服力。中國將要貢獻給世界的不僅是在全球經濟中的GDP份額，新的產品和技術，新的行業規范，甚至不僅是一些國際議程、世界制度和意識形態，中國最終貢獻給世界的是她的價值、思想和觀念，這種偉大變革的路線圖可以描繪為：民族國家——文明國家——范式國家，中國將成為人類新范式的主要締造者，以東方價值來運作整個現代社會。中國重返世界中心的過程將是一個水到渠成，自然歸順的過程，她所憑借的手段不是武力而是商業和軟實力，因此，不必太在意所謂“G2”或“東亞共同體”之類的事情。

此外，中國將要貢獻給世界的還包括與未來人類生活越來越密切的中醫理念，讓世界人民共享中醫的成果。因為中醫具有一種整體和諧的先驗氣質，她傳遞給人的不僅是整體醫學信息，而且是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中醫首先是人學、生態學，其次才是醫學，而西醫僅僅是一種醫學，其本質無異于生物學、化學和物理學。西醫的缺陷遠遠不止于西藥普遍的毒副作用，整個西醫所遵循的“還原論”思想必然導致人的醫學被還原為生物醫學、生物化學、生物學、化學和物理學；“生物因素決定論”必然導致“只見疾病，不見病人”的結果，忽視精神、社會和文化因素在致病和治病中的作用；藥物和診療手段的濫用必然導致醫療費用越來越高，耗費巨額社會財富，并造成“過度醫療”和“醫療匱乏”的兩極分化。今后的中西醫的結合，只能是“體用”的結合，以中醫為“體”，以西醫為“用”，生物醫學模式必須回歸到人文醫學模式。中醫終將超越只具機械唯物秉性的西醫，西醫的診療技術終將服務于中醫整體的觀念，平衡的觀念，天人合一的觀念，輔佐中醫發揚光大，走向世界。

偉大的儒家傳統雖然在近代遭到了重創，尤其是“五四運動”、“文化大革命”和近三十年“商潮”的沖擊，但正如梁漱溟先生指出的，“中國人雖喪失了他祖先的俊偉精神，而千年之濡染浸淫，無論如何還有一點不同處。”三百年的西學東漸和西風洗禮，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五千年形成的文化基因，中國文化的本質和精髓沒有改變。她頑強的生命力，她廣闊的地域，她龐大的人口，她巨大的包容性和多樣性，她博大精深的文化，她寬厚平和的氣質，她無數次的絕處逢生，她廣泛的影響力，她散布全球的海外華人，在所有這些特質的背后一定預示著某種特殊的使命。今天，我們在融入世界的同時，必須要守住自己的“精、氣、神”，為人類保存拯救價值，這個“精”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這個“氣”就是中國的傳統道德，這個“神”就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如果有一天中國變成為另一個美國，無論她有多強大也都是一種失敗，整個人類的前途將更加暗淡。

儒家文化的偉大復興將有助于在新時代民族精神核心價值的確立，對大陸內部，隨著意識形態的淡化和西方神話的破滅，可以用儒家思想來整合社會，填補信仰真空；對海峽兩岸，可以用儒家文化作為兩岸統一的思想基礎；對全球華人，可以用儒家思想來凝聚人心。正如《甲申文化宣言》中寫道的那樣：“華夏五十六個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化，至今仍是全體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的精神家園、情感紐帶和身份認同。”在這方面，新加坡政府1991年頒布的《共同價值觀白皮書》中所提出的“國家至上，社會優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很好的融合了現代與傳統，東方與西方，具有普遍意義，可以作為我們今天確立社會核心價值，構建和諧社會的參考。

中國一直廣受西方負面宣傳的圍攻，使中國給外界的印象除了貧窮愚昧就是專制暴政，一切與西方有關的都是“新的”、“進步的”，而一切與東方相關的，都是“守舊的”、“落后的”，對西方來說，中國要么是同情施舍的對象，要么是怪罪指責的目標，即使是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和好感，也往往只是些獵奇和點綴。

中國的崛起將使中國需要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中國不能繼續保持被動應對的局面，而應該突破西方文化和西方價值的重圍，利用和平手段去影響世界，通過各種宣傳來改善形象，爭取更多的國際話語權。世界對中國的接受以及中國對世界的影響，都主要取決于中國自身。中國的媒體不僅要成為中國的喉舌，還應成為新興國家、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整個東方的喉舌，為東方價值的全球化造勢。一方面，要主動出擊，把西方的問題拿出來“說事”，尤其是在人權的雙重標準、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歷史積累、有害的生活方式、種族歧視、各種丑惡社會現象、國際霸權等問題上，深刻揭示西方價值給全人類帶來的危害，讓他們學會如何謙虛、平等的與中國打交道；另一方面，需要廣泛地向世界傳播東方價值，以配合東方的崛起和東方文明的偉大復興，以及整個世界秩序的重建，使之與大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地位相匹配，把經濟優勢擴大成為戰略優勢、政治優勢和文化優勢。

由于中國發展得太快，強大得太早，不僅超出了西方人的想象，甚至超出中國人自己的想象，已經出現了在文化和價值方面發展的嚴重滯后，對外文化和價值傳播本應先于經濟、政治和軍事的發展，以便給外界一個精神準備，以至于很多西方人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暴發戶”，這種發展的失衡和滯后將給中國今后發展帶來更多阻力和不利影響。西方受到的心理沖擊正由驚異而生失落，由失落而生羨慕，又羨慕而生嫉妒，由嫉妒而生仇恨。“中國威脅”已經甚囂塵上，中國在海外并購連遭失敗，華人在海外頻頻遇襲，國外各種敵對勢力一直在尋找破壞中國的機會，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中國軟實力的不足。以BBC和CNN為代表的西方媒體早已經覆蓋了全球，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偏見根深蒂固，大多數西方人對中國歷史和文化全然無知，西方的偏見不僅來自西方的官方，更來自西方的民間，而民間的影響則主要來自主流媒體的暗示。

除了硬實力外，今后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最終是要靠對她的價值的認同，以及由價值產生出來的思想、觀念、規則、制度的認同。中國需要加強各種軟實力資源的培育和傳播，通過各種方式擴大對外文化宣傳，向外界傳送真實的聲音，讓世界了解中國：

第一，為了讓世界人民更多了解中國的文化核心和歷史本質，可以考慮由國家組織對各種傳統經典的大規模外文翻譯，向全世界招募各語種的一流翻譯人才，就像當年阿拉伯的“百年翻譯”運動那樣，利用各種現代化傳播手段向外展示，包括各種簡易通俗讀本。使“國學”超出實用主義的范疇，成為一種精神指南；使世界人民更多的了解：中國文化的基本取向是一種精神取向，其基本特征是“內斂”和“自修”;中華民族具有極高的智慧，過去這種智慧主要是用于各種與精神和倫理相關的事物,現在她有足夠的底蘊將這種智慧轉向各種現代化發展上來；現代社會的物質主義、個人主義、重利輕義、貧富懸殊、溺幼輕老、揮霍浪費等傾向與中國文化是根本矛盾的；中國文化的社會理想是“大同”和“兼濟天下”。這將有助于消除人們對中國發展的猜忌、擔憂和恐懼；

第二，為了開辟更多渠道對外交流，加強與世界各地華人商會、華僑聯合會、學生會的聯系和交往，增進與世界各國當地華文媒體的合作；

第三，應有計劃、有步驟地建立不同層次的非政府組織，提高非政府組織的地位，動員社會力量來應對各種國際社會的挑戰，向外界的敵對勢力傳達更多民間的反擊聲音，為政府決策提供更大的因應空間和回旋余地，更有效地發揮民間智庫和非政府組織的作用，逐步使非政府組織成為公民社會的基石；

第四，為了充分利用各種民間和社會資源來擴大對外宣傳，國家可考慮逐步恢復實行雙重國籍，吸收更多的優秀華人回國效力，使他們能自由往來于中外之間。廣大海外華僑和留學生過去、現在、將來都是極其寶貴的資源，他們是最好的對外交流橋梁和文化傳播使者，他們對自己文化和祖國始終有著天然的依戀和忠誠，可以在價值傳播上發揮積極作用。

第五，大量向發展中國家派遣體育教練、農藝師、中醫和漢語教學自愿者，并給予他們以國家榮譽，鼓勵民營企業到海外發展（堅持控股和本土化），擴大接受外國學生的數量和范圍（更多的國家、更多的專業），這不僅可以為受惠國帶去實際幫助，增進中國人民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友誼和了解，為中國贏得國際聲譽，消除潛在國際威脅，擴大國際發展空間，而且是一種最好的東方價值和中國文化的傳播途徑，將中國傳統中的人本主義（“仁”），世界主義精神(“大同”），寬容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諧理念（“天人合一”）等真正最具普世性的價值帶向世界。

第六，加強對全球區域和中小國家問題（事務）專家的培養，這些專家不應僅限于外交層面，而應該真正成為對所在地區和所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歷史、風俗和社會生活有深入研究的專家學者，以便為國家制定全球戰略和區域政策提供切實的參考，為保護國家的海外利益和華人安全，處理突發事件，制定應急方案提供可靠依據，這些專家可從留學生和當地華人中選拔培養。目前這種“重西方輕東方，重大國輕小國，重富國輕窮國”的對外文化宣傳交流狀況需要改變，否則將影響中國全球戰略平衡，造成許多國際地緣政治資源浪費，使國家利益不能達到最優化和最大化。

人類受西方價值的桎梏已經太久，世界已經窒息，中國的和平崛起將使我們回歸自身邏輯和自身價值成為可能，人類將因此而開始一次偉大的文化和價值突圍，中國未來的一切合法性依據將主要來源于自身價值，而不是西方價值，既非歐美之西方，亦非蘇俄之西方，改變“五四”以來西學為主的局面。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和評價“體用結合”的思想，她既具有偉大的歷史洞見，也包含卓越的政治智慧，可以作為中國未來發展戰略的基本思路。

（六、）東方價值與人類未來

地球不是西方人的地球，地球也不是現代人的地球，包括西方人在內的全世界人民有權批判導致整個生態圈走向毀滅的現代生產和生活方式。各種現代危機——資源危機、人口危機、生態的危機、以及基于物質主義、個人主義的西方價值危機的擴大，尤其是金融危機和全球氣候變化更增加了人們對西方價值和現代范式的質疑，人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從現代范式本身，從現代價值——西方價值中找不到任何辦法，人類必須另辟蹊徑，偉大東方文化的復興將給人類帶來希望，而中國的崛起將作為遏制西方價值擴張的主要力量。

歷史總是按照合力方向發展的，在過去300年里，一直是朝偏向西方的合力方向發展的，整個現代社會的范式，所有的規則，包括制度、法律、標準都是根據西方價值確立的，它們主要體現了西方的價值觀，西方的利益，西方的道德觀和審美觀。而這種范式和規則不僅一直與傳統民族國家的利益相沖突，而且越來越表現出與整個人類的利益相沖突。西方價值已成了人類的危險之源，身為西方人的湯因比認為，西方文化對整個人類來說，“在物質上是個災難，在道德上是一種罪惡”。東西方價值的沖突已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現實的地緣政治問題，一個關系到人類未來走向的問題。今天，整個人類和整個生物圈已不堪承受現代范式的發展，各種危機的加深必將催生出新的游戲規則。全球化已經開始改變世界的格局，而當前這場全球經濟危機正在加速世界中心從西方向東方轉移，西方的經濟和政治影響開始減弱，西方的意識形態已經淡化，精于計算、長于離間的盎格魯撒克遜權謀已力不從心，歷史的合力將會偏向東方。西方將不得不適應東方的崛起，因為這是時代的潮流，也是歷史的輪回。世界將以那些原初的智慧和古老的真理作為指向，融合各種有益的西方工具價值，朝著東方價值主導的方向發展，開創出一種斬新的人類生存范式。在人和自然的終極意義上，東方有足夠的智慧。

在這個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西方已利用其強大優勢不僅僅支配著世界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而且還支配著世界輿論，今天，人們對各種“傳統主義”，“民族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的認識都主要來自于西方價值。人們往往已經忽略了西方價值給許多傳統國家帶來的混亂和沖突，西方的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學說，西方殖民主義給許多民族國家帶來的邊界糾紛和歷史負擔。今天，所有關于阿拉伯國家的報道也主要來自西方媒體，很少有人了解這些國家人民真實的處境、感受和想法，許多人已經潛意識的對阿拉伯國家產生了很深的偏見，其中包括許多中國人，要知道，阿拉伯國家在世界上一直是對中國看法最積極、認可度最高的地區。中國切不可盲目跟從西方的“全球反恐戰略”，陷入西方的價值和輿論操縱，混淆是非和敵友，損害與廣大伊斯蘭世界的關系，而必須從自身利益出發，從自身的歷史、文化和傳統中來尋找處理各種國際關系的價值依據和法理依據，由西方主導的現行國際規則只能作為參照。

從一種廣闊的歷史和時代背景下來看，各種傳統主義，民族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包括所謂的“恐怖主義”，實際上都是對現代性不同形式的反抗。明明是為了爭奪石油霸權而進行的罪惡的“石油戰爭”，卻被精心偽裝成令人同情的“反恐戰爭”，并在世界范圍內“制造共識”。“恐怖主義”被人為夸大，卻避而不談“恐怖主義”產生的真實原因，把主要是西方尤其是美國面臨的威脅夸大為全人類的威脅，從而轉移注意，分散精力，離間傳統國家之間的關系，一箭雙雕，正中西方下懷。

當人們在尋找自己的社會、經濟和文化不斷遭受各種混亂、屈辱和欺凌的原因時，往往將其歸罪于西方主導的現代化以及那些在自己國家的代理，他們為各自的尊嚴、公平和正義而抗爭。而世界輿論的附和，以及民族國家的人民對西方一致的傾慕，對彼此的輕視，除了證明西方輿論的成功外，更加深了這個世界的不幸。

世界上各種偉大的傳統都在遭遇西方現代文化的共同挑戰，盡管把經濟和科技作為社會生活的主體和人生的全部是違背東方價值的，但是為了擺脫西方的剝削壓迫，東方國家已不得不加快現代化發展，在取得世界的話語權之前，東方國家只能被迫接受各種現存的制度、規范和議程安排，大力發展經濟、科技、政治、軍事、外交，才能在現代范式上趕上西方，從根本上取得與西方在各個層面上平等對話的權利，進而才能在觀念上影響世界，重建一個以東方價值為核心價值，吸收其他有益價值的新的世界秩序，主導人類發展。對東方國家來說，強國既是免遭西方侵略和奴役的唯一途徑，也是將來改變現代價值和現代世界秩序，最終改變人類走向的必要前提。我們欣喜地看到，由于石油的重要性，伊斯蘭世界在全球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而全球化和當前的金融危機將加速中國和印度的崛起，經濟上的成功必然帶來政治、文化以及整個價值影響的擴大，這種趨勢已經演變為21世紀初世界地緣政治變革的兩種主要力量。

科技不會放棄無限創新，市場不會停止無度擴張，現代化進程不會因各種災難減緩步伐，人類不可能從現代價值本身找到出路，西方智慧已經用盡，人類要想擺脫困境，必須尋找一種新的價值，新的范式，新的世界秩序。這些努力可以包括以下五點：

第一，改變現有這種由西方主導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第二，改變現有這種加速貧富分化的分配方式；（在現有的利益格局和分配模式下，窮人無法分享現代化飛速發展的成果，但卻必須承擔這種飛速發展的后果，即環境惡化和社會動蕩，他們沒有享受的份，只有買單的份。）第三，重新確立經濟增長的衡量標準，不以物質滿足的統計數據為主要依據，而以內心感受和幸福指數為主要依據；第四，將人從物質生產和消費中引向各種精神生活中去，用宗教、藝術和倫理生活來滿足人的欲望；第五，為了緩解過度競爭和社會緊張情緒，社會應引導多數人過一種普通和健康的生活，而不是出人頭地。

人類新價值的形成將有賴于新的禁忌力量的出現，如果沒有新的禁忌力量，再先進的技術，再有效的管理，再多的投入都無法拯救人和自然于危難，而在新的禁忌力量產生之前注定還要經歷一個更加痛苦的過程：西方價值將繼續擴張；對物質消費的興奮到厭倦還需要時間；以汽車和各種生物技術為代表的現代化將加速發展，以通訊、金融、貿易為代表的全球化將繼續蔓延；水、空氣、土地及整個人類生存環境將進一步惡化；各種食品將全面污染，各種技術威脅將加劇擴散；各種自然資源將瀕于枯竭；各種生理、心理疾病以及各種新生和人為病菌劇增，……直至技術和市場再也無法施展魔力，只有當現代化發展到令整個人類感到窒息，真正威脅人類最后的生存機會，新的禁忌力量才會出現，人們才會拋棄西方價值，回歸終極價值，重新服從像“因果報應”、“陰陽五行”這些最具威懾和震撼的禁忌力量的支配。與西方各種繁復冗雜的理論學說相比，人類和宇宙間那些真正最重要的道理其實是非常簡明的——“大道至簡”。

人類的延續將注定要轉向東方，以尋求新的意義和價值，而東方價值能否最終成為人類發展的主導價值將取決于兩點：第一，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印度能否以及何時能夠在現代范式上超過西方，而在這之前東方國家能夠發揮的價值影響是極其有限的；第二，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印度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還能保持極其寶貴的東方價值，東方的崛起必須效仿西方，在這一過程中有可能使東方喪失自身價值，陷入現代化困境，重蹈現代化覆轍。

東方國家需要喚醒其沉睡已久的自主意識和優秀傳統，并使之發揚光大，東方國家一旦失去東方價值，如果中國變成了西方的中國，印度變成了西方的印度，阿拉伯國家變成了西方的阿拉伯國家，不僅無法最終擺脫受壓迫的地位，而且整個人類都將失去意義。東方國家在近代社會一直在進行艱難的制度選擇，每一次選擇都與其傳統價值和歷史文化相關，而在節節敗退中仍始終堅守著固有的價值。今天，東方國家在加快實現現代化的同時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捍衛東方價值，堅守東方價值本位，為人類保存拯救價值，以便將來在全球重建東方文化的主體意識，而如何尋求一種現實的平衡，正在考驗偉大的東方智慧。

為了迎接東方文化的偉大復興，中國、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互相鼓勵和互相支持，將不僅有利于東方國家的人民，也將是人類的大幸。中國不僅需要加強與印度和廣大阿拉伯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合作外，更應該與印度和阿拉伯國家建立一種廣泛的價值聯盟，獲得價值上相互鼓勵和支持，以適應多極世界的需要，進而使東方價值形成一種世界潮流和人類方向。

在現代意識形態之外，中國與印度和阿拉伯世界有更多的共同之處，如果中國能與印度、阿拉伯世界建立起價值聯盟，將遠遠超過經濟甚至政治的意義，任何基于利益原則而結成的經濟聯盟、政治聯盟和軍事聯盟都只會是暫時的，也不符合冷戰后的時代潮流，不利于國家的和平發展，只會招致更多的反對和圍攻，而基于相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結成的價值聯盟則將是長久而有益的。東方價值聯盟不需要固定形式的組織、機構、章程，它主要應該成為一種價值上的理解和支持，以及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上的呼應和默契。

迄今為止的各種意識形態的斗爭都是在現代范式上，在西方價值內部的斗爭，而隨著東方的崛起，隨著意識形態的淡化，東西方價值的沖突遲早將會到來，西方已經開始為喪失優越感而恐慌。在正形成的多極世界中，美國和歐盟在種族、宗教、歷史、文化和現實利益上本身就存在一種天然的利益和價值聯盟，一旦有機會，美國和歐盟還可能與俄羅斯和拉美建立一種“泛西方價值聯盟”，因為它們有著共同的價值淵源，而俄羅斯的貪婪和殘忍從來就不遜于西方，而中國跟俄羅斯在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遠不如俄羅斯跟西方在價值上的一致性的。

如果將來中國成為這個世界的另一極，必然會與西方國家在各個層面的利益和價值上產生沖突，這就要求中國必須尋求更廣泛的價值支持，以抗衡歐美為代表的西方價值，在不同層面上拓展合作空間，包括經濟層面、政治層面、文化層面、意識形態層面直至價值的層面，而價值上的支持將比其它層面，包括意識形態上的支持更加廣泛和持久。中國與印度和阿拉伯在內的所有東方國家不僅在過去的遭遇，以及當前和今后的根本利益上，而且在歷史和文化的深層價值上更加接近，更有理由結成價值盟友，而中國與西方永遠只能作為利益伙伴。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日本能夠重回亞洲，并最終成為“東方價值聯盟”的一員也是有益的。“東方價值聯盟”不是為了對抗，而是為了盡快制止西方價值的蔓延，使人類發展回到理智的道路上來。

從西方價值產生出來的發展創新、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現代價值正在把人類引向絕路，西方許多具有深切人文關懷的人士對人類前途提出了各種希望，概括起來有兩條，一是重建一種世界宗教，二是尋找一種資本主義的替代方式。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也認為，世界的統一只能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世界性宗教，二是世界性政府。但問題在于：

第一，西方學者提出的“世界宗教”是以基督教為基礎的世界宗教，而基督教是一種一神教，具有很強的地域性、種族屬性和排他性，科學已經徹底摧毀了各種的傳統宗教的本質，宗教的基礎已不復存在，今天，用什么來恢復它的神圣和威嚴？從哪里去尋找失落的意義世界？

第二，所謂資本主義的替代方式只是希望找出一種技術適度、規模較小、可循環、可持續的經濟模式來代替現在這種高科技、高效率、大規模、不可循環、不可持續的現代經濟模式，這些模式包括“零增長”、“有機增長”和“全球均衡”等等，它們類似人類曾經有過的“手工時代”和中國的“耕讀時代”。“手工時代”采用的是英國學者舒馬赫在《小是美好的》中提倡的“中間技術”和“小規模”生產，生產的目的是為了需求而不是為積累；“耕讀文化”是精神取向，適度發展，循環經濟，精神與物質的均衡發展。但是，今天我們從哪里去獲得這種轉變動力和價值支撐？整個世界已經被經濟精英、技術精英和政治精英瓜分完畢，如何能使他們放棄既得利益？

第三，建立一個“世界政府”的權威和合法性從何而來，是依據實力還是依據價值？總之，西方學者的這些設想最終脫離不了西方價值和現代范式的局限。

任何缺乏宗教和形而上學的價值不僅是乏味的，而且是危險的。重建價值就是要重建人類秩序，包括重建人的內心秩序和整個社會秩序，在新的秩序基礎上重新確立各種社會契約，包括倫理契約，政治契約，文化契約和環境契約等等。個人和社會的過剩精力如果不能通過非功利的途徑（如宗教、藝術、倫理生活）來消耗的話，就必定會尋求功利的途徑和競爭的途徑來宣泄。

東方價值中最具人類意義和終極價值的思想包括:“因果輪回”，“陰陽五行”，“泛神思想”，“天人合一”，“家庭本位”，“大同世界”，“小康社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均富”，“四海之內皆兄弟”等思想。這些思想尤其是“泛神思想”、“因果輪回”和“陰陽五行”思想可以作為未來宗教的信仰基礎和未來世界權威的價值源泉，因為，第一，科學已經摧毀了一切傳統宗教賴以存在的基礎，而這些思想卻摒棄了傳統宗教的排它性和神秘色彩，突破了獨一神、人格神的文化局限，具有極大的包容性；第二，它既具有極大的震懾力量，又暗合了現代生態思想，它既不因你不相信而不起作用，也不因你敢于違抗而不受懲罰，它們將永遠是冥冥之中的終極制約力量，新的神圣、敬畏和禁忌將由此產生；第三，它涵蓋了人性的普遍本質，超越了種族和文化差異，其權威來自人類的共同利益，這樣的禁忌力量具有真正的普世價值，正如“世界的神秘是公之于眾的”。（后現代主義美學家蘇珊·桑塔格）

現代人造宗教——巴哈伊教雖具備了上述特征，但它缺乏像因果報應、輪回思想、泛神思想這樣一些內在、神圣、強大的震駭力量，而這些超自然的法則無時無處不影響著我們每個人和整個世界。東方價值必須對現有的一切價值和秩序做出重大修改，一種以東方價值為主體，結合其它文化價值優秀部分的新的人類價值將會作為未來人類價值的基本方向。東方智慧與西方知識的結合可能是人類未來的唯一出路。

中國能夠在中東地區長期與各個彼此敵對國家保持友好關系，表現出極高的政治和外交智慧；中國與各西方國家的關系也開始出現均衡發展，改變了過去的被動局面，整個世界的重心正在東移；但中國的整個國際關系和全球戰略缺乏平衡，表現在過分側重于西方（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教育），與廣大第三世界朋友在感情上越來越疏遠，同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僅限于道義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缺乏文化和民間，尤其是價值層面的深入聯系。社會上充斥的是各種形式的西方文化，根本找不到有關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學作品、思想理論、哲學著作、電影、音樂、舞蹈、繪畫等等。世界上的每一種文化都是人類大花園中的一朵鮮花或一片綠葉，她們都是互為意義，互為價值的，沒有高下之分。中國應通過政府補貼的形式引進和介紹廣大東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文學作品、思想理論、哲學著作、電影、音樂、舞蹈等將有助于制約西方文化的過度擴張和侵蝕，加深同東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相互了解，提高中國在海外的認可度，為中國的全球戰略提供文化基礎和價值支撐。

隨著全球化使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經濟交往越來越密切，由資源和市場形成的國家利益正在把中國帶向世界各地。與印度相比較，目前中國在外交和戰略上的國際處境要困難得多，中國一方面被賦予過高的期望，另一方面又被許多國家視為今日的對手或明日的敵人。因此，中國需要一種均衡的全球視野和大戰略來配合中國的和平崛起和多極世界的形成，必須堅持政治、經濟、文化并重，真心誠意地開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相互交流，”而不是一時一事的權宜之計，否則，很容易被指責為“新殖民主義”，這不僅將損害國家的現實利益，也將損害國家的長遠發展，同時，有悖于中國文化的根本價值。

中國的發展要得到國際體系的接受，首先需要獲得周邊國家的接受。中國應本著大國的心態來對待與周邊國家尤其是日、韓、越的關系，更應本著價值的終極考慮來對待與印度的關系，運用傳統的智慧，寬厚將帶給我們更多優勢。西方不會放過任何一個離間的機會，所有的鄰國都是西方拉攏的對象，所有的“異議人士”和“分裂主義份子”都是西方收買的對象，盡管它們在骨子里對這些國家和個人充滿輕蔑。因此，中國與任何周邊國家的不和，都只會使它們更容易轉向西方，而中國與印度的關系更具深遠意義。

在今后的發展中，中國和印度在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上可能最先獲得重大突破。這是因為，首先，按照現代范式的發展，中國和印度所面臨的挑戰和威脅最大，如人口、資源、生存空間等都在接近極限，如果沒有重大的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將難以為繼；其次，中國和印度具有偉大的生命智慧和漫長的生存經驗可以借鑒。東方價值以及中國核心價值將成為今后我們觀念創新和制度創新的依據。以低碳經濟為核心的環保經濟時代的到來，將是一次偉大的歷史機遇，它為兩國的合作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合作空間，并可能成為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復興的突破口。

中國與印度擁有最偉大的智慧和傳統，在價值上最接近，天生具有一種內斂而非擴張的基因，在近代都有受西方入侵的共同遭遇，在今天都面臨現代化的共同挑戰（人口、氣候、糧食、資源、能源、環境污染等等），在未來都會遇到相似的歷史抉擇，都負有影響人類走向的使命。雙方都應該為整個東方的重新崛起和為彼此的成功感到鼓舞而不是相互猜忌。

遺憾的是，目前的中印關系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缺乏深度，更缺乏世界戰略和終極價值考慮，正被一些次要的問題所困惑，陷入冷戰的邊緣，而這些問題又主要是西方制造和遺留下來的。中印兩國像一所精英學校的精英班上的兩個最優秀的同學，他們都很杰出，但彼此又都很清高。占世界人口1/3的中印兩國的不和，將使雙方耗費額外的精力來牽制和防范對方，其結果只會被西方利用，給西方增加砝碼，為西方提供地緣政治優勢，增加中印雙方的外交和軍事成本，抵消雙方的實力，這將是東方的悲哀和兩個偉大民族的不幸。

中國和印度完全可以避免西方大國因崛起而對抗的覆轍，中印關系的未來發展將考驗兩個偉大文化傳人的智慧，我們對兩個偉大民族的和平崛起和攜手合作懷著極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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