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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葉集》目錄、后記及文摘六篇
作者：一丁
目 錄
序言
照片
不再沉默
試析河南省文革的幾個特點
鄭州大學文革概述
《八年日記》序
《八年日記》后記
收藏文革文物 見證真實歷史
往事漫憶
文革中我是怎樣當上造反派的
我所經歷的一次武斗
紀登奎被“搶”記
父親寫春聯的故事
讀了于光遠一篇文章之后
讓更多的人了解打工詩作——《打工詩選》代序
人民懷念毛澤東——為毛主席逝世28周年而作
四十周年話文革
談談文革中毛主席語錄
談談文革中的大字報
談談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試談關于毛澤東的一張大字報
介紹關于毛遠新的一張大字報
介紹一組對聯形式的大字報
介紹文革中四位美籍專家的一張大字報
淺談文革中的傳單
淺談文革中的改名故事
淺談文革小報
從傳單的署名看文革時代的詞匯特征
軍營生活的回憶
關于文化大革命幾個問題的看法
毛澤東為什么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對毛澤東在文革中選擇用人的看法
怎么看文化大革命是勝利還是失敗？
文革中經濟是發展了，還是瀕臨崩潰的邊緣？
應當怎樣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
如何評價文革的“三分錯誤”
如何理解“對文革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文革事件鉤沉（選登）
上海“安亭事件”
南開大學“抓叛徒”事件
青海省西寧“二·二三”事件
黑龍江省“炮轟”省革委事件
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按語）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動簡記
自 序
十余年來，我分別用“霜葉”、“路石”、“草民·匹夫”、“一丁”、“魯石”等名字，寫了一些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文字，有的曾貼在網上，有的從未露面。在文革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讀這些文字，不禁思緒萬千。文革是我們這代人“激情燃燒的歲月”。當年的紅衛兵如今已兩鬢染霜，額頭上的條條皺紋記述了歷經的種種坎坷和磨難。然而，沒有后悔，沒有哀怨，血是熱的，心是紅的。十多年來，我嘔心瀝血，鍥而不舍地收集文革文物和資料，這些文字就是我在整理資料過程中，觸景生情時心靈深處迸發出的火花。火花匯集，便是火種。我想把這些文字整理成集，以便留存。然而，這些只能叫“文字”而不是“文章”的東西，大都是有感而發，語句生澀，認識膚淺，特別是一些資料的重復使用，匯集成冊后給人以繁瑣、累贅之嫌。比如反映文革結束后河南省“揭批查”運動的一些資料，就先后在兩篇文字中出現。刪除一篇，有點不舍；去掉一篇中的一些文字，又破壞了該文的完整性。斟酌再三，還是決定保留原樣。集子定名為《霜葉集》，是因為我最早的幾篇文字署名“霜葉”，取古詩“霜葉紅于二月花”之意。
其實，作為文革的親歷者和沖鋒陷陣者，真正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重大意義有較深刻的理解，還是失去領袖后中國的社會現狀給予的啟示和教育。文革被徹底否定后，造反派被批斗、關押、戴上“三種人”的帽子，在取消“階級斗爭”的幌子下，對他們進行著殘酷的階級專政。特別是在取消“四大”和“不爭論”后，他們被剝奪了話語權。那些歪曲、丑化、謾罵文革的聲音充斥在宣傳輿論陣地的各個角落。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1996年文革30周年之際，從北京來了個學者叫徐友漁，想采訪河南省文革學生“領袖”黨言川，因故未見到，就被引見到我的家里。當時，我沒有讀過他的任何文章，對他一無所知。只是覺得有人能找我談文革，就是天大的好事。我親手做了紅燒肉招待他。徐友漁給我的最初印象是溫文爾雅、侃侃而談。后來，我寫了一篇《軍營生活的回憶》登在他主編的《1966我們那代人的回憶》一書中。當時由于對文革這個話題心有余悸，只好寫離開學校后到解放軍農場勞動鍛煉時發生的事情。這本書出版發行后，我和老伴到北京辦事，順便拿到作為稿費的幾十本書，并參加了徐友漁在清華大學召開的部分作者和文革研究者座談會。記得有唐少杰（清華大學副教授，著有《一葉知秋——清華大學百日大武斗》）、印紅標（北京大學副教授，著有《紅衛兵運動中的兩大潮流》）、碧峽（徐海亮，著有《東湖風云錄》）等。后來，老友徐海亮給我買了香港中文大學199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劉青峰主編）一書，讀到徐友漁等人的文章后，才知道我和他們對文化革命的認識存在著根本分歧。盡管政治觀點不同，但他們平易近人的態度和對我收集資料的鼓勵、肯定，還是令我稱道的。如清華大學唐少杰教授，雖然見面不多，但每次給我的印象都是謙遜有加、不擺架子。 2004年冬，聽說他寫的《一葉知秋》在香港出版了，我就打電話索要，他回答“以后再說”。沒過幾天，我竟收到他郵寄來的親筆簽名蓋章的《一葉知秋》一書，當我打電話表示謝意時，他反而向我表示歉意說：那天接電話時正在睡覺，由于幾年沒有聯系，竟沒有反應過來。后來想到是您，就趕快寄去。當然，在原則問題上我還是不讓步的。比如，有位旅美學者，曾想向我要河南《二七公社報》的復印件，我回絕了。“河南二七公社”是文革中全國有名的造反派組織之一，我的確收藏有從創刊到終刊全套的《二七公社報》，不愿意給的原因是，我對文革發生在中國，而大量的文革資料流失到國外這一現象始終耿耿于懷。
1998年，我以霜葉為筆名寫出《不再沉默》和《試析河南省文革的幾個特點》兩篇初稿。當時的心境是：說是不再沉默，卻不敢越雷池半步；說是拋磚引玉，卻不敢輕易給別人看；說是一吐為快，卻仍吞吞吐吐、猶抱琵琶。后來這兩篇文章被朋友貼在網上，其中一篇署名改為“一丁”。我希望能得到志同道合者的鼓勵和幫助，也希望和不同看法的人探討。
2000年，在同志們的鼓勵下，我整理出十余萬字的《八年日記》。這是丈夫和我八年監獄內外生活的真實記錄。它不僅記述了我艱難歲月的心路歷程，同時也是“揭批查”這段歷史的見證。由于種種原因，至今未公開露面。我暫把《自序》和《后記》部分收集在《霜葉集》里。
1998年5月，我參加了《中流》雜志河南發行站的發行工作。《中流》雜志是林默涵、魏巍主編的中宣部正式批準發行的刊物。它是1989 年蘇聯解體后，中央一些老同志（如王震、鄧力群等）在對蘇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教訓反思中，倡導興辦起來的。當時的說法是“給老同志留一個說話的地方”。《中流》雜志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辦刊方針，很快受到許多老同志的擁戴。然而，《中流》雜志沒有像其它刊物那樣進行廣告宣傳和疏通發行渠道，發行量很小。后來，在老同志的建議下，河南省率先成立了《中流》雜志發行站。接著，全國一些省市也相繼成立。1999年12月，我有幸參加了《中流》雜志十周年座談會，聆聽了鄧力群、馬賓、鄭天翔、吳冷西、魏巍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講話。他們對黨和國家命運的關心和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現實的思考、分析、擔憂、疾呼，令我由衷地感動和敬佩。這次座談會的意外收獲是認識并訪問了寒春陽早夫婦。作為外國人，他們對毛澤東的深厚感情和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理解，深深地打動了我。從《中流》雜志的文章和老同志言談話語中總是會流露出對文化大革命的不甚理解。令人欣喜的是，這些在文革中受過沖擊的老同志已經開始拋棄個人恩怨，對“毛澤東為什么發動文革”進行理性思考，并主動聽取不同意見。2001年3月，河南幾位同志根據北京一位老同志的建議，敞開心扉地分別談了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霜葉集》中《關于文化大革命幾個問題的看法》一文，就是綜合幾位老同志的意見寫出的。
2001年春，《毛澤東論壇》網站設立“三年自然災害館”，征集有關我國59年—61年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事件真相，這使我想到河南省在1960年前后發生的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和老伴到北京找到原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的妻子李瑞英同志，她給我們詳細談了親身經歷的“信陽事件”，并把張樹藩的遺作《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給了我們，我以“路石”為名寫了《按語》，并查閱資料摘出毛澤東對當時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批評，一并貼在《毛澤東論壇》網站上。后來，張樹藩同志的這篇文章和我寫的按語被西安社科院的張宏志研究員作為附錄登在他所著的《還清白于毛澤東》一書中。也許張宏志同志至今還不知道“路石”是誰，但是，能為還毛澤東清白做點事，令我十分欣慰。
學會應用電腦，使我的文革資料整理工作更上一層樓。早在1993年夏，我和老伴就給上高二的兒子買了一臺286聯想電腦。當時，家庭買電腦的比較少，我們何以如此超前呢？這得從兒子小時候說起。兒子從兩歲起，就經歷了父親坐牢、被母親背著、扯著探監八年的艱辛日子。有一次，在探監回來路上，兒子用迷茫的眼神問我：“爸爸是好人，還是壞人？”我說：“你爸爸是好人。”“那為什么解放軍（應是武警）管著他？”我無言以對。兒子怎么會理解呢？然而，幼小心靈遭到的創傷，使他逐漸變得性格內向，不愿和別人交流。那時候沒錢買玩具，假期里兒子跟我到朋友家串門，就把人家的舊玩具拿回家擺弄、拼湊，養成了愛動腦筋的習慣。為了培養兒子的興趣愛好，彌補對兒子的愧疚，所以我家較早擁有了電腦。1995年，兒子考上了大學后，自己組裝了一臺586電腦——我家的第二代電腦，這臺電腦在兒子大學畢業后歸我所用。于是，1999年，我正式開始學習電腦。由于我小時候學的漢語拼音不是用英文字母，高中到大學又都是學俄語，所以，只能像幼兒園小孩一樣，從英文字母和漢語拼音學起。我在電腦上打出的第一行字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我一定要學會電腦”。神奇的電腦常常使我感慨不已，在我的宣傳鼓動下，幾個好友也相繼買了電腦。
天有不測風云。網絡帶給我快樂，也給我帶來了麻煩。2001年，江總發表了著名的“七一講話”。《講話》中提出要“私營企業主入黨”問題，引起一些老同志的強烈反對。大概在8月12日前后，我在當時的《毛澤東論壇》上看到了鄧力群、馬賓、魏巍等十六位老同志給江總的“上書”信，既激動又驚訝。這些老同志，大部分在文化革命中都受到過沖擊，有的還坐過牢。文革被否定后，大部分擁護鄧小平的主張。現在他們站在黨性的立場上，敢于直抒己見，確實令人肅然起敬。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如果資本家能入黨（當然不排除經過思想改造后實踐證明已經達到共產黨員條件的資本家），那不成了“全民黨”了嗎?當時，我剛剛學會在網上轉發文章，沒料到鼠標就這么輕輕的一點，竟然讓我這個初涉網絡者吃盡了苦頭：8月14日傍晚，公安人員突然闖進我家，搬走電腦主機、顯示器、鍵盤，還有打字機、掃描儀等，并對我進行了傳訊。雖然此事后來不了了之，然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從此，我再也沒有直接在網上發文章和跟貼，全身心投入文革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網絡使我的眼界驟然開闊起來。2000年，一些左派網站十分活躍。如：“毛澤東論壇”、“中國與世界”、“上海紅旗”等。這些網站上有許多討論毛澤東和文革的文章令我激動和振奮。當然，也有一些令人氣憤的文章。2000年10月，我在網上讀到于光遠老先生的一篇文章《讀了余秋雨兩篇自白之后》，文中關于中央清理“三種人”工作開展得不徹底、致使不少“三種人”漏了網的論調，令我不能茍同。于是，我和老伴以草民、匹夫為網名，斗膽寫了一篇《讀了于光遠一篇文章以后》貼在天涯網站上。眾所周知，于光遠是很有名氣的大人物，草民所以敢和他理論，正是由于網絡這塊神奇而廣闊的陣地。這篇文章也收錄《霜葉集》中。
2003年10月，我根據資料，整理出《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中活動簡記（1965.11—1969.10）》一文，曾被朋友貼在網上。這次收錄到《霜葉集》中，試圖為讀者開啟一扇了解毛澤東文革活動的視窗，為文革研究者提供一份較系統的資料。
2004年春，我和打工詩人梁彥選合編了一本《打工詩選》。小梁找來打工詩作，我負責選編并輸入電腦，還自不量力地寫了序——《讓更多的人了解打工詩作》。自費印刷500本，贈送給朋友們。很快，軍旅作家魏巍給我來了信，信中說：“你寄來的《打工詩選》已收到。也看了一部分，感到你的工作很有意義。這些詩集中表現了當前千百萬打工仔真實生活和真情實感，使人心痛、心酸、淚下。……”后來，在魏老的推薦下，《詩刊》推出了“《打工詩選》作品選輯”，發表了21首打工詩作。
《往事漫憶》是我對親身經歷的幾件事情的回憶。有《文革中我是怎樣當上造反派的？》、《我所經歷的一次武斗》、《紀登奎被“搶”記》等。其中《父親寫春聯的故事》是1984年春節前夕，為紀念去世的父親而作的。我的父親于1982年10月7日去世。當時正是丈夫因“文革罪”含冤坐牢，我只身帶著三個孩子又工作又奔波的極其艱難困苦的歲月。在父親得了腦血栓住院期間，家里一直瞞著我，直到父親停止了呼吸，才電話通知了我。當回到老家，看到僵直在床上再也不能和我說話的父親時，我的心碎了！作為唯一的女兒，我沒有在父親病床前侍奉過一天。當聽說父親臨終前還在喊著囹圄中女婿的名字時，我禁不住痛哭失聲。自古以來，忠孝不能兩全。為了工作，為了孩子，為了獄中的丈夫，我沒有盡到做女兒的孝心，父親會理解的。這篇文章是我對父親的永久紀念。
2004年8月，我和老伴開始收集“活資料”，即對文革當事人進行錄像采訪。例如，對聶元梓的采訪，著重談“全國第一張大字報”貼出的前后經過；采訪曾被毛澤東稱為“學生領袖”的原西安交大學生李世英，談了“六·六”事件的經過以及自殺（未遂）時的思想狀態；采訪西安地區工人領袖張培信，對文革中工人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另外，還請山東、河南等十幾位同志談了個人的文革經歷。這一工作，可以說是在“搶救”資料。因為這些人大都年逾花甲，有的體弱多病，有的接受采訪后不久就離開人世。比如，黃河水利委員會的關金生同志，因“文革罪”含冤坐牢十年，身體受損嚴重，2004年底已是肝癌晚期，為了接受錄像采訪，他注射超量的“杜冷丁”來抑制肝部的疼痛，雖然不久他就去世，而寶貴的音像資料卻留給了歷史。
2005年底，由于奔波勞累，我得了一場大病，致使錄像采訪工作暫時擱淺。在家休息的兩年中，我根據收藏的“文物”資料，寫出了《歷史的見證——文革文物展示》初稿。企圖通過“文物”展示、圖片說明、講述故事，使后人對文革得到比較直觀、系統的印象，感受紅色魅力，同時也是對妖魔化文革者的回應。2006年7月，我帶著拙作到北京請著名作家魏巍指教。86歲的魏老讀后給我寫了簡短、深刻、凝重的文字——寫給《歷史的見證》：“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生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經40年了。隨著歷史風云的變化，這場大革命越發顯出重大深遠的意義和耀眼的光芒。盡管對它的評價依然存在著種種爭議，甚至巨大爭議，而且還會持續下去，但那種盲目的否定和輕率的否定，顯然越來越難以立足了。我以為，只有從人民長遠的利益出發，廣泛收集歷史資料，嚴肅地研究它，加深的理解它，找出什么是成功的地方，什么是不成功的地方，并總結出有益的經驗教訓，以利于未來的實踐，才是正確的路子。 魯石是我的故鄉人。她是那場革命的親歷者，又是有心人。近二十年來，她以并不寬裕的經濟條件，懷著滿腔摯誠，走南闖北，歷盡辛苦，在各地舊書攤上收集文革文物，終于蔚為大觀，簡直成了文革文物的收藏家了。如《毛主席語錄》她就收集了數十種大小不同的版本，國內外用五十多種語言文字發行的語錄版本也有不少被收入囊中。此外還有多種《大字報選編》和數千種《紅衛兵》小報、傳單，文革中的照片、歌曲，文革中的中小學課本，各種紀念品和票證等等，真是五光十色，使人大開眼界。現在她把這一切材料，歸納整理，編成《歷史的見證》一書。我想，這對推動文革歷史的研究，無疑是一大貢獻。書成之日，特書此數語，對她多年來的辛勞和摯誠表示敬意。”魏老對拙作的評價是對我的鞭策和鼓勵。這里，將該書的《自序》部分收集在《霜葉集》中。
《霜葉集》中的一首詩，是為紀念毛澤東主席逝世29周年而作。雖然粗淺、直白，但感情真摯，表達了我對領袖無比懷念的心情。
2006年5月，適逢文革四十周年，我突然有一種想寫一點紀念文字的沖動。于是，就臨時將初稿《歷史的見證——文革文物展示》中的前幾部分整理出來，取名為《四十周年話文革》，被朋友貼在網上。雖然《歷史的見證》已經基本完稿，但出版還遙遙無期。一來對文革這個話題，出版界仍如履薄冰；二來書中有大量彩色插圖，昂貴的印刷費非個人財力所能及。所以，將《四十周年話文革》先置于《霜葉集》之中。
《軍營生活的回憶》、《鄭州大學文革概述》、《文革事件鉤沉（選登）》是最近修改整理《霜葉集》時增選的。
回顧十幾年來走過的路，最大的收獲是頗豐的“紅色收藏”和結識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朋友。最大的遺憾是由于身體欠佳、家務繁重、經濟拮據等原因，致使收藏、整理工作進展緩慢。如今，我和老伴都已年逾花甲，還要伺候和贍養兩位九十多歲高齡的老人。欣慰的是，孩子們都已長大工作，十分孝順。我不羨慕萬貫家產的榮耀，不羨慕麻將桌前的消遣，不羨慕歌廳酒店的沉醉，不羨慕國外觀光、國內旅游的雅興。做我想做的事——收集整理文革文物，就是我最大的樂趣。
文革影響了我們的一生，我將為研究文革奉獻余生。
《霜葉集：關于文革的回顧與思考》是我首次把文字變為“作品”的嘗試。由于本人理論水平、認識高度、寫作能力所限，謬誤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到這些文字的同志、朋友，批評指正。不勝感激！
一丁 2008年12月
后 記
《霜葉集：關于文革的回顧與思考》一書終于出版了。
從2006年萌生出書的念頭，至今已經有四個年頭。原以為已經有了初稿，出書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殊不知選稿、修改、整理、校對、定稿、出版，是一個繁瑣、細致、來不得半點馬虎的過程。其間，家事、疾病、老人、孩子等諸多瑣事，將歲月撕成碎片，修改書稿只能抽空進行。就這樣，斷斷續續，拖拖拉拉，修修補補，總是覺得不滿意。老伴是我最執著的支持者。我倆從同學、戰友，到夫妻、同志，幾十年來，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相濡以沫。幫助修改、校對，成了他義不容辭的責任。他總是認認真真，一絲不茍，任勞任怨，不厭其煩。其實，共同的志向早已將我們的生命融合在一起，已經分不清彼此了。同志們的支持，也是我出書的動力。朱久如、張纖夫、楊止仁等老同志不僅對初稿提出過寶貴的意見，還經常給我鼓勵和幫助。在出版過程中，要感謝子娟工作室，無償為該書精心設計封面；還要感謝年輕網友玉嶺同志，在百忙中修改書稿，幫助聯系有關出版事宜。要感謝的人很多，情長紙短，在此一并表示謝意！
文革已成為歷史。親歷者大都年逾花甲。不少人帶著想說又沒有說的遺憾離開人世。該書的出版，盡管仍有很多不足之處，但總算完成了心愿。如果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使更多年輕人關注文革、討論文革，更多親歷者回顧文革，更多人拿起筆來，寫出有分量有價值的關于文革的文字，我就更感到欣慰了。
作者
2010年2月
文摘一：
作為一個文革親歷者和文革文物收藏者，十幾年來，我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陸陸續續寫了一些關于文革的文字，如《不再沉默》和《試析河南省文革的幾個特點》兩篇初稿寫于1998年，后來曾貼在網上。2006年，為紀念文革40周年，我把這些文字整理成《霜葉集》貼在網上。網友玉嶺把它制成電子書并加上了副標題“一位文革親歷者的思考”。2008年，步入老年的我常常感到記憶力衰退，做事力不從心。看看過去寫的一些東西，大部分是還是半成品，一種緊迫感油然而生。因而產生了自費出版《霜葉集》的念頭。可實施起來，困難還真不少。首先，重讀這些文字，發現語句生澀、認識膚淺，甚至還有不少錯字、別字，需要花一番功夫進行整理、修改、補充和校對。其次，家務纏身，時間緊缺。我和老伴原本照顧著兩位90多歲的高齡老人，后來，已過而立之年想當丁克族的白領兒子屈服于傳統觀念壓力，添了個寶貝女兒。于是，照看寶貝孫女的光榮任務義不容辭地落到我的肩上。其三，自費出書需要一筆不大不小的資金，可是我們是“羅鍋上樹——前（錢）缺！”老伴因“文革罪”坐牢，出獄后20多年沒有工作，沒有任何生活待遇。加之在獄中苦讀馬列，思想“僵化”，和當今社會格格不入，不會做生意賺錢，因而全家靠我一人的微薄工資生活。2007年7月，在眾多“文革犯”層層上訪不懈努力下，才得到每月440元生活費。盡管現實生活中有諸多困難，然而，貧窮而不潦倒，勞累并快樂著。在我和老伴的努力下，《霜葉集：關于文革的回顧與思考》已經基本定稿。現將《自序》部分貼在網上，敬請網友批評指正。 一丁（[email protected]）2010、1、4
不再沉默
1966年初夏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那場史無前例的、震憾五洲四海的、由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億萬群眾踴躍參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已經過去32年了。這場被毛澤東稱為“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時的”，后又評價為“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歷經十載，到了1976年10月6日，在毛澤東去世28天后，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并宣布結束。接著，文革中曾信誓旦旦向毛澤東保證永不翻案者復出，文化革命被認定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于是，血淚控訴、平反昭雪、撥亂反正、“揭批查”、清理“三種人”、傷痕文學……種種形式，把文革徹底妖魔化。到了1996年，文化革命發動30周年之際，國外有關文革的議論沸沸揚揚，甚至有“試圖賦予文革某些合理性、先進性”的論述，而國內——文革的發源地——“文革這個主題卻顯得出人意料的沉默”（海外學者語）。雖然也有幾篇有關文革的學術文章問世，其內容也是蒼白無力的；雖然也有“蠢蠢欲動”者，企圖出版關于文革的回憶文集，征稿、組稿很是忙乎了一陣子，也終于流產。這是為什么?是人們在對文革的詛咒聲、謾罵聲、徹底否定聲中不敢再提往事，還是在經濟大潮的沖擊下疲倦了、麻木了、忘卻了……？終于有一天，我在《鐘山文學》第103期上讀到了馮驥才的文章——《終結文革》及其兩篇附錄：一是非文革經歷者的文革概念，即對20名1976年以后出生的人對文革印象和看法的采訪實錄；二是關于馮驥才談《一百個人的十年》文革工程采訪錄——介紹馮驥才為普通老百姓記載他們文革經歷的紀實文學。我不知道馮驥才所寫的一百個人（據說采訪了4000人）能否代表億萬文革親歷者，也不知道這部作品是否起到“喚起民眾自我反省，推動民眾自我拯救”的作用，然而有一句話，引起了我的共鳴，觸動了塵封于心底的“文革情結”。那就是：“終結文革的方式，唯有徹底真實的記住文革”。
我的文革情結，使我有一種時時想鳴的不平感。作為一個60年代的老五屆大學生（1966年—1970年），一個文化革命的沖鋒陷陣者，我深知這場席卷全國、觸及人們靈魂的群眾運動，其廣泛性、深入性、復雜性、多面性、殘酷性使得任何簡單肯定或草率否定的說法都不免失于膚淺。對于文革的評價，是“糟得很”，還是“好得很”，是全盤否定，還是“三七”開，歷史會做出公正的判斷。
20多年來，在對文革的思考中，部分老三屆中學生（1966—1968年），以他們上山下鄉的“苦難經歷”為資本，出書，聚會，舉行種種活動；一些具有高貴血統的老紅衛兵，隨著他們父輩的重新掌權而出人頭地，不斷炫耀自己的一貫正確。而同樣為文革付出了青春的老五屆大學生，特別是其中的造反派紅衛兵卻始終沉默著。雖然沉默是金，卻是以心靈的傷痛為代價的。文革乃至文革結束后相當長時間里，這場革命給我們打的烙印太深、太深了。直到文革已成為歷史的今天，仍有一些人因為“文革罪”背著沉重的包袱，生活無著落，子女受牽連。右派20年后平了反，而擔著“文革罪”名的大量學生，什么時侯才能得到一紙公正呢？所以，盡管這些人對文革這個話題保持沉默，但決不會忘掉文革。
文革被否定20多年后的今天，那些文革后出生的年青人——非文革經歷者，對文革的認識和了解的程度又如何呢?馮驥才先生對20余名青年的采訪實錄頗能說明些問題。從實錄中我們可以看到青年一代的文革概念是那樣膚淺、幼稚、支離破碎、面目各異甚至荒唐可笑，當然也有疑問和迷惘。“每個人對文革的說法都不一樣，給我的印象很亂。有人說文革生活很苦，大學畢業才50多塊錢，但又有人說那時物價很低，一斤肉不到一塊錢；有人說文革隨便打人，社會很亂，也有人說那時干部清廉，治安很好；有人說毛主席犯了錯誤，可有人說毛主席很偉大，一聲令下，全國聞風而動；我也不知道誰說的對，形不成一個完整的印象。我曾經把這些話對一個經歷過文革的人說過，他說這話全對，我聽了就更糊涂了”——一個19歲的男性青年如是說。另一個17歲的高二學生說：“為什么對文革好像有點回避呢?考歷史時老師說，不考這塊，甭準備了。‘這塊’就是指課本上有關文革的內容。家里的爺爺奶奶也常囑咐我們對文革‘千萬少說’”。兩位青年的話道出了他們文革概念的模糊及其困惑。
青年一代對文革的印象大都來自長輩之口以及文學、電影、電視等官方媒體的宣傳。20多年來，宣傳媒體千篇一律的把造反派描寫成打砸搶分子或不學無術只會背語錄、跳忠字舞的狂熱者。久而久之，在人們的印象中，文革就是打砸搶，億萬文革參加者，似乎也成了不可理喻的、愚昧無知的、瘋狂的精神病患者。我不禁想問：如果真是這樣，1967年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68年萬噸級遠洋巨輪高陽號成功下水、南京長江大橋提前通車，1969年，我國建成最大的水泥廠、氮肥廠、大型軋鋼廠，1970年我國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胰島素成功、河南林縣人民自力更生修建的全長1100多公里的紅旗渠、袁隆平雜交水稻研究成功等等，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那些把文革說的一無是處的人也許會說，這些成就都是工農群眾創造的，你們這些青年學生只會造反、批斗。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億萬工農群眾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即使是充當先鋒的青年學生起來造反，也決不是無緣無故的。
如今，經歷過文革的我們這代人都已年過半百，染霜的鬢發是我們歷經滄桑、飽嘗辛酸的象征；額頭上條條皺紋里記述了我們走過的坎坷的歷程。當我們讀著那些把時間、地點、人物、活動都搞得張冠李戴、驢唇不對馬嘴、讓人啼笑皆非的所謂“文革史”、“文革紀實”、“文革研究”等等文革作品的時候；當我看到文革中的像章、語錄、傳單、宣傳畫等載體的碎片散落在各地的舊物市場，和古玩字畫一起被收藏者或研究者討價還價的時候，我不禁感慨萬端！ 最大的文革載體莫過于我們這一代文革經歷者，當我們還健在的時候，“文革品”就成了“文物”，倘若后人就憑那些一鱗半爪的文物和莫衷一是的文革作品去研究文革、評價文革，豈不是最大的悲哀! “終結文革的方式，唯有徹底、真實地記住文革”。要徹底真實地記住文革，只有眾多文革親歷者不再保持沉默。
許多年來，“文革罪”給我造成的心靈上的傷口時時隱隱作痛，使我常常有一吐為快的沖動。回憶往事，歷歷在目，刻骨銘心。十年文革，驚濤駭浪，我付出了青春、熱情和真誠；二十年年來沉靜思考，更加成熟和自信。改革大潮，為名忙、為利忙，為權忙，損公肥私者有之；利用職權，大貪大撈、大富大貴、大紅大紫吃喝嫖賭無惡不作者有之；勞心苦，勞力苦，養家糊口苦苦掙扎者有之。然而更多的——也是我們這代人的大多數，卻是無怨無悔、坦坦蕩蕩，不為金錢所誘惑，不為權利所動心，辛勤為立足之本，克己為國家分憂，鞠躬盡瘁、默默奉獻。我們這代人不愧為中華民族的脊梁。真想為這代人謳歌一曲！然而當我拿起筆來的時候，總有好心者勸阻：文革是禁區，小心闖禍！今天，雖然文革已成為歷史，對于闖這個禁區仍是心有余悸，如履薄冰。我所以不再沉默，把多年來的心路歷程公布于眾，實為拋磚引玉。希望這代人在有生之年，對文革進行回顧與思考，把歷史材料留下來，如：什么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什么是“四大”，什么是“革命串聯”，什么是“走資派”，什么是“革命派”，什么是“大聯合、三結合”，什么是“三支兩軍”、“斗私批修”、“吐故納新”……，讓后人記住真實地文革。
我幾乎是踏著慶祝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鼓點進入學校大門的。我學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從小學到大學，我無時無刻不接受到愛共產黨、愛祖國、愛人民、愛領袖、愛集體的社會主義思想和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國際主義思想的教育。共產黨好，毛主席偉大，社會主義優越的信念在我的心中生根發芽、根深蒂固。初中時代，我正趕上大躍進，踴躍地參加了大辦鋼鐵運動，見證了國營企業從無到有、拔地而起的過程。1960年8月，我初中畢業考到地區高中。當我第一次坐上汽車走出山村，驚嘆“白（柏）油路怎么這樣黑”的時候，第一次到許昌，看到城市風采的時候，興高采烈的我，兜兜里裝的只有用白布裹了一層又一層的6元人民幣和幾個用野菜摻和玉米面烙的餅子——全年的學費和第一次出門的干糧。高中的三年，正是國家三年困難時期，我是嚼著樹葉、吃著紅薯面做成的“什錦點心”、喝著能照見五官的稀粥過來的。暑假回到家里，門上貼的“食堂巧煮千家飯，公社飽暖眾人心”的對聯依稀可見，然而看到的卻是由于自然災害和河南省當政者“高估產、高征購”造成群眾生活困難和民不聊生景象，聽到的是群眾對社隊干部多吃多占、浮夸虛報、弄虛作假、大放“衛星”的怨聲。面對此情此景，老百姓卻說：上面的經是好的，都叫下邊的歪嘴和尚念歪了。學校里，政治課老師大講蘇修如何撤走專家卡我們的脖子，相信困難是暫時的，“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所以，盡管我們一個個面黃肌瘦，仍是認認真真學習文化知識，樂呵呵地高唱反修歌曲，對共產黨、毛主席忠心不二。直到八十年代毛澤東的衛士長在回憶文章中寫到毛主席在國家三年困難時期，曾七個月不吃肉，其愛女李訥也忍饑挨餓的情況時，已經歷經坎坷步入中年的我，仍禁不住為領袖與人民同甘共苦的革命風操感動得熱淚盈眶。一位老友戲稱我是“歷盡艱辛終不悔，一代忠骨紅衛兵”。是愚忠嗎? 我至今還不這樣認為。
1963年夏，我進入大學校門，成了我家祖祖輩輩第一代大學生。和其他農民子女一樣享受國家全額助學金。學校發給每月13元5角的伙食費，食堂里白饃、包子、鹵面，不斷變換花樣，生活上和高中三年相比呈天壤之別。然而城鄉同學之間，三大差別（城鄉、工農、腦體）體現十分充分。僅從衣著來看，城市同學的時髦華麗 （當然不能和當今相比）把農民子弟的粗布褂子、自制西服褲子襯托得“土得掉渣”。少數農村同學中出現“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的現象，屢屢成為政治活動的批評對象。對此，我克服了曾一度產生的自卑感，下定決心努力學習專業知識，積極參加政治運動和社會實踐，力圖使自己成為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材。
1964至1965年，大學里開展了學習雷鋒、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政治活動。社會上開展的文化戰線對資產階級的批判更是如火如荼，如：文學界批判“中間人物論”，電影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戲劇界的京劇革命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極大的激發了青年學生的政治熱情。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這篇后來被稱為“文化革命前奏”的文章當時對我們青年學生沒有產生過大的影響，只覺得那是學術討論。 1966年5月10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發表了姚文元的又一篇題為《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第二天又在全國各報刊轉載。文章說鄧拓、吳晗、廖沫沙以“三家村”為名寫文章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是販賣資產階級思想的“黑店”，從此，報刊上批判“三家村”的文章連篇累牘，火藥味越來越濃烈，全國各省市揪出了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黑店“老板”，這些“黑幫分子”大都是才高八斗、有名氣、有名望兼有黨政權力的人物。這無疑在大學生中引起巨大的反響。我們多年來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所積累的階級斗爭覺悟，一下子被調動起來：斗爭果然太復雜、太尖銳了，竟然有人含沙射影反黨、反社會主義！于是，我們毫不猶豫地口誅筆伐，參加戰斗。然而，作為一個從農村出來的省級院校的大學生，許多人沒有北京那些高干子弟特有的政治嗅覺、歷史使命感以及通天的本領，不可能知道中央正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更不可能知道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有“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重要指示。那時侯，我們即使對領導有意見也不敢貿然去提，在不少人心目中，校黨委就代表光榮偉大正確的黨。所以我們大多數青年學生是隨著院系黨委的指揮棒，高呼著“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口號被卷入文化革命的洪流中去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一張大字報，首次把矛頭公開指向北大校黨委和北京市委，吹響了向當權派開火的號角。這號角使青年學生意識到他們也有向當權者挑戰的權力。于是，少數政治覺悟敏銳者對本單位的斗爭大方向產生了懷疑，并效法聶元梓等向院黨委寫大字報，這使一貫以黨的化身自居的當權者暴跳如雷，連夜召開黨委會組織反擊，企圖把少數造反學生打成“右派”、“反黨分子”、小“三家村”，校園呈一片白色恐怖，甚至出現學生被逼自殺事件。這種壓制民主的做法更加激化了學生與當權者的矛盾，也無形中壯大了少數派的隊伍。6月3日，開始停課鬧革命。自此，反對和保衛院黨委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有的學校還出現揪斗校黨委書記的現象。在各級領導看來，學校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混亂局面。在這種情況下，省市委工作組進校以替代黨委領導文化大革命。工作組對少數造反學生仍采取壓制態度，一方面派人暗地整理這些學生的黑材料，一方面實行“反干擾”的政策組織反擊：聲討會、批判會、集中交待問題使許多學生遭受過重打擊。在這段時間里，工作組究竟整了多少學生，打了多少“右派”、“反革命”，我不得而知。從今天官方出版的一些資料中摘錄幾例可見一斑：“清華大學工作組進行的反蒯斗爭中有數百人被當作反革命和右派受到斗爭，被斗者有一人自殺身亡”；（《共和國史記》第三卷第104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西安交通大學發生“六·六”事件，7、8、9日三天，交大各系對“尖子”開了大小斗爭會，并把學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 日中午，李世英自殺未遂，后來，毛澤東稱李世英為“學生領袖”（同上第99頁）；“據北京24所高校的統計數字，1966年6月23日止，被宣布的‘反革命’、‘右派’的學生10111個，支持他們被同樣宣布為‘反革命’的教師達2591人（《紅衛兵秘錄》第340頁，于輝編，團結出版社1993年出版）。是毛澤東的一張大字報扭轉了少數派受壓的局面。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高度贊揚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尖銳地指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毛澤東說：“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毛澤東的支持使遭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迫害的造反派歡騰跳躍，激動萬分，他們流著淚千遍萬遍的高呼：“毛主席萬歲!” ；他們在毛主席像前宣誓：“毛主席指向哪里，我們就打向哪里！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和誰拚到底！”接著，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制定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即十六條）公布，各地先后撤銷了工作組。1966年10月，劉少奇、鄧小平就派工作組問題在中央會議上作了檢討，各省市有關領導也相繼進行了檢查。自此，造反派揚眉吐氣，一面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面向省市委當權派開炮。從1966年9月至年底，我們把“四大”這一文斗武器應用得淋漓盡致。至今我還清晰的記得我身掛小喇叭在校園里徹夜不眠大辯論的情景。那時候，每個人都有參加辯論的權力和退出辯論的自由，只是一些出身不好的學生對“血統論”心有余悸而充當旁觀者。為了避免雙方以遭圍攻為借口互相攻擊，我們在圍成圓圈辯論時留個缺口，以示隨時都可以退出辯論。歷史的經驗證明，只有允許平等的辯論，真理才會越辯越明，群眾也會從中受到教育。不少造反派的隊伍就是在大辯論中成長壯大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這也不難說明，為什么文革被否定后有人斷然取消“四大”，蠻橫地宣布“不爭論”的原因之所在。
紅衛兵，這個曾使億萬青少年狂熱并引為自豪的稱號，在我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永不磨滅的印跡。至今我還放著當年的紅袖章、證件和受到毛主席檢閱后寫下的滾燙日記……。對于當紅衛兵，我至今無怨無悔。文革中曾有一首《滿江紅·贊紅衛兵》，生動形象地概括了震驚世界的紅衛兵運動的奇功偉業。詩中寫道：“時行八萬，駕飛船巡游太空。放眼界，鼓擊高天，旗卷東風。環球遍燃革命火，東方興起紅衛兵。閱古今中外千秋史，皆震驚。∥破四舊，立四新；縛蒼龍，斬長鯨。斗劉賊少奇，累建奇功。疆場生就千里馬，險峰育出萬年松。問豐功偉業歸于誰？毛澤東。”（見吉林工業大學《工大新生》報第8期，1968年11月8日）然而，早期紅衛兵的興衰卻留下許多苦澀的思考和感慨。
1966年5月29日，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在圓明園的廢墟上，由清華附中幾個高年級學生憑著他們得天獨厚的環境所特有的政治敏銳和歷史使命感建立起來。他們寫出了《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首次披露了“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一振聾發聵的毛主席語錄。這張極富煽動性、鼓舞性、戰斗性的大字報被駐校工作組視為“反革命宣言書”，后來卻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贊揚和支持。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來自全國的百萬師生，并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連同以后共八次接見紅衛兵1300萬人，把紅衛兵運動推向了全國。紅衛兵像無數橫空出世的孫悟空，揮舞著金箍棒，“攪得周天寒徹”。毛澤東以極大的信任支持紅衛兵這個新生事物，紅衛兵以極大的熱情充當了文化革命的急先鋒。他們高唱造反歌，走向街頭，張貼標語、散發傳單；他們串聯、集會、講演、大喊大叫；他們大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大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勇敢向舊世界宣戰。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之火迅速在全國蔓延燃燒起來，摧枯拉朽，勢不可擋。
1966年8月，當毛澤東極力把斗爭的矛頭引向黨內走資派的時候，一些堅持“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血統論的老紅衛兵，開始對文革的目的迷惑不解。他們一方面希望自己能成為全國紅衛兵的榜樣去沖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便在風浪中成長接班；另一方面又無法接受父輩被接二連三地打倒，自己成為“走資派”子女的現實。他們由困惑而惱怒，而反擊，把斗爭矛頭對準“學術權威”、“黑五類”、“牛鬼蛇神”，在號稱紅八月里，制造出駭人聽聞的打殺事件，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就死在這種情況之下。1966年12月5日，以高干子弟為核心的“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即“聯動”）宣告成立。他們試圖把全國干部子弟自上而下組織起來，形成一種自我保護的力量，與矛頭指向走資派的造反派紅衛兵相抗衡。他們懷著對父輩遭受“批斗”的仇恨，反對中央文革，喊出：“打倒三司”（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油炸江青”等口號，發泄對文化革命的不滿，最終遭到中央文革的取締。當歷史的車輪轉到八十年代，隨著文化革命的徹底被否定，中央對“聯動”平了反。當年的聯動成員在歷經坎坷后，有的發憤圖強，憑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成了作家、科學家；有的則利用特殊地位成了經濟大潮的弄潮兒，呼風喚雨，損公肥私，成了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以十倍的瘋狂向社會討索青春失落的利息”（安文江先生語）。他們利用各種媒體宣揚自己“受苦受難”的經歷，卻巧妙地掩蓋文革中被推薦上大學、參軍、入黨的事實。其實，他們所受的痛苦折磨，比起普通老百姓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只不過是失去了部分特權而已。所以，對于那些文革初期揮舞“血統論”的大棒，迫害知識分子、迫害“黑五類”而今又以特殊身份招搖過市者，實在令人嗤之以鼻。
然而，在否定文革的官方媒體宣傳中，往往把文革初期迫害老知識分子的罪惡行徑強加于造反派紅衛兵身上。從1966年6月至8月，造反派為反抗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抗爭，即使在工作組撤走后，工作組一手炮制的“文革會”、“主席團”、“籌委會”等組織以及以后改頭換面成立的各種紅衛兵組織，仍把批判“學術權威”、“牛鬼蛇神”作為大方向。大部分造反派紅衛兵是在“八·一八”以后組織起來的。這些組織的主體是出身好根子正的工農子弟。他們不唯成分論，根據毛主席“重在表現”的政策，歡迎出身不好、愿意革命的學生參加，也因此而遭到保守派的攻擊。當年河南流傳甚廣的“二七公社大雜燴、牛鬼蛇神排成隊”就是一個例證。實事求是的說，造反派也有犯錯誤的，甚至犯罪者，但大多數都是好的，是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始終堅持批斗“走資派”的大方向的。在否定文革的“揭批查”中，不少地方把造反派與“打砸搶”等同起來，甚至連“提漿糊桶的也不放過”，使這些文革初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軍隊介入后又遭到圍攻、逮捕、鎮壓的造反派，最終戴上“打砸搶分子”、“幫派骨干”、“三種人”等帽子，壓得抬不起頭來。許多人被判入獄，刑滿后不給出路，連做技術工作的權利也不給。十年文革跟黨跟毛主席無私奉獻，忠心耿耿，卻付出終生挨整的代價。文革中曾是上海復旦大學學生，現為深圳大學教授的安文江先生1995年說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第一批國民黨戰犯大赦是在他們關押十年之后……。紅衛兵造反至今已有29年，對他們20多歲左右的過失何以不能給予更多的理解和寬容？！我們黨有魄力對沈醉先生等實行統戰，我想更該對紅衛兵統一統的。”（見《1966我們那代人的回憶》第112頁，徐友漁編，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年10月）
以上粗淺的文字坦露了一個老五屆大學生、文革中造反派紅衛兵的心路歷程。放下筆來，心兒一下子輕松、清亮起來，終于體驗了一吐為快的愜意! 然而，靜下心時，沉重感又涌向心頭。作為毛澤東思想教育成長起來，又經過文化革命風風雨雨的一代人，僅僅為不平而鳴，實在顯得無奈。我常常這樣想，當年全國億萬人民（小官、學生、工、農、兵、革命知識分子），滿懷激情響應毛主席號召投身文化大革命運動，如果當時對文革不夠理解，有些盲從的話，那么，在歷經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當今社會上出現的私有化、兩極分化以及各個領域的腐敗現象后，對于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時性，應當有所思考，有所認識。我的這點文字，如果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激發出更多更有分量的文章，讓后人了解文革，徹底真實的記住文革，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1998年10月初稿
2008年12月修改
（原文署名“霜葉”，收入時文字作了修改）。
文摘二：
介紹四位美籍專家一張大字報
在筆者收藏的文革“文物”中，有一份在中國工作的美籍專家陽早、寒春、史克、湯反帝（湯姆森）寫的大字報，油印，八開，署名“三八紅旗翻印”，時間1966年9月24日。這個“三八紅旗”（戰斗隊）是哪個省、縣，哪個單位，已無從考證，但從不太工整的書寫以及作者英文名字字母多處謬誤來看，一定是比較基層的單位。唯其如此，才說明這張大字報在當年流傳的廣度、深度。（附件：大字報原文）
大字報中，四位外國專家要求取消對他們生活上的優厚待遇，要求和普通中國人民一樣參加勞動，參加思想改造，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在當時得到許多人的支持和敬仰。特別是毛澤東主席作了“我同意這張大字報”的批示，更增加了大字報的傳播速度。四十年過去了，文革已經成了歷史。在金錢占據人們心靈，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 崇洋媚外成了時尚，大款、富翁成為高貴，貧窮、落后成為卑賤的今天，就更凸顯這張大字報的價值。可是，當年寫大字報的四位美籍專家現在如何？后悔了？回國了？這個問題一直纏繞在我的心頭。
世紀末的一天，筆者在《中流》雜志十周年座談會上，有幸見到大字報作者之一的寒春同志。后來又專程到北京昌平農機修造廠家屬院拜見了大字報的另一作者——寒春的丈夫陽早。一走進他們的家，我就感觸頗深。墻上懸掛著毛澤東接見陳永貴的照片十分醒目。住房和普通職工一樣是幾間平房，屋內的擺設簡單、陳舊，地上鋪的地板革，有幾處已經破裂卷邊。尤其令人感嘆的是他們自己用磚塊壘起來上面放木板而搭成的工作臺。顯然，在物欲橫流的今天，他們依然沒有享受生活上的特殊待遇，而是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從工作臺上放著的圖紙、繪圖工具和一摞摞的資料、英文報刊雜志來看，年近八十的寒春、陽早還在工作著。
當談到文革中的那張大字報時，他們十分激動。寒春翻出保存多年的大字報稿、毛主席的批示和1966年9月在揭發外國專家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的發言讓我看。從和他們的交談和寒春的發言稿中了解到他們的經歷和寫這張大字報因由所在。
寒春，著名國際友人韓丁的妹妹。早年在美國從事核物理學研究，曾參加美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工作。后因對美國把原子彈投放日本廣島用于戰爭不滿離開專業，1948年來到中國從事農牧業研究至今。陽早，寒春的丈夫。早年在美國農業大學學習，和韓丁是同窗好友。1947年隨韓丁來到中國延安投身革命，新中國成立后一直從事農牧業研究。
文革初期寒春全家被“保護”在高級賓館內，與火熱的外界隔絕了。寒春說：政治待遇上，我們完全被當作資產階級專家來看待了，剝奪了我們所有的政治生活，甚至連同中國同志一起進行政治學習的機會都沒有了。在生活條件上，我們被安排到新僑飯店里住，給我們的工資也是難以置信的，費了好大的勁，我們的工資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我的孩子原來一直生活在農場里，生下來就和工農生活在一起，現在突然住到賓館里，讀書送到一個專為外國孩子和特殊的中國孩子開辦的住宿學校，這種特殊待遇使他們很不習慣。特別是以“安全”為借口，不許他們和中國孩子一起參加文化大革命，除了坐小車外，不許他們上街、上公園里玩。由于孩子對這種和以前完全不一樣的生活和教育，根本不能理解，九歲的女兒神經失常了：她見東西就摔，說我是中國人，我不是外國人。有一次，她突然拿起鋼筆亂寫一氣，我怕她把墨水滴在賓館的被單上，就把一張廢報紙墊在上面，她發狂地一股勁地往下寫，突然停住了，像個獅子似的，一下子撲向我，大聲喊：你看！你看！你這個壞蛋臭特務干什么？你還敢讓我破壞《人民日報》？讓我在《人民日報》上亂寫？顯然，在孩子的心目中，《人民日報》象征著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后來，韓春一家到人民公社經過一個月的正常生活，和勞動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女兒才恢復了正常。對此，寒春曾給外國專家局寫了一封長信，質問他們為什么要以高水平生活來收買外國人，剝奪他們的政治生活，剝奪他們與勞動人民接觸的機會，剝奪他們通過革命實踐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機會。接到信后，一位外專局的領導曾經來看寒春一家，但根本回答不了他們的問題，只是一個詞為了“安全”。寒春說：“為誰的安全？為革命的安全？根本不是。這是防止外國人被革命的中國人民‘污染’的安全，是讓修正主義的牛鬼蛇神把革命的外國人的孩子用金盤子獻給資產階級的安全！”
從寒春的發言可以看出：①他們寫大字報決不是心血來潮，不是趕形勢，而是發自肺腑的聲音。②他們是帶著國際主義精神來中國革命的，而不是來享受的。 所以，當受到高于中國普通干部的待遇時，他們由衷的憤怒，大字報中大聲疾呼：是哪個牛鬼蛇神指使給外國人這樣高的待遇？制定這樣的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③他們更看重的是政治待遇，迫切要求和普通中國干部一樣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他們十分懷念來到中國的最初十年，盡管那時物質生活十分貧乏，但平等的政治生活使他們無限滿足，所以他們稱這十年是“充滿著延安精神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階段”。④他們最喜歡和工人農民在一起。在賓館居住的日子里，生活待遇可謂優厚之至，然而與世隔絕的政治環境使他們極度絕望，女兒甚至精神失常。當他們到人民公社和農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一個月后，疾病不治而愈。⑤他們非常注重在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鍛煉和改造自己。寒春說，被排除在三大運動之外“就等于切斷了正確思想的唯一來源，使人們完全失掉對錯誤思想，對修正主義腐蝕的抵抗力。”⑦他們對兒女的最大要求是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寒春說：“我們的后代必須成為堅強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絕不允許成為修正主義分子。我們的孩子和中國的孩子應當受到同樣的待遇和嚴格的要求。”
筆者繼而還了解到，大字報另外兩位作者的情況：湯反帝（湯姆森）后來回了美國；史克（韓丁的前妻）仍在北京工作。當寒春介紹我去拜訪史克時，她在電話里用英語和她的前嫂嫂說話，我在一旁不時地聽到“大字報，大字報”的字眼。后來史克——這位85歲高齡的美國老太太，熱情地接待了我。她1948年來到中國，從事英語教學和外文出版工作至今。她談了她的家族革命史，談了文革中寫大字報的經過以及其他外國朋友對大字報的不同看法。在說到1967年9月8日她在國家外文局革命造反委員會隆重紀念毛主席對大字報“九·八”批示大會上的發言時，雖然已經過去30多年，但那種自豪、自信和對毛澤東的無比熱愛之情，依然蕩漾在那張藍眼睛、高鼻梁的白人老太太的臉頰上。最后，她從書架上拿出韓丁的《翻身》中譯本，介紹說：這本書是描寫土地改革后中國北方農民是如何走上合作化道路的。韓丁的另一本書《深翻》還沒有中譯本。
史克的爽朗、健談、還算流利的中國話，特別是對文革中這張大字報的清晰記憶和對毛主席的深厚感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對此次談話錄了音。最后還合影留念。
附件：大字報的全文（英文略）
為什么在革命心臟工作的外國專家被推上修正主義道路？是哪個牛鬼蛇神指使對外國人這樣的待遇：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不論哪個階級不論他對革命什么態度，都受到了這樣的“五無二有”的待遇。
五無：沒有體力勞動；沒有思想改造；沒有接觸工農的機會；不搞階級斗爭；不搞生產斗爭。
二有：有特別高的生活待遇；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這樣的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這不是毛澤東思想這是赫魯曉夫的思想，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結果是什么呢？
（1）使要革命的外國人，不能真正的掌握毛澤東思，只能口頭上說說。
（2）使革命的外國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
（3）阻礙在中國的外國人的孩子成為堅強的革命者。
（4）把革命的外國人和他們的中國階級弟兄隔開，破壞他們的階級感情，破壞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我們認為，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關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則問題，我們堅決反對這樣的待遇。
我們認為，要成為堅強的革命者，成為堅強的反修戰士,為了把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我們決心鍛煉考驗自己，我們的后代必須成為堅強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絕不允許我們成為修正主義分子。為此，我們要求：
（1）以階級兄弟對待我們，而絕不是以資產階級專家看待我們。
（2）允許并鼓勵我們參加體力勞動。
（3）幫助我們進行思想改造。
（4）允許鼓勵我們緊密的結合工農群眾。
（5）允許并鼓勵我們參加三大革命運動。
（6）我們的孩子和中國的孩子受到同樣的待遇和嚴格的要求。
（7）生活的待遇和同等的中國工作人員一樣。
（8）取消特殊化。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成為毛主席要求的革命者。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中國人民、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萬萬歲！
美國：陽早、史克、寒春、湯反帝
1966年8月29日于北京
毛澤東在1966年9月8日的批示：
我同意這張大字報。
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請你們討論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樣做。
如何請酌定。
毛澤東9月8日
文摘三：
淺談文革小報
報紙作為宣傳輿論的重要工具，在文革中被群眾組織應用到極致。經歷過文革的人大都知道，“出版”文革小報，無需經任何部門批準。群眾組織、戰斗隊，甚至幾個人一商議，一份小報就出來了。當然，多為油印小報。鉛印小報由比較有名氣的群眾組織所創辦。文革小報品種之多、名稱之新異、出版之隨意，在中外報刊史上絕無僅有。
文革小報究竟有多少種？確切數量很難考證。特別是鋼板刻寫、手工油印的小報，由于簡便易行，更是多如牛毛。例如：河南省醫藥公司從1966年11月27日到68年1月19日，共成立過群眾組織（戰斗隊）12個，伴隨著每個組織的誕生，都有一份油印小報問世。一個不大的行政單位竟有小報12種。文革小報數量之多，由此可見一斑。應該說明的是，油印小報雖然印刷質量良莠不齊，但資料性極強。組織的成立宣言、綱領、領導組成員、重要大字報躍然紙上，原始而無雕琢。河南省醫藥公司較大的群眾組織“二七公社革聯”主辦的《勁松》油印小報，從1967年5月20日創刊，到1968年6月8日終刊，共出版127期。每一期都刻寫工整、印刷清晰、欄目齊全，或紀實，或評論，或詩，或文，或插圖，或漫畫，詳細記錄了這一時期鄭州地區發生的許多事件，是一份難得的比較系統的文革參考資料。
文革小報品種數量的多寡，可以直觀反映出該地區文革運動的進程。筆者通過對29個省、市、自治區3000余種文革小報進行統計分析，品種數量占前四位的地區依次是：北京、四川、上海、江蘇，較少的是青海和西藏（系筆者一家之言）。西藏自治區，文革前人口180萬，僅有一所大學（西藏民族學院）還設在陜西咸陽，文革運動發展相對滯后，小報品種自然稀少。而與之毗鄰的四川省，7000萬人口，20余所大學，文革運動異常激烈，小報的數量卻是“全國罕見”（1968年5月，《四川日報》評論員文章《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潮》一文中說：“在四川，群眾組織的大小報紙，數量之多，是全國罕見的。”1968年3月15日，周總理接見四川省革籌和駐軍代表時說：“毛主席看了許多小報。重慶‘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性》，主席說叫‘反到底’批的一塌糊涂。還有什么《嘉陵江上煙云滾滾》，主席都看了。”毛澤東對小報的重視，從一個側面說明小報地位之重要。
文革小報的名稱，有鮮明的時代印記。“紅衛兵”是文革中率先出現的新生事物，受到毛澤東的高度稱贊。所以，以“紅衛兵”或“××紅衛兵”為名稱的小報各地都有。其中，寧夏一份小報干脆就叫《紅衛兵小報》；很多小報采用毛主席語錄或詩詞中的詞語或革命圣地作為小報名稱。如《風雷激》、《換新天》、《萬山紅遍》、《指點江山》、《井岡山》、《延安》等；文革中以“革命”、“紅色”、“造反”為時尚，所以《革命造反報》、《造反有理報》、《紅紅紅》、《紅爛漫》、《紅色造反》等比比皆是。以“新”字打頭的小報，如《新北大》、《新師大》、《新復旦》、《新南開》等，取其“舊貌換新”、“破舊立新”之意；也有一些與群眾組織名稱相吻合的小報。如：清華大學《井岡山》報、北京航空學院《紅旗》報、地質學院《東方紅》報、人民大學《人大三紅》報、河南《二七公社報》、開封“八·二四”、武漢《鋼工總》、湖南《湘江風雷》等；還有一類報紙，如：《血戰到底》、《××怒火》、《文攻武衛》、《殺派報》等，僅從名稱就可以聞到濃濃的火藥味。其中有的還把“第×期”改為“第×聲”、“第×炮”、“血戰×號”，更是激烈武斗的見證。從小報上頻頻刊登的死難“烈士”的照片、××慘案經過、聲討文章等，就可以理解“聲”、“炮”的含義，一期報紙何嘗不是一發炮彈，一聲吶喊！有的小報名稱聽起來怪異，其實是有背景的。例如：河南省安陽縣《雞毛上天》小報名稱，就來源于1955年12月，毛澤東為安陽縣南崔莊農業生產合作社《誰說雞毛不能上天》一文寫的按語；還有《狂人》、《大喊大叫》、《反到底》、《闖報》等，形象的反映出文革中人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狀態；還有《專刊》、《會刊》、《批×戰報》等，是對某人某事件的專題報道；而《揪壞頭頭戰報》、《反極左戰報》、《反武斗戰報》、《反復辟戰報》、《反逆流戰報》等，更直觀地反映了辦報者鮮明的政治觀點。文革中兩派群眾組織都辦有小報，其中內蒙古自治區造反派報頭上都帶有鐮刀斧頭標記，區別十分明顯。總之，林林總總的小報名稱就是文革的一道獨特風景。
文革小報的版面五花八門。一般多為八開4版，也有少量對開4版、4開4版的；有16開雜志型的，也有32開書籍型的。報頭幾乎都是采用“毛體”（毛澤東手書），以示對領袖的熱愛和崇敬。套紅版小報一般用于創刊號、各種紀念日、最高指示的發表、革委會成立等重大事件，彰顯出“紅彤彤”的時代風采。
文革小報大都是不定期出版。只有少數著名群眾組織所辦小報，規律性、連續性較強。如：清華大學《井岡山》報，從 1966年12月1日創刊，到1968年5月31日，出版了154期，其中包括一些合刊或專刊；上海復旦大學的《新復旦》報，創刊于1967年1月10日，出版51期后，9月1日改為《復旦戰報》，1969年5月7日終刊，共出版152期；河南《二七公社報》的前身是《直搗中原》報，出版33期后，1967年9月2日改版為《二七公社報》，1968年8月8日，隨著二七公社“倒旗”（即撤銷）而終刊，共出版148期；1968年8月12日，《河南二七報》創刊，仍是《二七公社報》原班人馬，沒有署主辦單位，實際上是由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直接領導，出版37期后（1968年11月5日）停刊整頓，11月25日改為河南省工代會主辦；河南省委機關“井岡山兵團”主辦的《井岡山》報，創刊于1967年9月10日，到1968年2月29日終刊，共刊出30期。1968年4月16日復刊，仍由原省委機關井岡山兵團主辦。到1968年8月10日第59期，改為原省委機關斗批改領導小組和原省委機關，井岡山兵團合辦，1968年12月16日，第82期改為省直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三團六營一二三連和原省委機關斗批改領導小組主辦，共出版86期，是筆者收集到的比較完整的一份文革小報。
文革小報的內容主要有：首長講話、中央文件、重大消息、批判文章、聲明、通告、以及組織之間的辯論文章等等。報頭旁大都刊有和主題內容相關聯的《毛主席語錄》，這是文革小報的顯著特征之一。文革小報作為一派群眾組織的“喉舌”，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同一次武斗事件，兩派小報的報道大相徑庭。各自斥責對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禍首”，言之鑿鑿、慷慨激昂，讓人難辨真偽。所以，對重大事件的判斷，主要看大局、大方向，看旁觀群眾的評判，還要看當事者對事件的反思以及中央的調查和表態，不能完全聽小報的一派之言。
還有一份小報不能不提。1967年1月18日，北京四中牟志京等同學創辦了一份《中學文革報》，署名“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傳部”。因創刊號上刊登了遇羅克（署名“北京家庭問題研究小組”）的《出身論》而名聲大振。《出身論》約3萬余字，從理論上批判了反動的“血統論”。該報首次印數3萬份，一售而空，在全國引起反響，一時洛陽紙貴。同時，也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第一期在印刷廠就被“聯動”搶走一部分，在以后三個月里，共出版了6期，其間重版了《出身論》9萬份。該報發行時間短、期數少、發行量大、影響面廣，在文革小報中獨具一格。
毛澤東說：文化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就是打擊面寬了，致使不少老同志受到沖擊。“全面內戰”就是武斗。這一些，在文革小報中都能體現出來。比如，含有諷刺、丑化成分的漫畫、宣傳畫、插圖、頭像等在不少小報中都能看到。1968年7、8月間，河南省一些小報登載了部分省委領導（時稱“走資派”）的頭像，受到省革委主任劉建勛的嚴厲批評。同時，也加速了群眾組織的“倒旗”(即撤銷)和小報的停刊。
文革小報的鼎盛期是從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底。1969年下半年大都停刊，少數更名后改為革命委員會機關報繼續出版。黨組織恢復后幾乎絕跡。
作為“文革”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文革小報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收藏價值。筆者是“文革文物”的收藏愛好者。自1993年起，經常徜徉于鄭州舊書市場（從早期的金水河畔、工人文化宮，到后來的古玩城），收集小報3000余種，涉及包括西藏在內的29個省市自治區。特別對油印小報情有獨鐘。隨著傳統印刷業被顛覆，油印方式被淘汰，其中字體工整、排版合理、插圖齊全的上乘之作，更顯得彌足珍貴。
文摘四：
鄭州大學文革概述
文化革命一開始，作為河南省最高學府的鄭州大學，不僅成了河南省的焦點，也是全國起來造反最早的四所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鄭州大學）之一。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大字報全文及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這些，在鄭州大學引起很大反響，歡呼、聲援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校園。晚上，中文系一年級李學生、王相海、席占修、劉作周等14位學生貼出了全校第一張批評校黨委的大字報：《請問學校領導，對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么態度?》大字報中批評了校黨委壓制群眾運動，單搞學術批判，把學校搞得死氣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樣子的錯誤做法。接著，政治系七人也貼出了質問校黨委的大字報。當夜，校黨委派人向省文革小組楊蔚屏（省委書記處書記）匯報情況。楊蔚屏說：“省委是相信鄭大黨委的”，“你們不是陸平，怕什么？”有了省委的表態，黨委書記兼校長王培育連夜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提出三條措施：①要立即反擊，追查寫大字報人的“歷史表現”、出發點；②不準進行串聯活動；③不準到校外工農兵中去宣傳。6月3日，全校性的反擊開始了。保黨委的人貼出了“鄭大不是北大”、“反對校黨委就是反黨”等大字報。對率先寫大字報批評黨委的學生扣上“小鄧拓”、“小吳晗”、“右派”、“三家村黑幫”、“牛鬼蛇神”等帽子，進行專欄批判、點名廣播，王相海、席占修還被拉到桌子上斗爭，讓其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據不完全統計，全校當時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見《鄭大聯委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鄭大聯委勁松戰斗隊1967.7.）。
6月6日凌晨，共產黨員、團支部書記王相海跳樓自殺身亡。下午，以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黨若平為首的省委工作組進駐鄭州大學。工作組進校后，繼續壓制運動，斗爭學生。6月7日晚，中文系四年級學生黨言川因聲援王相海的大字報被斗爭。6月9日，學生、共青團員張鳳芝（蘭考縣委副書記張欽禮的妹妹），因支持王相海等人的大字報，被污為“反黨分子”，在強大壓力下寫了《絕命書》，決定走王相海自殺的路，后因被同學發現，未遂 。
6月18日晚，在歷史系學生任延慶、郝秀仲的帶領下，部分學生去找系總支書記張××，又到“高干院”（即校領導住處）找黨委書記兼校長王培育均未見到，就自動聚集到文科樓前（王相海跳樓身亡處），聲討王培育鎮壓學生運動迫害階級兄弟的罪行。一時間，群情激憤，高呼“打倒王培育”、“槍斃王培育”等口號。——這就是著名的“6·18”事件。當天，省委決定撤銷王培育鄭大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組長職務。
6月19日，政治系四一班邵維鈞、賀長有等11位同學向中央發電報，說王培育反擊的根子在省委，要求中央派人來調查。
6月20日，省委對鄭大工作組加派力量，書記處書記趙文甫親自坐鎮。趙文甫先后召開黨員大會，強調省委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并采取種種手段，對邵維鈞、賀長有等提出的“王培育的根子在省委”進行反擊：對政治系四一班加派了干部；利用同學們之間不同意見的爭論，支持一方壓制另一方；翻查邵維均、賀長有、李春蘭三同學檔案，企圖找出其它問題；開辟專欄大字報對他們進一步施加壓力；召開有全校各系各班代表參加的會議，號召全校揭發他們的“錯誤”。工作組長黨若平甚至說過“對邵維均等同學，什么時候有空隙，就踢他們幾腳”的話。在對邵維均等同學施壓、批判的同時，還對和他們觀點一致的同學，采取歧視、冷淡的態度。這種作法從一個班擴大到一個年級，使不少同學受到株連。（見黨若平：《省委前駐鄭大文化革命工作組領導上所犯錯誤的初步檢查》1966年11月8日）6月21日，中文系決定全系聲討王培育，人已召集齊了，趙文甫不讓開聲討大會，改成分班揭發、批判，引起同學的不滿。
6月29日至31日，在工作組即將撤離之際，根據省委文革領導小組組長楊蔚屏的布置，工作組在三天之內，倉促了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即“校文革”）。“校文革”沒有經過群眾的醞釀討論，正、副主席和黨組成員名單，由工作組主要領導人醞釀之后提名通過。一直到8月4日，工作組還派人幫助“校文革”“建立工作秩序”，起著“參謀”作用。（同上）
7月31日，河南省委決定撤銷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王培育黨內外一切職務（1978年12月省委為王培育平反）、改組鄭州大學黨委。《河南日報》對此作了消息報道，同時發表社論：《一場針鋒相對的奪權斗爭》。報道中說：北大聶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報廣播后，廣大師生紛紛貼出大字報，聲援北大同學的革命行動，中文系一年級2班李學生等14名學生寫大字報，批評他們把政治斗爭引向學術討論，把文化大革命引向錯誤的方向。革命的火焰剛剛燃燒起來，對校黨委的問題才開始揭露，這班“資產階級老爺們”，就暴跳如雷，驚慌萬狀，他們急急忙忙于布置對革命師生進行“反擊”，他們把大好的革命形勢，說成是“像1957年那樣的右派向黨猖狂進攻”；把革命的師生誣蔑為“右派勢力”和“別有用心的分子”，把革命的行動，誣蔑為“向黨委進攻”，對貼大字報批評校黨委的師生進行“專欄批判”、“點名廣播”，安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叛徒”等罪名，威逼在大字報上簽名的人寫“檢討書”；對批評校黨委的學生采取調整住室、派人監視、組織圍攻；有四名團支部書記被撤了職……。在歷數了王培育鎮壓學生運動的種種“罪行”后，省委號召：鄭大廣大革命師生員工團結要一致，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務必將王培育的罪行揭深揭透，徹底查清，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對于河南省委的這一決定，鄭大部分師生認為，揪出王培育值得慶賀。但是，省委拖了40多天才處理王培育問題，犯了嚴重右傾思想錯誤，是“替自己開脫應負的責任”。
8月1—3日，中文系學生方復山、劉松盛寫了《致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信》（全文見鄭大聯委主辦的《革命造反報》創刊號66.8.10）。信中以真摯的感情反映了鄭州大學文化革命的情況，擺事實、講道理，指出河南省委、鄭大工作組壓制群眾運動犯了嚴重錯誤。8月2日，外語系鄭玉清、楊樹生等9人寫出《河南省委也休想逃脫責任！》的大字報。同日，中文系黨言川、王舉章等9人貼出了《徹底揭發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組執行的右傾路線》的大字報，對工作組進行全面的批判，并提出要追王培育鎮壓學生運動的“黑根子”。但是，以“校文革”為代表的另一部分學生則針鋒相對，認為：“河南省委駐鄭大工作組體現了黨的正確領導”、“否定工作組，實質上是否定黨的領導”、黨言川是“陰謀家、野心家”。
8月6日，黨言川第一個去北京，向毛主席黨中央匯報鄭州大學文革情況。接著方復山、劉松盛二同學也去到北京。三人聯名發表《致北京革命學生的公開信》，系統地向首都人民說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問題，同時向國務院接待站作了匯報。為此，正在北京開會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專門接見了他們，主動地承擔了河南問題的責任，明確表態要按照黨中央的十六條決定搞好河南省的文革運動。
8月15日，黨言川、方復山、劉松盛和劉建勛一同離京返回鄭州。同日，黨言川串聯部分同學籌備成立“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簡稱“鄭大聯委”，8月21日正式宣告成立）。當天晚上，黨言川等組織召開了“赴京情況匯報大會”。鄭州市其它大中學校的師生和各界群眾上百人前來參加。劉建勛和其他省委領導也來到會場。會議開始前，由于“校文革”要求主持會議，“聯委”同學不同意，雙方發生爭執，“校文革”被“聯委”同學趕下臺去。會上，黨言川等把北京的“紅衛兵”、“革命大串聯”、“炮打司令部”等新鮮事物介紹給群眾，并宣傳了《十六條》精神。
8月16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開“鄭州大學革命師生辯論會”，稱黨言川的匯報會是“黑會”，把強行主持“聯委”會議被趕下臺去，說成是“打了校文革的人”。一些群眾高呼“控訴黨言川一伙毆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黨言川”、“把黨言川揪出來”等口號。接著， 連續三天對黨言川及“聯委”同學進行圍攻斗爭。
8月18日，劉建勛、紀登奎、戴蘇理等省委領導來到鄭大與兩派代表見面，召開座談會，聽取意見。次日，劉、紀等再次來鄭大，召開全體師生員工大會，宣讀了劉建勛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中說：黨言川等三位同學到北京找黨中央、毛主席要求匯報鄭大文化革命情況，這不僅不是什么非法行為，而是一種革命行動；他們回校后召開的“赴京情況匯報會”不是什么“黑會”，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會；鄭大部分同學認為本校的文革會，不能代表他們的意見，因而自動醞釀成立聯委會，我認為不能說是非法的……。大字報共十條，不僅肯定黨言川等少數派的“革命行動”，而且按照十六條精神號召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
劉建勛的大字報使倍受壓制的黨言川等少數派歡欣鼓舞，隊伍迅速壯大。同時，也遭到“校文革”的強烈不滿。8月30日，李月珍、彭學敏、鄭毅濤等21人寫出《炮轟劉建勛》的大字報，對劉建勛支持黨言川提出疑問：“你們口口聲聲要支持保護少數， 難道我校的絕大多數師生員工都成了‘保皇派’了嗎？如果你也同意肆意歪曲污蔑的作法，要給我們扣上這頂‘保皇派’的帽子，我們決不答應!”
1966年年8月，鄭州大學金維珠同學貼出了一份轉抄河南省信陽地區光山縣一位學生寫的大字報——《千刀萬剮吳芝圃》。大字報中說：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吳芝圃，制造了“信陽事件”及信陽事件中最嚴重的“光山事件”，“自1959年重陽節吃最后一口米飯至60年春，光山縣四五十萬人被打死餓死三分之一以上，在最嚴重的時候，走一段路就會遇見幾具尸體，妻離子散、全家餓死者數不勝數，人民遭到了大劫殺，財產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壞，其慘狀不堪耳聞目睹，痛苦不堪回憶，筆舌無法描述!要知道58、59年光山縣的糧食獲得了大豐收啊!可是59年連種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篩下幾粒糧食也得上交，哪里談得上口糧!……。”這張大字報在聯委部分同學中引起了共鳴。1966年9月3日，在“聯委”發出的“炮打河南省委司令部”的《火急呼吁書》中寫到：“多少年來，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樣子，五千萬河南人民被窮白兩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尤其是在1958年以來，出現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問題和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這些事件，必須徹底追查清楚，堅決地把根子挖出來！……”。
9月4日，“聯委”成立了“專揪吳芝圃戰斗隊”，在歷史系二年級學生任延慶（聯委主要頭頭之一）的帶領下，十余人專程去廣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
9月5日，“聯委”在鄭州市體育場組織召開了全省首次“省會各界革命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線煽風點火”大會，來自鄭州、開封、新鄉、洛陽、許昌等地100多個單位的工人、農民、干部、學生及外地來鄭串聯的師生5萬余人參加了會議。大會發言中控訴了河南省委1959年前后“左傾蠻干”，造成“信陽事件”的罪行。
9月11日，“鄭大聯委”第二次主持召開“省會各方革命群眾炮打河南省委黑線煽風點火大會”，再次聲討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大刮浮夸風，高估產，高征購，造成數十萬人死亡的“悲慘歷史”，由于吳芝圃已調離河南，把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趙文甫掛上“歷史反革命”的牌子拉到主席臺。對此，參加會議的紀登奎等當場質問：你們有什么根據，說他是“歷史反革命”？
9月7日，“鄭大校文革”和“鄭大紅衛兵”針鋒相對的發出了《全省人民緊急動員起來，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資產階級當權派》的呼吁書。《呼吁書》中說“我省五千萬勤勞、勇敢的革命人民，在黨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確的領導下，尤其是從1958年以來，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們把持了一些部門。”“把省委內部所有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揪出來，統統地斗倒斗垮！犁庭掃穴、斬草除根，使之斷子絕孫、萬劫不復！……。”
66年9月9日，鄭大“紅衛兵戰斗師”宣告成立。其負責人是“校文革”正副主席彭學敏、鄭毅濤。這時候，黨言川的私人信件被披露，再一次讓“戰斗師”抓住了“把柄”。
66年8月下旬，新鄉師院“八三一”（保守派）得知該院學生朱××和黨言川曾有書信來往，趁該同學外出之際，拿出他的讀書筆記和信件，發現1962年黨言川給該同學的信中有“攻擊三面紅旗”的言論，就進行拍照后送給院保衛科長，保衛科長又送到新鄉市公安局內保科。9月初，曾在新鄉師院擔任工作組長的省監委書記丁石得知此信，如獲至寶，親赴新鄉要回照片，并由公安廳白副廳長放大保存，后披露出來。
黨言川在信中談到對農村58—59年情況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追根求源是我們黨中央在那幾年犯了不小的‘左’傾錯誤，其次在于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缺乏經驗，以及敵人的蓄意破壞有關。三面紅旗，現在我們的黨中央還想竭力地舉起來，但是三面紅旗中的兩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號召力，不用說工人、農民，就是參加58-59年實際生產不多的我們這些青年學生中間，提起大躍進，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種極度混亂的情況。從理論上講，大躍進、人民公社在中國是完全應該有的，誰不想中國早日富強，誰不想中國早日進入社會主義。然而如果像前幾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最好還是不實行的好，我認為三面紅旗已大體失去人心，要舉起來，是有困難的了，不過總路線這一面旗幟，還可以更多的舉起來，其它兩面旗幟如果換換招牌，或者不經過相當的努力，反復的宣傳，要舉起來難極了。”這封信成了黨言川“反對‘三面紅旗’”的“鐵證”。此后，鄭大“紅衛兵戰斗師”大造聲勢，聲討黨言川的傳單散發全省乃至全國，連邊遠的桂林也召開萬人大會“聲討黨言川一伙的罪行”。
對于“聯委”的 《火急呼吁書》和黨言川的《信件》，省委領導文敏生、紀登奎等也認為有“原則錯誤”。在“聯委”主持召開的9月5日大會上講話表態“你們的大會，風煽得好，火點得好，我堅決支持你們”的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會上說：“對鄭大聯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則，表面上應付它，暗地里慢慢壓垮它，我看黨言川不是個好東西”。
在“戰斗師”的重炮猛轟下，“聯委”于9月25日發出《關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書〉的聲明》。聲明中說：《呼吁書》中出現某些言詞偏激，對河南存在問題的某些提法不當，“我們虛心接受批評”。我們發出呼吁書的目的，是為了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是為了炮轟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資派。因此，我們認為，起草的這個《火急呼吁書》大方向是正確的。“不徹底改變河南一窮二白的面貌我們死不瞑目”。此后，“鄭大聯委”抓住運動初期省委和校黨委工作組執行的“壓制群眾運動”、“挑動學生斗學生”、“逼死人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方向狠批猛攻。66年9月19日，“鄭大聯委”再次召開河南省“揭發批判趙文甫大會”，公布了《把趙文甫的反動嘴臉拿出來示眾》的系統材料。此后，省委副書記、副省長趙文甫基本上被“打倒”，靠邊站了。而省委對“鄭大聯委”的繼續支持，也基于他們“大方向是正確的”。而對立派卻認為，“黨言川之流”已成為省委一小撮“走資派”劉、文、紀的“御用工具”，是真正的“保皇派”。
66年9月15日，“鄭州大學文化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造委”）宣告成立。負責人是數學系四年級學生張書震，還有馬鴻勛、楊欽寶等。從《宣言》中看出，“造委”和“聯委”大方向一致，自然是“戰略伙伴”關系。可是，既然方向一致，為何另起爐灶？這得從“造委”負責人張書震說起。張書震文革前就是共產黨員、學生干部。文革初期，是院黨委的紅人。隨著運動的深入，張書震和部分同學認清了院黨委、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真面目，決定當造反派。可是，對“聯委”的一些做法有不認同（如《火急呼吁書》和黨言川“信件”中關于“三面紅旗”的看法），于是，這些人就擁戴張書震成立了“造委”。66年10月15日，以王志明為首的部分學生成立了“東方紅公社”，和“聯委”、“造委”并肩戰斗。
1967年1月，“鄭大聯委”串聯省會各大專院校造反派再次組織了“專揪吳芝圃聯絡站”。一方面深入信陽等地調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廣州揪吳芝圃。鄭大聯委始終堅持清算以吳芝圃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傾蠻干、大刮五風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數群眾的支持，由少數派成了多數派，保守派“戰斗師”已基本瓦解。然而，河南省軍區介入文化革命后，風云突變。
1月22日，來河南串聯的清華大學學生唐×以“清華井岡山駐鄭聯絡站”名義發出了《27個為什么——劉建勛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鄭州大量印發、張貼。文中說：為什么省委揪出來的全是吳芝圃的老班底，而劉建勛帶來的班子卻紋風未動？為什么不去批判反動路線，卻先翻59、60年老帳？……省軍區公開支持唐×，并把是否打倒劉建勛，是否支持唐×作為衡量是否左派的標準。圍繞《27個為什么》，鄭州造反派出現了分歧。“鄭大聯委”等認為《27個為什么》是大毒草，唐×是“清華井岡山”的“冒牌貨”，鄭州工學院“造反隊”等卻和軍區保持一致。
1967年2月3日，發生一件趣事：“鄭大聯委”負責人之一的任延慶，冒充清華“井岡山紅衛兵”混入“鄭工造反隊”主持召開的大會會場，被認出后，當場揭穿，送號“冒牌驢”，并被帶到軍區照相。會后，“活捉冒牌驢”的傳單四處散發——從此，“老冒”就成了任延慶的代號（詳見附件三）。
1967年2月，在上海“一月革命”風暴影響下，革命派大聯合向“走資派”奪權是大勢所趨。鄭州地區造反派在大聯合中產生分歧，軍隊的介入使之迅速分裂。鄭大聯委、河醫東方紅、糧院聯委、豫農紅總、國棉六廠“工人赤衛隊”、鄭大附中紅旗、第二砂輪廠“造聯”、印染廠“八一”、 新鄉師院“八·一八”、洛陽“八·一六”等74個造反派組織，于2月7日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 在省軍區的支持下，“鄭工造反隊”和“中醫學院八三一”等成立“河南省造反派總指揮部”（簡稱“河南造總”），和保守組織“鄭大戰斗師”、“省直造總”等“十大總部”聯合起來，鎮壓“二七公社”。
2月9日，鄭大“聯委”、“造委”、“東方紅公社”召開會議，聽取赴京調查劉建勛問題的同學匯報，根據劉建勛到北京后的表現和北京幾個主要造反派組織對劉建勛的看法，統一了認識，決定保護劉建勛。2月10日，“鄭大戰斗師”在行政樓開始活動。社會上出現許多針對黨言川的鉛印大傳單，如：《黨言川是個政治大扒手》、《揭開河南省委收買黨言川的內幕》等。這些傳單大都是以劉、文、紀是省委“走資派”，黨言川是省委的“御用工具”、“保皇派”等為內容。
2月13日晚，“聯委”、“造委”、“東方紅公社”三組織召開合并大會，統稱“鄭大聯委”或“鄭大革聯”。14日，黨言川接到清華大學井岡山負責人蒯大富支持二七公社的電報。接著，北京和全國許多著名的造反派組織都發表“嚴正聲明”表態支持“鄭大聯委”和“河南二七公社”。
3月6日，省軍區駐軍、“河南造總”、“十大總部”在市體育場召開“省會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清華學生唐×在會上發言，說：“河南省市委內一小撮反革命兩面派的丑惡面目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們操縱的政治扒手黨言川之流煞費苦心拼湊起來的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河南省軍區第二政委何運洪在會上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動”，“鄭大聯委中的一小撮頭頭，必須向河南人民低頭認罪，必須交待他們的幕后策劃人”。會后，省軍區用飛機在全省散發《告全省人民書》（這就是眾所周知的“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的由來）。大會之后，“鄭大聯委”以及全省二七派遭到殘酷鎮壓，史稱“二月黑風”。會后，趙文甫多次給軍區寫信，說何運洪的講話是“極其重要的文獻”、“大長了無產階級志氣，大滅了保皇派威風”、“真正出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你們干得好！你們要干到底！”
3月8日，鄭州市公安局發出四條《通令》（《鄭州晚報》1967年3月10日第3版）：①“鄭大聯委”這個非法組織，必須遵照軍區決定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動。這個組織中的一小撮頭頭，必須交代你們的幕后策劃人，向河南人民低頭認罪。②“鄭大聯委”中的一小撮頭頭，限于本月15日前來鄭州市公安局進行登記。凡是屬于“鄭大聯委”的一切文件、資料、物資等，必須全部交出，不準轉移，不準銷毀。③凡是為“鄭大聯委”保存文件、資料、物資的單位、群眾組織和個人，必須立即向公安局報告。資料全部交出。④大多數受欺騙、受蒙蔽的群眾，要迅速覺醒，揭發“鄭大聯委”中的一切罪惡事實，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通令》最后說：“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若有違反本通令上述各條者，一律以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論處”。同日，省公安公社（公安廳保守組織）和鄭州市公安局派員進駐鄭州大學。在鄭大東生活區樹起了“非法組織鄭大聯委骨干分子登記站”的大牌子，勒令200多名“聯委”成員前往登記，投案自首，交待罪惡，48小時內寫出像樣的檢查。在化學系，“聯委”成員必須填寫“非法鄭大聯委成員罪惡登記表”。在歷史系，50名“聯委”成員中3人被捕，10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記，38人被斗，102人次被搜查，大字報點名40-50人，寫檢查113份，4340頁。在斗爭中，讓這些學生低頭、彎腰、翻戴帽，并對他們高喊“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等口號，40多名聯委學生被投入監獄。3月9日，黨言川在商丘被捕。接著，開封師院“八·二四”負責人陳紅兵、鄭棉六廠工人赤衛隊負責人申茂功相繼被捕。1967年8月18日，河南省軍區直屬機關披露一份“二月黑風”中的“黑名單”，是從軍區參謀長東××隨身攜帶的本子上抄下來的。當時是為隨時抓人準備的。其中有“鄭大聯委”16人：黨言川、方復山、任延慶、唐伯緒（唐一兵）、孟福海、殷樹山、杜秀萍、梁國喜、席占修、袁寶珠、劉玉欽、余明相、張松玲、李玉芳、李慶云、李長杰、王志亭。名單中有的人被抓起來，有的人及時逃離河南。后來，由于中央的一再干預，軍區才有所收斂。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總理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要河南雙方到北京匯報。可是，軍區為了摧垮“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參加北京談判，竟然支持“十大總部”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三○”、“七·一六”等駭人聽聞的攻打、圍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眾傷殘數百人，死亡數十人。當時鄭州大學文科樓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員的墓地。原鄭州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龔依群，曾寫過一組詩詞，取名《抗逆小集》，可作為河南“二月黑風”的佐證。如：①五月吟：刀光劍影遍街頭，烈火頻燒二七樓。熱血橫流何所懼？紅旗依舊傲中州（1967.6.2）②水龍吟：堪恨河南劉鄧，槍口對二七戰友。二月黑風，幾番血案，頻施毒手。小丑跳梁，蚍蜉撼樹，何傷之有？聽中州子弟，凱歌高唱，共風雷吼！（原載《革命造反報》鄭大聯委主辦，1968.2.7 ）
后來，經過“二七公社”艱苦不懈的斗爭，在中央有關精神和周總理的干預下，被捕頭頭得以釋放。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河南省三方（河南二七公社、河南造總、十大總部）進京匯報會。1967年7月10日，中央發出解決河南問題的〔1967〕216號文件。文件中指出：①河南省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②河南省黨內走資派是文敏生、趙文甫；③劉建勛是革命領導干部，并回河南籌備河南省革委會。軍區在給中央的檢查中這樣寫道：“我們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打擊了鄭大聯委與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錯誤地把劉建勛、紀登奎當成走資派，把他們支持的造反派組織看成是‘御用工具’；……在3月6日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以后，造成連鎖反應，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許多革命群眾組織，錯抓了許多人。……黨言川同學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會上一度出現了肅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讓革命群眾掛黑牌、請罪的錯誤傾向；這時，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乘機興風作浪，操縱保守組織，進行打擊報復，打擊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逆流……。”
中央文件和省軍區的檢查等于給“鄭大聯委”和黨言川平了反。67年8月以后，鄭州大學成了“聯委”的“天下”，聲討何運洪的罪行、敦促戰斗師“反戈一擊”、批判劉鄧陶、批判王培育的大字報比比皆是。聲討會上聲淚俱下，批判會場口號震天。在“鄭大聯委”主辦的《革命造反報》第31期（67.9.1）頭版《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一文寫道：“鄭大面貌煥然一新。被戰斗師拆毀的大字報欄又林立在校園。大字報、大標語、巨幅宣傳畫，琳瑯滿目。看大字報的人們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整個校園充滿了火熱的戰斗氣息。”“二月黑風”中軍區鎮壓造反派的內幕被揭露出來，證據確鑿，駭人聽聞。被軍區逮捕迫害的“聯委”同學，成了英雄人物。1967年8月23日下午，鄭州市公安局二七聯絡部在二七紀念堂召開“控訴何運洪滔天罪行大會”，特邀鄭大外語系學生杜××介紹“鄭大聯委”斗爭史，特別是她“二月黑風”中被捕坐牢的情況，十分感人。
1967年11月1日，鄭大革命委員會成立。黨言川擔任革委會主任。副主任由龔依群、任延慶、張書震、李長杰擔任；常委除正副主任外還有程天富、馬鴻勛、劉作周、方復山、唐一兵、孫日新、李恒福、袁寶珠。接著，各系革委會相繼成立：數學系11月10日下午成立，主任朱久海；中文系11月11日上午成立，主任席占修；政治系11月12日夜成立，主任殷樹山；化學系13日上午成立，主任韓立忠。還有物理系，主任侯德臣；歷史系，主任：余明相；外語系，主任李杰。革委會成立后的主要任務是大批判和教育革命。
1968年8月26日，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進駐鄭大。9月26日，鄭大聯委宣布撤銷。11月1日，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進駐鄭大。
1968年8月以后，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和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工作的開展，黨言川等同學相繼離開學校，到解放軍農場、農村“接受再教育”。1969年6月1日，毛澤東在鄭州的專車上接見劉建勛和紀登奎時，還問到“你們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嗎？黨言川怎么樣？”這說明毛澤東還沒有忘記黨言川。
以上關于鄭州大學文革概述，主要是依據筆者所存資料，其準確性、完整性遠遠不夠，誠望鄭州大學文革親歷者，給予批評指正。
2005年12月初稿
2008年12月修改
附件一：“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的由來
文革時，黨言川是鄭州大學中文系四年級學生。初期由于受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的圍攻、壓制，得到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的支持，后成為“鄭大聯委”負責人。1967年2月，河南省軍區介入文革后，說黨言川是劉建勛的“保皇派”、“反動學生”。3月6日，省軍區召開10萬人大會，第二政委何運洪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會后，用飛機撒發《告全省人民書》等傳單。3月9日，黨言川被捕。由此，“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成為當時家喻戶曉的順口溜。
在“河南造總”奪權主辦的《鄭州晚報》上（1967.2.12）登載有一首小詩，是3月6日在飛機上執行撒傳單任務的一個戰士寫的。題目很美：“春光無限好”。詩句很美：“豫西的群山在歡呼/奔騰的黃河在歡笑/與坐在機艙里的戰士/有同樣的心情，同樣的思潮……//是什么使我如此激動？/是什么使我今天的熱情這樣高？/是這堆滿機艙的傳單啊/把我的心與革命左派的心緊緊相交//《告全省人民書》是大奪權的進軍號/我們要徹底把資產階級當權派斗臭斗倒/《給毛主席的致敬電》是我們共同的心聲/表達了我們無限忠于毛主席的教導//……千萬張傳單飄下去了—-像春天的花種/在革命左派的心窩里扎根長茂。”……毋庸置疑，在戰士的心中，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支持“左派”是光榮的，而承擔“飛機撒傳單”的任務更是神圣的。所以，詩中表現出來的真誠、自豪、激動、愉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戰士的心是潔白無瑕的。至于支持的是否真正的“左派”，恐怕這位戰士也不會真正明白。時隔4個月，河南省軍區向中央作檢查，承認“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鎮壓了革命左派”，飛機撒傳單顯然是錯了。后來，黨言川擔任了鄭大革委會主任、省革委會常委、滑縣縣委副書記等職務。再后來，毛主席去世，文革被徹底否定后，黨言川因“造反罪”成了階下囚，撒傳單這件事又成了萬分正確。——就這樣反反復復，構成了這段特殊的歷史。
附件二：奇文共賞——《鄭大聯委興衰演義》節選
文革中以長篇小說形式描寫對立派組織的作品并不多見。在筆者的藏品中，有長篇小說連載——《鄭大聯委興衰演義》第二回，油印，16開。雖然沒有全本，作者、時間不詳，但從內容上來看，顯然是對立組織所作。細讀之，語言精煉、幽默，人物刻畫入木三分，對黨言川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假如筆者當時讀到此文，一定會稱其為“大毒草”的。如今，文革已成歷史，黨言川已經作古，功過是非，歷史自會有公論。試想當年兩派針鋒相對、勢不兩立，水火不容，寫出這樣的文字實在不足為怪。
這里節選片斷，寫的是1966年8月15日，黨言川、方復山、劉松盛到北京告狀和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同車回校后的事情。文中“凹面官人”是指劉建勛，“文大老爺”是指第二書記文敏生，副書記楊蔚屏冠以“黑貨”，書記處候補書記紀登奎冠以帶引號的“好同志”……看官注意：事情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文革”這一特殊年代，不然的話，這樣丑化省委官員，那還了得！
《鄭大聯委興衰演義》節選：
第二回 劉、文、楊應邀赴會 黨言川打人起家
話說車門開處，托地跳出一位青年來，顴骨高高，下巴尖尖，一副金燦燦的深度近視鏡，神奇的座在鼻梁之上。眾人一見是黨言川，怎禁得住一聲喝彩道：“好齊整的一條闖將！”這時只見一位女士搶上前去，一面接過言川手中之書包，一面說道：“哎呀！你可回來啦，言川！”在眾人喝彩聲中，悄悄地從車中又鉆出“文聯”的哼哈二將：一位大眼，尖臉，姓方名復山，字號石波，外人譏為“保皇先生”者。另一位，小眼，矮個兒，黑瘦子，姓劉名松盛者是也。問問知其底細者，無不啐道：“好個政治投機分子！”
歡迎儀式之后，早有一群人擁簇著往樓里而去。人聲嚷鬧，話不盡相逢之喜，就中一位兄弟高叫道：“言川哥，想煞俺也。”正說話間，一聲喇叭響亮，眾人回望階下，只見那小臥車掉轉車頭，砰砰煽出一股黑煙，急匆匆告別“皇”親而去。
見縫插針兒。如今且借黨言川在樓梯上講演之際，說話人交代幾句：這許多歡迎黨言川的同學中，多數還是革命或者要革命的，他們不同意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影響了的校文革，要自己起來鬧革命，好得很！但不合信錯了黨言川，受了欺騙！后來有人寫詩嘆曰：
不看衣著不看容，只看他心紅不紅；
交了好友同進步，碰上扒手害非輕！
且說中午宴罷，只見一個個往校門外機械廠去了。共是三十多條好漢。相見畢，黨言川徑自取了一塊半截磚朝屁股下一塞，便宣布會議開始。好言川，端的了得！不到一個午休時間，就把晚上要開的“赴京報告會”安排得停停當當：你貼海報，他送通知，并組織了大會主席團和保衛人員。黨言川心懷鬼胎，私下對幾個心腹說道：“咱不好好干，將來就被劃成右派”，幾個人聽罷，叫將起來：“阿川你放心，憑咱十八般武藝，又有書記劉……”，黨言川連忙打斷：“不可聲張！”于是幾個人便小聲說道：“又有劉書記……，管保弄個左派當當。”黨言川聞言，頓時眉開眼笑，又叮嚀一番，不在話下。
說話間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大操場人山人海，要聽北京經驗。……
這當兒，只見主席臺北邊一陣騷亂，閃過來四抹黑影。燈光下，只見是：凹面官人、文大老爺、“好同志”紀登奎和黑貨楊蔚屏。凹面官人還致了詞，說了些“大力支持”、“由群眾解決”一類的吉利話。這話有甚厲害處？是你有所不知，這官家封過的敢字當頭的小將，誰敢動他一下？切莫說他與這位官人又恁地要好！此是后話不提。
附件三：關于黨言川的漫畫
文革中漫畫作為政治斗爭的工具，被群眾組織廣泛應用。這組傳單形式的漫畫產生于1967年2月，4開，鉛印，共9幅。傳單名稱：《徹底揭開河南省委司令部的蓋子，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傳單署名：中共河南省委機關《韶山》革命造反隊。 產生背景：河南省軍區介入文革運動后，把省委劉建勛、文敏生、紀登奎視為“走資派”，把鄭大造反學生黨言川視為“保皇派”。這組漫畫就是以“劉、文、紀”和黨言川之間的所謂“主仆關系”、“秘密勾當”為內容而繪制的。
對于漫畫的內容，筆者不能茍同，但繪畫水平卻令人叫絕，劉建勛、文敏生、紀登奎、黨言川，個個形象逼真，惟妙惟肖。從收藏角度來看，不失為精品。
附件四：“冒牌驢”綽號的由來
文革時，任延慶是鄭州大學歷史系二年級學生，“聯委”主要負責人之一。1967年1月，清華學生唐×以“井岡山駐鄭聯絡站”名義寫出《27個為什么——劉建勛是什么人》的大字報，鄭州地區造反派在此問題上發生分歧。以“鄭大聯委”為首的多數造反派組織認為“清華駐鄭聯絡站”不能代表清華井岡山，唐×是“冒牌貨”。2月3日上午，支持唐×觀點的鄭州工學院造反隊等在鄭州市體育場召開“炮轟省市委大會”，“鄭大聯委”等被擋在會場之外。任延慶靈機一動，戴上清華“井岡山紅衛兵”的袖章，進入會場，后被戰斗師同學認出，當場被扭送到軍區，照了相。何運洪政委指示鉛印傳單數千份。會后，《活捉冒牌驢》的傳單在鄭州地區如雪片般大量散發。“冒牌驢，冒牌驢，不是人家是自己”的順口溜廣泛流傳。從此，“冒牌驢”成了任延慶的代號。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對任延慶仍以“老冒”稱之。
……
文摘五：
淺談文革中的改名故事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首次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當時，北京師大女中學生宋彬彬給毛主席帶上紅衛兵袖章（右圖）。毛主席問到她的名字后隨口說道：“要武嘛！”以后，宋彬彬便改名為“宋要武”。此事報道后，全國大中學校一些熱血青年懷著對領袖的無限熱愛，也把自己原名改為具有革命寓意的名字（工廠機關也有，相對少些）。許昌一高慕振奎同學是當時全國有名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他在一份“關于共青團的聲明”傳單署名后加上“我要改名毛要武”的字樣，連“姓”也改了。另一份“聯合聲明”的傳單，署名六人中有四人同時署上新改的名稱。新改名字中以“紅兵”、“小兵”、“向東”、“衛東”最多。當然，也有些名字改得令人費解。比如，新疆造反派“紅二司”頭頭、新疆大學學生“吳巨輪”，改名“胡亂闖”，1968年7月20日晚，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新疆部隊和群眾組織代表時，周總理對吳巨輪說：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真名，我給中央的同志介紹你叫胡亂闖。康生接著說：你是數學專業，頭腦應該清醒，邏輯性強，更不能胡亂闖。顯然，胡亂闖這個名字改得不好。不過我想，吳巨輪同學當時改用這個名字是為了表明造反當“闖將”的決心，以及對運動初期的各種清規戒律的反抗，不一定真的就“亂闖”。
文革中所改的名字，與當時出生的人所起的名字不同，文革后大多數恢復了原名。如：武漢閱馬場中學紅小兵白瑩，因家住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革初期就和大學生一起造反，改名毛海紅，即“要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插遍全世界，實現五洲四海一片紅”之意，參加了武漢水電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文革后雖然恢復了原名，但是“戰友”們至今仍以“小毛”稱呼她。（如圖）
當然，文革中改的名字，也有堅持用一輩子的。例如，開封師范學院“八·二四”一號服務員，原名陳榮升，改名“陳紅兵”，雖然文革后被冤獄二十年，至今仍叫陳紅兵，很多人已經不知道他的原名了；重慶特種鋼廠王敢斗，原名王福先，文革初期是該廠黨委監察干部，如今已經70多歲，仍叫“王敢斗”，他說，那時候我改名“敢斗”，就是要決心同邪惡勢力斗爭一輩子，而不是一陣子；我的大學同班同學原名湯本貴，文革中改名“湯向東”，畢業后我們各奔東西，從未謀面。九十年代初，我在一本農業科技雜志上看到署名“湯向東”的論文，就給他電話聯系：現在時興對文革“撥亂返正”，你為啥還叫這個名字？他嚴肅的說：我的名字本來就不亂，返什么正？我的心里頓時充滿敬意。“向東”——永遠向往毛澤東，他無愧于這個名字。
文革中的改名，看似一件小事，卻反映了文革這個大背景下青年人熱愛領袖、崇尚革命的心態。
文摘六：
文革事件鉤沉（選登）
文化革命中，各地區都發生過在全國頗有影響的事件。這些事件，反映了激烈復雜、波瀾壯闊的文革運動的進程。重述這些事件，可以從某一側面凸顯該地區文革運動的特點，對認識文革，研究文革，總結經驗教訓，具有以小見大立竿見影的作用。誠然，對同一事件的評判，立場觀點不同，結論也往往會南轅北轍，大相徑庭。但是，歷史真實是改變不了的。筆者作為文革文物收藏者，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對一些事件進行了考證、梳理，試圖用自己的思想觀點對這些事件進行表述，形成文字，再把這些文字匯集起來，取名曰文革事件鉤沉。雖是一家之言，但讀者可以見仁見智，評頭論足，批評指正。這里選登三篇，以期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上海“安亭事件”
上海是產業工人相對集中的城市，文革中工人運動開展得早、影響大，“上海市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負責人之一的王洪文，后來被選拔到黨中央副主席的顯赫位置上。這里敘述的“安亭事件”，就是剛剛成立的“工總司”同上海市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首次較量，并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1966年 6月12日，工作隊剛剛進駐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干事王洪文就貼出《剝開黨委畫皮看真相》的大字報，指出廠黨委不抓階級斗爭、執行修正主義路線、把群眾的意見當耳旁風等問題，王洪文因此被打成“反革命”。這張大字報后來被稱為國棉十七廠“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關于上海工廠運動初期的情況，原上海市委主要領導曹荻秋在檢查中這樣說道：“我支持了舊市委提出的對各單位派工作隊的組織措施，把矛頭指向了廣大群眾。我沒有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是劃框框、定調子，說什么大廠揪他五、六個，小廠揪他二、三個，排排隊。這樣就把運動的打擊重點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關系擺錯了，保護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扭轉了運動的大方向。……當我聽到國棉十七廠的工人貼的大字報時，非常錯誤地說：‘工作隊剛剛進廠沒幾天，就貼大字報，我看不是好人’，這輕輕的一句話，就斷送了人家的一生，把群眾打成反革命。”王洪文等正是因為被市委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在斗爭中涌現出來成為工人組織領導人的。
1966年11月6日，上海工人頭頭王洪文、潘國平、陳阿大、黃金海等30余人開會，決定成立全市性的工人組織——上海市工人造反總司令部。11月9日中午12時，“工總司”成立大會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大約10萬工人參加大會。王洪文被推舉為大會5人主席團成員之一。大會的主題是控訴上海市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前和會議進行期間，工人們多次邀請上海市委書記前來參加大會，市委不予理睬。一直堅持晚上8點，市委還是沒人來，工人們就游行到市委門口。晚10點40分，市委領導答應在友誼電影院接見工人。就這樣，晚飯未吃、衣著單薄的工人冒雨到友誼影院門前等候。然而，市委領導仍是沒有露面。這時候，工人們想起毛主席在兩個多月里先后六、七次接見了紅衛兵和革命群眾，而上海市委卻如此無視工人群眾合理要求，于是，群情激奮的工人們高喊我們上北京見毛主席去！向火車北站涌去。 “鐵”了心的工人們要進京告狀。——這就是“安亭事件”的起因。
1966年11月10日早晨，經過和鐵路局交涉，2000多工人先是上了進京的快車，后又改為慢車，到安亭車站后，列車拐到一個叉道里停住。然后，一批批工人、干部、工作隊長，還有科、局領導，從上海乘汽車趕到安亭車站，“勸說”工人不要進京。工人們感覺是受了騙。持續到12 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來到安亭與工人見面，講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意義，勸說大家回廠去。工人擔心回廠后遭受打擊迫害，提出五項要求：①承認上海“工總司”是合法的組織；②承認“11·9”大會以及工人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行動； ③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責；④曹荻秋（市委書記）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⑤對“工總司”今后工作提供方便。工人要求張春橋就地答復。張表示要給他時間。經過工人內部的辯論，大部分同意了張春橋的意見，返回到上海文化廣場。13日中午，張春橋來到文化廣場，代表中央文革小組簽字同意“五項要求”，同時又提出幾點具體意見：第二條加上“以后碰到類似的問題要派代表”；第四條“同意市委領導向群眾公開檢查”的同時，要求必須保證領導的人身安全；關于第五條張春橋說：工人要發揚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不要像一些組織那樣，要汽車、錄音機、照相機，你們盡可能少用一些。張春橋最后說：“我希望上海文化革命搞好，成為全國的模范。上海有200萬工人，是有光榮傳統的。上海的文化革命運動一定能夠走在全國的前面，如同工業上一樣。”
上海市委對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十分不滿。市委認為，中央對工廠文化大革命還沒有具體文件，更不能成立跨行業的群眾組織。而毛澤東在11月14日下午召開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會議上，說：“可以先斬后奏，總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毛澤東認為，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僅存在于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內，也嚴重地存在于工礦企業中。工廠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有助于著手解決這方面的問題。1966年11月17日，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工廠文化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全國工人運動隨之興起——這就是“先有事實，后由概念”，事實就是“安亭事件”，概念就是“工廠文革十二條”。
南開大學的“抓叛徒”事件
文化革命中，南開大學的“衛東”和“八·一八”這兩個在校內問題上觀點相悖的紅衛兵組織，都在揪“劉少奇叛徒集團”案件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受到中央領導的表揚，在全國享有盛譽。這里根據一份資料，介紹一下“八·一八”紅衛兵在“抓叛徒”活動中驚心動魄的艱辛歷程。
南開大學文革初期有三個組織：①“衛東”紅衛兵，1966年8月12日成立；② “八·一”紅色造反團，1966年8月18日成立；③“八·三一”紅衛兵，1966年8月31日成立。到了1967年5月4日，“八·一八”和“八·三一”聯合，統稱“八·一八”紅色造反團（簡稱“八·一八”）。 “八·一八”和“衛東”在校內問題上認識有分歧，后來發展為勢不兩立。例如，在一份“八·一八”主辦的《新南開》（殘缺版）小報（第22期67.5.22）空白處的《啟示》中這樣寫到：“自本月18日以來，“衛東”隊中一小撮暴徒，連續闖進我校印刷廠，搶劫一空，霸為己有，剝奪印刷工人抓革命促生產的權利。本期第一版已被搶去，第二、四版經過整理，才終于和大家見面”。當然，“衛東”為什么要破壞“八·一八”出報，也自會有他的理由。不過此事足以證明兩組織之間矛盾的激化程度。然而，這兩個組織在“抓叛徒”問題上，雖然各自一套人馬，各干各的，卻都作了大量艱苦細致卓有成效的工作。1967年11月22日，陳伯達、謝富治等中央領導第10次接見天津赴京代表團時，謝富治說：你們“八·一八”抓叛徒有功勞，“衛東”抓叛徒也有功勞，這在北京是很著名的。可是，誰叫你們打架呢？
文革中有一份流傳很廣，版本頗多的資料，就是根據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衛兵賈淑琴關于“抓叛徒”的報告整理而成的，時間是1967年12月29日。賈淑琴在報告中詳細講述了劉少奇叛徒集團的形成和多年來的復辟活動以及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衛兵一年多來“揪叛徒”的曲折經歷，從資料中多次出現“呼口號”、“熱烈鼓掌”、“長時間鼓掌”的字樣，可以看出該報告的轟動程度。以下是根據賈淑琴報告內容對“抓叛徒”事件所作的簡述。
劉少奇叛徒集團的61名成員都是老革命，當初他們在敵人監獄中是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在“反共啟示”上簽字畫押后被釋放出來的。解放17年來，他們認定是自己是“為革命叛黨”、是“組織行為”，所以，大都在重要領導崗位上擔任要職。可是，文革中的紅衛兵對此卻有不同看法。賈淑琴在報告中說，叛徒的出獄就意味著無數革命者的人頭落地，意味著許多黨組織的破壞。有一個擔任副部級職務的“叛徒”，出獄時出賣了60多個同志。安徽國民黨“反省院”一年內出來的叛徒就出賣共產黨員4000名，為此，國民黨給這個“反省院”還發了嘉獎令。當然，也有因拒絕在“反共啟示”上簽字而被長期關押，解放后又受到叛徒集團打擊迫害的例子，這就是山西劉格平同志。1936年，劉格平被關在北平國民黨“軍人反省院”監獄里。當劉少奇的指示傳到監獄后，劉格平拒絕執行。有人說：這是黨的命令，你不執行，出獄后也給你黨籍處分。劉說：“我是一個中國共產黨員，我要保持共產黨人的真正氣節。”就這樣，劉格平多坐了9年零3個月的牢。解放以后，劉格平是中央委員，行政3級，任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的職務。后來，劉少奇抓住劉格平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撤銷一切職務，將劉格平調任山西。在送往山西途中，劉格平被繩子捆綁扣押20多天。后來經中央決定，才不得不給劉格平一個有職無權的副省長職務。還說劉精神不正常，要強行送到瘋人院。直到文化革命中，劉格平才站了出來，當上了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文革中，劉格平曾9次接見“抓叛徒”調查團的同學，給予他們很大支持。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這些青年學生走上“抓叛徒”之路呢？賈淑琴在報告中說：文革初期，南開大學前任黨委書記高××被群眾揭發出有歷史問題，學生根據線索，到北京搞調查，經過多方查證，得知他的叛徒行為曾是劉少奇的指示。當時正是1966年10月，劉少奇還以中央領導的身份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學生們十分猶豫，經過一個星期的辯論后得出結論：這個叛徒集團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的頭等大事，飯可以不吃，命可以不要，一定要斗爭到底。于是，1966年11月1日，他們給中央文革和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打倒劉少奇叛徒集團》的匯報材料。11月9日，南開大學出現《看，高××反黨反革命的叛徒嘴臉》和《告全國人民書》兩篇大字報，呼吁全國造反派，徹底砸爛劉少奇叛徒集團。從此，200多人組織了若干個小分隊，奔赴全國各地，查資料、找線索、搞調查，除了西藏、臺灣兩個省，其它都跑到了。經費是校內外學生、工人師傅、農民兄弟捐湊的。
在“抓叛徒”調查活動中，出現過許多感人的事跡。有一個叫陳通的學生，共產黨員，是專管到圖書館查閱資料的。一次他三天三夜沒有出圖書館，直到勞累得了重病送到醫院搶救。還有一位趙福林同學，在他參加調查活動不久，他的父親接到匿名信，說他是“三反分子”，已經被開除團籍，他父親很生氣地寫信要他立即回家。當時，趙福林正在南京搞調查，接信后向同學借錢做了一面紅旗到雨花臺獻給烈士，墓前寫了一首詩：“半夜雨花臺，壯志滿胸懷。先烈為黨死，血澆百花開。繼承先烈志，自有后來人。誓斬叛賊手，為黨除奸害。”回來后含淚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認為自己的事業是正義的，也可能叛徒集團挖不出來，自己就會被打成“反革命”，為了不連累父母，情愿和父母斷絕關系，不把叛徒集團挖出來，誓不回家。直到一年后他當上中央文革的特派員才回家看望了父母。在學校留守的同學，為了保護調查材料也付出了代價。1967年1月9日，得知有人要去砸辦公室，姚正思同學用棉襖抱住調查材料逃走，當他把材料送到北京的時候，渾身上下棉衣凍成冰棒，用剪刀割開胸口衣服才把材料取出來。還有一個小分隊到東北大慶油田搞調查，路過林海雪原，火車因雪停開，他們在雪地里走了9天9夜，有的腳凍爛了還堅持走，行程幾百里，才到了目的地。
在“抓叛徒”的調查過程中，最難的是被調查人的逃避、刁難和訂立攻守同盟。在抓到一批叛徒的時候，發現都統一口徑，都說是柯慶施指示叛黨的。無奈之下，他們給中央文革發了一封電報，不料僅隔四個小時，周總理就親自打電話說明情況：北方局的叛徒與柯慶施無關。周總理的重視更加堅定了他們“抓叛徒”的決心。調查中被打、被抓事件時有發生。這種時候，總是能得到中央文革和周總理的支持而脫險。比如，到南京的13位同學被陷害逮捕，康生親自打電話，釋放了他們。最后，調查材料終于轉到周恩來手里。周總理看了后，親自通知“八·一八”來京匯報。
1967年4月26日，首都北京舉行了《徹底粉碎劉少奇、彭真、薄一波叛徒集團》大會，南開大學“八·一八”代表在大會上發了言，大會還宣讀了劉格平的書面發言。《新南開》小報第16期上登載了對這次大會的報道和發言的全文。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中國不變色，死了也甘心！”這是南開大學兩派紅衛兵“抓叛徒”中的誓言。“中國不變色”道出了他們歷經艱辛參加“抓叛徒”活動的初衷。
青海省西寧“二·二三”事件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1月28日，中央軍委發布了《中央軍委命令》（即八條命令），要求解放軍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奉命到西寧地區支左工作聯合辦公室擔任副組長。2月23日，西寧市發生了開槍流血事件，即“西寧二·二三事件”。這是全國最早發生的“支左”解放軍鎮壓群眾組織的流血事件。
1967年2月23日，為了對報紙電臺實行軍事管制，趙永夫調動武裝部隊，親自任總指揮，組織武裝奪占報社，與已經奪權控制《青海日報》的造反派組織西寧 “八·一八紅衛兵戰斗隊”發生武裝沖突。軍隊開槍射擊，共傷亡377人，其中群眾（多為學生）死亡169人，傷178人，軍隊死亡4人，傷26人。青海軍區將此情況向中央軍委和林彪做了匯報。同日，葉劍英聽到趙永夫電話報告后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中央文革小組最初保持沉默。幾天后，他們在《簡報》上刊登紅衛兵控訴武裝鎮壓的來信，由張春橋等人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重新審查青海事件。毛澤東于3月1日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3月21日，毛澤東、林彪對青海問題的調查做了批示。根據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于3月24日做出《關于青海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中央經向有關方面進行了反復調查，青海問題的實質已經基本清楚。（一）青海省軍區內部問題是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翻了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的領導，篡奪了軍權；（二）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后，勾結二○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300余人，甚至向15、16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三）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蒙蔽群眾，所謂“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擁有大批槍枝，并首先開槍，毫無根據。經向在現場的許多革命群眾調查，守衛青海日報社的“八·一八”群眾，并沒有槍枝。趙永夫等人，派了專門小組進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槍；（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書記王昭直接有關。根據這種情況，決定處理辦法：（一）中央軍委命令，由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全權負責處理青海問題，并由蘭州軍區派負責人協助；（二）除獨立師、獨立團歸劉賢權司令員指揮外，其他駐軍在處理青海問題上，也統一由劉賢權司令員指揮；（三）向群眾宣布“八·一八”為革命群眾組織。2月23日流血事件，應由趙永夫和張××負責。要為死難的革命群眾恢復名譽，給予撫恤。對負傷的群眾，要負責進行治療。因為這個事件而被逮捕的群眾和干部，一律立即釋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四)受欺騙和蒙蔽的群眾，概不追究。群眾組織之間的問題，用整風的方法解決。嚴防壞人挑動群眾斗群眾；(五)解放軍是偉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制造的，廣大的當地駐軍的干部和戰士是沒有責任的。一切革命群眾同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緊密團結起來，堅決打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六）著手籌備建立以劉賢權同志為首的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七)趙永夫隔離受審，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文革結束后，中央對趙永夫問題重新審查，認為趙永夫所犯錯誤是人民內部矛盾，決定給與撤銷黨內外職務處分，原級別不動，按正師職重新安排工作。）
從毛澤東和葉劍英對“西寧二·二三事件”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反映了在對待群眾運動問題上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斗爭。
注：《霜葉集》部分內容已用“一丁”這一筆名在本網發表過。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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