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評書名：大國游戲——看中國如何磕贏世界
經濟巨人，文化侏儒，能算大國乎？
河清
http://blog.artron.net/space.php?uid=62953&do=blog&id=302870
（這是一篇給世界知識出版社準備出的新書《大國游戲》寫的書評，既有評述，也夾帶了一點自己的“私貨”……）
有幸先睹井底望天君的《大國游戲》，痛快，叫絕。井底君的許多見解，與鄙人所見略同，心有戚戚焉。
凡大學問大才識者，都很謙虛。學問貫東西，只稱得“管錐”。才識通五洲，卻說坐“井底”。事實上，國內有太多的“知識分子”，他們倒真是坐在井底，成日里都在怨罵中國自己歷史文化的“愚昧”，自己國家的“落后”，艷羨人家的“文明”，把人家拿來忽悠人的幾句口號，當成是“普世價值”……
《大國游戲》首先以一種恢弘的歷史視野，尤其以一種“地緣政治”的敏銳感，分析了戰后歐亞諸國的歷史，做出了相當精辟的論述。這種對地緣政治的特別關注，正是國內一心跟定美國指揮棒的主流“精英”所缺乏的。中國在聯合國對制裁朝鮮投了贊成票，可謂這種缺乏地緣政治感覺的登峰造極。（幸好，有關方面終于察覺到了問題，最近一兩個月做了緊急補救）。
《大國游戲》對未來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對伊朗和俄羅斯在未來大國博弈中作用的描述，令我聯想起兩年前在巴黎買的一本書：《中央情報局的報告——2020年的世界將是怎么樣？》，由法國國際關系史家阿德勒（A. Adler）編著*。這個報告也預言了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報告對未來15年的世界前景有四個版本：1. 達沃斯共識的世界 2. 美國治下的和平 3. 新的哈里發統治 4. 恐怖的輪回。美國的智囊謀士們當然希望是前兩個版本，而不希望是后兩個版本。
世界究竟是否會朝著他們所愿望的方向發展，阿德勒提出了六點災難性變數：1.美國現今經濟模式短期內變得不可支撐 2. 全球化的變亂導致中國自給自足（自力更生）勢力的勝利 3. 中國的回頭又導致其他猶豫的大國倒向一個反全球化的軸心 4. 歐亞軸心（中國，俄羅斯，伊朗）的強勢崛起在西方引起深重混亂 5.極端伊斯蘭勢力在中東游刃有余 6. 基地炭火愈加復燃……第二第三點，可以讓中國歡呼“全球化”的世界主義“精英”深思。而第四點，最是西方擔憂的重中之重。地緣政治學的重要人物英國人H.J.麥金德曾提出，誰控制了歐亞大陸，誰就控制了世界。歐亞軸心地帶，是世界的“中原”。世界列強要稱霸世界都要在這里“逐鹿”。這個“北京—莫斯科—德黑蘭”形成軸心，是最令美國以至整個西方恐怖的。尤其，這三個軸心國家代表了三種與西方文化相異質的文化（亨廷頓）。正因為此，美國千方百計要硬賴在阿富汗，在三個軸心國之間扎入一個楔子，同時千方百計離間中俄、俄伊的關系。鑒于此，中國該怎么做呢？當然要加強“北京—莫斯科—德黑蘭”軸心了！
《大國游戲》在這方面的論述，顯示了極其難得的清醒。作者豐富的國際關系知識，令人大開眼界。
不過，《大國游戲》中最讓我看重的，還不是國際關系的分析，而是作者對中國重塑文化自尊自信的強調。這與我1990年以來一直倡揚“文化的民族主義”殊途同歸。
大國大國，不是地理上、經濟上、甚至軍事上的大國，最根本的是文化上的大國。一個擁有強大文化自信因而擁有強大文化力量、所謂“文化軟強力”的國家，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國。
據說一位西方國家領導人（好像是撒切爾）曾輕蔑地說：“中國不是一個大國，因為它不輸出價值觀。”說得多好！今天的中國不是不輸出價值觀，而是沒有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只認人家的文化價值為“普世價值”，自己幾千年形成的文化價值被認作“落后”“愚昧”。一個沒有自己文化價值觀的國家，怎么配稱大國？鐵娘子一點都沒有說錯：今天的中國還不能算大國。
為什么中國會落到這個地步？那是因為中國有太多的“精英”迷信西方文化價值，迷信美國“民主”。
井底先生說，當年英國在伊朗培養出一批“伊朗的英國人”，“一旦需要為英國利益而動作，他們就積極響應。”太傳神了。今天的中國朝野，也充斥了“中國的美國人”（我曾撰文稱他們為“一夜美國人”）。
這些人“把自己扮成假洋鬼子，張口托克維爾閉口光榮革命對美國和西方制度一知半解，對實際操作完全一頭霧水，只是滿足于讀完幾本民主入門教材，就成日高談闊論。在既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實踐又不了解中國傳統深入民心的政治理想的情況下，盲目用西方政治理想來批評中國的政治實踐”。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誤區在于，現在某些理論派人士對民主制度寄予了太大的幻想和過高的期望，以為只要有了民主這個‘好東西’， 一切疑難雜癥都會在這副靈丹妙藥之下痊愈。”井底先生提醒人們，這些人將把中國引向災難。
井底先生清醒地將這些人膜拜的“美式民主”，稱作是“這個世紀的新鴉片”，認為“民主、人權和自由”是一種“新帝國主義”，精辟！
我曾指出，1949年中國人在國家主權意義上是站起來了獨立了，但在文化上依然跪著，依然沒有獨立。因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一直信奉西方文化的三個核心概念“人權、自由、民主”，將其奉為“普世價值”。其邏輯結果就是井底先生描繪的景象：“一種事實上的無條件投降，而陷入西方國家的議題圈套……（與西方進行）人權對話，必然是自己把自己綁起來，讓西方人打耳光。”
井底先生義正詞嚴：應當“拒絕承認西方國家意圖強迫中國接受的普世價值。”中國有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如中國有不同于西方的正義觀：“重公平多于規矩，重人情多于道理，中國社會中存在高于法律的更高理念”；中國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觀：“中國的民意重點不在于如何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國民主最大的關注，不是官威（地方政府的威信），而是吏治。”所以，應當明確區別“（政治）體制改革和（行政）機構改革”。對于現今中國，最重要的是后者，也就是“吏治”：“把問政、聽政和督政的形式程序化”，“提高政府管治水平”，做到民意民情暢達。至理名言，完全正確。
井底先生揭示，美國并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美國總統并不是人民選出來的，而是美國金融-石油-軍火寡頭們事先挑選內定的，就像那位在南方種花生的卡特先生被選定做美國總統一樣。井底先生認為“美國的精髓是‘自由’”，與我在《民主的烏托邦》書中強調的完全一致：西方現代政制“只有‘自由’（法制），而沒有真正的民主。”
井底先生呼吁：“中國人已經到了一個必須自己用腦子想事情的時候了！”“中國的改革家們需要一種新的思維，就是在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發揮中國的傳統（也就是說讓現代化不一定是‘非中國化’）。”“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的崛起，成為世界超強，還必須在文化上創新。”
更準確地，應當說是一種“文化蘇醒”：中國自己的文化是有價值的，中國自己幾千年形成的價值觀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我曾提出“三個對等”：用中國文化的三個核心概念“仁—義—為民（民本）”，來對等西方文化的三個核心概念“人權—自由—民主”。人家的東西固然好，我們自家的東西也不錯，自己用起來還更受用哦！
非常贊同井底先生對70后80后的信任，因為他們“沒有三代前輩那種‘百年恥辱’的自卑情結”。我也曾在許多場合說過：那些30后、40后、50后、甚至60后都沒救了，他們面對西方、面對美國的文化自卑感已病入膏肓！跟他們辯論是白費勁。井底先生曾在書中說：“伊朗和印度兩國都用了二十余年時間才把親英勢力徹底清除。”中國需要多少時間才能把親美勢力徹底清除呢？
一個文化自卑的國家，是不可能成為一個大國的。這也是井底先生的《大國游戲》除了廣博精辟的國際關系論述之外，給讀者的最大啟示。
附：
（時政版《貨幣戰爭》每個中國人都能看懂的世界政治和經濟）
作者： 井底望天 著
出 版 社： 世界知識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9-9-1
I S B N ： 9787501236077
定價：￥32.00
編輯推薦
一本書偷窺世界，一本書看透中國；大國血酬游戲，中國逐鹿地球。這是一本被40多家出版社謝絕出版，最終由外交部原新聞發言人沈國放親自審核，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好書。這里是一個成熟理性的中國公民提供的最不扯淡、最不憤青、最具建設性和參考性的時政觀點，書中最具前瞻性的預言一一成為現實，堪稱世界上參與該游戲的諸大國之間的預演劇本。看蓄力60年后的中國如何改變，如何玩轉未來！
要想贏得世界的新思維——中國必須“磕贏”全世界！
看過《圣經》嗎？這本書就是另一個版本的圣經，因為它可以預言。
這是國內目前最敢說真話的書。
內文特色：
作者以身居國外的角度，站在美國這個“瞭望塔”上，說的話更真實、對國際局勢和大國之間的博弈看得更透徹。
采用新聞圖片與示意圖相互搭配的方式，讓讀者更容易了解和把握國際大勢。直接引用美國前國務卿賴斯中東之行的發言稿、巴基斯坦前總統穆沙拉夫在“紅色清真寺”事件中的電視講話、尤尼科國際業務副總裁98年2月12日在美國眾議院聽證會上的證詞，更顯真實和更具有震撼力，給你一個不曾知道的真實世界。
編輯觀點：
作者首先是以博客的形式在網絡上連載，沒曾想到很短時間就引起了網友的強烈關注，在我看來，作者在講述國內政策部分時明顯要比國際政治部分寫得好，其中不乏暗示過作者是有一些背景身份的圈內人士，以其經歷應該是在政策研究界有一定發言資格的。
當國人習慣于舊游戲中的思維定勢，聚焦于東南沿海彌漫的寒流之時，作者從地緣政治和能源安全入筆，勾勒從中亞、中東、北非、歐俄的政經大景，提醒我們早做準備，重視我們的西北、西南、華中、中原、東北，走出不平衡的被動現狀，打造本國主導的經濟自主循環。
回顧本書的寫作時間，與天下種種大事的發生日期，讀者不難發現，《大國游戲》系列，仿佛真的變成了這世界上參與游戲的諸大國之間的預演劇本。這事很是玄乎，很玄！
新美國基金會（The New American Foundation），這個美國科技新貴手中的思想庫，未來奧巴馬政府的可能的重要指針策源地，將此作為口號：Big Idea for New America。中國呢？誰來提供“大主意”？誰來為路線的靈活應變提供來源？
很顯然，這本書等待著的，一個是希望以民間智慧的力量，以拋磚的手法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一點見微知著的策略和新思維，另一個是希望引導中國年輕一代的思考。
內容簡介
建國60年后的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已不同往日，正在以個強大的負責任的大國姿態融入世界，而所扮演的角色也日趨重要。尤其在此次金融危機之中，世界看到我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與歐美等世界主要國家一起重構新的世界秩序。新中國的實力積累，不能簡單等同于經濟上的成就，大國、強國應該在政治、文化和道德上對整個世界有著廣泛的影響力。一個成熟的、有理解力的、獨立的、克制的社會心態，應成為中國未來的目標方向。
自2008年以來，國際環境出現了很多引人注目的變化，在機遇增加的同時，挑戰的來源更加多元化。歸納起來，國際環境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國際安全中的熱點問題多數有所緩解。第二，金融安全和各種非傳統安全的問題突出。第三，若干同中國關系密切的國家，國內政局發生較大變化，牽動著國際政治的變化。第四，中國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外部挑戰。
在上述日新月異的復雜國際環境下，蓄力60年后的中國將以一種什么樣的方式崛起？大國血酬游戲下，全新的中國即將出手！世界政經博弈中，今非昔比的我們如何該出招？研究國際問題的中國學者有哪些觀察與思考？本書提供了部分答案，希望借此引起相關部門和普通百姓對中國當前所面對的國際局勢的重視，并以拋磚引玉的方式提供一些頗具參考價值的建議。
作者以其固有的獨特視角，提供了關于世界形勢、全球格局的發展趨勢、大國關系以及中國的相應戰略與對策的最新觀察和思考，作者以歷史的眼光和全球視野，通過嚴謹的論證和理性的探討，對中國崛起進程中的國際關系、地緣環境、政治改革、文化軟實力、市場化困境等宏觀和微觀問題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析，以生動的筆觸、簡潔的文字、富有激情而中正理智的思維，提出了全新的觀點和應對之策，并由此展開對中國未來命運的深入思考。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基于“為中國策，為大國謀”的宏大思想，在此獻上一個中國人對祖國美好未來的展望和祝愿。
作者簡介
井底望天，貴州人，成長于安徽合肥。自幼對政治、歷史、經濟有濃厚興趣，曾參與同日本、韓國等國的科研交流活動。90年代初赴美國，先后在中東、東歐等地工作，后定居于舊金山，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四十余年，研究領域為大國關系、俄羅斯與中亞問題以及國際關系史等，與美國政界和經濟界有著密切聯系。
目錄
友人代序
友人評序
2008年1—10月大事記
第一篇·回顧
第二篇·中亞
第三篇·中東
第四篇·石油
第五篇·西北
第六篇·亞洲
第七篇·穩定
第八篇·方向
第九篇·崛起
附錄
致謝
序言
2008年，是一個將被歷史記住的年份。
不是故弄玄虛。
20世紀，英倫有學者，名曰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霍教授在浩瀚史海中驀然回首，看到了四個年份。
它們分別是：
1789年，發表了《人權宣言》的法國大革命；
1848年，終被鎮壓的歐洲1848年革命；
1875年，席卷歐洲的經濟危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啟動告別世界中心舞臺的序幕。
他有幸親眼目睹另一個重要時刻：1991年，蘇聯紅旗落幕。于是窮盡其后半生，洋洋灑灑，寫出四本史證力作流傳后人，并以此學識，為不列顛女王封爵。
它們分別是：
《革命的年代 1789—1848》
《資本的年代 1848—1875》
《帝國的年代 1875—1914》
《極端的年代 1914—1991》
1991年以后是什么年代？2008年以后是什么年代？
享有當代史學大師之稱的霍老先生并沒有給出答案，也許，作為歷來長于回顧的歷史學家，他也不愿意冒風險，為我們遠眺藍圖。
奧巴馬說：We need change!
美國需要，改變！
于是，在危機烏云中的2008年11月，他，一個有色人種，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最終當上了美國總統。
我們不知道他是否有能力，像他引以為榜樣的民主黨先賢羅斯福一樣，救美國于危情之中，我們更不知道他是否有能力，能夠在最長八年的任期里還他的選民一個讓他們懷念的肯尼迪的60年代。
需要改變？改變什么？為什么要改變？
在美利堅舉國喊變的時刻，中國正在慶祝改革開放30周年。但是，對經濟蕭條的憂慮正四處蔓延，已經彌散在中國各地，尤其是東南沿海這個過去的“經濟明星”的上空。
霍老先生停筆的年代，是1991年。大概從更早的1980年起至2007年，可以被稱為“資本的年代20”，而其中從加速到繁榮再到狂歡的年歲，就是1991至2007年。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與美國，在過去的十幾年里，宛如兩個齒輪，相互咬合。美國的產業空心化、經濟金融化，對應的就是中國的工業化和經濟全球化。
第二個“資本的年代”，與一百多年前的第一個“資本的年代”（1848—1875）相比，其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百年前的那個資本狂歡，很大程度上是各個國家內部的狂歡和社會分化，盡管英國的資產階級日益成為資本輸出者，但在那個年代，除了跨國的證券認購以外，產業的跨國轉移，跨國的階層分化，尚不明顯；而在現代信用貨幣制度和發達的航運、信息技術的輔助下，這15年的資本狂歡卻是一個跨越國界的盛宴，今天美國的浮華化，遠遠超出了富裕階層的范圍，而是蔓延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人們制造了大量的貨幣，而亞洲，或是發瘋地追求這些“貨幣財富”——美元，或是不由自主地卷入這個跨越大洋的游戲里去。
當然，奢靡的生活，終究會有償還的一天。盡管世界各國主流媒體在想方設法掩蓋各種矛盾——2006年8月26日，正是“流動性（貨幣）過剩”充斥全球財經媒體的時刻，每個經濟學家都在高喊：錢，太他媽的多了，不識趣的美國財經評論家彼得•希夫（Peter Schiff）警告：好日子快要結束了……各路專家神棍，包括第二個“資本的年代”的啟動人——里根政府時期的總統經濟顧問拉弗（Arthur Laffer）哈哈大笑：彼得是個瘋子，徹頭徹尾的精神病。盡管彼得•希夫開出的藥方讓人不敢恭維，然而還是要欽佩他在危機面前的勇氣。至于那個拉弗，當時還敢在電視上和希夫打賭，到了兩年后的2008年仍然嘴硬，不肯服輸，顧左右而言他，成為美國全國的笑話。
一年以后，金融連環爆炸炸響；兩年以后，哀鴻遍野。
游戲崩盤了，資本的年代2.0，終結了。
1848年至1875年，“資本的年代”;
1991年至2007年，“資本的年代 20”。
1875年至1914年，“帝國的年代”；
2008年至 ???? 年，“??的年代 20”?
很多事物是呈螺旋狀上升的。國際格局也一樣——從經濟到政治，再到軍事。
在19世紀“資本的年代10”的30年里，世界的中心——歐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就是德國力量崛起的前奏。
在21世紀“資本的年代20”的15年里，世界的整體——全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就是中國崛起的前奏。
1830年，“德意志”只不過是個地理概念；1875年，德意志不僅是一個國家，而且是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1992年，中國只不過是世界銀行“低收入國家”中和埃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并列的一員；2008年，從倫敦《經濟學人》到紐約彭博財經頻道，到處是對China的呼喚、議論、念叨、詛咒，或酸，或妒，或羨，或盼，或捧，或損。
不同的是，德國人是有意為之，中國人呢——自己還沒有完全意識到。
19世紀，德國的國民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zt）勾勒了亞歐大陸橋，他的思想上的學生們勾勒了以德國為中心，從土耳其到中東的經濟體系的龐大構建計劃，并且擴張到沙俄、波斯灣諸國。
中國人呢？似乎，尚未有可比肩者。
人類的生活，歸根到底是經濟生活，是產品的生產與消費。
世界的變化，歸根到底是生產與消費在五大洲之間的轉移。
什么是世界的變化，很大的變化是產品的來源地的變化——無論這些產品，是華為、中興、比亞迪把東洋、西洋打得落花流水的拳頭產品，還是或螞蟻型或山寨型工廠晝夜輸出的極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人的“低端”產品。這個變化，一層帶一層，帶動著社會結構的變化、政治潮流的變化，以及——軍事焦點的變化。
這種世界經濟格局的巨變，本身就是中國這個大象踩進世界這個澡盆，去參與、塑造，或被動接受，或主動促成的結果。
這個世界巨變所編織出來的經濟網絡，又直接作用于它的編制者——現在的中國，并在發生麻煩的時候，有可能在短期內帶來負面沖擊。
巨變后的世界體系，再次走到下一個巨變路口的時候，下一輪游戲怎么玩兒，將取決于中國的選擇。
30年前，15年前，在美國的邀請下，中國參加了游戲，西方把它稱為全球化、市場化；
在這個游戲中，中國成長了，雖然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今天，游戲被客觀的經濟之力終結了，但是，游戲后，更多的話語權落在了中國手里；
是繼續被動適應，乃至功敗垂成，還是化被動為主動，參與制定新的游戲規則？
這是崛起的前奏，記住，僅僅只是個前奏。
高潮或者走調，還要看后頭。
2008年的年初到年中，我們有大雪，有“火炬保衛戰”，有大地震，有奧運會。
也許正是經歷了磨難，才使國人更加團結，才使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更加增強。
奧運會有如巨大的磁場，凝聚起海內外中華兒女繼續為民族復興團結奮斗的決心。
一位身處海外的中國人，在這個特殊的年份里，留下了一份特殊的政治經濟筆記。
有感于70后、80后的中國年輕人護衛火炬的激情，按捺不住心中糾纏的那一絲絲憂慮與欣慰。他決定用高中生也能接受的通俗語言，來詮釋國際政治與經濟。
《大國游戲》第一卷的寫作時間始于“火炬保衛戰”和汶川大地震后的2008年5月23日，終結于奧運會前夕的8月5日；第二卷起始于奧運會揭幕的8月8日，終結于華爾街山崩地裂的10月4日；第三卷起始于美國朝野慌亂的10月5日，終結于金融危機開始發酵并蔓延世界的2009年1月17日。第四卷和第五卷目前尚在編寫中（截至本序寫作時）。
當國人習慣于舊游戲中的思維定式，聚焦于東南沿海彌漫的寒流之時，作者從地緣政治和能源安全入筆，勾勒從中亞、中東、北非到歐、俄的政經大景，提醒我們早做準備，重視我們的西北、西南、華中、東北，走出發展不平衡的被動現狀，打造本國主導的經濟自主循環。
回顧日記的寫作時間，與天下種種大事的發生日期，讀者不難發現，《大國游戲》系列，仿佛真的變成了這世界上諸大國之間游戲的預演劇本。
玄乎？事實也。
美國華盛頓特區智囊團（The New American Foundation）這個美國科技新貴手中的思想庫，奧巴馬政府的重要策源地，將此作為口號：
Big Idea for A New America。
中國呢？誰來提供“大主意”？誰來為路線的靈活應變提供指導？
What Idea? What China?
是時候了！
大國，大國民，大主意，大思想，才能玩得起大游戲。
大國游戲。
逐鹿地球。
媒體評論
專業書評
國慶與中秋節期間，朋友寄來《大國游戲》一書，說此書不錯，并囑托我為寫一篇書評。我一直拖到節后，才有時間拜讀，其間，已有另一位正在學習國際政治的年輕朋友向我推薦此書，說書中有很多國內并不常見的信息，很值得一讀。我便抓緊時間看了一遍，覺得確實是一本不錯的書。
——知名時政評論家 王小東
如果把一流高超的功夫看成是當今世界的科技水平、管理水平、經濟水平，那么，在一流高超的功夫之外，當今中國更需要一種屬于自己的文化，一種中國自己的價值觀，它不僅應該能使中國人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同時還應該能夠成為全世界公平、自愿接受的文化價值觀。在這個方面，《大國游戲》一書并未充分論述，有蜻蜓點水的嫌疑。當然，我們不能要求作者在一本書中完成所有我們希望完成的工作。總的來說，《大國游戲》一書還是一本值得一讀的好書。
——知名時政評論家 劉仰
《大國游戲》中最讓我看重的，還不是國際關系的分析，而是作者對中國重塑文化自尊自信的強調。這與我1990年以來一直倡揚“文化的民族主義”殊途同歸。
大國大國，不是地理上、經濟上、甚至軍事上的大國，最根本的是文化上的大國。一個擁有強大文化自信因而擁有強大文化力量、所謂“文化軟強力”的國家，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國。此書值得一讀。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留法博士 河清
我相信中國讀書人絕大多數都對自己的社會和國家懷有深切的感情，他們長期以來之所以在許多問題上站在洋人立場說話，表現出洋奴面孔，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不知底細。導致這種局面的，部分責任在于我們的教育資源過于狹窄，沒有給這一代讀書人打開世界視野。具有全球視野和中國立場的《大國游戲》，正好可以承擔給他們補課的任務。如果中國出版界每年都能出版一批《大國游戲》一類的好書，持續不斷地給不成熟的中國讀書人補課，這些人終將會像李鴻章和梁啟超那樣恍然大悟的。
——知名時政評論家 摩羅
與《中國不高興》比起來，《大國游戲》更像是一本謀士之作。前者的暢銷在于情感的鼓動，“持劍經商”“與西方有條件決裂”等幾個理念，還是一個意識層面的東西，吶喊的成分多于理性的分析，里面不乏各種政策建議，但因為情緒化和絕對化而不免令人生疑。相比之下，后者似乎理性平和得多，讀起來會產生某種愉悅感。
——知名媒體人士 老愚
網友評論
敘述方式比較“主旋律”，不特偏向意識形態語言，亦不特偏向濫情。不要笑這個標準低，現在很多同類網文都有這兩大通病。
——新浪網友：在云深處
以點帶面，從2008年的幾個重大事件切入，擴展至背景層面，最終使得這些切入點成為一個聯系緊密的全局圖景。
——新浪網友：山河鴻圖
在國際政治部分，作者和國內相關學界的“主流意見”保持一致，即美國獨霸是冷戰后各種麻煩的總根源，而國際政治的趨勢是“多極化”，即世界將要從美國這個“單極”轉向多個政治力量可以平起平坐的“多極”。作者判斷，2008年是美國冷戰后全球戰略從攻勢轉向守勢的一個重要分水嶺：軍事上的收縮，標志性事件是系列反恐戰爭的“事實失敗”，5年來在伊拉克一直看不到底；經濟上面臨“經濟自由主義”信念的動搖，標志性事件是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政治上是“普世價值觀”輸出，在東歐共產陣營瓦解后持續至今的政治動蕩，使很大一部分曾經的“普世價值”的支持者產生懷疑甚至拋棄該價值體系。在第一卷部分貼到水木以后，也引起一些網友的異議，比如有人認為作者是在鼓吹“叢林法則”。要我說，國際政治本來就有很大的忽悠成分，而作者很可能并不是搞這行的，當然就更不能套出什么“獨家密聞”，至于說忽悠得有沒有道理，看什么？看現實，現實印證了，說明忽悠得有一定道理和水平。
——鳳凰網友：中國崛起
書摘
一
2008年，對未來的歷史學家而言，一定是個代表著分水嶺的年份。
這一年，一個全新的國際秩序逐漸形成，全球的大國和準大國們都在這一年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重新洗牌，審視自己在爾虞我詐的國際叢林中合縱連橫的策略，為自己辨清當前的這一刻，誰是盟友，誰是敵人。
也是在這一年，西方對世界持續了400年的統治地位開始衰落，世界重心完成了它從東至西的漂移，開始向東亞轉移。自哥倫布時代起，從東亞，到西歐，到北美，再回到東亞的歷史大循環，開始走向收筆。
這一年，處在這一歷史大轉變的數個大國和國家集團都發生了重大變更，為未來的國際社會和全球體系埋下了又一輪明爭暗斗的伏筆。
其實，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已經在前一年發生：2007年，世界第一經濟強權美國已經不再是全球經濟的發動機，這一地位已經被古老而新興的中國取代。以前只要美國打個噴嚏，全世界就要患重感冒的情形已成了明日黃花。凡是經濟上變得相當依賴中國的國家，就不需要喝感冒茶。雖然流傳在這一年早些時候關于美國和世界各國經濟脫鉤（Decoupling）的預言，還有些言過其實，在美國轉成肺炎的時候，全世界也還會被嚴重地傳染。但由于中國經濟的興起，有能力保持住一定的增長率（8%以上），國際的經濟格局其實已經有了里程碑式的變革，只是，這一變革的主角——中國，似乎還尚未自覺。（中美經濟脫鉤論“Decoupling”）是在2007年危機剛剛從美國次貸業務爆發時流傳的一種說法，意思是中國可以擺脫美國而獨立進行經濟增長。由于中國的股市在當時還處于最高位，所以這種說法風行一時。由于中國經濟對于美國以及歐洲的需求依賴過大，這種提法還為時尚早，到2008年3月，風行一時的脫鉤論變成了“重新掛鉤論”（Recoupling）。但是當美國經濟危機后迫使中國轉型，此時，脫鉤會真正開始。——作者補注
其實，相比于經濟數字，2008年的新聞標題和全球發生的種種事件，更讓未來的歷史學家和分析家們興趣盎然。
2008年8月，中國通過奧運會向全世界展示了30年的經濟成就。對于中國來說，給自身進行一個總結歸納，提煉經驗和教訓，及時調整整體的經濟思路，為來臨的世界經濟暴風驟雨做好充足準備，打造出真正有內容的“北京共識”，這是當務之急。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來說，目睹了對中國30年來的飛速變化，如何與中國共同學習、修正、發展真正的經濟社會發展理論，并和中國合作，把中國的發展經驗活學活用在他們本國的經濟發展上，拒絕西方提出來卻被事實證明是發展“毒藥”的“華盛頓共識”，當成是他們觀賞奧運會的第一感嘆。而對于經濟逐漸衰落的西方大國來說，看到中國的欣欣向榮和生機勃勃，卻充滿了嫉妒之心，以至于圖謀利用奧運會作為人質，搞爛中國的名聲和形象，以此來達到要挾和勒索中國的目的。西方人打的是普世價值——（美式）*自由*的旗號，出的是“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請帖，要的是中國用其日益增長的大國影響力，為西方的全球經濟和戰略利益服務。
早在2001年國際奧委會授予中國北京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時，西方就開始對這個事件進行計劃。具體的例子，如美國重要政治經濟類雜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07年11月/12月期發表文章《北京戰場》（The Battle of Beijing），摘錄了若干自2001年以來一些組織準備在2008年夏天北京奧運會上搗亂的籌備過程。中國似乎被逼上一個兩難的境地。要么向西方妥協讓步，在許多國家的核心利益上讓步，以保證奧運會順利進行；要么堅持自己的國家利益，承受西方毫無道理的挖苦和攻擊。
可以想象的是，世人將看到兩個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以自身巨大的政治、經濟、外交和文化影響力，開始一場曠日持久的較量，而這場較量，將會對今后近百年的世界發展帶來深遠和長久的影響。
二
我們可以回過頭去看一看上一次國際秩序的大洗牌。
那便是發生在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強權英帝國和法帝國在與納粹德國的苦戰中勢力衰落，但仍然想保住自己在全世界的殖民地，繼續保持在全球的影響力，以圖重新崛起。
當時的國際形勢是美國經濟獨大，蘇聯軍事強悍，世界強權兩極化開始顯現。世界僅有的幾個大國中，德國和日本是戰敗國，當然沒份參與聯合國安理會的工作，而美國總統羅斯福和他的接任者杜魯門，將當時的中國當成大國之一的外交政策，也被英國首相丘吉爾和蘇聯領袖斯大林強烈反對。二戰即將結束時，羅斯福提出“四警察”方案，即將美蘇英中作為聯合國四大警察維護戰后世界秩序。此方案遭到了歷來輕視中國的英國和把中國視為待控制對象的蘇聯的反對。在羅斯福等人的堅持下，中國入圍，后來再拉上法國，奠定了今天的聯合國安理會格局。但以當時的世界局勢，希望中國成為一個對付蘇聯的輔助性的平衡力量，是美國的主要政策考慮。
當然，美國的用意是以那個*來制衡蘇聯，同時由美國駐軍壓制日本，來維護美國在東亞的獨霸地位。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瞬息即變的局勢超出了美國的掌控。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日本在這二十多年里，被美國扶持起來。
圖11左上和右圖：蘇伊士運河危機時占領運河北部
地中海入口的薩義德港口的英、法、以色列聯軍
左下：英國率領的聯軍打著聯合國旗號
借英法不支之機進入中東 圖12左：蘇伊士運河危機的地圖本書中的所有地圖均為示意圖，實際情況請參考中國地圖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地圖冊》。——編者注
右：埃及人民簇擁著納賽爾熱烈歡慶七月革命勝利
而在中東，美國開始取代英國勢力，成為該地區的唯一霸權。美國在1953年通過中央情報局策劃了伊朗政變，推翻了*獨立的伊朗摩薩臺政府，扶持美國傀儡的巴列維國王，從而取代了英國在二戰前在伊朗的統治地位。加上對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控制，美國已經在戰略重地——世界經濟能源倉庫中東形成三把鉗子的姿勢，控制住居于其中的*人。
蘇聯想伸一腳進來，就利用以巴沖突，通過當時的衛星國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提供可以和以色列先進武器抗衡的蘇制武器。于是美國和西歐便以停止向埃及的阿斯旺大壩提供貸款為威脅，這刺激了埃及總統納塞爾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用它的過路費收入來保證進口設備和建造大壩所需的外匯資金。
英法兩國以此為借口，聯絡以色列，在1956年對埃及展開軍事入侵，并占領了蘇伊士運河區。但是，當時英法兩國還未從二戰的廢墟中恢復，經濟上無力支持這場戰爭，于是兩國向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援助。這一要求立即受到美國的要挾，美國以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運河區和英法軍隊退出作為經濟援助的先決條件。經過痛苦的煎熬，英法不得不退兵，從此將中東的統治權完全交給了美國。
這一事件標志著英國和法國作為世界霸權的徹底終結。英國在1948年結束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讓以色列獨立之后，還控制著埃及。但是在1952年，埃及爆發七月革命，納塞爾上臺，推翻國王統制，建立共和國。本來美國支持英法在埃及的軍事行動，但是在最后卻變卦，轉而在聯合國安理會鼓吹停火協議，被常任理事國英法否決后，又通過聯合國大會運作，最終逼迫英法退兵。在英國勢力受此打擊之后，伊拉克的一幫軍官在納塞爾的激勵下，發動政變，推翻費薩爾國王，也成立了共和國。
英國的艾登政府因此而倒臺。至此，英國人明白了：從今往后，誰才是這個世界的真正老板。此后英國外交政策一直唯美國馬首是瞻，亦趨亦行，直到伊拉克戰爭，都是如此。而法國就此走上與美國分道揚鑣之路。開始和德國（當時的西德）和好，為最終的歐盟成立建立基礎。直到后來的越南（印度*）和阿爾及利亞獨立了，他們才真正明白大勢已去。
三
在這之后，美國就成了世界的主導力量。也許有人認為，一個大國之所以成為超級大國，必須在各方面都出類拔萃，其實并不盡然。當時的美國在經濟上確實是世界超強，通過兩次世界大戰發了軍火財，又沒有在戰爭中受太大損失。除了夏威夷的珍珠港和殖民地菲律賓經受了一點戰火洗禮外，美國本土絲毫無損。雖然在戰爭中人員傷亡巨大，但比起其他國家，還算是比較少的。但是，當時美國在軍事上其實并不占優勢，在朝鮮戰爭中還被新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了個下馬威。在歐洲，美國軍力比蘇聯要弱，需要通過核威懾來抗衡蘇聯強大的陸軍。在外交上，如果扣除傀儡臺灣當局和新收編的英國，其影響力和蘇聯基本是半斤八兩。在文化上，美國就更要稍遜一籌。
通常來說，一個霸權的影響力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恐嚇力。我軍事實力強，你不聽我的，就打你個鼻青臉腫；或者是我掌握世界金融和經濟命脈，對你實施經濟制裁，讓你有了上頓沒下頓；或者我朋友哥們兒遍天下，把握著世界喉舌，看你不老實，一起罵你個狗血噴頭。
二是收買力。和我站一邊，你有好處；如果還能幫我干一些事，就有更多的獎金。總之，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為利益而行，每個國家都是如此。
三是親和力。我的行為讓你佩服，你心甘情愿地和我套近乎。當然，如果套完近乎后，又有利益可分，自然是錦上添花。有的人認為這種親和力跟文化價值是一回事，其實是大錯特錯。現在西方的一些人，整日以為自己掌握著*自由的普世價值，就具有國際輿論的控制權和道德仲裁人的身份，就在世界上具有親和力，這其實是一種意淫的想法。對一些小國家或曾被殖民和欺負的人民而言，如果一個大國對他們尊重，平起平坐，不會動輒教訓他們，其實可能會更具親和力。 美國的強大，主要在于其收買力。二戰以后通過開放國內市場，使很多國家發了財，不僅包括北約圈子里的歐洲國家，還包括了東亞的日本和“四小龍”。
四
當然，在戰后的三四十年里，美國的霸主地位受到了兩方面的強大挑戰：
一是蘇聯的軍事挑戰，二是日本的經濟挑戰。
蘇聯的軍事挑戰主要是以冷戰的方式進行，唯一的一次“熱戰”可能就是古巴導彈危機。其實在兩強的對抗當中，持續的冷戰和軍備競賽對經濟實力較弱的蘇聯肯定不利，因為軍力強大的蘇聯在戰場上取勝比在經濟競賽上取勝的機會要大得多。當然，如果能夠既讓對方陷于戰爭泥坑，又無須自己直接出手而是在旁邊四兩撥千斤，那就更是上上之策。所以說美國入侵越南和蘇聯入侵阿富汗，都是各自的大敗筆。在新的武器系統裝備下，即雙方都具有完全毀滅對方的核武器而同時又沒有保障自己不被毀滅的導彈防御系統的對峙下，兩大國直接“熱戰”的機會比較小，因為凡是有矛盾，一般都可以通過調動、犧牲自己的馬前卒——各附庸國的利益而達到平衡。
這一軍事挑戰最后以戈爾巴喬夫盲動的公開性（Glasnost）和新思維（Perestroika）帶來的蘇聯解體而告結束。當然，冷戰中的中蘇分裂和中美友好都削弱了蘇聯的實力，但是只靠軍事一條腿，而沒有強大的經濟后盾，蘇聯的勝算本來就不大。
蘇聯的麻煩始于1979年對阿富汗的入侵。其實經過成本昂貴的軍備競賽，蘇聯和美國雙方的經濟資源都消耗很大。這之后的十年，蘇聯在阿富汗浪費軍力和經濟資源的同時，美國開始面臨來自日本在經濟上的強大挑戰。美國的汽車工業、電子工業和機械工業，都在日本的競爭下處于劣勢。日本人挾高位的樓市和股市，兇猛地出口工業產品和變成巨無霸的各家銀行，以一個超級暴發戶的姿態在美國展開購買狂潮，將美國的標志性建筑和象征，如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加州的圓石海灘高爾夫球場，以及好萊塢哥倫比亞電影公司，一掃而空，刺激得美國民間掀起了強烈的反日浪潮。
圖14蘇聯1988年發行的郵票，
左為公開性（Glasnost），右為新思維（Perestroika）
但是，日本對美國的挑戰無法帶去真正的威脅，因為日本在現實上還是美國的殖民地。一旦美國在蘇聯陷于阿富汗泥坑后松出一口氣，就會立即逼迫日本在對其最為關鍵的外匯兌換率上做出讓步。在1985年的廣場協議后，西方各大央行對日元實行干預，讓日本為美國經濟衰退買單，使美國的赤字從占GDP 35％的水平降了下來。在短短兩年之間，美元兌日元匯率下跌了一半以上。從表面上看，日本的經濟實力按美元計，幾乎接近美國。但由于貨幣增長過快，國際游資強進日本的股市和樓市，造成固定資產的泡沫化。到1990年，僅東京都一地的地價就相當于美國全國的地價總和。最高價的銀座，更是賣到150萬美金每平方米（約合139美元每平方英尺）。不明就里的日本人民自尊心高漲，覺得自己可以和美國較較勁。于是就有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的創始人盛田昭夫出書《日本可以說不》，對美國的權威進行挑戰。
五
在《日本可以說不》一書中，兩位趾高氣揚的作者認為日本應該從商業到外交上都要擺脫美國的控制，尋求獨立的國際地位。這本書并不是一本深思熟慮的研究成果，而只是兩位作者平時作演講的講稿集。
石原慎太郎的主要觀點是，日本在高科技上，尤其是半導體方面要比美國先進，因此在與美國打交道時，日本要強硬點，不要老是卑躬屈膝。日本應該用高科技作為一個籌碼和美國討價還價，不惜和政治敵國蘇聯做交易合作來迫使美國讓步。他認為日本應該換掉不會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外交官，改讓在商場上打得美國人落花流水的日本企業家參與并主導貿易談判。他還主張日本結束與美國的安保條約而改由日本自衛隊保護自己，這樣可以少花錢（因為美國在日本的軍事費用由日本政府出）多實效（因為他對美國軍隊的效率表示懷疑），并且結束日本對美國的依賴。
石原慎太郎還認為美國和基督教傳教士實行文化帝國主義，每到一處，就毀滅當地文化，代之以西方文化。并認為美國人充滿白人的優越感，自以為現在西方統治世界就不可一世，將來會為此付出代價。有趣的是，他用一種日本人的優越感來攻擊美國人的優越感，認為日本工人的教育程度高，競爭力強，而美國工人水平低，產品質量差。甚至日本以前的殖民地如中國臺灣和韓國經濟也高速增長，而美國以前的殖民地如菲律賓則充滿問題。
圖15左：1962年《時代》周刊帶有松下幸之助肖像的雜志封面
右：1989年出版的《日本可以說不》的日本國內版封面
當然石原忘記了一點，臺灣地區和韓國，乃至日本都是處于重視教育和提倡勤勞吃苦的中國儒家文化圈內，而菲律賓不是。只不過從他的看法中，可以看出作為一個黃種人和亞洲人對白人世界的歐美人一貫趾高氣揚的一種反感。
而盛田昭夫就有些不同。因為他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并在紐約住過，所以他對美國企業界的看法還是比較中肯。比如說，他覺得：
——20世紀80年代后的美國商界太熱衷于合并和并購這類金錢游戲，而不重視真正的產品創新和制造能力；
——美國企業太重視短期利潤而犧牲長期的企業整體生存，比如將制造業移到海外；
——美國公司高層收入太高，對公司傷害大；
——日本公司員工的日常生活中人際關系親密，所以總的生產效率要比美國高；
——美國公司在基礎研究上比日本強，但是在產品的市場推廣上比日本弱。
他還提出一些提高日本國際形象和地位的建議，也許對于今天的中國都具有參考意義：
——美國的反日情緒與日本企業在海外沒有和本地人交往成為當地社會的一分子有關；
——日本人需要更多地接受西方文化和語言，以便在和美國人打交道時不被誤解；
——美國對日本的輕視對美國和世界經濟不利；
——日本需要明白自己世界領袖的角色，做好支持世界經濟應盡的責任；
——日本必須幫助亞洲發展，從而確立起日本在亞洲地區經濟中的領導地位；
——日本需要提供更多的海外援助以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領袖。
六
這兩位日本精英其實代表了日本兩種不同的民間情緒。一種是對日本自身國際和地區角色的反思，希望回歸本身的東方文化，并不惜為此與美國發生對抗，從而達到國家人格獨立的目的；另一種則是加強向西方靠攏融合，希望在以西方為主的體系中擔當更大的領導角色。
筆者在1988年曾聽到日本戰略界的一些學者認為美國衰退和中國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如果日本幫助美國的話，可以把美國的強權延長50年。如果日本幫助中國的話，可以使中國的崛起提前50年。而當時的筆者，認為中國崛起就是50年內的事。看來當時日本學界對美國和日本實力的估計過高，而對中國實力的估計過低。
當然，日本人以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口吻指點江山，論天下大勢，是和當時的形勢分不開的。那時日本經濟如日中天，在世界上光芒四射，無比輝煌。只可惜，當時的日本精英們無法面對的一個歷史事實是，每次日本人的風光都來得快，但持續力相當差。當年的大日本帝國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的太陽經濟帝國也是如此。不知道經歷了經濟帝國沉沒的日本人，是不是長進了些。
最關鍵的是，石原們忘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日本就算是一個經濟大國，也沒有強大的政治、外交和軍事實力。正如蘇聯的軍事一條腿不能和美國二分天下一樣，只有經濟一條腿也是沒有資格和美國叫板的。結果到了1989年年底，日本的樓市和股市泡沫爆破，從此日本走進經濟蕭條中，一直到今天，過了20年仍然沒有從谷底中走出來。也許，本為右翼的石原慎太郎今天卻仿佛開始親中，可能是看到日本沒有資格對美國說不，而只有中國才可以這樣做的緣故吧。
就在日本威脅消除的同年，蘇聯黯然地從阿富汗撤軍，并在短短兩年后土崩瓦解。從1991年開始，美國開始了一個短暫的意氣風發，一枝獨秀，堪稱世界唯一超強霸權。那時候，美國的軍事實力打遍天下無敵手，將不老實的伊拉克變成了展示美國高科技武器實戰表演的舞臺，為美國軍火商贏得滾滾商機。俄羅斯在美國不懷好意的哈佛休克專家的折騰下，幾乎破產。中國的*在1992年艱難地南巡，為停滯不前的經濟改革竭盡全力，又轉身交代中國的年輕一代領導人要學會韜光養晦、臥薪嘗膽。美國的經濟也在日本的崩潰下，恢復生機，開始了由互聯網商業化帶動的創新浪潮。而美國鼓吹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在全球風行，無堅不摧，最終在20世紀90年代末導致了多國的顏色革命。
而正是在這一階段，中國開始成為美國的潛在對手。于是，有幾位中國年輕學者仿照日本寫了一本《中國可以說不》的書，對中國*十年代的知識分子過分熱衷于西方價值的心態提出批評。當然，和日本學者不同的是，中國說不的資格并不是簡單地由幾個學者可以決定的，而是由當年在朝鮮戰場上浴血奮戰的中國軍隊的普通士兵用生命贏來的。與日本不同的是，日本想說不，卻沒有這個實力。而中國有說不的能力，但沒有做這個選擇。
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如日本，軍事實力不如俄羅斯，并不是和人叫板的時候。于是中國選擇了在政治上和外交上避免與美國對抗，盡一切可能廣交朋友，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七
其實，那幾位年輕學者的強烈反美情緒是針對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知識界部分人強烈崇美情緒的一種非理性的反彈。這種反彈不僅存在于中國，也存在于世界許多國家的知識精英階層。這些精英，或出身權貴，或有機會去美國大學深造，從而對美式生活和美國價值極其推崇，認為學成后回到自己的國家，可以當政，實踐那套價值觀。可是他們很快就會發覺和美國外交官、政府官員、企業大亨們打交道時充滿屈辱，被傲慢和無禮地對待。然后，其中一些人明白了一個道理：美國和以前的強權一樣，都不是好東西！
不要以為在中國罵美國為帝國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明。話說當年親美的蔣介石，娶了個完全美國化的宋美齡為妻，還被老婆徹底改造成了個基督徒，對美國的*自由充滿仰慕之情，但在史迪威事件后，此人也大罵：娘希匹，美國也是個帝國主義。
美國既是一個超級大國，又缺乏文化底蘊，很難不讓自己變成驕橫跋扈、趾高氣揚的“暴發戶”。雖然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905—1909年任美國總統，美國對內安撫，對外走向帝國主義時代的領導人。有著名口號：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曾引用西非俗語“手持大棒，說話溫和”來描繪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但大多數執行美國旨意的“小暴發戶們”，通常就會把意思弄成“手執大棒，惡語相向”。
圖161904年的一幅漫畫，手持大棒的老羅斯福總統漫步在加勒比海
其實大家可能注意到，幾乎全世界的反美情緒都源于對美國全球外交政策的反抗，而不是對美國生活方式和文化價值本身的鄙視。處于那個時代的中國政府官員和中國知識精英們本來帶著一種謙虛的態度，努力向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體系學習，渴望走出從前閉關自守的孤立狀態，成為國際體系的一員。但是冷戰的結束，立即為中國和西方的關系增添了不明朗因素。
圖171983年代表里根總統的拉姆斯菲爾德在巴格達游說
薩達姆，20年后兩人兵戎相見
以1991年為分水嶺，世界開始了美國一霸天下的短暫時代。而這個時代的來臨，必須要有人成為美國勇武出場的祭旗。這個倒霉蛋就是伊拉克強人薩達姆?侯賽因。
本來二戰后美國的中東政策是抓住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把夾在中間的富有的*人按住，保證美國在這一地區的絕對權威。但是，天有不測風云，1979年，伊朗革命成功，推翻了美國傀儡巴列維國王，并扣住美國外交官為人質（因為1953年伊朗的反革命政變就由美國大使館策劃，所以美國使館人員當然是要趕快關押的外鬼），一舉打破美國的原有戰略布局。于是美國轉而支持伊拉克，希望用伊拉克來削弱伊朗的勢力。結果薩達姆以領土爭端為由，挑起了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殺人一千自損八百，對自己的經濟造成嚴重的損害。于是伊拉克轉而想用武力收回1961年圖18中東石油產區戰后40年地緣政治演變圖
在英國保護下獨立的科威特以增厚自己的腰包。結果正好給即將踏上超霸舞臺的美國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使得美國一展雄風，忘掉了越戰失敗的夢魘。
其實薩達姆還是挺冤的，當年和伊朗在出海口爭執不下（伊拉克自從讓科威特獨立后，出海口就是一個大問題），不料伊朗人捏住其軟肋，以支持庫爾德人獨立為要挾，逼著伊拉克簽訂對自己不利的領土和水資源協議，后來被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是美國歷史上任職時最年輕（第一次任期1975—1977年）和最年老（第二次任期2001—2006年）的國防部長。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薩達姆來往密切。二十多年后支持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到巴格達慫恿一番，就欣然將兩伊戰爭擴大化，又是偷雞不成蝕把米。最后想收復科威特，而且據說事先還向美國駐伊拉克大使請示過，并得到了批準，沒想到卻被美國拿來當祭品了。
八
以當時美國的強大軍力和廣泛的同盟，可以想象戰爭的結局。
當然，美國軍隊在高科技的戰爭理念和武器裝備下，其指揮系統、各兵種協作、投放能力、戰地信息交換、導彈精度等，都令世界耳目一新，佩服得五體投地。而其他國家，如俄羅斯和中國，都是手心里捏把汗，認為和美國軍事能力比，自己是不圖19高科技美軍在海灣戰爭中無堅不摧
得不甘拜下風，也就開始有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焦慮。
美國在伊拉克的動武算是打出了軍威，把越戰失敗之后的一股晦氣，總算舒舒服服地吐了出來。這次戰爭美國一改西方傳統的軍事行動戰術，由其戰地最高指揮官施瓦茲卡夫（Norman Schwarzkopf）將當年在越南戰場學到的東方戰術活學活用，采取了大范圍縱深，從側翼迂回的方法，幾日內就把伊拉克軍隊橫掃千軍如卷席。施瓦茲卡夫將軍在其自傳《無心插柳成英雄》（It Doesn't Take a Hero）中，對自己當年出任南越軍隊顧問時從東方人軍隊（主要是對手——北越軍隊及其南方支隊越共游擊隊）身上學到的東方軍事藝術贊不絕口。
這次戰爭也標志著高科技戰爭的成形，為世界軍事思維帶來了革命性的變更。美國在戰爭中體現出來的強大的科技整合能力、信息利用能力，幾乎就是好萊塢未來科幻大片的場景。而這一次戰爭，也向世界所有的國家發出了警告：不要以為你可以和美國叫板，挑戰美國敲定的全球秩序的后果——伊拉克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雖然當時美國總統老布什在日本的歡迎宴會上昏倒，被人們解讀為帝國的老邁，但隨后美國在克林頓的管理下經濟重振，就證明了那種說法太過天真。
而美國在伊拉克的出手，也改變了其戰略行為模式。即從越戰后通過軍事威懾，由代理人出手的方式，改變為親自上陣，大打出手。但是，軍事打擊伊拉克，再加上駐軍沙特*，這都刺激了*極端分子，這些人開始了以美國為敵的恐怖活動，最終導致了“9?11”事件，乃至美國在伊拉克深陷泥坑不能自拔的結局，為美國獨大時代的終結埋下伏筆。
就在美國勢力如日中天的時候，其在東亞的軍事布局卻受到重創。菲律賓國會拒絕同美國續約，在1992年11月24日把美軍趕出了蘇比克海軍基地，這使得美國封鎖中國的第一島鏈完全中斷。這一事件不僅為中國海軍南下南沙群島，監視馬六甲海峽提供了生存空間，也為印度海軍在印度洋的擴張減輕了壓力。
圖110美軍航母撤離菲律賓蘇比克海軍基地，降美國國旗，升菲律賓國旗
圖111美國在亞太的島鏈布局及20世紀90年代后的發展
美國的第一島鏈北起阿拉斯加，經阿留申群島，到日本本土和韓國，再到沖繩，把俄羅斯的東面和中國北部海岸線堵得嚴嚴實實，其南段由于20世紀70年代末中美建交過程中，美軍撤出中國臺灣而從中間被切斷。當年在菲律賓的撤退，就使整個南段軍事布局形同虛設。
美國對此的應對策略是，一方面與新加坡簽訂協議，在樟宜海軍基地新建一個深水港，為美國軍艦提供停泊、補給和維修服務。另一方面，美國試圖通過不間斷的聯合軍事演習和“9?11”后的反恐合作，采取非固定條約的形式，在菲律賓保持事實上的軍事存在，并通過巴拉望島和馬來西亞婆羅洲島的北部領土（沙巴和沙撈越）增加對南中國海的圍堵。當然，這些行動都是2000年之后的事。
九
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1992年以后，美國的對華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日本經濟因為泡沫破裂難以自拔，亞洲實力格局變化的同時，蘇聯的解體令歐洲國家發現了機會，迫切渴望填補這一新的空間，于是在1992年2月簽署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這是歐洲聯盟成立的基礎。同時，巴爾干半島上南斯拉夫分裂，開始了歷時數年的民族戰爭。
圖112蘇聯崩潰后，歐共體在1992年正式簽訂《馬約》。
1993年《馬約》正式生效，當時被視為挑戰美國的歐盟正式誕生
當時的中國正確地確立了國內的經濟改革發展是最重要的國策，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對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因此中國無力也無心在世界事務上挑戰美國的霸權，相反還采取了與美國合作的態度，于1992年3月份簽署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對美國來說，中國潛在的巨大市場、廉價的勞動力和投資機會都是巨大的誘惑，當然不會輕易放棄。但是中國不同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成長為大國的潛力，又令他們擔心。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國國內在對華政策上的爭論，而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根據他們不同的商業利益，各取所需，形成了對華外交政策的兩大陣營。
一個陣營是“交往派”（Engagement）。這一政策派別主張美國通過與中國進行更多的交往，來確保在中國的發展中獲得最大的商業利益，并在這一過程中，對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按照美國設計的方向轉變。在這個政策的設想中，美國的企業界既可從中獲利，而中國又會在美國的影響和壓力下轉變，成為一個美國可以利用的力量，就像經濟發達但政治、軍事和外交完全以美國馬首是瞻的日本和德國。這一政策要求外國對中國的經濟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例如讓外國資金在中國的金融等關鍵行業里控制相當的比重。但同時又意欲逐漸削弱中國的國家能力，甚至不惜暗中支持中國內部的分裂力量（包括國土和思想上的分裂）。
另一個陣營是“圍堵派”（Containment）。這一派別主張對中國進行圍堵，以確保中國的發展不會對美國的強權在任何方面形成挑戰。這個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增加美國的軍事預算，使美國的軍事力量對中國具有壓倒性優勢，然后在中國的周邊國家建立起軍事同盟，完全控制中國的經濟生命線。在輿論上妖魔化中國，削弱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通過對中國的威懾，比如對中國分裂力量的支持，來迫使中國在經濟利益上做出讓步。
這兩個政策本身都包含各自不可解決的悖論。主要問題是他們都只是考慮到雙邊關系中自己一方的的予取予求，而不考慮對方的利益和意愿，因而缺乏雙邊良性互動。中國則以*的“二十四字方針”指“冷靜觀察，守住陣地，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二十四個字。為基點，盡量低姿態，少露面，除了牽涉中國關鍵利益的事務，在其他無足輕重的事情上都是以和為貴，以讓為主，為中國的發展爭取難得的外部環境。
這種不對稱不平等的互動，其實為未來的雙邊關系埋下了不穩定因素。如果按照第一種“交往派”的思路走下去，當美國在經濟上與中國更加密切，獲利匪淺的時候，其他的意識形態目標就變得無足輕重，而成了口頭空話。而與此同時，當中國的經濟對美國和世界影響越來越大的時候，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的能力就越來越小。此時，中國在應對壓力上進行策略上的調整，在*問題上提出“生存權”的觀念，讓美國企業完全退出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并使美國政府不再把*作為中美關系的首要考慮因素。至于美國國防工業比較支持的“圍堵派”政策，同樣存在問題，因為美國在國際事務上需要中國的合作，而且中國周邊的國家對圍堵中國的提議并不是很有興趣。
其結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國轉變成美國的傀儡，圍堵只會令中國變成美國的強敵。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小心翼翼，埋頭苦干，國力變得越來越強，美國影響中國的能力越來越弱。
十
幾個主要的事件決定了中美關系以及中國和西方關系的復雜性。
1993年，西方國家試圖在第二次世界*會議上推行其“*大于主權”的理念，試圖以此徹底顛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以《聯合國憲章》中尊重會員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在原有的聯合國原則下，任何國家只有在自衛的情況下才可以對其他國家進行軍事入侵。當然，這個世界仍然大國橫行，但《聯合國憲章》最起碼能讓大國受到一些限制，對弱小國家具有保護作用。而一旦“*大于主權”這一“*帝國主義”成為國際法，所有大國都會以此為借口，對弱小國家隨心所欲地進行武裝侵略，把這個世界重新帶回炮艦政策下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而對于大國如美國，小國家卻沒有能力去干涉其主權。可想而知，推行“*大于主權”的政治企圖遭到了中國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抵制。
同年，為報復中國在*會議上的領導作用，西方破壞了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的努力，顯示了西方的政治實力和對中國的不滿。當時提出“文明沖突論”的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里，對此事件有詳細描述。
1994年，原本揚言要對中國強硬的克林頓，在亞洲各國和美國商界的壓力下，宣布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同“*問題”脫鉤，美國政府以意識形態作為外交手段的策略逐漸失效。但同時，克林頓建議美國國會大幅度增加對中央情報局的代理組織——國家*基金會美國國家*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簡稱NED），是美國官方背后支持的滲透機構，在最近二十年來取代了過去中央情報局在顛覆外國政府中的許多職能。策劃了在南斯拉夫（2001）、格魯吉亞（2003）、烏克蘭（2004）、吉爾吉斯斯坦（2005）、烏茲別克斯坦（2005）、白俄羅斯（2006）、緬甸（2007）、巴基斯坦（2007）等多次成功或未成功的“顏色革命”。的撥款，并創立了不少美國政府操縱的非政府組織，在全世界對美國重要的地緣政治重點地區，以民間組織的名義，通過支持目標國的反對派力量，以非軍事手段的方式，開展有利于美國的“顏色革命”。
1995年，美國允許*訪問美國，使中美關系跌入谷底，增加了臺灣問題的不穩定因素。
1996年，美國以臺灣地區選舉為契機，開始了中美雙方在臺灣海域的軍事對抗，并引發了關于中美可能為臺灣問題而戰、并引發局部核戰爭的猜測。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大幅度加強。同年，由美國風險投機家索羅斯領頭的西方金融資本家在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合謀下，對金融政策失誤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發動了經濟掠奪戰。而中國以全國之力為后盾，在香港擊退西方風險基金，并通過人民幣不貶值，穩定了亞洲經濟，使其他受到重創的各國能夠幸存，從此確定了中國在東南亞的大哥地位。
1999年，美軍在南聯盟“誤炸”中國大使館。這一事件刺激了中國軍隊加快現代化進程，并讓中國看明白了美國（至少在國防工業和軍界）在戰略上已經開始了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轉變。
這一切在小布什上臺之后，突然變成了一波三折的局面。
隨著小布什入主白宮，美國由那些在對外策略上激進的“新保守派”當權，形成了小布什上臺初期對華強硬的態度。然而，隨著本?拉登的戰士們將劫持的民航客機撞入紐約世貿中心大樓和華盛頓五角大樓，美國的首號敵人變成了中東的*激進組織，而中國則從美國的監敵雷達中暫時消失。
接著，美國以其一霸獨大的超強實力對中東進行美國式*改造，遂陷入伊拉克戰爭。這使中國在其權力真空中站穩腳跟。等華盛頓的戰略家們幾年以后再次回望中國時，已經對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無可奈何，不得不調整其全球戰略，希望能夠在東亞、南亞、中亞和西亞四面出擊，抵消中國日漸增長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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