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通信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
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們:
我到武昌已經五天，看了湖北六級干部大會的材料，同時收到一些省、市、區的材料，覺得有一個問題需要同你們商量一下。河南文件[1]已經送給你們，那里主張以生產大隊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和分配單位。我在鄭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問題和糧食問題的規定[2]，其中主張“堅決以原來的高級社即現在的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原高級社已經分為若干生產隊的，應該合為一個基本核算單位，不得再分。少數原高級社規模很小，經濟條件大體相同，已經合為一個生產隊的，只要是這些社的干部和社員愿意合為一個基本核算單位，可以經過公社黨委審查決定，并報縣委批準。”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3]同志來此，和王任重[4]同志一起，談了一下。我問小舟，你們贊成河南辦法，還是贊成湖北辦法?他說，他們贊成河南辦法，即以生產大隊(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因為他們那里一個生產大隊大體上只管六個生產隊。而這六個生產隊，大體上是由三個原來的高級社劃成的，即一個社分為兩個隊。后來又收到廣東省委三月十一日報告，他們主張實行“三定五放”[5]。“三定”中的頭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單位，一律以原來的高級社(廣東全省原有二萬三千個高級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戶左右)為基礎，有些即大體相當于現在的生產隊(或大隊)，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個生產隊的，可以立即合并，成為一個新的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原有的高級社如果過小，一個自然村有幾個社的，及雖不在一個村，而經濟條件懸殊不大，經群眾同意，也可以合并，作為社的基本核算單位”。這樣，河南、湖南兩省均主張以生產大隊(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湖北、廣東兩省均主張以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究竟哪一種主張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據王任重同志說，湖北大會這幾天正辯論這個問題，兩派意見斗爭激烈。大體上，縣委、公社黨委、大隊(管理區)多主張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即原高級社)支書絕大多數或者全體主張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我感覺這個問題關系重大，關系到三千多萬生產隊長小隊長等基層干部和幾億農民的直接利益問題，采取河南、湖南的辦法，一定要得到基層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們覺得勉強，則寧可采用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不致使我們脫離群眾，而在目前這個時期脫離群眾，是很危險的，今年的生產將不能達到目的。河南雖然已經作了決定，但是，仍請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開的縣的四級干部會議上征求基層干部意見，如果他們同意省的決定，就照那樣辦，否則不妨改一改。《鄭州會議記錄》[6]上所謂“隊為基礎”，指的是生產隊，即原高級社，而不是生產大隊(管理區)。總之，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么辦法，只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辦，請你們酌定。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于武昌。
根據手稿刊印。
注釋
[1]指《中共河南省委關于人民公社的管理體制和若干政策的規定》（草稿）和《中共河南省委六級干部會議總結提綱》（草稿）。
[2]指中共湖北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八日《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和若干具體政策問題的決議（草案）》。
[3]周小舟（一九一二——一九六六），湖南湘潭人。當時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4]王任重（一九一七——一九九二），河北景縣人。當時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
[5]“三定五放”，是中共廣東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關于貫徹鄭州會議決議的情況給中央并毛澤東的報告中提出的。“三定”是：（一）定基本核算單位，一律以原來的高級社為基礎作為基本核算單位。（二）定領導人員，迅速搭起組織與管理生產機構的架子，加強領導，組織生產。（三）定一九五九年生產計劃和糧、油、豬等商品包干任務，任務不要定得太高，防止層層加碼，生產隊（或大隊）完成任務后的其余部分即歸隊自行支配。“五放”是：（一）下放勞動力，使生產隊（或大隊）的勞動力固定下來。將原來從生產隊抽調出去的勞動力迅即進行清理，抽回一部分給原生產隊，投入農業生產。（二）下放生產資料，土地、耕牛、農具等歸生產隊（或大隊）所有并管理使用。（三）下放畜牧業，一律歸生產隊（或大隊）所有和經營管理。果樹及魚塘等亦可同樣下放給生產隊經營管理。（四）下放原有的肥料廠。（五）下放糧食食堂糧食消費由各隊自行安排。
[6]這個記錄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形成并下發的。記錄共三部分：（一）《鄭州會議紀要》；（二）毛澤東在會議上的講話；（三）《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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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通信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們:
關于縣和公社的會議問題。
各省、市、區六級干部大會即將結束，是否應開縣的四級或五級干部大會呢?我的意見應當開，并且應當大張旗鼓地開，只是一律不要登報。河南各縣正在開四級干部大會，開得很熱鬧，很有益。河南省級負責同志正在直接領導幾個縣，以其經驗指導各縣。湖北、廣東、江蘇，均已布置全省各縣一律開會。江蘇省的江陰縣委，已經布置開萬人大會。河南有兩個縣是萬人大會，多數縣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議縣應召開五級干部大會，即縣委一級，公社黨委一級，生產大隊(或管理區)一級，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一級，生產小隊(即生產組，又稱作業組)一級，每級都要有代表參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隊長、所有支部書記和生產隊長，所有管理區的總支書記和生產大隊長以及公社一級的若干干部都參加會議。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觀潮派算賬派的人參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員中的積極分子，也可以找少數人到會。使所有這些人，都聽到縣委第一書記的講話，因為他的講話，比一般公社第一書記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開討論，言者無罪，大放大鳴，有幾天時間，將思想統一起來。要使三種對立面在會上交鋒:一種，基層干部與他們上級(公社和縣)之間交鋒；一種，思想不通的人與思想已通的人之間交鋒；一種，十分之一的觀潮派算賬派(有許多被認為觀潮派算賬派的人，其實并不是觀潮派算賬派，他們被人看錯了)與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間交鋒。辯論有三天至四天時間就夠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時間解決具體問題，共有七八天時間就很夠了。縣的五級大會一定會比省的六級大會開得更生動，更活躍。要告訴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和縣委第一書記如何做工作。在會中，專門召集這些同志講一次，使他們從過去幾個月中因為某些措施失當，吹“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1]，暫時脫離了群眾，這樣一個尖銳的教訓中，得到經驗。以后要善于想問題，善于做工作，就可以與群眾打成一片。應當討論除公社、管理區(即生產大隊)、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三級所有、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之外，生產小隊(生產小組或作業組)的部分所有制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王任重、陶魯笳[2]兩位同志提出來的。我認為有理，值得討論。縣的大會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結，四月一個整月可以不開公社的代表大會了，忙一個月生產，開些小會，解決些具體問題，由各生產隊在工作余暇，召開黨員大會，再開群眾大會，形成全民討論。因為每個公社都有幾百人在縣里開過會了，問題已講透了，可以直接進行工暇全民討論。湖北已有些縣在進行全民討論。到五月間，全國各公社抽出三天時間(三天盡夠了)，開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壞，但要有富裕中農)，討論一些問題，選舉公社管理委員會。這種代表大會，建議一年開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書記要學會善于領導這種會議。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志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縣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強公社的領導，要派政治上強的同志，去幫助政治上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幫助領導較弱的縣委。縣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強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隊(一般是原來高級社)的領導骨干。以上只是當作建議，究竟如何處理較為適宜，請你們考慮決定，迅即施行。縣開會時，公社各級都要留人領導生產，或交替到會，不誤農時。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時，于武昌。
根據手稿刊印。
注釋
[1]一平二調是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共產風”的主要表現，即：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縣、社兩級無償調走生產隊（包括社員個人）的某些財物。三收款，指銀行將過去發放給農村的貸款統統收回。
[2]王任重，當時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一九一八年生，江蘇溧陽人，當時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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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1]，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刊印。
注釋
[1]八字憲法，指毛澤東一九五八年提出的農作物增產的八項措施，即土、肥、水、種（推廣良種）、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管（田間管理）、工（工具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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