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按】拙作《中國站起來》上市不到一個月，引起的爭議頗為不小。我從網上找到的批評文章已有60余篇，平均一天兩篇以上。其中大多數(shù)都是尖銳的批評文章，這些文章幾乎完全沒有涉及我書中研究的問題，只是站在道德審判者的立場給拙作扣了一大堆帽子。前兩天偶爾發(fā)現(xiàn)，謝宗玉先生的天涯博客上，連發(fā)三篇批評文章。文章對拙作有肯定、有理解、有保留、有批評，而且一直是針對我書中的問題說話。這才是一種討論的風度，一種建設的態(tài)度，讓人感到親切。這是迄今出現(xiàn)的最好書評。它讓我知道世界上還是有明白人，只是他往往處在離你很遠的地方。文章總名為《閱讀摩羅的幾大誤區(qū)》，三篇分題為《沒采用“攻城打援”寫作方式所帶來的思維錯覺》、《國民性是人性的變形金剛》、《什么樣的中國文化將引領世界潮流》。這里轉載的是其中第一篇。//
平心而論，那些倒戈者中很多頗有些真知灼見。敘事說理，張弛有度，文氣浩蕩。如果單看他們的批評，很能為那些觀點折服。可看了《中國站起來》后，就覺得那些觀點好是好，但似乎與《中國站起來》有點不挨邊。因為《中國站起來》主要講的是“外爭族權”，而他們強調的則是“內修人權”。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內修人權”這個主題摩羅先生已為之奔走呼號了二十幾年。在這個領域他思考的深度和廣度都是他的粉絲們所無法企達的。今天摩羅先生剖析“外爭族權”時，我們要批評他，最好就這個方面來批評。要不然你講得天花亂墜，他都無從應對：你說的我都知道呀，可現(xiàn)在我不是在說這個話題啊！
把“外爭族權”作為研究重點，摩羅先生的這一轉變，應該說是順應了時代的潮流。以前的摩羅，因為對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了解不多，有切身體會的，是制度對人性的壓抑，強權對弱勢的欺凌，不良官員的種種腐敗和黑暗，所以那時他會以一個人權斗士的身份出現(xiàn)在社會舞臺。但隨著經貿、交通、信息的快速發(fā)展，全球一體化的趨勢越來越濃，摩羅先生的視野變得更開闊了，他突然發(fā)覺，在世界舞臺上，西方發(fā)達國家對中國及其他落后國家和民族在政治經濟上的欺凌和盤剝，一點都不亞于內部強權對百姓的所作所為。這時他騰出手來，去外爭族權，一點都不稀奇。如果那天有空，他同樣可以回頭再“內修人權”。
喝著《恥辱者手記》長大的粉絲們其實完全可以在他曾開拓的疆土上繼續(xù)奮勇前進，而不是選擇與他鬧翻。打個不太恰當?shù)谋扔鳎F(xiàn)在的摩羅有點像當年的切•格瓦拉，在古巴取得革命勝利之后，轉身又去國外幫玻利維亞鬧革命去了。對人權和民主的爭取，在中國雖然還算不上勝利，但這個概念至少已深入人心。摩羅再去開辟新的疆域，是完全有必要的。我們可以選擇同他一起去“玻利維亞”鬧革命，也可以留守“古巴”鞏固革命成果。而不是急忙忙在“古巴”開他的宣判大會。
事實上，在目前的中國，如果不懂“外爭族權”，那么“內修人權”很可能會成為一句空話。“內修人權”是讓廣大平民百姓不當“家奴”，“外爭族權”則是讓廣大平民百姓不當“洋奴”。如果說“內修人權”是想在家園里栽花的話，那么“外修族權”則是在花園的四周筑起一道籬笆，不讓外面的豺狼進來肆意踐踏。
看完電影《狗鎮(zhèn)》后，我曾說過，無論人類進化到什么階段，善與惡永遠是人性不可剔除的兩面，實力的均衡導致了人類的善舉，實力的不均衡導致了人類的惡行。美國以及其他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民主和自由不論有多好，也只是他們自己家園的花朵，如果我們的實力不如他們，他們是絕不會將民主的花朵分給我們的。縱觀歷史，西方家園民主自由的花朵之所以開得這么鮮艷，正是用了我們這些不發(fā)達民族的血肉做了基肥。我們現(xiàn)在不說要用他們的血肉做我們民主之花的基肥，但我們至少得明白，如果我們失血太多，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又怎么能在這個國家栽民主和人權的花草？所以“外爭族權”在這個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的時代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
在我看來，民生主義和民族主義可以并行不悖，而且缺一不可。如果說“內修人權”是村民向村長要民主和自由。那么“外修族權”，則是村民逼迫自己的村長不再向實力強大的鄰村村長俯首稱臣。我們千萬不能把“內修人權”和“外爭族權”割裂開來。要知道，一個喜歡在內部濫用權力的“村長”，在強勢面前往往就是一個點頭哈腰的走狗。如果我們能逼促這個“走狗”挺直腰桿，向外部霸權索要“民主和自由”，那么反過來，也同樣有利于我們自身民主和自由的獲得。只有相當看重自身民主和自由的村長，才有可能在自己的村子里實施民主政策。
另外，逼促村長去與強鄰抗爭，受益的不單是村長，也是整個村子。小雞們在籠子里獲得的民主只是一種小民主，小雞們在寬闊的草地上獲得的民主才是大民主。同樣的道理，村民們在村子里獲得的民主只是小民主，逼促“村長”在地球上獲得的民主才是大民主。
所以今天摩羅先生在積極地 “外爭族權”時，我們不能懷疑他是為領“盧布”而做了“村長”的幫兇。要不，就太傷他的心了。特別是，那些他曾經的朋友和粉絲。
如果說在《中國站起來》中摩羅先生犯了錯，那就是他沒有采用“攻城打援”的寫作方式。在這本書里，他應該分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兵力”，擺出一副民主斗士的姿態(tài)，反復強調“內修人權”的重要性后，再來重點剖析“外爭族權”。要不然，對那些做慣了是非題的讀者來說，還真是一場不小的災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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