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段存章《我在大寨十三年》
段存章，山西左權人，人民日報高級記者。1967年12月至1980年11月，他在大寨工作、生活十三年，親歷了大寨紅旗從升起到墜落的全過程。他把大寨作為自己的第二故鄉，熱愛大寨和大寨人，欽敬大寨精神，同時他又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經過在大寨十三年的觀察與思考，特別是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較長刊間的調查、分析、比較、反思，老段從親身經歷中得出一個結論：好語錄不如好政策，制度比偉人的抱負更重要。
毋庸置疑，大寨紅旗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為樹立起來的，而是大寨人大干苦干實干干出來的。一部大寨創業史，核心是一個“干”宇。最為感人的一幕是：在陳永貴帶領下，大寨人戰天斗地，沒明沒夜、流汗流血地苦干，依靠自己的雙手，戰勝了1963年那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災，做到“三不要”(不向國家要糧、要錢、要物資)、“三不少”(當年交售國家的糧食不少、分給社員的口糧不少、集體收入不少)，創造了自力更生的人間奇跡。從三戰狼窩掌，到修建海綿田；從抗洪救災，到建設新農村；從大災之年“三不要”、“三不少”，到總結出自力更生的十大好處，大寨人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充分肯定。毛主席多次說過：“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幾個大寨，多出幾個陳永貴。”周總理三次到大寨考察指導，成千上萬的干部群眾和國際友人參觀大寨，大寨成為中國農業戰線的一面紅旗，農業學大寨是時代的需要，也是歷史的必然。大寨精神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精神，真正的大寨精神永遠不會過時，至今依然值得大大提倡。
毋庸置疑，從山西到全國，農業學大寨是有一定成效的。正如 1980年11月23日 下發的中共中央83號文件所說：“全國各地學大寨的先進典型絕大多數在生產上、建設上都是有成績、有貢獻的。”以平定縣為例。平定緊靠昔陽，自然條件不錯，但在1975年之前農業發展緩慢，長期解決不了吃飯問題。1975年秋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之后，省委把學大寨的英雄、昔陽南垴大隊黨支部書記李鎖壽調任平定縣委書記。李鎖壽撲下身子帶領平定人民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科學種田，不到兩年時間，糧食大幅度增產，不僅對國家貢獻大增，而且徹底解決了平定人的吃飯問題。他還領導興建娘子關提水工程，這項工程的竣工，才從根本上解決了平定的人畜吃水和工業用水問題。李鎖壽不愧為社會主義實干家，他帶領干部群眾辦了不少好事，平定人至今仍然十分懷念他。全國學大寨，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造了好多地，修了好多水庫，大大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為大包干后農業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同樣毋庸置疑的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寨成為執行左傾路線的典型，學大寨運動造成了嚴重后果”。在我看來，學大寨運動存在的問題和教訓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大批所謂“資本主義”，“堵資本主義路”實質上堵死了農民的致富路，造成中國農村的普遍貧困。推廣大寨經驗，把自留地、小塊地、家庭和集體工副業以及小段包工等，統統當作資本主義來批判，結果許多地方學大寨是越學越窮。同時，平均主義的大寨記工法，干多干少，干好干壞，干與不干，沒有多大差別，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造成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嚴重制約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所謂“反大寨”帽子滿天飛，嚴重傷害了許多干部群眾。那時，只要對大寨和學大寨運動有不同意見，就給你扣上“反大寨”的帽子，而“反大寨”就等于反黨、反毛主席、反社會主義。平定有個岳增壽，多次致信中央領導，反映陳永貴的問題，結果在粉碎“四人幫”之后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刑十八年，成為太行奇冤。就連視大寨如故鄉的段存章也未能幸免。老段本來是一位緊跟黨中央的黨報記者，當時對大寨經驗堅信不疑，但有人給陳永貴打小報告：“段存章身在大寨，心在西溝，他想吹捧李順達，把大寨擠垮。”陳永貴信以為真，一頂“反大寨”的帽子便扣在這個對大寨一片赤誠的好人頭上，使他一度成為“不受歡迎的人”同時，由于所謂“反大寨”的罪名，山西有一大批干部受到迫害，有的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有的被逮捕法辦，有的甚至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當然，學大寨運動的錯誤以及造成的嚴重后果，并不是大寨人的過錯。正如中共中央文件所說：“就全國范圍來說，主要的責任，在當時的黨中央。”應當指出，在撥亂反正過程中，一些曾經把大寨捧到九天之上的人，后來又寫文章把大寨貶到九地之下，把大寨和陳永貴說得一無是處。相比較，《我在大寨十三年》是力求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是對歷史負責任的。
老段是知名記者，是個大好人。幾回回夢里回大寨，無數次登上虎頭山，他對大寨有著特殊深厚的感情，同時他更富有理智和思想。他誠懇地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對大寨的認識有一個漸進的過程。隨著撥亂反正，加上我到全國各地采訪，看到學大寨運動出現的負面效應，逐步反思大寨和學大寨，認識到‘文革’中學大寨推行‘左’的錯誤是嚴重的。”他在書中寫道：毛澤東發展農業靠語錄(農業學大寨)；鄧小平發展農業靠政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留下好語錄，不如留下好制度。”這些話語是很深刻的。在我看來，毛澤東是偉大的，他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的抱負很大很大。作為農民的兒子，毛澤東一生關注農村，關心農業，關懷農民。建國后，從探索農業合作化道路，親自主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到發動大躍進，提出“人民公社好”，最后他將中國農業發展的抱負定格為五個字：“農業學大寨。”從1964年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國范圍的學大寨運動轟轟烈烈地進行了十五年，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直到三中全會前，全國尚有2億農民吃不飽、穿不暖。我的家鄉也算三晉富庶之地，但在三中全會前，谷糠和野菜是農民的家常便飯，一年到頭吃不上幾頓白面，只是逢年過節吃一點，而大米根本沒見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領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果斷停止“農業學大寨”運動，堅決糾正學大寨中的左傾錯誤，普遍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出臺了一系列富民政策。改革極大地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短短幾年時間，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絕大多數農民迅速擺脫貧困，走向富裕。如今，白面大米早已成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吃野菜、吃粗糧是“改善生活”。廣大農民日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真正嘗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甜頭。誠如段存章所言：好語錄不如好政策，制度比偉人的抱負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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