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來誰著史:目光如炬韓毓海
2009年12月24日 10:04 來源：科學時報 阿佳妮
讀大學時在《中國青年》上讀到《北大，魂兮歸來》，淋漓酣暢，切中時弊。只有愛之深，憂之切的人才寫得出來，但也感覺到，這雜志也許會給停刊。現在讀《五百年來誰著史》，才知道此作者正是彼作者韓毓海，時光流逝，他依舊目光如炬，這不是書生意氣，才子情懷，而是一位嚴肅的思想者，身居書齋，心懷天下，位卑未敢忘憂國。他曾說過“任何民族也必定有它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獻身于這個將終生憂心如焚上身清貧的行列”。他正是這樣的哀痛者與幸福者。
如果不是對吾國吾民的愛之深憂之切，他何需吃力不討好地去寫那自毀前途錢途可能給自己找麻煩的文章？販賣些主義流派，弄些不中不洋的新詞匯，做儼然學貫中西狀，可能更有經濟效益。市面上多的是對常識的東西視而不見，朝著自己想得出的結論迤邐而去的邏輯，那樣的文章，看上去新鮮花哨國際化全球化寬容時尚媚雅，而除了皮相的旁征博引以及現躉現賣的迎合西方論調外，又有哪些是自己的東西，經得起仔細推敲與琢磨？于國于民又有何利？學術圈，讀書界，從來不缺觀點。只要能投機取巧，迎合諂媚，就可能贏取巨大的利益。只要能當一個標題黨，只要在大家都呼喊的時代，你呼喊且裸奔，就可能引來圍觀，賺取眼球經濟。毛澤東在1968年就批評過這樣的學風：“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任何時代任何朱門前都不缺少錦上添花的清客，不缺少圍觀者們的喝彩。但缺的是正見，缺的是思想者的憂思和包容的胸懷。韓毓海的字里行間都充溢著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當很多人選擇往高處看的時候，他依舊與底層的百姓們站在一起，這不是簡單地憤世嫉俗不合時宜，而是有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從容淡定，胸中有大丘壑。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于國于人都如此。涂脂抹粉能一時掩蓋臉上的皺紋和斑點，但不也正是內心虛弱恐慌的表現？正視疾患才能對癥下藥。
《五百年來誰著史》以“基層組織”、“財政金融”、“世界大勢”為三個支點，重新審視世界格局中的明清興衰，采用橫向的中西比較，縱向的歷史說理，有力地印證了：近500年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取決于“國家能力”。這一結論，將為當下的中國提供深刻的啟示。“研究中國歷史，上要看貨幣財政，下要看基層組織，同時更要能以世界大勢之變遷、聯系和互動為背景去展開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獲。在嚴肅的歷史問題面前，任何輕薄的態度、任何教條主義的盲從都是必須杜絕的”。
韓毓海認為，要從根本上變革社會，那就非要從基層做起、從中國人口的大多數——農民做起、從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變革社會，就非要找到、找準中國社會的真正主體不可。以為單靠幾個“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爛之舌即可改變中國，這不過就是黃口小兒式的政治幼稚。這并非什么新的見解，而是民意，重要的是這樣的民意，被一些既得利益者的聒噪與喧囂所掩蓋了。既得利益者也憂，但他們不再憂天下不再憂國憂民，憂的是一己私利罷了。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的是真正的大國崛起，而非一時表象的“大國乍起”。中國的農村問題解決好了，農民問題解決好了，百姓們安居樂業了，才有底氣說大國崛起，才有底氣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如果中國的百姓只出現在春運前后的版面上，出現在礦難后的版面上，出現在“蝸居”中，我們又有何底氣談大國崛起？如果依靠喪失自己的文化與傳統來換取認同與一時利益，最終得不到尊重，也不可能得到持續的發展。
這本書中的一些觀點，我并不認同，但他提供了一個角度，證明并保衛了中國革命歷史敘述的合法性，讓我們從更深遠更現實的視角來觀照中國現狀。
北大學者韓毓海著書稱明清亡于“貨幣戰爭”
2009-12-24 20:05:18 來源: 網易讀書
網易讀書12月24日訊 《貨幣戰爭》暢銷以來，跟風、反駁的圖書此起彼伏。
日前，九州出版社推出北大新銳學者韓毓海的最新著作《五百年來誰著史》，因其核心觀點是強調國家能力和民族利益，關心國家金融安全，因此被網友稱為“《貨幣戰爭》歷史升級版”。
韓毓海是國內鮮見的大知識分子，多年來，其大氣磅礴的思想氣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風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負，成為“士”的精神傳統在當代的有力接續；其現實關懷和價值取向，每每引起關心國家命運、關注底層生活的讀者的強烈共鳴。
這本《五百年來誰著史》，以“基層組織”、“財政金融”、“世界大勢”為三個支點，重新審視世界格局中的明清興衰，有力印證了：近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取決于“國家能力”的強弱。這一結論為當下中國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作者在緒言中這樣說：“研究中國歷史，上要看貨幣財政，下要看基層組織，同時更要能以世界大勢之變遷、聯系和互動為背景去展開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獲。”
此書的寫作，起于作者到山西的一次學術講座，題目是“明清經濟與晉商興衰”，作者談到，山西是一個令人胸懷天下的所在，山西曾經是對外開放的橋頭堡。但近代以來，由于外國資本的沖擊，中國一變“重農抑商”而為“國家重商主義”，“腹地則越來越為國家所忽略，并越來越缺乏更大范圍行政整合的機會，這些機會存在于那些核心地區，而腹地既承受更大的壓榨和榨取（大部分來自傳統權力的擁有者），又承受著劇烈的服務衰退之苦”。因此，山西這個能源大省失去了曾經的核心地位。
基于這個大的認識，作者再擴大視野，考察了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特別分析了明清兩朝的基層組織和金融財政問題，從而得出“明清亡于貨幣戰爭”這一觀點：
“500年來，中國這種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供給的貨幣政策，對于世界經濟的“變異”來說，既是決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對于明清兩朝來說，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目的，其實主要就是為了進口白銀——而另一方面，從長遠看，由于銀根主要依賴國外，所以白銀的短缺和白銀的外流，又勢必造成周期性的、劇烈的通貨緊縮，威脅宏觀經濟，而這使得白銀問題反過來成為明清兩朝經濟最為致命的軟肋，這甚至就是解釋明清兩個帝國突然間迅速瓦解的一個最為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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