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xiāng)首發(fā)：韓毓海新著《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
“睜眼看世界”書系·做清醒的中國人
選題策劃：胡楊文化
作者：韓毓海
書號：978-7-80195-993-5
出版：九州出版社
2009年12月版
定價：32.00元
l 北大教授精心打造的《貨幣戰(zhàn)爭》升級版
l 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制問題
l 一部新的《甲申三百年祭》（張旭東）
l 深受北大文科生追捧的思想講義
★這是一本從金融與歷史角度講述明清500年興亡的大著作，核心思想足以為當下中國提供政策依據(jù)。
★作為深受北大文科研究生追捧的思想講義，語言曉暢明快，問題意識敏銳，堪稱名家大手筆。
★作者韓毓海是北大新銳學者，國內鮮見的大知識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擁有廣泛的影響力。其現(xiàn)實關懷和價值取向，每每引起關心國家命運、關注底層生活的讀者的強烈共鳴。
★本書觀點尖銳深刻，直接針對時下熱點話題。作者把視野引向基層，引向世界，引向大歷史，從而讓大眾也能看清國際金融動態(tài)，以及中國的應對和走向。
★本書關心國家能力和民族利益，強調國家金融安全，是《貨幣戰(zhàn)爭》的歷史升級版，諸多觀點與市面流行的《金融的邏輯》針鋒相對，面市之后，勢必引起巨大爭議。
為什么黃仁宇要講毛澤東的好話？
為什么白銀能成為明朝的合法貨幣？
為什么說明清亡于“貨幣戰(zhàn)爭”?
為什么說西方打敗清王朝并非制度優(yōu)越？
為什么中國票號資本被西方金融資本擊潰？
究竟有沒有中國模式？
本書以“基層組織”、“財政金融”、“世界大勢”為三個支點，重新審視世界格局中的明清興衰，有力印證了：近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取決于“國家能力”的強弱。這一結論為當下中國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韓毓海，北京大學教授。曾任紐約大學東亞系教授，東京大學教養(yǎng)學部特任教授。著有《摩登者說》《天下：江山走筆》等。多年來，韓毓海以其大氣磅礴的思想氣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風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負，成為“士”的精神傳統(tǒng)在當代的有力接續(xù)。
目錄
緒 言：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制問題
上篇：“漫長的16世紀”
導 語
第一節(jié) “無發(fā)展的增長”與“科學發(fā)展”
第二節(jié) 歷史與迷信
第三節(jié) “當中國稱霸海洋”
第四節(jié) 回首射雕時，萬里暮云平
第五節(jié) “隆慶元年”（1567），世界史的大轉折
第六節(jié) 重寫《甲申三百年祭》
第七節(jié) 黃仁宇為什么要講毛澤東的好話
第八節(jié) 中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命運
小 結 “中國道路”與世界史問題
下篇：“漫長的19世紀”
導 語
第一節(jié) 重新思考19世紀
第二節(jié) 中國為什么被打敗？
第三節(jié) 國債與資本
第四節(jié) 從康德到列寧
第五節(jié) 作為“中國方法”的《大同書》
第六節(jié) “出乎意料”的現(xiàn)代性及其后果
1.專制與現(xiàn)代文明
500年來，中國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簡單的因為生產不發(fā)展、市場不發(fā)達，更不是由于什么“體制干預”過多，而恰恰由于體制的“無為”、體制的“無力”和低效率。
將中國的近代衰落簡單、抽象地歸之于“專制制度”，特別是所謂“國無憲法”、“民無權利”，這其實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議論，它終究要流于一種耳食之談，淪為與歷史和現(xiàn)實實踐脫離太遠的空洞教條，就是由于它本身過于疏闊淺薄。
當前，對于中國文明及其歷史命運，存在著大致兩種看法：一種看法是說中華文明從來輝煌燦爛，只是在1840年之后由于西方的入侵，才突然間衰落了、落后了。另一種看法則是說這個文明從根本上“一塌糊涂”，幾千來來都是“專制”和“獨裁”，因而注定是要被“現(xiàn)代文明”所蕩滌和拋棄的。本書的這一部分挑戰(zhàn)了這兩種一般性的看法，指出這些無非都是未經過研究和思考，而得出的盲目結論。
2.國家能力
考察中國500年興衰的關鍵，其實又在于經濟的發(fā)展與國家組織能力下降這個矛盾現(xiàn)象。
國家能力持續(xù)500年的下降，大致可以從幾個去處尋找原因：一，中國封建勢力的變本加厲（所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二，儒學蛻化為道學，精英階層對于經濟財政司法一無所知，無法承擔由宗法國家向近世財政國家，特別是向民族-人民國家的轉換；三，豪門巨富與新興外貿商人的勾結，土地兼并未能停止，市場壟斷復又加劇，造成生產者和一般小農流離失所，生產力大幅度下降；四，小農喪失土地，民兵制無所依據(jù)，國家喪失勞動力，稅收長期無著，稅收無著，則無以養(yǎng)兵，故武備廢弛，不堪一擊。五，金融業(yè)委之于外國。
3．關于精英
500年來，中國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層和精英，而精英們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們總是要咒罵下層民眾“不成熟”——這實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的“精英”、讀書人對于什么是社會生產組織，特別是對于社會各階級斗爭的道理，基本上外行，對金融組織、貨幣組織、稅收體制，則更是一竅不通、一塌糊涂；既將一切簡單地歸之為“體制”，而同時對于“體制”的理解又如此茫然、膚淺，平日袖手談心性，事后著書罵“屁民”，無亂天下興亡，永遠正確的反證只有他自己。這種“反體制”往最善良的地方去評價估計，其實也不能不是“道學家們”的“發(fā)脾氣”而已。
4．中國為什么會被打敗？
一，“文化帝國”的弊端：政治上依賴地方社會自治、經濟上依賴社會互助、邊疆和藩屬治理主要依靠松散的文化認同，于是國家不知何為，上下脫節(jié)，內外不通，國家能力自然持續(xù)下降。二，貨幣-財政體系混亂，貨幣金融既然依賴外國貨幣市場，而當著1830-1850世界金融體系由“銀本位”而“金本位”轉化的歷史關鍵時刻，貨幣體系卻一朝崩潰，財政體系亦隨之而解。三，兵農分離，從而顧此失彼，"重農"反而導致了軍餉的缺乏，如此兵制必不能對抗英國的軍商合一。而國家與社會脫節(jié)、中央與地方特別是邊疆脫節(jié)、生產與軍事脫節(jié)，如此“帝國”，自然也不能對抗西歐民族國家。
5. 歐洲的工業(yè)革命
對于歐洲的工業(yè)革命，如果不分析歐洲立足于應對大規(guī)模戰(zhàn)爭融資制度，如果脫離歐洲軍商合一的體制，空談商人資本與工業(yè)資本的結合，這也只能是脫離具體歷史的書生之見。
為什么是在西歐、而且僅僅是在西歐，—才獨自發(fā)展出工業(yè)革命、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在黑格爾和韋伯等思想家看來，除非須承認歐洲在思想、文化、宗教和社會形態(tài)上具有根本的獨特性、具備天然的先進性，否則就無法構建"世界史"。這些觀點是馬克思所謂的”頭足倒置“的”形而上學“思考方式的結果。相反，可以用最簡單的話概括，那就是：歐洲的近代興起，并不是歐洲獨自發(fā)展的結果，更不是歐洲思想、宗教和社會獨特性、天然先進性的結果，——因為這是1350年之后，在生產發(fā)展-市場擴大的驅動下，世界逐步建立其廣泛聯(lián)系的結果，”世界經濟“是世界的聯(lián)系和彼此互動的結果，也是世界范圍內物質和文化交流的結果，而不是”歐洲精神“和”頭腦“的產物。
6. 歐洲為什么要擴張？
有這樣一種說法”歐洲的擴張是要為‘世界精神尋找一個安置的場所，一個‘生存空間’“，對此，韓認為這種說法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非歷史的事后編纂，指出歐洲的對外擴張實際上是緣于其灰暗而慘痛的“大陸意識”。這種意識與公元1000年以來歐洲大陸內部曠日持久的互相殺伐關系密切，通過約500年的自相殘殺，從原來的約200個國家減少到至今約25個。我們今日看到的歐洲，是歷史上一批又一批部落為追兵所迫，在漫長艱辛的大陸上向西移民的過程—西班牙和葡萄牙之所以要走海到杭州這個”天堂“去，首先也是為了突破奧土曼突厥帝國從大陸方向上對其進行的長期封鎖，葡萄牙、西班牙沖出地中海的航海活動，則兼有繞開穆斯林帝國和蒙古部落封鎖，以及到東方尋找光明的雙重目的；蒙古帝國崩潰后亞洲與歐洲之間陸上交通的中斷，作為陸地與海洋斷裂的意識，奠定了歐洲近代以來的空間觀念。
中國為什么積貧積弱？很多人以為：中國歷史上一向不重商，由于不重視商人和商業(yè)，反而是“重農抑商”，結果商業(yè)不發(fā)達，所以就不能發(fā)展出資本主義。對這種膚淺的觀點，陶希圣先生的著作中早已經徹底批駁過了。黃先生的基本觀點同樣也是說：中國歷史上的商人與生產活動、生產者是完全脫離的，商人有了錢，無非是買地和放貸，而這些都破壞生產和國家稅收，正因為商人與生產相脫離，所以國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況近代以來，更有買辦商人，完全流于替外國資本放債盤剝中國市場和生產者，因此中國要完成工業(yè)革命，就非要國家資本、國有企業(yè)不可。故而對于這樣不事生產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則國家一定會繼續(xù)貧困下去。
盡管黃仁宇有國民黨的背景，但若單純地看黃仁宇教授關于明代稅收制度的觀點，我們一定會發(fā)現(xiàn)他是很有些“左傾”的，其實，對于壯大國家資本、國有企業(yè)這一點，國共兩黨的政策區(qū)別本來就很小。因此他對中共建政之初，為新中國建設所選擇的道路是很肯定的，他還說：共產黨不僅僅是恢復了基層的小農生產，實現(xiàn)了耕者有其田的“孫文主義”，最為關鍵的是，共產黨更建立了牢固的社會組織結構，尤其是把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起來，把農業(yè)剩余從地主豪商手中奪取，用于國家工業(yè)化建設，同時又為新中國培養(yǎng)了大量合格的現(xiàn)代勞動者，工業(yè)發(fā)展反過來使得過剩農業(yè)人口得以充分就業(yè)。這是中國國家復興的最大希望。他的名言是：“過去的中國近百年史，過于注意上層結構，很少涉及底層”，[ ①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第454頁。] 而只有共產黨改造和建立了中國的基礎結構。在那個冷戰(zhàn)的時代，黃仁宇能堅持這樣的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
當然，他的許多具體觀點是值得討論的，比如說，他的核心觀點之一是說：中國國家經濟建設的重心，全在于國家如何才能把商人的資本與勞動和生產結合起來，經濟要發(fā)展，沒有勞動者固然不行，沒有資本也不行，而沒有國家把二者結合起來，引導資本不斷投資于勞動，那就更是不行。故黃先生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其實不過就是“國家資本主義”。中國國家能力衰弱的原因，就是國家無為，他所逐一描述的明代惡政，例如把糧稅交由地方豪強，將鹽稅交由商人，勞役稅收折銀之后，稅率又交由地方官員，從來不能固定，表面上國家省事，但實際上必然造就行政的“內卷化”——這些無不證明政府的衰弱和管理上的混亂。[ ② 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420頁。] 但是，問題在于：國家究竟怎樣才能有為呢？具體說，國家怎樣才能夠改變資本的逐利本性，同時又不斷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更使得二者結合起來呢？對此，中共早期的回答就是“勞資兩利”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而黃仁宇當然沒有直接贊美“共同綱領”，而只是歸結為對明代歷史的種種敘述，但是對此綱領，他顯然是十分贊成的。不過，要把資本家與勞動者結合在一起，這需要一個強大的財政國家存在才行，即這樣的國家一方面要向資本家不斷透支信用，一方面又要向勞動者不斷提供福利，方才能兩頭調動積極性、兩面討好。但是，即使美國羅斯福“新政”長期實行造成的教訓，也已經充分證明，這種政策的最終結果，實際上是兩不討好。因為說到底，將資本和勞動結合，這無異于將狼與羊圈養(yǎng)在一起，本來就是很難實行的。
黃教授另外一個基本觀點，就是認為明代的稅制很不合理，也就是稅收得太少，國稅太低，國家面對千百萬無組織之小農征稅，成本太高，結果國家沒有錢；因為國家沒有錢，又不愿意通過加強或者增加稅收來解決財政問題，而是通過濫發(fā)貨幣，以通貨膨脹來掠奪老百姓的財富，結果長此以往，造成了經濟崩潰，從而導致了明朝的瓦解。
盡管黃仁宇的論述可以遭到許多挑戰(zhàn)和質疑，但是，如果我們從他所倡導的“五百年大歷史”的視野去反思，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黃仁宇教授有一點是非常深刻的。這就是他率先指出：明朝自始至終都沒有一個比較準確細致的“國家預算”，因為沒有準確的國家預算，那么國家實際上就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錢，特別是需要從老百姓那里拿多少賦貢收多少稅，這就是他指出的明朝“稅收不能合理化”的真正意思所在。而更為關鍵的是，這樣一來，明朝也就不能在準確的稅收基礎上，明白自己要發(fā)行多少紙鈔，——既不能少發(fā)，但更不能濫發(f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鈔法的穩(wěn)定，才能建立起獨立自主的貨幣制度、發(fā)鈔制度，從財政上說，這樣的國家才能說擁有自己的財政－稅收－貨幣體系，它才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財政國家。
貨幣金融問題，是近500年來中國最為關鍵之問題。中國貨幣的歷史發(fā)展過程高度復雜，由于長期實行多種幣制，更使得不同幣種之間的換算成為貨幣史上的難題。而從歷史看，中國在近代用銀為主幣之前，鑄幣主要用銅。漢代以降，銅禁頗嚴，唐代以降，歷朝也多頒銅禁。宋以后，銀方才在市場上逐漸采用，自此銅禁漸馳。這期間魏晉至唐初，天下大亂，大體說來，民間貿易主幣為布帛，而政府收稅也采用布和谷。可見，最終導致白銀成為主幣，在歷史上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
實際上，明朝初年，白銀也還并不是合法貨幣，政府甚至禁用金銀交易。從《大明會典》中可知，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鈔法”、“錢法”，卻并沒有“銀法”。但是，盡管政府有明確禁令，但白銀在民間市場上的使用卻并未停止，反而隨著市場貿易的活躍而漸成大潮。這首先就是由于主導市場的大商人手中掌握著大量白銀的緣故，白銀作為流通主幣，與他們的推波助瀾最有關系。而到嘉靖年間（1540年代），白銀的主幣化過程逐步走向完成；在明朝中后期，白銀普遍通行于全社會，終于占據(jù)了貨幣流通領域的主導地位。
迄今為止，中外學術界對白銀在明代社會前后期地位所發(fā)生的巨大變化，主流看法均是援引《明史》的說法：正統(tǒng)初年明英宗“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認為白銀貨幣化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結果。但事實上，明代白銀貨幣化是民間商人、甚至是走私商人推動的結果，因此它才經歷了一個“自下而上”的發(fā)展歷程，到嘉靖以后，經過商人與政府的長期博弈，銀作為主幣才終于為官方所認可，而這首先就與著名的“一條鞭法”的推行有關。
嘉靖間，浙江巡按龐尚鵬，正是基于浙江沿海商人大量擁有進口白銀的實際情況，首次奏請實行一條鞭法。此法的核心是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多少，而非人頭多少征糧食租稅，并將土地稅收折合為銀；同時在徭役方面，如果城市工商要免除徭役，亦可以交銀以由官方募人替代，至于貢方面，土貢方物，亦皆折合為銀征收。租、役、貢都折合為銀征收，這就是一條鞭。
按土地多少而非人頭征租，這顯然是不利于大地主所有者的，但是，由于城市工商手中擁有白銀，東南沿海，特別是浙江、福建民間進口白銀最多，所以大商人和這些地區(qū)的城市工商業(yè)者卻是擁護一條鞭法稅收的主體，而由于各個地區(qū)土地收入不同，內陸地區(qū)銀又很缺乏，加上這個政策默認商人、特別是沿海地區(qū)商人的走私活動，所以反對它的聲音也一直很高，故此法一直沒有在全國范圍內真正實行。直到萬歷年間，張居正當國，下制申飭全國通行這全民以交納白銀而免除賦役的一條鞭法，這種賦役折銀的做法，才最終確立下來。
這就使得白銀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張居正改革的這種前所未有的“重商主義政策”，一方面使得農民的負擔空前加重，一方面卻使得商人、特別是沿海商人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也使得市場在白銀的驅動下，前所未有地活躍起來，它促進了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商幫的形成和市鎮(zhèn)的興起。至隆慶元年（1567），明穆宗朱載垕頒令：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一錢以下只許用錢。而隆慶元年這條“銀錢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明朝首次以法權形式肯定了白銀為合法貨幣，并且是用法權形式把白銀作為主幣的貨幣形態(tài)固定了下來，同時又以法的形式將城市工商的地位、權利固定下來。
當明王朝籌劃其銀本位的貨幣體系之時，一個問題自然也就隨之浮出水面：隨著白銀滲透到整個社會，社會各階層對白銀的需求就日益增長，如何解決這一嚴重的供求矛盾便成為當務之急。對于明朝政府而言，除了從歷史上繼承下來的白銀儲藏之外（主要掌握在巨商們手中，國庫擁有并不多），白銀的來源主要就是兩個方面：一是國內自有的白銀礦藏資源，另一個自然是海外貿易交換而得的外來銀資。
白銀作為主幣地位之確立，決定了明代以降大規(guī)模引進海外白銀的政策，正是這個貨幣政策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原有的聯(lián)系世界的貿易線路，也逐步重塑了中國認識世界的方式。本來，西洋（印度洋）和南洋（南亞）是中國海外貿易的主要目標，而為了引進白銀，中國的貿易線路開始經過馬尼拉，面向太平洋那一端的美洲大陸。
明朝最終把白銀確立為國家稅收和儲備貨幣，原因固然復雜，但如果最簡要地歸結起來也無非兩方面：于內因方面，這是由于明朝初期以來，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貨幣發(fā)鈔體系、建立信用貨幣的努力最終失敗了，從外因上說，則是由于美洲白銀的發(fā)現(xiàn)，使得這種失敗變得更為迅速而徹底。
當嘉靖皇帝繼位時的1522年，中國以其超前的科學技術水平、繁榮的市場經濟，遠遠領先于世界上其他國家。但是在“無為”的道學思想支配下，明朝卻沒有建立起一個像樣的國家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 ，皇權與士大夫的爭斗不能停止，由皇權直接面對千百萬小農的“兩張皮”結構也沒有改變，在長期表面的繁華掩蓋下，中國的國力卻日益衰落，上層為“道學”而戰(zhàn)，基層又沒有組織，政府掌握經濟、整合社會的能力于是不斷下降。特別是：由于當國的官僚階級和士大夫階級不善財政、甚至恥于言利、恥于言財政，這種風氣終明一代泛濫不治造成的結果，就是國家在與國內的豪強商人和大地主的博弈中必然會失敗。而當國家不得不將貨幣短缺的解決之道委之于商人，甚至進一步委之于海外白銀進口的時候，這就非但使得中國歷來不事生產的商人壟斷社會的局面一發(fā)不可收拾，而且，它也開了中國經濟依賴國外金融業(yè)的先河。
中國國家能力下降之根本原因，也可以說是由于封建制度對于國家的瓦解。封建制度，在宋代之后其實并沒有被徹底掃除，恰恰相反，中國的封建制在宋、明乃至后來的清代獲得了新的、更為穩(wěn)固的形式，而其最為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影響中國歷史甚巨的“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
這是因為中國自宋以來，“官”與“吏”就是分離的，官以科舉出身，所長者無非經史辭章，但對于財稅經濟司法，均一無所長，于是只能將后者委之于吏。宋、明、清之體制，官常有升遷、有調防，而吏卻是永不升遷、無調防，這勢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為最大的地方勢力和利益集團。這種官與吏分離的體制，所造成的直接結果，自然就是財稅經濟司法，實際上一向都操在吏的手中——也就是說，所謂近代意義上的“國家命脈”，500年來其實都是由吏來操持的。而久居地方、永無升遷的吏，一向又只能是從財稅經濟和司法中獲得、抽取利益，于是，當著國家有任何改革，特別是面向國家財政的財政稅收改革（如王安石、張居正的改革）之際，其所首先觸及的就是“吏”這個集團的根本利益，而這些改革之所以總是歸于失敗，并不是由于其出發(fā)點不好，或者目標不明確，而是由于這些改革不借助于吏，則根本不能推行，而這種改革又往往總是與吏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悖的。于是，這種“體制性的自相矛盾”，造成吏總是有能力、有辦法將改革轉變?yōu)閷τ诎傩盏母鼑揽岬恼ト。沟脟艺钆で罱K使得意在壯大國家力量的改革，反而走向引發(fā)社會矛盾、促使國家能力下降的反面上去，王安石、張居正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無他，大抵就在此“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之體制。
明清兩個大帝國有一點是完全相同的，——就是這兩個大帝國都以白銀為國家稅收和國家儲備貨幣，也就是說，清的貨幣政策基本上是承襲了明制。而500年來，中國這種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供給的貨幣政策，對于世界經濟的“變異”來說，既是決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對于明清兩朝來說，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目的，其實主要就是為了進口白銀——而另一方面，從長遠看，由于銀根主要依賴國外，所以白銀的短缺和白銀的外流，又勢必造成周期性的、劇烈的通貨緊縮，威脅宏觀經濟，而這使得白銀問題反過來成為明清兩朝經濟最為致命的軟肋，這甚至就是解釋明清兩個帝國突然間迅速瓦解的一個最為根本的原因。
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金融體系的崩潰與軍事的失敗接踵而至，此后，中國再無財政之獨立，國家財政亦完全淪為虛名，它對內被排斥在本國金融服務之外，對外是不能設防的——即中國無法將自己的剩余資本投資于國家的軍事自衛(wèi)的建設。從晚清直到1949年，又是約100年間，中國面向富強、現(xiàn)代化的改革方案可謂層出不窮，但最終也沒有形成一個金融－軍事工業(yè)－工商業(yè)－農業(yè)相統(tǒng)一的經濟結構，國家經濟沒有財政的指導，社會又無分工交換的組織能力，與之相伴隨的是：中國的內戰(zhàn)之所以不能停止，中國人自相殘殺之所以不能停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人之間的內戰(zhàn)持續(xù)的時間越長，對于西方的金融機構放債、乃至賣軍火就越有好處。可見，貨幣主權蕩然無存，金融依賴海外的問題，乃是從明王朝到蔣介石政權以來持續(xù)數(shù)百年的根本困局，這是中國國家走向近代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回顧此番重大歷史轉變，對于今天的啟示意義起碼有二：一，中國要不要改革開放，這其實早已經是不需要爭論的問題，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自明代開始就是改革開放的；500年來，最為徹底地依靠市場來組織一切的，總起來說就是中國而不是別的國家，我們真正需要爭論的問題僅僅是：中國為什么沒有形成獨立自主的財政和金融體制，為什么長期沒有建成一個國家財政，從而沒有完成向現(xiàn)代國家體制的轉化。而這里的核心就是：中國500年來都沒有解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問題，從而也就沒有完成徹底的反封建的使命，這就使得中國的財政、稅收和司法操在地方利益集團的手中，士大夫階級徒慕虛文事務，作為政治精英又是極不合格的。因此，要國家富強，就要實行徹底的反封建，要徹底反封建，就只有發(fā)動人民組織起來自治、起來革命，從組織基層入手推翻土豪劣紳和地方吏治，否則是沒有辦法的。這就是近代中國國家建設必從革命始的原因。
英國和西方列強絕非僅僅是“靠槍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實際上，英國和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們，更是靠它們長期所形成的金融放債體系，逐步地控制了中國的經濟、貿易和生產活動，而鴉片戰(zhàn)爭不過是以暴力的方式，揭開了現(xiàn)代世界由資本投資主導的債務剝削體系的鐵幕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近代失敗當然也不僅僅是單純的軍事失敗，因為它作為19世紀漫長歷史的結果，首先表現(xiàn)為世界貨幣－金融體制的轉換所導致的清國家內部貨幣體系的紊亂，由于作為國庫存銀和“貨幣基準”的“紋銀”的大規(guī)模流失，由于大量劣質貨幣的流入造成的清代貨幣換算體系的崩潰，最終這一切，在軍事失敗之外，又勢必對晚清的國家貨幣稅收體系造成滅頂性的打擊。
由此看來，由世界貨幣體系的變遷、世界貨幣流動逐步造成的中國內部金融－貨幣體系的動蕩，自然也并非是從1840年才開始的，而是在19世紀初的頭幾年就開始了、并且逐漸地加劇了。這種貨幣金融變遷，其實又早已經潛在地、然而卻根本性地影響著中國的金融－貨幣體系，并必然會最終傳導到中國的國家財政－稅收體系，這就是清代國家財政日益陷入困難的根本原因。而這種國家財政的困難，當然勢必會影響到清的國家能力——特別是國家軍事能力建設。
與金融壟斷相比，軍事暴力只不過是19世紀“歐洲文明”的一個方面，反過來說，軍事失敗同樣也只是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華帝國失敗的一個方面，即軍事失敗只不過是中國國家財政失敗的最直接表現(xiàn)，而中國國家財政的失敗，則是300年來中國將貨幣委之于外國的必然結果，它才是造成中國國家能力在近500年里持續(xù)下降的根本。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中國人將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簡單地歸結為英國的“船堅炮利”和科技文明先進之類的說法，就幾乎是完全不著邊際的。
從更為長遠的角度看，這個似乎注定的結局，首先是由于清英不同的社會結構、特別是不同的土地制度，——以及這種土地制度長期實施所導致的。如前所述，一方面，英國的土地制度是與農奴制度聯(lián)系在一起的，包括“圈地運動”在內的對于土地進行資本化經營的英國土地改革，一方面將農奴改造成一無所有的流浪漢，并為后來的城市工廠準備了大量廉價勞動力，但另一方面，在圈地運動中，原本一無所有的農奴并沒有失去土地，他們失去的僅僅是服勞役的“義務”而已。因此，包括圈地運動在內的土地資本化運動，既與解決農奴問題相聯(lián)系，在英國的條件下方才是可行的。同時，又因為工業(yè)革命的資源和市場都在“外部”，要控制外部市場和資源，就非依靠軍隊和軍事暴力不可，而英國要發(fā)展軍事力量，既要有大量流浪漢兵源，又非對國民加稅和借貸不可。而形成悖論的是，這種“英國道路的可行性”，恰恰在于英國農奴制度相對于清王朝的自耕農制度的落后性。
正因為清王朝的土地制度是建立在大量的小自耕農土地所有制基礎上的，在人口不斷膨脹的條件下，剝奪小農的土地，不僅不利于生產的發(fā)展，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完全不可為的。因此，養(yǎng)活龐大人口，并促進生產發(fā)展，就只能是通過減稅的方式、以擴大分工剌激交換的方式來鼓勵農民經營和開發(fā)土地，增加糧食產量。換句話說：清康乾盛世以來，國家收入不斷減少，從而導致軍隊越來越弱，這恰恰是康乾盛世惠民、利民的寬仁政策所導致的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結果，甚至是市場經濟高水平發(fā)展所導致的資本積累困境所致——這正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又一原因所在。而較早指出這個歷史關鍵點的，是日本東洋史研究的開創(chuàng)者、京都史學派的奠基人內藤湖南。
內藤湖南（1866－1934）出生于今日本秋田縣鹿角市，他在明治維新的時代特立獨行，積極反對明治政府推行的“脫亞入歐”的全盤歐化路線，而主張“東洋（東方）史就是中國文化的發(fā)展史”，日本不應該“脫亞”而應該“援亞”。他更進而主張中國和同為“東洋”的日本，從根本上說代表著完全不同于英國和“西洋”的發(fā)展模式，中國雖然在軍事上被英國打敗了，這種軍事上的失敗既有其必然性，但從長遠看，卻更有其偶然因素，由此而輕言中國乃至“東洋”發(fā)展模式的失敗乃是一種“短見”。
因為區(qū)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場和貿易，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從事這樣的交換活動的人，一般來說也不必是與生產活動截然分離的、獨立的商人階級，它也不需要大量的、獨立的商業(yè)資本，因而，那些人也不能被稱為近代意義上的商人階級，他們只是一邊生產，一邊銷售的“商販”——即所謂“販夫走卒”而已。
近代中國的行商和晉商，正是這樣一個既與生產活動相分離，又可以通過大規(guī)模的長途貿易把國內生產組織起來的商人階級，從而它才支持了大規(guī)模的海洋貿易和大陸貿易。晉商資本，首先就是指從事跨國長途貿易的大商業(yè)資本。
但是，盡管中國的信用機構誕生的并不比西方晚，盡管晉商擁有龐大的資本，并經營著為跨國長途貿易提供信用服務的匯兌網絡，——我們還是必須指出：票號資本卻并不是近代西方意義上的銀行資本和金融資本。
那么，山西票號與西方的私人銀行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最簡單地回答這個問題，我的結論就是——盡管山西票號大規(guī)模地投資生產和貿易，但是它卻并不投資于戰(zhàn)爭。正因為它不為國家的戰(zhàn)爭行為提供借款，所以它也就不具有國家賦予的以國家稅收為抵押的發(fā)鈔權。而在一個帝國主義的時代，票號只是從生產和貿易中獲利發(fā)財，卻沒有從戰(zhàn)爭中獲利和發(fā)財，這是它最大的局限所在。而投資于戰(zhàn)爭卻是西方主要私人銀行經營的根本手段，在帝國主義時代，由于戰(zhàn)爭是最大的獲利工具，所以在這樣的時代，山西票號就完全不可能競爭過西方的私人銀行，——所謂中國資產階級先天不足、力量弱小，我認為也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得到解釋。
西方最早的私人銀行（阿姆斯特丹銀行和英格蘭銀行）都是發(fā)戰(zhàn)爭財起家的，這就是它與山西票號的根本不同。在歐洲民族國家爭霸的條件下，西方私人銀行的基本功能，其實就是為國家提供戰(zhàn)爭借款，國家又反過來以稅收作為抵押，賦予私人銀行以發(fā)鈔權。作為國家的債主，私人銀行因而具有了“絕對的權力”，這就是為什么阿克頓勛爵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 ① 阿克頓（Lord Acton,1834-1902）：《自由史論》，胡傳勝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第249頁。] ——前者指國家，后者就指私人銀行。
而1840年之后，為其經營宗旨所決定，西方金融機構在中國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作為，其實是通過經營戰(zhàn)爭的方式來逐步擴大和掌握世界市場：即它一方面為發(fā)動戰(zhàn)爭的國家提供貸款，另一方面則又為戰(zhàn)敗國提供“賠款”的借貸“服務”，并同時要求以該國的稅收、特別是海關稅收作為抵押。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西方私人銀行逐步控制了各個國家的稅收和貿易權利，從而成為一個跨國的、壟斷的金融資產階級。
近代中國為什么不能富國強兵呢？說穿了，一方面是國家財政確實捉襟見肘，根本沒有錢投資在軍事和工業(yè)上，另一方面，西方列強也不允許中國把金融業(yè)與軍事工業(yè)結合起來，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在徹底瓦解了清王朝的國家財政的同時，也使得清王朝借助國內融資振興軍事的能力歸于徹底的不可能。而對于山西票號而言，我們則可以說：在一個帝國主義的時代，票號資本作為喪失了“戰(zhàn)爭投資”這個最大客戶的金融機構，其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說，票號資本先是不能投資于國家的軍事自衛(wèi)，隨后又被排除在經營戰(zhàn)爭借款和賠款之外，這樣它就幾乎喪失了帝國主義時代所有的“大宗業(yè)務”——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票號資本顯然是被現(xiàn)代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或者說是被西方的金融壟斷所擊潰的。
一
2008年9月，我在美國紐約大學教書，學校與華爾街之間徒步不過20分鐘，教學之余，正好就近觀察史無前例的資本主義金融大危機。那個時候寫了《反面教材的價值》這篇文章，以英文發(fā)表之后，國內的幾家學術刊物也想刊出漢語稿。記得高超群教授為了索要這個文章，曾深夜從北京把電話打到了紐約，求“稿”若渴之心，令我深深感動。最后，這個文章很迅速地在《綠葉》、《世界博覽》雜志刊出（這要感謝楊學軍先生和閻海東先生），隨之又被幾家報刊轉載，反響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意外之余，我也由此體會到當今的中國是如此夜以繼日、密切地注意著國際風云的變幻的，而自己深以為幸的更是：作為一個貨幣金融領域里的外行，一點有限的閱讀和觀察體會，遠隔千山萬水，竟也能夠對于國家和老百姓有些許輕微的意義。
從中國的視野、或“以中國為本位”去觀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歷史的變遷，致力于探詢當代中國的“世界”觀，這是我最近這些年來學術工作努力的方向。但是，說老實話，這也僅僅是“努力的方向”而已。我自己讀書不多，尤其不是歷史系科班出身，所以這個探詢的過程，其實完全就是學習的過程。
最近500年來，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發(fā)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歐美霸權的形成并橫掃世界；二是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中華民族，由逐漸衰落而再次走向偉大復興。有人把這段歷史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勝利，對此我不敢茍同。因為首先，究竟什么才是“資本主義”，學術界可以稱之為“正宗”的意見，起碼就有三派，至于其他的紛紜眾說，更不必再提了。而三派主流意見中，一種將資本主義歸結為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的變革，特別是大機器生產和雇傭勞動關系的奠定（卡爾 ·馬克思）；一種著重于“資本主義精神”的發(fā)明，說白了就是把做生意等于念經，把積累資本視為積累功德（馬科斯·韋伯）；第三種則側重于自然經濟向金融經濟的蛻變和飛躍（費爾南·布羅代爾）。用這三個流派來解釋什么是資本主義，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用它們來解釋西方之所以興起，中國之所以衰落，解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我看來，則起碼是沒有抓住歷史要害，而且也不盡符合歷史的事實。
我認為：最簡捷地解釋這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實際上就在于“國家能力”這一點上。在西方現(xiàn)代興衰的過程中起支配作用的，從根本上說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紀地中海地區(qū)的銀行家們投資于國家間的戰(zhàn)爭，最終則是金融家通過攫取“世界貨幣”的發(fā)鈔權，而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為他們的投資冒險埋單和作擔保（這隨著1913年美聯(lián)儲體制的形成而達到高峰），而上述軍事－金融－國家相結合的特殊組織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真正關鍵，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眾說紛紜的“資本主義”，充其量只不過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充當了“幫手”的角色而已。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根本目標在于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間”，金融家的根本目標則在于通過債務關系攫取最大利潤，至于是否采用上述三種“資本主義”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于這兩個根本目標之達成而定。
考察中國500年興衰的關鍵，其實又在于經濟的發(fā)展與國家組織能力下降這個矛盾現(xiàn)象。經濟發(fā)達的宋，反而打不過立足于軍事組織的遼、金、西夏部落，這里的關鍵并不在經濟，而在社會組織能力。由皇權直接來面對基層馬鈴薯一般無組織的小農，這樣的國家自然也就沒有什么組織效率可言，而宋代以來的政策，反而是將組織社會的任務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國家更從商業(yè)、運輸乃至軍需供應中全盤退出，國家取“無為”和“不干涉主義”，而這就是“開中法”的弊端。不但基層沒有組織，而且上層的貨幣財政也十分混亂，貨幣短缺、“多幣制”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到了明隆慶元年（1567年）之后，反而將貨幣出路委之于進口美洲白銀，這又是財政貨幣政策的最大失敗。而對外，所謂的“天下秩序”，于周邊藩邦采取的一向是文化治理的“朝貢”方式，完全沒有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生存空間”、“地緣政治”意識，如此組織能力松散的帝國，無論它有利于還是不利于發(fā)展經濟，能夠或者不能夠發(fā)生“資本主義萌芽”，而一旦遭遇現(xiàn)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之打擊，其渙然瓦解卻是必然的。而國家既然已經瓦解，至于發(fā)展什么“主義”才好，自然也都統(tǒng)統(tǒng)變成空談了。
所以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肇始于中國革命以建立基層組織的方式，極大提高了社會組織能力和國家效率，然后，國家才能把社會剩余有組織地投資于長期發(fā)展方面，如此才有合格的國家財政，在此基礎上方有國家發(fā)行貨幣之主權，而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戰(zhàn)爭及其勝利，更是實實在在地打出了一片地緣政治的新格局，這種社會革命與民族革命之密切結合，靠的是無數(shù)革命前輩流血犧牲、艱苦奮斗，如此才談得上今天的“偉大復興”，而至于是否采用資本主義這副靈丹妙藥來謀發(fā)展，那完全也要以是否有利于社會組織強大均衡、是否有利于國家能力持續(xù)增長，是否有利于保衛(wèi)世界和平而定，即那充其量是末而不是本，是術而不是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實際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昭示的乃是完全不同的真理，中國的復興走的乃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而這個真理、這個道路就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fā)展中國”。這已經為歷史所證實。
研究中國歷史，上要看貨幣財政，下要看基層組織，同時更要能以世界大勢之變遷、聯(lián)系和互動為背景去展開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獲。在嚴肅的歷史問題面前，任何輕薄的態(tài)度、任何教條主義的盲從都是必須杜絕的。而唯一值得自我寬慰的是，上述淺見，并不是盲從得到，而是從自己的讀書、思考和摸索中得來的。幾年來，就這樣一邊讀書，一邊思考，逐漸積累了一點筆記、一系列的問題，不過時間一長，反而倒是更沒有把這些學習體會寫出來的勇氣了，有些思考和提出的問題，自然也就隨時光流失，逐漸淡忘了。
真正的寫作機緣來自赴美前學校的一次安排，所在單位的黨委書記蔣朗朗教授派我去山西作一個學術講座，由于參加講座者都來自基層，以從事財政和稅務工作的同志為主，既是學校的任務，于我自然是一個很艱巨的工作，這就迫使我不能不緊急準備一個初步的講稿，這樣幾天下來突擊搞了幾萬字的稿子，由于對當?shù)氐膱D書館沒有信心，所以還帶了不少參考書到山西。我本是個過于認真又不堪大任的人，這次面對的又是上千人基層干部的大課堂，講座結束后，竟然病倒在那里，反倒是給山西的同志（特別是曾被授予全國“人民滿意的公務員”稱號的李晉芳同志）添了不少麻煩。但是，期間參觀八路軍太行紀念館，以及抗戰(zhàn)最艱苦時期建立的八路軍總部（雖曰“總部”，實際上不過農舍三小間而已）的經歷，對我觸動非常之大，應該感謝這次較長期地面對基層的機遇，它使我近距離地感受到：我們的前人是如此的舍生取義，我們的百姓是如此的不屈不撓，絕大多數(shù)在基層工作者是如此的勤勞儉樸，中國歷史的展開是如此的篳路藍縷、波瀾壯闊，中國改革和中國革命的大業(yè)，確是由生活在最基層的老百姓苦苦支撐起來的，這真是“作始也簡，其成也巨”！
太行山里本來也沒有什么書可讀，躺在賓館養(yǎng)病的時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講座前許多沒有想清楚的事情，竟然想清楚了一些，這突乎其來的大病，因此可以算是進益的一個機緣，在這樣一個機緣之后，我領會了一些以前不甚領會的書上的語句，尤其包括歷史上的改革與革命。
二
中國改革與革命是近代落后的結果，革命當然不是近代以來中國落后的原因。而對于“中國近代何以落伍”這個大題目，則大致又有幾種回答：其一，是馬克思主義所指出的——帝國主義侵略和資本全球擴張所致；其二，則是一般地、抽象地將其歸之于中國在制度、技術乃至文化上的落后弊端，以及西歐的先天優(yōu)勢（以馬科斯·韋伯的理論最有代表性）；而我的看法是：中國是一個以“天下”和“世界”為擔當?shù)奈拿鳎Y本主義則是自1500年以來從地中海地區(qū)發(fā)展起來，以金融和軍事技術為核心，向世界擴張的體系。這兩種有深刻歷史傳統(tǒng)的組織形式，在500年歷史間漫長的“互動”、博弈，才構成了我們解釋500年來世界大勢和中國“天下興亡”的關鍵。從這個角度說，那些構成中國近代衰落的因素，往往又曾是支持中國長期繁榮的因素，這正如我們文明中固有亟需變革的弊端，但其中卻同時也蘊涵著近代改革與革命以及中國現(xiàn)代復興的種子。只有了解中國文明形成的長期性、歷史性、復雜性，同時又了解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歷史性和復雜性，而不是抽象地將問題歸之于抽象的“制度”和“體制”而簡單地打發(fā)掉，我們才能對于上述重大歷史課題作出真正有意義的探究。
將中國的近代衰落簡單、抽象地歸之于“專制制度”，特別是所謂“國無憲法”、“民無權利”，這其實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議論，它終究要流于一種耳食之談，淪為與歷史和現(xiàn)實實踐脫離太遠的空洞教條。對其淺陋機械，前人已多有譏評。如錢穆就曾說：“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之表達亦各有其方式及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行之民選代議士制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yōu)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guī)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歷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制度，為維持政府之兩大骨干者，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于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 [① 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上冊，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15－16頁。]
中國當然不是從來沒有制度。自上古以來，就有以黃帝為代表的“血緣世系”以及以堯舜為代表的“名分世系”二者并存，就前一個世系而言，權力的合法性來自貴族血緣承繼；就后一個世系而言，權力始終是向平民開放的，這就是所謂：“人人皆可為堯舜”。而這里的“平民”，更不專指士、士族、士大夫，也包括士農工商各階層——特別是包括少數(shù)民族。太宗李世民以少數(shù)民族血統(tǒng)者，太祖朱元璋以貧苦農民可以作皇帝，其合法性就來自于堯舜的名分世系。這兩個世系的互動沿革，就是所謂“多元一體”的制度基礎。從歷史的長時段看去，倡導“天下為公”，不斷向平民、向少數(shù)民族開放權力的堯舜世系、堯舜體制，是比導致羅馬帝國迅速崩潰、貴族院壟斷權力的“憲政”更合理、更進步、更能經受歷史考驗的制度，這已經為中國的長期統(tǒng)一、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所證實。
作為最后一個漢家王朝，明朝無疑處于中國制度的重要轉折期，從體制的上層看，其主要特征表現(xiàn)為：它是歷史上皇權與士大夫階級沖突最激烈的王朝。太祖洪武13年，廢除了自秦以來輔佐天子處理國政的相位，這成為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極大變動。從此天子直接面對六部，六部有建議權，而天子則獨攬決策權，另設內閣大學士，為天子襄理文墨，但內閣大學士沒有建議權，為了避免皇帝與六部之間發(fā)生直接沖突，遂設司禮監(jiān)居中傳遞協(xié)調。世宗、穆宗和神宗在位期間，皇權與六部之間的沖突，終于達到不可化解的僵持階段，竟造成這三任皇帝幾乎不見六部官員的局面，此后，作為皇帝代言人的內閣大學士和司禮監(jiān)，與士大夫的代言人六部之間的沖突更是日益加劇、不可協(xié)調。而正是皇權與官僚體制之間的激烈沖突和矛盾的不可化解，造成了明代中期以來國家行政效率、國家組織效率的迅速衰敗。
而這一時期，恰恰又是世界史的大變革時期，因為一個銀行家、戰(zhàn)爭和國家密切結合的軍商合一、軍政合一、資本與國家合一的體制，此時正在歐洲勃然興起，而1500年以降的中國，國家體制的上中下結構卻開始走向脫節(jié)，以至于國家的一切改革非但不能動員官吏，反而總是被龐大的官吏集團所阻礙，國家組織效率的嚴重下降，使得一切政治經濟改革都不能真正實行，實際上，最終導致明王朝瓦解的，不但有皇權專制的原因，更有作為社會精英的士大夫階級之顢頇獨斷。無能而顢頇的士大夫階級為了一己之私，妄圖以道學的專制壟斷社會權力，這種“士大夫階級的道學專制”，更促成了體制從內部的解體。而正是由此看來，錢穆的博學，恐怕也是士大夫一家的博學，因為在他那里，無論均田重農還是平等夷狄，這些都不算數(shù)，只要你不尊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那么你就是專制。而他所同情、追隨的國民黨，雖曾標榜、號稱要繼承中國政治制度的有益因素，如在美式“三權分立”之外，再加上中國式的“考試”與“監(jiān)察”兩院，以成為“五權”憲法，而這種精英運動的體制，又究竟是否行之有效，自然也早已被歷史所證明。
不過，確如錢穆指出：民權的表達和實行不能單靠一紙憲法和幾個代議士，關鍵在于形成下情上達的有效機制，他的這種看法倒是真有啟示性的。而且，毫無疑問的是，誠然如他指出：中國作為一個悠久的文明，自然不能說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制度”而只有“專制”，例如所謂公田與私田、科舉與選舉、郡縣與封建的制度爭論，實際上就一直貫串于中國歷史之中，并構成了近代以來中國改革與革命的真正動力。看不到這一點，自然也就不能說對中國的文明有起碼的了解，那甚至就會淪為錢穆所譏諷的：中國近代以來之所以一再自食“改革的惡果”，尤其是老百姓一直不得不一再承擔起“改革的后果與代價”，這往往就與精英們沒有知識和眼光，只會看見私利和短期利益最有關系。
而與錢穆比較起來，黃仁宇先生雖未打過仗，畢竟吃過糧（古人只把“軍糧”稱為糧），因此，他的有些話恐怕還算是比較到家的。他說：“過去的中國百年史，過于重視上層結構，很少涉及低層。比如說，民國初年的立憲運動與政黨，他們本身對社會是一種外來異物（foreign body）。其領導人不乏高遠的理想，而他們身后卻無支持的選民（constituency），滿腹經綸自然也無從化為具體方案，更何況滲入民間，所以一遇軍閥逞兇，就無能為力，而他們在歷史上的意義也因而消失。” [ ①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第454頁。]說到制度變革，孫中山以來的改革家們其實最終也都不得不認識到：這絕非立一紙憲草、推幾個“民意代表”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這里的道理，就在于“變制度易，變社會難”（這一點魯迅等“先覺者”其實早在辛亥之后就一直“無可措手”地痛感著）。因此，要從根本上變革社會，那就非要從基層做起、從中國人口的大多數(shù)——農民做起、從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變革社會，就非要找到、找準中國社會的真正主體不可。以為單靠幾個“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爛之舌即可變革中國，這不過就是黃口小兒式的政治幼稚。以至于有人說：500年來，中國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層和精英，而精英們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們總是要咒罵下層民眾“不成熟”——這實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至于說到變革中國的主體，近代中國早期的改革者如康有為，曾寄望于作為“儒主”的皇帝的“公心”，這自然不能成功，而到了孫中山先生找到了革命政黨，這才算是初步找到了變革中國、特別是進行民族革命的抓手。但是，解決土地制度問題、訓練和組織廣大農民，從勞苦大眾、從最基層出發(fā)改造中國社會結構，這才是中國共產黨成功領導中國完成民族革命，再領導中國走向社會改革與社會革命的關鍵。而倘若放棄了這根本關鍵，汲汲于從上層、從書生們的狹小視角空談所謂的“制度”和“技術”之優(yōu)劣，無論是搞“三權分立”還是玩什么“五權憲法”，那就不僅是短視，而且是舍本逐末，而這種“瞎折騰”，終將自食“改革造成的惡果”，才是必然的事情。
時下人們恐怕都知道，近代以來，中國沒有科學、工業(yè)、自由和民主是不行的，但是，如果離開組織勞苦大眾特別是農民這個中國社會主體，離開了改造土地制度這個中國經濟的最深層的基礎，如果沒有與基層現(xiàn)實密切聯(lián)系的革命政黨作為社會改造的利器，那就不會有革命和改革的成功，而中國幾千年來皇權直接面對千百萬馬鈴薯一般小農、毫無動員效率可言的“一盤散沙”的社會結構，更不能得以根本改變。正是毛澤東、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一舉改造了中國的基層結構，歷史告訴我們：今天絕不能小視人民組織起來的力量，更不可小覷創(chuàng)立社會基層結構的偉業(yè)，因為它一方面使得農業(yè)上的剩余得以轉用到工商業(yè)，同時又使得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反過來可以吸納大量的人口就業(yè)謀生，而且，國家從此方才可能有上下交往、良性的財政管理，這又使得中國第一次有了獨立自主的發(fā)鈔權和貨幣主權。——但是，對于這一淺顯的道理，卻不是人人都愿意承認的。以為靠“個人自由”、一紙憲草、幾個“民意代表”就能解決一切中國問題，這其實就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見、偏見和一塌糊涂的“政見”。“豈有文章驚天下，漫道書生事不成，百年一覺浮漚里，悲欣交集說摩登”——其實，就我個人來說，真正弄明白這個道理，更不是一朝一夕的。
2008年8月，我?guī)е@個初步的講稿到了紐約，當時課程較多，沒有充分的精力再讀大量的書，只能找一些相關的英文書來讀，一邊再就舊稿提出的問題，重新思索一番。而在美國教書時比較談得來的朋友，如康奈爾大學的顏海平教授、紐約大學的張旭東、廖世奇教授在看了這個初稿之后，都認為我應該繼續(xù)寫下去，于是在他們的鼓勵下，我就不時在舊稿上改動一點，日積月累，這樣改來改去，終于成為了本書的第一部分：《漫長的16世紀》。
哈德遜河畔仲秋望月，中央公園圣誕踏雪，第八街上法式公寓里徹夜的燈火，寒來暑往，幾度合上最后的書頁，匆匆走出辦公室，門口的百老匯大街已經是凌晨時光，——如此情景，今天依然歷歷在目。喧囂的世界金融中心紐約，于我竟是個讀書寫作的好地方。如今披閱舊稿，其中仿佛還散發(fā)著那些艱苦時光的余溫。
回國以來幾個月，給北大文科的研究生同學開一門“現(xiàn)代西洋理論閱讀”課，由“客座”身份重歸主人地位，心情自然大為舒暢。而這門課實際上就是閱讀西方研究中國和中國歷史的著作，課程的講義除了《漫長的16世紀》一部分外，更加入了《漫長的19世紀》一部分，由于聽課的同學幾乎遍及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專業(yè)，所以他們給我的啟發(fā)是很深的，很多過去想不清楚的問題，這次倒是在課堂上反而討論出了眉目；結果是臨到學期結束，大家興猶未盡，對我來說，一本書的大體框架，也算初步完成了。
三
西洋的中國史和世界史研究，是比較重視哲學和思想的，這可能是黑格爾的傳統(tǒng)。它有很大的好處，就是綱舉目張，可以根據(jù)一種哲學、一種思想來解說歷史。但歷史畢竟不是思想史和哲學史，本書所探究的這500年的世界史之復雜程度，就完全超乎人們的想象。知道了西洋怎么樣，就照貓畫虎，開口即說中國怎么樣，看了明代初期怎么樣，就說明代如何如何，那么歷史研究就變得索然無趣，好像幾個公式就能解決問題似的。
但是，這不是說我們可以沒有思想史的研究、經濟史的研究和社會史的研究——寬泛地說，也就是我們不能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傳統(tǒng)。沒有了這樣的研究傳統(tǒng)，歷史研究就會墮落為以“帝王家事”治天下的“演義”，這在中國歷史上叫做“道學家”的邏輯，在中國民間叫說書人的邏輯，在這種邏輯的支配下，歷史只能等于統(tǒng)治者的歷史、甚至是統(tǒng)治者的家事、家計，乃至淪為胡編亂造的逸事，所表彰者無非道學家們自我標榜的“氣節(jié)”和“氣功”而已。這本身就是不知何謂歷史，其實就是一種愚昧。
無論如何，用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來解釋歷史、觀察歷史，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正確方向。在這方面，我們的前人已經給我們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比如用小自耕農發(fā)生、發(fā)展得比較早而且成熟，從而造成生產方式的過于分散和靈活，來解釋中國為什么沒有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革命、產業(yè)革命（郭沫若）；比如從國外資本、國內稅收、地主地租的三重負擔壓迫，來解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性（陳翰笙）；再比如自古中國的商人就不事生產，商與生產相脫離，尤其是自宋發(fā)明“開中法”以來，國家竟然從組織社會活動、特別是商業(yè)活動中一概退出，而將貿易、運輸乃至軍需轉運這類活動也一概委之于商和地方豪紳，從而造成國家與經濟活動脫節(jié)、商人與生產脫節(jié)，以此來解釋國家資本、民族國家在現(xiàn)代中國的必要性（陶希圣）——無論這些前輩的政治觀點如何、立場如何，他們都是從社會生產方式的演化出發(fā)，給我們指出了歷史發(fā)展的道路，初步厘清了歷史的脈絡。
前面已經說過，治史者最難得的是有三重視野：下看基層組織、上看財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勢。致力于這項工作的黃仁宇曾經感慨說：“如果我們有了這樣的視野，則在檢討中國現(xiàn)代史時，必須先看清當中的大輪廓。在社會全面解體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時候，一件事情的意義可能前后牽涉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即使親臨其境的人物，如克倫威爾、丹東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進歷史的工具，也難看清他們自己在歷史中的真實意義。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目的的分析而不綜合，難能盡到歷史家的任務。我們縱使把郭松齡和殷汝耕的事跡寫得不失毫厘，又牽涉到本莊繁和岡村寧次的秘幕，在當中更投入梅蘭芳和阮玲玉的瑣聞軼事，也只是增長歷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國長期革命的真實性格。”——而他這里所說的“中國長期革命”，就是指從19世紀到20世紀的“漫長的革命”，而上述視野，概括起來說也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看到今天歷史研究的一些毛病，其中之一是：分析有余，概括不足，不能自拔于史實。因為沒有社會生產方式的分析，沒有思想史、社會史和經濟史的綱領，沒有社會各階級分析的觀點，也就不能解釋歷史的發(fā)展和變化，這樣就變成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事實，不見發(fā)展、變化、運動的邏輯。歷史的實質全在變化，而這樣的歷史研究，卻非但不關心歷史變化之所以然，而且更不理會現(xiàn)實變化之所以然，只是用了幾本中國古書和外國新書的知識，乃至名人軼事，去批評、點綴和套用現(xiàn)實的變化，而這種對于變化的拒絕，其實也正是對于歷史本身的拒絕。
四
今天的我們，正處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重大變革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今天任何人都不能不去正視的大現(xiàn)實，這是500年人類歷史中最為天翻地覆的大變化。對于這個大變化，既有的知識是不夠了，任何人都必須重新學習、重新思考、重新研究。
潘維教授最近從國外回來休假，找我長談，他的一個說法令我印象深刻。他說：從海外看中國，60年至為成功，500年來也有不少好的東西，以至于當今世界上有“中國模式”之說；不過反過來，有些國內人看自己，特別倘若是聽某些知識界“高人”說話，卻幾乎是一派悲觀喪氣，甚至以為前景可憂，“崩潰”在即——而他們千憂百轉，其實就憂在“政治體制”。
“憂患”當然不是壞事，但“憂患”應該是憂天下、憂國家、憂老百姓，絕不是憂自己，更不能因為世界沒有按照自己的辦法來，甚至沒有因為“代議”成功而混上一官半職，就斤斤兩兩、患得患失。正因為民主、自由是當世的好東西，時賢無論“左右”，才紛紛作“為民請命”狀，拉大旗作虎皮，這本不奇怪。但是我們絕不該忘記，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先驅都曾經反復告誡我們說：如果把民主講成了抽象、簡單的“官民對立”，那就是最大的膚淺和不及格，因為這樣做起碼就放跑了利益集團和地方分離勢力，而在近代以來的語境下，更是放跑了帝國主義列強的壓榨。如果那樣搞，所謂“民主”就很容易成為某些人要特權、搞分裂的工具，甚至淪為列強們壓迫中國的口實。
官僚政治不好，其惡性膨脹于國家人民不利，這自是誰都知道的最淺顯道理，不過歷史卻也總是沒有那么簡單，比如我們還是要知道：自古以來講“官民對立”，這里所謂的“民”，其實指的是“豪民”，而非一般“小民”和“草民”（更非時賢所謂“屁民”）。而在這個意義上，國家與豪強巨族、土豪劣紳之間的矛盾，往往也就體現(xiàn)為代表國家稅收利益的官僚與“豪民”之間的矛盾，所謂“官家之惠，優(yōu)于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荀悅《漢紀論》），這種出于官僚之口的“官民對立”，表達的恰恰是對土豪劣紳、豪門巨族的指斥和控訴，代表的其實就是“國家”與“小民”立場的重合，它同時也表明國家和普通老百姓其實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敵人，而這個敵人也就是豪強和“豪民”。
因此，商鞅廢井田，楊炎行兩稅法，張居正舉“一條鞭”，其根本出發(fā)點盡管不能說是為平民老百姓的利益著想考慮，但是，他們要打擊豪強，要把稅收加在豪強和豪門頭上這一點，卻是共通的，也是無疑的；這就是王安石所謂“擇其富者而稅之，擇其可稅者而稅之”。現(xiàn)代中國對于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最精深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王亞南（《資本論》的譯者），他這樣告訴我們說：只有看到官僚制度的矛盾性，即看到其既有與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一面，更有與地方勢力、特權利益集團相矛盾的另一面，我們才能了解官僚制度的彈性和歷史發(fā)展。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政治改革的關鍵，并不在于抽象地講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的對立。至于今天的中國“好得很”還是“糟得很”，那首先也要看你究竟是站在哪個階級的立場上說話，而抽象地講“官民對立”，則必定流于喪失和缺乏階級分析方法的膚淺。我們只有認識到：國家從來就不是抽象的，甚至只有認識到國家總是有階級性的（如美聯(lián)儲掌握發(fā)鈔權，這就是美國國家“階級性”之體現(xiàn)），我們才能了解，真正合格的政治改革，在于如何能使國家體現(xiàn)勞動人民的最大利益，而避免國家成為特權利益集團的工具。抽象的“官民對立”說，表面上看似義正詞嚴反對官僚政治，實則往往是屁股坐在“豪民”和“豪強”一邊，為了特權階層和豪強向國家討利益和爭權力，其實它也從來并不是一概地反對國家，[ ①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78頁。]因為從歷史上看，他們要的往往就是奴隸主、地主豪紳和買辦資產階級支配的國家，而他們極力反對和限制的，其實是勞動者當家作主的國家而已。
中國近代改革的先驅康有為說過：“故國無論君主民主，未有不中央集權也”，“政府者，集合管理眾人之事之大力量，而未聞以地方各立為分權也”，這是考慮到中國歷史的深層動因和內外形勢而得出的結論。康有為進而指出：體制改革的真正目標，就是“民主政治”與“政治統(tǒng)一”的結合，就是人民與政府的結合，如果不實行人民自下而上的有序參與，就不能避免動亂，如果不打擊利益集團和地方勢力，如果不能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不但現(xiàn)代中國在近代以來列強競爭的環(huán)境里不能圖存，一切事情都會被內部利益集團的爭權奪利、家計私利所毀掉，那樣國家就會分裂，人民就會真正受苦。這也是歷史的結論。
今天的中國自然不是沒有問題，相反，問題尚多，不容回避。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不能將問題簡單化、抽象化。尤其不能脫離開社會階級分析和世界局勢的視野看歷史、看現(xiàn)實。只有如此，我們才能認識到：保持國家里面勞動人民之主人翁地位，防止國家淪為特權階層、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工具，特別是在思想文化領域里保衛(wèi)中國革命歷史敘述的合法性——于今天而言這是多么艱巨而光榮的任務。我們常說要不忘歷史，而老百姓把這叫作“吃水不忘挖井人”，只有從這樣樸素的視野才能看到，中國今天的成就當然既不是吹出來的，更不是“粉飾”而能得來的，因為這就是中國歷史和世界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如果把一切問題都簡單地歸之于“上層專制體制”，那么，我們是否反過來，也可以把一切成就一概歸之于“上層專制體制”呢？我倒是認為，與其如此，反不如把成就看作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結果，是漫長的社會生產方式變革的結果，是世界廣泛聯(lián)系和互動的結果——尤其是漫長而偉大的中國革命的結果。從這個角度說來，倘若說500年來中國體制中沒有好東西，中國革命形成的體制是一團漆黑，非要拆了故宮建白宮，從孫中山到毛澤東一律打倒，乃至非要刨了祖墳而后快，這是不懂自己的歷史，這也就是割斷自己的歷史。這種歪曲歷史的行徑是絕不能允許的。
五
說到體制改革，從孔夫子、董仲舒，到王安石、張居正，改革、改制一向就是歷代儒家追求的歷史目標。宋代以來行“開中法”，放手讓商人代替國家組織社會、從事長途貿易甚至包辦軍需，這就是因為皇權直接面對小農，國家沒有組織效率。明代大行“一條鞭”，擇其可稅者而稅之，也是考慮到國家直接面向千百萬零散小農征稅成本太高的緣故。王安石興“青苗法”，欲使國家財政直接補助小農，其出發(fā)點更不可謂不好，但是，由于基層沒有組織，地方全為酷吏、土豪控制，王大人所補貼的對象，不幸最終也就成了酷吏和土豪，他的“青苗法”，就幾乎淪為今天所謂的鼓勵農民“種大棚”（時下民諺曰：要想富，先修路，要想窮，種大棚）。500年來，改革的目標何嘗不是提高國家組織效率，而改革的局限性，則全由于沒有完成建設基層組織的任務，所以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就不能不依靠基層的酷吏與土豪，結果這些以反封建為目標的改革，反而改出了“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至于將組織社會的任務全盤交給商人和市場，1567年之后更將貨幣委之于進口白銀，這也并非國家迷信道學，傳統(tǒng)政治格外喜歡無為，而是宗法國家里，皇權對小農的“兩張皮”結構造成的不得不然，即國家欲動員社會而沒有抓手、能力和可能性。
近代以來，宗法國家瓦解，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開始，打倒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是為了奪回國家財政和貨幣主權，打倒封建主義鏟除土豪劣紳，則是為了建立基層組織。“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改革與革命被中國文明視為“天命”，一卷《大同書》唱響了紅旗，改革與革命的目標并不僅僅是改造中國，而且更是改造世界。
今天，我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國家與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謂“官民對立”），而當下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根源實則肇始于1970年代初期由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聯(lián)合推出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政策，它以貨幣投資政策的巨大調整（以維持美元和美國債券價值為主要目標），又一次使得資本主義凌駕于“世界經濟”之上。如果費爾南·布羅代爾在世，他一定會驚呼這是堪比19世紀初期的又一次世界結構“大轉型”。這就是為什么，過去的幾十年，全世界都仿佛經歷了“漫長的19世紀”的回潮和復辟。綿延的戰(zhàn)爭和最終無可避免的金融大危機，其實都是這次“大轉型”的結果，今天看來，如果沒有中國最終頂住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全面統(tǒng)治，世界經濟和世界形勢恐怕就不堪設想。
基層組織和上層財政金融之外，我們還必須看世界大勢。只有把握世界大勢，才能認識到：當今世界，金融控制才是最大的壟斷體制，而軍事優(yōu)勢則是最直接、最強有力的暴力控制，至于文化霸權軟刀子殺人不見血，為“整人”而定的國內、國際“規(guī)則”，恐怕也不見得全是政客們想出來的——只是少見我們的道學家們因資本金融壟斷而“憂”、因帝國主義軍事壟斷而“憂”、因買辦資產階級腐敗透頂?shù)乃接谢叨皯n”罷了。
其實，體制既然無非就是組織、組織能力，而關鍵就在把誰組織起來，組織起來反抗誰、又要維護誰的利益；因此，世界上就有了“革命的體制”和“反動的體制”這兩種，而從來就沒有過什么抽象的、一勞永逸的“體制”和“反體制”。本書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我們只有從生產方式的“發(fā)展”與“組織”之間的關系角度，從復雜的社會階級斗爭的角度，才能去正確分析、了解歷史變化發(fā)展的真實。500年來，中國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簡單的因為生產不發(fā)展、市場不發(fā)達，更不是由于什么“體制干預”過多，而恰恰是由于“體制”的無為、體制的“無力”和低效率。廣大的勞動階級（特別是農民）長期處于一盤散沙狀態(tài)，中國基層社會更與上層完全脫節(jié)，以至于像黃仁宇所說：經濟雖大有發(fā)展，而社會卻全無組織效率，從而無法將社會財富組織為國家能力，人民非但不能以“體制”的方式參與這種發(fā)展、保證這種發(fā)展、推動這種發(fā)展，結果反而在近代為外國和外部的金融資本和武力、為內外特權利益集團之勾結所控制。
而尤其是——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的“精英”、讀書人對于什么是社會生產組織，特別是對于社會各階級斗爭的道理，基本上外行，對金融組織、貨幣組織、稅收體制，則更是一竅不通、一塌糊涂；既將一切簡單地歸之為“體制”，而同時對于“體制”的理解又如此茫然、膚淺，平日袖手談心性，事后著書罵“屁民”，無論天下興亡多少事，永遠正確的反正只有他自己。這種“反體制”往最善良的地方去評價估計，也不過就是“道學家們”的“發(fā)脾氣”而已，而自明以來，這種士大夫階級的“氣功”，對于國家和人民，從來就沒有過什么真正、切實的補益。這也就是張江陵所謂“國家以高官厚祿養(yǎng)此輩，真犬馬不如也”，也就是曾文正所謂“國家以此為學為官，與用牧豬奴何異？”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五星中的四顆星分別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上述四個階級的聯(lián)合，是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敵人——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因反對共同的敵人而有著共同的利益。而與1688年拿著銀行家資產階級的錢上臺的英國王室革命不同，中國共產黨人是靠工農的支持而打天下、有天下，革命黨人不欠資本家的錢，因此就沒有格外要訂立一個契約專門照顧資產階級利益，與之立憲的任何理由。嚷嚷著要單獨為某一個階級立憲，其實質就是要破壞四個階級的聯(lián)合。歷史證明，當工農不愿意與后二者聯(lián)合的時候，固然是忘記了自己真正的敵人——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而當著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忘記了工農的利益與自己根本利益的聯(lián)系的時候，他們更是忘記了自己真正的敵人，同樣也正是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那種不自量力的狂熱，使得他們只會在歷史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只有當上述四個階級聯(lián)合起來組織起一個強大的體制，方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就是我們這個體制的根本目標。這個目標，當然是要讓勞動者越來越有可能控制資本，讓中國越來越有可能擺脫帝國主義的軍事、金融控制——從大的方向說，這是真正的“通三統(tǒng)”、“復三代之制”，是真正的“文武革命，順天應時”的體制改革和體制革命。如果沒有這樣的體制革命，那么，資本控制勞動和市場、西方控制世界、少數(shù)人控制絕大多數(shù)資源、少數(shù)人壓迫剝削多數(shù)人的體制就會一統(tǒng)天下（“全球化”？），如此中國的發(fā)展談不上、和諧的世界談不上，公平和正義也就談不上了。
早在68年前，毛澤東就批評過這樣的學風：“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xiàn)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他還說：“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竟有多少人創(chuàng)造了可以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科學形態(tài)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在經濟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從鴉片戰(zhàn)爭到現(xiàn)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一本合乎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理論，像在中國經濟問題方面，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呢？——實在不能說。”今天重讀他的這些話，作為讀書人和教書匠，實在是應該深以為警怵的。
20世紀曾被稱為“革命的世紀”，盡管這并不是本書這一卷論述的主題，但是，上面這些話，既可以說是游離于本卷主題之外，也算是對本書第二卷（《1500年以來的中國改革與革命》）的預告。故算是有感而發(fā)，不平則鳴。而這里的所謂“不平”，特別是對于偉大的中國革命及其成就——一個勞動者階級當家作主的國家體制，近些年來在中國輿論界當權的騙子們那里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所表達的憤懣、不滿和抗議。
顧炎武的《精衛(wèi)》，一直很喜歡。詩曰：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愿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在這個意義上，讀歷史、研究歷史是大有好處的，因為歷史敘述著過去，也昭示著未來。歷史本身就是由“大不平”寫就的，因此，它的方向才是“大同”。
六
本書準備的材料原本是寫三卷，與編輯者商量，目前出版的是第一卷。
這當然不能算是史學，連歷史研究可能也談不上。但是，不局限于西方人的結論，同時又把中國史與西方歷史打通來看，把世界史理解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動史，對我這個讀書不多的人來說，這可能多少是需要點勇氣的。
我在這里要敬表謝意的，是這些年來在學術上幫助、教誨我的不同學科的朋友們，如黃平、汪暉、張承志、張旭東、李零、李書磊、姚洋、顏海平、嚴海蓉、林春等等，至于需要感謝的北京大學的師友們，更是不能一一列舉。而尤其要敬表感激的，是張國有教授的教誨和幫助，無論作為經濟學前輩還是大學校長，他對于年輕人的一貫理解、寬容、支持和關懷，使我得以真切地感受北京大學光榮的歷史和傳統(tǒng)，也將永遠激勵我把“為中國讀書”、“為人民服務”作為人生目標去追求。
胡少卿先生奔走聯(lián)絡，親自編輯，助成此書面世，這體現(xiàn)了北大師生之間的平等、友誼與默契，更體現(xiàn)了北大“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學習和工作作風。
2009年9月2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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