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是訪談錄》討論今日中國的戰略高度
■《當代中國思想界國是訪談錄》 作者：瑪雅 出版：香港三聯
文：張俊峰
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新左派─這是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三塊。宏觀來說，這三種思潮影響今天中國的國家走向；微觀來說，了解這三種思潮，也為觀察和識別中國輿論的走向提供了一種「色譜」。中國內地至今沒有把三種知識分子放在一起討論過，除了瑪雅的《國是訪談錄》。
瑪雅，鳳凰衛視旗下《鳳凰周刊》的副總編，她生于南京，長于北京，1992年赴美國留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沒有進入學界，轉投傳媒，她不認為自己「十年一劍」的大學生涯是白磨了，而是「利用自己的學術背景和媒體平臺，通過通俗易懂的口語表述，反映當代頂尖社科、人文學者最關心的話題，特別是熱點政治話題，向社會各界傳輸有真知灼見的學術理論思想，為政府決策層提供戰略性思路和政策建議。」
2004年到2009年，她訪談了中國二十位學者，撰寫出十五篇訪談文章，涉及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方向路徑、國家產業戰略、新農村建設、中共執政能力、民主政治建設、中國模式、地緣環境與外交戰略、中美關系、社會核心價值、中國文化大國形象等話題。
二十位學者─王紹光、胡鞍鋼、高梁、溫鐵軍、黃衛平、毛壽龍、潘維、王長江、曹錦清、房寧、楊鵬、史天健、黃平、張文木、陳峰君、金安平、王飛凌、秦暉、徐友漁、祝東力─是今天中國思想界三種學派的代表人物，也曾經有過當紅衛兵、知青的共同點，他們各自學派的形成和他們的人生經歷與環境分割不開。
這十五篇訪談錄，集結成《戰略高度》，在內地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三聯）出版，而完整修訂版題為《國是訪談錄》，在香港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中國三種思想流派的形成
九月，香港三聯書店舉辦了一個座談會，由瑪雅和祝東力對談，解說這本《國是訪談錄》的大背景。瑪雅溫和內斂，祝東力思路和表達極清晰，提綱挈領地介紹了當前中國三種思想流派的形成和特點。
祝東力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研究員，他說，從九十年代開始至今這二十年，中國思想界特別活躍，只有「五四」時期可以相比。經過二十年分流合進，現在大體形成了三個思想派別：自由主義思想；九十年代中形成的民族主義思潮；九十年代后期形成的新左派思潮。
從中國當代史可以了解到這三種思潮的源流。文革結束后，出現了啟蒙知識分子，他們的觀點和老左派對立。老左派是成長于延安時期的知識分子，忠誠于中國共產黨，當有背離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出現時，他們自覺地捍衛馬克思主義。啟蒙知識分子是在經歷了文革的人道災難后，開始強調個人的尊嚴、價值、自由，反對專制，提倡憲政。八十年代初，老左派和啟蒙知識分子出現了論爭。
到八十年代后期，因為城市改革出臺的一系列政策以及明顯的通貨膨脹問題，啟蒙知識分子發生了第一次分裂，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新權威主義」的思潮，提倡威權的政府加上市場經濟，即「硬政府，軟經濟」。這種分裂出來的思潮遭到大多數啟蒙知識分子的批評。祝東力說的「新權威主義」是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的思潮，在記者看來，在二十一世紀這最初的十年間，媒體上引爆的若干次網民對某學者「何不食肉糜」言論的口誅筆伐，其中有些學者的觀點，仍帶這種「新權威主義」的氣息。
九十年代以后，從啟蒙知識分子中出現了穩定的自由主義思潮，即強調人的價值、尊嚴、自由，反專制、提倡憲政等一貫主張。此外，源于當時的國際形勢，民族主義思潮出現了。九十年代初，中國面臨沉重的國際壓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中國展開制裁，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軍艦在海上強行截查中國貨輪，即「銀河號事件」，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美軍悍然空襲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令中國民眾對美國的不滿情緒達到沸點。
也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出現了，這本書討論的，正是當時中國的國際環境。
如果簡單說民族主義的出現是因為中國在國際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那么，新左派的出現，就是源于中國國內日益明顯的不公正問題。祝東力介紹說，九十年代「威權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下，政府為資本增值提供盡可能的條件，出現了大面積腐敗，貧富分化創傷很深，中國社會被嚴重拉傷。基于這種社會變遷和七十年代以前社會主義思想在民間的復興，新左派出現了。
《國是訪談錄》中呈現的思想沖突
雖然祝東力在座談會上說，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新左派，這三種當今中國的主要思想派別第一次在同一本書中各自闡發了觀點，但讀下來，在瑪雅的這本《國是訪談錄》中，民族主義和新左派的觀點還是主要部分，二十位訪談學者中，持祝東力提到的自由主義觀點的學者并不明顯。記者之所以生成這個印象，和這本書的結構有關系。
這本書分為《改革篇》（討論和反思中國改革，主要是經濟和社會改革）、《政體篇》（中共作為執政黨的自身改革和民主問題）、《國際篇》（中國在面對地緣關系和國際環境中的戰略選擇）、《社會篇》（中國的價值觀和文化議題）。記者讀后，覺得在這四部分中，只有在第二部分即《政體篇》中，自由主義這個思想派別的觀點比較突出地作了表達和討論，尤其是在《中國民主的三個視角、三種表述》這一篇訪談中，房寧、潘維、楊鵬三位學者明顯代表了三種不同的觀點，其中楊鵬的觀點符合了祝東力對自由主義的簡單說明。
反而是在精彩的第一部分《改革篇》中，可以看到兩種思想的矛盾和沖突。如對中國經濟改革中出現的農村問題的看法，中文大學的王紹光和清華大學的胡鞍鋼就很樂觀，他們根據統計數字和中外比較認為，在當前這個歷史轉折時期，雖然農村經濟、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這些方面還存在問題，但農民受益是大趨勢；而中國人民大學的溫鐵軍，通過實際參與農村的試驗性建設，還是認為理論上可行的農村人口轉移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現實中風險重重，實際的困難比想像的要多很多。
像胡鞍鋼和王紹光這樣的學者，你很難把他們放置在哪一派類型中。
很有意思的是書中訪談對象之一的高梁，他是已故著名啟蒙知識分子顧準的兒子，顧準生前是自由派的偶像人物，九十年代被視為自由派的先驅；而高梁在談到中國企業改革、特別是中國加入ＷＴＯ以后面臨外資并購的問題時，則非常強調「中國自主」，對外資充滿警惕，更近于民族主義。
記者從這本訪談中感覺到：中國發展到當前，經歷了國際環境的變遷和自身的成長，從備受壓力到充滿自信，學者們無論傾向于哪一派，他們的觀點都出現了一種交集，即無論經濟政策、政治改革、民主問題，都不能再照搬西方經驗，不是說西方經驗不對，而是那種經驗在中國這個十三億人口、要在短時間內完成西方國家上百年變遷過程的發展中大國無法被復制，中國的發展，無論是通過理論的指導，還是通過實踐中「摸石頭過河」，都一定要符合中國自己的國情，最后生成「中國模式」。
三種思潮的關系
祝東力說，他自己原本可算是啟蒙知識分子，現在則傾向于新左派。他說，現在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新左派呈現一個三角形關系。自由主義占主流，新左派和民族主義則暫時結盟，他打比方說，就像《三國演義》中魏、蜀、吳的關系。自由主義的影響力通過主流媒體和大學來實現，其中最重要的媒體就是北京的《炎黃春秋》雜志和廣州的《南方周末》；而去年《中國不高興》五位作者，其中黃紀蘇是新左派學者，和另外四位帶典型民族主義情緒的作者風格明顯不同，這本書出版后銷量達70萬冊，可以看成是新左派和民族主義結盟后的一個經典戰例。
那么新左派和民族主義的交集一定很穩固嗎？對這個問題，祝東力說：「哪里有壓迫哪里有反抗，這是一個結合點。但他們的分歧也很明顯：民族主義很狹隘，而新左派認為，像毛澤東說的那樣──公平不能限于國境內。這一點上雙方的分歧很深，只是當前還沒表現出來。」
今天中國處在一個非常特殊微妙的時期，國力雄厚，充滿機遇，人們對國家信心高企，但又有收入分化、農民需要受到關注、精神文明衰敗、邊疆、國際關系……一大堆問題亟待解決。如果真像祝東力所說那么樂觀，即中國思想界現在處在一個非常活躍的時期，那么這本《國是訪談錄》對于思想界以外的普通人、尤其是傳媒人，倒是一本去了解中國每天都可能發生的政策和新聞事件論爭背后思想源流的精彩入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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