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任彥芳《歷史的責任》

2004年5月7日，原蘭考縣委書記張欽禮走完了他迭宕起伏、富有傳奇和讓后人仍然爭論不止的一生。他的去世是一個時代悲喜劇的謝幕，也是對人生的一個沉重思考。圍繞著蘭考、圍繞著焦裕祿、圍繞著張欽禮和那個特殊的時代所帶來的爭議和思考卻并未謝幕……而這一切，源于一個自稱和蘭考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任彥芳。由于他自認為他對蘭考一切的一切，都有著了如指掌的了解，把自己儼然當做蘭考的鑒定家和權威。其實，在他的眼里，北大在他眼里都如此的“恥辱”，更別說蘭考、焦裕祿、張欽禮和蘭考人民了……

筆者有幸拜讀了任彥芳接受陽光衛視采訪所作的記錄，結合任彥芳在其他網站和書中的言論，覺得一些歷史事實有必要和任先生探討和商榷一下。

縱覽《歷史的責任》一文，表面上給人一種實事求是的感覺。文中對張欽禮既有肯定，同時也指出了他的不足和他所處的特殊時代的特殊環境，以及這種特殊環境所必然造就出張欽禮這個悲劇性人物。但仔細研讀后，不得不承任任先生的“高明”，即：“正如毛澤東的罪要有四人幫來當替罪羊一樣，他在蘭考有那么多人因他的煽動而死，而傷，不由他承擔罪責嗎？”結論是：張欽禮是替罪羊。既然是替罪，前提是誰有罪？他又要為誰替罪？誰的罪非要有他來替？照此推論：張欽禮本人無罪，如果他本人有罪就無須替罪，既然無罪又何來十三年徒刑？退一萬步講，蘭考因他的煽動而死、而傷那么多人，是不是任先生太看得起他了？是不是那些死傷的人都是沒有開化的類人猿，就僅僅憑張欽禮的幾句話就可以赴湯蹈火、置個人生死于不顧？如此說來，就張欽禮需要替罪而言，那十三年所替的冤罪，能否實事求是地予以糾正，還他一個公平呢？令人更可笑、也更荒唐的是“毛澤東的罪”，中央的哪個決議、中國的哪個法庭給毛澤東定過罪？在中國除了任彥芳先生有這個能力給毛澤東定罪，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人。也難怪對張欽禮的有罪推定，到了任先生的手里那就會更加雪上加霜，張欽禮所以也就在劫難逃了。

“張欽禮在粉碎四人幫后，被開除黨籍，判十三年徒刑。這是中央研究后的決定。”我不知道任先生這句話的依據來自哪里？也不知道他所指的中央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來研究張欽禮的問題。如果任先生有確切的中央文件、那怕是中央某位領導的批示也行，你就勇敢的拿出來，讓大家看一下嘛。如果任先生參加了這次中央對張欽禮問題研究的會議，也請任先生一并公示。用現在一句時髦的話：張欽禮“被研究”過了，你還能讓大家都“被研究”？寫到這里，我記得任先生曾經向中央及中央主要領導寫過一封信：

任彥芳泣血含淚上書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   ：

我是離休干部，國家一級編劇、作家任彥芳，作為中共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我泣血含淚給你們寫封信，要求撤銷有關部門給新聞出版部門的種種禁令規定，切實保證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落實十七大提出的公民的表達權。我倒是十分同情任先生的，可又一想，不讓你發表那些誹謗他人的文章和書籍，其實是對你的一種愛護。如果不是如此，誰知道你又要在什么報紙上向人家致歉了，還得賠點錢，弄得傷神又破財，何必呢？

任先生文中說：“我對張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能和群眾同甘共苦，他能身體力行，他身上有焦裕祿精神。我曾想將他的一些事與焦合為一體，寫出一個典型的縣委書記形象，我給電影主人公起過有欽字的名字，不寫真人真事。而寫一種為民的精神。”試想一個對張欽禮有著很好印象的人，后又極盡所能又對他多次進行批判的人，能會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去客觀、歷史的評價一個人嗎？無可否認，張欽禮在蘭考的歷史上所起的作用舉足輕重，這點恐怕連任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認。一個“能和群眾同甘共苦，他能身體力行，他身上有焦裕祿精神”的人，不正是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優秀品質的具體體現嗎？

任先生文中提到了更讓他如梗難咽的一個事實：記者問到張欽禮死后的葬禮，為何會出現萬人空巷？我說當時我便寫了文章，對此做出分析。一是這是一次有組織的活動，是當年和張一起造反的人們為他組織的隆重的葬禮。他的兒子成才了，有了影響，一同造反的人有的成了大企業家，拿出了錢購花炮就花上萬元之多；二是因為，老百姓對現實腐敗不滿，借此做了一次宣泄；群眾在縣委門前，竟喊出打倒貪官污吏，打倒走資派的口號，就說明一是對現實不滿，二是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還在；三是張確實有群眾基礎，他一直在蘭考工作，為群眾做過好事，群眾懷念他；群眾說，焦來蘭考才一年多，而張在蘭考幾十年，而結局如此，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也有不平之意吧。這些因素促成了張有了不尋常的葬禮。照任先生所言，那我們的政法部門應該徹查此事。既然是有組織的，那就需要查出這個組織者，想必任先生一定會提供更為可靠的線索，文中提到的“是當年和張一起造反的人們為他組織的隆重的葬禮”，就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為什么要查？按照現在的說法叫群體性事件，十多萬人為張欽禮葬禮上街，應該是一個很嚴重的群體性事件，如不找出這個“組織者”，是蘭考政法部門的嚴重失職。再就是文中提到的“老百姓對現實腐敗不滿，借此做了一次宣泄”，讓任先生不打自招的是，張欽禮本人沒有腐敗過，如果張欽禮本人是個貪官污吏，又何來宣泄一說？換而言之，張欽禮在蘭考人民眼中是一個清官，是一個廉潔勤政、不謀私利的楷模。連任先生自己也承認“張確實有群眾基礎，他一直在蘭考工作，為群眾做過好事，群眾懷念他；”一個不腳踏實地為民辦實事、不為民謀福祉，而是魚肉百姓、煽動死傷那么多人的人，他何來的群眾基礎？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還在”，按照任先生所言，在張欽禮迎靈路上的燒紙跪拜、燃香放炮，那絕對是封建社會的丑惡現象，是絕對的封、資、修的東西。這也太奇怪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到了任先生那里又都歸罪于了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其實，他為群眾做過好事，群眾懷念他，這才是根本所在、民心所在。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任先生在談到張欽禮葬禮后，又“語重心長”地諄諄教導了我們一番：這個事件說明，不可放松警惕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重演還是有一定的群眾基礎的，這就是民心。我現在懷疑任老先生是否有老年癡呆癥，我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看了又看，還是不明白任先生話的意思？都說民心不可違，文化大革命的重演的群眾基礎，照任先生的說法是民心，那就一定要重演了？這恐怕是任先生的一廂情愿罷了，全當任先生白天做夢時的一句臆言。

“張欽禮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和制度的悲劇。時代的悲劇是說，如果沒有這場文革動亂，他不會犯罪；這是時代給他造成的悲劇。”當任先生寫下這句話的時候，我不知他的手是否在顫抖。一個國家、一種制度，個人無法抉擇，可任先生把毛澤東時代說成是時代的悲劇，把社會主義制度說成是制度的悲劇，不能不令人懷疑任先生的國籍了。今天我才明白北大是如何“恥辱”的，想必任先生從北大畢業時無論如何不會想到自己才是北大的真正恥辱。當一個人把一切都歸罪于一個時代和一種制度，那得考慮一下任先生現在是不是在犯罪——誹謗罪。當國人都把祖國比作母親，把故鄉比作母親，把人民比作母親時，可就是有人非把自己當繼子，其結局無非有兩種：一種是繼續昧著良心把母親的奶非說她摻了三聚青胺；一種是良心發現、說些真正不昧良心的話。張欽禮的悲劇，是一個事實求是的悲劇，然而，這樣讓老百姓看得到的悲劇，張欽禮看到后會含笑九泉的。

    任先生最后說道：“我應許多老同志的要求，寫出了這部《焦裕祿身后——我和蘭考的悲喜劇》，是想把真相寫給后人，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親歷者的歷史責任。”我不知道任先生所指的許多老同志有多少，但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萬人空巷，十多萬人自發地走上街頭，敬迎張欽禮魂歸故里。毛澤東主席說過：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如像任先生所說的“許多老同志”連這個最基本的事實都視而不見，在絕大多數蘭考人民面前還自翊“許多”，這是對蘭考人民極大的污辱。任先生想說的所謂“真相”，恐怕是另有企圖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張欽禮去世五年了，對于他的功過是非，人民其實已經給出了一個事實求是的、客觀公正的評價。近年來，有關張欽禮的報道不斷見諸報端及各大網站，張欽禮的名字不再被封殺，不再被視為雷區，甚至有人專門為尋求張欽禮真相而建了博客。看到那么多懷念張欽禮的文章，不禁讓人感慨萬千……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更多的真相公布于世，隨著人們追求公平正義腳步的不斷邁進，隨著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斷進步和完善，隨著法治觀念的深入人心，更隨著滔滔東去的滾滾黃河，張欽禮的歷史和歷史的張欽禮，都將是那么的真實……

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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