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第15章
一、現代經濟學的危機
在20世紀60年代的十年里，經濟學深受公眾尊敬，經濟學工作者春風得意，這一切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危機”、“革命”與“反革命”就充斥了街談巷議，遠遠超出了經濟學專業中一些主要代言人自我批評。用華西里•里昂惕夫的話（1971年，第3頁）來說：“根據想象、假設，而不是根據觀察到的現實不斷形成的先入偏見，導致了評價和區分學術團體成員實績優劣的日常價值尺度的混亂。根據這種尺度，經驗分析的地位還不如數學公式的推理。”里昂惕夫并且認為，經濟學家們對他們所用的數據的質量太不關心，他把這種態度歸罪于工具主義的或“如果……，則……”理論模式的方法論之災難性影響（第5頁）。H．P．布朗（1972年，第3頁）比里昂惕夫走得遠得多。他提出，現代經濟學的根本錯誤在于，它關于人類行為的假設全都是隨意而定的，那些文獻則是飛機上吹喇叭——唱高調，他把建立虛構世界這種習慣的缺陷，歸咎于歷史研究對經濟學家的熏陶。D．華斯威克（1972年，第78頁）持類似的見解，并且指出：“現在存在一整批抽象經濟理論的分支，它們已經脫離具體的現實，與純粹數學幾乎沒有二致。”①
本杰明•沃德曾用整部書探討《經濟學錯在何處》問題，他的答案簡單說來就是，經濟學基本上是以切合實際的實證主義外套裝點門面的規范性政策科學。至于經濟學作為一種實證科學的程度，沃德作出結論說（1972，第173頁）：“期望理論與實際的基本一致已不再是這門學科的重要特征。”不過，對他來講，始終無視經驗檢驗“并不是現代經濟學的核心問題。”（第173頁）與其思路相反，我個人的看法是，事實上，現代經濟學的關鍵弱點，在于不愿意產生一種其內容明確地能經受反駁的理論，從而普遍不樂于使這些內容與現實相一致。
例如，我們可以考慮1945年現代經濟學中的一些優秀分子揭開增長理論秘笈以來的先入之見。即使這種技術的實踐者也承認，現代增長理論遠沒能洞察這一時期任何實際經濟增長。②現代增長理論的基礎完全是舊式的靜態表述分析，在這種分析中，構成增長的因素是通過把要素變量技術變化和勞動供給的外在增長加進其它方面的靜態、單期、一般均衡的經濟模型而引進的。在考慮處理穩定的靜態增長（全部相關經濟變量按比例均衡提高）以外的任何事情的巨大困難時，文獻幾乎無一例外地引用枯燥無味的智慧產物——資本積累的“黃金法則”。坦白地說，沒有一種經濟已觀察到穩定的靜態增長，相反，卻存在著實際增長總是不穩定、總是不平衡的深刻內因。
增長理論經常被認為抽象而系統地闡述了在所有基本方面都不變的情況下，能從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再生產出自身的經濟所必要的條件，因而，這種闡述被認為是反對各種不平衡增長模型可以研究的參照點。但是，如果在穩定的靜態經濟增長途徑與經濟發展的實際歷史經驗之間不存在什么一致性的話，要看到增長理論為什么能夠期望洞察不平衡增長的根源或管理經濟所要求的政策，并不那么容易。③
因此，這雖然并不是說那種增長理論簡直是一種時間浪費，但是，給出它的實踐意義的極限，我們就可能對近年來致力于增長理論的智慧資源的意義產生疑問。顯然，它具有更多的解決邏輯難題而不是推進實證科學的色味。
但是，也許增長理論這個例子過于簡單。讓我們換一個，考慮新古典研究框架中已經接近于嚴格而優美的量子物理學境界的部分——建立在顯示編好公理基礎上的現代消費者行為理論。為這一理論作出其最大努力的大經濟學家，可以列一長串。正如我們已經熟知的，沒有太多的跡象表明，這些巨大的勞動業已對統計需求曲線的估算起了許多作用。即便否認這許多東西，也很難證明，在過去九十年中，用于需求曲線負數斜率合理化的智慧努力的數量和質量，已經在經驗工作中結出了相稱的實踐之果。
或者，再改換一個題目，考慮一下勞動經濟學方面的教科書。這些書在不正確地命名的“邊際生產力工資理論”的標題下，圍繞著一些假設前提，耗費大量篇幅考察到底是什么理論預測勞動市場的狀況，展開沒完沒了的辯論。如果這不是不適度的渲染的話，那還有什么是？接下來考慮受到根本性批駁的赫克謝爾—俄林定理（Heckscher－Ohlin theotrem），這個定理每一本國際貿易教科書都在傳教，它是一個2×2×2個變量的模型，該模型不是為了使理論富于活力而把變量增加到象一個比喻，相反，它進行簡化，簡化到不能對國際物品貿易模式作出有效的解釋。
最后，取一般均衡存在證明的公式化闡述為例，這項工作已由阿羅、德布魯、麥肯普和許多其它人達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不可否認，這種工作已促使對經濟理論的邏輯特征作了有一定深度的洞察——完全確定性模型中貨幣的作用，在所有物品達到競爭均衡時其貨幣市場的要求，保持競爭均衡穩定要求有非競爭反均衡的交易的要求，等等——但是，可以懷疑的是，一般均衡理論對現代經濟理論預測能力的提高已經作出了許多貢獻。即使這還不應形成對一般均衡理論的一系列批評，那當我們注意到這樣一種事實時就不同了，這種事實是，在一般均衡理論領域的工作被普遍看作是經濟學專業智慧等級中的高層工作，被認為是專業經濟學家培訓的一個絕對重要部分。而且，在目前，一般均衡理論是“解答我們自己為自己制造的難題”的最好一種，可是，掌握它的時間，卻正是引導我們遠離學習經濟學經驗方法的時間。
二、無理論度量
但是，經濟學家必須大量從事經驗研究嗎？顯然，他們必須這樣做。然而，不幸的是，許多經驗研究就象玩網已落地的網球：現代經濟學家不是力圖反駁值得檢驗的預言，卻常常全都滿足于描述現實世界與他們的預言的一致，這樣，用簡易的核實代替了繁難的反證。在文獻資料的增長中，在新家庭經濟學中，我們都已看到了這種態度的觸目驚心的例子。
把回歸分析應用于各個能夠設想的經濟問題中的文章，充斥雜志，但這沒有任何秘密，在這種努力中的成功，常常依賴于“食品經濟計量學”：用方程表達一個假說，估算那個方程的各種形式，選擇最合適的，扔掉其余的，再為了把所檢驗的假說合理化而修改理論論據（沃德，1972年，第146—52頁）。馬歇爾曾經說過，科學解釋只是“事后預測”（prediction written backwards）。但是，相反的命題就失于謬誤：預測不一定是事前解釋（explanation written Forwards）。完全不能對各種對立的解釋作出鑒別的經驗工作，很快就會墮入一套愚鈍的工具主義，但這不足以說明，現代經濟學中的大量經驗工作是那種結局的罪魁。
荒唐的夸大其詞嗎？或許有些，但是，持有這種見解的人有許許多多。彼得•肯內（1975年，第xvi頁）以激烈的語言表達了相同的思想：
在我們的定量工作中，我發現了一種危險的模棱兩可。我們沒有足夠細心地對假說的檢驗和結構關系式的估算作出區分。在經濟學中，這種模棱兩可是蔓延的……我們應當在經驗的解釋上花費更多的時間和思想，因為它能幫助我們鑒別具有不同經濟含義的假說。我們喜歡的理論，同根據有效證據經過自我反省而得出的某些其它理論相比，不一定一樣好、或更好些。
那些明確地反對正統學說的人，常常有相同的毛病。所謂的劍橋資本理論之爭，更準確地說應是職能收入分配理論之爭，已經熱鬧了二十年，在此期間，除了“規范化的事實”如資本—產出比率的不變性和勞動相對份額的不變性而外，沒有提及任何東西，而如果嚴格考察，這些“規范化的事實”則全非事實。英國劍橋和美國劍橋之爭的根本問題，在論戰的最高權威之一瓊•羅賓遜（1973年，第xii頁）看來，并不是著名的度量資本問題，也即是儲蓄通過價格變動決定投資還是投資通過工資—利潤比率變動決定儲蓄問題。顯然，凱恩斯主義的增長模型對自發投資賦予了關鍵作用，當處于非充分就業狀態時，它顯然完全能形成良好的感覺。另一方面，如果財政和貨幣政策成功地維持了充分就業，就會發現增長基本上取決于儲蓄，而不是投資，在這種情形下，反凱恩斯主義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將是恰當的。因此，投資和儲蓄各自的首要地位問題，也就是決定世界是用充分就業的均衡來描述好，還是用就業不足的均衡來描述的好。
然而，由于整個論戰圍繞著穩定狀態增長理論的來朧去脈，由于雙方都同意穩定狀態的增長在現實世界中甚至從未趨近過，所以，正如他們最近所論述的，兩個劍橋之爭不可能通過經驗研究來解決。但這并沒有阻止雙方都極度瘋狂地就這個問題展開斗爭。兩大陣營的主角都把這場論戰描述為“范式”之爭，但事實上兩種范式是相互交叉的，實際上是整個兒重疊的。除了修辭上的浮夸，兩個劍橋創立理論的風格沒有什么差異。④甚至在美國日益壯大的激進政治經濟學家，也在“講個新故事”方面花費了他們最大的力氣：假如社會科學可以根據偏好還原為選定的“硬核”，則相同的舊事實可以用力量較量的范式而不是用效用最大化的范式作出不同的解釋（見沃蘭德，1972年；阿普爾鮑姆，1977年）。《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上在經濟學王國、種族與性別歧視、教育的金錢報酬、以及社會流變模型方面的一點經驗工作，缺乏能夠對主流的和激進的預言作出區分的、表達非常明確而清晰的假說（布朗芬布雷納，1970年；林德貝克，1971年）。但是，激進經濟學家至少的確有了在他們的方法論基礎上明確地宣言他們的偏好的借口，他們把社會與政治關聯的經驗有效性視為“優秀”理論的酸性試驗。⑤實際上，如果說可以認為激進經濟學家們有一種共同的方法論的話，那它看來就是唯意志論或“想當然”的方法論。
類似地，晚近的奧國學派主張根據沒有得到經驗支持的先在推理進行他們的經濟考察，從而否認經驗檢驗是一種確定他們的結論之有效性的方法。與此相反，制度主義者力圖用確定的模型來使經濟行為模式化，并滿足于對經濟運行的“理解”，即使這意味著預測經濟事件實際進程的能力微小也在所不惜。最后，馬克思主義者則深深地沉湎于實在論哲學，因而不愿意使用經驗檢驗的防護手套：他們當然希望正確地作出預言，但是，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座容量廣大的免疫戰略庫，以保護馬克思主義反對任何已無法實現的預言。總之，激進學派、現代奧國學派、制度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對于輕視證偽主義的方法論規范都有了非常漂亮的借口。
三、又一個證偽主義
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沒有這樣的借口。他們強調使理論服從經驗檢驗的重要性，但他們只按照他們斷言的方法論準則行事。分析的精美、理論工具的經濟，以及甚至是由比較夸大的簡化而取得的最廣闊的可能范圍，常常無視其預測能力和對解決政策問題的意義而頻頻受到褒獎。現代經濟學現行的科學哲學事實上或許是以“無關痛癢的證偽主義”為特征的。
當然，還有一些諸如沙克爾或現代奧國學派的學者，他們爭論說，在象經濟學這樣的課題中，預測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經濟行為本質上是不可預測的。但這些經濟學家終究是少數。就大多數情形而言，證偽主義在現代經濟學的戰斗中已經獲勝（可以說在其它社會科學的某些部分也取得了同樣的勝利）。現在的問題是說服經濟學家們嚴肅地運用證偽主義。
四、應用經濟計量學
對于經濟學家們未能實踐他們鼓吹的方法論的原因，是不難想出一大堆理由的：當相互競爭的“進步的”研究框架出現時，有時候所有的科學家都會頑固地死死抱住“退化的”研究框架不放，而經濟學家們的這種傾向則尤其強烈，因為經濟制度與自然狀態不同，必須進行評價，但很難得到公正而毫無偏見的研究。而且，經濟學家一直與與政府政策有關的問題打交道，因此，他們的主要經濟學說，不僅從拉卡多斯意義上說是科學研究框架（SRP），而且也是政治行為框架（PAP）。經濟理論的這種雙重職能，使得某一特定理論同時可以既是“退化的”科學研究框架，又是“進步的”政治行為框架，也即為政府提供一份詳盡的政策衡量標準單子。
（從一定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大概是一個這種例子，而晚近的貨幣主義則也許是正好相反的例子。）只有當一種理論既是“進步的”科學研究框架，又是“進步的”政治行為框架時，才談得上是我們所說的經濟思想中的“革命”（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就是明顯的例子）。經濟學是一門政策科學這種事實，至少是拉卡多斯的科學研究框架方法論不完全適用于經濟學史的主要原因，或者，無論如何，這是它對經濟學說史的適應程度要比它對物理學史的適應程度差得多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這一原因，努力區分經濟學中的實證命題與規范命題，明確實證命題應用于經驗題目的條件，對于今天的經濟學發展仍然是一如既往的重要任務。
遺憾的是，對于明確地區分實證經濟學中的有效命題與無效命題，我們既沒有可靠的數據資料，也沒有有力的技術，而“不發表著述便無立身之處”的職業壓力，則一直促使人對于這一觀點，我要感謝R．G．利普西。
我們在經濟計量工作方面“玩兒游戲”，這種游戲對于改進數據基礎或經常用于檢驗經濟學假說的標準技術，毫無裨益。在應用經濟計量學家作為實際程序而遵循的理論經濟計量學中，弱點要少些。很久以來，這些弱點便用來解釋為什么經濟學家常常不愿意遵循他們坦率承認了的證偽主義規則。在經濟學的許多領域，不同的經濟計量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結論，而當得到有用的數據時，卻又常常沒有決定哪個結論正確的有效方法。因而，相互矛盾的假說有時連續存在數十年甚或數百年之久。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整個兒拋棄應用經濟學的一個好理由。但是，這是一種沒有吸引力的抉擇，因為它幾乎使經濟學失去了從大量可能的解釋中選擇最好地解釋經濟事件的解釋的方法。即使我們說明存在選擇最好的經濟假說的其它方法（如經濟史學家運用的比較寬松的“概括”方法，或者某些制度主義者喜歡的人種志方法），經濟政策制定者的需求也仍然會促使我們回到使用經濟計量學，因為這能單獨提供一種定量和定性微積分。因此，我們的唯一希望是同時完善理論經濟計量學和應用經濟計量學，并且，只要進行平凡的實踐，應用經濟計量學實際上就可望很快得到改進。
托馬斯•梅耶（1980年）提出了大量將會大大強化經濟學是“硬科學”這種主張的具體建議。首先，他重復了里昂惕夫的告誡，敦促我們花更大的力氣做有關收集數據的工作。
其次，他對把經濟計量結果視為來自“決定性的經驗”的證據（而“決定性的經驗”從來是不可能重復出現的）這種傾向表示遺憾，認為大多數應用經濟計量學應該努力運用不同的數據集合反復論證現有的結果；隨著我們日益依靠許多證據份量而不是單個決定性經驗，定期調查應該從解決它們之間的矛盾的角度把證據匯總起來。第三，他認為，如果有關雜志能夠鼓勵以所報告結果的可能有效性而不是以所用技術的技術哲學為基礎的研究，就會有助于提出評價經濟計量工作的標準。第四，他建議我們通過要求作者提出他們所做的所有回歸而不只是可能支持他們的假說的特定回歸，來提防數據造成的危險。第五，他提議作者在進行他們的回歸時不應用完他們的所有數據，而應留一些作為檢驗回歸的后備樣本；這就回到了早先我們對估算一個結構關系式與檢驗一種經濟假說的區分。第六，他極力主張雜志刊登報告無關緊要的結果的文章，并要求作者附上他們未發表的數據，使得他們的工作能夠由其它人輕易地確證。最后，他補充說，“給定經濟計量技術的所有弱點，我們應當充分解放思想，接受真理并不總是穿著方程這種外套、并不總是在計算機內產生這樣的觀念。檢驗的其它方法，如求助于經濟史，不應當作毫無用處的老古董”（梅耶，1980年，第18頁）。
五、最佳前程
在這本書中，我始終認為經濟學的中心目的是預言，而不只是解釋，我還暗示過去內容豐富的所有經濟學說，只有正統的、沒有時間性的均衡理論——簡單地說也就是新古典科學研究框架——已經表明，它自己愿意根據它的預言來評價。正統經濟學的確能夠自夸它已經增強了經濟學家進行預言的能力。但與此同時，必須強調即使到現在這種能力但是怎樣的有限。我們不能精確預測超過一年的未來經濟的GNP的增長，我們甚至不能預測兩三年以上的某個部門經濟NNP的增長。⑥這是對單純的過去趨勢機械外推所取得結果的一種完善，但無論如何它不足以支持現代正統經濟學的自鳴得意。與此類似，由于問題的廣泛多樣性——消費物品的需求函數、投資函數、貨幣需求與供給函數和整個經濟的大規模經濟計量模型——在抽樣期一個回歸方程的完全吻合，肯定無法指明后一個抽樣期相繼會發生什么（夏帕克，1962年；斯特雷斯勒，1970年；梅耶，1975年，1980年；阿姆斯特朗，1978年，第13章）。顯然，經濟學家預測經濟事件實際進程的能力仍然存在嚴重的局限，因而，關于主流經濟學的懷疑論還大有存在余地。
現在還有許多其它經濟學研究框架，它們用過去完成的公認的經濟學說來表達這種大夢初醒的感覺。激進經濟學家已經有了他們自己的立足之地《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制度主義者也一樣（他們有《經濟問題雜志》，是由革命經濟學協會出版的）。一份新的《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雜志》力圖把希望在新的方向上發展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以抨擊通貨膨脹和收入分配問題的人團結起來。相反，另一批經濟學家則決定把他們的研究框架的焦點對準赫伯特•西蒙的“邊界理性”概念，這意味著把注意的中心放在經濟理論的基本動力假設上，而且他大概創辦了一份新的《經濟行為與組織雜志》，給他們發表對當代經濟理論不滿的文章提供了一個陣地。換句話說，我們看來正在進入一個相互抗衡的研究框架太多、而不是太少的時代。
如果所有這些不同的研究框架研究的是迷住新古典科學研究框架的同一組問題，事情就非常簡單了，因為我們然后只要在它們之間進行選擇，或者無論如何主要根據經驗證據進行選擇就行了。可惜的是，許多相抗衡的科學研究框架的基本特征是提出有關現實世界的、與新古典科學研究框架所提不同的問題，因此，對它們進行選擇就必然遇到棘手的成果評價問題。所以，經濟學方法論不可能告訴我們，在所有這些相互抗衡的研究框架中，在未來的歲月中哪一個最可能對經濟系統運行的重要知識作出貢獻。
方法論能夠做的是，提供接受或反對某種研究框架的準繩，制定幫助我們區分魚目和珍珠的標準。我們已經看到，從它們給經濟學家指點實踐的速律角度看，這些標準是有層次的、相對的、動態的，而且是決非明確的。無論如何，我們對任何研究框架能夠、事實上也必須提出的終極問題，是波普提出的眾所熟知的問題：什么事件，如果它們具體化的話說，會導致我們反對那個框架？一個研究框架如果不能回答這個問題，那就表明它已經無法滿足科學知識能夠達到的最高標準。
===============================================
①兩位政府經濟學家麥克杜格爾（1974）和赫勒，（1975）作出了更為精彩的評判，不過承認大多數觀點是由里昂惕夫、弗爾帕斯•布朗和華斯威克提出的。關于現代經濟學中“危機”的這些和其它解釋及反應，請參見哈奇遜（1977，第4頁）、奧布倫（1974）和科茨（1977）。
②即便如希克斯（1965，第183頁）這樣的現代增長理論大家也承認：現代增長理論：“曾經繁殖于進行教室練習的一代人；但是，正如我們仍然看到的，它們是練習，而不是實際問題。它們甚至不是諸如‘如果……將發生什么’之類的假設的現實問題，其中的‘如果’是指某些明顯可能發生的事情。它們是現實問題的幽靈，我們用通過純粹邏輯能夠找到它們的答案這種方式粉飾自己。”
③應該記得霍利斯和內爾注意到（第四章），對于經濟自我再生的條件之研究，是任何正經的經濟學科學的“基礎”。可惜的是，經濟系統從不在未曾改變的狀態下再生它們自身：兒童，姑且這么說吧，從來不完全象雙親。
④英國劍橋的理論有時稱之為“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有一個美國分支，正巧新創辦了一份《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雜志》），對它的全面總結見阿西梅柯普洛斯（1977年）和克雷格爾（1977年）。對它的不全面的總結，見布勞格（1975年，第6章）。
⑤富蘭克林和萊辛尼克（1973年，第73—4頁）提供了一種典型的激進方法論宣言：“激進的剖析是與提倡社會秩序的根本性變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激進的透視來看，一種抽象的模型或范疇并不只是一種美學工具［原文如此］。它的目的在于支持所提倡的變動，或幫助描述所提倡的變動一旦發生就必須摧毀的堡壘的性質。”
⑥所以，維克特•扎努維茨（1968年，第435—6頁）用下述語言總結了美國在GNP預測方面到那時為止取得的成就：“經濟預測總的說來還是一大堆心愿，雖然它也包括某些重要成就，而且或許可以進一步改進。根據NBER當前的研究，大約300—400個預測人員（公司職員和來自各個行業、政府及研究機構的經濟學家）對1953—63年年度GNP的預測的平均誤差為100億美元。雖然這一數字僅占GNP平均水平的2％左右，但已大得足以構成好經濟年與壞經濟年之間的差異……預測者認為下一年的GNP將繼續提高，其數量不會低于戰后先前年份增長量的平均數，形成的平均誤差不會大于120億美元。”與此類似，漢斯•塞爾（1966年，第6、7章）已經表明，把投入產出模型用于預測為期十年的荷蘭經濟27個部門的價值增值，在給定整個經濟實際最終需求情況下，在預測期為2—3年時，所作預測要比單純的過去趨勢外推要準確，但當預測期超過3年時，則預測結果非常糟糕。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