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來回顧一下外語學習經歷呢？長期以來我被一些朋友視作畢生專攻外語；我又的確靠外語哲學翻譯進入了單位；其后我也用外語翻譯了不少東西；我又靠外語條件與國際同行來往。即使如此，本來也不值得一提，因為外語科班出身的人都會有此類經歷。值得一提的理由卻是：我其實始終未在嚴格的意義上“掌握”外語。我也從未真正“喜愛”過外語；畢生和我在一起的外語，對我來說只是一個純然的工具，只能服務于某種特定用途（讀學術書）的工具。現在，到了再也沒時間提高外語能力的時候，可以來回顧一下我和它相處一生的故事。
1。我的外語程度
我家多有人出身于外語專業，且多自幼表現出外語學習能力，我則正相反，自幼不喜外語，更不善長學外語。我在自學英語20年后，參加教育部出國英語口語培訓班時，在四個等級中被排在倒數第二級；排在我上面的競有只學過一兩年的年輕人，我這才意識到自己的“英語程度”競如此之低。一般說到“會外語”、“掌握外語”，大多是指這類標準的“讀聽說寫”外語的能力。在此意義上，我未受過正規訓練的弱點，一目了然。如果參加托福考試，相信我的分數也是中偏下的。然而別忘了，我又是一向享有“五種外語”虛譽者（馬元德知我進社科院后曾對人戲說言李以五種外語在那里“唬人”），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和外語打交道。哲學所因非外語機構，對于一個人“會外語”的性質不多辨析，不少人也始終以為我以外語見長。以至于80年代中對青年研究員破格晉升的英語考試時題，還委托我來出的。直到今日，生活在英語世界多年，我這個學了一輩子英語的人也辦不到完全聽懂電影，對于速度較快的日常英語亦無法跟隨，至于專業性英語（科技、醫藥）則完全無法應付。因此按照標準的“掌握外語”概念來說，我連一門英語都算不上掌握，更談不到其他外語了。因為從50年代末開始同時學幾種外語起，預定目標中英語是應該“讀聽說寫”全面“掌握”的，其他外語則只要求達到讀解社會科學文字的程度，至多涉及一些小說類讀物。現在，我雖按照幾十年的習慣還在每日單撥少許時間專來溫習語言類材料，但已知此生外語程度到此為止了。其結果是，我畢竟仍未能達到對英語論文寫作定稿的程度。我未能達到早年學習外語的理想程度，一方面證實我確非外語長才（因為花費的時間還是相當多的），另一方面表明我的學習方法是“不得法”的。而另一方面，新時期以來，我又成為廣泛利用外語能力在各地華人社會紹述西方人文理論者；一個沒能“掌握”外語的人，卻成為比許多確實掌握了外語者更多地“利用”外語來工作的人，這又是怎么回事呢？談到這里，就得牽扯到中國人與“外語”有關的方方面面，以及我個人特殊的“外語觀”了：為什么學者需要學外語，又該如何學法？也想順便在此做一些自我剖析或說明，并希望我的外語經驗對于青年朋友有可借鑒之處。也希望通過我的極不正規的學習外語的經歷，來說明我的外語學習和我的學術追求的關系。現在國內學外語成為了文化和教育的必需，人人都在花大力氣學外語，以便未來有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機會。對于這種社會潮流，我則不以為然，并確知我學外語的動機和80年代以來的追逐外語潮的世人，非常不同。
2。1957起開始意識到外語的重要性
我雖然一直喜讀歐美文學翻譯作品，但中學時期從來沒想過應該學習外語以便將來有可能閱讀原文作品。也就是說，到了中學畢業時，我并沒有想到要步父兄的后塵進入外語系；那個時候，進外語系無疑是文科領域中熱門選擇之一。另一個證據是，我在1956年時也沒想到過建議后來成為我妻子的女友報考英語系，而是建議她報考了中文系。
中學時代對外語沒有特別注意，也說明我只是“生活在”小說世界里，卻遠遠沒有達到“研究”文學的程度，否則外語作為工具，乃文學研究必然的專業選擇。到了大學后，才慢慢意識到外語的重要性和相關性，可以說這完全是因為對哲學和社會科學知識探討的興趣突然猛增的結果。哲學，那時對我來說，完全屬于歐美文化范圍。為了學習哲學，必須掌握外語。反右運動的刺激導致我的知識追求沖動空前強化，1957年底，在歷經多重公、私事務（將另記）劇變后，我的求知志向趨于成熟，并認識到英文的學習對我來說已屬絕對必要，但對我而言，一切得從零起。我在南京上小學四年級時，大概學過一年英文，結果一無所得，只記得book、boy等幾個字而已。中學到大學雖一共學過8年俄文，卻也幾乎一無所得（由此可見我是一個非常不用功的人，并甘于落后）。在關注西方哲學以來，所謂外語的需要，首先就指英語。我于是從1958年起已在著手學習英語之事。等到1959年初退學后開始自學階段起，英語學習立刻成為自修計劃中的主要科目。等到每日去北圖“報到”時起，英語的學習已經躍升至首要地位，因為一個諾大的西文書庫就橫陳在眼前。為了有朝一日得以進入此精神富源，必須掌握外語“鑰匙”。由于“目標”觸手可及，每日在北圖目錄室翻閱西文和日文書目時，我的學習“野心”遂逐日膨脹，并開始認識到，為了充分進入此精神富源，單只一門英語是不夠的。起碼應當能夠閱讀英、德、法三種外語。我雖自知從無外語天賦，但習心熾烈，并不考慮個人能力條件，而是抱著非掌握外語不可的決心。所謂“掌握”，我當時的理解就是：“讀懂社科書藉”。在理論上，這應該比全面掌握外語要容易得多。我大致采取一種實用的方法，一開始選擇科技外語讀本，掌握基本語法，然后獨立地記憶社科類單詞，以期盡快地達到初步閱讀原著的目的。當時這種不正規的想法，帶有不小的感情用事成分，很像是為了親近喜愛的女子，而迫不及待地設法先跳入門墻瞥上一眼，以解渴念，至于是否日后能夠得到，并不多加思索。
不過，對于英文能力，我到底要求高一些，認識到應該全面掌握它，因此應該多少按部就班地前進，不應求快。對我來說矛盾的卻是，英文原著又是我最想盡快能夠讀懂的。于是也只能采取多條路徑學習，以應付不同的需要。大致說，這就是：1。像德法文一樣，快速突進；2。采取大學文科英語教材，希望掌握些基本功；3。從英語簡易讀物開始，增加小說類閱讀鍛練。后來買到各種外語學習留聲片，增加了英德法口語和聽力的鍛練。我也背誦過“靈格鳳”程度的建簡易學習課文，雖然成效不顯。我的主觀上的問題是，一直認為自己今后可能并無時間和必要掌握德法文的口語，何必花費此時間，所以不曾反復鍛練，而只增加些聽力的感性體驗而已（那時做夢也沒想到有朝一日會到德國法國去，否則至少真應該花上一個夏天背下《靈格鳳》課文）。隨著學習的延續和認識的擴展，對于外語閱讀的范圍和迫切性感則在逐漸增加中。由于我“按奈不住”閱讀的沖動，在學習外語的同時，我均提前（超出個人語言的程度）借閱（最新的）哲學和社科類的英德法文讀物，勉強“泛讀”，稍有所獲，則心喜不已，以為自己這種“硬讀”的辦法是有效的。我學外語就是為了讀現代西方文史哲，也必須能及早“驗證”成效，外語學習才有意義，也就是待在北圖讀書才有意義。后來我的“外語熱”發展為機械地背記單字，目標是：消極記住德法文各兩萬詞，英文三萬詞，認為這樣才能有朝一日順利讀通各種社科書藉，甚至文學書藉。為此我從字典上抄錄了大量單詞卡片，分類結扎，放到盒子里。幾年前在京整理舊物，看到保存的大量單詞卡片，還舍不得扔掉，因為它們成為我早先外語努力經歷和伴隨心境的紀念物。六、七十年代的十幾年間，這些卡片和抄錄的詩詞筆記等等，都是每年在火車上伴我南來北往的必攜物。
3。婚后外語意識的強化
1963年春節我赴杭州結婚，婚后隨妻子回她那時任職的寧波駱駝橋鎮寧波師范學校宿舍一起生活。學校和宿舍均位于一座舊式大宅院內，我們住在后院二樓，樓下就是教室。白天妻子去上課時，我一人在室內讀書。記得身邊帶有外文書店購得的東德《新世界》刊物，作為德語課外閱讀材料。學校背后是一片田野，我常獨自到那里散步和背誦英文，心里想到有朝一日能夠說寫英文該多好。（我因為記住了當時的愿望，才連帶記住了屋后田野的散步）記得我在妻子宿舍讀書時，樓下教室里正好是地區小學女老師進修班上課。課間休息時常常聽到她們忘情地合唱“十送紅軍”小調，這首歌遂成為我一直喜聽的民歌之一。每一聽到此曲，即聯想到駱駝橋樓上讀書的情境和氣氛。夜間我則借助一臺礦石收音機收聽海外消息。某夜驚悉肯尼迪遇刺身亡，我還把此消息次日告知同事柯老師（他是傅作義部文書，后遣散來甬任教。我們常一同閑談往事）。那些“新婚”日子里，晚上不時和妻子要好的一批“自由散漫”同事去河岸吃餛吞。那時我“對外”的“身份”就是“外語自學者”。誰又知道我那里會什么外語呢。（2004年4月初有機會赴甬一日游，曾雇車趕到地名已改的駱駝橋訪舊。學校舊屋早已拆毀。在查對地址無誤后，攝影留念，并請司機繞道河埠頭，四十年前甬鎮情景，還有些影子在）。
結婚以后，在通信時處處依順于我的妻子，開始和我發生了“矛盾”。對她而言，兩人在一起就好，而未預料到，和我在一起還得忍受另一層折磨：我開始在她工作之余逼他學英文。她原以為攻讀學問只是我一個人的事，她對此能夠認同和欣賞就可，沒想到我競趁婚后共同生活之便，要她參與其事。實際上我從中學和她恢復來往起就不斷在信上建議她學這讀那，她都“虛應”了事。現在到了一起則無法回避，只好抽時間學習我為她選擇的一本蘇聯編英語教科書。不難想象，1963年時，英語和現實生活是鳳馬牛不相干的事，而我卻視其為第一要務。在我“逼迫下”她最初競也學了不少篇課文，我則每天為他計算她掌握了多少單詞，并因此鼓勵她前進。但是等到我回到北京后不久，她來信告我因學校事物繁忙而不得不放下學習時，我即去信責備，要求她應不顧一切堅持學習。因為外語學習是不進則退，原先的努力等于生命的浪費。后來斷斷續續，她的英文稍有長進時，還曾借助詞典獨立翻譯了一篇莫姆的短篇小說，我自然非常高興，認為從此可以逐漸提升。但是，結果并非如此。在“學習”上，她畢生受我“逼迫”，我常對她理論說：在家務上我舍不得花費時間，但為了她的學習，我愿意多做家務。不過，她既不希望我逼他學習，也不希望我參加家務。記得1967年夏她來北京探親時，我們坐在院子里，我在陪伴她復習英文的同時，讀到參考消息上有關布拉格事變的報導，院子里過路的人奇怪地問“為什么要學英文呢？”我當時所看重的似乎是與現實生活毫無關系的東西。我記住了那個場景，因為有人問為什么要學此無用的東西，以及匈捷事件留下的鮮明記憶。
六十年代我花了很多時間學外語。開始學外語的時期，也是我邁上畢生學習之路的開始。從此我惜時如金，不肯荒廢分分秒秒。1963年夏我赴杭探親，住在刀茅巷76號妻子家中。暑假時妻子的大姐夫婦也來住了幾天，每天一起吃飯。我的身份在親友面前當然不免尷尬，尤其是學外語成了我的居家不業的“招牌”，而別人完全不知道學外語怎么會對我這么重要。為了減少我在親友眼中不勞而獲的形象，妻子把飯后刷碗的工作交給我來做。記得我在水池子旁邊的墻上，貼上法語動詞變位表，刷一下，看一眼，似乎連這么一點時間都舍不得浪費，而親友看得怪怪的，所得的印象必然是這個人大概太喜歡外語，以至于走火入魔了。為了“速成外語”，我制作了各種簡易教具和各種筆記。六、七十年代間，我的實際外語實踐等于由兩部分構成：閱讀原著和背記詞匯。外語的正規訓練是根本談不到的。
幾十年后回顧一下，應當說，對于學外語而言，語言訓練的效果十分有限，因不得法，甚至浪費了不少時間。到是每天過目的外文閱讀習慣讓我逐日積累著一定的感性經驗。學外語的往事只表明：我當時的心思全在現代西方思想上。我對西方語言學習的急切態度，反映了我內心對了解和深入現代西方思想的迫切感。結果，我和外語的關系成為純然外在性的。其實我根本不喜歡外語，如果不是說討厭外語的話。因此我從來不可能把掌握外語本身看作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那時，我所并不擅長的外語以及我對外語的不得法的“硬拼”，成為我堅定朝向人類理論世界之心境的“符號”。今日，當人人學外語，并把掌握外語本身當作身份標志時，我甚至于開始不滿那些“崇拜”外語者。“會外語”，競有可能成為虛華的代名詞，如果人們不是把外語當作追求更高精神價值的手段的話。
按照我的“實用主義”外語學習方針，英德法外語是主業，俄文和日文為副業。如果不是在校學過俄文，我大概不會繼續自學俄文了。一方面，六十年代我作過一些俄語書面翻譯，另一方面我對俄國古典文學的興趣鼓勵我把俄文學下去。記得我把兄姐的大學中級俄語課本作為教科書時，第一課的參考讀物是《復活》中的一個斷片，描繪涅黑留道夫的心境。記得每當打開課本看到這個片段時，心理都會“觸動”片刻。為了俄國文學，我應當把俄文學下去，但我又明確知道，為此花費的時間，不如用來增加德法文閱讀。我就畢生處于這類自我矛盾之中。其中也有一個實際理由：學過的東西如果放棄，就等于生命的浪費，這是不可寬恕的。
至于日文，從一開始就是為了讀解大意而滿足于初等程度的，這樣我只用了不長時間就可大致讀解社科類讀物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意思（而如果要想達到更好的讀解程度，就得多花費我絕對支付不起的數倍時間）。日文的外來語部分和我的英德法語結合了起來（沒學過英德法的日文系學生，則須專門學習外來語部分），方便了許多。我相信，民國初不少留日學者的西方思想的紹介工作，都是通過日文辦到的。他們也許會一些英文、德文等，但還辦不到直接靠西文吸收西方理論。這不僅是外語程度問題，也是社會科學知識問題。他們是通過日本人使用的漢字語詞來縮小與西方思想方式的距離的，雖然他們有些人并不一定把自己知識的來源講出來。
3。讀解理論和外語掌握
我這種極其不正規的外語學習方式，雖然在掌握外語方面缺欠明顯，卻因為我的堅持長期讀學術類書藉的習慣而獲得某方面彌補，我的讀書目的本來在于求知和理解學術思想。西方語言的語法嚴格性和語義結構限制性，使得文句的讀解之路徑，成為有跡可尋。我的外語讀解是一半靠消極掌握的語法詞法，一半考上下文中意思的貫穿。意思串不下去了，再反過來查考句法、詞法，詞典此時極有幫助。正因為不是科班出身，欠缺“外語感”的自信，結果我在讀書時必須緊靠文理讀解的貫通。到了翻譯時，更加需要依靠詞典來決疑。又由于我的大部分時間用來閱讀文史哲理論，所以比外語系學生多了一些理論類書藉的閱讀的時間和詞匯量。等到我進入單位學以致用時，我的“強項”恰恰也正好符合工作的直接需要。在中國學術研究領域，搞西學的人如果沒有翻譯的實踐，其外語能力是靠不住的。但是，對于翻譯績效顯著的人來說，也并不等于其外語條件已足已用來做研究，因為研究過程需要大量、準確、快速讀解原著，這決不是靠字典工作的翻譯家能夠勝任愉快的。所以，所謂“會外語”包含著非常不同的意思。有些人擅長口語學習，可以不費力地會說多種外語，但未必能讀書，更談不到讀理論書。反過來讀專業理論書順利的人，可能不會基本口語。人們常常對名人踵事增華，動輒說某某大師精通多少種外語，其中頗有名實不符者。人稱陳寅恪先生會二十幾種外語，我根據自己一生學習外語的經驗可以推斷，所謂“會”只是指特定的文字需要而言的，如查考歷史文獻的不同外語詞語等偏于技術性的方面。專家學者以片面的方式掌握一些語種的詞法句法知識，以有助于考證比較稀有文字文本中個別概念的確義，這是可能的。但這不叫做“會外語”。有傳記作者提到陳氏年輕時在國外書攤上買下《莎士比亞全集》贈國內友人，據此推斷陳氏年輕時就精通了英國文學。陳氏在致黨中央信中提到自己在世紀初就曾在國外首次讀過德文原本《資本論》一事，我們可以把這種說法看作是陳氏對官方的“負氣”之言，以抗拒政治學習，而不可看作是那時陳先生已可掌握高深德語的自白。無論從哲學、經濟學角度，還是從學術德語角度看，對于在海外主要讀外國東方語史類資料的陳氏來說，這都是沒有可能性的。王榮祖在同余英時辯論陳氏短長時，未敢引用他自己書中的原話（“是否精通了一國外語還不好說”（大意）），因怕讀者對他有不敬賢者的誤會。但是記得陳氏另一位助手也曾婉轉談到，他從未聽陳氏說過自己會二十多種外語的事。當然，陳氏必定在比較文獻研究中用使過二十多種外語資料（后來可能因目疾日重而放棄了佛經研究，因此連帶放棄了外語運用），所以才會有此贊語，但這不等于“會外語”。如果一個人沒有在他一生的出版物中顯示過他有相應程度的外語實踐的證據，就不大可能“精通”外語。陳氏在中國史學方面的巨大成就是并不需要這類不相干的“美化”的。為什么要指出這類名實不符的現象？因為年輕人要知道，學術性外語能力是靠大量辛苦和實踐積累而成的，絕對不是靠什么天才一蹴而就的。而中國人喜歡神化政治人物，正如喜歡神化學術人物。少數語言學天才的超常能力是另一回事。我們大多數平常人都須靠后天努力才能有效運用外語。也就是，必需花費大量時間于外語實踐，否則難免名實不符。如今翻譯作品多了，很多人的西學實踐是靠兩條腿走路：稍會一些外語，特別是一些口語，而實質性外語資料大量靠的是翻譯讀物。這很象一些漢學家，頗會說一些漢語，但其學術閱讀大量靠的是中譯西資料（如《四書五經》之類）。他們也可以有時中西文對比一下，以示“匯通”，實際上主要靠翻譯讀物。但很多人不肯坦然承認個人掌握外語的實際情況，而寧肯聽任他人稱頌自己“精通”多種外語的傳言。這樣，他們當然無法告訴青年掌握學術外語需要付出多大代價。有時候，自己不能真正掌握外語而又有資格主持他人翻譯外語書藉者，其掌握外語的名聲甚至于超出實際會外語的翻譯者。就我自己而言，連說所謂“掌握”外語已覺不確，遑論“精通”。
4。外語讀解和口語
我在國外就頗遇到過這類似是而非的情況。有一位法國漢學家在發現我不肯受其“指揮”后，決定“轉友為敵”，處處排斥我在法國的機會。其反對我的理由之一就是李幼蒸“不會法語”，所以沒有理由接待他。等到我越過她的控制（由于我在國內外始終處在“邊緣狀態”，有時就不得不支付額外精力設法擺脫“學界同行”的“非學術性手腳”）聯系到訪法的機會后，一次在巴黎高等社科院大廳里相遇。她見我幾年后又出現在她眼前，馬上用法語對我說話。我則答以英語。她于是找到機會奚落我說“你原來還不會法語！”我不是一個善于即時“回擊”的人，事后才想到我應該用中文反問到“你還不會中文！”我只是需要看法文書，而她是高等社科院的中國語言學教授，理應會說中文的。結果她應該會說中文而不會說反不覺理虧，而我不需要會說法文，反被她認為理虧。原因何在呢？一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觀念。中國人學外語就須“四會”，一般外國學者則只須“會讀”即可，而不問工作是否需要。而就我和這位法國漢學家對比來說，實際情況如何呢？恰恰是她作為中文語法專家連讀復雜中文都不會，而我（由于西方語言的分析性結構，而非由于我的外語才能）可以讀“高深”法文書藉。她對此并非不知道真情，但她故意通過此“占便宜”方式企圖阻礙你的機會。這個例子絕非無關緊要：對于工作需要外語能力者而言，一個人的外語能力“實情”應該予以關注。如果明明不能用外語順利從事專業性工作，卻利用上述“掩飾方法”示人，就會使人們看不準他的相關“研究能力”究竟為何，就會發生相關誤判。
在德國的類似經驗就更多了（也許我在重復以前提過的事了）。有兩件明顯不平等的事卻是中外通行：為什么中國人不會外國菜名被認為教養不夠，而外國人從來不屑于記住中國菜名？為什么長年居住中國的外國人不需要學中文，而長年住在外國的人就必須會說當地語言？本來一切取決于生活工作的需要，但會不會外語似乎成了具有獨立性的“教養”標志或“歸順心態”標志。我大概已經在其他網文中說過，我在德國移民局辯解為什么自己待了許多年還不會說德語的理由：為什么德國人在中國待很多年不需要會說中文而沒有中國人會因此責備德國人？他們會說因無此需要。我的回答也完全一樣。他們接著問那你為什么要到德國來？我也可反問同樣的問題。他們在中國有業務，我在德國也有我的“業務”。我的業務也同樣不要求我會說德文。接下去，他們也完全不能相信我不能“（口語上）掌握簡單德文”，卻可以“（文語上）掌握復雜德文”的事實。結果為了取得居留權完成寫作計劃，我競須把我的德國現象學譯作寄往他們的“最上級”以證明“會德文”是具有不同的類型的。但是西方人的頭腦有時非常簡單，非常標準化。他們不能理解口語和文語可以分離的事實，卻不想一下有多少西方教授會閱讀古希臘文而并不會張口呢？
總而言之，“會外語”和“讀解學理”是兩回事。在通常意義上“掌握”了外語，絕不等于能夠讀懂學術理論書；反之能夠在文字上讀懂學術理論書，也不得被認為是“會外語”。只有一件事是明確的：不管外語是什么程度，不用大量時間來閱讀學術理論書，是不可能讀通學術理論的（電腦時代再發達，也在這方面幫不了忙，除了幫助學者學生弄虛作假以外）。
5。理論外語文字的讀解
嚴格說來，我的確未能“掌握住”任何一門外語。但為什么我會在八十年代比海外許多有西方文科博士學位的人能夠更早些譯介了現代西方理論代表作呢？因為當五十年代港臺學術主流精神向后退并追求文化上“認祖歸宗”之時，學習西學西文又主要是為了向世界弘揚中華文化之時，我的精神選擇正與他們相反。他們莫名其妙地以為失去大陸是因為“數典忘祖”，所以1957年前后全面高唱國學復興時，我在同一時間則認為中國人的當務之急是深入全面地理解西方文化和理論（這和應該在理論化的層次上深化國學研究的目標完全不沖突，甚至相輔相成）。后來到了國外，了解了這段港臺思想史后，認為當時港臺思想的“思古之情懷”，不僅是誤判情勢，而且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性格軟弱的明確標志（因此我根本就不相信他們是因為對“民族文化”感情太深才決定全面“復古”的；這里含有一種也許連自己也未意識〔這并不減輕自己的責任，因為“不意識”也反映著態度的真實取向〕到的內在的功利主義。不能識此，就不能認識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色厲內荏”）。而對一個應對充滿苦難的世紀擔負相對責任的“文化精英”階層不想批評、只想美化的共識，絕非見賢思齊，而是民族精神虛弱的“再表現”（夸祖以炫己）。也有許多文化精英把自己個人遭受的苦難當作個人脫責和榮譽補償的理由，這也是一種性格軟弱表徵（個人遭遇與個人選擇正誤并非一事）。不是說不應該深研國學，而是說應該在學術整體框架內首先講求現代時期“深研”國學之理論和方法。結果海外學人的“外文”本身當然比我們好得多，但他們長期以來較少利用外文來研讀較艱難的現代外國主流理論，也就難以充分理解學術理論之意涵，因為后者是與“學術思想”聯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只和“外語”聯系在一起的。即使有了外國學位，也須大量閱讀理論類書藉才能確實掌握學術外語。他們在國外讀學位時當然須讀外國理論，但作為學生階段的知識準備和可支配時間都還有限，關鍵是回國以后社會環境不再能促使他們繼續深研下去。因為那時知識分子不是瞄著西方學術主流，繼續奮進，而是紛紛轉為頌揚祖先這條太方便的老路（“復興”中華文化口號等于鼓勵記誦舊章，天下有沒有比這種因循守舊主張更懶惰的？）。等到后來見到大陸學人后，又很不服氣大陸人怎么能在西學理論上比他們強。（再等到他們能夠來大陸訪問而可受到學界領導給予外賓的尊待時，才又恢復了他們的確比大陸學人高出一級的自信）今日海內外情況當然均已大變，西方理論成為兩岸共同追求的時髦。但接著我們又遇到另一個有關研究態度的、更具有挑戰性的問題了。今日兩岸學類似，西化派和國學派旗鼓相當。但二者何其相似乃耳：都是在全球商業化大潮中朝向功利目標；也都是朝向“全球化”：即在西方出頭露臉。因為所謂國學，其志向也在于獲得“國際認可”。（正像中國的小說須待國際認可、中國的電影也須待國際認可一樣）
再來說明一下外語學習，理論研讀和國外留學的關系。即使對于在西方讀過學位的人，也不一定能較好掌握學術理論外語讀物。因為這完全取決于在外讀書的情況。留學生最大的問題是欠缺充分時間進行大量、細致、專注的閱讀。至于詞匯量，更須在本專業之外另行擴充，這又取決于該人是否熱愛理論閱讀。對于愛好學問的人，其實在不在國外并無多大關系。甚至于在國內的閱讀時間還會超過留學生的外語閱讀時間。“閱讀時間”才是最根本的保障。但是誤解往往發生在以為有了學位文憑，就等于學術外語過了關。但據我的觀察，留學生能否掌握學術外語，特別是理論外語，完全取決于其閱讀時間和閱讀內容，而和其博士學位關系并不大。有了博士學位，回國后又不斷繼續努力，這是一回事，而如果僅靠博士資歷，則其閱讀能力可能相差很遠。他們一回來就面臨著自尊心壓力。人們以為他們能夠掌握外國高深理論，實際上相當多數人距離此境界還相差很遠。對他們而言，別人的翻譯作品也是解決他們自己專業所需知識的重要助力。不過，由于近年來學人比高比低，一些人不是努力誠實自我提升，而是比資歷、比名氣，他們以名利為目標，自然會“找各種竅門”來創造自我精通西學的形象。還有一些并無西學理論閱讀能力而依靠地位、名氣、粉絲而以匯通中西思想自詡者，反而是對青年人做出了錯誤的示范，引致青年同樣夸夸其談，“后現代”、“話語”不離口，實際上人云亦云而已。外語能力本身，西學資歷，學術地位等等因素，都不是學術外語閱讀能力的保證。保證只有一個；花時間閱讀原著；為此你必須熱愛選擇的知識本身，因此你才能坐得住。強烈的求知欲才會促使你不畏煩難，以讀為樂，日久必有所成。出不出國，其實并無多大關系。
6。翻譯和研讀
80年代是我急于將國外重要艱難的理論性著作譯介到中國的十年。正如我學外語只為了看學術書一樣，我做翻譯只為了使別人的重要思想能讓國內學界了解（對我自己來說，也是一個學習提高的過程。〔向別人〕學習，正是學外文的根本目的所在。這種學而后思的態度，和傳統上的“文人才子”之不學而俱知的風格截然對立）。前者使我成不了“掌握外語”者，后者使我成不了“翻譯家”。我從來沒有把翻譯工作當作一項“職業”。在此足可反映我的非功利態度的正反兩方面效果：努力忠實傳達外文典藉原義的愿望，但因譯事倉促，在專詞斟酌和文字潤色方面都大有改善必要。實際上我當時的多數譯作都是在讀畢一段后，一筆落定，然后再在稿紙上逐頁改善。從翻譯技術角度看，其中必然包含譯筆粗糙部分。這次在處理羅蘭-巴爾特譯文再版時，才有機會發現當初工作的質量，實大有改進的余地，可惜人生短暫，難以花費足夠時間使工作成績一一令人滿意了。
90年代我在灣區落腳后，陸續把二十年來在中、歐、美各居住地中搜集到的中外藏書集攏起來，“外文”對我就實體化為一座小小書城；再遠處，還有真正的龐大書城---大學圖書館，及其陳列有千百種各國外語期刊的寬暢閱覽室。那里的新知新學如今都是我可“觸及”的了。回想四十多年前在北圖開始學外語時渴慕大書庫內“珍寶”的心情，現在“珍寶”隨時（主觀和客觀上）可及，而已日暮途窮。然而，我們并沒有權利自怨自嘆，而應努力在固有軌道上有始有終。
這樣，在此一生的最后階段，我的確仍然和“外語”在一起。即使十幾年來，由于工作需要，多數時間轉用來閱讀中文，“外文”不僅仍然在旁靜候著我的下一個必以外文書藉為主的研究計畫，而且幾年來從來也未與我“疏遠”。因為任何理論性思維活動都會使我需要立即進入“外語世界”，以尋索根源和應對異同。盡管我最終也未能真正“掌握”任何外語，但早年笨拙的外語學習，還是使我勉強達到了五十年前的愿望：通過讀解外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書藉，以使個人生命能參與人類思想探索前沿。至于成績如何，根本不應放入計慮之內（只計其義，不計其功）。青年學人一定要理解：孔子教誨之“學”，乃個人人生觀內部之事，學即一種精神生活方式，而非僅是求外在功利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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