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那些稱之為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在戰后期間，使爆炸性的生態的問題與其說減緩了，不寧說變得更加尖銳了。這些國家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但同時也助長了福利國家的官僚主義，這無益于當事人的自主自決。 然而，社會國家在歐洲，以及在其他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社會中，在20世紀第三個二十五年期間，也確實把高生產力的經濟體系的許多不良的社會后果抵消了。在此期間，資本主義第一次對于兌現共和主義的關于全體公民平等的許諾，沒有加以阻礙，而是使之成為可能。民主的憲政國家確實在如下意義上保障平等：每一個公民擁有同等的機會使用他們的權利。關于這一點，當今最有影響的一位政治自由主義的理論家羅爾斯（John Rawls）用平等分配的權利的“公平價值”這一概念來刻劃。然而當看到無家可歸者在我們眼前默默地增長的時候，不免使人想起Anatole France的一句話：人們所希望的不僅僅是一切人都有在“在橋梁下睡覺”的平等的權利。
當我們在實現社會公正這一實質意義上來理解我們的憲法的時候，就贏得自己給自己立法的觀念。按照這一觀念，法律所針對的人同時也應該是法律的作者，這樣就進入到一個自己對自己施展影響的社會的政治維度上去了。戰后歐洲在建立社會國家的時候，可以說各派政治家都受這一對民主過程機制的理解的左右。今天我們意識到，這一觀念迄今為止只是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加以實現的。但是當民族國家在全球經濟和全球社會的變化了的情況下遇到了它的能力發揮的邊界的時候，那么這一組織形式就會面臨以下二大考驗：（1）如何對在全球范圍內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加以政治馴化，（2）如何對走在半途中的板塊民主的功能進行新嘗試。現代化社會的這種民主形式能越出民族的疆界而發揮作用嗎？
我將分三步來研究這個問題。（I）首先我們必須弄清楚，民族國家和民主是怎樣結合在一起的，以及這一獨特的共生現象在今天經由怎樣的方式而處于壓力之下。（II）在做出了這一診斷之后，我將對簡略地描述對后民族國家形勢下的挑戰的四種政治回應；它們也決定了有關協調的問題，以及在當今的討論中所關注的“第三條道路”的問題。（III）這一辯論也將最終決定對歐盟的前途所持的一種進取型的態度。當歐洲這一區域的全體享有高度權利的公民同時也考慮到其他國家和洲的人們的態度的時候，就必須在世界公民的目的下來推進歐盟聯邦制的事業，這是建立世界內政的必要的前提。
（I）對民族國家和民主的挑戰
（1） 今天，在“全球化”這一引人注目的標題下的發展潮流，正在改變一種
國家、社會和經濟在同一民族的邊界內在一定程度上齊步成長的歷史格局。原先的那種由國家確定對內經濟和對外貿易間的界限的國與國間的經濟秩序，在市場的全球化的過程中，正在演變為一種跨國的經濟。世界范圍的資本流動的加速，通過全球關聯的金融市場對民族的定位的強制性評估，在此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這些事實說明，為什么國家的驅動因素不再構成交換關系的全球網絡中的要點，從而這種網絡不再被賦予國與國間的關系的結構。[2] 今天與其說國民經濟被安排在國家的邊界內，不寧說國家被安排在[跨國的]市場中。
（2）顯然，不僅僅經濟具有打破國界的特征。David Held 和他的同事公布的一項研究表明，“全球轉型”不僅發生在有關世界貿易、金融市場和多國合作（世界范圍的一環扣一環的生產）的領域內，而且還發生在世界內政、和平保障、有組織的暴力、大規模的移民潮、新的媒體、新的通訊網絡、雜交混合的文化形態等等。這一在經濟、社會、文化諸領域中越來越擴展著打破國界的趨勢，觸動到自十七世紀起所建立的以國家領土為基礎的歐洲的國家體系，而這一體系在政治舞臺上一如既往是最重要的集體的驅動力。但是后民族國家的形勢已經清除了以國為單位的、在國界內達成政治、法律、經濟運行、民族傳統間的藕合關系的形態。 在“全球化”這一名目下出現的這些傾向，不僅就內部而言，通過大量的移民和文化的分崩離析而威脅到相對來說同一種族的居民的共存的狀況，也即威脅到那種國家公民整合的前-政治的基礎。更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出現了那樣的一種情況：由于國家對世界經濟和世界社會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國家就越來越喪失它的自主性和處理事務的能力，以及喪失民主的基礎。[3]
（3）我 在這里不談在形式上繼續存在的國家主權在事實上的削弱，[4]而 只談民族國家在以下三個方面的權力削弱問題：（a）在失去國家的控制能力的方面，（b）在決策過程中的合法性秩序上的空缺方面，（c）在法制上能產生影響的調控和組織能力的日益削弱的方面。
（a）失去自主性其中也指，單個的國家不再能夠憑籍自己的力量充分保護它的公民在作出決定的時候免受外來的驅動因素的影響，或抵制產生于境外的原因對這一過程的連鎖影響。在此，一方面涉及到那種“自發的超越邊界的影響”，如環境污染，有組織的犯罪，大的技術項目的安全風險，武器的交易，流行病等等；另一方面也涉及到所估計到的、但不得不接受的其他國家的政治的后果和既成事實，往往自己的國家雖然沒有參與它，但卻是這些后果和既成事實的連帶的遭遇者。舉例來說，在自己的國境的另一邊造了一個原子反應堆，它的安全標準不符合我們國家的標準，然而我們卻要承受它的風險。
（b）鑒于在合法性方面的民主的需求，當民主決定的參與者的范圍不能覆蓋這些決定的涉及者的范圍的時候，就總要出現“赤字”。 一個較為不引人注目的，但對民主的合法性的消極影響更加持續的情況是，隨著互相依賴性的日益加強，通過國與國之間的協商來滿足這種協調的需求。 民族國家置于跨民族國家的協約和政權的網絡之中，雖然會對在民族國家的層面上被削弱的能力在某些政治領域內作出補償，[5]但是，隨著以國家間協商的方式來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多和越來越重要，那么政治的決定也就會越來越多地脫離民主的意見交換和意愿的形成方式，而這樣的民主的方式本來只是立足于民族的舞臺上的。在歐盟中，布魯塞爾專家的日益嚴重的官僚主義的決策程序就是這種民主的赤字的一個例證。這種情況是通過把民族國家的決策委員會的職能移置至國家間的、以政府的代表組成的機構中去的方式而發生的。[6]
（c）有關對民族國家的干預能力的限制問題處于這一討論的中心。迄今為止，民族國家使用這種干預為其具有合法性效果的社會政治服務。一方面民族國家的行為者在處理事務的問題上受到領土的限制，另一方面全球市場取消了限制，資本在此加速運動。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民族經濟的“功能的完整性消失了”。 在此“功能的完整性不是指自給自足。……它并不要求產品的花色齊全，而是要求在這種互補的關系中具民族經濟的可靠成份，這首先指資本和組織，它們關系到一個社會所能產生的勞動崗位和生產能力。”[7] 資本在尋求投資的可能性和投機獲利的時候，會不顧它停留在民族的所在地的義務而自由漫游。當一個政府考慮到本國的需求空間、社會水準和就業保障而加重對本地的稅負的時候，資本就以離場相威脅。
這樣，民族國家的政府就失去了那種用以充分調控本國經濟和刺激其增長的能力，從而也就難以確保它們的合法性的主要基礎。調控需求的政策會引起外在的反應，它們會對本國的經濟的運行產生反作用力（如在80年代初第一任密特朗政府期間出現過的那樣），因為它勢必招致國際證券市場的反應，從而對所在國的經濟政策作出評估。在許多歐洲國家中，正陷入政策受到市場緊逼的惡性循環的格局：失業增加、社會保障體制的負擔過重，財政收入來源卻在萎縮。國家陷入一種兩難境地：面對財政預算的壓力，加強對流動資產的調控和采取刺激增長的措施越發顯得必要，然而在民族國家的邊界內實現它們可能性則越發微小。
II協調討論
面對這一挑戰，存在著兩種全盤性的回應和二種有所分差的回應。對于全球化和消解領土分界的態勢，有的持全盤支持的態度（a），有的持全盤反對的態度（b）；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產生尋求“第三條道路”的嘗試：這里一種采取較為防守型的態度（c），另一種采取較為進取型的態度（d）。
（a）支持全球化的立場以新自由主義的正統派學說為依據，這種理論在近幾十年中轉向以供求關系為導向的經濟政策。它支持國家無條件地置于聽命于市場的世界范圍的社會整合的法則之下。它支持一種企業型的國家，這種國家不對勞動力的收入差距進行調整，完全不用國家的方式對生活世界的資源進行保護。國家完全融入于跨國的世界經濟的體制中，這樣的國家把它的公民置于世界范圍的競爭中去，確保這種競爭的否定性的自由，把自己的職能主要限于建立良好的商務性的基礎設施，從而使自己的所在地成為富有吸引力的和有利可圖的場所，并努力促進企業自己的積極性。有關新自由主義的模式問題，以及有關社會公正和市場效益間的重要的學說爭論問題，我在此不想涉及；[8] 我在此只想提出有關這一理論的前提的二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讓我們暫且假定，一個完全自由化了的世界經濟，以其完全不受限制的（包括勞動力在內的）生產因素的流動，終將有一天實現全球的生產所在地的效益平衡和勞動分工對稱的目標。即使在這一前提下，為完成這樣的一個過渡時期，在民族的和世界的范圍內，不僅要付出社會不平等的急劇擴大和社會分裂的代價，而且也要付出道德墮落和文化瓦解的代價。從時間的角度考慮，將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要延續多長時間“淚谷之水”才能淌平呢？到那時為止將付出多大的犧牲代價呢？將有多少落于邊緣化的不幸命運中的人躺倒在它的路邊呢？將有多少不可再生的文明成就淪陷于這場“創造性的摧毀”的洗劫呢？
另一個同樣令人不安的問題發生在有關民主的前途方面。因為一方面民族國家喪失其職能和處理事務的空間，另一方面在超民族的層面上又沒有產生相應的替代機制。這時民主的程序和安排勢必徒勞地空轉，它不可能使結成聯合體的國家公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條件方面產生政治影響。Wolfgang Streeck 把這稱之為“表決票貶值”。[9]
（b）另一方面，面對民族國家及其民主喪失實質內容的情況，也締結起一個聯盟，反對在這種結構轉型中的事實的和潛在的失敗者的社會生活水準的下降，反對降低民主國家及其公民的權力。但是這種“本土論者”（Charles Maier）的強烈的關閉水閘的愿望最終也勢必導致反對民主的平等和普遍的基礎。這種保護主義的情緒不免將把被關閉了的水閘中的水引向種族中心主義的磨坊，鼓動抵抗多元化，鼓動敵視外國人，鼓動反對現代化的復雜的生活關系的態度。這種情緒是針對一切越過國界的東西的，這包括反對毒品和武器交易，反對黑手黨，因為這危及國內的安全；這也包括反對信息的泛濫，反對美國的電影，因為這危及本國的文化；這還包括反對外國資本，反對輸入外國的勞動力，反對難民，因為這導致危及本國的生活水準。
既使當我們考慮這種抵御反應的合理內核的時候，我們也容易看出，為什么民族國家現在不能通過閉關鎖國的孤立主義的政策來恢復它昔日的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開始的、以固定的交換匯率為過渡的，具有自由主義形態的世界經濟，自布雷頓森林會議體制結束以來，加速發展了。但這在過去并不是一種強迫執行的發展。近來出現的那種從以世貿組織為基點的自由貿易區的要求出發的有系統的強制做法，則是政治上的唯意志論的產物。盡管美國強力推行關貿協議的會談，但這并不涉及一種單方面強加予人的決定，而是涉及一種依賴于談判和討價還價的積累的決議，它是許多單個的政府互相會談后確立起來的。由于全球的市場是經由許許多多互相獨立的驅動因素否定性的整合的結果，所以任何一種復辟的計劃，任何一種單方面地宣布取消通過這些聯合行動而生效的決議，不可能不遇到其他方面的抵制。
在“全球化”“黨人”和“本土化”“黨人”（Charles Maier）之間的那種全盤支持和全盤反對的僵局激起人們尋找“第三條道路”的嘗試。這一嘗試分化為二種變項：一種采取較為防守型的態度（c），它認為在世界范圍內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已不再可馴化，但在民族的范圍內可采取防范措施使之減震；另一種采取較為進取型的態度，主張形成一種政治力量，使在跨民族層面上運行的市場朝著符合人的希望的方向發展。
（c）按照這種防守型的看法，政治置于一種以市場為整合的世界社會的絕對命令（Imperative）之下的格局已不可逆轉。但民族國家不應只在投資資本的利用條件方面起一種反應的作用，而且應同時發揮各種作用，努力造就高素質和有競爭力的社會公民。新的社會政治在推行普遍化方面不應比老的做的少。但是它不應把防止勞動生活標準下降的風險放在第一位，要應注重培養成就的承擔者的事業素質，自己承擔起關懷自己的任務。“為促成自助而幫助”這一格言包含著訓練人們提高競技狀態的經濟學的意義，要使每個人承擔起自己對自己負責和充分發揮自己的積極性的精神，使自己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力，而不至成為非要國家幫助不可的“失敗者” ：“社會民主要從福利國家所卷入的那種風險和安全的關系中走出來，轉向發展一種在政府機構、企業和勞動市場上的‘有責任的風險的承受者’的社會……平等必須為差異作出貢獻，不應障礙差異”。[10] 這當然只是一個方面，但這正是這個新綱領的關鍵點。
那些使“老的”社會主義者對這一“新中間道路”或“新工黨”（“New Labour”）的構想感到憤怒的，不僅只在倫理規范上的無同情心的態度方面，而且也在那成問題的經驗的前提方面。這一經驗前提還像以前一樣把職業勞動（即使不在通常的勞動關系的形式上）當作社會整合的主要成份。[11]然而，生產率的增長、節省勞動力的技術進步，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婦女）進入勞動市場的需求，長期以來的發展趨勢使得“全民就業的社會已經結束”的說法顯得并非不恰當。但是，如果人們要追求實現充分就業的政治目標的話，那么，要么引進分配平等的公共標準的做法，要么采取以下一些可供選擇的方案：對已經萎縮了的就業崗位進行統籌分配；讓廣大階層的民眾參與股份投資，使以社會救濟水準為基礎的基本收入脫離職業收入等等。然而這些措施在現存的全球經濟的條件下是不會不付出代價的，對所在地的稅負將造成重壓。
從倫理規范的角度看，這種第三條道路的主角已轉向自由主義的路線，它只從投入的方向來考慮社會平等的問題，并把社會平等約化為機會的平等。 縱然不說這種道德觀點是從自由主義那里借用來的，而就在公眾的知覺中瑪格麗特·撒切爾與托尼·布萊爾之間的區別已經變得模糊了這一點而言，我們不難發現其原因主要在于 這種最新的左派已融入于新自由主義的倫理的觀念世界。[12] 我在此指的是那種準備采取“以世界市場為導向的生活形式”的[13]倫理態度，它指望全體公民投入到培養“他們自己的人力資本事業”中去。[14]
（d）誰如果不想跳過這一陰影的話，就需要考慮第三條道路的另一個采取進取型態度的變項。這一立場的要點是把政治置于市場的邏輯之前：市場機制的邏輯的“激蕩”范圍應有多大，在什么地方和在怎樣的框架內市場應起“統治”作用，這在現代社會中歸根到底是由審議制的政治決定的。[15] 這聽起來象是唯意志論的，這也首先不是作為一種規范的設定，這并不是在我們至此為止所討論的民族國家的框架內能解決的。在尋求擺脫要么損害社會國家的民主，要么強化民族國家間的二難困境的時候，有必要把目光轉向更大的政治統一體和跨民族的政權上。這樣的機制能夠補償民族國家所失去的功能，同時又不偏離民主的合法程序。這種超越民族國家的民主的第一個例子，對我們來說，自然是由歐盟提供的。當然，建立這一更大的政治統一體并不改變各地競爭的模式，即基本上仍然以市場的整合為主導。只有當它在更大的視野中實現世界內政，一方面建立有效的基礎結構，另一方面又不脫離民主的合法程序，它才能趕上全球化的市場發展的步伐。[16]
當然，談論一種“趕上”市場的“成長”的政治，不是要塑造一幅政治的驅動因素和經濟的驅動因素間的力量競爭的圖畫。那種使整個社會同化于市場結構的政治所造成的諸多不良后果已經表明，政治權力不應通過金錢來任意替代。法制權力的使用不能按照經濟效益的標準來衡量，這正如市場不同于政治秩序，因而不能被民主化一樣。說這種競爭像是在不同的傳媒中心之間的競爭則較為適合。造就市場的政治，就其每一個降低對市場調控的步驟同時也是一個降低自己的能力或對政治權力進行自我限制的步驟而言，是一種與自身相關聯的政治，正如媒體為貫徹具有集體的約束力的決定所意味的那樣。一種迎頭趕上的政治把這種[政治跟著市場走的]過程倒轉過來；它是在這種倒轉征兆中進行反思的政治。
III 歐洲和世界
（1）當人們從這一視角來觀察迄今為止的歐盟的發展的話，人們將獲得一個自相矛盾的結果：新的政治體制的建立——布魯塞爾的政府機構、歐洲法院和歐洲中央銀行——本身并不意味著一種政治的強化。 盡管舒曼、De Gasperi和阿登納的最初的綱領， 然而如果我們冷靜地回顧的話，不能不說建立貨幣聯盟乃是走在一條“建立政府間的市場”的道路上的最后的一個步驟。[17] 歐盟今天已在整個歐洲大陸的廣大空間的平面關系上已經構筑起一個密集的市場網絡，然而在垂直的關系上經由間接的法制機構所進行的政治調節相對來說仍很薄弱。由于歐盟的成員國把貨幣的主權移交給歐盟中央銀行，它們失去了在貨幣對換中收稅的可能性，這樣在統一幣制的區域中的競爭就會加劇，從而在這巨大的新的秩序中勢必產生新的問題。
迄今為止打上民族印記的經濟處于不同的發展水平上，并具有不同的經濟的樣式。直到這些不同質的、混雜的經濟發展成為一種整合的經濟的那一天為止，這些仍然象以前一樣處于不同的政治體制中的經濟在相互的作用中必然會產生磨擦。那些較為虛弱的經濟將首當其沖，不得不通過降低工資來彌補競爭中的弱勢地位，而那些較強的經濟則擔憂廉價勞動力產品的傾銷。這不利的形勢制約著現今已沖突重重的社會保障體制，這種體制仍然停留在民族的現狀中，并具有完全不同的結構。有的人擔憂失去化費少的優勢，有的人則擔憂在拉平的過程中水準下降。面對這一急迫的問題，歐洲面臨兩種選擇：要么放手給市場去解決（作為社會政治的政權和所在地之間的競爭），要么從政治上著手解決，在社會福利、勞動市場和稅收政策諸方面進行平衡協調。這里的核心問題在于：是否一種國家間平衡民族利益的體制的現狀歸根結底是為維護自己方面的利益的，或者是否歐盟能夠超越國家間的聯盟的現狀而進一步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聯邦。只有發展到了這一步，歐洲才能贏得這樣的一種政治力量，以致能作出糾正市場的決定，實施能產生再分配效果的調節。
在對當前的有關全球化的討論的協調中，新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都不難在這兩者間做出選擇。歐洲懷疑論者面對剛剛實施的貨幣聯盟采取特別強烈的保護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態度，歐洲市場論者則把貨幣聯盟視為內部市場的圓滿實現，對之興高采烈。與這二個陣營相反，歐洲聯邦主義者努力爭取把這國際的條約轉變為一種政治的憲法，從而使歐洲委員會、部長會議和歐洲法院的決定真正具有一個其自己的合法基礎。在這里還可區分出世界主義立場的代表人物。他們把聯邦國家的歐洲視為一個跨民族的政權網絡發展的出發地，認為在沒有世界政府的情況下，這種政權網絡可在一定程度上為推進世界內政作出貢獻。
然而在歐洲聯邦論者和歐洲市場論者之間的主要對立在以下這一點上變得復雜起來：后者與那些以前的歐洲懷疑論者，在現存的貨幣聯盟的基礎上尋求第三條道路的問題上，正達成一個心照不宣的聯盟。布萊爾、施魯德（Schr?der）與蒂特曼爾（Tietmeyer）之間的距離，看來不再隔得那么遠。
歐洲市場論者希望維持歐洲的現狀，因為他們確信各種各樣分裂的民族國家的驅動因素應置于市場的整合之下。因而，德國銀行的發言人能把有關國家聯邦和聯邦國家的討論僅僅視為“學術性”的：“在經濟空間整合的框架內，公民活動和經濟活動間的每一種區別最終都將消失。這甚至可視為整合過程以期達到的主要目標”。[18] 從這一觀點看，歐洲的競爭應破除像公共的法定的信貸機構、或國家的社會保險之類的東西作為民族的獨占權利的禁忌，應該消解這些壁壘。歐洲市場論者的立場顯然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上：“在全球化的時代，不可能不限制國家的權力；……（全球化）首先要求強化公民社會的自由的力量，即加強公民自己的首創精神和自我負責精神”。[19] 現在正在尋求第三條道路的民族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人也贊同這一前提。這一共同的前提表明這一聯盟已經調轉方向。今天，以前的歐洲懷疑論者在維持歐洲現狀方面轉而支持歐洲市場論者，盡管他們是從另一個動機和目的出發的。他們雖然不希望消解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但轉向主張這應建立在人的資本投資的基礎之上；順便說一下，他們并不主張社會的“減震”手段完全掌握在私人手里。
這樣，在新自由主義者與歐洲聯邦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和采取防守型態度的與采取進取型態度的主張走第三條道路的人之間的對立很容易被混淆起來。在社會民主主義的陣營中，我們可以說，這是在施魯德（Schr?der）和拉馮泰（Lafontaine）之間的對立。這一沖突不僅涉及到，歐盟是否應通過協調不同民族的稅收、社會和經濟政策重新獲得民族國家所失去的處理事務的活動空間的問題。歐洲由于其緊密的地區性的貿易關系和直接投資的網絡至今仍在全球競爭中享受著相對來說很大的獨立性。在歐洲懷疑論者和歐洲聯邦論者間的對立首先集中在，是否歐盟鑒于其成員國的民族、文化、語言的多樣性在某個時候能達到真正的國家的性質，或是否它們在將來仍不得不停留在新合作協商體系的范圍之內。[20] 歐洲聯邦論者追逐強化歐盟的行政能力的目標，以便能在歐洲范圍內貫徹各種政策和規章制度，從而即使當涉及分配調節的時候，其成員國也有義務跟隨協調的程序。從這一觀點看，政治的處理事務能力的擴展必須與合法化基礎的擴展齊步并進。
現在不用爭論的是，如果沒有一個廣泛的團結基礎的話，就不會有歐洲范圍內民主意愿的建設，就不可能積極地進行互相配合，承擔具有調節分配效果的各項政策和使之合法化。迄今為止局限于民族國家范圍內的國家公民的團結必須擴展到所有歐盟公民的境界上去，舉例來說，瑞典公民和葡萄牙公民應有意愿準備互相擔保。只有在這時，才能對他們指望實現相接近的同樣的最低工資，乃至創造相同的條件，使每個人都能在同等條件下實現其個性化的，然而又不失其民族特征的生活設計。懷疑論者爭辯說，不存在這樣的一種能建構歐洲國家的“人民”。[21] 另一方面，人民是隨著他們的國家的憲法而形成的。民主本身是一個政治整合的正當的中介形式。當然，這又一次訴諸一種全體公民參與的政治文化。但是，當人們想到，在19世紀的歐洲國家，民族的意識和國家公民的團結，經由民族歷史的書寫，群眾的交往和國防的義務，才逐步建立起來的話，那么就沒有理由持悲觀主義的態度。當我們把“在外邦人下的團結”的這種人工的形式歸于一個從本地區的和皇朝的意識到民族的和民主的意識的歷史地推進的抽象過程的話，那么我們就沒有理由懷疑為什么這種學習過程不能越出民族的疆界而向前推進。
當然，這里有許多很高的障礙。光制定一個憲法是遠遠不夠的。憲法只能起動民主的過程，然后在民主的過程中才能扎下自己的根。既然歐盟成員國間的協定的因素在一個政治地組織起來的聯盟中不會消失，那么一個歐洲的聯邦國家就必定具有不同于民族的聯邦國家的特征，因而不能簡單地仿效民族的聯邦國家的合法化道路。[22] 一個歐洲的政黨制度之形成，首先將經由現存的政黨在他們的民族的舞臺上爭論有關歐洲前途的問題，然后才能發現超越國界的興趣。這種討論必須在歐洲范圍內相互連結的民族的公共領域中同時進行，這也就說在同一時間就同一論題展開討論，以致形成一個歐洲的公民社會及其旨趣集團、非國家的組織和公民的倡議等等。也只有當民族的教育體制關心一種公共的外語基礎的時候，跨民族的大眾媒體才能成為一個多語種的交流的場所。然后，一種共同的歐洲的歷史（它是以諸多的民族中心為出發點的）才能在一種共同的政治文化中逐步重新現顯出來。
（2）最后，我想簡短地談一下這一發展的世界公民的前景。一個歐洲的聯邦國家將會仰仗其擴展了的經濟基礎在最有利的情況下產生指標效應，從而在全球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如若聯邦主義的方案只以與美國這樣的一個更大規模的秩序的全球玩家相競爭為目標的話，那么它仍然還是地方主義的，所不同只是范圍大了一些，這樣的歐洲不過在作為避難政治“堡壘”的維度外，再加上一個更大的經濟的維度。 與此相對，新自由主義甚至可以訴諸“市場的道德”，訴諸世界市場的不偏不倚的判據。在他們看來，世界市場已經給予經濟正在崛起的國家一個機會，使它們能利用相對而言費用低的優勢，依靠自己的力量，擺脫落后的狀態；而依靠一個徒有善良意愿的發展政策的綱領，則不能克服這種落后狀態。我在這里不想進一步討論這種發展機制的社會代價的問題。[23] 然而有一點是很難否認的：[歐洲]通過超民族的聯合，建構成為一個在全球范圍內具有處理事務能力的政治統一體，只有當它邁出了第一步后跟上第二步，那么它的計劃才是規范的和不會使人感到困惑的。
于是就要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是否在世界政治中具有處理事務能力的行動者的小團體，能在一個經過改革了的世界組織的框架內，首先締結成一個較為松散地聯系在一起的跨民族的政權的網絡，以及是否它們能在這樣的一種方式上使用這個網絡，以致有可能轉而發展成為一種沒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內政呢？[24] 這樣的一種政治必須以尋求和諧而不是以強迫一致為指導方針。它的長遠的目標是逐步克服世界社會中的社會的分裂和分層，同時又不妨礙各自的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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