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鴻兵做客新浪談《貨幣戰爭2》

2009-07-29

    主持人文壇：全球的新浪網友下午好，歡迎來到“文壇開卷”，我是文壇。

　2006年一本《貨幣戰爭》引起了大家的極大關注。很多人會疑惑，像書里所寫的少數的國際銀行家真的能夠控制國家的政治嗎？他們又是否真的能夠控制歷史？以及，他們的影響力是怎么來施展的？帶著這樣的疑問，我們又迎來了另外一本書，《貨幣戰爭2金權天下》。在《金權天下》里，作者宋鴻兵先生又要揭示十七大銀行家族人脈關系圖譜隱藏著什么？2024年世界單一貨幣能否成為現實？帶著這么多疑問，我們今天有請這到兩部書的作者宋鴻兵先生做客文壇開卷，跟大家來談談。

　宋鴻兵：網友們好。

　主持人文壇：宋先生是第一次做客新浪，但其實我們的網友對你一點都不陌生，因為很多還是您的讀者。

　宋鴻兵：謝謝大家。

　主持人文壇：從《貨幣戰爭1》到現在，時隔3年又推出了《貨幣戰爭2》，這次的寫作跟上一部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嗎？

　宋鴻兵：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信息量要比第一本大很多，因為這個書可能有名有姓的人就說到200多人，從歷史的跨度來看差不多是300年的歷史跨度。但是由于涉及到17個最主要的金融家族，所以工作量會成倍放大。所以，我自己做了一個大致的估計，大概在這3年時間里，從2006年到現在大概讀了5000多萬字的信息量，平均一千個日日夜夜算起來，應該一天有5萬字的閱讀量。

　主持人文壇：很可怕的量，而且是你工作之外。

　宋鴻兵：對，關鍵是業余的事，所以它基本上要求我在三年之中沒有任何節假日的概念。第一本書用了三年，第二本書用了三年，六年時間應該說都是在人生比較精彩的時間，大家都在很好的享受生活的時候，我卻苦哈哈的在寫這個書。確實有時想起來，覺得自己干嗎要受這份罪，吃這份苦，本來應該是去度假，去休閑的時間，基本上都用在書上面了。不過很好，現在這個書終于已經脫稿了，所以我現在可以暫時放松一段時間了。

    主持人文壇：寫這部書是你一個人的勞作還是一個團隊的貢獻呢？

　宋鴻兵：第一本書主要是自己的工作，當然也有一些其它的網友和其它的團隊在做一些扶持性的工作。

　第二本書實際上就有一個比較正式的團隊，包括環球財經研究院，包括我以前的研究助手，這個團隊相對來說就比較固定、比較穩定。所以，第二本的工作量相對來說雖然工作量大，但是幫手也多，比如突然我發現這個歷史年份幫我查一查，這就是一句話的事，這個數據對不對幫我核實一下，告訴我來源在哪里。以前這個工作，因為第一本書，2006年完稿為什么到2007年才正式出版，就是因為中間有半年時間在核對數據和信息來源，這是一個非常漫長和痛苦的過程。現在有了很多研究助手，這個過程被大大簡化了。

宋鴻兵稱為撰寫貨幣戰爭第二部看了5000多萬字的資料。
　主持人文壇：寫這部書的時候，您剛才也說，看了5000多萬字的資料，讀起來因為第一部書大家看覺得非常過癮。您很會講故事，故事講得很好。第二部我發現除了從十七大家族的人脈關系圖等等，也有一種歷史的脈絡在里面。為什么每次來解讀金融的問題，還會從這樣一些角度來解讀？

　宋鴻兵：因為首先任何一個書要產生影響力，必須要別人喜歡，用郭德綱的話說是寓教于樂，什么叫寓教于樂，別人都不樂你教誰去？或者你想讓你的一些看法能夠最大范圍的被大眾所接受，你就必須要而且只能用大眾所喜歡的方式。如果你要自我把自己抬得很高，搞得很學術化或者很抽象，大眾是不會買帳的，市場是不會買帳的。如果最后讀者不買帳，如果最后讀者不愿意讀這樣的書，功夫不就白花了嗎。所以，從這個角度對我來說讀者是上帝，他們所喜愛的方式就是我應該做的方式。在這個中間，我沒有考慮什么其它太多的因素。所以，只要讀者喜歡，只要大家愿意讀、愛讀，無論什么方式，方式不重要。我可以以正式的方式來寫，也可以以一種詼諧的方式來寫。既可以以一種類似像現在故事這樣的情節來寫，也可以以一種比較枯燥的方式來寫。關鍵決定權不在于我，而在于讀者和市場。

　主持人文壇：大家看起來覺得您揭秘的這些金融背后的故事非常好看，那在《貨幣戰爭2》當中您又要揭開一些什么樣的秘密呢？

　宋鴻兵：第二本書揭示的東西比第一本書多很多，起碼多十倍以上，因為信息量大很多。第二本書按照時間順序理下來，中間會提到很多可能大家鮮為人知的一些問題。比如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背后到底是哪些家族在運作，誰在出錢做這個事。比如普法戰爭和普丹戰爭、普奧戰爭，最后究竟是金錢、資本市場和這些權力的金權家族，他們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的崛起，尤其是二戰中間，現在在很多書中和媒體中基本上是把納粹德國進行了一種徹底和全面的否定。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它還有很多非常獨特的地方，而這些東西都已經完全被忽視掉。所以，在希特勒的新政這一章中間，我把希特勒采取的各種各樣的權數、手腕，包括他的貨幣政策，包括他的金融政策，為什么能夠使德國在大蕭條過程中，德國應該說是西方國家受沖擊最大的國家，但是是第一個走出簫條，而且很快建成一個非常強大的軍隊體系和工業體系，他到底是怎么做成的？這些事情都是第二本書中間給讀者提供的，包括這次金融危機，最后究竟大的方向會怎么走，包括很多人質疑第一本書，少數的金融家族、少數的精英能不能真正對社會、對戰爭。

　主持人文壇：哪怕是對國家的政治產生影響。

　宋鴻兵：這本書會明確指出，像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比如巴拿馬是怎么獨立的，其實就是跟一個家族有關，就是塞里格曼家族，中間會詳細談到國家的獨立或者是國家的分裂是怎么造成的。除了這個之外可能還講到其它類似的歷史事件。所有東西都不是憑空在說，而是一定要拿出事實，用事實加上這種邏輯，讓讀者自己去分辨，到底是傳統的說法更合乎邏輯還是一種新的提法更符合邏輯，需要大家自己判斷。

    主持人文壇：在你的研究過程中，你覺得這么多年來，歐洲的一些金融寡頭們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現在是不是已經被削弱了？

　宋鴻兵：非但沒有被削弱，實際上是被放大或者強化。只不過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很多東西。

　主持人文壇：似乎看到的是削弱。

　宋鴻兵：似乎看到是削弱。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們看到歐洲強大的家族現在已經銷聲匿跡，他們的個人資產基本上已經排不上名次了。像洛克菲勒家族，歷史上這么強大的家族，現在個人資產只有一二十億美元，放在中國也就是新浪的創始人或者是陳天橋這個數量級。

　主持人文壇：為什么說它是強化了呢？

　宋鴻兵：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錢哪兒去了，財富哪兒去了，或者對財富的控制力哪里去了？這本書第八章專門講了這個問題，實際上建立了一整套新的游戲體系和游戲規則，把錢捐給基金會，但是基金會受他控制，而基金會所有的收入都免稅，再通過基金會間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是一個非常非常嚴密的組織體系，它以前對多少公司實施控制，現在還是對多少公司實施控制，只不過方式方法不一樣，你在股東清單里已經找不到它的名字，只是找到某某瑞銀、高盛等等，瑞銀、高盛托管某些基金會的錢，而基金會再往后查就很難查得清楚了。像現在一些大型的家族，像洛克菲勒家族直接控制基金會200多家，間接控制基金會高達上千家，這些基金會有些用他的名字，有些不用他的名字。

　主持人文壇：他們為什么要這么做？

　宋鴻兵：基金會最大的好處就是免稅。在西方一個人要有一大筆錢，在我把財富給我子孫的時候，遺產稅是整個西方最嚴重的一個稅收，50%，基本上你的財富要攔腰對折。富人會講辛辛苦苦干一輩子，憑什么死的時候要把一半的財富作為稅收交給國家呢？太沒有道理，而且每年增值的部分還得交資本利得稅，把我的家產捐給我的哥哥還有資產所得稅。這樣對我積累財富就不利。如果我玩一個基金會的機制，把所有財富捐出來，我個人名下資產非常少，我捐獻的錢還可以幫我抵稅。洛克菲勒在70年代是一分錢都沒有交。這是合法的，這個錢交給基金會之后，再下令這個基金會必須由我家族的后裔有管理權，而且具有一票決定權，世代都由我控制。就像中國的富豪家族也不是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隨便找個身份證，這叫代持。為什么代持呢？

　主持人文壇：你怎么發現了這個規律？

　宋鴻兵：這個規律在中國已經被許多富豪學會，比如很多上市的公司一定是代持的，因為本人持有不方便，本人持有太扎眼，本人持有這么多股份太招人狠，富豪為什么把自己放到聚光燈下，讓全天下的人都“烤”他，這個滋味是很難受的。

　主持人文壇：你寫的這個書揭露了這么多大財團的背后內幕，有沒有來跟您對陣的？

　宋鴻兵：金融家族這種作品非常多，我看了5千萬字，都是西方專門研究金融家族史的，比如專門研究洛克菲勒家族的，專門研究摩根家族的，這些人很多很多，他們的寫作方法就是他們是屬于相當于挖掘一些基礎材料，相當于考古學家，把這些人歷史上發生的所有重要事情列出來，每一部書、每一封信都挖掘出來。我覺得他們做的類似于第一手的信息收集工作。

　主持人文壇：所以你在每一章后面都附的圖，你做的是不是主要是這些工作，把這些層層基礎的東西揉在一起，把它鏈成關系網。

　宋鴻兵：你說得非常正確，我做的是兩種類型的工作。第一，我把自己定義成一個設計師，我不是生產磚頭，不是生產預制板，有專門的公司生產。比如尼爾福克森這個品牌專門生產洛克菲勒家族的預制板，質量非常可靠。我把自己定義為這個大廈的設計師，我怎么取用這個磚頭，怎么搭這個構架。為什么選17個柱子而不選擇25個，這17個柱子中間有哪些信息又怎么掛鉤，它的結構怎么來設計，這是我做的。

　主持人文壇：您不怕您選材的時候，不怕這些材料本身就有問題嗎？

　宋鴻兵：任何一個歷史材料想做到百分之百不可能，比如史記在中國歷史上被公認學家認定是扛鼎之作。里邊有一句話：“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司馬遷離陳勝吳廣說這個話已經上千年，司馬遷到底怎么知道“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是陳勝還是吳廣說的，肯定是聽他們身邊的一個人，這個死了以后告訴其他人，其他人又告訴司馬遷，這個歷史是怎么考據？

主持人文壇：您把故事理順了，人脈摸透了，把它重新呈現出來給更多人理解，這就是金權天下的來源。這是我從書中選出的一張圖，第八章統治精英與“隱形寡頭”，能否現場給我們的網友稍微解讀一下。

　宋鴻兵：其實每一章背后都有這樣一個關系圖，像第八章這個圖還不是一個人脈關系網，是世界政府這個概念是怎么形成，從這里來說少數精英是如何對社會發生影響力的一張圖。

　主持人文壇：這個圖更多的是人脈。

　宋鴻兵：對，從這張圖上來看，金融17個大家族主要是以基金會的形式通過比如說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還有其它基金會，通過基金會的形式，通過銀行對金融機構的一些資產托管，通過控制上市公司控制企業，基金會再通過捐助，很多研究機構都是從基金會拿錢。研究機構的人又構成的旋轉門，即在智庫再到企業，從企業CEO再到政府，高盛集團的CEO既可以做高盛集團的CEO，一轉眼變成美國財政部長，然后再去智庫。這是一個旋轉門，之所以能轉，就是背后有龐大的基金會資助，沒有這個錢就轉不動。

　主持人文壇：您剛才所說的很多金融寡頭首先是成功地控制了基金會，然后步步影響。

　宋鴻兵：對，基金會再通過基金會的機制控制金融集團，金融集團再控制大眾，影響大眾的思想，通過媒體、教育機構和宗教團體等等，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對大眾實施控制。

　主持人文壇：這個圖可能更加建構在西方的世界上。對于中國呢？

　宋鴻兵：西方為什么對中國來說有一種錯覺？因為西方是隱形的金字塔，中國是2000年以來就是顯形的。以前是封建王朝，現在歷朝歷代一直到今天其實都是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政治架構，這個政治架構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來，都不需要你去費心地去想。但是西方這套東西是一個隱形的金字塔，之所以隱形，金錢或者是金權在三權之上，而且是隱形的。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它就很能迷惑人，或者你很看不清楚究竟怎么運作。他們認為國會、美國的政府，認為執法機構、司法機構、立法機構三者完全應該這么來運作政府，實際上不是，實際上真正起作用是背后的基金會，基金會背后是龐大的金融家族。

　主持人文壇：還是金融寡頭。因為我在書里也看到你的一些觀點其實非常尖銳，比如你說中國最缺乏的不是某個專業方面的專家，而是能夠打通各個領域之間壁壘的戰略思想家。

　宋鴻兵：我一直對這個概念感觸比較深。

　主持人文壇：比如說金融界呢？

　宋鴻兵：比如這次金融海嘯、金融危機，在國內或者是在中國的金融圈子里幾乎很少能夠提前預見到會有一場重大危機的來臨。包括金融危機到現在這個階段往后該怎么發展，后續它到底朝哪個方向發展，到現在為止學術界也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共識。也就是你看了這些人的觀點，覺得每個人都從自己的專業講問題，有些談銀行監管，有些談政府介入，大家都是從自己的專業視角探討這個問題。但是在我看來金融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更大規模的問題，它是一個戰略性的問題，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像地緣政治這樣的問題，涉及到很多問題。如果你僅從一個角度、一個視點探討金融問題，往往談得太專業。太專業實際上是看不清整個形勢的全貌，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做了一個比喻，就好象我們在爬山，搞金融專業的人就好象在爬山過程中看到路邊的花花草草，看到的是盤山的這掉路，但實際上真正戰略思想家要從這個點上往上起碼要上升2萬米，你要站在1萬米、2萬米的高度看整個山脈的走勢，這個山脈是一個什么形狀，而不是這條路是曲曲彎彎怎么走。這是兩者之間很大的差別。真正的金融戰略家或者是戰略思想家所關注的問題應該面更廣，而且站的高度更高，不像經濟學家或者金融學家，每一個星期關注一些數據的變化，開工率、就業率、庫存率等等，這些都是非常戰術性的問題。什么叫戰略？戰略一定要有對手。如果我們研究戰略不知道戰略對手是誰，就像中國戰略的扛頂之作就是隆中對，就是諸葛亮把三個戰略對手研究得非常清楚，誰有什么樣的優勢和劣勢，分析得非常清楚。

　主持人文壇：中國的對手現在是誰？

　宋鴻兵：目前為止其實中國的學術界沒有把這個問題想明白，很多人認為是國家政府。再看很多文章寫作，大家普遍把美國政府鎖定成你的戰略對手或者是鎖定成你研究的對手，其實不是。我在這個圖里已經把結構畫出來，政府執政的官員和真正掌握具體政策的官員全部是金融集團選拔出來的，而這些人分別在智庫里承擔各種各樣的工作，誰給基金會提供錢？還是這些人給研究機構出的錢。誰出錢誰就永遠是說話管用的人。如果你不聽我的，對不起，我不給你出錢。所以，真正我們要搞清楚戰略對手實際上是掌握基金會的實際控制人，而不是政府具體下文件的某某，他不重要，重要的是誰在支持他。

　主持人文壇：剛才你說金融寡頭這一塊，書里面提到國際銀行俱樂部，有這樣一個組織嗎？

　宋鴻兵：這是一個通俗的叫法，這實際上是一個金融集團。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一個很有名的電影《教父》，就是五大家族坐在一塊兒，討論我們該不該賣毒品還是該搞賭博，到底走哪條道路，這是這些人聚在一起探討的問題。

　主持人文壇：國際銀行家族俱樂部是由哪些金融寡頭形成？他們的作用是什么？

　宋鴻兵：這就是這本書所談到，主要的金融家族有17個，通過我反復的各種信息的參照，這本書第一章已經提到是哪17大家族，后續的各章當中為什么選定這17個家族，結合各個國家德、美、法、英幾個國家的歷史變遷和出現重大歷史事件，出現政變、革命、暴動等等重大歷史事件，背后到底跟誰相關度最高，哪些家族在背后起到重要的作用，他就是我所關注的家族。

　主持人文壇：背后隱藏著一些什么。

　宋鴻兵：對，就好象尼爾福克森有一句名言，這個家族在過去200年中一直關注兩件大事，一件是戰爭，一件是革命，因為戰爭和革命都是有組織的暴力，一定會涉及到大量融資。這個思路就是貫穿全書的思想方法，你要從金融視角去看，如果有戰爭爆發，金融市場一定會產生重要的變異性的行為，這種行為就是為了大規模的對抗行為再進行融資，沒有錢是什么也干不了的。戰爭也好，其它東西也好，最后打的都是錢糧。

　主持人文壇：由于時間關系，最后一個問題，有人說你曾經寓言第二輪金融海嘯會在今年4月份發生，但實際上還沒有。但是你接下來的寓言說它有可能在9月份發生，為什么這么說？

　宋鴻兵：其實如果仔細看看我當時的發言稿，我不是說發生在4月份，而是說在今年3、4季度，如果是仔細查一下，當時有很多媒體都做了報道。到目前為止我也仍然認為現在情況并沒有真正觸底，全球所謂金融形勢并沒有真正見底，哪怕我是整個市場上惟一持有這樣觀點的人，我仍然是這么認為的，我覺得形勢在惡化，而不是在好轉。惡化的主要原因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銀行機構的財務報表的好轉，某種意義上有兩點：第一，改變了游戲規則。我們現在所評判的跟去年同比的利潤比較值會計制度是不一樣的，新修的會計制度并沒有真正到位，而且被終止了。第二，龐大的金融衍生產品都是表外資產，沒有體現在真正的銀行資產負債表中，AIG2000多億美元的資產現在核算下來只有5億剩下來，這么龐大的財務損失，不可能在24個月當中清理完畢。所以，這是一個系統性的游戲規則的調整，會計計算制度發生重大改變，這種東西能不能真正押得住底下出現的重大虧空，這個問題我現在還沒有看到真正的結果，這種損失不是7千億、8千億的救市方法能夠徹底解決的。這是我為什么現在一直堅持，這個底我們現在沒有真正看到。

　主持人文壇：您在書里最明顯提到2024年世界單一貨幣能否成為現實，您覺得能嗎？

　宋鴻兵：這個取決于我們的應對。如果我們什么都不知道，或者我們沒有做這方面的預測，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一個美國大片《回到未來》。《回到未來》這部片子講的是如果你現在采取一些措施，未來的結果是可以改變的。但是如果你現在什么都不做，到那個時候就會這樣發生。

　主持人文壇：你說如果像這樣自然過渡，它一定會成為現實。

　宋鴻兵：很有可能。

　主持人文壇：現在47.78%的新浪網友覺得不會。

　宋鴻兵：我再說最后一句，好像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6月份、7月份，在金融危機真正爆發前的一個月，你都不知道有一場重大的金融危機來臨。08年6、7、8月份都沒有人意識到美元其實存在重大危機，短短半年之后，全世界都在說美元有問題。其實這種觀念轉變就是輿論引導的問題，它不需要太長時間。

　主持人文壇：好的，非常感謝。最后你也跟我們網友打聲招呼。

　宋鴻兵：謝謝大家。希望大家喜歡我的新作。

　主持人文壇：好的，謝謝，也有請大家繼續關注宋鴻兵新作《貨幣戰爭2金權天下》。

貨幣戰爭2 推薦語

宋先生是一位在世界經濟學領域非常有天賦的學者，他花費了大量的時間探索歷史，研究現實并試圖解讀未來。宋先生在撰寫他的第二本書《貨幣戰爭2——金權天下》時，已經翻閱了超過100本書籍，并追溯到300年前來探求當前金融體系的起源。在他的書中，宋先生開啟了“潘多拉之盒”，講述了17個家族從20世紀開始到現在是如何統治世界金融體系以及他們如何通過創造金融工具和制造重大事件來控制銀行體系、原油、工業產業和國防產業，從而能夠自一開始到現在巧妙而有效地駕馭世界。他們坐在金字塔的最上端，把所有的秘密都掩藏在他們的寶座之下。宋先生試圖敦促他的國家——中國去了解全球化的趨勢。當你饒有興趣地閱讀這本書時，你會深刻地感到光陰似箭，歷史滄桑。我個人將這本書評為所有描寫此類話題的作品中最優秀的著作之一。閱讀這本書所得到的收獲是讀他第一本書《貨幣戰爭》的10倍，而且我已經迫不及待地想閱讀他正在開始籌備的第三本書。我非常感謝宋先生能為我們提供如此有價值的思想和觀點，并將他的熱情與執著與他的讀者分享。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克博士

G6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財富巢集團主席

2009年6月28日，北京

毫無疑問，政治和金融從來是手拉手的。

——羅斯柴爾德

有些人甚至認為我們是一個秘密集團的一部分，試圖危害美國的核心利益，他們把我的家族和我本人描繪成“國際主義分子”，陰謀與各國（擁有同樣理想）的一些人合作建立一個全球的政治和經濟結構——單一的世界（政府）。如果這是一種指控，那么我承認有罪，但是，我對此引以為榮。

——戴維·洛克菲勒

只有最無知愚昧的人才會依然信奉那個陳舊的眼見為實的說法。你所看見的正是首先需要被懷疑的。

——安·蘭德

我們期待著在當前這樣一個危機時刻，來推廣世界貨幣的政策。當前的金融危機，是唯一可能的時機，因為只有在危機的時候才能做成建立新系統的事情。

——羅伯特·蒙代爾

自序
第一章 德國：國際銀行家的發源地
誰是國際銀行家
戛然而止的戰爭
老布雷施勞德：羅斯柴爾德的代理人
奧本海默：科隆的金融霸主
1848年革命與銀行業的拯救行動
俾斯麥的崛起
布雷施勞德：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
丹麥危機：俾斯麥的意外機會
普丹戰爭：金權小試鋒芒
議會自由派：德國統一道路上的障礙
科隆—明登鐵路私有化：普奧戰爭的財源
為什么普奧戰爭戛然而止
普法之戰：大炮一響，黃金萬兩
50億法郎戰爭賠款：銀行家的“大餡餅”
第二章 英國：金權的制高點
弗朗西斯：巴林王朝的奠基人
荷蘭：商業資本主義的頂峰
結盟霍普家族：巴林傍上了歐洲第一富豪
“紅頂商人”：金權入股政權
跨越大西洋的人脈網絡
路易斯安那融資：史上最驚人的金融案例
1812年英美戰爭：巴林家族里外通吃
法國戰后賠款：巴林晉升歐洲第六強權
法國公債合同：雙雄結仇
謀定而后動：羅斯柴爾德終成霸主
金融家與政治家
蘇伊士運河：羅斯柴爾德的金融閃擊戰
拯救宿敵巴林銀行
黃金十字架
進軍中國
第三章 法國：金權的割據
法國大革命幕后的瑞士銀行家族
法蘭西銀行：“霧月政變”的投資回報
壟斷被打破：猶太銀行家族的崛起
金融創新的革命
動產信貸銀行（Credit Mobilier）：貝列拉的挑戰
“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
法蘭西銀行：打敗貝列拉的戰略制高點
克里米亞戰爭
天主教銀行家：第三股勢力
金權的進化:從所有權到控制權
第四章 美國：金權的“圈里人”
賽利格曼：從小商販到國際銀行家
奧古斯特•貝爾蒙特的“美聯儲”
紐約的上流社會
國債大王賽利格曼
賽利格曼力撼財政部長
賽利格曼：美國的羅斯柴爾德
賽利格曼：真正的“巴拿馬之父”
希夫的時代
希夫與日俄戰爭
新圈子與老圈子
第五章 動蕩的歐洲
永不止息的渴望：回去，回歸錫安
德國銀行家族：回歸希望之火燃起
巴勒斯坦困境
圍堵與崛起：英德的戰略競爭
漢堡美國航線：海上霸權爭奪戰
麥克斯•沃伯格：未來的經濟沙皇
柏林—巴格達鐵路：德國反圍堵的戰略通道
阿加迪爾事件
《貝爾福宣言》與銀行家的夢想
背信棄義：英國統治精英與猶太復國主義的矛盾
經濟武器與《凡爾賽協議》
1922年德國中央銀行“獨立”：超級通脹颶風的“風眼”
顛覆魏瑪共和國的“貨幣戰爭”
沙赫特的“地租馬克”保衛戰
道威斯計劃：扶持德國的開始
第六章 希特勒“新政”
“憤青”希特勒
費德爾：希特勒的金融導師
啤酒館暴動：希特勒聲名大震
希特勒被財神“撞了腰”
哈瓦拉計劃(Haavara Agreement)
沙赫特：國際銀行家的中間人
大棋局
納粹德國的社會權力平臺
納粹德國的經濟系統
希特勒“新政”
希特勒“新政”的第一把火：中央銀行國有化
“費德爾貨幣”：德國的林肯綠幣
“金融創新”挽救了德國經濟
羅斯柴爾德與希特勒
希特勒的權術
第七章 銀行家與情報網
克格勃的“劍橋五杰”
“第五個人”
“使徒會”的圈子
菲爾比的父親
金•菲爾比與維克多•羅斯柴爾德
“劍橋五杰”打入英國情報系統
蘇美之間，左右逢源
核心機密
維克多的對價：原子彈的機密交換以色列建國
“目標巴頓”
多諾凡的來歷
OSS——“Oh So Social”
謀殺巴頓的動機
第八章 統治精英與“隱形寡頭”
韓航KAL007航班的神秘空難
鉆石帝國與精英元首
羅茲會社：英國統治精英的“黃埔軍校”
“米爾納小組”
米爾納小組的德國政策基于兩點核心
“盎格魯—美利堅權勢集團”
基金會：財富的隱身大法
心靈雞湯們說：當你放棄越多，你就擁有越多
“家道中落”的洛克菲勒家族
杠桿效應與財富控制
國會的調查
基金會、精英集團與政府
基金會與教育系統
公眾意見塑造
世界政府：“盎格魯—美利堅權勢集團”的奮斗目標
第九章 金融海嘯之后
格林斯潘：經濟機器的工程師
朝鮮戰爭使格林斯潘一夜成名
安•蘭德：格林斯潘的精神導師
誰是上帝之手
安•蘭德的偽命題
如果“大力神”們罷工
黃金：精英們的理想貨幣
扭曲的美元與“債務堰塞湖”
世界經濟的未來：14年的“消費大蕭條”
第十章 回到未來
2024年1月1日，世界單一貨幣啟動
單一貨幣：歷史的終結者
危機來得正是時候
貨幣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
完美而致命的組合：世界單一貨幣=黃金+碳貨幣
美元的結局
“大力神”們俯瞰下的世界
跋

貨幣戰爭2 宋鴻兵自序

2009年6月11日凌晨2時41分，《貨幣戰爭2——金權天下》終于完稿了。

從2006年夏完成《貨幣戰爭》以來，就開始著手收集資料醞釀《貨幣戰爭2——金權天下》。近三年以來，仔細梳理了德、英、法、美兩百多年來的所有重要銀行家族之間的人脈關系，以及他們與各國的戰爭、革命、政變、危機之間的聯動關系，從1723年開始到2024年結束，中間涉及歐洲、美國的許多重要歷史事件及其背后的金融運作，得出了世界“17個主要銀行家族”之間的人脈關系圖。

在1000多個日日夜夜中，閱讀了上百部各家族史、各國經濟史、各類文獻、地圖、雜志、報紙、網絡文章等，總閱讀量超過了5000萬字，平均每天5萬字的閱讀量，終于完成了這件現在想起來不堪回首的工作。在2009年的日子里，平均每日睡眠時間不超過4個小時，曾連續8周通宵達旦地工作。

我自認為《貨幣戰爭2——金權天下》的信息量是第一本的10倍以上，有名有姓的人物多達200人以上，相信讀過第一本書的人在看完第二本之后應該不會認為是在浪費時間。這兩本書的邏輯完全能夠自洽，大量史實相互印證，許多重大歷史謎團都會有一個合理和統一的邏輯支撐。

中國的理論界在研究西方社會的運作時，存在著一個重大的研究盲點，那就是忽視了西方社會的人脈關系。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由人組成的，對社會的研究應該以人為中心，特別是在一個社會中發揮著重大影響力的關鍵性少數人群。透徹地理解這些人組成的人脈關系網，是我們正確理解西方社會的重要基礎。

其實，任何人類社會的結構都是一個典型的金字塔型，關鍵性的少數人群由于自身的聰明與勤奮，某些情況下也通過暴力與欺詐手段，在社會結構中逐漸向上攀升。當他們具備足夠的財力和影響力時，又會反過來通過改變游戲規則從而鞏固和擴大其既得利益，并形成利益互鎖的統治精英階層。如果說東方社會的權力金字塔結構是以政權為基礎的話，那么西方的統治金字塔則是以非常隱蔽的債權為鏈條，將社會各階層牢牢地維系在一起。在西方社會中，債權人擁有著支配性權力，債務人處于被支配的地位，而國家機器的主要功能就在于保護和強化這一鏈條的可靠性。在西方，誰是最大的債權人，誰就是游戲規則的最終制定者。19世紀以來，國際銀行家控制下的中央銀行，無疑是整個社會最大的債權人，包括政府在內的社會其他階層都是他們的債務人。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的西方，實際上是金融勢力集團控制著政府的決策。

中國正在日益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中國新一代的戰略思想家們，必須具備寬廣的全球視角和深遠的歷史縱深感，才能形成長遠和實際的國家戰略。任何戰略形成的前提在于必須確定誰是最主要的戰略對手，沒有對手的戰略不成其為戰略，基于錯誤的主要對手的戰略不成其為有效戰略。全面透徹地了解國際金融勢力集團的歷史淵源和人脈關系是形成正確的中國國家戰略的基石。

本書將以300年的時間跨度，全面闡述歐美主要金融勢力集團的形成、發展、排擠、沖突、聯合與制衡，系統解析當今世界幕后主宰力量的運作和決策機制，第一次揭開統治世界的“國際銀行家族俱樂部”的神秘面紗。全書以扣人心弦的精彩故事、通俗生動的語言表達、宏大的金融視角、寬廣的歷史縱深、深厚的理論基礎、扎實的史實數據，全景與立體地展現主宰當今世界的金融勢力集團之間的合縱連橫，相生相克的微妙關系。

這是一張迄今為止幾乎完全不為中國人所知的龐大的國際人脈關系網，它以金融業為核心，盤錯交織著各國政府機構、石油財團、軍工復合體、生物制藥集團、戰略情報體系、國家武裝力量、新聞媒體及游說集團、司法立法機構、無國界組織、龐大的基金會系統、智庫研究部門、宗教勢力集團、秘密精英團體等社會關鍵力量。它是正確理解當今世界頻繁出現的金融危機、戰爭沖突、革命暴動、###政變、宗教熱點、全球議程、地緣政治、大國關系、國際組織的指南針。

楊巍先生及他帶領下的博銳傳世投資顧問公司的“貨幣戰爭工作室”團隊對本書的資料收集和內容核對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貢獻。

宏源證券的董事長湯世生先生對本書的各章節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我們就信用的起源和作用、信用與貨幣的關系以及金融危機的根源等問題進行了長期探論。在他的鼓勵和指導下，我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關信用與貨幣以及19世紀歐洲金融市場的部分內容，并獲得了極大的啟發。

《環球財經》雜志的出品人任文女士，總編輯向松柞先生，編委會的喬良將軍、王湘穗先生、彭曉光先生、白益民先生、張明先生、梅新育先生和摩羅先生都曾給予本人極大的鼓勵。另外，張宇燕先生在中國古代貨幣史方面的許多觀點使我受益良多，在此一并致謝。

同時，感謝廣大讀者和博友的關心，沒有你們的支持，我很難想象自己會有足夠的勇氣和力量去完成這件異常艱辛的工作。

由于涉及的時間跨度大、人脈關系復雜、歷史事件曲折，加上本人的理論功底有限，難免出現錯誤和疏漏，希望讀者們能夠體諒和容忍。

在寫作的最緊要階段，我守護在母親的病榻旁，晝夜不息。冥冥當中，母親似乎在默默等候著我，陪伴著我，直到我努力完成最后的書稿，我敬愛的母親溘然長逝。在此，我將此書，深情奉于母親靈前！

這本書的完成也離不開我太太Julie和女兒Sophia的鼓勵和支持，沒有她們的犧牲和奉獻，我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最后，致謝LH女士，兩本《貨幣戰爭》未署名的主要研究助手和助理作者。她的心血和智慧，凝聚在我的每一部創作中。

作者

2009年6月20日于北京

為什么要寫《貨幣戰爭》系列叢書？

　　宋鴻兵

　　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需要有一種心理能量，這種能量越強、持續時間越長、聚焦度越高，那么這件事的成功率就越大。做事本身其實是一種內心能量向外釋放的物化過程。

　　從骨子里看，我覺得自己是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一種與生俱來的文明優越感始終激蕩在靈魂的世界里。這種心理能量并沒有因為大學時代西方思潮的沖擊，和后來在美國十幾年的教育、工作和生活的浸泡而發生一點點衰減，相反，這種能量在不斷地增強。

　　就像相信太陽會從東方升起一樣，我對中華文明會重新成為人類文明的中心這一點從來就沒有懷疑過，對我而言，這不是一種推測或想象，而是一種毋庸置疑的必然！這不是一種源于外部的理想，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宗教！

　　我的直覺是，中國勢必將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大國，并將具有左右整個世界命運的力量。但是，令人焦慮的是，中國作為一個實力日趨強大的國家，卻嚴重缺乏一種面向全球的戰略思想體系。中國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都在關注內部事務，極端缺乏全球意識。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觀念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準確的，西方的強勢文化話語體系干擾了中國基于自身利益的世界觀。應該記住，歷史永遠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作為弱勢的中國必須有意識地徹底解構西方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及其話語體系，并重新還原世界歷史的本來面目。

　　歷史發展的基本原動力就是人與人利益之間的博弈，而利益的最高的體現形式就是金錢，特別是在工業革命時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歷史進程中更是如此。因此，扭住金錢這一線索，就抓住了西方近兩百年歷史演進的主要矛盾。金錢及其衍生產品-金權，恰好又是中國人最不熟悉的領域之一，所以中國的戰略家們始終沒有摸準西方社會的主要脈像。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中國難以建立正確的全球戰略思想體系。

　　如果說當年馬漢的海權論，杜黑的空權論，富勒的機械化戰爭論對熱戰時代的國家戰略產生了重大影響，那么在當今的核武時代，大國之間的熱戰很可能將退居從屬地位，看不見硝煙的貨幣戰爭更可能成為大國博弈的主導方式。 “貨幣戰爭”這一全新的戰略思想體系的建立，對于中國未來的和平崛起應該具有一定的意義。

　　人活一世，總需要給社會留下一點東西。“貨幣戰爭”叢書的思想體系也許還很粗糙，有些觀點也并不一定正確，但是，我希望它至少代表著中國人試圖在21世紀建立起一套全球戰略的大膽嘗試。

　　僅此一點，就足以讓像我這種個性的人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

　　《貨幣戰爭2》的寫作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這問題還真不好回答。

　　這本書的雛形和基本內容，在寫作《貨幣戰爭》的時候已經縈繞在腦子里。由于第一本書的容量有限，超過90%的信息必須刪減，但其價值卻讓人難以割舍，于是就產生了寫成系列叢書的想法。

　　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后，

　　2006年夏，當《貨幣戰爭1》脫稿之后，就開始思考后續的內容。

　　繼第一本《貨幣戰爭》主攻美元的來龍去脈之后，想進一步透徹地厘清歐洲各國金融博弈和歐元的前因后果。因此在貨幣戰爭系列叢書的列表上，第二本叫作“歐元篇”。

　　2007到2008年，“歐元篇”的資料和框架已逐步匯集和初建。我大量閱讀英文原版歐洲各國經濟金融史，著名銀行家傳記和歐洲地緣政治關系論述，把歐洲各國在金融和貨幣發展歷程中的復雜角色和錯綜關系逐漸整理出脈絡。這時候的“歐元篇”講述的是近代兩百年間歐洲各國血腥搏殺的金融大戰。

　　在閱讀多部歐洲著名銀行家族的傳記和史料過程中，一個多年來縈繞于心的問題越來越清晰和猛烈地沖擊我的思路：這張整個世界金錢博弈的關系網絡上的關鍵結點，究竟是國，還是人？

　　在歐美各國爭奪貨幣和經濟控制權的廝殺中，我看到若干老牌銀行家族的身影無處不在，每一個重大歷史事件背后，每一位國家首腦政要身邊，都隱現著一個個金融家族無聲無形而至關重要的操控。他們才是掌控世界的真正權勢集團。

　　2008年后半年，“歐元篇”已完全轉變思路，開始著重分析“人脈關系”，從銀行家族對歷史事件的操縱作用入手，重新詮釋歐美歷史。同時有老默提供的第一手史實資料作藍本，精彩而翔實地披露中東利益集團多年對各方力量多方下注的過程，其中的故事和內情皆是從未公諸于世的。這時期“歐元篇”暫名為“金權的崛起”。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愈演愈烈，第二波金融海嘯濤聲逼近，我久久陷入思索，越來越清晰地感到，這不是一場偶然發生，無可避免，沒法解釋的“經濟天災”，一切的背后，都有著操控的巨手。

　　《貨幣戰爭2》中匯集的內容多達近百萬字，我開始“忍痛割愛”，一次又一次進行文字“瘦身”和結構調整。幾經斟酌，以老默提供的史實資料為基礎的“中東貨幣大戰”從書中提存出來，準備納入系列叢書的另一本，再向讀者精彩呈現。

　　除了濃墨重彩講述十七個主要銀行家族的歷史，多位現代風云人物出現在書中，全書的主線，轉向力圖揭示當前世界金融迷局的本源真相。這中間的過程，已經數不清幾輪易稿，反復取舍，推敲調整，有些章節全部刪掉后又起死回生，有些內容幾經波折最終放棄。越到寫作后期，改動和調整越大，整本書相當于被反反復復重寫了幾次，當初已成形的“歐元篇”幾乎完全不見蹤影了。

　　最終“進化”為“金權天下”的這本書，可謂幾經浴火，幾次重生，似乎已成為一個獨立的生命體，有著內在邏輯和整體貫聯。我在反復通讀全書的過程中，會感覺到書中某個段落與整體脫節，它會自己跳出來，逼我重新思量，再整思路，直到把每一段寫得透徹和到位。

　　同第一本《貨幣戰爭》一樣，全書每一部分都經過整個團隊的“嚴拷”。尤其是其中頗具爭議的諸多疑點和問題，我和每一位研究員反復求證，辯論，數不清有過多少次開至深夜的討論會，大家尖銳“扔磚”，我一一接招，有時要把整段章節重寫幾次，才終于過關。

　　工作室的書架上擺滿了上百本為此書作背景資料的書和相關文件。時常為查證一處引文出處，我和研究員們要把幾本厚厚的“磚頭”從頭至尾翻查幾遍，終于“篩“出確實無誤的資料，如獲至寶，大家笑稱為”淘金“。

　　在密集寫作的一年多時間里，我頻繁出差，出國，其中一段時間每周都帶著書稿在機場里，飛機上，見縫插針地寫。時而思緒如泉，來不及一一寫下，我就用手機或錄音筆錄下來。幫我把錄音整理成文字的秘書被迫習慣了要從各種各樣嘈雜的背景噪音中分辨我的聲音。

　　2009年5月，我重病的母親陷入病危。自從離家去上大學，二十幾年來我在母親身邊的日子屈指可數。我帶著書稿陪護在母親的病床前，寸步不離。母親情況最危急的那些日子里，每一個白天和夜晚都無比難熬和令人心碎，而書稿也到了最后沖刺的關鍵階段。在越來越少的母親神智清醒的片刻時間里，我握著母親的手，看懂了她用眼睛對我說的話。當母親再次陷入昏迷，我繼續埋頭寫作，卻無論如何不能抑制住淚水。

　　冥冥中，母親似乎在陪伴著我，等候著我。在我將全書最后一個章節完成之后兩天，母親仙逝。

貨幣戰爭2 精彩導讀

第一章 德國：國際銀行家的發源地

19世紀以來，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代表的17個主要國際銀行家族，以荷蘭、英國、法國和德國為發祥地，逐步擴散到俄國、奧地利、意大利和美國，最終形成了對當今世界影響深遠的金融人脈骨干網。

國際銀行家是這個世界上能量巨大的關鍵性少數群體，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類的命運。在過去的兩百年中，這些家族曾經在世界舞臺上叱咤風云，以這些家族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會龐大和復雜的人脈關系網絡，對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和當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隕落了，但大多數家族仍然在今天發揮著重要甚至是關鍵性的影響力。

中國人對權力的人性歷史決不陌生，但對財富的人性歷史還遠不熟悉，讓我們從國際銀行家最密集的出產地德國開始這個曲折的探索歷程。

在普奧戰爭千鈞一發時刻，普魯士首相俾斯麥在普軍乘勝出擊即可能一舉攻占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有利態勢下，竟然以辭職和跳樓為威脅，堅持放棄戰機。

在這場戛然而止的戰爭背后，我們會看見一個接一個國際銀行家的身影，羅斯柴爾德、布雷施勞德、奧本海默……而這些若隱若現的身影之后，盤踞著一個個四通八達，縱向深遠且彼此勾連攀附的家族金融網絡。他們相生相克，一邊提攜協作，一邊斗法設局。

這張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金權網絡實質上在操縱、掌控和決定著歐洲錯綜復雜的國家內政外交、戰爭與革命、政權和陰謀。從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強勢崛起、德國統一進程、1848年革命、丹麥危機，到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無不與這張法力無邊的金權網絡息息相關。歷史也在其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之際驚心動魄地演繹著。

第二章 英國：金權的制高點

自16世紀商業資本主義興起以來，英國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充分利用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迅速積累了巨額財富。隨著18世紀70年代以瓦特蒸汽機為代表的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英國的生產力得到極大提高。1694年成立的英格蘭銀行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英國銀行家終于發現了信用的秘密，預期成為貨幣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強大的物質生產能力為后盾，英國的金融能量被高倍放大。信用革命、工業革命與商業資本主義全面結合，財富創造達到了前所未見的驚人程度，終于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空前強大的日不落帝國。

19世紀是國際銀行家發展壯大的關鍵歷史階段，他們在英、法、德、美各國的崛起模式各不相同。其中，英國的情況最為特殊。由于私人資本實力雄厚，工業革命前期的紡織、冶金、煤炭、航運、鐵路、機器制造、軍事工業等產業的發展主要依靠私人銀行投資和本國資本融資，在供應和滿足工業革命的資本需求之外，英國的資本依然過剩。除了數額龐大的英國和外國公債融資需求之外，本國工業發展對國際銀行家的資本需求并不旺盛。盡管英國公司法比較寬松，但資本過剩導致了股份制銀行的發展相對緩慢，私人銀行仍然是英國金融業的主導力量，與之相匹配的隱秘性就成為英國金融業的核心傳統。

躲在隱秘帷幕后的17個英國私人銀行家族在英國歷史上控制著英格蘭銀行的運作，甚至到1946年英格蘭銀行國有化之后仍是如此。其中的突出代表就是巴林、羅斯柴爾德、施羅德家族。他們掌握著英國乃至歐美各國債券發行的金融渠道，壟斷著世界資本與信用的流動方向。在獲取龐大財富之后，他們開始逐步影響政府外交與內政決策。他們私下挑動國家爭端，大力扶持軍事工業，兩邊下注資助戰爭，上下其手挑動政變，里應外合打理戰爭賠款。他們的利益也會發生沖突。他們各自擁立政治代言人，相互爭奪大型項目，極端情況下他們也會在金融市場上對決。

有錢的地方就有利益博弈，錢多的地方就會有權力爭斗，而駕馭了權力就會有更多的金錢。

第三章 法國：金權的割據

法國的工業革命比英國晚了兩代人，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和隨后的拿破侖戰爭使法國經濟受到重創。盡管如此，法國仍遠早于德國和美國進入了工業革命的進程，另外法國還擁有北美、印度###、非洲等龐大的海外殖民地資源，海外貿易也非常發達。本國雄厚的儲蓄和資本成為了法國工業革命時代主要資金來源。法國金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介于荷蘭與英國之間，而明顯有別于德國與美國模式。19世紀，私人銀行業仍是法國金融業的主導力量，股份制銀行從19世紀后半葉開始起步，與私人銀行展開了空前激烈的競爭。

在法國歷史上，主要的銀行家族分成兩大勢力集團。一派是所謂清教徒銀行家，他們多數來自瑞士，這些家族從18世紀后期開始興起，他們是法國大革命幕后的積極推手。當革命發展脫離他們的控制時，他們又開始支持拿破侖掌權以便“恢復社會秩序”。拿破侖以同意他們建立法蘭西銀行作為自己上臺的對價，縱容他們全面控制了法國的金融系統。1811年，當拿破侖的好戰政策和獨斷專行的執政風格違背了銀行家們的利益時，他們開始秘密聯絡波旁王朝的后裔，進行復辟。這些家族包括米臘博（Mirabaud）、馬利特（Mallet）、霍廷格（Hottinguer）等。銀行家們在法國和瑞士的勢力一直延續到現在。2009年美國政府與瑞士激烈爭議的所謂秘密賬戶問題，其目標直指米臘博等家族。

另外一派金融勢力就是19世紀初崛起的猶太銀行家族，其中最主要的家族包括羅斯柴爾德、福爾德(Fould)、斯登(Stern)、沃爾姆斯(Worms)等。在這些猶太銀行家族中，還有極少數皈依了基督教，他們包括貝列拉家族（Péreire）和海涅家族（Heine）。在猶太銀行家的內部也存在激烈的競爭，其中主要是羅斯柴爾德為核心的私人銀行體系與貝列拉、福爾德代表的法國動產信貸銀行這一股份制創新的模式之爭。

圍繞著銀行家族之爭同時展開的是法國政權更迭、對外戰爭、思潮涌動和革命頻起。19世紀的法國遠比英國動蕩，遠比德國多元，遠比美國精致。在經歷了種種光榮與夢想，失敗和恥辱之后，金權沖破了重重阻力，逐漸成為法蘭西帝國命運的主宰者。

第四章 美國：銀行家的“圈里人”

美國歷史最為獨特之處就在于一切都幾乎是從一張白紙上起步。深受宗教迫害的人們從歐洲和其他地區涌入這個地廣人稀資源豐富的新大陸，白手起家。美國沒有英國、法國、荷蘭等國商業資本主義時代就已經完成的原始資本積累，也沒有歐洲大陸幾千年創造出的市鎮、鄉村、港口、橋梁、公路等基礎工程的家底，這是一個幾乎永遠都無法滿足其胃口的資本與人力需求極度旺盛的市場。

極端豐富的自然資源、嚴重短缺的勞動力和高度稀缺的資本三大因素匯聚在一起，終于創造出一個迥然不同于歐洲的金融生態環境。這里沒有令人窒息的封建等級制度，沒有偏執瘋狂的###，這是一塊國際銀行家們天賜的樂土。金權在這里野蠻生長、肆意擴張、日漸粗壯、遮天蔽日。政權對金權從壓制到控制，從抗拒到默許，從排斥到聯合，從合作到順從，社會從王權下的無法無天，發展到金權專政下的有法無天。

金權是個好東西，為了達成目的，它更多使用誘惑而不是強迫，它更在乎激發人內心的欲望而不是僅從外部施壓，它強調利益均沾而不刻意區分敵我。

在整個19世紀，美國成長起了一大批國際銀行家族，他們中間最為眩目的就是猶太國際銀行家族，這些家族包括：賽利格曼（Seligman）、貝爾蒙特（Belmont）、希夫（Schiff）、庫恩（Kuhn）、雷波（Loeb）、沃伯格（Warburg）、斯佩爾家族（Speyer）、雷曼（Lehman）、高曼（Goldman）、賽克斯（Sachs）。這些家族有一個顯著的共同特點，就是他們全部都來自德國。如果我們說今天的華爾街90%的金融權力都掌握在猶太銀行家的手中，那么這些家族就是他們力量的根源。明白了他們的來龍去脈和相互之間的人脈關系，我們才能對今天所發生的金融海嘯和其他國際金融動向有一個基本判斷。

畢竟，社會是許多由人組成的不同圈子所構成；畢竟，每個圈子里都由無處不在的人脈所串聯起來；畢竟，這是一群能量非凡的人組成的圈子。

第五章 動蕩的歐洲

德國人的骨子里交織著一種深刻的自傲和挫敗感。日耳曼民族刻苦、嚴謹、忠誠、守紀等優秀傳統使德國在近代世界歷史上始終處于出類拔萃的地位上，科學、技術、文學、音樂、詩歌、軍事、政治、金融等領域可謂群星璀璨豪杰輩出。但同時，德國又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充滿著悲劇色彩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對人類文明做出了如此眾多的卓越貢獻，同時又給人類帶來了如此深重的苦難。

德國最大的不幸就是在地緣上處于俄法兩大歐洲強國的夾擊態勢之下，同時出海通道又被英國牢牢地扼住了喉嚨。生機勃勃能量十足的德國始終被一張強大而無形的網死死地困在歐洲的腹地，它的反抗越是激烈，掙扎越是頑強，這張網就會收得越緊。從17世紀法國的黎賽留刻意挑動日耳曼民族之間長達30年的血腥戰爭（1618~1648年），從而試圖達到200年內德意志難以崛起的戰略目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法、美、俄聯手摧毀德國全球崛起的雄心，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四國再次合作徹底粉碎德國稱霸世界的企圖，德國三次在毀滅的獄火中重新涅槃，其生命力之旺盛令世人驚嘆。

從落后的經濟狀態開始進步，加速趕超先進國家的社會有著共同的心態。至19世紀下半葉，德國的工業化和對海外殖民的進程都大大落后于英法，德國的工業與商業公司在與英國強大的對手競爭中，大多希望政府實行高稅率和低信用成本的保護政策。在政府的羽翼之下，德國人的刻苦與勤奮使德國與英國的經濟差距逐漸縮小。1871年，鐵血宰相俾斯麥終于完成了德國的統一大業。這是一件劃時代的重要事件，它意味著歐洲大陸維持了200多年的均勢被打破了，渙散弱小的中歐地區一下子被統一頑強而極具爆發力的德國所整合，英國的戰略利益遭到了強大挑戰。英國開始協調法俄等國在歐洲大陸全面圍堵德國的崛起。

國際銀行家們充分利用了國家之間的對立和敵視，有時甚至是煽動這種對立情緒，一方面是從中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則是有自己更大的戰略圖謀。

第六章 希特勒的“新政”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軍事機器的強大早已為世人所熟知，希勒特更是全世界人人喊打的惡魔。但是，在學術圈之外，很少有人了解納粹德國的貨幣制度和經濟系統的運作情況。在20世紀30年代席卷世界的經濟危機中，德國受創最重，經濟凋敝，失業空前。納粹之所以能夠通過民主選舉合法上臺，與德國經濟危機有著密切關系。當時德國社會動蕩，民眾人心思變，納粹準確地把握住了社會脈搏，主打挽救經濟危機的新政牌而一舉贏得大選。如果納粹僅僅是靠口號和宣傳，而沒有治理經濟危機的真才實干的話，那么他們很快就會像魏瑪共和國一樣失去民心并最終垮臺。

1933年剛上臺的希特勒面對的是一個經濟上的爛攤子。從1929年到1932年，德國工業設備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業生產下降了40%，對外貿易額下降60%，物價下跌30%，鐵產量減少70%，造船業產值下跌80%，失業率高達30%，經濟危機加劇了社會階級矛盾，3年間，共爆發l000多次罷工。

應該說德國所遭受的經濟危機沖擊的嚴重程度，要遠大于歐美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納粹上臺伊始，就立刻投入到挽救經濟的工作中，開始了所謂的希特勒的“新政”。在一系列強有力的經濟措施之下，德國經濟迅速恢復并開始強勁增長，失業率直線下降，到1938年失業率已降至1.3%。從1933年到1938年，德國生鐵產量由390萬噸上升到1860萬噸，鋼產量由560萬噸上升到2320萬噸，而鋁、鎂和車床的產量竟高于美國。從1933年到1939年，德國重工業和軍火工業增長2.1倍，消費資料生產增長了43%，國民經濟總值增長超過100％，同時完成了全國高速公路網的建設，重整了重工業基礎體系，還裝備了一支現代化軍隊。

1933年開始的美國“羅斯福新政”則只是暫時緩解了危機，美國經濟進入長時間的所謂“特種蕭條”時期，在所謂“新政”的大力刺激下，美國經濟仍然復蘇乏力。1937~1938年，美國再度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直到1941年美國參加二戰后，才徹底擺脫了大蕭條。在整個“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平均失業率高達18％，國民生產總值直到1941年才扳回到危機前1929年的水平。如果不是戰爭爆發，高達1000多萬美國青年被征召入伍，失業問題恐怕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德國是20世紀30年代受經濟危機打擊最嚴重的國家，卻是第一個走出大蕭條的國家，德國拯救經濟的措施對于今天全球面臨的經濟危機，究竟有沒有值得反思的意義呢？

關于納粹曾經犯下的種種戰爭罪行，歷史已經給出了定論，因此不在本章探討的范圍之內。但是，納粹德國的貨幣和經濟政策卻是一個鮮為人知的領域，我們將從這一視角去觀察當時德國政治和貨幣之間的互動關系。

第七章 銀行家與情報網

金融從誕生之日起，其本質從來就不是空洞虛幻的理論探討，而是冷酷精確的情報實踐。金融家的境界就是利用信息不對稱，在市場上尋找、發現、捕捉套利的機會。金融家的最高境界則是創造信息不對稱，在市場上干擾、欺騙、迷惑其他參與者的思維與判斷，從而制造套利的機會。

金融家的最大學問不在于如何保持信息的公平，而在于怎樣實現信息的操縱。如果市場是由人所組成，而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話，那么市場信息的均勻分布就是一個從來不曾有過，也永遠不會出現的“烏托邦”幻想。而建立在“烏托邦”之上的一切理論體系，在金融超級玩家眼里，永遠是創造信息不對稱的絕妙手段。

沿著信息傳播的軌跡，發現信息產生的源頭，把孤立的信息進行集中，對雜亂的信息實行分類，在分類的信息中建立聯系，將扭曲的信息進行還原，從而得到信息的制成品——情報。這一過程的逆向執行，就是反情報手段。金融市場之中，無時無刻不存在著情報與反情報高手的博弈。

所以，金融和情報永遠是一家人。

國際情報體系的建立和發展，從很大程度上，體現著國際銀行家的意志，它從利益出發，圍繞著利益進行，并最終向利益回歸。深刻理解國際銀行家的意志，明白他們的利益格局，對我們正確看待當今世界國際情報機構的核心功能和服務對象，具有重要的價值。

第八章 統治精英與“隱形寡頭”

“僅有財富是不能熄滅超級富豪的渴望和貪欲的。相反，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利用自己豐沛的財富，以及這些財富帶給他們的影響力去攫取更大的權力。此種權力之盛，是早年間的暴君和專制者們連做夢都不敢想的。這是一種支配世界的權力，不僅支配世界的財富，也支配活在這個世界中的人。”

這段話非常精確地描述了國際銀行家最終的“宏圖大略”，那就是建立一個由“盎格魯—美利堅”權勢集團為金字塔頂端的世界政府。這并不是一個虛幻的猜測或瘋狂的臆想，而是一個經歷了幾代人發展演化的戰略進程。

從早期英國的羅茲會社到后來美國的外交關系協會，來自英美的統治精英為了實現統治世界的戰略目標，從理論到實踐進行了全方位的理論探索和實際操作。

這一有組織的龐大計劃的實施，離不開三權背后的金權支持。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會，表面上是民主、自由與多元化的社會，過去的金融寡頭們已經成功地被神圣的民主制度趕出了權力的殿堂。有權有勢的超級富豪家族們仿佛人間蒸發了一般，再無蹤跡可尋。歷史被改變了嗎？資本主義不再為少數權力集團服務了嗎？國際銀行家果真主動放棄了至高無上的權柄，歸隱山林過著普通人的生活了嗎？

人性其實是不會改變的，貪婪與控制的欲望從人類誕生之初直到現代社會，從來就沒有改變，在可以想像的未來，也不會改變。改變的僅僅是貪婪和控制的形式。從商業資本主義到工業資本主義，從金融資本主義到壟斷資本主義，再到當今的所謂多元資本主義，少數權勢集團對社會大多數人的統治，其本質從未改變，只不過今天的統治手段和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直接的、可見的、赤裸裸的金融寡頭們躲到了幕后，代之而起的就是新興和龐大的基金會體系，它們已成為當今西方世界統治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它們的控制者仍然是從前的金權家族們。

中國最缺乏的不是某個專業方面的專家，而是能打通各個領域之間壁壘的戰略思想家。在循規蹈矩的教育體系之下，大多數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士已被塑造成了“書柜型”學者，他們的大腦主要用于儲存信息和沿著固有的模式去處理信息。其實，正確提出問題就意味著解決了問題的一半。什么叫創造力？創造力的核心就是能夠提出不同于常規的問題，問題的角度決定了思路的廣度和深度，思路構成了收集、加工、處理龐大而復雜信息資源的“中央處理器”。提不出正確問題的研究，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沒有靈魂，缺乏強大的思路的研究則只能隔靴搔癢。

第九章 金融海嘯之后

羅斯福有一句名言：“重大的歷史事件背后，沒有一件是隨機自然發生的，所有這些事件無不是精心策劃的產物。”還是羅斯福看得透徹，一切事件背后都是人在運作，如果一件事情的發生對所有參與方都沒有好處，這件事情是不會演變成重大事件的。越是影響深遠的重大而復雜的事件，越是需要強大的組織協調力量，并且必須克服重重困難才能得以實現。如果沒有重大的利益作為動機，很難想像有人會愿意做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歷史上的政治事件如此，金融事件同樣如此。

金融市場背后仍然是人的利益博弈，人們參與金融市場活動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獲得利益。與其他利益博弈的情況一樣，參與方必須遵守游戲規則，包括一切潛規則。金融市場的不同之處無非是將人們的利益進行了標準化的打包和定價，使得利益轉讓時“流動性”更好、成本更低、速度更快而已。因此，重大的金融事件同樣會反映出超重量級參與方的利益格局，而且這些高能量的超級玩家，在市場的重大轉折關頭，往往發揮著決定性的影響力。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不過是人性的再次重復而已，它與歷史上的危機相比，同樣存在著類似的規律，即人性的貪婪與恐懼，以及那些對人性弱點洞若觀火并加以充分利用和收獲最大成果的超級贏家。

利益博弈的核心就是零和博弈，只要私有財產的合法性仍然有效，那么同一資產在某個時刻只能存在著唯一的所有者，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資產都是如此。金融市場中交易的無非就是標準化利益（體現為資產或資產收益權）的所有權，而這種所有權決不可能被共享，它具有典型的排他性。

此次金融海嘯的實質就是金融衍生產品在相同的基礎資產之上，創造出了多重所有權的虛幻錯覺，當基礎資產無法持續產生足夠的收益去填充創造出的利益所有權，并最終被市場參與者發現時，表現出的就是利益所有權擠兌的危機。諸如CDO之類的金融資產從本質上看，就是對資產收益所有權的反復和多重復制，這些虛擬的所有權交易屬于典型的“龐氏騙局”。

問題是，國際銀行家們真的不明白如此明顯的“龐氏騙局”，最終必然以金融災難來收場這樣顯而易見的道理嗎？這樣的騙局在歷史上早已被重復多次，并無任何“不可預見”的新鮮之處。危機的到來其實早已注定，而且也早在他們的預料之中。

事實是，巴菲特早在2005年就大聲呼吁金融衍生產品是“大規模殺傷武器”；保爾森早在2006年于戴維營就明確告訴布什總統，金融衍生產品的危機即將爆發；房利美等公司也在2006年夏天就開始布局大規模裁員；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在2007年1月刊的封面上，就已經明確畫出格林斯潘手持美國經濟即將爆炸的“雷管”去交給倒霉的繼任者伯南克；[1]各大對沖基金的經理們2005年就在博客上討論如何將手中的CDO等“資產毒垃圾”轉賣給“愚蠢的”亞洲投資人。即便是《貨幣戰爭》在2006年下半年完稿時，也已明確指出金融衍生品的重大危機和“兩房”問題的必然出現，以及美元和美國國債的重大風險，并且預言次貸危機必將演變為全球金融海嘯，最終導致世界經濟嚴重衰退。

而美國貨幣政策掌門人格林斯潘真的是到2006年仍然沒有覺察到危機的臨近嗎？他對金融衍生產品的放任究竟是無心還是有意？如此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機果然是“隨機發生”和“不可預見”的嗎？

要明白這一切，我們必須首先走進對危機負有重大責任的格林斯潘的精神世界，去體會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世界統治精英們可能的真實想法，以及他們到底想要達成什么樣的戰略目的，這個世界究竟會走向何處，危機又將如何演化。

第十章 回到未來

《回到未來》是一部美國科幻大片，它描述了一名高中生馬丁在意外的逃命事件中，乘坐著布朗博士設計的一部時間穿梭機從1985年回到了1955年的美國，從而展開一連串驚險離奇的故事。

在這一章中，我們也將乘坐時間穿梭機從2009年飛馳到14年之后的2024年，這時的世界將出現世界中央銀行和世界統一貨幣。

國家主權與民族主義的意識歷來是世界政府理念的死敵，而世界統一貨幣的全部要害就在于廢除主權貨幣。貨幣發行權的問題，全然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利益問題。貨幣如果不是一種權力，那么我想像不出它究竟還有什么可談的。

如果說世界統一貨幣的趨勢不可逆轉，那么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誰來主導世界貨幣。貨幣意味著社會財富的分配權，這是任何一個國家權力中最核心的利益，推行世界貨幣勢必要求主權國家將本國的財富分配權拱手相讓。

在一個中國尚無法居于優勢地位的世界權勢集團的利益博弈格局中，是否加入一個別人主導的貨幣控制游戲，將事關中國未來50年的國運，13億中國人的財富與之息息相關，這是所有中國的戰略決策中，最要害卻最不起眼的一個。

支配還是被支配，這是一個問題！

人脈關系圖：國際情報網與銀行家人脈圖

人脈關系圖：權力金字塔及世界政府

人脈關系圖：猶太復國進程圖

第一章 德國：國際銀行家的發源地

俾斯麥勤奮好學，極度向往權力和智慧，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抱負很快就引起了阿姆斯洛和他的繼子梅耶卡爾兩個人的青睞。羅斯柴爾德家族尤其喜歡培養政治上的后起之秀，他們經常以伯樂自詡。在整個歐洲近代歷史上，羅家曾經選中扶植過多位政治上的新星。羅斯柴爾德確信俾斯麥將是一個十分值得投資的潛力股。除了俾斯麥，羅斯柴爾德家族還選中了本杰明·迪斯雷利，后來他果然成為英國首相；羅氏更為自家挑選了乘龍快婿羅斯伯里伯爵，羅斯伯里伯爵年輕時曾有三大人生愿望：贏德比賽馬、娶超級富婆、當英國首相，他最終都得到了；后來羅家還發現并培養了英國著名首相丘吉爾。這些都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用心發掘和精心培養而一手扶持成長起來，成為影響整個世界歷史的重量級的政治家。

誰是國際銀行家

19世紀以來，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代表的17個主要國際銀行家族，以荷蘭、英國、法國和德國為發祥地，逐步擴散到俄國、奧地利、意大利和美國，最終形成了對當今世界影響深遠的金融人脈骨干網。隨著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歐洲大陸，宗教勢力和封建王權逐漸衰落，舊的社會統治勢力集團趨于土崩瓦解，新興的資產階級迅速填補著社會權力真空。在工業革命所產生的鐵路、冶金、礦業、軍工、機械、通訊等行業的爆炸性擴張過程中，當歐洲列強勢力不均衡所導致的歷次戰爭爆發時，國際銀行家敏銳地把握住了歷史性的重大機遇，通過金融市場迅速為工業擴張和各國之間的戰爭籌集大筆資金，在獲得巨大而驚人的財富的同時，也對歷史進程發揮了重大的影響力。

財富的力量體現在對權力的腐蝕、對權力的渴望和對權力的控制上。國際銀行家在資本供應與需求對接的過程中，逐步控制了世界資本和信用流動的渠道，并制定了一整套游戲規則。從霍普、巴林家族聯手到英荷同盟的確立，從馬利特、霍廷格等瑞士銀行家族的幕后運作到法國大革命的深入發展，從“高特銀行家”資助“霧月政變”到拿破侖給予其法蘭西銀行壟斷的慷慨對價，從巴林、維靈—莫里斯家族的跨大西洋人脈網到美國路易斯安那購買融資，從貝列拉、福爾德聯手挑戰羅斯柴爾德到法國“動產信貸銀行”的金融創新之爭，從布雷施勞德扶持俾斯麥到維也納城下戛然而止的普魯士大軍，從鮑林、沃伯格家族挑動德皇威廉二世擴張到羅斯柴爾德刺激英國反制，從貝爾蒙特參與廢除林肯綠幣到賽利格曼家族策劃巴拿馬獨立，從阿拉伯人大起義到《貝爾福宣言》，從德意志帝國銀行私有化到制造1923年超級通貨膨脹，從納粹崛起的華爾街輸血到希特勒“新政”的金融創新，從原子彈機密的泄露到克格勃的雙料間諜，從羅茲會社的雄圖大略到美國基金會體系的“影子政府”，從安·蘭德的點撥到格林斯潘的頓悟，從當今的金融海嘯到世界中央銀行的啟動，從美元最終的崩潰到世界單一貨幣的倒計時，歷史事件背后金融勢力的身影依稀可見，其影響力無處不在，世界資本與信用的流通渠道被牢牢地控制在國際銀行家高效與綿密的人脈關系網之中。

今天的中國人對“渠道為王”的概念早已耳熟能詳，如果連沃爾瑪在商品流通領域的渠道控制力和商品議價能力都讓眾多企業家如芒在背，那么，對全社會人人都需要的資本與信用流動渠道的壟斷性控制所形成的社會影響力則遠不是沃爾瑪所能比擬的。

國際銀行家從卑微的社會地位起家，從攀附各國權貴階層開始發展壯大，逐步獲得了強大的經濟實力，掌握了各國的資金及流動渠道，漸次控制了工業與商業系統并形成了利益互鎖，進而開始影響國家政策取向以謀取更大的利益。他們與權貴階層利益日益融合，運用難以抵制的金錢誘惑，日益主導了從政府官員任命到總統大選的政治家人選，從經濟政策制定到外交戰略的形成，從戰略情報系統的運作到軍隊將領的升遷，從組建精英團體到影響公共議程，從經管媒體出版“自律”到左右社會信息來源，從教育文化取舍到思想意識塑造……金權經過兩百多年的進化，已逐漸完成從萌芽到壯大，從影響到壟斷，從前臺到幕后的歷史轉型，成為了西方社會中隱形的支配性力量，凌駕于立法、行政與司法權之上，完成了金權專政的蛻變。

這樣一批高能量的國際銀行家包括：

縱橫國際金融江湖二百余年的大哥大級別的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

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心腹柏林銀行家布雷施勞德（Bleichroder）；

德國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Oppenheim）；

德國漢堡的沃伯格家族（Warburg）；

德國巴伐利亞出身的華爾街銀行家賽利格曼家族（Selingman）；

德國法蘭克福出身后在美國成為超級大腕的希夫家族（Schiff）；

德國漢堡起家后來發展到倫敦和紐約的施羅德家族（Schroder）；

德國法蘭克福起家后在美國興起的斯佩爾家族（Speyer）；

德國柏林的老牌銀行家族門德爾松家族（Mendelsohn）；

英國19世紀與羅斯柴爾德家族齊名的巴林家族（Baring）；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Hope）；

法國皇室倚重的福爾德家族（Fould）；

法國盤踞在法蘭西銀行董事位置上長達百年的馬利特家族（Mallet）；

法國挑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動產信貸銀行創始人貝列拉家族（Péreire）；

瑞士銀行家的泰斗米臘博家族（Mirabaud）；

原來是羅氏家族門下后借美國崛起而迅速成為當今世界金融主導勢力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和摩根家族(Morgan)。

國際銀行家是這個世界上能量巨大的關鍵性少數群體，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類的命運。他們來到哪里，哪里就會一片興旺，他們拋棄哪里，哪里就衰退蕭條。他們能夠在翻手為云的過程中刺激社會大量創造財富，也能在覆手為雨的運作里攫取巨額金錢。

在過去的兩百年中，這些家族曾經在世界舞臺上叱咤風云，以這些家族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會龐大和復雜的人脈關系網絡，對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和當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隕落了，但大多數家族仍然在今天發揮著重要甚至是關鍵性的影響力。

世界每天都在發生著新的變化，但人類的本性卻始終不斷地自我重復。人性在數千年前對財富有多么貪婪與恐懼，對權力有多么執著與詛咒，今天仍然如此。人類向往自由卻患得患失，追求公平同時又心懷自私，渴望美好但無法摒棄邪惡，無論是中國“二十四史”中的政治博弈，還是西方歷史中的金錢權謀，都在不斷地重復著人性的本質。這正是我們通過研究歷史來把握未來的意義之所在。今天在人性中發生的一切現象，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先例。

中國人對權力的人性歷史決不陌生，但對財富的人性歷史還遠不熟悉，讓我們從國際銀行家最密集的出產地德國開始這個曲折的探索歷程。

戛然而止的戰爭

在最近兩百年的歷史上，羅斯柴爾德家族重點關注兩件大事：戰爭與革命。不管是戰爭還是革命，交戰雙方為了進行大規模和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必然要進行大量融資。

——尼爾·弗格森

1866年7月3日黎明時分，在波希米亞薩多瓦村（今捷克境內）科尼格雷茨要塞，一支35萬人的部隊正靜靜地穿過雨幕快速向前挺進。一張張年輕而棱角分明的面孔充滿了緊張、興奮和期待。這些普魯士易北軍團的小伙子們知道，他們將要攻擊的是20萬奧地利—薩克森聯軍。敵眾我寡之下，他們能指望的只有同時從另一路發起攻擊的、由腓特列·查爾斯親王統帥的85萬人的普魯士第一軍團。本來按照普軍總參謀長老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將軍的戰略部署，同時參與攻擊的還應該有普魯士王儲、未來的德皇威廉二世親率的第二軍團的10萬大軍，卻因為該軍團部隊駐地超過了電報信號的接收范圍，無法及時收到命令而未實施機動。

由于過分匆忙，普軍的易北軍團沒有充分地擴展其攻擊線，而且其火力跨過了第一軍團的攻擊道路，局面一度非常混亂。在奧軍猛烈的反沖擊和密集炮火的打擊下，到上午11時，普軍的進攻被阻止，且預備隊也投入了本已高度密集的正面攻擊。假如奧軍在此時堅決地發動一次騎兵沖擊，普軍也許將被逐出戰場。但是過分謹慎的奧軍統帥貝納德克元帥卻讓騎兵按兵不動。雙方在混亂的戰場上僵持著。

就在普軍即將戰敗的危急關頭，一直與毛奇在一起的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barck）突然發現：在戰場東面幾公里外，有一行類似樹木一樣的東西在移動。毛奇拿起望遠鏡觀察片刻，然后對身邊御駕親征的國王威廉一世興奮地說：“陛下不但贏得了這場戰役，而且也贏得了戰爭。”原來就在普魯士易北軍團和第一軍團陷入與奧軍苦戰的同時，一名傳令兵奔馳了30多公里，給王儲送去了國王的強制性命令，第二軍團隨即開始向北運動，這就是俾斯麥看見的“移動的樹木”。下午2時30分，第二軍團向奧軍北面的防區實施攻擊。奧軍防線瓦解。貝納德克元帥于下午3時下令全線撤退。但是普軍攻勢非常猛烈，奧軍第一軍只能發動騎兵反攻，以支持炮兵及掩護友鄰部隊撤退。這次行動在20分鐘之內就傷亡了1萬人，第一軍幾乎被打殘。可是這次反攻爭取了時間，奧軍近18萬人在被完全合圍之前從夾縫中成功撤出。薩多瓦會戰中，普魯士方面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0天后，普軍逼近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攻占了距離維也納僅僅6公里的佛羅斯洛夫要塞，拿下維也納、征服奧地利已指日可待。

普奧戰爭薩多瓦會戰

這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即將獲勝的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麥和總參謀長毛奇將軍此刻突然吵得不可開交。國王力主直搗已近在咫尺的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毛奇從一個軍人的角度，當然也希望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一舉拿下已是孤城的維也納。但是，首相俾斯麥卻努力“向沸騰的葡萄酒中注水”，堅決要求放棄攻打維也納，趁著軍事上的有利地位，與奧地利盡快簽署停戰條約，只要達到將奧地利排除出德意志大家庭的目的就算大功告成。當國王一直不肯讓步時，俾斯麥急得流下熱淚，以辭去普魯士首相職位相要挾，甚至打算從四層樓上跳下去。爭吵一直持續到深夜，最后國王終于十分痛苦地答應放棄進攻，但要把當時的情形記錄下來存放在國家檔案館中，“以證明他當時是多么無奈和委曲求全”。

后來，普魯士果然與奧地利簽下了不割地賠款的“城下之盟”，奧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聯。但是，俾斯麥在戰局極為有利的情況下，放棄攻打維也納以擴大戰果的機會，此事成了世界戰爭史上的一個懸案。

為什么俾斯麥不惜以辭職和跳樓相威脅，忤逆圣意也要堅決阻止兵臨城下的普軍進軍維也納？對于這個問題，傳統的觀點認為：首先，出于歐洲勢力均衡的戰略考慮，其他列強不會坐視普魯士徹底擊敗奧地利而崛起為中歐強國，普軍執意攻占維也納的必然結果是列強的武力干涉，普魯士崛起、統一德意志的進程可能中斷；其次，雖然薩多瓦會戰普軍獲得了決定性勝利，卻并未殲滅奧軍主力，奧軍18萬大軍成功突圍全力退守拱衛京師，急切之下普軍強攻維也納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作為一位杰出的戰略家，俾斯麥的目光更為長遠。

其實，俾斯麥稱不上是杰出的戰略家，他只是一個幸運的冒險者。就在4年之后的普法戰爭中，俾斯麥堅持強迫戰敗的法國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并支付50億法郎的巨額戰爭賠款，從而在法國人驕傲和自豪的心中插入了一柄永遠疼痛的利刃，使法國義無反顧地投入了德國未來真正的戰略對手——英國人的懷抱。德國原本不必刻意羞辱法國人，從而在未來留下利用英法矛盾的空間，以實現德國崛起成為世界強權的戰略目的，但俾斯麥的短視為德國制造了一個強大而難以征服的敵人，并促使英法結成在歐洲圍堵德國崛起的強大同盟，德國在后來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都與俾斯麥當年的魯莽戰略有關。

事實上，俾斯麥在維也納城下戛然而止的戰爭背后另有原因。這就是，當普奧戰爭打到第7周，兵臨維也納城下的俾斯麥已接近其金融動員能力的極限，他已經無力將戰爭繼續下去了。要明白普魯士軍隊當時的處境，我們必須將視野擴展到普魯士崛起的歷史進程中，去觀察金融力量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不理解戰爭和革命背后的金融力量，也就無法真正看清歷史的全貌。

老布雷施勞德：羅斯柴爾德的代理人

德國處于歐洲東西部之間的連接點，特別是柏林更是處于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上。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幣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幣兌換中心，到拿破侖占據這一地區之后，對貨幣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

老布雷施勞德叫塞米歐（Samuel），他經營的主要業務是買賣當地政府的債券，在買賣的交易過程中賺取差價。當時這種債券發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撫恤在戰爭中失去丈夫或者兒子的家庭。1828年前后，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跟羅斯柴爾德家族建立起商業合作關系。由于羅斯柴爾德家族處于歐洲金融權力的頂峰，正是這樣一種“搭上大腕”的商業合作關系，使得布雷施勞德家族一舉從眾多的柏林銀行家中脫穎而出。1830年以后，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定期從羅斯柴爾德家族領取傭金，而當時柏林聲名顯赫的門德爾松這種老牌銀行家族就逐漸被邊緣化了。

布雷施勞德在羅氏家族的統一指揮協調下，在倫敦、巴黎、法蘭克福、柏林、維也納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市場之間尋找低買高賣的套利機會。由于歐洲市場上各種債券和貨幣的價格在各個城市之間會略有不同，利用地域差價實現套利的關鍵是獲取準確的情報和抓住恰當的時機。金融業從一開始就對情報有著非常高的要求，實際上現代國際情報機構就是建立在早期國際銀行家族商業情報傳遞系統基礎之上的。當時最先進的情報系統毫無疑問當屬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情報速遞系統，其覆蓋面、快捷性、保密性、準確率和復雜程度，都遠遠超過了各國政府官方的系統。

布雷施勞德家族早在19世紀30年代就強烈渴望能夠進入羅氏家族的情報速遞網絡。他們在柏林做生意，要收到從巴黎到柏林的信件，需要6天的時間，如果通過羅氏的情報網絡，只需要5天，這1天的差距就意味著巨大的商業利益。羅斯柴爾德家族根據多年的考察，逐漸把布雷施勞德家族納入到自己的情報體系之中。

1831年，布雷施勞德家族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柏林的忠實代理人，他們不斷地給羅氏傳遞關于普魯士內政以及金融市場上的各方面信息，例如荷蘭國王等5個歐洲強權對新成立的比利時持有何種政治態度，沙皇俄國對于波蘭的反叛又是怎樣的態度和立場。布雷施勞德家族也匯報有關瘟疫在歐洲蔓延的情況，還有1848年革命在柏林的動態，并一再確保為羅斯柴爾德家族購買的黃金和債券的安全性。各種情報通過布雷施勞德的收集和傳遞，源源不斷地匯集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歐洲情報系統，有助于羅家掌握信息不對稱的優勢，從而廣泛和深入地影響歐洲各國的內政外交政策，更在遍布歐洲的金融市場交易中大獲其益。

柏林的金融市場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規模還不大，最活躍的金融產品就是鐵路債券。普魯士政府為了對外“招商引資”，引起像羅斯柴爾德家族這樣的國際銀行家“大腕”對鐵路債券的關注，想方設法吸引羅家投資到普魯士的鐵路工業。在投資的過程中，羅家在普魯士工業領域的影響力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擔任了多家鐵路公司的董事。

1836年，羅斯柴爾德家族英國銀行的當家人，同時也是整個家族的首腦人物內森去世，巴黎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接任家族掌門人的位置。在布雷施勞德投靠詹姆斯的初期，雙方的地位完全不平等，布雷施勞德必須要讓出很多利益，才能得到獲準加入羅氏家族的特權金融網絡。當時詹姆斯對布雷施勞德的態度并不好，經常敲打布雷施勞德不要忽略了羅家的利益。這種警告實際上意味著羅家對他們的合作并不十分滿意，而且一直在試圖尋找新的代理商和合作伙伴。

為了維持與羅家這一特殊渠道的暢通，布雷施勞德家族不得不經常犧牲自己的利益，特別是在1840年德國金融市場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候，布雷施勞德家族不惜損失自己的傭金來換取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訂單。幾年過去了，雙方合作還是不能讓羅斯柴爾德家族滿意，以至于布雷施勞德家族有時不僅拿不到傭金，甚至要倒貼一些錢，以維持與羅家的商業關系。

雙方的從屬關系可以從老布雷施勞德寫給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一封信中窺見一斑。在此信中，塞米歐把他17歲的兒子格森推薦給維也納的所羅門·羅斯柴爾德男爵：

“請允許我以全部的衷心和最深的熱愛來表達對您的感謝。多年以來，您如此的大度和如此的善意，使我很榮幸地被您所垂青，就好像一粒塵埃從一片泥沙之中被揀選出來一般。您是一個最高貴的、最善意的貴人。您把我放到一個大家庭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我無以表達我的感謝。只要我活著，您的畫像將永遠留存在我的心中，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將永遠完全忠實于您，我的恩人。現在我請求您能夠把對我的關愛和呵護傳遞給我的兒子。”

1855年塞米歐去世，他的兒子格森順理成章地成為家族銀行的掌門人。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正在德國迅猛擴張，柏林的金融市場也在實業發展的推動下，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代。此時，對于布雷施勞德家族而言，他們最重要的資產，仍然是與羅斯柴爾德的長期穩固的商業關系。這種合作模式，在格森執掌布雷施勞德家族時期得到進一步鞏固。與此同時，格森也開始構建自己的權力中心。他與柏林的其他眾多猶太銀行家結成了龐大的利益共同體，廣泛地滲透到冶金、鐵路建設等行業。他們當時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就是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

奧本海默：科隆的金融霸主

1834年，亞伯拉罕·奧本海默娶了老羅斯柴爾德的孫女，23歲的夏洛特·貝菲絲（Charlotte Beyfus）。從此，亞伯拉罕有了財雄勢大、富可敵國的岳父和叔叔——他們就是決定著法蘭克福財政政策的阿姆斯洛，掌管著奧地利金庫鑰匙的所羅門，主宰著倫敦金融城的內森，控制著意大利稅收的卡爾和征服了巴黎銀行業的詹姆斯。

能夠娶到羅斯柴爾德家族女兒的奧本海默家族當然也不是平庸之輩。

所羅門·奧本海默

家族屬于猶太人中的最高階層“宮廷猶太人”。1789年，亞伯拉罕的父親，年僅17歲的所羅門·奧本海默在波恩創建了奧本海默家族銀行，后來遷往科隆。年紀輕輕卻已跟著父親在金融市場上摸爬滾打多年的所羅門敏銳地察覺到，在新興資產階級財力迅猛擴張的時代浪潮中，封建貴族勢力已經逐漸失去控制力。

任何一個居于社會主導地位的勢力集團，在它對其他各種社會集團的控制力逐漸衰弱時，必將形成權力爭斗的分裂局面。在中國歷史上，從周天子式微到春秋五霸的興起，從東漢王朝的解體到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從晉室內斗到五胡亂華，從唐末藩鎮割據到五代十國，每一次控制力的衰落都必然形成權力真空，這時候外在的和內生的新興勢力涌入進來，勢必形成顛覆性的社會重構。東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以追逐利潤為核心價值理念的資本主義在18世紀末的歐洲大陸日益膨脹，撐裂了原來緊緊束縛住社會各階層的封建貴族統治和宗教神權勢力，衰落的社會傳統權力架構已經搖搖欲墜。金錢的權力將會從各種社會結構的裂縫和權力坍塌的廢墟中快速蔓生起來，它們搭鉤結網，攀垣附縫而上，逐漸茂盛，終至遮天蔽日。

年輕氣盛的所羅門·奧本海默審時度勢，決定從傳統的宮廷放貸、錢幣兌換業務轉向政府債券承銷、跨市場套利等新興業務。到1810年，奧本海默家族銀行的資產已達到100萬法郎，躋身于一流銀行家族的行列。雄心勃發的奧本海默家族決心效仿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成功模式，最終發展成一個龐大的金融帝國。為此，所羅門不介意采用任何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他在生意手法上以貪婪和沒有底線聞名，連羅斯柴爾德家族都對他忌憚三分。1814年3月18日，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寫給阿姆斯特丹的合作伙伴的信中提醒他們要提防奧本海默的手段：

“我們很高興看到我們詹姆斯那里（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分行）和科隆的奧本海默運給你們的貨幣正是你們所需要的。后者還將通過我們的堂兄再次運送一筆款項過去。不過要特別注意所有奧本海默家族送來的東西，需要仔細檢查；他們非常貪婪，不是每次都守規矩，所以必須小心，不要給他們下沒有上限的訂單，否則利潤就都是他們的了。”

所羅門的戰略眼光還在于他特別重視戰略聯盟，通過一系列聯姻精心構建自己的人脈關系網。1813年，他把年僅15歲的女兒嫁給了法國巴黎的著名猶太銀行家族福爾德（Fould）家的公子貝南德·福爾德（Benedict Fould），而后來的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就是在福爾德家族的鼎立支持下才登上了皇位。通過聯姻的紐帶，奧本海默家族將自己的影響力深入到了法國資本市場。新郎新娘兩個家族共同出資6萬法郎建立了著名的福爾德—奧本海默銀行（House of BL Fould & Fould-Oppenheim）。

1815年，法國在滑鐵盧戰役慘敗之后，面臨著比1814年巴黎和會更為嚴苛的賠償條款，特別是過去被法國反復征服的普魯士，要求高達17億泰勒（普魯士銀幣，1泰勒=354法郎）的戰爭賠款。代理支付這筆巨款將是一筆天大的生意，此時的科隆萊茵地區已被普魯士收為萊茵省。作為新普魯士人的奧本海默趕緊聯系剛結親的法國親家福爾德共同努力搞定這筆大買賣。在法國親家的協助下，奧本海默拉上了柏林老牌的銀行家族門德爾松，在1818年終于拿到了5250萬法郎戰爭賠款代理支付的大單。

柏林的門德爾松家族乃是柏林最古老的猶太銀行家族之一。享譽世界的19世紀著名作曲家、鋼琴家、指揮家費利克斯·門德爾松就是這個家族的嫡傳后代。他的祖父就是德國著名哲學家摩西·門德爾松，他的銀行家父親亞伯拉罕曾調侃道：“我曾經是一個著名父親的兒子，后來又成為一個著名兒子的父親。”門德爾松家族銀行在1850年前后成為沙皇俄國的指定皇家代理銀行，負責數額龐大的俄國國債在歐洲市場的承銷業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1818年11月4日，奧本海默與戰勝國的清償委員會達成協議，14天之內在巴黎籌措了5250萬法郎，并支付給在亞琛的清償委員會，募資、匯兌、運送、擔保的手續費為075%，這相當于近40萬法郎的巨額收入。所謂富貴險中求，為了這筆生意，奧本海默也是壓上了全部的動產和不動產身家。這單生意做得十分漂亮，收獲了各方的贊譽。在普魯士傳統的銀行家看來，這筆手續費并不算太多，因為他們想像的是，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籌措這樣一筆巨款，還有銀幣運送將會是人吃馬喂、武裝護送的繁瑣和復雜的工程，沒曾想到在建立起國際銀行家生意與人脈網絡之后，5250萬法郎的資金募集在猶太銀行家控制下的法國資本市場根本不夠分配，其爭搶程度不亞于今天中國銀行間交易市場上搶手的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如此巨額的現金匯兌和支付居然就是在巴黎與科隆銀行之間傳送一張匯票這么簡單，奧本海默等人輕松愉快地賺得了40萬法郎。落后的普魯士銀行系統被新興的金融人脈網絡深深地震撼了。

在與福爾德家族聯姻后，奧本海默家族在歐洲資本市場的影響力蒸蒸日上。此時羅斯柴爾德

家族已然是歐洲金融市場上無可爭議的霸主之一。1826年，奧本海默的生意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更是水乳交融。此時的所羅門·奧本海默幾乎每天與法蘭克福、維也納、巴黎、倫敦和那不勒斯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保持著密切的商業情報往來，隨著萊茵河地區的旅游資源的開發，

內森·羅斯柴爾德

到萊茵河旅游成為英國上流社會的時尚。這些富甲一方的游客不愿攜帶過多的現金。羅斯柴爾德家族于是與奧本海默合作，在英國羅家開出信用證，可以到萊因地區的奧本海默家族銀行支取現金，雙方關系進一步密切。

此時的所羅門已經將家族的事業逐步移交給了兒子亞伯拉罕·奧本海默，其間奧本海默家族一度失去了羅家推薦來的客戶。1834年亞伯拉罕與夏洛特·貝菲絲大婚，在隨后的蜜月旅程中前往各處拜會各位大腕叔叔們。在給最具權勢的叔叔內森·羅斯柴爾德的信中，亞伯拉罕謙恭地提到：

“男爵殿下，直到兩年前，您還常把您所有的客戶推薦到科隆，但是最近并非由于我們的過錯卻使我們失去了您的客戶，這一點使我們非常痛苦。如同最近我能幸運地娶到您的侄女，使我能進入您的庇護范圍，我不自量力地揣度您是否能夠恢復從前我們兩家的關系，并且讓我們比史法豪森（Schaaffhausen）家族更有優先權。我也將使您成為我們家族合作的優先選擇。希望我的請求能夠被您接受。我榮幸地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

1830年以來，奧本海默家族與漢斯曼（Hansemanne）家族聯手大力為鐵路與航運業融資，并建立起新興的股份制公司投資萊茵鐵路項目。由于普魯士地區工業的高速發展導致了整個地區資金緊張，幾乎所有工業公司都達到了信用的極限。亞伯拉罕敏銳地把握住這一時機，開始大力推動對商業和投資的信用保險業務。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鼎力配合之下，亞伯拉罕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家再保險公司。

1842年，亞伯拉罕·奧本海默與后來在德國統一進程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柏林的著名猶太銀行家布雷施勞德家族建立起穩固的商業聯系。自此，奧本海默家族在歐洲的人脈關系網已初步奠定，成為一家在科隆居于支配性地位，在普魯士發揮著主導作用，在法國、奧地利、意大利和英國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的國際銀行家。

1848年革命與銀行業的拯救行動

1830年前后是世界近代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工業革命從英國向歐洲大陸擴散的進程明顯加快。法國、德國、奧地利等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工業化進程一方面使得礦山、紡織、機械、鐵路、輪船等行業得到了空前發展，另一方面在造就大批工業資產階級贏家的同時，也帶來了數量更為龐大的輸家，他們就是因喪失土地而被迫流入城市的一無所有的農民，在極為惡劣環境下工作的工人，失業的手工業者及城市貧民階層。在封建專制力量的控制力日益衰微的情況下，工業革命的贏家不滿其政治權力與日益增長的經濟權力不相匹配，他們向統治者要求更多的權力。同時，工業革命的輸家更是對悲慘的現實生活積怨已久，這其中也包括猶太人對千余年來的宗教和社會歧視的強烈反抗，這幾股強大的鼓動力量在爭取完全平等的公民權力和暴力革命等問題上形成合流。在一片貌似繁榮的工業化表象之下，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正在悄然醞釀。

從1845年到1847年，歐洲許多國家出現了三年自然災害，大片地區爆發饑荒。農業歉收，糧食價格猛漲，農產品銷售下降，導致農業信用規模縮減，就業機會下降。同時，歐洲工業從1840年起開始陷入停滯，特別是鐵路建設速度基本喪失增長，工業信用也出現緊縮。兩種緊縮的力量聚合起來造成了1848年歐洲眾多地區的經濟蕭條。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以來所形成的穩定局面，在經濟收縮的巨大壓力之下已經出現道道裂縫。

在觀察到歐洲各個資本市場普遍存在的資金緊缺現象后，亞伯拉罕·奧本海默已經預感到一場重大危機的來臨。

1848年2月，法國巴黎的股票市場崩盤，醞釀已久的革命終于爆發了。人民的怨恨和資產階級的奪權沖動促使社會積怨的火山猛烈噴發。2月26日，法國的福爾德家族發來消息說革命看來取得了成功，第二共和可能順利建立。過了僅僅兩天，新的消息傳達情況急轉直下，變數叢生。3月，法國革命的浪潮開始沖擊科隆，革命者要求亞伯拉罕·奧本海默作為他們的代表去和政府談判，亞伯拉罕連想都沒想就拒絕了。其實，奧本海默家族與革命者之間的淵源非比尋常，亞伯拉罕的三弟達格伯克·奧本海默（Dagobert Oppenheim）曾直接介入資助革命鼓動工作。1842年夏天，馬克思大學畢業后就在達格伯克·奧本海默資助的《萊茵報》擔任主編，經常以重炮轟擊普魯士政府。

科隆的房地產市場崩潰了，史法豪森銀行由于過度投資房地產而發生了支付危機。奧本海默并沒有過多投資房地產。從國際銀行家的傳統來看，因為極端厭惡流動性差的資產，他們極少涉及房地產投資。3月29日，史法豪森銀行停止向170家客戶和4萬多工人支付款項。驚恐萬狀的儲戶一起趕來取錢，史法豪森銀行已無法兌付，銀行的生存危在旦夕。如果史法豪森銀行倒閉，整個萊茵省的銀行體系就會土崩瓦解，所以它是那種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銀行。

一旦史法豪森銀行倒下，與其商業往來密切的奧本海默家族也會出現嚴重問題。奧本海默家族資助的科隆—明登鐵路資金吃緊，需要50萬泰勒的現金，同時奧本海默銀行也需要相同的金額才能度過難關。亞伯拉罕的弟弟西蒙主持著家族的鐵路業務，他在4月3日給亞伯拉罕的信中說：“我對你的能力有著超強的信心，我感覺你能成功地為我們從政府那里搞到至少50萬泰勒的資金，期限為一年或更長。”3天后，西蒙發來更多的壞消息：“我親愛的亞伯拉罕，今天科隆—明登又花掉3000泰勒，達格伯克他們說明天需要更多的錢。”4月10日，還未收到亞伯拉罕的好消息，西蒙急了：“我們的情況非常特殊，漢斯曼（普魯士的財政部長）應該會讓步的。我們是萊茵省最大的，目前幾乎也是唯一的尚在運轉的銀行，（拯救我們）符合政府的利益，每個人都會同意保護我們這樣一家公司是非常明智的選擇。”4月11日，西蒙再次催促：“我希望全能的主保佑我們所盼望的果實在昨天已經成熟，希望漢斯曼已經做出決定提供給我們50萬泰勒的資金。親愛的亞伯拉罕，你要確信我們如果想每晚安睡的話，必須得到這筆錢。”

4月1日，亞伯拉罕已經親自前往柏林向老朋友漢斯曼要求以不動產和股票為抵押，申請50萬泰勒的政府信用來救援史法豪森銀行，此時救史法豪森銀行也就是救自己。經過兩個星期的反復商量，漢斯曼決定在債權人和銀行家之間達成妥協，為實現這一目的，必須向柏林要錢。柏林方面開始時并不情愿給錢，亞伯拉罕威脅說，救助銀行的重要性并不只是挽救個別銀行的流動性問題那么簡單，而是關乎革命是否能夠被遏制，是關乎普魯士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問題。他作出結論，除非銀行信用得以恢復，否則現有的社會秩序行將崩潰。普魯士政府一聽，果然慌了神，立刻成立了危機協調委員會，政府方面由漢斯曼出面，銀行家這邊是亞伯拉罕牽頭，共同商議救助史法豪森銀行的具體辦法。雙方很快達成協議將史法豪森銀行轉變為一家股份制銀行，普魯士歷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銀行由此誕生。這其實是自由派和亞伯拉罕從1830年就開始鼓動政府實施的金融改革政策的一部分。

為了對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亞伯拉罕甚至提出威脅，除非能夠及時救助金融危機，否則萊茵省脫離普魯士將是無法避免的。很顯然，亞伯拉罕把救助銀行上升到了國家主權的高度，這是趁普魯士政府忙于平定社會動蕩，無暇他顧時才使出的殺手锏。此時普魯士政府的首要方針是穩定壓倒一切，亞伯拉罕和漢斯曼等人所持的“政治穩定的前提是金融穩定”的觀點占了上風。這一切其實是亞伯拉罕與漢斯曼等人早就策劃好的策略，他們的目標是進行一場金融和政治領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借著社會動蕩和政治混亂，亞伯拉罕終于實現了夢寐以求的目標。

5月初，奧本海默從普魯士政府拿到了50萬泰勒的救助金，普魯士的金融系統開始了重大變革。

如果我們將這段歷史與現在正在發生的金融危機和美國政府的救助行為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只要將年代和名稱稍做調整，簡直可以直接發表在今天《華爾街日報》的頭版頭條。題目就是“拯救銀行與金融改革：財政部長與銀行家達成一致目標”。

人性在歷史中反復重復著，這一次也不例外。

俾斯麥的崛起

俾斯麥首相

如果說德國的統一離不開俾斯麥，那么俾斯麥的成功則離不開他身后的猶太銀行家格森·布雷施勞德。俾斯麥在德國歷史上的地位類似于中國歷史中的秦始皇，他們都是以堅韌的意志和鐵血手段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在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突出一筆。在德國有關俾斯麥的各類專著多達7000多種，德國史學界對俾斯麥的功過得失進行過徹底的分析和研究。但是在這些汗牛充棟的文獻中，幾乎完全忽視了俾斯麥政策背后龐大的金融勢力集團的影響力。在俾斯麥本人的長達3卷本的傳記中，僅僅在德皇威廉二世去世時提到布雷施勞德家族一次，猶太銀行家對德國政治的影響似乎是一個研究盲點。

事實上，俾斯麥在整個政治生涯中與布雷施勞德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通信多達上千封，而在布雷施勞德整個職業生涯中更是幾乎每日向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德國政壇變化、軍事調動和金融市場的各類情報。

從這些通信中，我們可以準確地判斷，沒有布雷施勞德和羅斯柴爾德的強大金融后盾，俾斯麥幾乎無法在德國政壇上立足，更談不上完成統一德國的偉業。布雷施勞德被淹沒在浩如煙海的歷史塵封中已經一百余年了，對他的重新挖掘將真實地還原德國歷史中被長期忽略的金融勢力對歷史的重大影響。

俾斯麥出身名門望族，屬于容克（Junker）地主階級，可謂含著金匙子出生。他從小就胸懷大志，諸多在平民眼里高不可及的社會地位和財富對俾斯麥而言是唾手可得和輕而易舉的，正是這般天生優越養成了他獨特的個性。他脾氣暴燥，做事雷歷風行，性格果敢堅強，態度強硬粗魯，甚至有些剛愎自用。

俾斯麥野心勃勃，對從政有著濃烈的興趣。與此同時，他跟其他容克貴族一樣，對金錢也有極大的渴望。他擁有金錢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取一個沒有后顧之憂的地位，利用大筆資金來滿足政治的野心和對權力的渴望。如果有朝一日發現自己厭倦了政治生涯，他也能夠很從容地退出政壇，而不受經濟上的影響和束縛。

自從俾斯麥從政以來，他渴望金錢的胃口越來越大，而他自己管理金錢的時間卻越來越少。于是他不得不利用猶太人對金錢的敏感和對財富管理的天賦來協助進行私人理財，實現財富積累和增長。在這個過程中，俾斯麥對于猶太銀行家采取了實用主義態度，從本性來說他并不特別喜歡猶太人，甚至認為猶太人不應該進入公共政府機構，他有求于猶太人的地方無非是猶太人高超的理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依靠這些精明的猶太銀行家族為自己的個人財富增值。

1848年歐洲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權力真空，給俾斯麥帶來了極大的發展空間，激發了他在政治上的雄心壯志，同時也進一步促成了他特有的現實主義態度。在革命的浪潮中，俾斯麥最終選定了自己的方向，要成為一個堅定的保皇黨人。俾斯麥堅信，德國最終必然要走向統一，而這一進程必須要依靠強大的君主制度力量。他認為民主只會導致軟弱和渙散，為著這個終極目的，他必須要成為國王的堅定捍衛者。俾斯麥的此類言行，深得普魯士國王之心。1851年，作為對此的報償，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俾斯麥為普魯士代表參加在法蘭克福召開的德意志邦聯大會。

從此，俾斯麥正式成為公共人物，走上了歷史舞臺。

布雷施勞德：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

“格森·布雷施勞德既是德意志帝國第一任總理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又是德國公眾的銀行家。他以嫻熟的手腕和耐心獲取了巨大的利益。羅斯柴爾德家族是他的楷模和秘密同盟，但他更是一個走自己的路，實現自己價值的人。”

——弗里茲·斯特恩

俾斯麥1851年來到法蘭克福，很快就引起當時坐鎮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首領阿姆斯洛·羅斯柴爾德的注意。當時羅斯柴爾德五兄弟中間的老大阿姆斯洛已年近八十。俾斯麥與阿姆斯洛初次相識就對其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回家以后經常給他的妻子模仿羅斯柴爾德的口音，包括用猶太人的口音和語法來表達德語。他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財雄勢大有了非常強烈的印象，同時也很高興結識羅家人。以后只要羅斯柴爾德家族邀請他，他總是受寵若驚地應邀前往。他曾經這樣來描述阿姆斯洛·羅斯柴爾德：“他是一個非常老的猶太人，擁有成噸的金銀，有很多很多黃金的盤子和刀叉。由于阿姆斯洛并沒有子嗣，盡管很富有，卻沒有后裔繼承。他更像一個待在豪華宮殿里面的窮人，周邊有無數人在騙取和圖謀他的錢財。他的親屬為了繼承他的財富圍繞在他身旁，實際對他并沒有真心的愛和感激。”

俾斯麥勤奮好學，極度向往權力和智慧，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抱負很快就引起了阿姆斯洛和他的繼子梅耶卡爾兩個人的青睞。羅斯柴爾德家族尤其喜歡培養政治上的后起之秀，他們經常以伯樂自詡。在整個歐洲近代歷史上，羅家曾經選中扶植過多位政治上的新星。羅斯柴爾德確信俾斯麥將是一個十分值得投資的潛力股。除了俾斯麥，羅斯柴爾德家族還選中了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后來他果然成為英國首相；羅氏更為自家挑選了乘龍快婿羅斯伯里伯爵（The Earl of Rosebery），羅斯伯里伯爵年輕時曾有三大人生愿望：贏德比賽馬(Derby Race)、娶超級富婆、當英國首相，他最終都得到了；后來羅家還發現并培養了英國著名首相丘吉爾。這些都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用心發掘和精心培養而一手扶持成長起來，成為影響整個世界歷史的重量級的政治家。

盡管內森·羅斯柴爾德曾經不可一世地宣稱他已經“控制了大英帝國的貨幣發行權”，但歐洲老牌貴族們仍從骨子里對羅斯柴爾德等猶太銀行家新興“暴發戶”有著一種難掩的輕蔑心態。然而在特定情況下，貴族們也不得不屈服于金錢的權力。俾斯麥持有類似心態，對猶太銀行家們既利用又瞧不起。

俾斯麥初到法蘭克福，很快跟羅斯柴爾德家族開始了一段相當溫馨的蜜月期，但是沒過多久就跟羅斯柴爾德家族爆發了一次異常激烈的爭吵。事情的起因源于當時作為德意志邦聯首領的奧地利，經常獨斷專行，并不尊重普魯士政府，而俾斯麥是一個極端敏感和強勢的人，作為外交官雖然只能服從于柏林方面的政治意愿，但他經常會為奧地利方面的傲慢和細節問題大發雷霆。而羅斯柴爾德家族重要的起家資源就是依靠跟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密切的關系。1852年，奧地利和普魯士在德意志邦聯問題上產生了一次不算太嚴重的沖突。當時德意志邦聯擁有一支小型艦隊，資金匱乏，難以為繼，急需一筆錢來支付船員的工資。奧地利不顧普魯士的堅決反對，直接就要求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一筆6萬荷蘭盾的貸款。羅斯柴爾德在某種意義上說并不情愿資助這個艦隊，但他還是愿意遵守哈布斯堡王朝的命令。此事大大激怒了俾斯麥，和阿姆斯洛激烈地爭吵了一番。

在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個政府之間較勁的過程中，羅斯柴爾德家族縱使富甲一方，也難免成為風箱里的老鼠，處境左右為難。這些封建統治貴族階層從骨子里仍然把猶太人看成低人一等的附屬族群，從當時的歷史情況來看，有錢并不能解決猶太人政治地位卑微的問題。

即使在大吵一架之后，俾斯麥的憤怒仍然沒有完全平息。他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更親近奧地利，而并不敬畏普魯士，一氣之下他開始拒絕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邀請，同時游說普魯士政府啟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競爭對手貝斯曼銀行，用貝斯曼銀行作為整個普魯士政府的官方銀行。可惜普魯士的財政部并不像俾斯麥那么容易沖動，他們并沒有替換羅斯柴爾德家族。究其主因還是羅斯柴爾德的地位實質上無人可取代。普魯士政府心知肚明，在真正需要錢的時候，也只有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夠提供決定性的幫助。如此一番爭吵之后，奧地利大使憤然離開了法蘭克福，俾斯麥認為他在這場爭斗當中取得了勝利。

俗話說不打不成交。俾斯麥在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交手的過程中，也掂量出了對手的分量。

他是一個在政治上理性而現實的政治家，一旦在政治上戰勝了奧地利，他馬上調整了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態度，又開始示好于羅家。1853年，俾斯麥支持政府的建議，把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作為普魯士政府的官方銀行家。不僅如此，他繼而要求授予梅耶卡爾爵士（阿姆斯洛的繼子）普魯士的紅鷹勛章。雙方關系修復之后，比從前更現實和更緊密了一層。

1858年時，普魯士王儲（后來的德皇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麥為駐圣彼得堡大使。1859年3月俾斯麥離開法蘭克福之前，專門向梅耶卡爾·羅斯柴爾德求教，希望梅耶卡爾為他在柏林推薦一位可靠的銀行家，而且俾斯麥堅持在柏林負責打理他的個人財政的私人銀行家必須是猶太人。出于種種原因，他認為只有猶太銀行家才具有足夠的天分和能力，幫助他實現理財方面的目標。這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他想通過此道繼續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保持特殊而緊密的關系。

于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就正式推薦了格森·布雷施勞德作為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

1861年，布雷施勞德已經成為柏林極有影響力的猶太銀行家。盡管當時在柏林還有像門德爾松這樣資歷更老的幾個銀行家族，而且這些老牌家族無論在規模上還是深度上都比布雷施勞德高出一籌，但布雷施勞德家族依靠跟羅斯柴爾德家族密切的生意往來，在柏林銀行業中迅速竄升，成為“新星”。換言之，在眾多銀行家族當中，誰能夠保持與羅斯柴爾德越密切的關系，誰就越有機會成為市場競爭中的佼佼者。

布雷施勞德家族成為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之后，迅速進入了角色。俾斯麥全部工資和其他收入都一并交給布雷施勞德家族的銀行來打理，同時由布氏管理他的私人債務支付，為他設置和經營海外的銀行戶頭，負責經營俾斯麥當時還不算太多的資產。

從這時開始，俾斯麥和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密切的通信往來。跟羅斯柴爾德家族一樣，所有銀行家族都對政治消息和市場情報超級敏感，因為這些信息背后蘊藏著大量的商業機會。布雷施勞德家族并不要求俾斯麥給予任何金錢形式的酬勞，他們所圖求的報償就是政治情報和一些內幕消息的透露。

丹麥危機：俾斯麥的意外機會

任何一場戰爭背后打的都是錢糧，誰的經濟潛在資源更龐大，誰就越有可能在戰爭中贏得最終的勝利。俾斯麥在統一德國的歷史進程中首先遭遇的就是金錢的困境。

1861年威廉一世繼承王位時，他所面對的首要難關就是自由派把持下的議會。自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以來，以民主為核心理念的自由派思潮橫掃歐洲，特別是1848年革命后，自由派在歐洲的影響力更加深遠，甚至不惜采取暴力與流血的方式力圖徹底砸碎封建專制的社會權力結構。在思想傳統較為保守的普魯士，自由派既向往法國與英國的民主模式，又從內心深處懼怕法國曾經歷過的血腥革命。這是普魯士自由派最致命的弱點，他們從骨子里仍然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義者，而僅僅披上了自由派的一層皮。

威廉一世身上繼承了普魯士軍人的傳統，多年的軍旅生涯使他對軍隊建設分外關注。他曾是1848年武力鎮壓歐洲革命最堅決的少數派，反對任何政治妥協。他認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和高度的政治集權是普魯士崛起的先決條件，這一點與俾斯麥不謀而合。1862年，威廉一世在軍隊改革法案屢屢遭到議會阻撓的情況下，終于下定決心啟用極具爭議性的俾斯麥為普魯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麥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了著名的鐵血理論，他說：“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與多數派決議所能解決的，那是我們1848年和1849年所犯下的錯誤，（這些問題）只有通過鐵和血的方式來解決。”俾斯麥同時也給威廉一世打了一針強心劑：“既然我們遲早是要死的，能不能死得更體面一些……陛下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奮斗！”從此俾斯麥贏得了威廉一世對他的政策的堅決支持。

軍隊改革法案的核心就是強化正規軍，削弱國民警衛隊。法案將正規軍服役期從兩年延長到三年。議會反對的表面理由是軍費開支過大，骨子里是對國民警衛隊被降格感到不滿。在普魯士的軍事建制中，正規軍的核心是封建容克貴族勢力集團，而國民警衛隊則代表城市中產階級的新興資產階級力量，強化正規軍的結果必然是普魯士專制力量得以進一步增強，這一點是自由派的議會所深為忌憚的。他們的手段就是拒絕批準政府的預算，在錢的問題上死死卡住俾斯麥的脖子。俾斯麥毫不示弱，馬上威脅將議會休會，要在沒有議會的情況下執政。

正在雙方僵持不下之際，丹麥危機突然爆發了。在1863年3月，丹麥國王欲將普丹邊境地區存有領土爭議的石勒蘇益格（Schleswig）和荷爾斯泰因(Holstein)兩地納入版圖，此事立刻激發了普魯士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兩處地區按照1852年《倫敦條約》的規定雖然由丹麥治理，但主權仍屬德意志邦聯。戰爭的陰云開始籠罩在普魯士的上空。

對于俾斯麥而言，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將借對丹麥的戰爭大大削弱國內自由派的反對力量，鞏固自己的權力。此時俾斯麥太需要一場對外戰爭的勝利了。從戰略上分析，俾斯麥的手法沉穩老到。為了達到擊敗丹麥的目的，他必須拉攏奧地利。為此他巧妙地建議將石勒蘇益格劃歸普魯士統治，荷爾斯泰因則歸屬奧地利，奧地利欣然接受。同時，為了擺平歐洲其他強權的干涉，俾斯麥作出支持《倫敦條約》、維護現有歐洲秩序的姿態來安撫英法俄。

俾斯麥在丹麥危機中的政治手段和外交技巧已經發揮到了極致，普魯士的軍事機器對付丹麥也綽綽有余，但最讓俾斯麥焦心的是他龐大的戰爭費用并沒有著落，議會頑固地反對他的內政與外交政策，根本不可能通過他的戰爭預算。

普丹戰爭：金權小試鋒芒

俾斯麥的唯一希望就是繞開議會預算牽制，另辟蹊徑進行戰爭融資。他將主要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私人銀行家布雷施勞德身上。布雷施勞德與手眼通天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關系緊密，他們不僅可以解決龐大的資金問題，對法國拿破侖三世的影響力也非同一般。在對丹麥的戰爭中，拿破侖三世的中立是成敗的關鍵。

此時，俾斯麥身側的布雷施勞德一直靜靜地觀察著普魯士政壇的一系列動蕩，盤算著如何利用這一重大政局變動來謀取巨大的經濟利益。從個人好惡來看，作為猶太人的布雷施勞德更加傾向于自由派的觀念。實際上，猶太人為爭取自身的公平權力構成了1848革命的重要力量。但作為銀行家，他的判斷必須絕對理性甚至冷酷，他必須選擇利益！

通過布雷施勞德每天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保持密切聯系的信件往來，柏林方面的商業市場情況和政治軍事情報源源不斷地流向巴黎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1863年5月1日，布雷施勞德在給羅斯柴爾德的情報快訊中透露丹麥危機已經導致“我們的（財政）部長本來計劃貸款5000萬泰勒進行海軍建設，但是（丹麥危機）使該貸款減少到3000萬泰勒，主要用于波羅的海的港口防御……（俾斯麥）透露丹麥事件可能導致嚴重的復雜局面，但在3個月的時間里暫時不會有動作，因為軍事準備尚未完成”。

從1863年5月到11月，俾斯麥的戰爭準備工作在緊張地進行，而資金壓力卻越來越大。布雷施勞德與羅斯柴爾德反復磋商之后，終于在11月向俾斯麥出價了。布雷施勞德的建議很簡單，普魯士可以出售國有資產進行融資。他們看中了薩爾地區儲量豐富的煤礦，這些煤礦主要處于普魯士政府控制之下，布雷施勞德提議將煤礦賣給法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其實，早在1861年就有傳聞羅斯柴爾德家族愿意出價2000萬泰勒收購薩爾地區的煤礦。俾斯麥早就知道拿破侖三世對該地區的煤礦也大感興趣，拿破侖三世甚至直接向俾斯麥攤牌：如果想讓法國在普丹戰爭中保持中立，必須拿普魯士的薩爾煤礦作交易。1864年初，關于普魯士的煤礦即將賣給法國的消息在法國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威廉一世的面子掛不住了，俾斯麥的融資計劃只能叫停。

1863年12月7日，布雷施勞德在給羅斯柴爾德的信中透露，政府即將向議會提交1000萬泰勒的預算，議會可能拒絕。兩天以后俾斯麥果然提出1200萬泰勒的預算用于普丹戰爭。當時普魯士的國庫中可用于對丹麥作戰的資金有2100萬泰勒，但俾斯麥出于對戰爭開銷謹慎的評估，認為這筆錢必須保留以備意外情況的發生。1864年1月22日，議會果然以275對51票的懸殊比例否決了俾斯麥的要求。

俾斯麥只得再想辦法找錢。此時，法蘭克福的銀行家厄蘭格家族（Raphael von Erlanger）找上門來希望提供1500萬泰勒的貸款，俾斯麥大喜過望。此事激怒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厄蘭格家族原本是羅氏家族的門下，后來自立門戶發展壯大成為羅家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已經躋身于國際銀行家的序列。羅家歷來痛恨自己的門下背叛，更何況厄蘭格家族還時常拉上法國的福爾德家族和貝列拉家族與羅家搶生意。

詹姆斯·羅斯柴爾德為此大動肝火，痛斥布雷施勞德辦事不利。布雷施勞德趕緊保證，議會堅決反對任何沒有議會批準和授權的私人銀行對政府的放貸行為，“厄蘭格對政府貸款的辦法已經被完全否決了”。

普奧聯軍于1864年2月1日正式發動對丹麥的戰爭。2月3日，布雷施勞德見到俾斯麥之后，再度代表羅斯柴爾德家族警告俾斯麥不得接受厄蘭格的貸款。羅斯柴爾德甚至要求俾斯麥在普魯士媒體上抹黑厄蘭格。俾斯麥拒絕了這一過分要求，不過保證普魯士政府會謹慎考慮與厄蘭格的合作。布雷施勞德隨即向俾斯麥提出新建議，把議會曾經批準的用于鐵路建設的貸款額度做抵押，向銀行家進行一定比例的折扣融資，銀行家們再向投資人出售足額債券。

在戰爭開始的第一個星期里，俾斯麥對后續戰爭經費的憂慮超過了對戰局的關注，戰爭的開銷明顯超出了他的預測，再沒有后續資金的跟進，俾斯麥的大軍可能只能再支持兩個月左右。屆時如果戰爭仍然沒有結束，俾斯麥必將陷于議會狂轟濫炸的痛斥和歐洲列強幸災樂禍的嘲笑兩面夾擊之下。毫不夸張地說，俾斯麥這個名字將成為歐洲的笑柄，他本人也將從此退出歷史舞臺。

3月初，普魯士銀行與厄蘭格家族達成了秘密協議，羅斯柴爾德聞訊暴跳如雷，再次怒罵布雷施勞德無能。3月14日，布雷施勞德回信發誓“俾斯麥決不知道此事，而且對這一行為深感困擾”。俾斯麥保證將譴責具體經辦的財政部長。

當然，俾斯麥也不是省油的燈。他瞧出了羅斯柴爾德與厄蘭格之間的矛盾，便有意無意之間夸大了厄蘭格的潛在威脅，目的是盡快從羅斯柴爾德那里得到條件最好的貸款。他將國際政治分而治之的智慧用到了金融方面，玩的這一招“以錢制錢”的手段的確高明。最后，俾斯麥拿到了利息為45%的戰爭融資，而羅斯柴爾德拿到了豐厚的融資代理費。

1864年4月18日，普魯士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但戰爭的開銷也造成了嚴重的危機，“整個1864年的夏天，俾斯麥都在為普丹戰爭所導致的流動資金緊張而煩惱”。這場戰爭總共開銷2250萬泰勒，歷年財政盈余530萬泰勒和普魯士政府融來的資金1700萬泰勒已經消耗殆盡。

通過戰爭，俾斯麥終于認識到金錢的重要性，特別是在關鍵時刻，政治家往往被迫對銀行家進行重大妥協。普丹戰爭的爆發時間大約與美國南北戰爭相當，在對戰爭和林肯被刺的評論中，俾斯麥曾說：“毫無疑問，把美國分裂成南北兩個實力較弱的聯邦是內戰爆發前早就由歐洲的金融強權定好了的。”“他（林肯）從國會那里得到授權通過向人民出售國債來進行借債，這樣政府和國家就從外國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來。當他們（國際銀行家）明白過來美國將逃出他們的掌握時，林肯的死期就不遠了。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損失。美國可能沒人能夠沿著他偉大的足跡前行，而銀行家們將會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擔心外國銀行家以他們高超和殘酷的手腕會最終得到美國的富饒，然后用它來系統地腐蝕現代文明。”

俾斯麥的話應該是有感而發的。

普丹戰爭是俾斯麥的第一個重大勝利，達到了一石多鳥的效果。一是利用對手奧地利達成自己的戰略目標，二是離間了奧地利與盟友的關系，三是壓制了國內自由派的反對。

議會自由派：德國統一道路上的障礙

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神圣羅馬帝國崩潰后，眾多德意志邦國成立了組織松散的德意志邦聯，奧地利成為德意志邦聯的領袖。隨著拿破侖光輝的逝去，法國在德意志的影響力減弱，民族主義興起，德意志統一運動日益壯大。1848年歐洲革命以來，德意志的統一形成兩種思路：建立大德意志帝國，囊括所有日耳曼地區，其中包括奧地利這個多民族帝國；以普魯士為核心，建立一個排除奧地利的小德意志。俾斯麥出于現實考慮，走的是小德意志路線。

普丹戰爭結束之后，奧地利成為阻擋俾斯麥統一德國雄心的主要障礙。為達成這一戰略目的，俾斯麥仍然采取了用對外戰爭凝聚國內共識，迫使議會讓權，鞏固自己在普魯士內部地位的策略。所謂上兵伐交，在外交方面，俾斯麥看中了意大利反抗奧地利統治的機遇，建立與意大利的戰略同盟。同時借薩爾地區煤礦的重大利益誘惑法國，使拿破侖三世保持中立。俾斯麥還利用俄奧在巴爾干半島的爭端，爭取俄國的理解。最后是英國的態度，英國對歐洲大陸勢力均衡變化的潛在趨勢缺乏敏感，雖然英國不愿看到普魯士統一德意志，但從形勢上看奧地利似乎勝算更大，更何況拿破侖時代所造成的遏制法國的思維慣性仍在，俾斯麥認為英國對普奧戰爭雖不會滿意，但也不至于激烈反對。經過俾斯麥的運作，到1864年的夏天，普魯士的朋友比奧地利多，敵人則比奧地利少。

此時，最讓俾斯麥憂心的還是錢的問題。

普丹戰爭已經使普魯士財力大傷，多年的財政盈余隨著戰火灰飛煙滅，戰爭對于財富的驚人吞噬能力讓俾斯麥有了最直接的感受。

戰爭，實際上打的是錢糧！

從1864年到1866年，俾斯麥在拼命做兩件事情：盡最大努力為普魯士搞到每一分錢用于戰爭準備，同時竭盡全力阻止奧地利在歐洲金融市場籌到戰爭經費。俾斯麥的戰略是在金融方面將對手逼上絕境，在戰爭威脅之下，拖垮奧地利的國力。奧地利的財政情況的確比普魯士更糟，常年疲于鎮壓巴爾干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騷亂，使之早已財源枯竭，瀕臨破產。雙方誰也不愿意公開表現金融窘境，都在幕后秘密籌措資金，準備大打出手。

最讓俾斯麥抓狂的還是議會同以往一樣全部否決了他的所有預算，并宣布政府未經議會批準無權動用國庫資金，否則就是違憲，政府部長要對此負全部責任。俾斯麥當天就發表了措辭強烈的回應，他將議會反對派定性為阻撓國王的外交政策，客觀上起到了通敵效果的“賣國賊”。其實，俾斯麥深知議會自由派中很多人對普丹戰爭中普魯士大獲全勝骨子里是歡欣鼓舞的，他的叛國指控就是有意去刺傷這些人的自尊，從而促使他們改弦更張。議會自由派中的狂熱分子也不是吃素的，有人攻擊俾斯麥在欺騙議會和國王。俾斯麥聞訊大怒，立刻向對方提出決斗要求。整個柏林政界為之震動，要知道決斗是勇敢和魯莽的混合體，一旦決斗開始，絕無退縮和勸架的可能，雙方非死即傷的概率極高。堂堂普魯士首相若死于決斗場，整個歐洲的局勢都會發生突變。偏偏這個俾斯麥天性暴躁，早在大學期間，就曾27次與人決斗，膽子大得驚人。布雷施勞德等人趕緊私下勸阻，連遠在巴黎的羅斯柴爾德都在關注決斗的事。雖然最后決斗被勸阻，俾斯麥對議會拒絕政府預算的憤怒和焦慮卻與日俱增。

俾斯麥太渴望金錢了，沒有錢，他的理想只能是夢想，他的夢想最后會退色為幻想。

科隆—明登鐵路私有化：普奧戰爭的財源

1865年，戰爭與和平的天平懸于一點之上，那就是信用流動的方向。7月，俾斯麥苦等的戰爭經費終于有了眉目。這就是科隆—明登鐵路的私有化。

科隆—明登鐵路是普魯士最早興建的鐵路線路之一，1833年開始設計，1859年全部建成，成為普魯士鐵路系統的樞紐。該鐵路項目的建設初衷是將魯爾地區的煤廉價地運送到工業生產基地。布雷施勞德在科隆—明登鐵路融資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成為該鐵路公司的董事，同時又是為公司進行融資的銀行家。考慮到未來戰爭中鐵路運輸系統可以高效低耗地運送大批軍事人員及物資，所以鐵路公司的國有化是公司發展的主要方向。事實上，科隆—明登鐵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普魯士政府主導的大型公共基建項目。普魯士政府直接購買了1/7的原始股，并以1400萬泰勒來擔保該鐵路債券以35%的票面利息發行。作為回報，政府可以分期買入該公司的流通股，并最終成為該鐵路的唯一股東，完成漸進式的國有化。1854年普魯士政府在自由市場經濟潮流的影響下，暫停了國有化進程，至1870年視情況發展再定是否繼續。但政府對鐵路債券利息的擔保仍然有效，擔保金1400萬泰勒被鎖定在專用賬戶上無法動用。

俾斯麥對奧地利的戰爭準備需要大約6000萬泰勒的總額，籌措這樣一筆天文數字的戰爭費用的重擔就落在了布雷施勞德的肩上。其實，早在1862年12月，布雷施勞德經過仔細計算和反復考慮，就曾提出過極具爭議性的科隆—明登鐵路私有化的方案。其方案的核心部分就是，與其政府在1870年出巨資全面收購鐵路公司的股份，從而對財政形成巨大壓力，不如普魯士政府以放棄國有化為代價，立刻就可以從鐵路公司拿到一筆補償金，同時放棄對債券利息的擔保，可以馬上盤活1400萬泰勒的部分保證金。

方案一出臺就遭到很多人反對，這些人認為布雷施勞德方案是以政府長期損失為代價，使包括布雷施勞德本人在內的鐵路公司股東實現暴利。在這一方案中，政府將損失各種權益總額高達3000萬泰勒，換來的只是1000萬泰勒的補償和400萬泰勒的可動用保證金。而科隆—明登鐵路是政府投資中非常盈利的項目，私有化的方案短期可以給政府提供緊急資金，但付出的代價是以不到5折的價錢賤賣了優良資產，同時還損失了未來長期的收益權，對政府而言無論如何都不是什么好的交易。

當時間到了1865年，情況發生了巨變。俾斯麥統一德國的雄心壓倒了一切，為了準備對奧地利這一龐然大物發動戰爭，其他的代價就顧不了許多了。這就是為什么國際銀行家酷愛戰爭的原因，政府在迫不得已時，將以異常低廉的價格出售優質資產，此時才是發大財的好機會。當國際銀行家的勢力達到一定程度，他們會刺激民族主義情緒，挑動國家對立，推動政府大規模軍備投資，激化潛在矛盾，誘發戰爭進程，然后堂而皇之地出面打理戰爭賠款。只要有大規模資金過手，雁過拔毛，國際銀行家總能收到高額的服務費。哪里有資金與信用流動，哪里就能找到投資銀行家的身影。

這么大的買賣不是一個布雷施勞德啃得動的，他又拉上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當然還有他的老板羅斯柴爾德家族，共同在歐洲各大國際銀行家族圈內消化這塊巨型蛋糕。1865年7月18日，普魯士政府與科隆—明登鐵路公司正式簽署合同。最終結果是政府放棄鐵路國有化權力，獲得1300萬泰勒的補償，其中第一筆支付300萬泰勒現金，付款期為1865年10月1日，第二筆支付2705萬泰勒現金，付款期是1866年1月2日，其余部分由鐵路公司發行新股來補償。為了嘉獎布雷施勞德的功勞，俾斯麥將普魯士與奧地利的條約所涉及的資金劃轉業務委托給了布雷施勞德。這筆250萬泰勒的轉賬對家就是奧地利的羅斯柴爾德，布雷施勞德當仁不讓地將1%的“管理費”入袋為安。

在沒有落實財源時，俾斯麥還準備了外交解決方案的另一手，談判也進行了多時。當俾斯麥得知政府與鐵路公司合同正式簽訂后，立刻在外交上對奧地利采取了強硬態度。在合同簽訂當天，俾斯麥馬上給普魯士王儲發電：“在雷根斯堡會議上，陛下下定了決心，完全戰備啟動和進行一年戰爭的金融手段已經具備，數額大約為6000萬泰勒。”一周之后，俾斯麥的戰爭部長榮恩（Roon）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我們有了足夠的金錢給予我方外交上更大的自由度，如果有必要，我們可以動員全部軍事力量來進行一場全面的戰爭。這使我們的立場更加堅定，我們可以迫使奧地利接受我方合理的要求從而使雙方都避免不必要的戰爭。錢從哪里來？在不違法的情況下，通過科隆—明登鐵路的重新安排就實現了。”

奧地利方面很快就意識到科隆—明登鐵路的金融安排是為了發動戰爭所做出的緊急安排，而奧地利方面的備戰還遠未到位，因此在外交談判中開始軟化立場。另一方面，俾斯麥在最初的興奮冷卻之后，也逐漸意識到科隆—明登鐵路的資金到位還有相當一段時間，而從布雷施勞德與國際銀行家們聯系后的反饋情況看，情況并不樂觀。羅斯柴爾德家族與明登鐵路之間900萬泰勒的債權轉讓由于雙方價格無法達成一致陷于停頓。戰爭資金難題如劍懸頭頂，俾斯麥再次開始上火，他最急于知道的就是錢什么時候能夠到位。

此時俾斯麥的堅定開戰的決心也開始發生動搖，他不得不認真考慮外交解決方案的可能性。

1865年8月10日，俾斯麥透漏了自己的動搖：“我們還需要時間來籌集資金，并使法國保持中立……在這段時間里，我們可以維護我們的榮譽，同時保留戰爭的選擇。”俾斯麥的判斷同樣影響著他的私人投資決策，他托人給布雷施勞德帶話：“如果我的投資賬戶上還有債券投資，現在我在這里無法知道，他不應該僅僅是由于過早的戰爭擔憂就賣掉這些債券（明登鐵路）。”俾斯麥的行為用今天的標準看，有利用內幕消息投資并獲取非法利益的嫌疑。

在這樣的氛圍下，普魯士與奧地利達成了蓋斯登（Gastein）協議，普魯士管理石勒蘇益格（Schleswig），奧地利管理荷爾斯泰因(Holstein)，雙方繼續共享主權。然而普魯士與奧地利都心知肚明該協議只不過是個緩兵之計，他們都在等待戰爭經費的問題出現重大突破。

為什么普奧戰爭戛然而止

1866年2月，布雷施勞德在歐洲市場上募集資金購買明登鐵路股票的努力遭到了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首的國際銀行家的全面抵制，大家紛紛認為購買股票的資金將被普魯士用于戰爭，而和平是國際銀行家們的“共同理想”。2月中，布雷施勞德在給羅斯柴爾德的密信中用暗語提到政府可能在考慮出售薩爾煤礦，市場上風傳羅斯柴爾德和奧本海默可能是買家。顯然，封殺明登鐵路股份出售而期待薩爾煤礦轉手，意味著國際銀行家們發現煤礦的潛在收益更大，如果讓俾斯麥順利通過鐵路股份轉讓而獲得足夠的資金，普魯士政府勢必不愿再出售薩爾煤礦了。

錢的問題并沒有實質性進展，而戰爭準備卻在升級。1866年3月28日，普魯士軍隊開始大規模備戰。3月底，在私下找買主無望的情況下，普魯士財政部開始在市場上公開出售科隆—明登鐵路股份。可是市場狀況在戰爭的陰影籠罩下走向低迷，大規模出售將導致資產嚴重損失。4月8日，普魯士宣布與意大利結為軍事同盟，股市大跌。羅斯柴爾德給布雷施勞德的指示是，一旦戰爭即將開始，立刻拋出羅家在柏林的所有債券。而此時，布雷施勞德已經大舉拋售羅家債券，結果羅家大怒，因為按照他們的想法在俾斯麥得到實質性的資金之前，決不會貿然發動戰爭，所以與意大利結盟并不意味著戰爭即將開始。

布雷施勞德明顯犯了沉不住氣的錯誤。

羅斯柴爾德在信中說：“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你是在保護我們家族的利益，我們希望聽到你拋售我們的債券的解釋。我們早上發給你的電報中指出，我們不接受你最近的出售（債券）的行為。”4月18日，布雷施勞德趕緊回電說明，最近與奧地利的關系出現緩和，所以出售債券已全面停止。

1866年5月，普魯士開始軍事總動員，全部9個軍團進入戰備狀態的費用為2400萬泰勒，并且以每月600萬泰勒的數字遞增。5月18日，在資金嚴重不足的窘境中，普魯士政府被迫宣布成立公共信用機構并提供無抵押的2500萬泰勒的信用，同時廢除所有限制高利息的法令，力圖吸引民間資本進行信貸。即便如此，信用緊張的局面并未緩解，財政部長哀嘆他已經沒有足夠的資金發動戰爭，甚至連兩個月后的開支都沒有著落。

到了戰爭爆發前的最后關頭，布雷施勞德的科隆—明登鐵路方案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所有募集資金的嘗試都歸于失敗后，普魯士財政部痛下決心委托布雷施勞德和漢斯曼組成購買鐵路股份的銀團。股權收購定價為110泰勒，市場交易價格為117泰勒，除了他們兩位之外的其他銀行家試圖利用政府的財政窘境把價格壓低到105泰勒。政府無法接受如此之低的報價，決定分批出售。如果戰事順利，股票價格將一路攀高。這也是一招險棋，萬一戰爭打得不順，政府將面臨經費枯竭和股價暴跌兩重壓力。但俾斯麥決心冒險！

由于政府放棄了國有化并解除了貸款利息擔保，立刻拿到了1400萬泰勒被鎖定的擔保金，除了科隆—明登鐵路股份銷售所得資金用于軍事總動員之外，正是這筆錢支撐了未來7周的戰爭。等到俾斯麥兵臨維也納城下之際，這筆錢已不足300萬泰勒，而奧地利尚有18萬大軍駐守維也納，如果兩個星期之內無法迫使奧地利投降，俾斯麥將成為歷史上最冤的政治家。

俾斯麥戛然而止的戰爭，使其在這場事關德意志命運和他個人命運的重大賭博中大獲全勝！

普法之戰：大炮一響，黃金萬兩

普奧戰爭的輸家當中最窩囊者，非法國的拿破侖三世莫屬，他眼睜睜地看著普魯士在自己眼皮底下迅速崛起。法國在俾斯麥的戰略性欺騙之下，非但沒有獲得任何實質上的“中立補償”，反而在盧森堡的問題上被俾斯麥奚落嘲弄。拿破侖三世在疏遠奧地利的問題上所犯的錯誤與楚懷王被張儀用“獻商於之地六百里”誘騙楚國與齊國斷交如出一轍，楚懷王與拿破侖三世同屬那種愛貪便宜、志大才疏之輩。

一向玩大國均勢游戲爐火純青的英國，此時對普魯士即將統一德國而崛起成為英國最大的挑戰者這一危險前景并沒有應有的敏銳。英國仍然被愛虛張聲勢的拿破侖三世忽悠住了，過高估計著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實力。法國于1859年動工開鑿的蘇伊士運河，已在1869年竣工通航。英國認為這是對它統治下的中東地區和印度的一種直接威脅：如果斷了英國本土與印度殖民地的交通線就等于斬斷了英帝國的脊梁，這是英帝國主義者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于是戰略短視的英國政府把普魯士作為抗衡法國的力量，對普魯士統一德國的行為大開綠燈。英國對法國的顧慮壓倒了對德國統一的擔憂。

沙皇俄國自克里米亞戰爭慘敗后，同英、法關系冷淡。它表面上保持中立態度，實際上支持普魯士對法國作戰以便坐收漁人之利，以報當年的一箭之仇。遲鈍而封閉的沙皇正專注于在巴爾干煽風點火撈取些蠅頭小利，對普魯士這一昔日的反法盟友和幾十個松散的德意志邦聯小國并未完全放在眼里，從而埋下了未來敗亡的伏筆。

奧地利新敗，財政瀕于破產，雖想支持法國對普魯士進行報復，但已力不從心。

俾斯麥與其說是個偉大的戰略家，不如說是個幸運的冒險者，他的幸運在于他的對手們在戰略上的疏忽和他自己也沒有想到的閃電般的崛起。普奧戰爭結束后，只有俾斯麥心中清楚，要想完成德國的統一大業，不打敗強大的法國是不可能實現的。普法戰爭將不可避免。

普法戰爭的導火線是所謂“埃姆斯電報”。1870年7月初，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的一位親王被選為西班牙王位繼承人。拿破侖三世以法國不能容忍東西兩翼均受到威脅為借口，命令法國駐普魯士大使提出抗議。當時，威廉一世在埃姆斯溫泉療養院休養，他向法國大使表示，霍亨索倫家族可以考慮放棄西班牙王位繼承權。但拿破侖三世仍不罷休，又命令法國大使找威廉一世作出書面保證。威廉一世答應回柏林再談判此事，同時給俾斯麥發了一份電報。俾斯麥接到電報后，刪改了電報的一些內容，使之成為威廉一世拒絕同法國大使談判的通電，并在報紙上公開發表。1870年7月19日，拿破侖三世以受到侮辱為借口對普魯士宣戰。
而此時的法國連一個盟國都沒有。

作為普奧戰爭的主要功臣，布雷施勞德的地位今非昔比，他已經從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小兄弟變成了平起平坐的伙伴。俾斯麥對他的倚重已超越了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敬畏，在普奧戰爭結束不久，俾斯麥毅然將自己全部私人賬戶中的財產從法蘭克福羅斯柴爾德銀行轉到了布雷施勞德銀行。

就在戰爭爆發前的10天，布雷施勞德在給俾斯麥的密信中詢問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并狡猾地提到俾斯麥私人賬戶上的投資情況。在信中他問道：

“在我這方面看來，我并不認為極端嚴重的政治情況已經出現，所以我并沒有將閣下賬戶里的資產出售。如果我的判斷有誤，您認為許多不愉快的事件即將發生，我請求您及時給我示警。”

果然，事關俾斯麥個人財富的損益，俾斯麥不敢怠慢，第二天回信就到了，不過是以俾斯麥夫人的名義回復的：

“他并不認為其他人會突然對我們發動進攻，因為西班牙的投票并未符合任何人的意愿。不過他覺得也許到了某個時刻，對戰爭的預期會比現在更強烈，所以賣掉鐵路股份也許是個好主意，反正他這里也需要錢。”

布雷施勞德收到回信后，立刻明白了戰爭即將開始。第二天，他即刻將這一價值連城的情報發給巴黎的羅斯柴爾德：“所有的報價都會快速下跌。”同時，他指令在歐洲各個市場的交易員全部拋出他的各類資產，有些甚至是在虧損中售出的。布雷施勞德此時已顧不了那么多了。

普奧戰爭的一個結果就是普魯士的憲法危機結束了，俾斯麥的政府獲得了相當程度的財政自由。1870年7月21日，普魯士主導下的北德意志邦聯議會批準了12億泰勒的戰爭信用。

在戰爭爆發初期，柏林股市情況近乎恐慌，連科隆—明登鐵路這樣的優質股票都下跌了30%。普魯士政府緊急出售1億泰勒的第一期戰爭債券，試圖擺脫由銀行家壟斷的承銷渠道，直接向市場發售，條件是5%的利息和打88折，而銀行家們的建議是打85折，被政府拒絕了。奧本海默在寫給布雷施勞德的信中強調，“這是一個當前市場情況下的可笑的條件”。結果銷售遭遇了巨大的失敗，債券只賣出了6000萬泰勒。其實，問題的根源是，如果政府直接銷售，銀行家們無法賺取承銷費，因而采取了集體抵制的行為。這一點再次表明，金融市場上“渠道為王”的威力。

1870年9月1日，普法雙方在色當進行大會戰，法國軍隊再次慘敗。次日，拿破侖三世率領10萬法軍投降。9月4日，巴黎工人舉行武裝起義，推翻了拿破侖三世的統治。

色當戰役后，多達30萬的法軍俘虜被普魯士關押。布雷施勞德敏銳地發現這是一個賺錢的大好機遇，他主動承擔起每月為戰俘向普軍支付生活費的“責任”。對于他而言，這是一筆穩賺不賠的放貸生意，未來無論誰代表法國政府，他們都必須支付這筆巨額貸款的本金和利息，這將是戰爭賠款的一部分。布雷施勞德并不懼怕法國人賴賬，因為普魯士的大軍一日不收到戰爭賠償，就一日不會離開法國的國土。而法國軍隊已經完全土崩瓦解了，短期內絕無東山再起的可能。

隨著戰爭的臨近和爆發，布雷施勞德與巴黎羅斯柴爾德的每日商業信件往來越來越困難，后來柏林與巴黎的直接聯系被迫改為經由布魯塞爾與阿姆斯特丹轉送。布雷施勞德照例匯報柏林市場的行情。色當戰役之前，布雷施勞德緊急通知羅斯柴爾德盡快賣掉他們持有的科隆—明登鐵路股票，隨即布雷施勞德替羅氏在128泰勒的價位賣出1250股鐵路股票，7月時，該價格為9572泰勒。9月15日之后，雙方聯系中斷了，巴黎在9月20日被合圍，羅斯柴爾德被困在巴黎。直到1871年2月，才重新聯系上。這期間，巴黎的羅氏只能借助氣球偶爾傳遞信息。10月5日，普魯士軍隊征用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費里埃莊園，成為威廉一世、俾斯麥和普魯士元帥毛奇的指揮部。著名的“費里埃會晤”就在這里進行，法國外交部長試圖說服俾斯麥簽署和約未果。

1870年10月底，普魯士政府汲取了上次的教訓，任命漢斯曼組建承銷團在倫敦和柏林出售2000萬泰勒第二期貸款。隨著普魯士軍隊的捷報，這些貸款合同價格水漲船高，政府很快就能夠取消部分被抵押的信用額度，最后戰爭國債的利率被敲定為5%，期限為5年。龐大的戰爭經費源源不斷地流向法國前線的普魯士大軍。11月30日，銀行家們再接再厲，又一次在英國成功發行了3400萬泰勒的92折貸款，并可選擇進一步發行1700萬泰勒的權力。而同時盡管英國人開始同情倒霉的法國，但法國的債券在英國幾乎賣不動，在金融這一看不見的戰線上，法國再次失敗。

1871年1月18日,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加冕為皇帝,德意志帝國宣告成立。28日,交戰雙方簽訂停戰協定，2月26日簽訂預備和約。

至此，普法戰爭結束，整個戰爭普魯士的戰爭耗費總額為2200萬泰勒。

50億法郎戰爭賠款：銀行家的“大餡餅”

俾斯麥的大軍開始休整了，但是國際銀行家們更加忙碌了。高達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業務是一個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額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費用，僅此一項就是一個5000萬法郎的天大餡餅！

戰爭進行到1870年11月時，奧地利的羅斯柴爾德就主動向俾斯麥提出希望能為普魯士提供服務，代收法國未來的戰爭賠款。當然，奧本海默和其他國際銀行家族們也都競相要求提供服務。俾斯麥征求布雷施勞德的意見，這樣一個肥缺當然大家都想自己攬著，布雷施勞德自告奮勇迫不及待地于1871年2月7日來到凡爾賽。他拿到了他最想要的兩個大單，為巴黎籌集2億法郎的戰爭賠款和安排協調整個法國的戰爭賠款。

在戰爭賠款數額上，法國梯也爾政府設想的是50億法郎，但俾斯麥拿過一張紙片，飛快地寫下60億法郎！梯也爾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來。兩人開始激烈爭吵。俾斯麥對法國的反對怒不可遏，其中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英國方面突然介入，要求俾斯麥適可而止。梯也爾認為，過多的戰爭賠款既不公平也不現實，法國拿不出這么多錢。俾斯麥暴跳如雷，不依不饒。最后，梯也爾建議請出羅斯柴爾德出面轉圜。當羅斯柴爾德出現時，俾斯麥將全部的怒火發向羅斯柴爾德，在場的人全部驚呆了。羅斯柴爾德無動于衷，仍然堅持50億法郎是個“可持續”的賠償數額。后來布雷施勞德在給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中提及此事，威廉二世也十分不滿俾斯麥故意的粗魯行為。

發火歸發火，羅斯柴爾德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不接受他的條件，就休想在歐洲市場上募集足夠的戰爭賠款，普魯士大軍就得無限期地呆在充滿敵意的法國境內，每日大軍的一切供應開銷都在迅速增加，而普魯士國內和歐洲各國對俾斯麥的不滿也在快速積累。權衡利弊之后，俾斯麥只得接受羅斯柴爾德的50億法郎報價。法國梯也爾政府搞不定的事，羅家一出面立刻擺平。

1871年5月10日，德法正式簽訂《法蘭克福和約》。條約規定：法國賠款50億法郎，割讓阿爾薩斯全部和洛林大部地區。

隨即法國方面開始籌備第一筆2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債券，利率設定為5%，以布雷施勞德為首的德國承銷財團建立起來了，奧本海默、沃伯格等家族參與發行。結果債券發行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超額認購高達14倍。賠款總額提前完成，并由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直接匯到布雷施勞德銀行和漢斯曼銀行。1872年，第二筆30億法郎的戰爭賠償債券超額認購達13倍，奧本海默家族單獨承銷了49億泰勒，其中他們自己持有7400萬。賠款工作進行得出奇順利。1873年夏，驚人的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全部完成。德軍開始撤出法國領土。現代金融市場強大的資金籌集能力是過去完全無法想像的。清朝的戰爭賠款往往是以稅賦形式直接壓在貧困的老百姓頭上，而西方則是通過債券投資的方式，向富人提供一種投資機會。不同的理念造成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在這一進程中，國際銀行家起到了雙重作用。他們一方面扮演了問題的解決者，另一方面卻又是問題的制造者。他們為戰爭雙方提供從軍火公司上市、發行軍火債券、運轉融資，到國家戰爭債券發行、戰后的賠款債券承銷、賠款資金劃轉、國家重建融資等業務的一攬子戰爭綜合解決方案。在戰爭中，政府是不計代價的，正是銀行家們廉價收購國有資產的良機。中國有一句俗話說得明白：大炮一響，黃金萬兩!無論戰爭結果如何，兩邊的國際銀行家們同樣賺錢。

還是拿破侖看得透：金錢沒有祖國，銀行家們的眼中只有獲利！

第二章 英國：金權的制高點(部分)

巴林家族的資歷要比羅斯柴爾德家族更為悠久，當巴林銀行在倫敦為歐洲大國融資的時候，羅家還在法蘭克福玩金幣的小生意。作為基督徒銀行家的巴林家族是國際銀行家中的少數，

但卻是起家最早、影響最為深遠的家族，他們首創的近代跨國銀行網絡模式后來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模仿的對象。

弗朗西斯：巴林王朝的奠基人

巴林家族的資歷要比羅斯柴爾德家族更為悠久，當巴林銀行在倫敦為歐洲大國融資的時候，羅家還在法蘭克福玩金幣的小生意。作為基督徒銀行家的巴林家族是國際銀行家中的少數，

但卻是起家最早、影響最為深遠的家族，他們首創的近代跨國銀行網絡模式后來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模仿的對象。

巴林家族發源于北德意志，其有案可查的最早祖先是住在格羅寧根，深受基督教路德宗的影響，其后人多為基督教路德宗的牧師，也有做政府公務員的，到約翰·巴林這一代開始經商。約翰于1717年移居英國埃克塞特，并于1723年娶當地富商之女為妻，開始了巴林家族的傳奇歷程。

真正將巴林家族發揚光大的是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整個18世紀，由于歐洲加大了對印度次大陸、東南亞和遠東的滲透力度，再加上北美新大陸市場蓬勃發展，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盛極一時。一方面是嗷嗷待哺的龐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蓬勃發展的商品制造能力，同時海上運輸行業也已準備就緒，但是服務于整個國際貿易流程的金融業卻發展滯后，于是弗朗西斯果斷地將家族業務由傳統的制造業和貿易領域向金融領域發展。他在大本營埃克塞特和倫敦兩地分設經營機構，互相扶持，生意范圍遍及貿易、實業和票據業務，開創了新的經營模式。這一模式在25年之后，才被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歐洲范圍內復制。

但是弗朗西斯向金融業挺進的大膽轉型并非一帆風順，他的決策遭到了家族內部埃克塞特一支的強烈反對。由于經營理念的分歧和利益紛爭，巴林家族的幾個兄弟只好于1777年簽署了分家協議，弗朗西斯掌握了家族業務倫敦分支的所有權。倫敦當時正在快速取代阿姆斯特丹而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弗朗西斯領導巴林家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分家之后的弗朗西斯正欲甩開臂膀，在金融領域大干一番。然而國際形勢的變化，對于雄心萬丈的弗朗西斯似乎并不有利。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不但貶損了英帝國的強大軍威，而且幾乎毀了英國經濟，帝國貿易一度銳減，巴林家的埃克塞特分支遭遇重創，到1790年幾乎已經銷聲匿跡。弗朗西斯的倫敦支脈也幾難幸免，幸虧其妻為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繼承人且頗有經營才能，一番整治居然助其渡過了難關。巴林夫人持家有方，將家務運營費用控制在一年800英鎊，由此弗朗西斯在其妻去世之后感嘆道：“如果在那段艱難的歲月里，沒有我妻的持家有方，這個運營費肯定會達到每年1200英鎊，那我就萬劫不復了。”

危機過后家族業務步入正軌，利潤從1777年的3400英鎊上升到1781年的10300英鎊，到1788年達到創紀錄的12000英鎊。公司的資本金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初的1776年僅有19452英鎊，到戰爭結束的1783年已經增長到43951英鎊。[2]至1780年，家族的重要分支機構遍及英倫三島和歐洲大陸，除了在當時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設有兩家分支機構外，在大本營埃克塞特、倫敦、圣彼得堡、西班牙的卡塔赫納、意大利的萊戈恩各有一家，一個聯接全歐的資金流、物流、信息流的金融網絡已見雛形，未來巴林金融王朝的陰云此時已遍布歐洲上空。

荷蘭：商業資本主義的頂峰

在倫敦崛起之前，阿姆斯特丹曾經是歐洲金融的中心。荷蘭以東方貿易起家，憑借強大的造船業實力，與葡萄牙爭奪東方貿易的主導權。從1605年到1665年，荷蘭的造船廠已充分使用機械，造船速度相當快，幾乎一天可以造一艘船。當時的荷蘭總共擁有上萬艘船，按噸位計算占當時歐洲海運總量的3/4。世界各地的貿易貨運大多由荷蘭商船承擔，此時的荷蘭被人們稱為“海上馬車夫”。荷蘭的海員總數達到了25萬之眾。相比之下，葡萄牙只有大約300艘的航運船隊，海員總數僅4000人。經過60年的商業競爭和武裝沖突，荷蘭終于在17世紀后半葉打敗了葡萄牙，控制了好望角，使其成為東西方貿易的樞紐。在其巔峰時代，荷蘭東印度公司擁有15000個分支機構，貿易額占到全世界總貿易額的一半。懸掛著荷蘭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游弋在世界的四大洋之上，荷蘭成為商業資本主義世界的核心。

荷蘭貿易的爆炸性增長，對金融服務產生了極大需求，1609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國家銀行——阿姆斯特丹銀行。

阿姆斯特丹銀行成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規范當時十分混亂的金融行業。當時阿姆斯特丹的金融行業存在著兩大圈子，一個是從安特衛普遷移來的猶太銀行家群體，另一個是基督徒為核心的本土銀行家集團。猶太銀行家從事的主要是其傳統的看家本領：貨幣兌換、票據貼現、吸納存款和發放貸款，這些業務中存在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各種利率差異極大，管理混亂。

“建立（阿姆斯特丹銀行）這個機構的主要原因不是提供信用，而是防止肆無忌憚和四處蔓延的貨幣兌換以及票據貼現過程中存在的過度投機，從而（為貿易）提供高效率和穩定的兌換貼現服務。她（阿姆斯特丹銀行）的關鍵點是其公有性質而非私人擁有或管理的機構。”[3]

阿姆斯特丹銀行在其成立后的一百多年中，大大促進了荷蘭貿易的發展，鞏固了荷蘭作為世界貿易中心的地位，創造了荷蘭空前的繁榮和富裕。一些巨富家族隨之而興起，霍普家族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亨利·霍普

霍普家族祖上是蘇格蘭的貿易商人，后來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經營航運、倉儲、保險和信貸業務，主要是在鹿特丹有償組織教友派信徒移民新大陸和經營阿姆斯特丹的奴隸貿易。前者每移出一名教友派信徒，教會需向其支付60盾費用，后者海上奴隸運輸過程中待遇極糟，造成平均16%的死亡率。在整個七年戰爭期間（1756~1763年），霍普家就是靠這種投機生意發了大財。

七年戰爭之后，霍普家族進入國際金融領域，為瑞典、俄國、葡萄牙和巴伐利亞安排政府貸款，牽頭組織英荷銀團承銷這些國債，霍普自己從中抽取5%~9%的傭金。家族同時專注于貸款給西印度的種植園主，獲得蔗糖、咖啡和煙草作為回報，然后在阿姆斯特丹市場上出售。因霍普家給予葡萄牙王室大量貸款，葡萄牙特許霍普經營巴西的鉆石貿易，從而使阿姆斯特丹成為歐洲鉆石貿易的中心。[4]

霍普家最重要的客戶就是俄國女皇凱瑟琳大帝，同樣因為霍普給予沙皇政府大量融資貸款，凱瑟琳大帝授予其俄國進口蔗糖的獨家代理權，同時代理俄國糧食和木材的歐洲貿易。通過經營商業和金融業務，霍普家當時幾乎成為全歐首富，其勢力所及，不僅控制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還與其英國主要同盟者組成英荷銀團，以金融力量影響歐美各國的政治與外交事務。

從1779年開始，亨利·霍普出任霍普公司（Hope & Co）的掌門。1786年，亞當·斯密將其傳世巨著《國富論》的第4版專門題獻給亨利·霍普：

“在這第4版我原本沒做任何形式的改動。然而現在我發現我有義務向阿姆斯特丹的亨利·霍普先生致謝。關于阿姆斯特丹銀行這樣一個十分有趣而重要的主題，我能獲得一些獨到而廣博的信息全要歸功于這位先生。在他幫助我之前，阿姆斯特丹銀行的賬戶資料信息不能讓我滿意，甚至令人難以理解。這位先生的尊姓大名在歐洲如此顯赫，不論是誰從他那里得到這樣的信息都會感到無上的榮幸。我的虛榮使我非常想對亨利·霍普先生致謝，這樣我就可以榮幸地把它附在拙作的最新修訂版之前，作為對拙作最好的廣告。”[5 ]

能夠與霍普家族建立商業合作關系，在當時的歐洲銀行家圈子中，就意味著拿到了通向財富和權力的通行證。弗朗西斯·巴林就是其中的幸運者之一。

結盟霍普家族：巴林傍上了歐洲第一富豪

弗朗西斯外表冷漠，性情沉靜，遵守誠信，逐漸在金融業界贏得了極大的信譽，他的生意也在拿破侖戰爭中長足進步。到1771年，弗朗西斯已經被任命為皇家匯兌保險協會（The Royal Exchange Assurance）的董事，皇家匯兌保險協會又與霍普家族關系密切，正是這個職位給弗朗西斯打開了與霍普家族的合作之門，成為發展壯大自己的重要契機。

霍普家族此時正試圖在英國發行一筆債券以開拓英國市場，而弗朗西斯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迅速行動，將霍普家族價值15000英鎊的債券發行事宜處理妥當，自此兩家惺惺相惜，結為同盟。法國銀行家約翰·馬利特（John Mallet）就此事評論道：“霍普家族所深為震動的，不僅在于巴林展現出的熱忱和執行力，更在于巴林卓越的信譽和充沛的資源。從那一刻起，巴林家就成了霍普家重要的朋友之一。”到1790年時，威廉·霍普對由于工作繁忙而遲遲未能向弗朗西斯寫信表示歉意：“親愛的先生，我們之間的通信就像家庭通信一樣親密，事實上這種親密關系是建立在您也以同樣的態度對待我們的基礎上的。”[6]

此后每當霍普家族有人造訪倫敦時，總是住在巴林家。到1796年，霍普家族的合伙人與弗朗西斯·巴林的女兒結婚，兩個家族的聯姻標志著霍普—巴林同盟最終形成。

1794年1月，亨利·霍普寫信給弗朗西斯：“我覺得英國與荷蘭素來交好，同氣連枝，我在英國（巴林家）逗留時，如同在家中一樣。”[7]不過一年之后，時局的發展就驗證了亨利·霍普這番說辭。1795年法國革命軍開進荷蘭，霍普家族倉皇出逃，避難倫敦。在巴林家族的運作之下，英國皇家海軍派出炮艦為其護航。弗朗西斯之子亞歷山大·巴林奉命一直留守在霍普銀行的辦公室直到法軍軍靴響徹阿姆斯特丹之際，方才撤離返回倫敦。

到1802年亞眠和約簽訂，歐洲戰事暫時告一段落，霍普家族準備返回阿姆斯特丹重操舊業。1802年家族銀行終于重新開張，而大部分資本仍然掌握在巴林家族手中。此時亞歷山大已到美國發展，他違逆其父老巴林的意志，戀棧美國不愿再回荷蘭與霍普合作。后來時局發展證明了亞歷山大確有先見之明。不久歐洲戰事重開，法軍再次開進荷蘭，霍普家族在荷蘭的財富受到重大損失。到1813年，霍普家族已經徒有其表，巴林家族新掌門亞歷山大僅以25萬英鎊就盤下了霍普家族的生意，只是考慮到兩家的緊密關系才沒有徹底吞并霍普家族的產業。霍普家族在巴林的羽翼下，作為巴林的主要貿易伙伴繼續存在。至此霍普家不再成為一支獨立的金融力量，兩家實質上合二為一。

“紅頂商人”：金權入股政權

巴林在與霍普結盟之后，生意一日千里，實力壯大之余，已經開始將目光轉向政界。在1786年，弗朗西斯給蘭斯道恩侯爵（Lansdowne，前謝爾本伯爵）寫信：“我主要關注三件事情：一為本家族產業，二為公共事務，三為東印度公司……”此時他的目光已投向東方的英帝國的殖民事業，他已敏銳地發現了其中蘊含的無限商機。

1787年弗朗西斯在給皮特首相的海軍秘書亨利·鄧達斯（Henry Dundas）的信中，力陳與荷蘭訂立商業條約的好處：“荷蘭以貿易立國，可幫助我們的產品擴大在印度市場的銷路，這對我國是非常有利的。除此之外，還可以在政治上給予我國有力支持，因為我們兩國根本理念同出一脈，利益互補。就我國而言，首要利益就是帝國本身的長治久安，其次為貿易利益；而荷蘭的重要利益同樣有兩點，其一為東印度群島之壟斷權，其二為貿易利益。兩者的根本利益不相沖突且經濟互補性強，應維持戰略合作關系。”[8]這封信表面上是為國家利益考慮，而其背后隱含的霍普—巴林同盟的特殊利益已經昭然若揭。

而真正將弗朗西斯引入政壇的是約翰·鄧寧（John Dunning）。鄧寧時任蘭開斯特公爵領地的首席大律師，他與伊薩卡·巴雷（Issac Barre）上校是密友，這個巴雷在1782年曾任皮特首相的主計大臣，此三人“桃源三結義”，以皮特首相的財政大臣蘭斯道恩侯爵為靠山，組成令旁人望而生畏的三巨頭同盟。

鄧寧幫助弗朗西斯進入政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已身陷債務陷阱無力償還，從1783年開始，弗朗西斯每年為他償還5000英鎊的巨額債務，時間長達6年之久。

在三巨頭的運作下，英國首相皮特把弗朗西斯奉為上賓，在塞內加爾奴隸貿易、土耳其外交、直布羅陀駐軍、海關改革等問題上全面聽取弗朗西斯的看法，而弗朗西斯將自己家族的商業利益與英國的國家利益“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在符合政治正確的同時，不斷將自己做大做強。

巴林家族在政壇上的耕耘終于獲得回報。他們與政府部長們的緊密關系和相互信任，使得政府合同的大蛋糕經常光顧巴林家族。其時正值美國獨立戰爭，北美戰事吃緊之際，前方將士補給嚴重不足，巴林受托承擔為前線提供后勤支持的重任，蘭斯道恩侯爵更為其爭取到軍糧供應的美差。巴林以其卓越表現為英國納稅人節省了7萬英鎊，而自己獲得一厘的傭金收入，共獲利11萬英鎊。1780年，英國政府試圖尋找某一銀行家族為其北美戰事融資，且這一銀行家族最好以自身財力，或者其客戶和外部投資者的財力承購戰爭公債。這是一筆高風險高回報的生意，弗朗西斯瞅準機會果斷出手攬下了這筆承銷業務，在1780~1784年之間共在北美戰爭債券上賺取了19萬英鎊。數目似乎不多，但也足以滿足政府的胃口并在英國政府面前樹立了良好形象。政府了解并且信任巴林，他們喜歡弗朗西斯而且尊重他的能力，總覺得好像欠他某種東西。這種感覺會幫助巴林獲得更多的政府合同。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英國頻繁發動戰爭，軍費開支巨大，國債發行量急劇攀升。這使巴林等銀行家族在承銷戰爭債券的過程中大發橫財。1799~1815年，巴林家族在16年中有12年擔任英國國債的主承銷商，狂賺了19萬英鎊。巴林家族的聲譽在倫敦金融城達到了巔峰，各國發行公債紛紛找上門來。[9]

1797年3月，正值歐洲反法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葡萄牙的巴西親王來到倫敦，尋求籌集資金120萬英鎊。他打算以巴西的鉆石和鼻煙生意的利潤做抵押進行貸款，如果這些抵押還不夠的話，就再加上“富庶的島國莫桑比克”。弗朗西斯對此很感興趣，但還是先征求了皮特首相的意見。皮特答復道“在葡萄牙國運多難之際”，他對這筆貸款不抱熱情；不過如果巴林以私人公司的身份給予融資的話他也不反對，但是官方不會支持。考慮到皮特的意見，巴林只好放棄了這個機會。

轉眼到了1801年，葡萄牙人急需大筆融資以支付巨額戰爭開銷，貸款問題再次浮出水面。這次皮特首相暫時去職，弗朗西斯決定甩開政府單干。弗朗西斯告訴其婿、霍普家族合伙人皮埃里·雷波切爾（Pierre Labouchere）：“在這個多事之秋，我們不應該再跟部長們商榷葡萄牙貸款的事，你也知道，那些大臣們對國際融資的事多半也是一知半解。”

在弗朗西斯的指示下，皮埃里·雷波切爾和喬治·巴林被派往里斯本商談貸款合作細節。這兩位仁兄坐著驢車一路顛簸好不容易趕到里斯本，然后發現談判過程本身和他們糟糕的旅途一樣難熬。皮埃里·雷波切爾抱怨說這些葡萄牙人“不停地變換談判文本，而且都是些我根本不懂的文字，簡直把我搞得暈頭轉向”。到1802年又有幾位猶太銀行家也趕到了里斯本加入爭奪合同的戰團，不過喬治·巴林報告說“這些猶太人雖然堪稱勁敵，但也不必過慮，他們財力不濟，出不起我們能出的價錢”，最終這筆大單還是落到了巴林—霍普財團手中，其中巴林負責承銷500萬荷蘭盾。

賺了錢之后，老巴林開始認真考慮成為“紅頂商人”的必要性。銀行家的聲譽不佳，給社會公眾的感覺始終是刻薄商人的形象，只有成為政治家才能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并可將家族事業的基礎建筑在牢固榮譽的基礎上。下定決心之后，弗朗西斯通過運作花了3000英鎊，不出意料地當選下院議員，并且，在隨后的150多年里其家族一直保有議會議員的席位。

跨越大西洋的人脈網絡

弗朗西斯很早就洞察到美國市場未來的重要性，早在1774年他就與美國費城的托馬斯·維靈（Thomas Willing）和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建立起商業伙伴關系。托馬斯·維靈后來成為美國第一個私有中央銀行——美國第一銀行（Bank of United States）的董事長，羅伯特·莫里斯更是美國最著名的銀行大家族之一，美國立國的主要設計者之一。這些重量級的人脈關系對于巴林家族后來在美國的業務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面使得巴林家暫時將業務重心轉向北美。1795年，美國駐里斯本公使戴維·哈弗雷斯（David Humphreys）與北非柏柏爾人政權（北非海盜）談判美國商船在地中海的自由航行問題，急需用錢。美國政府要巴林家族代為發行價值80萬美元的6厘國債，而在一個月后巴林家就為美國籌得20萬美元，解了里斯本公使的燃眉之急。時任美國駐英公使的魯弗斯·金（Rufus King）為此專門寫信給巴林，祝賀其“以慷慨的性情和熟練的手法幫助哈弗雷斯在如此重要的行動中取得成功”。并說道：“我已經寫信給我國財政部長告知您的事跡，并將要求他與我一樣保證合眾國政府將對您在這件事情上起到的重要作用保持良好印象。”[10]

當時，美國與法國之間的沖突一觸即發，巴林家族出資45萬美元為美國購得1萬條滑膛槍和330門加農炮，這在當時足以裝備一支大軍。到18世紀結束的時候，巴林家族雖然還不是美國政府指定的歐洲代理人，但是一旦美國人需要從歐洲籌錢，總是會去找巴林。

巴林認為在法國大革命造成歐洲形勢不穩的情況下，美國股市將成為歐洲投資者的一個安全的避風港，于是組織英國投資者大舉進軍美國股市。到1803年，外國投資人持有的股票占美國股市總市值（大約3200萬美元）的一半。英國投資人投資美股，而美國又要將分紅匯去英國，這就造成了一張緊密的跨大西洋的金融網絡，居于這個網絡中央樞紐的正是巴林家族。

托馬斯·維靈從1790年起就成為巴林家族的忠實盟友，成為巴林家族在美國的金融代理人。至此巴林成為美國政府的正式代理人已經水到渠成。美國駐英大使魯弗斯·金告訴巴林，美國政府決定委任“具有頭等榮譽和穩定性的英國銀行家族”為代理人，定期“給予大陸會議巨額融資”，并且資助美國派駐各國的外交使團。這類工作通常都很麻煩，并且傭金收入也微不足道，但是由此獲得的聲譽卻是無價之寶。1803年巴林家族正式被任命為美國政府在英國的金融代理人。

路易斯安那融資：史上最驚人的金融案例

巴林家族在世界金融史上堪稱登峰造極之舉莫過于資助美國購買路易斯安那這一驚人的交易。

路易斯安那地區在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脈之間，北起加拿大，南到墨西哥灣，

面積相當于現在美國中西部的13個州的總和。歷史上路易斯安那一直是法國殖民地，

巴林銀行標志

七年戰爭失利之后被割讓給西班牙。1800年，拿破侖帝國氣焰正盛，西班牙不得已將這塊殖民地歸還給了法國。美國政府一想到在自己的家門口即將出現強大的法軍就坐立不安。英國向美國建議先由英國征服這塊殖民地，待歐洲戰事平息后再將這塊土地交給美國。這個建議簡直比就要出現的法國陸軍更讓美國人惶恐。于是杰斐遜總統派出特使出訪巴黎，試探拿破侖皇帝的口風，看能不能將路易斯安那的一部分賣給美國。令美國使團大喜過望的是，皇帝陛下打算將整個路易斯安那殖民地賣給美國。大方向既已確定，剩下的就是討價還價，法國起初堅持1500萬美元，最后以1125萬美元成交。

其實，拿破侖有難言的苦衷。當時，拿破侖派2萬人入侵海地全軍覆沒，急需資金來重整旗鼓。另外，拿破侖盤算過，如果美國和英國結盟，與法國開戰，英國必將進攻路易斯安那地區，與其讓它落入宿敵英國之手，還不如賣給美國；而且賣了這個地區，法國可解除后顧之憂，全力以赴控制歐洲。1803年4月，美法簽訂和約，美國輕而易舉地獲得了約2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相當于385個法國），每平方公里不到5美元。

現在的問題是，從哪里找這筆錢？答案是現成的。早在法美兩國在巴黎談判交易金額的時候，亞歷山大·巴林就作為巴林家族的代表居中協調，就是在亞歷山大的努力下法國才同意將交易價格降至1125萬美元的。交易最終達成后，巴林—霍普順理成章地承擔起了為美國政府發行國債籌集資金的任務，在歐洲金融市場為美國政府發行5%利息的國債，其中霍普家承擔40%，巴林家承擔60%。這相當于實際上是巴林—霍普財團先行從法國購得路易斯安那，再將這塊土地轉賣給美國政府。

1803年6月英國對法戰爭重啟，英法兩國正處在軍事對峙狀態。阿丁頓首相難以容忍一家英國銀行每月向其敵國支付百萬法郎，間接幫助拿破侖準備戰爭，于是強令巴林家族暫停支付法國款項。而巴林家只是輕松地將支付責任交給其盟友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代為執行，就輕易規避了政治風險。這時巴林與霍普家族的通信已被監控，霍普在給巴林要求代其向法國政府支付款項的信件回復時表示“我們不反對停止繼續支付給法國的款項，而且也不能遵從你們的要求（代為支付）”。兩家意見看似分歧，但是實際上，巴林知道霍普必定會給法國支付款項，霍普也知道巴林只是表面上口頭抗議一番，這一切只是做戲給英國政府看。最后霍普和巴林從路易斯安那購買案這宗生意中總共爆賺了300多萬美元。

1812年英美戰爭：巴林家族里外通吃

1806年，美國前副總統艾朗·布爾（Aaron Burr）被指控陰謀肢解美國，大家都相信他想把美國重新置于英國統治之下。一時之間兩國民眾敵意急劇上升，戰爭的陰云密布大西洋兩岸上空。除此之外，英法之間的戰爭使英國施行封鎖歐洲大陸的禁海政策，美國與法國的貿易因而大受影響。英國海軍還經常在距離美國海岸不到3英里的區域執法，明顯侵犯了美國領海，美國方面百般交涉，英國照樣我行我素。雙方沖突的可能性進一步升高。

另一個戰爭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第一銀行問題。第一銀行是1791年建立的美國第一家私有中央銀行，巴林家族乃是美國第一銀行的大股東之一。托馬斯·維靈正是美國第一銀行的董事長，他和巴林是近30年的商業老伙伴。

1791年美國政府授權美國第一銀行成立時，只給了20年的有效期，第一銀行的運作將在1811年屆滿。美國內部對第一銀行的成立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激烈的爭論，最終反對派意見占了上風，美國政府在1811年3月3日停止給美國第一銀行新的延期，第一銀行關門大吉。此事對擁有美國第一銀行70%控股權的英國銀行家來說，是個極大的刺激。巴林、羅斯柴爾德等人的核心利益受到嚴重挑戰。

對于巴林家族而言，這同時也是一次難得的好機遇。哪里有戰爭，哪里就有機會。特別是對于巴林家族這樣在英美兩邊都能通吃的人物更是如此。戰爭爆發，英美兩邊的國債發行勢必扶搖直上。此時巴林在大西洋兩岸都主導著債券承銷業務，這一把賺下來，頃刻就能達到富可敵國的高度。同時，戰爭勢必迫使經濟弱小的美國深度負債，從而在金融上加大對巴林的依賴，沒有錢如何進行戰爭？美國政府最終必然在政治上屈服，同意私有中央銀行在英國銀行家的控制之下運作。這時候，巴林再出面做好人，兩邊勸架，在英美雙方都賺個好人緣。

1812年，英美戰爭終于爆發。情況發展不出所料。戰爭打到1814年，美國就已債臺高筑，7月出售的600萬美元的戰爭債券，在市場上以慘不忍睹的2折出售。不僅當年的政府財政出現嚴重入不敷出的局面，而且1815年的戰爭經費也毫無下落。美國海軍部長威廉·瓊斯驚呼：“必須緊急行動起來，而且要快！不然我們將會出現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局面，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維持我們的陸軍和海軍，而且還要進行一場艱苦卓絕的戰爭。”這位可憐的海軍部長就像乞丐一樣翻遍了國庫的每一個角落，試圖找到起碼的資金來維持一些最緊迫的軍事防御行動。海軍水手的招募完全陷入了停頓，因為“水手們沒有現金是決不上船的”。

戰爭部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斯普林菲爾德（Springfield）軍工廠由于缺乏資金已經完全停工了。弗吉尼亞這個美國“最民主”的州，因為缺乏糧餉發生了士兵嘩變。新罕布什內爾州由于沒有現金改發國債給退役軍人，“激起了他們痛恨政府”。其他地區的軍隊宣稱如果不能及時領到薪水，他們將占據軍營，并賤價出售政府財產。士兵被拖欠軍餉的時間已長達6~12個月，個別地區甚至更長，士兵們甚至一年連可憐的30美元薪水都拿不到。許多地區的軍隊出現大量逃兵，軍官們非但沒錢去抓捕逃兵，甚至連在當地發廣告要求舉報逃兵的費用都出不起。新英格蘭地區的軍事監獄因沒錢運轉而解散，紐約的戰地醫院藥品和補給早已耗盡。政府官員和軍隊官員有時不得不以私人名義向別人借錢來應付一些最緊迫的開支。[11]

戰爭永遠是一部吞噬財富的巨大機器，沒有錢想打一場長期戰爭是癡心妄想。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金錢又是戰爭的主人，它既是戰爭的目的，又是駕馭戰爭的工具。國際銀行家們正是深諳此道，才酷愛戰爭。在戰爭中他們不僅可以大獲其利，更能駕馭政府，左右戰后政策，更好地實現長期盈利的戰略目的。

在戰爭中，作為英國公民，巴林自然不能在倫敦市場上公然資助美國，不過在歐洲其他城市通過他們的代理人承銷美國債券，那是誰也管不著的。巴林家族不僅積極計劃戰爭結束之后重返美國市場，甚至在戰時繼續為持有美股的投資人支付股息。1813年，美國政府終于在7月間派出代表團赴歐洲與英國進行和談。美國人以為英國會歡迎俄國作為調停人，于是首先趕赴圣彼得堡。

弗朗西斯的兒子亞歷山大·巴林開始粉墨登場，向英美政府兩邊賣人情了。他充當美國代表團團長加拉庭（Gallantin）和英國外相卡斯爾雷（Castlereagh）之間的協調人。他告訴他的美國朋友，英國人絕對不會歡迎俄國人扮演調停人的角色，他在信中指出：“在一場家庭爭端之中，外人的干預只會起到負面作用。”加拉庭最終在1814年3月抵達倫敦。加拉庭的兒子詹姆斯抱怨說：“我發現比起巴黎和圣彼得堡來說，倫敦要無趣得多，我們并不處在一個受人歡迎的環境，我們經常受到很多人邀請，但是總感覺到有些拘束……唯一讓我們感覺真正自在、真正受歡迎的地方是在巴林先生的家里。”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正是在巴林家族的“酷愛和平”的感召之下，1815年英美兩國最終實現了停戰。巴林和其他英國的銀行家們成功地發了大財。美國政府屈從國際銀行家的壓力，在1815年12月承諾成立第二個私有中央銀行——美國第二銀行。巴林如愿以償，在拿破侖戰爭結束后的數十年內，他一直掌控著英美跨大西洋貿易和金融命脈。

法國戰后賠款：巴林晉升歐洲第六強權

“如今在歐洲有六大強權：英國、法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和巴林家族。”

——法國首相黎賽留

1815年，法國戰敗，拿破侖被流放。根據《維也納和約》，法國必須支付7億法郎的戰爭賠款，并在5年中承擔15萬反法聯軍在法國的費用。屋漏偏逢連夜雨，1816年，法國農業歉收，國庫空虛。戰后復辟的波旁王室得不到國內金融財團的信任和支持，不得已轉向當時歐洲最強大的英國巴林家族求助，以期早日清償對戰勝國的賠款，使法國境內的外國占領軍盡快撤離。

在英國駐法大使威靈頓公爵和法國首相黎賽留公爵（路易十四的名相紅衣主教黎賽留之孫）的支持下，奧弗德（Gabriel-Julien Ouvrard）代表路易十八，前往倫敦求見巴林家族。這個奧弗德曾擔任拿破侖財政顧問，多次因為賬目不清被投入監獄。但此人精通權變，口才極佳，和首相黎賽留、國王路易十八關系親密，按現在的標準看，屬于一個標準的大忽悠。

奧弗德告訴巴林家族，黎賽留首相和財政部長考沃托（Corvetto）全權委托他與英荷財團談判貸款事宜。巴林家族起初并未將此事放在心上，因為這個沒名沒份的“中間人”并不靠譜，所以也沒有明確的態度。

奧弗德回來之后，添油加醋地告訴法國的部長們，巴林和霍普家族對此事是如何之感興趣，非常傾向同意達成這筆交易。黎賽留首相和財政部長聽得喜出望外。在奧弗德的長袖善舞之下，雙方將錯就錯弄假成真，開始就貸款細節進行談判。在談判所在地法國杜伊勒里宮（The Tuileries），巴林和霍普家族被反對貸款的人所包圍，霍普家族還駐足傾聽反對意見，而巴林家族則聳聳肩不屑一顧，繼續推進貸款項目。法國外相塔列朗（Talleyrand）從一己私利出發不愿看到談判達成協議，而路易十八本人則表示他愿意在巴黎歡迎巴林的到來。

到1816年12月，談判已進展到相當程度，威靈頓公爵正式寫信知會英國外相卡斯爾雷，法國公債總額約為3億法郎（約合1200萬美元），其中相當于200萬英鎊的份額將在倫敦金融市場發售。巴林家族獲得了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等歐洲主要政治家的支持，他們私人也紛紛購買了巴林家族承銷的法國國債。巴林家族與其巴黎的伙伴雅克·拉菲特（Jacques Laffitte）通力合作，順利完成了承銷任務，分3期為法國政府籌得315億法郎。

在籌款過程中，原先對王室持不信任態度的法國財團在巴林家族的帶動下，開始支持法國公債，在前兩期貸款中他們認購了1/4的公債，到第三期他們認購的份額達到了一半之多。巴林家族一時在法國金融界獨領風騷。威靈頓公爵在給友人的信中評論道：“巴林將法國財政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國公債在英國債券市場也如魚得水。巴林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控制了全世界的金融市場。巴林會感覺到他所擁有的（這種金融）權力的威力，并且會認為任何對抗他的行動都不太容易取勝。”作為身經百戰的老將，威靈頓的這番話中既有贊譽，也暗含警告。

在整個代理法國政府賠款的項目中，反法同盟國得到了賠款，法國從外國占領的負擔下解脫了出來，巴林家族則狂賺了72萬英鎊，不僅賺得盆滿缽滿，而且政治地位也如日中天，可謂皆大歡喜。巴林家族收獲的不僅是豐厚的傭金收入，他們的聲譽也遠遠超過任何其他銀行家族。法國首相黎賽留感嘆道：“如今在歐洲有六大強權：英國、法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和巴林家族。”

巴林家族的事業達到巔峰。

就像一切達到巔峰的東西一樣，最為輝煌的那一刻往往預示著衰落的開始。正如威靈頓公爵所言，已經有其他銀行家族準備站出來反對巴林在金融領域一手遮天的霸權地位。其中力量最強大、最可怕的對手，就是在拿破侖戰爭中崛起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正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巴林家族達到事業巔峰之后的10年中，將巴林從金融王座上拉了下來，并取而代之。

法國公債合同：雙雄結仇

1815年，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拿破侖戰爭的血與火的歷煉中，利用其發達的金融情報網絡，以早于市場得知滑鐵盧戰役結果的時間差，大手筆先做空英國公債，再在公債價格暴跌之后，海量吃進，等官方戰報傳回倫敦之時，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一舉奪得了英國公債市場上的定價權，成為世界金融史上的經典戰例。

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拿破侖戰爭中縱橫捭闔，在歐洲金融市場迅速崛起，到拿破侖戰爭結束時已經具備了問鼎世界金融霸主的雄心和實力。羅斯柴爾德在與巴林爭奪法國公債合同中，拉開了一場深刻影響世界近代史的金融爭霸戰的序幕。

在巴林與法國政府談判代理法國公債事宜的同時，新興的羅斯柴爾德家也在積極活動。他們利用家族在法蘭克福、維也納、巴黎和倫敦所形成的強大而有效的猶太銀行家銷售網絡，決心在法國公債承銷這筆巨額生意中分一杯羹。

最初形勢似乎對羅斯柴爾德家族更有利。羅斯柴爾德在法國波旁王室復辟過程中為其提供了大筆貸款，而且羅家的老朋友、法國外相塔列朗在波旁王朝政府中地位舉足輕重，一時間羅斯柴爾德家對法國朝政的影響力顯赫一時。但是好景不長，隨著塔列朗的去職，法國成立了以黎賽留公爵為首的新政府，而后者正欲著力削弱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法國的地位。坐鎮巴黎的羅家老五詹姆斯極力接近黎賽留首相的秘書，這位秘書也經常向羅家通告一些有價值的政府真實意圖。但是在1816年秋冬之際，法國政府還是把承銷公債的業務交給了巴林—霍普財團。更令羅斯柴爾德家族郁悶的是，巴林—霍普財團竟然將羅家完全排除在這筆大單之外。

詹姆斯無奈之下，起初尋求加入巴林—霍普財團，爭取第三批法國政府公債的部分承銷權，結果到1817年底談判破裂，羅斯柴爾德一無所獲。氣急敗壞之下，詹姆斯怒斥巴林“口是心非，表里不一”。

羅家老二所羅門在從巴黎返回倫敦后，情不自禁地對巴林家族的手段“羨慕”不已，“巴林就是個地地道道的惡棍。今天他和拉斐特跑來與我們一塊吃飯……我們必須緊盯著他的一舉一動。他對影響力的運用和操縱與我們一樣嫻熟。在巴黎的每一個政要無不與巴林關系密切……俄國駐巴黎大使波左·伯格（Posso di Borgo）站在法國的一邊，并且在巴林的影響下行事……法國財政大臣與巴林利益均沾、狼狽為奸，這個財政大臣簡直就是大臣里面最貪得無厭的家伙之一。”

但是詹姆斯在1817年3月給所羅門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認：“你曾勸我不要太擔心巴林，因為沒有人能一手遮天。但是你不知道他們有多聰明。”幾天之后，詹姆斯與霍普家的女婿皮埃里·雷波切爾會面，此時雷波切爾已成為霍普家族的實際掌門人。詹姆斯認為雷波切爾是一個“善良和聰明的人”，他說：“我從未見過他那樣的男人。我向你保證他們都是商業專家，都是絕頂聰明的家伙。不幸的是他們發展得太強大，以致其他人幾乎無法生存。”

經過反復努力，在1817年法國公債承銷中，羅家只分到區區5萬英鎊的份額。巴林吝嗇地表示，就只有這么多了。當時巴林在巴黎的主要合作伙伴是拉斐特家族（Jacques Laffitte）。

在給所羅門的信中，詹姆斯報告說他拜訪了拉斐特：“他向我許諾，我們絕不會在下一次政府公債承銷中被排除在外……然而我不相信從這個法國佬牙縫里溜出來的每一個字。”在接下來的數月中，亞歷山大·巴林拜訪了羅斯柴爾德家族，試探性地提出要給予羅家與巴林—霍普財團相同份額的法國國債承銷份額。但是到了這一年年底，巴林又用下面這個用了無數次的托辭來婉拒羅家：“只要我的合伙人雷波切爾同意，我們就可以平分這筆法國公債，但是雷波切爾把自己看得比救世主還偉大，他希望獨自去處理這筆公債。”羅斯柴爾德差點氣瘋了，巴林家族的每一次背信棄義都讓羅家抓狂。

巴林也曾一度同意羅家與其商業伙伴拉斐特合作，但是此時又改變主意，不惜祭起反猶主義的法寶，告訴他的合作伙伴們，未經允許不得與猶太人做生意。聽到這個消息，羅斯柴爾德想死的心都有，痛下決心組織了一個反對巴林—霍普財團的同盟，試圖挑戰巴林的金融霸權。

從巴林和羅斯柴爾德兩個家族的家族檔案中找到的幾封信里可以看出雙方的態度，其中羅斯柴爾德抱怨巴林“口是心非”“狂妄自大”，巴林則指責羅斯柴爾德“作弊”“惡毒”。公平地說，這些相互指責中至少有一部分對他們而言是客觀的評價。

1818年5月30日，巴林和霍普獲得了265億法郎的債券承銷業務，他們給了拉斐特2000萬法郎的額度，卻只給了羅斯柴爾德1000萬法郎。同年，巴林—霍普財團獲得了一筆300萬英鎊的奧地利政府公債。羅斯柴爾德被邀提供財政支持，但是無權處理貸款本身。詹姆斯抱怨道：“這些人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傲慢。昨天在內政部長那里，我正與貝斯曼聊天，雷波切爾與我擦肩而過，甚至都沒說一聲晚上好……”從此，雷波切爾的“好人”形象在詹姆斯的腦海中被抹去了。

在柏林的老四卡爾對兄弟的惱怒進行了更有哲學深度的評論：“首先我們是猶太人，其次我們不是生下來就是百萬富翁，最后我們正與巴林家族激烈競爭。既然如此，為什么要求他們成為我們的好朋友呢？”

無論誰是誰非，1818年羅斯柴爾德家族被激怒了，巴林為自己制造了一個強大而可怕的敵人。羅斯柴爾德要開始報復了。

第七章 銀行家與情報網（部分）

克格勃的“劍橋五杰”
 

對國際情報組織有所了解的人，恐怕無人不識金·菲爾比（Kim Philby）的大名。菲爾比作為蘇聯克格勃的高級間諜，臥底英國情報部門時間長達20余年，又是英國派駐美國CIA（中央情報局）的高級聯絡官，負責協調英美兩國情報系統的反蘇聯間諜行動，其位置之關鍵，潛伏時間之長，對英美間諜網絡破壞力之大，堪稱冷戰之最。

英美反蘇聯間諜行動的最高首腦竟然自己就是蘇聯間諜，天下恐怕沒有比這更滑稽更具諷刺意味的事了。菲爾比1963年經貝魯特叛逃蘇聯，并在1965年獲得蘇聯紅旗勛章，196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我的無聲戰爭》（My Silent War），很快登上世界各國的暢銷書榜。菲爾比事件也許是英美情報機構有史以來最大的丑聞了。

其實，菲爾比并非孤軍奮戰在英美情報系統內部，他身邊有一個聞名于世的核心團隊——“劍橋五杰”（Cambridge Five）。其中成員——五個劍橋大學時代的“鐵哥們兒”后來成為蘇聯克格勃打入英美情報圈的中堅力量。

他們當中最早暴露身份的是麥克林（Donald Duart Maclean）和伯吉斯（Guy Burgess）。

麥克林曾在英國情報五局（反間諜）和六局（對外情報）擔任重要職務，后來轉到美國華盛頓英國大使館負責情報工作。大量有關原子彈的研發以及丘吉爾與羅斯福、杜魯門總統之間的政策制定進展等關鍵信息，源源不斷地通過麥克林之手傳到了蘇聯克格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麥克林最早向蘇聯透露了“馬歇爾計劃”的真正企圖。

“馬歇爾計劃”本質上是個一石數鳥的妙計，其核心就是通過該計劃替代德國的戰爭賠償，在實現以美國金融勢力集團主宰歐洲重建的同時，嚴重打擊蘇聯經濟的重建進程。《雅爾塔協議》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確了蘇聯從德國獲得戰爭賠償，可以用德國的機器設備、工業企業、汽車、輪船、原材料等形式來支付，而當時蘇聯受到的戰爭損失極其嚴重，幾乎喪失了出口賺取外匯的能力，因此德國的戰爭賠償將成為蘇聯經濟重建過程中最重要的外部資源。“馬歇爾計劃”的核心就是變相廢除德國對蘇聯的戰爭賠償，代之以美國向歐洲提供金融援助。雖然表面上該援助同時也向蘇聯和東歐開放，但“馬歇爾計劃”所提出的經濟自由化等條件與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格格不入，從而“被迫”將蘇聯排除在援助范圍之外。

“馬歇爾計劃”的另一“妙處”就在于將美國納稅人的金錢用于“賠償”歐洲國際銀行家在戰爭中的損失。“馬歇爾計劃”其實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道威斯和楊計劃的翻版，這筆高達130億美元的巨款被“借給”了歐洲的銀行家們，除了德國之外，其他人從來就沒有償還過這筆錢。其實，對于國際銀行家而言，戰爭的輸贏并沒有什么太大的分別，無非是由誰來付債還錢罷了。奇怪但并不意外的是，作為戰勝國的美國的納稅人卻成了兩次世界大戰最大的買單者。

正是麥克林的準確情報使蘇聯方面從一開始就看透了“馬歇爾計劃”的底牌。蘇聯不僅拒絕加入該計劃，同時還強力阻止其他東歐國家加入，并且加速從德國撤除各種重工業裝備。

1951年5月25日麥克林38歲生日那天，已經被英國情報部門懷疑的麥克林與另一位“劍橋五杰”之一的伯吉斯一起叛逃到蘇聯，獲得了蘇聯克格勃的上校軍銜。

“二戰”正酣時，伯吉斯在英國外交辦公室（Foreign Office）工作期間與另一位“劍橋五杰”安東尼·布朗特爵士（Sir Anthony Blunt）一起將大量盟軍戰略計劃和外交政策轉給了克格勃。后來也被派到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工作，并與菲爾比住在一處。叛逃蘇聯之后，因大量酗酒死亡。

“劍橋五杰”中第四位暴露的就是安東尼·布朗特爵士。他曾在英國情報五局從事反間諜工作，將大量破譯的德國軍事情報泄露給蘇聯。戰爭結束前，他被英國王室秘密委派前往德國尋找英國溫莎公爵與希特勒之間的密信，還有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與她的德國親戚之間的通信。女王是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外祖母。1956年安東尼被英國女王晉封為爵士，后來擔任劍橋大學藝術史教授。他的蘇聯間諜身份暴露后，其爵士封號被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剝奪，隨后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公開點名布朗特爵士是蘇聯間諜。英國輿論嘩然。1983年，安東尼·布朗特死于倫敦的家中。

但是，“劍橋五杰”中第五個人的身份一直沒有暴露，這早已成為世界情報界的重大懸疑。多年以來，人們對“第五個人”到底是誰眾說紛紜，爭論不休。

國際著名的情報學家羅蘭德·培瑞（Roland Perry）以大量的事實明確指出，維克多·羅斯柴爾德正是那個神秘的“第五個人”。[1]

“第五個人”
 

其實，羅斯柴爾德家族堪稱國際情報系統的鼻祖。早在拿破侖戰爭期間，羅家就以早于市場24小時的滑鐵盧戰役進展的情報，一舉在倫敦金融市場上獲得了驚人利潤。對于大量從事跨國金融市場套利的國際銀行家族而言，情報的準確和快速是賺錢的“第一生產力”。技術發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情報系統的發展方向。在沒有電報電話的時代，羅家率先發明使用信鴿來傳遞金融市場的數據和交易指令。為防止信息在傳遞過程中被截獲而泄露機密，羅家還創造了一整套信息加密技術。情報學對于羅家而言，可謂是家學源遠流長。

羅家第三代男爵傳人維克多·羅斯柴爾德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

維克多作為家族英國分支的繼承人，承載著家族厚重的榮譽和殷切的期望。從他的祖先老梅耶·羅斯柴爾德起家以來，歷經祖爺爺內森在拿破侖戰爭中稱雄倫敦金融城，太爺爺萊昂內爾拿下蘇伊士運河，爺爺耐梯（Natty）資助羅茲家族開發南非、壟斷全球鉆石生意，并建立起后來深刻影響英美精英的羅茲獎學金等等數不勝數的傳奇戰績，只是他的父親查爾斯似乎是家族傳承鏈條上一個弱節，因患有嚴重的抑郁癥，最后由于無法忍受長達6年失眠的痛苦而選擇了自殺。當時，維克多年僅12歲。但是作為家族事業的接班人，他責無旁貸地承擔起了各種無與倫比的壓力。

第一重壓力就是種族問題。作為猶太人，他有一種高度敏感的被歧視情結，同時又存在著極其強烈的優越感。雖然世界上幾乎所有人都在排擠和歧視他們，但是猶太民族堅信唯有自己是圣經約定上帝的選民，作為全世界的統治者，他們的權力是與生俱來無可替代的。猶太人具有極其強烈的自尊，混合著極其強烈的被壓抑感。而強大的心理落差往往能夠產生強大的動力和韌性。

第二層壓力就是家族的盛名。由于羅斯柴爾德縱橫國際金融界已達百年之久，對世界近代史產生了重大影響，盛名之下的壓力也決不輕松。小維克多所在的貴族學校中，大部分同學都出身于顯貴家族。但當小維克多說出他的家族姓氏時，所有同學還是會流露出敬畏的神情。不過，這種顯赫的名譽和地位更是一種壓力，在這樣的盛譽之下，容不得小維克多有半點失態和不及別人之處，他必須也只能永遠是第一。

第三種壓力就是智商的挑戰。維克多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的智商高達184。這是后來納粹專家根據他各方面的表現做出的一個評估。維克多的確是一個非常多才多藝的人，他既是業績卓著的銀行家，也是著名的反間諜專家，同時還是生物學家，又對原子核物理學相當精通，對于繪畫、藝術和音樂也深有造詣。維克多不斷地學習各種新的知識，終其一生也沒有空閑的時候。

進入了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青年維克多能量充沛，喜歡冒險。當時他廣泛涉獵多種學科，選了很多科學方面的課程，包括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等。他對自然科學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同時還特別喜歡法語。在學法語的時候，他找了一個比他大三歲的學長來做課外家教。此人就是后來著名的安東尼·布朗特爵士，第四位暴露的“劍橋五杰”。

布朗特與維克多的關系發展很快，布朗特經常一對一地教維克多法語的發音。

布朗特1928年5月上大二時加入了三一學院著名的秘密組織“使徒會”（Cambridge Apostles）。這一組織是1820年由12個所謂的“使徒”發起建立的秘密組織，成員是整個學校最聰明的12個本科生，不僅如此，這12個人必須出身顯貴，在英國上層社會中家族人脈廣布。這樣的兩個要求確保了“使徒會”的成員未來必定成為英國的統治精英。布朗特后來成為維克多加入“使徒會”的“入會介紹人”。[2]

布朗特除了介紹維克多加入“使徒會”之外，還引領另外一個重要人物“入門”，他就是伯吉斯，“劍橋五杰”中第三個暴露者。1932年11月12日，伯吉斯和維克多兩人雙雙加入了“使徒會”，從此形成了以布朗特、維克多、伯吉斯等人為核心的一個小團體。

“使徒會”的圈子
 

“使徒會”的成員所形成的圈子有著一套完備的信仰價值體系、組織形式、選拔機制和活動儀式。他們在一起聚會不是大家吃吃喝喝的輕松社交，而是基于深刻的歷史淵源、家族背景關系、高智商的相互仰慕，進行旨在未來“更好地”管理社會的高端嚴格訓練。他們的共同之處在于，對未來社會改造有著強烈動機。換句話說，這是政治野心蓬勃遠大的一圈人，他們絕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團體，也不僅僅是一個同學會，更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秘密組織。由于他們超凡脫俗的家世、財富、智商和能量，尤其重要的是，他們都秉承讓社會按照他們的意志運轉的“精英”意志。這樣一群人組織在一起，并終身成為永不背叛的盟友，他們相互提攜，相互鼓勵，結成了一個堅不可摧的利益共同體，這就是“使徒會”的傳統。能夠把這樣一群高智商、高能量的人凝聚在一起的紐帶，絕不僅僅是利益，信仰才是更為深層的力量。

經“使徒會”的朋友介紹，維克多認識了當時在劍橋非常有名的蘇聯科學家彼得·卡皮察(Peter Kapitza)。卡皮察是世界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卡皮察當時接受了英國皇家科學院的邀請來到劍橋的盧瑟福實驗室工作。卡皮察一到劍橋，就組建了“卡皮察俱樂部”，在劍橋頗有名氣。這個俱樂部把當時劍橋最優秀的一批物理學家請來討論物理學的最新進展。劍橋的物理學家們打趣說，卡皮察搞這么一個活動就是定期可以從這幫杰出物理學家的信息交流中及時得到最新、最前沿的物理學的進展，而他自己不必再去讀那些枯燥的論文。其實，卡皮察還負有不為人知的使命，就是將從劍橋所收集到的各種物理學的最新進展信息，分門別類整理成物理學前沿發展報告，定期送往莫斯科。[3]

當時年輕的維克多的確被卡皮察的一套理念所吸引，即蘇聯發展出來的世界上第一套社會主義政治系統。這種稱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政治系統以嚴密的科學規律為理論基礎，構建起完整的社會和經濟體系。維克多最感興趣的就是物理學和自然科學，所以當他聽到這樣的理念，體會到這是用科學原則，像工程師那樣精確地制定社會發展計劃，使整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系統運作全部依賴于精密的、客觀的科學理論和規范，他立刻直覺這是一個奇妙而高超的想法。當時這套思想理論不僅迷住了維克多，在劍橋大學的精英“使徒會”圈子里也頗有市場。

“使徒會”經常組織各種討論活動，每個人都要發表一篇論文，來探討社會運作方面的問題。在大家提交的研討課題中，多半是以蘇聯的此種模式和蘇聯的相關經驗作為研究重點。在這個小集團成員們的頭腦中，普遍認為蘇聯的此種模式可以解決全世界的各種危機和問題。

維克多提交的眾多論文圍繞著探討銀行業在社會運作中的作用這一邏輯主線來展開。其中，他的一篇重要文章的題目就是“共產主義和銀行業的未來”[4]。這篇文章充滿了各種各樣新奇的智慧閃光點和有趣并具備可操作性的提議，但“使徒會”對這篇文章反應并不太熱情。因為這些使徒中間多數人并不具備相應的金融領域方面的知識，對商業運作也不是太內行，大家探討問題時還是偏向學術化。他們更關心的是社會變革、社會運作和社會根本制度方面的問題。

在他們當中，布朗特是個“先行者”，已經完全接受了科學社會主義這個理論體系。同時，他試圖引導維克多也走向同樣的道路。在日常交談中，他經常巧妙地問起維克多對他自己家族銀行的看法。這個問題不免令維克多為難。他一方面覺得自己家族的整套銀行運營只是在毫無意義地把金錢從一處運動到另一處，以便從中獲得利益，認為由國際銀行家族所構建的金融體系并不能給這個社會帶來更多的益處；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想或者不愿意站在自己家族所代表的國際銀行家勢力集團的對立面。

此時二十多歲的維克多，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在經受巨大的沖擊。布朗特對維克多反復地灌輸一種觀點，就是國際銀行家所構建的銀行壟斷體系并不是毫無益處，如果爆發革命，整個銀行體系被全面國有化，由國家來控制的話，也能夠對社會帶來極大的益處。

維克多并非布朗特和卡皮察眼中思想單純的“小白兔”。由于性格早熟和深厚積淀的宗教信仰，還有他與生俱來的家族烙印，維克多很小就已經是個思維活躍復雜，有強大的意志力和偉大志向的人。他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極有主見，絕不會因為來自外部的勸說和理論影響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他的心態始終如一，深謀遠慮，深藏不露，指向明晰。他顯然有自己的考慮和打算，這也是世代家族傳承所積淀下來的思維方式。

在他心目中醞釀著一個更遠大宏偉的目標，甚至是遠遠超過意識形態的社會發展規劃。他在接受身邊這些人的思想理念的同時，也在琢磨著如何利用這些人，為達到自己的目標而服務。維克多的天性中，始終包含著商人的基因，他對利益的獲取欲望始終凌駕于對理論的興趣之上。

在“使徒會”的圈子里，還有一個大腕級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維克多和凱恩斯走得非常近。凱恩斯是早期“使徒會”的一名成員，20世紀30年代曾在劍橋大學教書，他在國王學院有一個自己的辦公室。凱恩斯并不信仰共產主義，但是他對政府應該介入經濟運作的理念極感興趣，一直在密切觀察蘇聯一系列的經濟改革和動態。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使資本主義思想體系陷入重大危機，各種社會思潮都在試圖尋找社會發展的出路，經濟學家也不例外。可以說，當時的凱恩斯也受到了蘇聯計劃經濟模式思潮的影響。

維克多經常到劍橋大學凱恩斯的辦公室找凱恩斯聊天。他每次到凱恩斯辦公室的時候，都發現凱恩斯坐在一把搖椅上，正在讀洛克或者休謨的哲學著作。維克多幾乎從來沒有看到凱恩斯在專注研究經濟學。兩人相見總是談天說地，很是投機，在共同的興趣和愛好——收藏圖書上，更是有說不完的話。但是維克多心中一直有個疑問，凱恩斯什么時候做他的本職工作呢？[5]

凱恩斯比維克多要大二十幾歲，但年紀與經歷的差距并沒妨礙他們成為親密的忘年交。維克多去找凱恩斯的時候，從來不需要事先約好，隨時想起來就到凱恩斯那兒坐坐，然后兩個人就開始海闊天空暢談哲學、社會、文學，談社會改造方面的理論和實踐，討論社會究竟應該如何運作的大問題。維克多與凱恩斯經常探討的另一個主要話題就是對英國金本位的看法。羅斯柴爾德家族在世界黃金領域的特殊地位不可忽視，維克多對黃金在英國銀行體系和世界貨幣體系中的作用自然有著不尋常的關注。

在“使徒會”的討論會中，最受歡迎的就是凱恩斯的演講和論文。凱恩斯當時已年近五十，他的社會閱歷和見識，以及對社會經濟、政治、外交等方面第一手信息和材料的掌握，當然令這些20歲出頭的本科生高山仰止。他既有深厚的理論深度，又具備豐富的社會實踐方面的真知卓見和經驗。凱恩斯在“使徒會”的一次討論會上，專門作了一個題為“政府干預”的報告，此篇論文使“使徒會”的大部分成員，包括維克多都深受啟發和震撼。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維克多提到了凱恩斯的這篇論文。維克多的興趣焦點從來沒有集中在純理論和抽象的東西上，他其實更關心實務操作細節。他在信中抱怨道：“‘使徒會’這幫人總是喋喋不休地探討共產主義社會應該是什么樣的，這個題目實際上是相當得枯燥。伯吉斯、沃特森還有這個理查德·戴維斯說起這種理論問題都兩眼放光，興高采烈，滿腦門出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們說的這些話都缺少內在邏輯的連貫性，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的。”[6]

維克多的另外一篇論點空泛務虛，題為“共產主義和科學的希望”的論文在“使徒會”中受到了大力稱贊和一致好評。[7]

這期間他們這個小集團里又加入了一位新的成員，他是劍橋大學社會學系的一個學生，此人正是菲爾比，“劍橋五杰”中第三名暴露的克格勃間諜。

金·菲爾比與維克多
1933年6月，菲爾比剛剛在劍橋大學考完經濟學這門課，獲得了全優成績，得到了三一學院的獎學金。菲爾比將這些錢一部分用來購買了卡爾·馬克思的全集，用剩下的錢買了一輛二手摩托車。菲爾比準備開著他的二手摩托，游歷整個歐洲。畢竟是約翰·菲爾比的兒子，他周身充滿了冒險的沖動。[10]

這無疑對維克多·羅斯柴爾德造成強烈的刺激。他的家庭背景、特殊地位、財富和名望編織成無形的繩索，束縛他永遠無法像菲爾比這般“瀟灑走一回”。這可望不可即的誘惑就對維克多形成更加強烈的吸引力。維克多忍不住問菲爾比，他能不能一塊兒跟著去。雖然這愿望不可能實現，但菲爾比翩然離去的身影在維克多眼中充滿了非凡的豪氣和魄力。

1934年5月，當菲爾比用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完成了歐洲游歷，再次見到維克多時，身邊多出了一位未婚妻，她就是里特茲·弗里德曼，一名奧地利地下猶太共產黨員。這次游歷對菲爾比的一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奧地利的時候他結識了里特茲，參與了大量秘密的地下工作，包括拯救當時被納粹迫害的猶太人，掩護共產黨的地下活動，募集資金，反對法西斯，營救被困的工人逃出納粹的迫害，還有傳送一些非常危險的秘密信件，甚至喬裝記者去打探納粹的秘密等等，菲爾比這一年跌宕曲折精彩淋漓的經歷把年輕的維克多完全聽呆了。[11]

從菲爾比身上，維克多看到了一種他這輩子永遠無法親身嘗試的生活，他內心深處無比向往如此冒險和刺激的日子。

有一次飯后，菲爾比試探維克多是否愿意做一些比捐助金錢去支持猶太人移民更直接的工作。維克多已經知道菲爾比的經歷中大量涉及蘇聯的背景，他心中明了，如果他答應更直接地幫助菲爾比，那么他自己就成了蘇聯的支持者。

這是維克多的一個重大人生選擇。他選擇幫助蘇聯不僅僅是出于純理論上的好惡，且有著他深藏不露的“私房”謀劃。出身于情報世家，維克多對情報價值的理解是相當深刻的。在一個日漸接近戰亂的世界里，喪失了情報就意味著家族百年基業將面臨重大的危機，而向蘇聯提供情報反過來也將積累羅斯柴爾德家族與蘇聯這一未來世界超級強權的交易籌碼。羅家百年以來最顛撲不破的真理就是兩邊下注，永遠與勝利者站在一起。

在悟通了這個道理之后，維克多決心玩一場世界超級強權之間的平衡游戲，并成為最后的贏家。

“劍橋五杰”打入英國情報系統
 

由于羅家在英國早已織就龐大的人脈關系網，當“使徒會”的朋友們畢業開始找工作，準備進入英國上流社會時，維克多責無旁貸施展能量，對朋友們的職場進階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首先他利用關系把好友伯吉斯介紹給當時英國保守黨的重量級人物喬治·波爾（George Ball）。喬治·波爾是英國情報五局的主要官員，也是保守黨情報機構的創建者。后來經維克多和喬治·波爾的推薦，伯吉斯進入了英國情報六局D部，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研究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問題。上司安排的具體工作就是在猶太人中間建立起魏茲曼領導下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對立面，以分散猶太人對英國議會的游說力量，利于英國政府與阿拉伯人達成妥協。政府建議對立面最好由維克多領軍。其實，維克多是猶太復國主義堅定的支持者，由于傳統的低調和策略，外人一般認為羅家的立場較為中庸。

由于伯吉斯工作出色，他又將菲爾比也介紹進情報六局D部，伯吉斯還將情報五局B部的常務副部長蓋·利德爾（Guy Liddell）引薦給維克多，為后來維克多進入情報五局做好了鋪墊。

羅斯柴爾德家族與丘吉爾的關系也非同尋常。從維克多的祖父耐梯時代開始，丘吉爾就是他們家的座上常客。丘吉爾是看著維克多成長的一位前輩。丘吉爾在羅斯柴爾德家的來賓簿上的簽名從1890年到1930年橫貫了40年之久，更與維克多的叔叔沃爾特結下非同尋常的交情。丘吉爾對沃爾特提出的要在巴勒斯坦建猶太人最終的國家以色列，始終持大力支持的態度。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丘吉爾成了羅家在英國政界力挺的對象。

1939年，維克多向丘吉爾遞交了一篇關于德國銀行系統的分析報告，他在文章中對德國金融系統的分析創新了一種非正統但極富遠見卓識的思路。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各國的分支機構所收集的多種多樣的金融交易中包含著德國各類物資采購和交易的關鍵數據和信息，納粹政府所有的物資采購，只要通過銀行交易來進行，都會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監控范圍之下。維克多通過對這些金融數據進行細致分析，得出了德國在軍事物資和武器裝備方面未來的采購預測，結論表明納粹正在執行軍事擴張計劃。丘吉爾的戰爭辦公室對這個年輕人的新奇研究思路大為贊賞。正是這篇文章使得維克多在1940年順利加入英國的情報五局B部，主要進行商業反間諜工作。[12]

維克多在英國情報五局的出色工作和表現，使得他順理成章把布朗特引進到情報五局的D部，將麥克林推薦到情報六局工作。

此時，“劍橋五杰”已經全面滲透進英國的情報部門和外交決策部門，對于日后戰爭的發展進程起到相當關鍵的作用。羅斯柴爾德實際上是“劍橋五杰”中最核心的成員，所有的人脈關系都從他這里發散，又在他這里收攏。

蘇美之間，左右逢源
 

1937年維克多的叔叔沃爾特爵士去世了。沃爾特自己并沒有子嗣，于是爵士頭銜就由26歲的維克多繼承，維克多成為第三代羅斯柴爾德爵士。作為英國的世襲勛爵，維克多自動成為英國上議院的議員，他的社會活動能量大大增強了。

當時在英國的蘇聯物理學家卡皮察已經回到莫斯科，而維克多一直與卡皮察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定期給他發送各學科的研究進展報告，其中包括原子能物理學方面的最新進展，也包括在內部刊物上發表的其他學科的重要成果和數據。這些數據和信息具有非常高的敏感性，從普通的國際科學研究渠道無法獲取。這些領域包括生物毒素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以被直接應用于生物武器制造。此類最新信息和數據，源源不斷傳入蘇聯的科學家手中，彌足珍貴。[13]

維克多是一個勤奮且智商奇高的人，除了銀行業是他的祖傳專業外，維克多廣泛閱讀各個學科的研究論文，而且鉆研極深。比如在看似與他隔行如隔山的生物學上，他曾經專門研究過分析精子運動規律的課題，試圖發現精卵相遇的瞬間為何只有一個精子能夠順利進入的奧秘，“勝利者”精子是如何產生排他效應的。對原子能物理學，他要求自己閱讀所有的科學文獻和各種公開與秘密的論文，對于核物理的鉆研深度已經達到了相當專業的水準。

維克多在英國情報五局的第一個工作，就是試圖去分析所有在英國開業的德國商業和工業公司的經營活動是否對英國構成安全威脅。在1940年的早期，他就已經發現了為數眾多德國偽裝的商業機構，它們背后實際上在為納粹政府工作。他的報告特別指出，這些機構很有可能對英國進行間諜活動，而這個網絡是如此得廣泛，卻如此得不起眼，很難用正常手段去甄別組織復雜而龐大的商業間諜網絡。

當時英國的機械加工行業中,各種各樣的模具生產嚴重依靠德國的供應商。這一狀況吸引住了維克多的視線。他建議把所有德國供應商的供應鏈全部轉到美國公司。美國官方聽到維克多的建議，欣喜若狂，忙不迭把維克多請到美國大使館去商談具體的轉移事項。這一行動使維克多飛快地與美國官方建立起重要的信任聯系。

由于維克多在反間諜方面的出色工作，他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美國戰略情報部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請去培訓美國未來的情報官員。維克多所編寫的反間諜資料成為美國情報部門的正式教材。維克多因此獲得美軍的特殊榮譽勛章，他也得到了英國的喬治鐵十字勛章，美國總統杜魯門還專門表彰維克多·羅斯柴爾德對美軍的貢獻。

羅斯柴爾德家族很早就與哈格納（Haganah）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哈格納是1929年成立的一個猶太復國主義的秘密情報組織，是后來以色列摩薩德的前身。哈格納的主要使命就是建立以色列，該組織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大力資助之下，在整個歐洲建立起了龐大的間諜網絡和監控系統，在各大城市秘密監控著所有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政治組織。[14]

維克多在大力提升自己政治和軍事情報的“資產價值”的過程中，最關注的就是如何制造更大的交易籌碼，為以后的計劃架橋鋪路。他已經在反商業間諜的運作中，通過選擇美國制造商這一手段，成功牽住了美國的利益。與此同時，他更加關注尖端軍事技術方面的研究進展，準備通過向蘇聯提供他們最急缺的軍事技術情報來釣住蘇聯的胃口。掌握了美蘇的情報動態，而身處英國情報的核心，同時兼備與猶太復國主義的情報網哈格納的密切關系，維克多當仁不讓地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重要的信息和情報中樞。

核心機密
 

維克多利用劍橋的人脈關系，為自己在英國國防科技實驗室波登當（Porton Down）的關鍵研究部門謀得了一個重要位置。波登當實驗室所進行的工作，都是屬于絕密級別的項目，主要是生化武器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最終將會被應用于細菌戰武器的制造。生化武器研究計劃的目標是在3年之內，能夠實現武器化和量產化，將被作為對付德國的最后武器。希特勒一旦真正形成對英國本土登陸作戰的實力，英國將毫不猶豫地動用生化武器殺手锏來對付德國。

當然這種研究工作是在發明毒藥過程中，同時也在制造解藥，生化武器的研制與疫苗開發同步進行。維克多對這兩方面的關鍵數據都密切關注，同時不動聲色地收集著美國馬里蘭的細菌戰研究機構的數據和在美國密西西比州進行的實際測試結果。波登當實驗室所進行的工作是整個戰爭中間最絕密的項目之一。維克多來到波登當實驗室4個月內，蘇聯克格勃就收到了大量實驗數據，蘇聯生化武器研究的步伐緊緊跟了上來。維克多的“情報資產”在蘇聯方面迅速升值。[15]

在戰爭中，維克多的科研興趣主要集中在大規模殺傷武器的研究領域。從“情報資產”的價值來看，越是能夠在戰爭中大規模殺傷對手的武器，其研究難度和潛在影響力就越大，各國就越是不惜代價希望得到，這種情報就構成了具備大幅增值潛力的“優良資產”。維克多并不缺錢，經濟利益并不是他的追求。他心中的深謀遠慮是要把這些“優良資產”轉化為重要的國際地緣政治籌碼，交易的對價就是支持以色利在巴勒斯坦建國。

與生化武器相比，原子彈是一塊更大的“優良資產”，維克多當然不會忽略它的價值。

在“二戰”初期，維克多就發現了原子彈在未來戰爭中的戰略價值。當時他強烈建議丘吉爾加強對原子彈方面的研究，于是丘吉爾將當時英國科研的優先順序定為，首先發展雷達，以解德國空襲預警的燃眉之急，其次就是原子彈的研制。

在原子彈的研制過程中，維克多是整個項目的重要參與者。

英國的原子彈秘密研制工作主要由威廉·阿克斯爵士負責，研究工作就在帝國化學公司ICI（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進行，項目代號“合金管”（Tube Alloys）。[16]

1941年10月，維克多進入了核心委員會監控原子彈研發的所有步驟，又廣泛施展他在英國的影響力幫助威廉·阿克斯爵士爭取政府的各項研究資助。整個“二戰”期間，維克多是英美情報系統中對原子彈最熟悉、知識最淵博、對情況最了解的專家。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后不久，兩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頂級科學家來到英國，提議英美應該將核武器研究的資源整合在一起。大家一致認為必須要趕在納粹之前，研制成功原子彈。丘吉爾首相非常關注原子彈的研究進展，幾乎每天都要聽維克多介紹原子彈研究方面的進展情況。

此刻，維克多處在一個特殊而有利的位置上，他獲得授權可以查閱所有的秘密論文和實驗數據。在劍橋大學學習時，他就對核物理學很有研究。在仔細閱讀所有秘密論文的時候，他不斷請教一些重量級的科學家，以確保完全明白其中所有的細節問題。維克多很快就變成了原子彈研究領域中一位頂級權威的專家。當他把所有細節問題都搞明白之后，他甚至已經開始對原子彈研制中的各種實驗問題，直接提出修改意見。

維克多不僅對詳細研究細節了如指掌，而且對英美兩國原子彈整體項目的進展和涵蓋的環節有著全面系統的掌握。這使他處在整個原子彈研究領域中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并分析整合其他信息形成一份詳述原子彈整體進展的綜合報告。維克多此時手中掌握的“情報資產”，已經足以對整個戰爭的進程發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1933年移民到英國的猶太核物理學家魯道夫·皮爾斯(Rudolf Peierls)在理論上已經證明了原子核鏈式反應是可能的，因此興建反應堆來制造原子彈的燃料是可行的。皮爾斯首次提出1公斤左右被分離的U235足以制造一顆原子彈。直到1940年，所有的科學家都認為要制造一顆原子彈必須使用成噸的U235才能實現，但皮爾斯的計算打破了所有人的預期。緊接著，皮爾斯和伯明翰大學的馬克·奧里芬爵士共同驗證了其技術的可行性，提出一整套設計方案。這個方案很快被維克多所接受，隨后他對此方案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研究。

該計劃很快被轉到了蘇聯的手中。蘇聯對原子彈的進展情況表示出高度的關注和興趣。當時希特勒對蘇聯的壓力正在不斷增大。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后，蘇德戰場處在膠著狀態，原子彈的研制進程信息對蘇聯有著致命誘惑。

第九章 金融海嘯之后(部分)

 
格林斯潘：經濟機器的工程師
 

論到20世紀最偉大的數學家，格林斯潘的名字恐怕無緣排行榜，但毫無疑問，他是經濟學家中對數字超級敏感的天才。

在紐約大學商學院就讀時，格林斯潘選修的主要課程是金融和會計。在他的自傳中，他提到在學校的幾年中曾經到美國商業機構參加實習。這家機構就是在華爾街大名鼎鼎的布朗兄弟公司。

格林斯潘在布朗兄弟公司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把美聯儲公布的一些數據資料，特別是連鎖大超市的統計數據按周進行整理和調整。此項工作貌似簡單，卻非常繁瑣和艱苦。由于當時沒有計算機，純手工操作起來實屬不易。大量的手工計算，不斷使用鉛筆畫圖做表，再一筆一劃地做出一整套數據的調整流程。這個超級枯燥乏味的工作，格林斯潘做起來卻興趣盎然。他似乎天生就對數字具備高度的敏感性，面對呆板無趣的數字，他能看見別人眼睛里沒有的東西。通過這個工作，格林斯潘掌握了數據統計方面的扎實基本功。最重要的是，他對數據的超級敏感在科學方法的指導下，達到了“讓數據自己出來講故事”的境界。

大學畢業之后的格林斯潘在紐約國家產業會議委員會（即會議委員會，The Conference Board，紐約的一家智庫）從事統計數據方面的工作，[2]這一機構服務的對象正是紐約美聯儲銀行。國家工業統計研究所藏書浩瀚的圖書館，成了格林斯潘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通過查閱這些書籍和統計報告，格林斯潘開始了解美國經濟的運轉機制，[3]明了了各類工業行業如何組成整體的國家經濟體系。在格林斯潘的腦海中，日漸呈現出自工業革命開始以來工業系統的進化景象，從蒸汽機到紡織，從鐵路到冶金，從航運到造船，從機械到軍工，從電報到電話，從煤炭到石油，從汽車到飛機……無數顆社會經濟的螺絲釘在他的腦海中擰在一起構成了國家經濟的巨大機器。

國家工業統計研究所的圖書館還向格林斯潘呈現了海量的各類統計數據。這其中多數統計數據都屬“高齡”，有不少是從1861年南北戰爭前后開始統計的資料，該研究所完整齊備地收集著美國幾乎所有重要工業和行業的詳細統計數據。格林斯潘在國家工業統計研究所的圖書館里，就像老鼠掉進米缸，對這些統計數據簡直著了魔。如果他鉆進棉花行業，就成天研究各種各樣的棉花，從成分、檔次到類別、生產工藝，包括不同棉種在工業中將會如何使用，怎樣加工，需用哪些棉花加工機器以及整套生產流程，直至市場銷售，這些數據在格林斯潘眼里，是一個五彩繽紛的世界。美國舉足輕重的重工業，如全國鐵路運輸、美國橡膠業、1890年美國人口統計、美國鐵路運載量等數據，更吸引著格林斯潘的關注。[4]這些無邊無際的數字和資料會把別人看困，卻讓格林斯潘讀得津津有味，不忍釋卷。沉浸在數據的海洋里，格林斯潘很快對美國各行各業統計數據有了深厚而全面的了解。

幾年下來，格林斯潘對經濟機器運轉的整體機制一目了然，加上他對各行業歷史數據的苦讀鉆研，此時年輕的格林斯潘已成為一名經濟機器領域的熟練“技術工人”。他對機器原理爛熟于胸，對各種運轉參數了如指掌，對每個零部件的動態數據及其聯動效應積累了相當多的“歷史經驗”。

他的大腦就如同裝備了一個快速分析美國整體工業現狀和發展趨勢的軟件，從數據中就能準確把握經濟活動規律和脈搏。通過經年累月大量密集地閱讀和積累數據，“格氏模型”成功創建起一個獨到而準確分析整體經濟機器和局部行業部件運行狀態的數據流和數據模型。如果將企業一系列經濟活動的基本參數輸入，在格林斯潘的大腦中立刻能夠生成一份預測宏觀經濟周期的報告，并自動附帶完整的柱狀圖和線態圖。

就像其他行業的工程師一樣，格林斯潘對于經濟學理論并沒有太大的興趣，因為工程師感興趣的是如何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而不是抽象的理論探討。在自傳中格林斯潘也提到對凱恩斯的宏觀研究并不十分感興趣，他的興奮點在技術層面特別是數據和數字。格林斯潘更關注經濟機器實際上怎樣運作，而不太理會經濟學理論如何解說。

在理論學習中，唯一給格林斯潘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1951年他曾選修的賈科伯·沃爾夫茲（Jacob Wolfowitz）教授的數據統計與經濟理論相結合的課程。[5]這位教授就是后來小布什時代擔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的沃爾夫茲的父親。小沃爾夫茲是伊拉克戰爭的主要策劃者之一，從國防部退下來之后，是新保守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后來擔任世界銀行的行長。

在沃爾夫茲教授的課程中，格林斯潘第一次接受了用數理統計的方法，把經濟結構之間的變量進行構建的全新理念。在接觸現在被稱為經濟計量學的理論之前，格林斯潘已經裝備了“格氏模型”，形成對整體經濟發展狀況和動態趨勢的完整而成熟的分析思路，只不過沒有形成一個相對清晰的理論體系，并缺乏數學工具進行準確表述。

格林斯潘乍一聽到沃爾夫茲教授的經濟計量學概念，頓覺眼前豁然開朗，如獲至寶，并預感自己在此領域中一定能脫穎而出。“格氏模型”已經具備了超級數據庫，存儲著從礦山、冶金、鋼鐵、鐵路運輸、汽車工業到輕重工業各行各業全方位的歷史數據，一旦這些數據被導入經濟計量學數學模型，立刻能夠輸出未來經濟發展趨勢的預測。由于格林斯潘掌握的數據來源于生產實踐第一線，而且有著跨度極大的年代積累，所以“格氏模型”的數學模板和他大腦中的超級數據庫相結合所產生的結果，要遠比基于純理論的經濟學模型更加準確和切合實際。

格林斯潘大腦中的數據庫除了儲量豐富，包羅萬象，還有一個獨到之處是涵蓋了海量的歷史數據。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各行各業都經歷著不停的發展和變化，各種數據也隨著經濟體系的演變而形成動態的數據流路徑。“格氏模型”的理論框架和模型體系并不是靜止和孤立的，而是帶有相當程度的可自我演變和可自我學習的特性。當他獲得了數學工具的支持之后，對經濟運作規律的把握獲得了本質性的提高。

格林斯潘的大腦中呈現出明晰的宏觀圖像，仿佛牛頓所看到的自然界和天體的運作規律。在他的想法中，這個世界可以完全被構建成一個復雜的數學模型，只要數據積累的時間足夠長，通過此模型來預測未來的經濟趨勢，在邏輯上是行得通的。只要輸入適當的初始變量，“格氏模型”輸出的未來經濟發展趨勢將非常接近于現實。

此時格林斯潘心中已攀上經濟領域的珠穆朗瑪峰，油然升起一種能夠縱覽世界經濟，高瞻遠矚，盡在把握的豪邁和氣魄。他試圖用自己的模型來理解這個世界，用他的數據來驗證這種推測。

這就令我們不能不生出疑問。格林斯潘在1966年40歲時發表了一篇文章，反對所謂的寬松貨幣政策，反對所謂法定貨幣的體制，而且堅信包括美國政府、美聯儲等都不應該干擾經濟運作。可是等他坐到美聯儲主席這個位置上時，卻松手放縱美元的泛濫，導致了美國的寬松貨幣政策持續時間超長，最終釀成了今天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格林斯潘到底在想什么呢？他的實際作為和他的自身信仰截然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格林斯潘在決策和執行貨幣政策的言行與他一貫的信仰和堅持出現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讓我們更加有理由對目前所爆發的金融危機多打一個問號。格林斯潘難道真的看不出來經濟危機即將到來嗎？以格林斯潘的能力、水準和他對數學模型，對數據的精確掌握和高度敏感，對宏觀經濟的測算能力，他在1957年就能夠提前6個月預計到1958年的經濟危機，為美國鋼鐵企業作咨詢的時候，就已經準確預言經濟危機即將出現，而在2002年進行貨幣寬松政策，在給經濟體系注入大量貨幣，放水養魚的時候，卻對房地產泡沫持續膨脹視而不見。他真的看不到風暴即將來臨，最終會導致一場金融大災難嗎？

格林斯潘直到2007年初還發言認為次貸危機不會有什么太大的問題。[17]如果他的判斷決策水平果真如此，他也就不叫格林斯潘了。

是否存在著一種可能，即格林斯潘在有意識地摧毀美元的價值，摧毀美元的信用，摧毀美元的生存基礎？請注意，美元崩潰決不意味著美國崩潰，相反，在賴掉所有美元債務之后，美國反而得以輕裝上陣。在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科技創新能力和豐富的資源基礎之上，美國通過“破產保護”，徹底擺脫債務糾纏，更改世界貨幣游戲規則。最終，美國將拿出它壓箱底的8100噸黃金儲備和3400噸IMF的黃金，此時，美國為了“拯救貨幣信用”，不得不將“新貨幣”與黃金掛鉤，以取信于天下。當然，世界上缺少黃金儲備的國家將是最大的輸家。屆時，美元失去的不過是一條“債務的鎖鏈”，而得到的將是一個金光燦爛的全新世界。

世界經濟的未來：14年消費的冰河期
 

從目前經濟的基本趨勢看，金融危機的恐慌情緒似乎暫時平息，經濟復蘇的希望之光仿佛就在眼前。2009年以來的世界股票市場閃現了出人意料的反彈，這究竟是新一波牛市的開始，還是可怕的熊市回升？世界經濟真的即將復蘇了嗎？

1929年美國股票市場的暴跌僅僅是拉開了大蕭條的序幕，1930年美國股市出現了一波非常近似的熊市大反彈，也令人們燃起同等強烈的希望。但是，隨之而來的是1931年更大規模的金融風暴，徹底打垮了金融市場的信心，并引發了長達10年的經濟大蕭條。

格林斯潘曾將這次金融海嘯形容為百年一遇，他自然不應該是在危機爆發后，思路突然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完全忽視金融危機的巨大風險“認識飛躍”到嚴厲表示危機將比1929年更加嚴重。

事實上，應該有很多人已經看出未來世界經濟前景十分不樂觀，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蕭條其實離今天的世界并不遙遠。人們總是想當然地認為，當今的世界已經與過去的歷史發生了說不清道不明的本質變化，人類似乎登上了一個永久繁榮的高原，所有衰退都是短暫的，每次復蘇都是迅速的。中央銀行家們好像已經找到了避免大蕭條的靈丹妙藥，貨幣政策可以無中生有地創造財富，制止一切危機的蔓延；政府篤信財政政策能夠挽狂瀾于既倒，隨心所欲地實現永久繁榮。如果說經濟的確存在著內在規律，那么人力的作用就必須順勢而為，認識規律并駕馭起伏，這對于國際銀行家和政府來說都同樣重要。

當人們經歷了驚險的激流險灘之后，歡欣鼓舞地來到了一片寬闊的湖面，一切似乎都已平靜下來。這時，只有站在高處的人才會猛然發現，就在順流而下的不遠的前方，橫在湖面之下的是一道令人膽寒的超級大瀑布。

這就是美國7700萬“嬰兒潮”世代的消費大蕭條時代的來臨。

美國的“嬰兒潮”世代指的是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4664”現象：從1946年至1964年，這18年間“嬰兒潮”人口高達7700萬人，占美國人口的1/4，這群人是當今美國社會的中堅力量。隨著“嬰兒潮”人口的成長，美國的經濟步入了令人眩目的成長期。20世紀60~70年代，美國的“嬰兒潮”人口帶動了玩具、卡通、流行音樂的成長；20世紀70~80年代，步入結婚活躍期的“嬰兒潮”人口帶動了房地產、汽車業的成長；20世紀80~90年代，步入消費黃金期的“嬰兒潮”人口又帶動了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成長。在這期間，“嬰兒潮”人口創造了歷史上最大的股市漲幅、房屋需求、國際航空、個人計算機、電腦網絡和運動休閑工具的需求。

從圖中可以看出“嬰兒潮”世代出生的最高峰時間段的最后拐點是1962年，考慮到美國是一個巨大的移民國家，這一人口曲線已經經過了移民人口的調整。注意：請記住1962年這個數字。

根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數字，美國人一生的消費最高峰是在47歲，此時的人生正當壯年，年富力強，收入達到鼎盛時期。過了47歲，人們開始考慮退休和養老，身體也日漸衰老，不得不準備看病吃藥，從這時開始，人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下降，消費開始逐步下降，生活日漸節儉。隨著年齡的增加，各種欲望也同步開始走下坡路。

美國的“嬰兒潮”世代從來沒有儲蓄的習慣，他們的人生前半段正好趕上美國成為主宰世界的霸權帝國，他們的心態中普遍存在著對未來超級樂觀的情緒，鋪張和揮霍成為生活的常態，肆意和放縱是他們的世代特征。他們沒有父輩灰暗的大蕭條記憶，也沒有你死我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洗禮，一切都是那么順利，一切都是那么輝煌。

1962年出生的“嬰兒潮”下滑拐點的孩子們，經過了47年的奢侈生活，來到了美國國運的轉折年份，2009年。世界突然變得暗淡，經濟繁榮突然消失，金融海嘯驚濤拍岸，失業狂潮席卷而來。此時，他們突然發現自己投在股票市場的退休金已經損失近半，而銀行賬戶的存款由于常年的大手大腳，從來就是“薄如蟬翼”，同時，放縱的生活習慣和肆意的超前消費，使得他們早已負債累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們將從正常衰老的消費曲線上陡然下滑，加快勒緊褲腰帶的速度和力度，以應對未來殘酷的經濟寒流。

2009年將是一個世界經濟轉折的年份，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道瓊斯股票指數與人口消費年齡曲線令人驚異的高度一致性。道理很明顯，股票市場反應了上市公司的業績預期，而公司的業績取決于產品銷售，銷售自然來源于人們的消費，消費在美國拉動了GDP的72%。

從歷史上看，從1966年到1982年，美國股市出現了近16年的股票市場大熊市（經通貨膨脹調整），這一熊市周期與上一波人口老化周期曲線完美地重合在一起。進入80年代后，60年代初的“嬰兒潮”高峰期人口大學畢業陸續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一大批年輕人朝氣蓬勃，勇于冒險，敢于創業，大膽消費，刺激了美國經濟，極大地拉動了消費，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時代，股票市場緊跟著出現了一個近20年的大牛市。

而2009年正好處在人口消費曲線所代表的懸崖邊緣，再往前一步就是萬丈深淵。當1962年出生的最后一批“嬰兒潮”世代滑過2009年的47歲的消費最高峰年齡，接下去的就是一個劇烈下滑的消費周期，其持續時間直抵2024年。這將是一個長達14年的漫漫經濟長夜，在高度負債的情況下，美國的消費市場將陷入一個堪與20世紀30年代相提并論的漫長冰河期！

請注意，無論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對于一個衰老的世代都不會發生明顯的作用，畢竟這些政策無法使人返老還童。

日本曾在1994年達到了人口消費的頂峰期，隨之而來的就是十幾年的經濟不景氣，日本政府將利率一路降到了零，財政刺激所導致的國債總量高達日本GDP的160%，日本經濟仍然無法啟動。政府畢竟無法強迫老人們去大量借貸進行只有年輕人才有興趣的消費。

更為嚴重的是，歐洲的人口周期與美國一致，歐美兩大經濟板塊將同時陷入長期消費冰河期。這對于所有以歐美市場為主要出口對象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新興國家，將是一場經濟生態環境的巨變。不能適應這次災難級別巨變的國家將被淘汰出局，未來的道路將會異常艱難。

作為經濟的基本規律，統治世界的精英們早已洞若觀火，他們要做的就是利用這一規律達成一個重大戰略企圖，為此，他們已經等待了很久很久。再次提醒讀者注意，2024年將是一個對于全世界都至關重要的年份。這一年，國際銀行家的百年夢想將有可能變為現實！

第十章 回到未來（部分）

完美而致命的組合：世界單一貨幣=黃金+碳貨幣
 

與黃金的剛性相對應，新的貨幣元素必須具備“彈性”，它可以彌補黃金與經濟發展之間不匹配的問題，使得貨幣的四大功能完備而充分。

這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夠閃亮登上世界貨幣舞臺的根源。

二氧化碳排放量實在是個極端美妙的概念，它具備了高度的“彈性”，因為它的排放量可以由人來控制和調整，從而保證了貨幣必須具備的“稀缺性”。它又是一個社會經濟活動的可靠“替代變量”，與用電量一樣，二氧化碳可以用來評估經濟增長的水平，從而可以將貨幣中合理的“預期”成分納入貨幣供應總量。

當然，二氧化碳并不是唯一的“彈性”貨幣元素，但是，從目前的態勢看，它成為世界單一貨幣構成元素之一的可能性最大。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在理論上的合理性，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使用二氧化碳作為貨幣元素，可以最大程度地滿足世界統治精英的戰略利益。作為世界貨幣的游戲規則制定者，歐美發達國家勢必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貨幣元素，他們擁有著高科技方面的強大優勢，其社會經濟結構早已從工業化社會轉型為信息和服務型社會，大批傳統工業已經或正在大批轉移到新興的發展中國家，他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從趨勢上看正在逐步走向下降的通道，而此時的新興國家卻在大規模進行工業化，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未來100年內都將處于無可避免的上升過程中。

貨幣制度作為一個社會的最高權力，永遠處在各種勢力集團博弈的核心“風眼”位置。選擇一種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同時可以有效地遏制潛在競爭對手崛起的元素，毫無疑問將是各種利益集團絞盡腦汁和挖空心思考慮的焦點問題。

如果最終推出了一種“黃金+碳”貨幣的“完美”組合，那么西方國家顯然是最大的贏家，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將淪為最大的輸家。很明顯，西方擁有著3萬噸以上的黃金儲備，而中國僅有1000噸，絕大部分中國的外匯儲備集中于美元資產。如果黃金重新貨幣化，同時美元發生崩潰，美國將賴掉絕大部分債務，借著國庫8100噸的黃金儲備和IMF控制下的3400噸黃金，美國經濟將很快重新振興。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大部分成果中，一方面實物產品已被美國消費掉了，另一方面儲蓄下來的貿易盈余又被美國借走，手中只剩下美國的債務白條。黃金的重新貨幣化，將使中國改革30年積累的2萬億美元的財富遭到徹底地洗劫，相當于中國13億老白姓為西方白干了30年。

如果二氧化碳被貨幣化，那么中國未來30年的“罰款單”也將悄然而至，這意味著未來中國老百姓還得繼續白干30年。“黃金+碳”貨幣的世界單一貨幣制度，將使中國13億人為西方白干60年！

什么叫金融戰略？這就是金融戰略的威力！中國并不缺乏專家，中國缺乏的是戰略思想家！

俗話說無利不起早。環境保護的戰略在西方已策劃了40年，在沒有強大的利益驅動之下，誰會花這么多的時間和金錢宣傳二氧化碳？利他主義的形式多了，遠比二氧化碳更直接的威脅，如第三世界的貧困問題，饑餓和疾病每天都在非洲造成成千上萬兒童死亡，這些“悲天憫人”的世界統治精英何曾真正下過功夫去拯救人類的生命？如果連迫在眉睫的拯救生命尚且被這些人忽視，人們憑什么相信西方鋪天蓋地的二氧化碳問題背后沒有利益驅動？

要命之處在于這些人實在太聰明，在大規模長時間的宣傳攻勢下，二氧化碳問題已經成為世界上壓倒一切的最緊迫的公共議程，事實上，二氧化碳甚至被放到了地球存亡的戰略高度。他們已牢牢地控制了全世界的道德制高點。誰要是反對二氧化碳貨幣化，誰就會被貼上反人類，甚至是反地球的標簽。抗拒二氧化碳排放量限額的國家將成為人類公敵，并將在世界各個角落被詛咒。各國政府和民間團體將群起而攻之，如征收驚人的國際貿易碳排放稅，將把“人類公敵”的產品擠出世界市場，國際金融市場的懲罰性共識將使“人類公敵”的海外并購全面擱淺，“人類公敵”經濟發展所需的一切國際原材料和大宗商品都會被加上懲罰性的“環境稅”，從而導致嚴重的成本型通貨膨脹，大幅削弱本國的經濟發展潛力。

這頂帽子的沉重代價是中國絕對無法承受的，這一天的到來也許不是一兩年之后的事，但很有可能是10年后中國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

為此，預防性戰略研究已刻不容緩，中國已經面臨一場看不見硝煙的貨幣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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