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司馬遷《貨殖列傳》
沙黑
讀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甚感有趣，有助認識古代社會和司馬遷的思想，筆記如下。
太史公曰：……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妙）論，終不能化。
司馬遷認為，世俗是生活的、物質的、享受的、逸樂的，慕榮華而愿富貴，如此已經很久很久了，“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虞夏以來”，就是這樣的了。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以上這句話說的是，針對如此世俗，為政者的應對政策，最好的是“因之”而已。司馬遷上承其父司馬談，推崇道家思想，這“因之”，該就是無為的意思。所以這篇《貨殖列傳》第一句話擺出的就是道家的社會理想，并且明確主張這種政策：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晚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但司馬遷很現實地看到，實行道家理想和政策的不多，或者幾乎沒有，他總括了一下，等而下之的共有四種政策：“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利導之，就是朝著一定方向有所引導，這一定方向，當然是認為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是根據天下國家的情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教誨之，就是對民眾來一點思想教育，這教育的內容，大約就是諸子百家所能提供出來的那些，比如孔子主張仁義，墨子主張勤儉，還有主張自私的，等等，就看你采用哪一家。整齊之，就是有所管理。“最下者與之爭”，最下就是最不好的意思，大約相當于孟子所說的“上下交征利”。
接下來，司馬遷以自然存在的社會經濟景象，對他所主張的道家體系的“自然經濟觀”做證明，他粗列了山西、山東，南方、北方的出產之后，說：
……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天下養天下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農家種地，地不同而作物不同，山澤有礦產林漁之利，工匠成器，商賈往來，南方有丹沙珠璣，北方多馬牛羊鐵，一切皆是自然形成，物價也有它或貴或賤的自然的節奏。司馬遷認為對待社會經濟活動，首要一條是順其自然。這一“自然經濟觀”，其積極的意義是尊重地理、分工這些自然規律，進一步地從中也能引出“看不見的手”即完全市場經濟的主張，在經濟相對簡單狹小的古代社會，這也許是夠用的，所以概括古代有“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之共識，若在今日，完全任從“看不見的手”，而毫無國家掌控，則效果不好。
司馬遷看出世有貧富，人皆逐利，“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何況是普通編戶之民呢？他贊成老子所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濟，是秩序、道德、文化的前提、基礎。
貧與富，若排除社會因素，僅從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則不存在予奪，關鍵在于巧與拙，“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什么是巧者呢？就是能因地制宜，化不利條件為有利因素。他舉出姜太公為例，說，姜太公的封地在營丘一帶，是海邊鹽堿地，人口少，較窮，姜太公的措施，一是“勸其女功，極技巧”，大約是種植棉花或養蠶，并且加工出好的紡織品。二是“通魚鹽”，大約是發展海洋捕撈業，還有就是鹽業，即海曬鹽或煮鹽。看來姜太公算是鹽文化的老祖。姜太公這樣把經濟發展起來，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口，齊國成了“冠帶衣履”天下聞名的地方。后來齊國曾有一度衰退，但管子執政以后，上承姜太公的好傳統，又讓齊國富強起來，以至于成了春秋一霸。司馬遷從經濟上分析齊國崛起的歷史，目光深邃，言之成理。
司馬遷說，越王勾踐能使越國富強，與一個叫“計然”的人的經濟主張有關。計然看出了當時的一些生產的和經濟的規律，比如，天象與農業水旱豐歉的關系，要早作預測，比如，農業有“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的現象，也要早備措施，還要有“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策略。谷賤傷農，谷貴病商，都不好，要調節在適當水平，比如價格“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這樣達到農商俱利，令貨幣“行如流水”，經濟自當繁榮。總之，要有一系列經濟措施。司馬遷沒有說用這些智力，就不符合他的“自然經濟觀”，他并不排斥依據規律對生產和經濟有所掌控，這也可算是古代的“科學發展觀”。
司馬遷筆下，古代真的有個能“先富帶后富”的人，就是“計然”的上級和好友范蠡。他輔佐越王勾踐搞垮吳國、稱霸春秋，就考慮退隱，說，“計然”給越王講了七條經濟措施，越王只用了五條，就大獲成功，那是用于國，現在我何不用于自己？于是辭官，改名更姓，居于陶，自號朱公，致力于經濟，成了富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將這些錢分給“貧交、疏昆弟”，就是平時關系較遠的人也分到了。司馬遷說，“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后來范公年老，經濟活動交給子孫，都發展得不錯，皆有巨萬之富。從此天下稱富人即稱“陶朱公”。
司馬遷說，孔子的七十子之徒當中，最會致富的，是子貢，他的商隊“結駟連騎”，往來天下，諸侯國君無不隆重接待。“使孔子名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就是說，孔子的揚名天下，得益于子貢的支持。從事于政治、文化、教育這些事情，經濟實力的支持是一個必要條件。
有一個與“計然”的智慧相似的人，叫白圭，他從事商業活動善于“人棄我取，人取我棄”，他也善于觀天象預見水旱歉豐，做為投資的決策依據。此外，他“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他認為他從事商業活動，如“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說，誰想跟他學習經商，如果“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他是不會收其為徒的。白圭被人們奉為善于做生意的鼻祖。
司馬遷全面考察敘述了中華各地的風土人情物產之后說，朝廷已有賢人在位，那么天下別的有德有才的人何處是歸宿？他說，“歸于富厚”。做一個廉潔的官吏，時間長了，也能富，做一個薄利的商人，時間長了，同樣能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致富之途，除了正常的為吏與經商，世人致富還有其它種種手段，正當的，如作戰勇敢得到重賞，不正當的，如攔路劫搶，掘墳墓，做假鈔。女子美容自己，不遠千里不擇老少投懷送抱，也是為了“奔富厚”。各行各業，以至文人墨客，不遺余力，都是為了財富。
司馬遷計算了一下，認為，如果有馬五十匹，或有牛百六十頭，或有羊五百只，或有豬二百五十只，或有產魚千石的魚塘，或有渭川千畝竹，或有齊魯千畝桑麻，或有蜀漢千樹棗，或有帶郭千畝良田，等等，這些人的富厚都相當于千戶侯。人沒有錢，只好出賣力氣；錢少，就要多用智慧；錢多的人，就會“爭時”，也就是參與商戰。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就是有爵有封之人，為官作吏，不勞而獲；末富，就是從事生產和經商的人；奸富，就是錢財來路不正的人。總之，天下之人無不需要依靠著一定的經濟收入而生存。如果不是真正的奇士高人，“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反過來說，是有真正的奇士高人，身無分文，而心憂天下的。然而，前面說過，孔子也得靠著帶那么多學生才能生活，靠子貢的經濟支持才能游說天下名揚四海。）
司馬遷看到，人與人的一部份關系，由財富決定，“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人們仰慕財富，屈服和受奴役于財富，也是古來如此。至于求富的手段，則“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刺繡文不如倚市門”這句話，說的大約是做哪種女人，錢來得容易。至于男人，憑著筋力生產，是治生之正道，要致富，則需“用奇”，也就是非工則商，如蜀之卓氏，以煉鐵致富，齊之刀氏，以逐魚鹽之利富，周之師氏以販谷富，任氏以囤積居奇富，還有一個叫橋姚的人，富有政治頭腦，長安列侯封君應征打仗，跟別人借不到錢，他卻敢于放貸，平亂之后，獲得了十倍之利，富上加富。這些富人，一沒有爵邑俸祿，二沒有弄法犯奸，他們是“與時俯仰”而獲贏利的，相較于爵邑俸祿致富的“本富”，司馬遷將事工經商的致富，稱之為“巧”，稱之為“用奇”，稱之為“末富”，不是最正道最上等的路，這出于當時的“核心價值觀”，繼承著一種根深蒂固的高高在上的官本位思想。所以，他總結這些成功之士的經驗是，“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也算是“變化有概，故足術也”的了。他還認為，哪怕是賣漿小業，磨刀小技，只要專心一意，也能致富。所以貨無一定之主，富無一定之路，“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各人自己努力去吧，“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前景總是誘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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