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器》 習曉思 著 上海文匯出版社
新華網北京６月３０日電（記者朱繼東）國企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所在，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國有大中型企業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機遇，這種現實境遇也為富有現實主義精神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素材。近日，一部深層次揭示國企改制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國器》由上海文匯出版社出版發行，因為透視國企改制深層次問題而倍受關注。
《國器》描述了發生在我國中西部一個經濟不夠發達的省份——廣原，以及這個省一個經濟發達城市方舟市和一個經濟欠發達城市先鋒市，出場人物六、七十人，主要人物10多人，涉及政府官員、省市級領導、大中型國企領導、私企老板、經濟學家、國企工人、職工家庭、下崗失業職工、老一輩革命者、黑社會等城市社會生活各個群體或階層，揭示了當前中國城市社會所發生的一系列矛盾沖突。小說情節安排緊湊但場面宏大，全書主體內容時間跨度不到半月，卻涉及官場情場商場戰場環環相扣，愛情友情私情同學情戰友情情節動人。小說思想內涵深厚，揭示的問題值得每一位關注中華民族命運的人深思。
《國器》揭示了一些在國企改革中容易被忽視的隱藏問題，它們像社會發展的毒瘤，暗藏于變革的關鍵環節，常常是平時難以發現，一旦發現為時已晚。例如，在國企改制中一些知名經濟學者表面引導政府官員解放思想，其實是在為少數財團廉價獲取國有資產服務問題；國家經濟的過度開放問題；改制的國有資本被少數個人控制，大量裁減工人，甚至企業領導人轉移或侵占企業資產使企業破產而引發的社會問題；對國有經濟的理論研究嚴重滯后，相反以私有化為重點的國企改革推進的卻如此迅速等等諸如此類的深層次問題，這些問題發人深省、值得反思。
《國器》以國企改制為主線，用通俗的文學形式，專業的經濟觀點，深層直面國企改革與發展，充分反映出作者對國企的獨到見解：“國企者國器也，普通民眾和諧生活之護堤，中國經濟應對全球化之盾牌，中華民族崛起之利器。”同時也反映了作者對國企歸宿的關注，對民族未來的深思。
1967年出生的《國器》作者、青年作家習曉思原籍河北省行唐縣，曾經在某大型國有煤礦擔任過技術員、秘書，在省直多個經濟部門工作十余年，在上市公司等大型國企擔任稽察特派員助理、外派監事會專職監事，有豐富的國企工作經驗和體會。在燕趙都市報等新聞媒體當過記者、編輯，具有新聞工作者特有的敏感性和洞察力。一名共產黨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讓他用十年時間對國企改革發展的二十多年歷史進行了深層次的研究，最近終于完成了這篇長篇小說。許多網友和知名專家、學者對《國器》一書評價頗高，稱其為一部震撼人心的力作，來自民眾的真實心聲，值得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深入體驗與反思。
正如習曉思在《國器》的后記中提到，對于中國的國企，確實有一種既痛又愛也不乏恨的感覺。國企改革的腳步到底會邁向哪里？這或許是每一位有責任心的中國人應該認真沉思的問題。小說的結尾，作者針對當前國企的現狀，提出國企改革要有一個界限，必須保持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結構，即中小型國企應當改革為“國有資產相對控股，企業經營者和廣大職工參股的形式”，大型國企必須做到國家絕對控股，在此基礎上實現聯合重組做大做強，應對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挑戰；在一些關系國家經濟安全和民生的行業，一般不能允許非國有資本和外資進入……這些關于國企的新觀念，新思想引起專家、學者們的重視，也引發網上的熱烈討論。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劉國光認為，作為一部深層次揭示國有企業改革改革發展的長篇小說，《國器》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經濟學家韓德強、文藝評論家李云雷也認為，推進國企改革應以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于”作為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既是國民經濟健康運行和長遠發展的重大經濟問題，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國器》以開闊的視野，展示了國企改制中各種力量的糾葛與沖撞，全方位地呈現了這一過程中復雜的社會現實與心理現象，對我們認識當下中國的現實，具有重要的意義。
冀中能源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副書記徐文俊表示，這部小說很大氣，提出了許多問題值得我們思考，有的情節讓我流淚了。國企下崗職工胡盼秋動情地說，不看遺憾，讀后震撼，這部小說講出了我的心里話和想說說不出的話。
正如《國器》中的一號人物林方敬所言：“戰爭年代，強調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句話放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國企就是我黨的槍桿子”。作為我國公有制經濟的重要載體，國企改制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面臨著挑戰。因此，國企改革之將走向何方，這是作者對自己的嚴肅拷問，也值得我們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密切關注與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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