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毛澤東研究的類型、概念與意義―——為《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出版而作
蕭延中
在曠世偉人毛澤東誕辰110周年之際，為了表達對他的紀念，進一步推進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拓展，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主持，在眾多國外毛澤東研究的學術著作中精選翻譯的《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以下簡稱《譯叢》），即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作為《譯叢》主編之一，這里僅就編研工作中若干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作一些解釋性說明。以此就教于學術專家和廣大讀者。
一、編研目的和選題原則
毛澤東是20世紀舉世公認的最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時也是一位天才詩人和復雜歷史人物。由于他對現代中國之思想、制度和社會所產生的深刻影響，也由于他對建構20世紀國際政治格局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因此，對毛澤東本人及其思想體系的研究己經成為一個具有持久意義的學術領域。據統計，目前已在數十個國家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機構近百家，研究學者達數千名之多，尤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俄羅斯在機構、人員、資料以及出版物的數量方面領先。60多年來，共發表論著1 600多部、論文逾萬篇。 可以說，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已經成為一個世界范圍的課題。在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不僅是屬于中國的，而且也是屬于世界的。在全球化的宏觀視角上，國外毛澤東研究的成果，應當被看做整體毛澤東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國內毛澤東研究一起，對這一學術領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基于這樣的一種視域和理解，我們選編翻譯的基本原則是，站在21世紀全球化的歷史視野上，嚴格遵循學術理路和研究邏輯，精選經過歷史時間檢驗，具有較強理論價值和持久性影響，持論較為公允客觀，論說嚴謹縝密的名著。對于那些具有嚴肅治學精神和審慎推理論證的作品，即使與我們的學術觀點不盡一致，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著觀念沖突，也在我們的選擇范圍之例。
顯然，在如此眾多的國外毛澤東研究的著作中進行限制性選擇并非易事。在這些著述中，有的雖已出版半個世紀，但在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具有奠基性的開創意義，是該學術研究領域的標志性起點；有的雖屬一家之言，但其論說體系則具有自洽的完美推理和論證邏輯；有的在“問題意識”的角度上與中國學術系統不盡相同，卻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異鄉信息；有是則從不同學科的知識脈絡中發掘出了人們鮮為關注的獨特視角；有的側重于史實與文獻的考證和梳理，有些則把詮釋和分析當作自己的研究重心。總之，國外毛澤東研究的整體格局本來就呈現多元化的特征，在若干觀點上還產生了多次激烈的爭論。這種情況，一方面為我們的選編工作創造了優厚的先決條件，同時也給我們的選編工作留下了過于廣泛的空間，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希望真正把這一睿智古訓轉變為學術行動。我們期望此次編譯工作不是探索歷程的結束，而是一項系統研究工程的開始。如果條件允許，我們愿意把這項工作持續下去。譯介工作本是一件永遠達不到盡善盡美境界的苦差，語際書寫過程中的誤讀、遺漏和錯置等都在所難免。我們懇切期望和真誠歡迎來自國內外專家學者以及一般讀者的指教和批評，以便使我們在業務水平上得到提高，同時獲得對現有誤差進行更正和改進的機會。
這次首選的10部著作是：（1）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2）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3）魏斐德：《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4）白魯恂：《作為領袖的毛澤東》；（5）邁斯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6）索羅門：《毛澤東的革命與中國政治文化》；（7）斯塔爾：《繼續革命：毛澤東的政治思想》；（8）沃馬克：《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 1917－1935》；（9）特里爾：《毛澤東傳(新版)》；（10）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
我國毛澤東研究的著名專家龔育之、金沖及、石仲泉、李君如和李忠杰教授，不僅慨然允諾擔任本套《譯叢》的學術顧問，而且還多次對我們的翻譯工作給予指教，這對我們的工作是極大的鼓舞。李君如教授還就統一國外著者的譯名問題做了專門指導，使我們避免了不少差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的專家們，在學術方向上的直接指導以及在史料的校譯、勘誤方面所提供的大量關鍵性意見，使《譯叢》的質量得以保障。來自國家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和著名高校的編委們，從不同學科的多元視角，為選編工作提供了寶貴智慧和專業意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國外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工作人員前此的開拓性研究和貢獻，不僅給予我們以諸多的經驗和啟發，而且也直接為具體的譯介工作提供了寶貴的便利條件。在此，我們向上述所有關心、支持本《譯叢》翻譯出版的學者和單位一并表示衷心謝意。
二、研究類型與問題意識
毛澤東研究是國外中國問題研究最重要的內容之一。自20世紀30年代直到目前，毛澤東一直是國外學者關注的重要對象，并成為“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領域中的顯學。這類研究著述基于問題意識和方法論的不同，原則上可劃分為四大類型。
1.歷史判斷型:EXPLANATION。
20世紀30年代中期，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的發表，在國際輿論界形成了“毛澤東旋風”，而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美國與中國》40年代后期出版之后，毛澤東研究才真正進入了規范化的學術殿堂。1952年，費正清之高足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在其開創性的著作《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與毛的崛起》中提出了“毛主義”（Maoism）的概念，這不僅使毛澤東思想體系的“獨創性”凸現出來，而且成為了西方毛澤東研究的一個重要范式，產生了極大影響。70－80年代，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的《毛澤東》和《毛澤東的思想》、陳志讓（Jerome Chen）的《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特里爾（Ross Terrill）的《毛澤東傳》、沃馬克（Brantly Womack）的《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懷利（Raymond. F. Wylie）《毛主義的出現：對中國理論的探索》等都是其中的上乘之作。90年代，楊（Benjamin Yang）的《從革命到政治》在史料發掘和甄別方面更加趨于細膩，從中發現了若干新問題。這類研究作品原則上是歷史性的，試圖對研究對象的固有情形和性質加以說明，往往對“是什么”的問題進行判斷，結論也比較穩定和清晰。如：農民在革命中的核心作用是不是“毛主義”的特質？“理論”與“實踐”究竟哪一項是毛澤東思想更為根本的屬性？“毛主義”的思維類型是“決定論”的還是“唯意志論”的等等問題，都是這類研究的主題。
2.解釋分析型:INTERPRETATION。
這類研究的問題旨趣不是“描述”而是“分析”。學者們依據已有的歷史資料，著重發現文獻表述和本文結構中所體現的思想史脈絡。試圖透過文本“現象”去發掘出內含在其中的思想“意義”。邁斯納（Maurice Meisener）《馬克思主義、毛主義與烏托邦主義》、斯塔爾（John Bryan Starr）《繼續革命：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熊哲（James Chieh Hsiung）《思想與實踐：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鄒讜《毛澤東思想，：為繼承權的最后斗爭與繼承政治》、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中國的領導、合法性與沖突》等著作是其中的代表。在這類研究的類型中，盡管學者們的觀點和結論呈現出重大差別，甚至完全對立的現象也屢見不鮮，但他們所使用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都比較規范，學術理路清晰，講求論證邏輯。邁斯納關于“毛主義”中“烏托邦主義”和“平民主義”傾向的分析，斯塔爾對毛澤東思想的政治學解析，泰偉斯在韋伯框架下關于“毛主義”政治合法性的研究，都不是給“現象”定性，而是顯示其中的“意義”。90年代以后，“自由派”和“左派”雙方都進一步使其研究精致化。主要代表作一是由德里克（Arif Dirlik）等主編的《毛澤東思想的批評性透視》，涉及全球化、現代性與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新政治經濟學、阿爾都塞的文化遺產、政治運動與社會變遷、斯大林主義影響、毛主義的東方話語等一系列專題；二是由塞奇（Tony Saich）、德溫（Hans Van de Ven）主編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新透視》和由奇克（Timothy Cheek）、塞奇主編的《中國國家社會主義的新透視》兩部著作，其中使用話語分析、解釋學和制度主義所作的微觀個案分析，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3.思辨透視型:PERSPECTIVE。
這類研究的主要興趣點是毛澤東思想得以形成的社會環境和思想條件。換言之，其研究目標不是一個特定而明確的專題，而是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的可能性理由，我們也把心理分析方面的著作放在此類研究中。在方法論上體現出作者強烈的個性化研究風格。魏斐德（Frederic Jr. Wakeman）的《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白魯恂（Lucian W.Pye）《作為領袖的毛澤東》、索羅門（Richard H. Solomon）《毛的革命與中國政治文化》、艾瑞克?周（Eric Chou）《毛澤東：人與神話》、馬丁（Helmut Martin）《崇拜與祭文》、萊姆（Lai Sing Lam）《毛澤東領導風格中“詩”的作用》等是其代表作。一般來說這類著述的作者都是某一研究領域的名流專家，他們都用自己嫻熟的專業知識，把“毛澤東”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和政治符號，進行俯瞰式透視掃描，其獨特視角是其他分析方式所不能替代的。如魏斐德是著名的中國明清史專家，曾任全美學者聯席會主席，白魯恂則是著名的政治文化專家，曾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索羅門則兩度擔任美國分管亞洲事務的副國務卿，受到過毛澤東的接見。他們關于毛澤東歷史哲學、精神分析和儒學文化的研究，都在學術界占有“獨此一家，別無分點”的特殊位置。90年代以后，在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語義、本文語體、個人詞匯和符號分析（儀式、服飾、口號等）的考察也日益增多，使國外毛澤東研究呈現新的時代色彩。近年在澳大利亞的悉尼、新南威爾士、格里菲斯等城市成立了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了《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馬克思主義在亞洲》等刊物，一批青年學者脫穎而出，如奈特（Nick Knight）的《毛澤東的社會變革因果論》、《毛澤東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等文，頗有新見。
4.文獻注疏型：ANNOTATION。
編譯并注釋毛澤東的著作，也是國外毛澤東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日本、美國和德國學術界做出了更多的貢獻。早在20世紀50年代，在費正清教授的領導下，美國哈佛大學就已著手編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文獻。70年代，日本東京北望社出版了由竹內實主編的《毛澤東集》10卷本。同年，牛津大學出版了由陳志讓編譯的《毛的論文――1957年后的著作和講話》。1974年由施拉姆主編的《毛主席與人民的談話：1956－1971的講話和書信》出版。1975年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出版了由亨利?戴編譯的《毛澤東1917－1927年的文獻》，次年，德國慕尼黑漢澤爾出版社也出版了由馬丁編譯小組編輯的《毛澤東文集》（1－7卷）。可以說，整個70年代，是國外翻譯毛澤東著作的高峰期。進入80年代以后，竹內實主編的《毛澤東補集》（補卷9卷、別卷1卷）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毛澤東著作年表》（上下卷）出版。1989年由麥克法考爾（Roderick MacFarquhar）主編，高德曼、史華慈等資深學者參加的《毛主席的秘密講話：從“百花運動”到“大躍進”》一書，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分為“導論”和“文獻”兩個部分，后一部分則由毛澤東1957年到1958年間的19篇講話組成，其中“百花運動”時期的講話14篇，“大躍進”時期的講話5篇。這里需要提及的是竹內實主編的《毛澤東集》和《毛澤東補集》。全書洋洋20卷，不僅篇幅浩大，而且特別是對每一篇毛澤東的文稿做了詳細注疏。特別標出毛澤東著作的第一版本與正式編訂的《毛澤東選集》之間的修改和區別。使讀者對毛澤東著作的版本變化一目了然，給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方便。據說，由施拉姆主持，美國哈佛大學仍然持續進行著《毛澤東文集》的編譯工作。特別需要提及的是，現任教于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塞奇教授的長文《關于中共歷史檔案的利用與研究問題》從“中共歷史檔案保管之現狀”、“中共歷史檔案利用之現狀”和“目前中共歷史檔案利用中的一些問題”三個方面，對中共黨史檔案的現狀進行了系統研究。這項重要的研究甚至已經走到了中國學術界的前面。
三、幾個基本的學術概念
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里，流行著幾個基本概念。由于中外學者在研究視角和分析工具方面的差別，這些概念容易引起誤解，在這里有必要予以適當地說明和澄清。
1.毛主義：MAOISM。
“毛主義”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思想史專家史華慈創立的一個學術概念，其意是說，毛澤東革命不可否認地是馬克思主義東方實踐的一個結果，但這一思想體系又的確具有“中國不同于俄國”，“毛澤東不同于斯大林”的獨特內涵。如果說這個“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存在著一個最早的“文本”，那么，它就應當是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史華慈指出，毛澤東這部具有鮮明獨創精神的中國政治名著，顯示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一種獨特的傾向”，即“它把農民當成革命運動的核心”，并把完成民主革命的70%的功勞歸之于農民，并把對于農民在革命中地位的評價“作為判斷政治黨派革命與否的價值標準”。而毛澤東的這一理論實際上是對蘇俄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離”，構成了“對整個共產國際路線的一次毫不含糊的挑戰”。史華慈明確指出，“毛主義戰略實質上是把一個按照列寧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因信仰馬列主義某些基本原理而充滿活力的政黨，建立在一個由完全農民所組成的群眾基礎之上”。 其語義學的核心是強調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基本上是建立在農民支持的基礎之上，因而就其政治戰略而言，它成為馬克思--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傳統的“獨創性異端”。哈佛大學的另一位學者布朗特（Conrad Brandt）也認為，“毛主義”在革命的理念上與斯大林有著明顯的差異，毛所強調的是“由農民所進行的革命”，而不僅僅是“為了農民而進行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y the peasants but only for them）。前者強調農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體、性質和動力，而后者則只把農民利益當做革命的重要目標之一。顯然二者的意義有著本質的不同。無論史華慈把“毛主義”視為俄式馬克思－列寧主義“獨創性異端”的概括日后引起了多大的爭論，但應當承認，這種概括和判斷奠定了后來西方“毛澤東研究”的理論起點，甚至可以說，它至今仍然是西方這一研究領域內的主流范式和學術“傳統”，得到了西方學術界的廣泛認同和不斷發展。
顯然，“毛主義”的概念與中國理論界所使用的“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有相重合的部分，但在基本性質上則大不相同。中國學術界在識別這些基礎概念時，應加以充分的注意。為符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我們把Maoism統一譯為“毛澤東主義”。
2.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
在國外毛澤東研究以及當代中國研究領域內，“烏托邦主義”似乎是一個較常使用的概念。由于歷史認知和思想方式的原因，近代以來中國人一般是在貶義的意義使用這一概念，在大多數人的觀念中，“烏托邦”意味著“空想”、“不現實”、甚至等同于“政治幻覺”。但在西方政治學的專業話語內部，情況要比想像的更為復雜。在字源上，“烏托邦”（utopia）是希臘語ou(不，沒有)和topos(地方)所組成，意為“沒有或不存在的地方”。而在新拉丁文中則為“想像的島嶼”的意思。在西方政治哲學傳統中，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康德的“道德世界”，其實都在某種人性有限的假設下，把最純粹的期望寄托于理想層次的烏托邦，而把失去烏托邦導引的世俗生活看成是行于睧昧之中的墮落。康德充滿激情地說：“希望一個我們在這里所設想的國家產物，無論它可能來得多么遲緩，有朝一日能達到完美之境地，那只是一場美妙的夢；然而不斷地趨近于它，不僅是可以設想的，而且就其可能與道德法則相一致而言，它還是義務。這非但是國家公民的義務，而是國家首腦的義務。” 著名思想家哈貝馬斯在近期的采訪中也指出：“決不能把烏托邦（utopia）與幻想（illusion）等同起來。幻想建立在無根據的想象之上，是永遠無法實現的，而烏托邦則蘊含著希望，體現了對一個與現實完全不同的向往，為開辟未來提供了精神動力。烏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經驗世界中不合理、反理性的東西，并提出一種可供選擇的方案。”
眾所周知，把對烏托邦的批判上升到意識形態層次，是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對“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但一方面經典作家明確肯定這些思想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來源之一，另一方面后人在解釋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也產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夸大和誤讀，如把utopia socialism譯為“空想社會主義”，從而使utopia直接等同于“空想的”，而省略了其“福地樂土”的崇高本意。韋伯懇切地說：“如果人們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力求取得不可能的東西，人類就不會獲得可能的東西了”。 如果說，烏托邦是一個使人沉思而不是使人行動的超歷史的范型，它不是對未來明確的強制性規定，那么，烏托邦所內涵著的現實道德批判的準則，就將向美好的未來表達一份充滿信心的不滅祈望了。
3.平民主義：POPULISM。
在外國學者的研究脈絡中，“平民主義”（Populism）通常被看作是概括毛澤東政治思想特色的重要概念。這個特色就在于，如果說列寧主義革命學說的政治動力和本質是產業工人階級，那么，毛澤東主義則把革命動力歸結“人民群眾”。顯然，作為一個政治概念，“人民群眾”比“工人階級”要寬泛和模糊。外國學者注意到，贊美群眾具有“無限的創造力”，認為他們中蘊藏了一種推動社會變遷和發展的極大沖擊力，這一思想成為貫穿于毛澤東所有著述中的一條重要線索，在思想的角度上形成了明顯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外國學者也注意到，毛澤東晚年對黨內的官僚主義深惡痛絕，對黨變質的可能性表現出深刻的憂患和警覺，擔心社會主義社會發生異化。在這個意義上他越來越傾向于“相信群眾”。所以像邁斯納所說的，“毛澤東主義里的平民主義成分，在中國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能輕易地假定為純粹的‘列寧主義’性質的東西，具有深刻的重要含義。”
如常識所示，英文Populism的本意是“社會上普遍流行的”，所謂 “流行歌曲”的對應詞就是Popular Song。用為政治詞匯，Populism則根據不同的語境可以有多種譯法，如平民主義、大眾主義、民眾主義、民本主義和民粹主義等等，其基本語義是“眼睛向下”，更加關注于社會下層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對應詞是“貴族主義”（Nobelium）。例如，現代中國思想家、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就曾在著名的《平民主義》一文中用“平民主義”翻譯Democracy，而又把Popular government翻譯為“民治”或“庶民的統治”。 就我們的閱讀范圍而言，似乎中國古代文獻中并沒有“民粹”一詞，它的傳入直接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文化的引進相關，特別地與列寧批評俄國民粹派思想有關。應當說，在“五四”時期，Populism還基本上是一個褒義詞匯，是青年人所憧憬向往和心曠神怡的一種嶄新生活模式。諸如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武者小路的“新村主義”、甚至克魯泡特金的“互助進化論”，都屬于廣義的Populism范疇。
或許由于列寧對俄國民粹派思想的批評在一段時期內成為中國學術界耳熟能詳的教導，所以“民粹主義”也就自然成為貶義詞匯。我們之所以說在貶義上使用Populism具有片面性，最重要的理由，是在政治學理論的角度上，這種“眼睛向下”的思維方式和政治傾向是一個源遠流長的經典“問題”。不能一見“民粹主義”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與貶義相聯系，應當把它看成一個規范的政治思想史“難題”和重要的思想流派而加以審慎深入的研究。至于學者們對Populism所指涉的具體內容及其對它的相應評價，則已超出了翻譯的范圍，那將屬于讀者之“再解釋”的自由領域。正如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在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民粹主義與其說是一種獨立的意識形態或政治體制，還不如說是一種超意識形態和超政治體制。正如有人形象地所說的那樣，它是一種‘政治涂料’，它可以涂在截然相反的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上。迄今為止，它不僅與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民主主義等聯姻，而且也與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權威主義等結合；它不僅為社會黨、民主黨、共和黨和綠黨所使用，也為法西斯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皇權主義者和政治野心家所運用。民粹主義是一種極為復雜的現象，它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有進步的一面，又有反動的一面，有先進的一面，又有落后的一面。它有民主的內涵，但最終極可能走向專制獨裁；它有愛國的情調，但常常導致極端的民族主義；它反對精英政治，但結果經常是個人集權；它貌似激進，但實質上經常代表保守落后的勢力。因此，民粹主義對于現代化和社會進步來說，或許是福音，但很可能是禍害” 。
鑒于“民粹主義”的多義性并已被廣泛地濫用以及這一概念在理解上可能引發的歧義，我們不僅考慮到這一概念在學理上需要得到進一步精確化的界定，而且也考慮到現代中國思想史發展的具體語境，為保持其學術上的中性色彩且避免在毛澤東研究中使用“民粹主義”概念所造成的歧義，在我們的譯文中均把Populism譯為中性詞“平民主義”，以待中國整體學術水平的提升和發展，再做斟酌和修改。
4.精神分析：PSYCHOANLYSIS。
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創立的精神分析學說，其核心是關于“無意識”的理論。他發現，在人類意識的表層之下，存在著一個更為本質的“無意識”結構，這個被人們所忽略、遺忘和壓抑的沉默結構，恰恰是人類行為的動力源泉。由于這種沉默的潛在特性，使“無意識”成為一種不易覺察的支配力量。弗洛伊德認為，“無意識”的來源主要是先天的本能沖動。人在2—5歲的幼兒期間都會將父母異性的一方作為性愛對象，而視同性的一方為情敵，對其懷有又恨又愛并混有敬畏的情感。幼兒并不知道思想與行為之間存在界線，而往往錯將思想當成行為，因此從這一情結中產生了罪惡感，并初次體驗了愛與恨等復雜的情感。這就是“戀母情結”或“亦父情結”。由于弗洛伊德論述的主要對象是男性，所以，他用希臘神話中的悲劇性人物“俄狄浦斯”（Oedipus），來表征這種及其矛盾的感情和非常復雜的心理，這就是“俄狄浦斯情結”。另外，生活經歷中曾使人感到羞恥和痛苦的刺激，以及后天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行為規范的熏陶，也會被壓抑到無意識層次。弗洛伊德極為重視俄狄浦斯情結，認為它對于人格的形成與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甚至給人的一生打上不可磨滅的烙印。在弗洛伊德的理解種，“無意識”雖然被壓抑，但并不意味著消失，而在暗地里指揮著人的行為。例如，一個人在幼年和少年時期，受到來自社會的不公待遇或感情傷害，他就會在今后的行為中加倍地予以補償，于是對自己的形象極其敏感，不能任何忍受被忽視與被怠慢的感覺。用心理學專業術語表達就是“自戀”（narcissism）和“邊際性人格”（the borderline syndrome）。所以，用以補償自己心理損失的重要途徑，只能是不斷地挑戰和創新，通過征服別人和贏得世界來證明自己的能量，從而消解自我的渺小感。事實證明，許多在各種領域做出杰出貢獻的人，都具有這一類似的人格特征。即使在一般人日常生活中，這種不自覺的“自戀”也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其差別只在于程度的不同而已。不用說，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概莫能外。
由于精神分析起源于神經醫學，其中若干專業術語對于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來說比較陌生，特別是由于中國社會習慣的作用，可能會把“性欲壓抑”、“戀母情結”、“自戀人格”等心理學的科學術語視為羞辱、誣蔑之辭。這是我們這里必須予以嚴肅解釋和鄭重澄清的。
四、國外研究的中國意義
通過對國外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簡要梳理，我們可以看到，與國外的研究成果相比較，中國國內同類主題的研究，在怎樣的角度和怎樣的層次上以及如何展開研究，還存在著許多有待深化和開拓的可能性視角。概括而言，至少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上值得進一步思考：
第一、擺脫痛苦記憶和情感評價，在比較規范的論證中展開長時段的歷史分析。作為在中國社會環境下生活的學者，我們可能擁有更多的歷史實感和經驗資源，這無遺會使我們的研究更加貼近文獻和事件的真實，對于毛澤東及其思想給中國社會留下的遺產保持著最直接的體驗。這是歷史給我們創造的得天獨厚的條件。但是，這一條件這也同時意味著我們會受到更多的“社會記憶”和“情感認知”的潛在影響。這一方面表現為可能會用“舊話語”在討論“新問題”，“解放思想”的追求可能仍不自覺地被傳統的思維框架所約束；另一方面又表現為仍把研究的視野限制在某一具體歷史時段和某一具體政治事件的評價上，而沒有像年鑒史學派那樣在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長時段發展模式中，建立對歷史事件和著名人物的解釋框架。21世紀的時代潮流對這種局限于一時、一地、一國之特殊經驗的研究取向，提出了某種程度的挑戰。毛澤東研究不僅是一個中國問題，同時也具有世界性的歷史含義；不僅對當前的社會發展具有影響，而且也體現出中國歷史和思想傳承的連續性。所以，如何把握新時代毛澤東研究的“中國意識”之“本土關懷”與國際化視角及長時段歷史考察的結合點，是展開新一層次毛澤東研究的重要問題。例如，如果我們把馬克思、馬爾庫塞和毛澤東（即所謂著名的“3M”）關于人類解放的學說在邏輯上聯結起來，那么，他們關于“人”及其“人類命運”的深刻思考，就會在一個更寬廣的宏大視域中，為今天的社會生活提供嶄新的意義和深刻的洞見。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的研究就會突破“非此即彼”，要么“激烈批評”，要么“竭力辯護”的兩極對立模式，而增強學術研究的分析和論證成分，研究結論也將更加具有理性的說服力。只要超越“民族－國家”的狹小視域，我們就將獲得更加廣闊的思想資源和理論空間。
第二、關注研究方法，提升分析的科學性和理論的含金量。與其它學科相比較，目前中國國內的毛澤東研究，仍然面臨著建構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艱巨任務。嚴格說來，意識形態表達也有自己的基本規范。20世紀30－40年代，大批學養厚重的優秀知識分子，都曾在學理的層次上對建構毛澤東思想的體系做出了杰出貢獻。他們的理論前提、基本概念和論證邏輯，雖各據特色，但都體現出明確的方法論依據。今天，我們展開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深入研究，需要像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研究《資本論》那樣的創造性學術思維和方法論層次的開拓。 只有十分重視這一必要環節的建設，才能使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學術含量逐漸增大，使其更融洽地匯入學術研究的主流脈絡。這樣，我們的研究就會獲得更多學術對話的機會，就會隨著中國乃至國際人文－社會科學整體水平的提升，而得到無盡的知識補充和學術滋養。我們應當正視的是，目前中國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其論證理路原則上脫離了其原有學科的規范理論脈絡，以經濟、倫理、外交、文藝為其研究主題的論著表現比較明顯，例如，我們很少看到用主流經濟學理論分析毛澤東經濟思想的著述。即使是政治思想角度的研究探討，也與規范政治學說史的研究框架和表達慣例相去甚遠。直陳己見，我們很少有像西方政治思想史家在政治學說的框架內去分析盧梭那樣的毛澤東研究作品。其原因是作為分析工具的“話語系統”不對稱。如諸如“實事求是”如何可能成為一種分析性概念？怎樣能被融入主流哲學和政治學的規范體系之中？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目前中國傳統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創新，已給我們提供了足夠多的有益啟示。同時，上述現象也潛在地表明，我們的確還有待于把毛澤東放在一個人類思想大師的高層次序列中加以慎重的研究。從我們現有的研究成果看，描述性的評價遠遠高于學理性的分析，原創性分析概念和范疇體系更有待于提煉，而諸如“文本闡釋學”、“話語分析”、“理性選擇理論”和“新制度主義”等等目前社會科學常用的分析工具，在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領域內基本上沒有得到運用。但是，歷史和時代的發展，則已經給我們的毛澤東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和更新的要求。由于學術傳統的關系，國外學者的毛澤東研究比較注意方法論的問題，這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方面。
當然，中國的毛澤東研究有著自己的理論目標、社會功能和學術立場，不可能以西方經驗作為自己政治關懷的基本模式，從西方社會結構中所衍生出來的學術傳統和問題旨趣只是可供比較的一個重要的參照對象，中西方學者在研究視角、問題意識、研究方法和基本結論等方面呈現差異，是正常現象。但是，無論我們如何評價西方學者的毛澤東研究成果，了解相異的觀點與方法，對其進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鑒，吸取對自身有益的營養，對于一個期望發展的民族來說，都是緊迫和必要的。即使在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直接層面上，西方學者的研究方式也足以促進我們對于社會-－人文學科基礎研究規范的學術自省意識，從而進一步推動中國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學術事業的不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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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教學與研究》，2003年12期）
【注釋】
1 參閱：曾長秋：《世紀回眸：毛澤東思想研究在海外》，載《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1999年第5期。
2 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 the Rise of Mao.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p.279.
3 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39頁。
4 章國鋒《哈貝馬斯采訪錄》，轉引自：李小科：《“現實烏托邦”釋義》，載《開放時代》，2003年第4期，第33頁。
5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trans. and ed.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 128.
6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3.p.29.
7 李大釗：《平民主義》，《李大釗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9頁。
8 俞可平：《現代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載《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1期。
9 路易·阿爾都塞、艾蒂安·巴里巴爾.讀《資本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張一兵.問題式、癥候閱讀與意識形態[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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