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海》1999年版的錯誤必須糾正 2009年修訂版的指導思想必須端正
陳守禮
最新消息：據中新社上海2009年5月9日電，《辭海》編輯部召開了主編擴大會，會議沒有提到修訂《辭海》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也沒有提到1999年修訂版的錯誤要糾正，卻提到2009年新修訂版要再“刪去條目約七千條”。《辭海》前兩次修訂中的錯誤，已受到廣大讀者的嚴厲批評，《辭海》負責人也曾檢討說“聽取了各界廣泛的批評意見，深受教育”，并明確承諾要“一一改正”、“決心以對黨和人民負責的精神，一絲不茍地去改”。（見《解放日報》2000年2月8日）后來，讀者又不斷指出了修訂中的大量的嚴重錯誤。可是，《辭海》實際上沒有認真切實地去“一一改正”，這是一個絕對不能回避的大問題。全黨和全國人民對《辭海》的修訂有知情權、發言權和監督權！現在離出新修訂版只有幾個月了，筆者緊急呼吁：國人應結合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促使《辭海》糾正違反科學歷史觀的嚴重錯誤！
（一）1999年版《辭海》修訂版的錯誤刪改必須糾正
1999年版《辭海》修訂版（包括1989年修訂版）背離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基本原則，對數以千百計的詞條作了錯誤的取消和刪改，這是關系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亦即社會主義社會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是必須認真切實地糾正的。
我們已看到《辭海》前兩次的修訂沒有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卻是另搞一套，他們竟以主編夏征農和副主編王元化所說的如下“三條原則”為“指導思想”，對詞條進行了大刪、大改。
他們的第一條原則是：“按美方的修改意見”“辦理”
1999年版《辭海》主編夏征農發表《公開信》說，中美合編辭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時達成過協議，關于合編辭書的修改原則是“依國際慣例，按美方所寫華盛頓條目”和“按美方的修改意見”來修改，把美方“不接受”的內容、詞匯刪除。比如對于寫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因為美方“不接受”，我方就把它刪除、取消掉了。《公開信》接著說：“此后《辭海》等辭書均按此‘意見’辦理”。（見《百年潮》2000年第6期）
我們要問：為什么《辭海》編者無視我國的憲法和共產黨的黨綱、黨章規定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以及黨的《關于建國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什么我國修訂本國的《辭海》也要唯美方“意見”是從，不僅刪改【毛澤東】詞條，還進而把【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等數以千百計的詞條都取消和刪改，連黨和國家的“獨立自主”這個基本方針都要從《辭海》中取消？
他們的第二條原則是：按舊中國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來改寫歷史
1999年版《辭海》副主編王元化公開發表《對于五四運動的再認識答客問》（見1999年5月1日上海文匯讀書周報）文章，說是“毛澤東把中國社會性質定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自然也就相應為反帝反封建”了。王元化文章進而以“解放思想”之名提出要對長期以來由此形成的“既定觀念”作“重新認識”、“重新估價”和“重新清理”。
按王元化所說，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是毛澤東個人所定，似乎就不算數了。按王元化的邏輯，也就是說舊中國不存在“三座大山”及其對人民的壓迫，那么，成立共產黨、搞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都錯了。王元化這個“理由”和邏輯全黨全民能認同嗎？
1999年版《辭海》的編者卻正是按王元化的“理由”和“邏輯”“解放思想”，對中國的近現代史“重新認識”、“重新估價”、“重新清理”的，從而取消、刪改數以千百計的有關詞條，把始于1840年鴉片戰爭的帝國主義侵華史實、侵華人物和我國投降派代表人物的罪行、罪責都刪除，都給他們“摘帽子”、“重新估價”、恢復名譽，把歷史是非搞了個大顛倒。這就使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的歷史成了一片虛無，其對立面帝修反的歷史竟重顯了“輝煌”。
他們的第三條原則是：按編者認為“已經過時了”的詞匯“可以去掉”、“吐舊納新”的原則辦
1999年版《辭海》主編夏征農公然宣布“重要的一條”原則是：“什么詞匯已經過時了，不適用了，大家不會去用，就可以去掉；有些新出現的詞匯要收進去。吐舊納新，這是很重要的一條。”（轉引自《解放日報》2008年10月7日第2版）
這是公然確認凡是被1999年版《辭海》編者取消的詞條、刪除的詞匯，都是“已經過時了”的“無用”的。
編者的所謂“吐舊”，在1989年版、1999年版兩次“修訂”時把理應永載史冊的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的歷史與功績的如【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批評—團結】、【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等數以千百計的詞條，一概作為“大家不會去用”、“已經過時”、“無用”的東西“吐”掉、取消了。
編者的所謂“納新”，例子之一，只要對比一下《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011頁與1999年版第1221頁，就可看到僅僅在這一頁之內，就“納新”增寫了唯心主義宗教的詞條達十條之多，這意味著要人民在“吐”掉“過時”、“無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后，去研究、信仰“時髦”、“有用”的宗教；還有，便是將汪精衛、蔣介石、胡適、李鴻章、秦檜等“舊”人物的罪行、劣跡都刪除掉，為把他們改寫成可供后人學習的“新”人“新”事鋪平道路。
《辭海》正是按如上的“三條原則”取消和刪改詞條，才導致錯誤百出的（不含自然科學方面的詞條）。據中新網報道，《辭海》在2009年5月9日開了“主編擴大會議”，“會議”仍未提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未提到要糾正錯誤，卻提到準備出2009年修訂版要再“刪去條目約七千條”。顯然，還是要在按他們的“三條原則”辦的錯誤道路上走下去。
必須鄭重指出：1979年版《辭海》，是在毛主席、周總理關懷下經二十多年編纂，先出過“試行本”，后又出過“未定稿”，一再征求意見，在粉碎“四人幫”后，又經幾年清理，把“四人幫”強加于“未定稿”的內容已“統統推倒”（見《辭海》的《前言》），最后才正式慎重出版的一部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辭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經高度概括已濃縮在其中，理應永載史冊。按慣例修訂、再版，作必要的改進，使之更完善和增加該增加的新詞條是正常的。
但是，1989、1999年修訂《辭海》是在“非毛化”思潮泛濫的影響下，編者錯把以上“三條原則”作為指導思想，把大量有關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詞條，如【井岡山的斗爭】、【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關于“三反”“五反”的斗爭】、【增產節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直至把【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等數以千百計的詞條，都作為“已經過時”、“無用”的詞條取消掉，在暫時尚未取消的詞條中，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內容也被大量刪除。
1999年版編者對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對華侵略事件，以及帝修反歷史人物都“摘帽子”、“重新評價”、恢復名譽。這也等于在實際上否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且編者還把國家政權和政黨都具有“階級性”，也作為“過時”“無用”的東西取消了，否定“國家政權”和“政黨”的階級性，這就比赫魯曉夫更徹底地肯定了古今中外的“國家政權”和“政黨”都是“全民國家”、“全民黨”。
1999年版編者這樣刪改《辭海》，就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革命歷史“一筆勾銷”了。與經過這樣錯誤刪改的《辭海》相呼應的典型，便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人物出版的《告別革命》一書，此書對古今中外歷史上的一切革命都污蔑、否定。
這樣的大取消、大刪除，究竟為的是什么？顯然，是要把這些既符合史實又符合馬列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詞條、詞匯都清除，為了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后好去“與國際接軌”。
為了否定社會主義新社會，甚至連“妓”這個詞條：“【妓】妓女，舊社會中被迫賣淫的女子”，也被“走回頭路”的編者改回到1949年前的寫法：“【妓】妓女，賣淫的女子”。（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099頁與1999年版第1329頁）顯然，編者認為“舊社會”和“被迫”這兩個詞匯是把社會分為新、舊兩種社會了，這個馬列主義的觀點必須否定、清除，才能“與國際接軌”，在我國能合法開設妓院，發展這個所謂第三產業。
我們要進一步問：中國的《辭海》為什么要取消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是適應誰的需要？顯然，是適應美方的需要，不但主編的《公開信》說要“按美方的修改意見”來“辦理”，我們還可看一看美國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是怎么說的。
關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斗爭”，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美國前總統的名言是：“如果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失利，我們所有的武器、條約、貿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將毫無意義。”（尼克松著《1999不戰而勝》第114—123頁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88年出版）顯然，不僅美國，西方國家都是把“意識形態”的“斗爭”放在首要地位的。那末，為什么中國的《辭海》要主動地來消滅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呢？這是在奉行誰的旨意還不清楚嗎？
然而，實際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我們黨戰無不勝的法寶，“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我們的黨和國家要生存下去和發展自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萬萬不能丟棄的法寶。筆者是1940年參加新四軍走上革命道路的，七十年來都是做的政治、思想、宣傳工作，亦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作，筆者最深刻的一個體會便是感到我們黨的一切勝利和成就，主要是靠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唯一正確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靠了這個思想政治法寶，靠了這個信仰和精神支柱；我們實際工作中的一切錯誤和挫折，都是由于背離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黨必須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
（二）《辭海》的錯誤刪改所造成的極大的社會不良影響必須消除
由于1999年版《辭海》的錯誤修改，對許多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普遍搞了“摘帽子”、“重新評價”，顛倒了正反面歷史人物和顛到了歷史是非，并且《辭海》的負責人還自稱《辭海》是代表國家的權威工具書，這就為寫翻案文章者提供了條件、鋪平了道路，多年來的翻案文章絕大多數都能從1999年版（包括1989年版）《辭海》對詞條的錯誤修改中找到所謂的“依據”。這大大助長了一些人大刮“歷史翻案風”、大造歷史虛無主義的輿論，產生了極大的社會不良影響。
這種“歷史虛無主義”，也不是把任何歷史都“虛無”、化為烏有，它只是把革命人民的革命歷史與功績否定、“虛無化”，這在實際上也就肯定了人民、革命的對立面的歷史。例如在許多的書報刊物上：
有人寫書、寫文章，把蔣介石坐失東三省的“不抵抗主義”寫成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對日謀略”，寫蔣介石是“愛國”的“民族英雄”。
有人寫文章說：“孔子的思想、學說、精神的偉大是超時空的，不是一代帝王，幾個英雄所能包含了的；反而，它卻包含了一切帝王和英雄”。有人寫文章說：“領導干部要做讀書的模范，要讀《論語》、《孟子》、《莊子》等書，來樹立自己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見《人民日報》2006年4月25日第19版署名文章和2009年4月20日第11版署名文章）
有人寫胡適，說“只有胡適思想在中國普及，中國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整個的西方，大致生活在胡適思想中。”有人寫“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見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胡適還是魯迅》一書和《炎黃春秋》雜志）
有人把李鴻章寫成“冤枉”“背負漢奸罵名”的“能將、能相”，寫他鎮壓太平天國“屢建奇功”，是“愛國忠臣”，他為了國家的“自立”“自強”，“談洋務、辦洋務是他最大的貢獻”，寫“李鴻章堪稱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人，也是中國外交第一人”，說若無李鴻章，清朝早就亡了，像“印度那樣變成殖民地”了（見貴州省政協主辦的對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月刊《文史天地》2008年第11期一組文章）。
有人把秦檜寫成深知南宋國庫空虛，不能抗金，只能妥協、對金稱臣的“明智”之士，“有功”之臣，說幸虧有個秦檜才挽救了南宋，使之得以茍安許多年，若無秦檜南宋早就亡了。
還有人利用“曲筆”，表達出了汪精衛“曲線救國”的一番“苦心”，說他是心甘情愿犧牲自己的“清名”而去背負“漢奸”的千古罵名的，說他降日、聯日是為了反共，為了防止“國共合作抗日”會使共產黨“坐大”，中國會“落到共產黨手里”（見《百年潮》2005年第3期）。
有些人顛倒是非、美化機會主義者陳獨秀，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見《炎黃春秋》和不少報刊的文章）。
還有人把赫魯曉夫寫成是蘇聯“黨和國家杰出的領導人，是對華提供援助最多且質量最高者，是具有灼見和最早反對‘三面紅旗’、反對‘文革’者……”（見《揚子晚報》隨報附送的《特別文摘》2009年第3期）實際上，作者是心懷鬼胎，造謠、美化赫魯曉夫，以此來達到反毛、反共的目的。
例不勝舉。
那些寫翻案文章者大多是善于造謠、編謊而美化、拔高反面人物的“高手”，描述反面人物長期受“冤枉”，往往寫得有鼻有眼、繪聲繪色、活靈活現，似乎有根有據。這就不但使天真的老實人看了相信，甚至感動得掉了眼淚，連有些經驗豐富的老干部看了也相信。
這類翻案文章有極大的欺騙性，還因為它們往往發表在官方的或經官方批準出版的書報刊物上，這些書刊的發行量有幾萬、幾十萬、幾百萬的。讀者看不到官方出來制止，也看不到有批駁他們的文章出現，就更以為這種翻案是官方默認或支持的。反毛反共精英就是按“謊言重復一千遍便成真理”，在不斷地重復制造這種翻案輿論。
當這種用謊言、謠言所制造的翻案輿論形成氣候，其必然的后果是什么呢？這些帝國主義者、國內外的反動派、漢奸、賣國賊的對立面豈不都會變成“被告”和“罪犯”？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魯迅的名言：“謠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謠言殺人的，謠言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
總之，這股歷史翻案風是全面地顛倒中國的近現代史的是非，而它的根源都在1999年版《辭海》之中。因為《辭海》否認舊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給1840年以來帝國主義者及與之勾結的中國封建主義投降派代表人物，都搞了“摘帽子”、“去罪行”、“重新評價”恢復名譽。這就直接、間接地為那些做翻案文章的人提供了條件、鋪平了道路。
社會主義的新中國的1979年版《辭海》被這樣極其錯誤地刪改，是一切有民族自尊心、有國格、有人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維護憲法的中國人都絕對不能同意的。1999年版《辭海》的錯誤必須糾正、所造成的惡劣社會影響必須消除。
（三）《辭海》編輯部必須改組，《辭海》的錯誤必須糾正，新的修訂版宜推遲出版
最近看到中新網和《人民日報》有關《辭海》開“主編擴大會議”將出新的修訂版的報道。筆者提出如下意見：
第一、《辭海》必須正視1989年版和1999年修訂版的嚴重錯誤，這是不能回避的，為此，辭海編輯部必須改組，然后認真總結經驗教訓，認識錯誤，切實糾錯。這需要時間，出2009年修訂版宜推遲出版。
否則，仍在老路上修改，仍按原來的“三條原則”而再取消屬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約七千個條目”，這只能錯上加錯。這是擁護社會主義的全體中國共產黨黨員和全國人民絕對不能同意的。
第二、改組后的編輯部再次修訂《辭海》，必須首先明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遵行憲法和黨綱黨章、黨的《決議》，并考慮到全國廣大黨員、干部、讀者、群眾對《辭海》的批評意見，不能把編纂和修訂《辭海》變成少數專家、學者的“專利”、“特權”。全國人民對《辭海》的編纂和修訂是有知情權、發言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的！
第三、1979年版《辭海》基本上是一部體現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工具書，是沒有理由把它大面積推倒重來的。當然，發現其中有某些錯誤、不足之處，作部分修改，糾正個別錯誤，使之完善也是正常的。增加真正有科學和歷史價值的新詞條也是正常的。按編纂辭典的慣例，對于有爭議尚無定論的或正在進行中的事件，是暫時不寫進《辭海》的。但已寫進了的詞條也不是可以無理由、無原則地變動的，這體現出寫進《辭海》或從《辭海》中取消，都是嚴肅慎重的事情。
第四、筆者寫的《革命歷史與領袖不容歪曲和否定》一書，中國新聞聯合出版社已于2008年4月出版，該書分二十個專題，對1999年版《辭海》錯誤取消和刪改五百多個詞條，提出了批評，現在該書二十個專題正在互聯網上逐個發表，理應按“雙百”方針開展討論，可以肯定其正確之處，本人希望聽到不同意見，竭誠歡迎批評指正。
2009年5月18日
作者通訊處：郵編226007中共南通市委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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