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正在流行的現代性敘事的“普及版”，今天是以一系列敘事構成的：文化保守主義(無論是回歸傳統“文化秩序”還是“上帝的秩序”、“自然的秩序”、“歷史理性”都一樣)，經濟自由主義(按照財產和產權重新恢復劃定社會等級)，政治改良主義(建立由科層官僚和經濟新貴族聯合執政的“精英政治”)，而在歷史流域，我們最不應該忘記的是：這個現代性敘事普及版最突出的部分是對所謂“英美式現代性”“普遍價值”的謳歌與“法國式現代性”的離經叛道的“錯誤道路”的批判——但這不是對現代性的差異性的認識，更不是什么對“區域性差異”的認識，毋寧說這是建立在對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極權主義”本質的批判之上的，確切地說，它不過是當代保守政治幻覺、一種集體“政治無意識”的表現；或者說僅僅是把既成現實轉變成某些知識分子的主觀意識，例如：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解釋不過是再一次成為二十世紀當代歷史的注解。這種敘事提供了關于秩序、規范，關于資本、財富，關于精英貴族開明專制，普遍的現代世界歷史道路這些當今最為時髦的詞句，而聯起來卻不過是宣告：一個“私有財產”和“資本”支配的，“精英”統治的全球化的世界“秩序”已經形成，而且降臨在我們頭上，在它背后卻是“世界大同”和“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現代性方案的破產。這樣的歷史不是歷史研究，而是當代政治無意識的歷史表述。它通過把歐洲的一部分(法國)及其特定歷史(大革命)邊緣化和“第三世界化”的方式，通過把歐洲的這一部分“排除”出去的方式，來維護一種主流的、普遍的、共同的現代性方案和現代化道路。更重要的是，它通過“批判暴力”的姿態，刪除的是現代世界進程中的暴力壓迫和反抗斗爭，以一個勉強的“權利——契約”范式，掩蓋現代性結構的權力本質。
這種解釋基本上是重復了伯克等人對法國大革命、對歷史的道德化理解，并不奇怪，他把革命解釋為“法國文化熱病”使然，這種“文化品格”里最壞的東西據說是“政治激進主義”、“文化浪漫主義”和“社會平等的烏托邦”。于是，在這種解釋看來，當時的法國好像只存在激進主義而不存在歐洲最保守的貴族資產階級，只存在文化浪漫主義而不存在最終奠定了歐洲科學精神的理性精神，只存在愚昧的平等和平均主義而不存在根深蒂固的精英觀念。但是，即使我們沿用這樣的思路，從“文化”角度考察大革命氛圍中的法國，不難發現，在當時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中，最強大的聲音是后者，而絕不是前者，恰恰與英國相比較，情況就更是如此。
實際上，這樣經不起稍加分析的論證，不過是通過“反過來論證”的方式，暗示一種好的、必須被“普遍化”和“普及化”的英國式的文化品格：政治保守主義、科學工程學、管理主義和貴族統治的社會。這才是問題的實質。這樣的一場“文化的革命”掩埋了歷史的研究，悄然獲得思想的壟斷意義，它不像某些評論家所說，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的反革命”，而恰恰是一種激進的、烏托邦式的“反歷史的普遍主義文化大革命”及其敘事。這種觀點以文化的優劣來解釋那場二百年前的革命，目的卻是為當代保守政治涂抹一種勉為其難的大眾文化口紅。
我認為，問題的焦點也并不在“革命”還是“改良”，“激進”還是“保守”，而在于如何解釋歷史，如何理解現實。是把現代世界歷史進程描述為暴力、壓迫、反抗、斗爭的各種正式和非正式形式的演進，還是用一種虛構的普遍性敘事勉為其難地粉飾、掩蓋真實的歷史，從而為現實的權力結構提供溫文爾雅的合法性。這就是當代中國普遍的現代性敘事、“共同的現代化”道路的維護者，與現代史學界的“區域研究”、“趕超戰略”的倡導者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我看來，后者雖然沒有從總體上懷疑過那個現代性方案，但是，它畢竟質疑了這個方案的普遍性，因而，它對現代進程的權力本質的理解更接近真實。
歷史學界有價值的研究就是這樣逐漸被遮蔽的，就是這樣最終與政治權威主義、文化保守主義合流的。這是一種“溫柔的遮蔽”，一種文化策略性的戰略性消解；歷史學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發現的赤裸裸的權力關系，發現的國家、革命、發展主義意識形態，被“文化界”的普遍主義的流行口紅，溫柔的小手涂抹干凈了，正像“第三世界”、“亞非拉”對于普遍的現代性敘事和現代化方案不具有典型性一樣，“法國道路”對歐洲的現代性傳統也沒有普遍性。但是，千萬不要忘了，這里不是英國模式代替了法國模式，英法對比只有隱喻的意義罷了，不是的，實際上是“權力／反抗”的真實歷史進程，被“權利／契約”的閃爍其辭的解釋模式所代替，實際上是：勉為其難的“文化現代性”普及版掩飾了真實歷史中的暴力、壓迫和斗爭。這才是實質。
現代性敘事的普及版和通俗版正是從法國大革命這里找到了一個突破口，這支文化口紅沒有那么昂貴，但是它很合二十世紀后期世界政治秩序變幻的時尚，于是它流行，從西方到東方地被不斷流行和復制，但是，華勒斯坦和許多人的研究指出：這只文化口紅效果不佳，對真實歷史來說，它是假貨，是贗品。
我簡要地介紹一點華勒斯坦在《現代世界體系》第三卷中對法國大革命的解釋，我的歸納中還結合了福柯關于大革命問題的著名論斷，解釋的重點在于，它辯證地批判了發展主義意識形態，而且結合它的歷史，分析了現代權力統治形式的重要變化。它使現代性普及版敘事中那只屢試不爽的文化口紅黯然失色。
首先，按照這一解釋，大革命絕不是背離、否定“英國式道路”的結果，而恰恰是過分仿效、追隨英國式道路的結果。這部偉大戲劇中最具諷刺意味的一個事實是：在革命前的法國，英國的一些“范例”要素引起注意與欽佩，因而促使法國迅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范例”要素中的一個基本要素，是英國貴族的政治經濟力量的加強。畢竟永遠不能忘記的是，在貴族身份具有極大作用的國家中，在現代延續最為長久的國家，正是英國，它是具有許多現代資本主義象征意義特征的中心地帶。
羅伯斯庇爾本人對此已經有了很好的論述：“因此，正是法國的法官、貴族、教士和富人給了革命最初的動力。只是到了后來，人民才出現在革命的舞臺上。”我們在理解“英國道路”及其對法國的影響時，最不能忘記的就是貴族的資產階級化和資產階級的貴族化，即貴族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積累過程中，政治經濟力量的空前加強。
貴族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是怎樣加強的呢?是通過資本主義的發展加強的。這無論在英國、在法國都一樣。貴族利用特權采用資本主義的經營獲利方式，新富利用金錢取得貴族身份。貴族遠不是封閉的，而是“過分開放”的。政府急于加緊把以前的權益迅速轉化為“財產權”，封建權力不僅得到生存，而且通過把“權力”轉化為“權利”，更加繁盛。《自由憲章》沒有出現“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詞句，那是因為在當時的貴族和資產階級看來，這根本就不是問題。正如布洛赫很早就指出的那樣，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封建”特權在經濟方面重新發揮了效力。要找我們今天熟悉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歷史原型，那么它就在這里。
所以，“權貴私有化”、“激進私有化”，這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不是什么新東西，而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生而必然發生的東西，而需要解釋的只是：為什么偏偏在法國發生了一場農民捍衛“村社公田”和“公有制”的革命，結論只能是法國的“權貴私有化”和“激進私有化”程度太過分了，因而引起了社會反彈。為什么法國的私有化進程太過分了呢?這又恰恰是英國的壓力，以及過分追隨“英國式道路”的結果。
在二十世紀，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解釋，始終是與“專制”、“公有制”、“私有制”這三個范疇纏繞在一起的。按照某種解釋的邏輯，私有制不會造成專制，因為私有制天然代表“自由”，而公有制天然代表“專制”，革命使公有制成為可能，所以革命不是反抗專制，而是專制的起源。——實際上，沒有哪種邏輯比這種邏輯更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了。
私有制不會造成專制嗎?在大革命時代，正是劇烈的土地私有化進程，即貴族資產階級面向資本主義改革的土地兼并，損害了農民的“村社公田”，才使得改革轉向了革命。其中受到資本主義運動損害的農民的“反資本主義體系”的自我保護運動在這種轉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革命爆發的年代離市民和城市無產階級的社會保護運動還很遠，離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在時間上更遠些，但是，這場運動的直接結果就是宣告，私有制的極端形式：貴族資產階級的特權掠奪式資本主義統治形式，不再適合現代社會，宣告“英國道路”不再適用，現代社會要維持下去就必須在絕對私有制和貴族新富精英統治方式之外，尋找新的權力統治形式——無論這種新的統治形式怎樣，它都必須能夠更廣泛地動員社會，或更有效地控制社會，于是無論如何權力統治都必須采取更為“合理化”的形式，甚至借助“公有制”的旗幟。
而被稱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辛亥革命也是這樣。這場革命也提出了“天下為公”、“耕者有其田”的具有強烈“公有制”色彩的口號以及“共和制”的制度理想，如果我們說“公有制是專制的起源”，那么“辛亥革命”是現代中國專制的起源嗎?不是的。辛亥革命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公有制色彩的口號，針對的是晚清貴族精英主導的，面向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改革”和“新政”，這場改革同樣導致了大規模的土地兼并運動，這個權貴私有化的激進改革和“新政”在中國最后一個代理人就是袁世凱，他是“權貴私有化”運動在中國的第一個突出代表，是英國式貴族精英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的第一個實踐者，作為“開明專制”的“保守的自由主義”總統，他又為當時的“英國顧問”和“英美派人士”的“英國道路”理論推向皇帝的寶座。我們畢竟不能忘記的是，袁世凱與其說反對私有制，不如說是“天下為私”、“人間正道私有化”的大膽實踐者，他非常贊成“經濟自由主義”，他的一系列“重商法令”是“槍桿子里面出市場”的經典，他反對的不是英國道路“君主立憲制”，只不過是民主共和制度而已。而無論是法國大革命和中國的辛亥革命，其實都宣告了“私有制”的最極端形式：權貴私有化、貴族資產階級的特權統治形式不再合法。但是，革命的確沒有終止現代權力統治，而是創立了現代權力統治的新的形式，“公有制”和革命曾經是反抗專制的旗幟，在這樣的旗幟下，同樣也形成了新的現代權力統治形式。這種新的權力統治形式不能單純從君主身上找，也不能單純從“人民”身上找，只能從“權力——反抗”的夾縫里，才能看到現代權力制度的這次重要而精密的調整方式。
具體歷史中的大革命實際上是由互相纏繞的三件事構成：
一，“第三等級”代表的資本主義的“新教倫理”統治代替了脆弱的君主立憲統治，標志著現代權力統治形式由君主立憲的合法統治，演變為日常行為的規范性統治。第三等級革命的對象不僅僅是貴族，而且特別是“懶漢、游手好閑者、戴長發涂脂粉者、放縱享樂與妓女有關系者，一切不工作者、不愛國的人”。這才是一個重要的、有決定意義的權力統治方式的調整。為了在與英國的競爭中把國家凝聚起來搞發展、搞趕超，君主立憲的統治方式是不夠了，它需要一種規范所有人日常行為的禁欲主義的道德、一種工作的倫理，這就是法蘭西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公民倫理”與日常規范。朱學勤先生曾經生動地把法國大革命稱為“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但是，這里卻是資本主義新教倫理的“道德理想國”的誕生。它標志著現代權力統治方式的重要轉化，后來以及今天，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那種現代工作倫理，那種現代性規范，就是通過大革命的“道德理想國”確立的。這就是所謂，法國革命推翻了王權，但奠定了最絕對的、新的王權統治形式：“人民王權”、“人民主權”。
二，革命所造成的公共秩序的崩潰，足以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引起第一次重大的反制度(即反資本主義制度)運動——法國的“人動”。就運動本身來說，它當然是失敗了，但這次運動也一直是后來所有反制度運動的精神基礎。這倒不是因為法國革命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而恰恰因為它不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隨后在英國制定的包括《濟貧法》在內的一系列“改革方案”，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害怕革命。因此，大革命不僅創立了國內的民主，也創造了國際的民主。當然，反過來說，我們也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大革命如何改變了現代權力統治的國內形式和國際形式，代之以國內和國際的新的現代權力體系。大革命時期意味著資本主義發展和力量調整的一個重要階段，它意味著貴族資產階級主宰的“英國模式”的調整。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國獨立發展了另一種新模式或者區別于英國的“法國”方式，因為這種方式是在英法兩國之間的互相影響中產生，并先后實踐了的。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對世界經濟體中，正在進行的結構性變革的回應。在這時期，英法競爭的關鍵在于兩國都自動地作為對立面，卷入了革命之中。為什么當時貴族資產階級開明君主立憲的方式需要調整?這是因為當時的“貴族”(與資產階級很難區分)不但不是拒絕“改革開放”和資本主義的，問題反而在于，他們的“開放對于保持秩序的穩固已經太過分，而對于促進該世紀的繁榮需要來說，又過于狹隘”。
第三，法國大革命造成的民族主義凝聚力、工作倫理日常規范、“全民動員”的監督機制和方式、“規范管理”的模式，造成了法國工業化速度加快和外貿贏余的迅速增加。它首創了發展主義的現代化趕超計劃，憑借著這樣的制度形式，這一計劃在當時差一點就趕上英國，取得成功。
這又對世界體系產生了什么影響呢?首先就是把英國逼上了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而這是通過戰爭，通過對荷蘭的戰爭，英國奪取海洋霸權，確立歐洲金融中心的角色，借此開始賺取大量的無形信用收益——商船隊、商業傭金、海外匯款和投資方面的收益，通過這樣的手段，也只有通過這樣的手段，英國才彌補了不斷膨脹的龐大貿易赤字，維持國際收支的順差。那個世紀的“繁榮”就是這樣形成的。與其說它證明了開明專制、君主立憲、市場經濟、自由貿易的勝利，證明了“道德理想國”的覆滅，革命和民族主義的崩潰，不如說是恰恰相反。這個“繁榮”是建立在這樣的世界體系的結構調整之上的：資本金融區域、商業區域和工業生產區域在“趕超”中達到的相對平衡、互相依賴和各區域動員能力的“飽和”，這恰好是大革命造成的。
那么，大革命意味著什么呢?首先，它意味著一種落后地區迅速工業化的模式，一種全面動員社會的趕超模式。它還意味著第三等級代表的，類似“新教倫理”的現代社會規范的確立，正是這一點意味著現代性統治方式的重要變化。最后，最重要的是：它意味著“反體系”的人動所能夠造成的體系改良。
也就是說，除了“人民民主”和“人民主權”，大革命還為后來提供了什么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一種現代化的方式，我們經常會從以后的，被稱為“發展主義”的現代化方式中看到它；大革命是暴烈的，但是，它提供的供人仿效的現代化方式則是相對溫良的，相對公正的，權力的統治方式也相對靈巧、隱蔽。在這一點上，大革命是“成功”的。
大革命又是失敗的。法國在與英國的競爭中最終敗下陣來，它也意味著相對溫良的、現代化的發展主義道路的失敗，這是“溫良資本主義”對“頑劣資本主義”的失敗，它暴露了現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本質是暴力和資本的控制，在當時，就是英國擁有的海洋霸權和金融資本中心地位。在這樣的世界體系里面，溫良資本，主義的“發展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從根本上來說走不通，這是“共同的現代化道路”和“普遍的現代性方案”的第一次破產，在那個“共同道路”破產和土崩瓦解的地方，站起來的是暴力和資本控制的世界體系——大革命以它的最終的失敗，來說明的不過是這樣一個真理——丹東說的：“真理，殘酷的真理。”
但是，大革命并沒有就此失敗，因為全世界還沒有真正分享大革命的成就與光榮，大革命的道路和原則還沒有在世界范圍內擴展，恰恰相反，經過一百多年的風吹雨打，由大革命所開創的“發展主義”道路，在二十世紀的中葉，也就是1945——1975年經歷了一個黃金時期，如果說到大革命之偉大影響，甚至大革命之造福世界，就不能不提這個時期。
我們要尋找法國大革命的悠遠的結果和回聲，就必須從二十世紀中葉的三十年去尋找。這個結果就是：邊緣國家的迅速工業化，在“國際主義”旗幟下的資本援助和技術推廣，福利的提高，歐洲的復興、日本復興，在一定程度上是“冷戰”中的“資產階級國際主義”結果——最有說服力的是，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全球生產的持續三十多年的大規模增長。而這一切是什么造成的呢?是曠日持久的革命的結果，是民族解放運動，是蘇聯、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反法西斯斗爭的革命造成的結果，正是二十世紀的革命使此前備受屈辱的法國大革命恢復名譽，因為它把大革命奠定的現代性方案推向全球，——這才是大革命真正開花結果的黃金時代。
我們先看看法國大革命的原則如何落實為世界范圍內的“國際民主”和“國際主義”，看看當時世界上的“三大力量”就夠了：1，被稱為“萬隆計劃”，在資本主義體系外圍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建設，作為行動綱領的“發展”意識形態，就是由它們提出的。2，蘇聯為代表的，“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計劃，社會主義“國際主義”、“互經會”，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者被稱為“第三等級”原則的代表。3，福利國家的社會民主計劃，這個計劃產生有兩個原因：第一，害怕工人運動和蘇聯、中國；第二，世界體系必須建立在互相依賴的民族國家體系之上。這一條尤其關鍵，因為正是大革命發明的更有效的社會動員方式、社會權力統治方式和發展模式，強化和擴展了現代世界體系，這個世界體系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掠奪不能維持，何況中心地區還需要后繼梯隊來消化它的舊家當。
也就是說，相對于英美，社會主義國家和“新興力量”在新的世界體系里，扮演了大革命時代法國對英國的角色。當時，由于邊緣地區市場的擴大，英國在推進新技術進步的同時，需要緊隨其后的第二梯隊國家，來吸收它那些因過時而閑置的技術。而百余年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執行萬隆精神的聯合國在1955—1975年之間，理直氣壯地提出了“聯合國發展計劃”和“國際經濟新秩序”。
這就是為什么談論大革命的失敗的最好時機不是二百年前，而是當下，是今天。因為二十世紀最后所發生的事件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革命的失敗”，而且是世界范圍內的失敗。失敗的國內原因有很多，但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迅速“買辦化”，官僚從上層發動的資本主義私有化的革命，這突出地表明了法國大革命所奠定的那個現代性方案的失敗，正如福柯所說：在大革命失敗的地方，才真正暴露出大革命所奠定的那些現代性原則的權力壓迫本質。大革命所提供的方案，并不是一條新的道路——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相對于合法的權力統治(私有制)來說，大革命提供的公共懲戒、公共動員的現代權力統治方式，是一種與前者互相補充的方式，這也是兩種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的方式。
大革命方式的失敗當然意味著“發展主義”和“趕超模式”的失敗，但是，大革命原則在世界范圍內失敗的后果卻更為戲劇性。因為現在是誰接過了大革命的剩余?是誰在利用大革命鍛造的現代性敘事呢?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合法統治權，革命迫使壟斷資本主義進行調整，而接過發展主義、自由主義的偉大敘事，就是它們所有的調整中最成功的地方；好像有了這樣的敘事做保證，這些壟斷資本主義的代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世貿就真的成為“非政府組織”、甚至已經不是組織，僅僅是“三級會議”、“人民公社”——甚至——是慈善團體。但是，不是的，它是權力，是壟斷資本的權力，是還沒有偽裝好的壓迫性權力。——而此時大革命的先驅若地下有知，睹此情境，卻真不知該如何尷尬。
當年，康德力圖在啟蒙精神的遺產上創立一個“世界共和國”，本世紀四十年代以降，聯合國接過了“發展主義”的旗幟；但是，今天，在啟蒙精神、現代性偉大敘事、普遍的現代化方案、發展主義破碎的地方代替它們的，不是世界共和國，不是聯合國，而是一個新的“三級會議”。
為了人們在這個關鍵時刻對這些慈善團體，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貿易組織這個新“三級會議”有一點切實的了解，本文公開它們的某些“政績”可謂適逢其時。這些當今世界現代性敘事的最大代表，“新三級會議”的主要政績如下：
1.世界銀行提出了，并將它的投資主要面向“私有化”的“結構調整方案”。這首先是醫療的私有化和教育的私有化(第一步總是產業化)，而這兩項以“私人保險業”的興隆為基礎，換句話說，只要保險業賺到大錢，多少人病死，多少人失學，無關緊要。結構調整的后果是，醫療教育體系的崩潰，人口素質和壽命的下降，這是一項根本性破壞性政績。而這就是它們的“博愛”。
2，“結構調整”還意味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以掌管全球債務的名義，迫使那些需要生產的國家還債，將它們逼人通貨緊縮和停工停產的境地。目的就是打擊工人運動和社會保護運動，“調整”、“停滯，＼“失業”是“市場”的需要嗎?不是的，這是壟斷資本主義政治的需要，而這就是它們的“平等”。
3，國際貨幣基金會沒有把投資引向生產領域，而是成功地引向股票投機領域，其最近的成功就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誰需要匯率的不穩定和資本的無監管的自由流動呢?是生產“贏了”嗎?是市場“雙贏”了嗎?都不是，是資本自己贏了，其余都輸了。但是，這就是它們的“秩序”。
4，破壞環境。面向大工程的投資為大私人機械制造商大開方便之門，投資公路為汽車制造商制造賺錢機會(為什么不是鐵路?)最近，借將中國劃人“中等收入國家”，向中國“西部開發”關上了投資大門。而這就是它們的“發展主義”。
5，關于WTO及其前身關貿總協定。首先，它代表的是哪一種“自由貿易”?世界規模上的真正自由貿易規則是在1975年由七十七國集團和不結盟運動以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名義加以具體化的。這項計劃包括：a，向南方工業晶的出口開放北方市場(北方的答復是從關貿總協定中去除紡織品)；b，鑒于投資主要進入金融領域而非生產領域，建議提供獲取國際融資的更好途徑(北方的答復是，使銀行規則更加自由化，使金融投機更加容易)；c，建立技術交換的更加正常化的條件(關貿總協定的答復是以“知識產權”的名義加強技術壟斷)。——這是自由貿易嗎?不，這是對自由貿易的全盤拒絕。
6，結論性的問題：wTO最杰出的作為是大規模地削減了關稅，但是，貿易增加了嗎?沒有，因為生產從總體上停滯了。那么，生產停滯了，經濟為什么繁榮了呢?但是，什么是“繁榮”，繁榮不是一個準確的詞，準確而客氣的說，是經濟過“熱了”。1975年以來的世界體系的特征表現為生產領域的停滯和流通領域的泡沫化。資本的中心地區以下崗、失業的反生產的方式來小心翼翼地管理資本和債務，并將這一作為美其名曰：“結構調整”。另一方面，是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的痼疾：對于“金錢”而不是“財富”的興趣，對于“交換價值”而不是“價值”的偏執，使世界完全“商品化”，使流通領域壓倒生產領域成為資本戰略的必然，如今這樣的趨勢達到了新的階段，這就是流通領域的泡沫化。在生產的長期停滯背后，是股票、房地產、影視、投機性貿易的膨脹，它制造了虛假的繁榮。——而眾所周知，這種“繁榮”卻并不是沒有邊界的，薩米爾·阿明說：“五十年足夠了!”——是的，也許不要五十年。實際上，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暖昧的時期。1975年世界體系結構的變化和調整適應了生產領域的停滯和流通領域泡沫化的資本的戰略，這就是以蘇聯解體為標志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失敗，不結盟運動的邊緣化，“七國集團”對聯合國作用的代替。在經過近三十年的世界生產停滯和資本的泡沫化炒作之后，世界結構的變化和資本戰略的勝利使南北距離絕對地擴大了，更使民族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絕對地擴大了。正是生產的停滯和資本的運作和炒作無可挽回地制造了世界分裂，但是，也為種種反抗運動準備了雄厚的基礎，然而，由于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失敗，由于革命的全球性失敗，由于“發展主義”的失敗，由于法國大革命所奠定的現代性權力結構規則的破產，我們并不知道這種即將到來的社會反抗運動將把我們引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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