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經濟的重新估計——美國聯合經濟委員會的報告

　　
　　經濟政策和經濟工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在世界上其它主要國家一樣，都是很重要的。中國領導人在經濟方面所優先考慮的問題，已由一九七五年一月關于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的公開報道以及在那次大會上宣布的新憲法所表明。目前執行的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在完成指標和滿足優先考慮的需要方面，看來是相當成功的。最近取得的這個成就部分地反映了，現在的氣氛比早先的文化革命(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和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期間破壞性的環境較有助于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
　　
　　中國還以審慎的方式讓她的經濟同西方建立了貿易和技術關系。政治上的正常化和從先進工業國進口的需要增加，使得有可能并且鼓勵中國把經濟孤立和自給自足的政策進行這樣一次改變。
　　
　　這本書是繼早些時候出版的兩本關于中國經濟的書籍(《大陸中國的經濟概貌》，一九六七年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的估計》，一九七二年版)之后出版的。與前兩本書有關的聽證會的記錄也出版了。本書充實和補充了前兩本書的內容。本書有二十八名撰稿人，數目比一九七二年出版的那一本書的撰稿人增加了一倍以上。參加寫稿的人代表美國、加拿大和瑞典的學術機構，美國政府各部門和各研究機構。
　　
　　本書共分五個部分，即政策估計和執行情況，城市和工業發展情況，農村和農業發展情況，國防經濟和貿易關系。在本書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問題以及一些答案的要點如下：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是否已經安定得進入了穩定和持續的經濟增長過程？
　　
　　當前的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的完成情況僅次于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雖然對最近的完成情況不應作出機械的估計，但是在正規化計劃工作過程下的未來前景，看來應當使中國領導人感到鼓舞：
　　
　　“除了政治動亂之外，今后二十五年里對中國經濟的主要挑戰將是，把比較復雜的產品組合適應于她的制度，保持沒有經歷過民族恥辱和個人恥辱的一代人苦干和犧牲的精神，并且在進行普及教育和提高技術的時代里保持對消費的限制。”(阿什布魯克，見本書第48頁)
　　
　　此外，盡管大躍進和文化革命政策過去對中國的經濟情況起了破壞性的作用，政治動亂可能不會嚴重地影響長期的經濟情況：
　　
　　“最后，正如任何觀察中國過去二十五年經歷的人現在必然知道的，中國的領導人并沒有消極地接受他們的決策所帶來的出乎意料的、或意料之中但被低估的經濟后果。當一種政策造成不可取的或不能接受的后果以后，很快就會制定新的政策來糾正這些后果；中國領導人顯得他們非常愿意并且能夠在他們的意識形態前提的基本范圍內進行試驗，并且以相當大的獨創性進行革新，以對付或消除他們的政策所產生的不可取的后果。”(德恩伯格，見本書下冊)
　　
　　(二)通過交流多同中國進行接觸、多透露些經濟資料以及情報變得可靠些，這樣是否能使我們對中國的經濟情況作出較正確的估計？
　　
　　“總之，中國的統計資料，就其可得到的程度、可靠的程度和可供使用的程度來說，充滿著問題和困難。從一九七五年這個有利地位來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特別是其后半期，可能看作是中國統計資料的黃金時代，盡管用先進國家的標準來衡量，中國那些年公布的資料數量不能算多，質量也不能算高。到六十年代，整個十年期間，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們處于統計資料的一片黑暗之中，他們由于到了根本沒有統計資料的地步而幾乎絕望。一九七〇年以來，中國逐步恢復向外透露一些統計數字，從而為進行新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誠然，中國的統計數字中，尤其是近幾年來公布的統計數字中，是有許多缺陷和圈套的。但是人們根據中國迄今公布的統計數字，進行耐心、謹慎和機智的工作，還是能夠作出一些有意義的估計的。”(陳乃倫(譯音)，見本書第133頁)
　　
　　西方專業人員對中國人口進行的估計，彼此之間有很大的差異。聯合國一九七五年作出的最權威的統計數字表明，根據假設，中國人口可能不到八億三千萬人，而根據美國商務部外國人口統計分析處的估計，中國人口在九億三千萬人以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近的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普查是人們進行估計的一個遙遠的根據，這一點乃是問題的一部分。
　　
　　“……北京并不真正知道中國人口有多少，也不知道中國人口的確切增長率……
　　
　　也許，李先念在一九七一年對一個開羅記者發表的、并且在一九七二年實質上向一個日本航空公司代表團成員重申過的那段經常被引用的話最好地概括了這個人口數字之謎。李說，供應和糧食部門的官員們使用的人口數字是八億，糧食部門以外的官員們使用的數字是七億五千萬，商業部‘證實中國人口為八億三千萬’，而計劃部門則‘堅持中國人口不到七億五千萬’。他總結說：‘遺憾的是，在這方面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數字’。”(奧林斯，見本書第139頁)
　　
　　(三)中國在計劃方面把權力下放到各省后，是在沿著不平衡的經濟發展道路前進呢？還是采取了均衡的、平均主義色彩較濃的地區發展辦法？
　　
　　“……中國采取中央集權程度較高的蘇聯式的經濟計劃方法，一部分原因也是決定于中國的領導主張在工業布局和各項事業均衡發展方面要實現若干目標。這些目標中的第一個目標是，希望開始重新安排工業在地理上的布局。中國的領導認為，他們接管的工業發展格局是外國控制國內經濟達半個多世紀的結果。在這種工業發展的格局下，工業生產能力都集中在東北地區和一些主要的沿海地區。他們之所以決心改變這種工業集中的格局，不僅僅是出于軍事戰略上的考慮，而且也由于他們認為，從長遠的觀點看，導致各地區發展水平越來越懸殊的那種增長，在政治上是不能接受的。其次，中國的領導有責任保證均衡地分配政府所提供的各項服務。一九四九年，中國的廣大地區幾乎沒有什么保健設施、教育機構和其他重要的社會服務事業。”(拉迪，見本書第186頁)
　　
　　“在五十年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最近的資料表明，從一九五七年到七十年代，這兩類地區在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相應份額幾乎沒有什么變化。”[羅爾和葉公嘉(譯音)，見本書第159頁]
　　
　　“對中央和各省之間的財政關系進行分析后可以得到一個關于經驗主義的證據，表明中央政府在制定計劃方面仍然在繼續行使廣泛的權力，而這種情況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性質有著深刻的影響。這個證據表明，在決定中國經濟資源的分配方面，各省的計劃工作人員的作用并沒有很大的增加，結果是，在權力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中并沒有突出表現地方自給自足已成為有力的格局。事實上，中國中央政府根據地理情況重新分配資源的程度是相當大的，特別是同象印度這樣的其它一些幅員廣大的欠發達國家相比較，更是如此。”(拉迪，見本書第185頁)
　　
　　“總之，我們認為，盡管投資的比重偏重于內地，但是有若干因素導致總生產的均衡增長。這些因素是：紡織工業原料供應的緊張；內地工業和農業所引起的對沿海產品的需求以及強調自給自足和生產新產品。……強調沿海地區對發展的重要性，那是要充分利用資源以達到不止一個目的的講究實際的做法。此外，如果中國領導人沒有采取偏重內地的政策，幾乎可以肯定中國本來會作為雙重經濟的國家發展。”(羅爾和葉，見本書第182頁)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目前發展過程中就關心她的環境是不是為時過早？
　　
　　“當然不能對中國作出有把握的預測，但確實看來，由于明智和‘幸運’二者相結合，中國不會遇到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工業國所遭遇的那種環境惡化。
　　
　　中國一直是很明智的，因為很早以前毛澤東就認識到，要在長期中使經濟發展獲得成功，就需要保護人民不致受到環境的危害，也需要保護環境不致遭到毫無控制的濫用。這個決心是基于非常實際的而不是純生態學的考慮——它是在生態問題只是少數人感興趣的問題發展成國際上關注的重要問題之前早就作出的。毛堅信人民身體方面的基本需要——健康的身體、清潔的水和足夠的糧食——是實現國家其它一切目標的先決條件，因此，很早就采取了改善環境衛生和健康情況，并且提高土地生產力的政策。只有在這些需要大部分滿足以后，對環境的關注才能轉到一些起源于工業污染的雖然很重要但不是那么迫切的問題上去。
　　
　　‘幸運’只是在取得若干進展的執行階段才成為一個因素。中國的‘幸運’是，她的五分之四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農村地區，那里人口密度低和主要從事農業活動，因此環境問題比較容易處理。中國‘幸運’的是，她并沒有一個對環境造成如此嚴重危害的富裕的經濟，而只有一個儉樸的經濟。在這種經濟中，‘不要浪費’的倫理條文推行起來比較容易，因為它是出于社會本身的必要而固有的。”(奧林斯，見本書第273——274頁)
　　
　　(五)中國工業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在最近的將來發展速度是否會慢下來？中國工業的發展是否采取了跟蘇聯和西方的工業化模式都不同的、她自己的現代化道路？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中國的工業生產……
　　
　　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十三。五十年代的經歷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經歷是相當不同的。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〇年期間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二，而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四年期間平均每年只增長百分之六。
　　
　　盡管存在著積累起來的結構上的問題和一九七四年的情況不佳，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幾年里，工業生產應該可以恢復到最近的這一增長趨勢，即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周恩來特別指出第五個五年計劃時期(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對于中國在本世紀末取得‘前列’地位是關鍵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經濟問題是使糧食生產的增長率大大超過人口的增長率。中國在促進節育和提高農業產量方面取得成功的程度，將是決定工業增長率的重要因素，因為它將影響——比方說——可以省下來用以擴大和革新重工業的投資數量。”(菲爾德，見本書第283頁、第302頁)
　　
　　(六)中國的工業管理體制同其他工業國的體制有什么不同？在繼續推遲增加消費品供應的情況下，如何能夠鼓勵工人和提高勞動生產率？
　　
　　“中國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制度的目的，在于迅速改變其經濟面貌，辦法是動員一切人力物力提高產量，除了供消費之用外，同時也供投資和防務之用。消費者優先注意的方面，包括個人希望工作輕松和工作之余悠閑自在的愿望，在官方整個目標中，僅僅占明顯的從屬地位。
　　
　　根據這些目的，我們對中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工業體制下的情況所作出的估計必然是普遍有利的。上述的考察結果表明，主要依靠行政控制而不是通過市場分配的辦法來調撥資源，有助于中國在提高工業產量、改變其結構和降低工業產品實際成本方面取得成就。中國的工業增長情況同其他后來的大工業國的工業增長情況比較有利，從這一點可以證明上述考察結果是正確的；同時，許多工業民主國家在戰時都是采取不通過市場來分配重要物資(在戰時調動資源和迅速改變結構已取代消費者福利而成為國家的主要目標)，這一點也可以證明上述考察結果是站得住的。
　　
　　中國的消費品工業，由于它們的相對靜止的產品結構和適度的生產增長率，并且隨著個人收入的增加，消費品市場正變得較為多樣化，因此，完全有可能從轉而采取與市場有聯系的調撥方法這一重大變動中得到好處。但是，在占支配地位的生產資料部門中，雄心勃勃的指標繼續占突出地位，技術上搖擺不定，需求難以預測，這意味著，和過去二十五年的情況一樣，即使來一個制度上的根本變革，也很少有希望改進中國工業體制的情況。”(羅斯基，見本書第371頁、第373頁)
　　
　　“城鄉差別仍然是中國人希望成為產業工人的一個原因。在工業內部各部門之間調撥勞動力很少考慮物質刺激。與職業和熟練程度有關的工資差別在鼓勵努力工作和掌握技術方面只起有限作用。
　　
　　……由于外部刺激力量比較弱，因此我們預料工業的內部刺激力量起著重要作用。最后我們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種刺激力量的功能很難同中國‘繼續革命’在體制上的其他特點的功能區別開來。看來，關于中國工人的動力的線索如同其他任何人的動力的線索一樣，最終要從把中國工人同社會聯系起來的那些線中去尋找。”(里斯金，見本書第417頁、第420頁)
　　
　　(七)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是否已能自給自足？中華人民共和國會不會成為石油和石油產品的一個重要生產國和輸出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迅速成為石油和天然氣的重要供應國不僅具有經濟上的意義，同時也具有地理政治上的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一個重要的石油生產國和石油輸出國只是最近的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的石油產量是微不足道的。新政府在石油工業方面作出了廣泛的勘探和開發的努力，這是它加強工業實力和減少對外國資源供應依賴性的這一總計劃的一部分。意外的收獲是，一九五九年在東北的松遼盆地發現了巨大的大慶油田，接著就迅速開發。由于發現了其他的大油田，特別是華北盆地的油田，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能夠不再依賴外國石油，保證中國經濟現代化可以得到充足的石油供應，并且使北京能夠從一九七三年起出口數量相當大的石油。
　　
　　突出之點如下：
　　
　　中國在一九七四年生產六千五百萬噸原油，是居于印度尼西亞之后的世界第十三位產油國。
　　
　　據保守的估計，中國已經探明的蘊藏量估計為十一億噸。已探明的蘊藏量加上可能的蘊藏量，估計為五十九億噸，極有可能達到七十六億噸。近海蘊藏量將大大增加上述估計數字。
　　
　　當前的勘探工作集中在現有的油田和渤海灣。至少有三艘自升式鉆井船和也許還有一艘半潛水鉆井船在渤海灣進行鉆探工作。
　　
　　一九七四年，原油的出口增加到四百萬噸以上；一九七五年應能超過八百萬噸，這將使中國獲得七億多美元。
　　
　　石油在中國主要的能源生產中所占的比重，從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二和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十一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百分之十七。工業和運輸部門消費石油最多。農業用石油消費量占總消費量的比重在迅速增加，從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九增加到現在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中國的天然氣生產在世界上占第五位。一九七四年的產量約為六百億立方米，其中五百二十億立方米是四川省生產的。
　　
　　一九七四年年中的提煉能力估計已達到四千七百萬噸。中國煉油工業的技術水平同西方五十年代末期的水平差不多。它能滿足中國的生產需要。
　　
　　自從一九七四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鋪設了幾乎長達兩千公里的新油管。這主要是便于石油的出口。此外，還在港口、裝卸設施和油船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
　　
　　到一九八〇年，中國每年應該能夠生產兩億噸以上的原油，其中約五千萬噸可供出口。
　　
　　北京不象是會允許外國人廣泛參與她的石油資源開發工作，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同外界的打交道將局限于直接購買設備、技術和勞務。”(威廉斯，見本書第421—423頁)
　　
　　一些日本人士預料，到一九七八年，對日本的石油出口數量將從現在的大約五百萬噸增加到二千五百萬噸。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口達到一些日本人士預言的水平，他們能夠在今后的年份中獲得下述這么多的收入(按每桶十二點八五美元計算)：一九七八年——四十億美元(四千五百萬噸)，一九八五年——九十億美元(一億噸)，一九八八年——一百二十億美元(一億三千五百萬噸)。
　　
　　“到一九九〇年，中國可能同沙特阿拉伯、伊朗、美國、蘇聯并列為五大石油生產國，如果她的產量能夠超過日本人所估計的四億五千萬噸的話。”(金，見本書下冊)
　　
　　(八)中國的工業部門如鋼鐵工業是否可以同其他工業國的類似部門相比？
　　
　　“在頭二十五年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發展她的主要鋼鐵工業方面取得了迅速的進展。在五十年代里建立了一些大鋼鐵基地。從那時以后，所取得的進展是依靠中國自己的努力以及來自非共產黨國家的有選擇的幫助。采用了一些新的技術——特別是提高了生產效率的底吹純氧轉爐，改進了鋼產品的質量和品種。粗鋼的年產量現在接近二千五百萬噸，這使中國的鋼產量在世界上占第六位。
　　
　　中國具有建立更大規模的鋼鐵工業的潛力，但妨礙其發展的有三個因素：
　　
　　中國國內鐵礦砂和煤的資源雖然很豐富，但是質量低，必須加以特殊處理。
　　
　　當蘇聯技術人員在一九六〇年撤走的時候，中國人還沒有訓練出一支能完全承擔起任務的工作人員隊伍。
　　
　　整個經濟缺乏資金，導致鋼鐵工業出現不平衡現象。例如，采礦部門只分配到最低限度的資金，因此工人只能在體力勞動強度很大的條件下進行操作。
　　
　　中國人正在設法糾正這些缺陷，主要是通過進口現代化的機械設備。最近幾年，中國購買了一些采礦和處理礦砂的選礦設備和大型的軋鋼設備。
　　
　　這些設備的安裝需要幾年功夫，與此同時，對鋼產品的需求在繼續增加。因此，由于產量增加的速度不會很快，目前的不平衡狀態將可能要持續到七十年代末期。一九八〇年以后，鋼鐵工業的進展將取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己生產所需的機械和設備的能力提高得多快，同時，也取決于中國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把大量的外匯用來購買制鋼設備和技術。”(尤薩克和伊根，見本書第509—510頁)
　　
　　在基本金屬方面，中國對日本的依靠很大。
　　
　　“一九六八年以來，日本每年出口一百多萬噸鋼鐵，中國是日本的第二大主顧(最大主顧是美國)。日本在一九七二年出口了一百四十萬噸鋼——占她的鋼的出口量的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鋼鐵占日本對中國的總出口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它是最大的一個出口項目。因此，中國是日本鋼鐵工業的一個重要和穩定的市場。
　　
　　中日鋼鐵貿易額所以這么大是由下面幾個因素決定的：中國的需求增加剛好同日本的生產能力相一致；地理位置的靠近；日本產品的高質量；日本準時交貨的信譽，價格比較低廉。
　　
　　除了中國繼續會有需求這一問題之外，日本的出口能力也有一些問題。日本的鋼鐵生產將面臨許多困難——環境問題、能源問題、勞工問題——可能無法保持她的高度增長率。”(金，見本書下冊)
　　
　　(九)中國是否發展了現代化的國內和國際電信系統？它的發展是建立在擴大中國的生產能力的基礎上，還是建立在進口的基礎上，還是同時建立在兩者的基礎上？
　　
　　“在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期里，中華人民共和國執行了一系列的計劃，這些計劃的目的在于建立一個能夠滿足經濟部門、政府和武裝部隊的基本需要的電信系統。當共產黨于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時，他們接管的是一個原始的和遭到嚴重破壞的電信系統。在頭三年中，主要的任務是修復這個系統以滿足新政府最迫切的電信聯系的需要。
　　
　　到了一九五三年，共產黨準備擴大原有的系統，利用架空明線干線把主要的省市同北京聯系起來。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在一九五八年，作為過度樂觀的大躍進的一個組成部分，北京宣布了一項要建立現代化電信系統的新的四年計劃，它將具有大容量的微波無線電中繼站和同軸電纜干線。由于物資和設備的缺乏，一九六〇年年中，中國人推遲了他們的雄心勃勃的計劃。
　　
　　在六十年代初期暫停一段時間后，電信系統的發展，再次被放到極優先的地位。
　　
　　他們把較大的注意力放在發展電子工業方面。他們從西方進口了生產電子元件和測試儀器的全套工廠設備。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的文化革命造成了工業生產急劇的、但是短暫的下降。對電信設備的生產造成的不利影響是暫時的。電子工業的技術改進和擴大生產能力的工作仍在繼續進行。
　　
　　中國目前的五年計劃(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時期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建造了一個長途電信設備干線網，為將來在一般和專用的電話、電報和視頻通信的溝通方面的發展，提供了傳遞基礎。
　　
　　在這期間取得的其他成就是，無線電廣播、有線傳播、電視廣播設備以及全國電視網的建成。與此同時，收音機、電視機和有線廣播喇叭的生產大大增加，也有助于取得上述成就。中國還在增加傳真設備、使一般電報業務自動化方面，以及擴大和使電話交換機的自動化方面，取得了進展。這些成就滿足了中國在國內電信系統方面長期發展的基本需要。
　　
　　中國在發展國際電信方面也取得了進展。一九七二年以來，已向美國購買了三個標準的國際通信衛星組織的地面站。在廣州和香港之間建立了同軸電纜線路。此外，還同一個日本財團達成了協議，敷設一條從上海到日本的同軸海底電纜。現在，他們正在努力改進無線電話線路的質量，并且利用世界主要電信中心提供的轉接中繼業務以發展國際電信系統。”(克雷格，見本書第557—559頁)
　　
　　(十)建設部門的組織和工作如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資本形成作出貢獻？
　　
　　“在一個欠發達的國家里，建設的增長一貫是比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要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情況也是這樣。中國由于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和文化革命(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帶來的挫折把所有的指數都壓低了。建設和工業產量的波動比國民生產總值的波動要大：在壞年頭，兩者下降得比國民生產總值要快；在好年頭，兩者也比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得要快。
　　
　　中國當前的建設活動反映了一九七二年底和一九七三年對投資的輕重緩急次序進行修正的情況。根據這個修正的次序，北京試圖彌補工農業方面的缺陷。現在建設活動的重點是建造支援農業的工業項目，加強發電能力，改進港口和碼頭設施，使原料工業(采礦業)有基本的改進。一九七三年，中國同日本、美國和西歐國家簽訂購買價值十二億美元的成套工廠設備的合同——主要是化肥廠和合成纖維廠。一九七四年，購買的成套工廠設備約值九億美元，主要是設在武漢的軋鋼廠(五億多美元)。
　　
　　在今后兩年到五年內，建設活動的重點將是生產化學產品、原料和電力的工業。這個活動將包括建立現在已簽訂合同購買的許多進口的工廠。采礦工業的建設將優先考慮露天采礦。在露天采礦技術方面中國有許多地方要向西方學習。在國際港口上建造大型的新設施將隨著對外貿易的擴展而加速。鋼鐵工業將在建設中繼續占最優先的地位，而主要重點將放在生產鋼材的能力方面。石油工業正在加速本來已經很快的步伐。在今后幾年的發展中，敷設輸油管和開發渤海灣的淺水礦藏的工作將占主要地位。”(麥克法蘭，見本書第599頁、第616頁)
　　
　　(十一)農業產量的增長有什么限制？在人口不斷增長的情況下中國人是否也能夠使他們的人民豐衣足食？
　　
　　盡管農業受到很大的重視和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但是農業情況仍然是經濟上的一個重要的可變因素。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于改善農業情況的問題究竟能解決得多么好，專家們有不同的看法。
　　
　　“北京已保證能滿足中期的糧食需要，并且為了長期解決農業問題已在投資的輕重緩急次序方面作了必要的大規模的調整。
　　
　　主要的改變包括：
　　
　　同加拿大、澳大利亞和阿根廷簽訂關于到一九七六年年底為止每年最多提供四百八十萬噸糧食的多年合同。
　　
　　降低對勉強生產低質量肥料的小工廠的重視程度。
　　
　　進口總共十三套大化肥廠的成套設備以提供上等肥料，進口合成纖維廠的成套設備以補充天然纖維的供應。
　　
　　加強基本建設項目的工程以改進和擴大耕地。
　　
　　限制可能影響農民承擔集體義務的副業活動。
　　
　　以擴大復種和限制經濟作物的耕地面積，從而增加糧食的耕種面積。
　　
　　這些化肥廠是中國農業發展的關鍵。當這些工廠中的最后一座在一九七八年或一九七九年投產時，中國的氮肥供應將達到八百萬噸，比目前的供應量增加一倍。氮肥的大量增加顯然將對農業起很大的刺激作用，雖然邊際收益大概會是很低的，至少在開頭的時候是這樣，因為化肥增加的程度將超過高產所需要的下列補充條件提高的程度——對水的有效控制，產量非常高的種籽；充足的痕量元素磷肥和鉀肥；農業化學品等等。盡管如此，到一九八〇年糧食產量可能增加到大約三億噸。北京利用她的有限的科學能力來達到實際的短期目的(如簡單的選種和雜交)，而不是進行基本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如復雜的品種的發展)，可能證明是妨礙中國農業現代化取得進展的最嚴重的障礙。
　　
　　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幾年里，中國將繼續依靠進口來滿足需要，在收成低于正常年景時更是這樣。此外，中國人口的增加也會導致國內對糧食和纖維的需要量的增加。盡管有加速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計劃，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前，也許還不能在糧食和其他重要作物方面做到自給自足。”(埃里斯曼，見本書下冊)
　　
　　“中國農業在今后十年中將不得不面對的一些問題同其他欠發達國家面對的問題有明顯的不同。中國農業并不存在明顯的和嚴重的低效率的情況。如果存在這種情況，只要農村里的人了解克服低效率的必要性或者辦能夠傳授他們新方法的業余教育，那就可以迅速克服。十多年來，中國建立在公社制度基礎上的業余教育看來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六十年代初，那里有大量的沒有采用的新技術等待著政府采取行動以供應必需的資金，今天已不存在新技術沒有采用的現象。
　　
　　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農業產量的增加從來不是輕而易舉的。我們有理由認為，將來的增產需要作出更大的、并且和過去不同的努力。將來的發展不僅僅是再打些管井或多施些肥的問題，雖然這兩者都是有幫助的。在中國的基本農業科學方面和充分利用中國北部河流灌溉潛力方面需要來一個新的突破。
　　
　　……很清楚，中國在六十年代把農業列為優先項目的這一轉變，既是實在的，也是大規模的。
　　
　　但是，盡管投入了這么多的人力物力，農業產量并沒有很大的躍進。農業生產是上升了，但是就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四年整個時期來說，農業生產增長率僅僅稍高于人口增長率。農業人口平均每人收入的增加比這要多，但這主要是工農業品貿易條件改善的結果。
　　
　　農業增長率沒有提高得更快的主要原因，看來只是由于中國試圖在基本上不利的情況下取得農業大增產。
　　
　　在耕地面積非耗費巨資不能再擴大，投入的肥料、水和勞動力已經高度使用的情況下，進一步增加同樣的肥料、水和勞動力所得到的收益，將不會是很高的。
　　
　　至于將來，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國的農業產量將繼續增長，盡管眼前看不出會有什么重大突破。但是，為了取得這樣的增長，中國農業政策的重點作一些調整很可能是必要的。中國北部河流的淤泥問題必須解決。中國對基本科學的研究工作的質量也必須大大提高。看來中國完全有能力進行這些變革，而且看來中國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選擇，這些變革大概是會付諸實施的。中國太大了，因此不能效法日本或歐洲那樣越來越依靠進口來滿足她的糧食需要。”(珀金斯，見本書下冊)
　　
　　(十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業是如何組織起來以產生刺激作用和獲得一定程度的效率的？
　　
　　“中國的公社制度分為四部分，即公社、大隊、生產隊和戶。這個制度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樂觀熱情中誕生的。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的歉收時期，這個制度只剩下一個空架子，但是在過去十二年中有了很大的發展。
　　
　　目前中國有五萬個公社，比一九六三年減少了大約二萬五千個。公社一級基本上起地方政府的基層單位的作用。這一級的任務是收購糧食、征收賦稅、維持治安、向上級報告統計數字和情況。此外，它根據上級交下來的政策并結合當地情況，替下屬單位制定具體生產計劃。公社也領導水利資源、建筑、造林和運輸工程項目的管理工作，因為這些項目需要一個大的組織單位來指導和監督。此外，公社也經營地方工業，生產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供當地使用。
　　
　　由于堅持以生產隊為基層單位，而且當前公社的組織和所有制形式同一九六二年相似，因此人們往往看不到過去十二年在公社一級和大隊一級發生的重大變化。目前這兩級比一九六二年提供更多的服務、控制更多的物資、有受到更好訓練的干部和更強有力的黨組織。的確，黨內一直有一種意識形態方面的壓力，要取消生產隊一級而把各戶直接合并為大隊，從而使農業向最終的社會主義化接近一步。可以理解，這種壓力得到窮隊的支持，因為窮隊希望增加它們在集體收入中的份額。但是，一九七五年新通過的憲法制止了想要改變生產隊地位的壓力。新憲法具體規定這些單位將繼續發揮作用。此外，中國農業的勞動集約化程度較高，也需要一種象生產隊那樣大小和組織的單位。這樣的單位能夠有效地管理和推動中國的農民生產中國龐大的和不斷增長的人口所需要的糧食。”(克魯克，見本書下冊)
　　
　　(十三)中國把經濟活動分散到地區和農村的做法是出于經濟政策或政治上的選擇，還是非此不可呢？
　　
　　“鼓勵中國的農村地區建立小規模的工業，是地區發展計劃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今天這些計劃把注意力集中于農業的發展和多樣化、利用當地原料、動員人力物力和對就業產生的長期影響。
　　
　　然而，中國的農村工業并不是一個一般的概念，因為它是兩種不同的戰略觀點的產物。首先，它是部門戰略的合乎邏輯的產物。這種戰略牽涉到許多工業部門中對技術進行的選擇——這些工業部門中的大部分是在大躍進或更早的時期創建的。這就需要通過對產品和(或)質量的選擇，結合制造過程方面的設計變更，把現代化的大規模技術逐步減少。其次，農村工業是農村綜合發展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也是在大躍進期間創始的。根據這一戰略，許多活動都合并到公社系統里或者與公社系統密切聯系在一起。這些工業往往扎根于傳統的經濟部門，而且往往以有長期傳統的農村工藝為前導。這樣的工業往往是以農村工藝逐步提高為基礎的。中國農村工業的逐步提高不只是以技術改進為基礎。農村工業是通過合作化、電氣化和使用價格低廉的簡單機器而變成現代化的小規模工業的。
　　
　　實現農村工業化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經濟上的原因。但是經濟的增長在短期內可能會有損失，因為需要把技術、資金和計劃人員轉移到農村去以便開始農村的工業化。但是從長期看，農村工業化可能有助于使經濟增長的速度比在不實行農村工業化的情況下更快一些。首先，采取郊區發展的地方分權形式可能使工業增長在資本集約化程度較低的情況下擴展，這比較適應于當前能夠得到的生產要素的情況，也比較適應于生產要素與價格的對比。
　　
　　其次，如果能夠——通過綜合的農村發展——說服農村人口的大多數留在農村和不斷擴大的縣城，這樣就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資用來擴展龐大的郊區中心。第三，農村工業化使得有機會在同一地區同時促進農業和非農業部門，農業產量和收入的大量增加要依靠非農業部門，而非農業部門同樣要依靠農業產量和收入的大量增加。第四，有著地方機械企業為強大核心的農村工業化可能會在地方自給自足的工業化政策中起重要作用。”(西格森，見本書下冊)
　　
　　(十四)估計中國軍事力量發展和使用武力的情況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政策有什么了解？
　　
　　“……對中國戰略政策作出的專業性判斷的根據一直是，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和維持什么樣的軍事力量和如何使用這些軍事力量。從這一估計中得出的一些主要結論是：
　　
　　(1)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要目的一直是取得充分的具體安全。現在和將來的要求主要是準備對付蘇聯地面上的大舉入侵，并且避免他們的工業和運輸系統遭到越南戰爭中那樣的破壞。
　　
　　(2)第二個戰略政策的目的是再次堅持中國對諸如帕拉塞爾群島(即我國西沙群島——譯者注)、臺灣和其他邊界地區等據認為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地區擁有領土主權。在領土問題上以軍事行動進行有控制的聯系是中國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在朝鮮、一九六二年在印度邊界問題上所進行活動的特點。
　　
　　(3)第三個政策是擴大中國的勢力和影響。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把她認為并不構成威脅的那些鄰國看成是緩沖地帶而不看成是目標。從長遠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很可能希望跟美國和蘇聯具有平等地位坐在談判桌邊。但是，對于取得這個亞洲和世界強國地位的問題，中國看來是抱耐心和現實的態度的。”(弗雷澤，見本書下冊)
　　
　　(十五)中國軍事力量目前的情況如何？他們的防務負擔重不重？國防開支對經濟的影響如何？
　　
　　盡管在中國同蘇聯的關系破裂后，蘇聯一直說中國的經濟實現軍國主義化，但西方分析家們認為情況并非如此，近年來，“大炮”的地位往往次于“牛油”——即工廠和農場。
　　
　　“中國的軍事政策是，主張建立龐大的常規力量和小規模的核威懾力量。中國的三百萬人的地面部隊——世界上最龐大的部隊——主要是為了應付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軍事環境而裝備和訓練的，雖然這些部隊獲得較新式武器裝備的百分比在增加。空軍的大部分是過時的短程戰斗機，而海軍的艦艇主要是供海防之用。總之，中國部署的正是人們預料一個人口眾多和主要搞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國家能部署的那種常規部隊。在常規部隊中強調人力和容易制造的武器，以代替比較先進的武器。
　　
　　中國也發展了可以由轟炸機和由能夠達到亞洲大部分地區的中程和中遠程彈道導彈運載的核武器。以陸地為基地的射程較遠的導彈和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大概在試制中，而那項顯然是在制造中的第一艘核動力攻擊潛艇(很可能配備常規水雷)的工作也在繼續進行。這些武器的試制和制造——盡管為數不多——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掌握了現代工業國的一大部分技術。
　　
　　過去十年中，中國在采購武器方面總的趨勢是增加的，其中有兩個時期迅速增加——但在每次增加之后又下降了。
　　
　　第一次增加時期一直持續到六十年代中期，那時中國剛從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和蘇聯撤銷軍事援助(一九六〇年年中)的影響中恢復過來。在六十年代初期，武器的生產實際上陷于停頓，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各種武器的產量已經達到新的高峰。
　　
　　在一九六六年，當武器生產似乎已從大躍進中完全恢復過來的時候，毛發動了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這場新的動亂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影響了軍事計劃，雖然這一次不象大躍進那樣基本上是經濟性質的。
　　
　　中央當局設法使國防工業不受到文化革命的破壞。盡管這樣，工廠里的政治活動和派性沖突常常造成秩序混亂，有的混亂情況是長期的和嚴重的。運輸和通信系統遭到破壞，使原料、部件和配件的交貨延遲了。
　　
　　許多黨和政府的主要官員被拉下馬，因此政策方面的主動行動減少了。文化革命中武器生產的減少沒有象在大躍進期間那么嚴重，時間也沒有那么長。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文化革命對國防工業最壞的影響已經消除，又一個國防工業生產增長時期開始了。在那以后的幾年中，武器采購量迅速增加，一九七一年的產量比一九六七年的產量增加了一倍多。
　　
　　一九七一年以來，武器采購量大大減少。這種減少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四年，而在一九七五年第一季度仍在繼續減少。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期間武器產量和采購量比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的最高峰時期減低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這種下降的一大部分反映飛機的采購量大大減少，但是其他武器生產計劃也放慢了。這次下降的范圍之大和時間之長，表明這并不只是由于同時削減一些武器計劃造成的，它乃是一個或幾個全局性的原因造成的。
　　
　　雖然情況還不清楚，但在減少武器生產的背后顯然存在著一些互相關聯的因素。
　　
　　在處理經濟的輕重緩急次序和預算撥款方面引起的爭論本身，可能在促使林彪危機爆發方面起了部分作用，雖然關于這一點的證據很少。中國的一些領導人可能已經斷定，軍事計劃占用數量過大的人力物力，而沒有使中國的軍事地位得到很大的改進。
　　
　　中國生產的武器中，有許多很快就要變得陳舊了；如果增加這些武器的數量，也不會使中國的全面防御能力有明顯的改善。此外，中國的決策者必然認識到，美國和蘇聯在戰略武器和戰術武器方面都占有壓倒的優勢，即使中國在武器生產方面作出全力以赴的努力，在今后許多年中，也不會改變軍事力量的對比。
　　
　　同時，北京很可能感到，她現在擁有的核力量和常規力量已經足以使蘇聯不敢動用核武器進攻中國，并且足以阻止蘇聯或任何國家以常規力量進攻中國。此外，在中國領導人的心目中，美國的威脅也減少了。因此，北京可能決定，某些武器的生產應當減少，而把人力物力用在其他方面——這肯定要持續到較新的武器準備大規模投產的時候。這樣的重新分配不會使中國的軍事力量減小，而是使軍事現代化的速度放慢。
　　
　　因此，中國領導人可能認為，從長遠來看，要加強中國的力量，建立強大的經濟將比在目前更大規模地加強軍事力量更有效。”(詹姆斯，見本書下冊)
　　
　　“但是，由于中國資源情況的限制和當前的發展水平，中國的軍事潛力和能力仍然來自其本身的人力資源，因此，光從人力來看，中國的武裝部隊同兩個主要的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的武裝部隊相等，比北約組織的武裝部隊總數稍大。但是，從現代化武器以及諸如空軍和海軍力量等支援力量來看，中國遠遠落在兩個主要的超級大國后面。中國每年的國防開支不到美國和蘇聯的五分之一，也不到北約組織國家國防開支總額的一半。從武裝部隊每年每人攤到的國防開支來看，中國同其他超級大國之間的差距甚至更大。
　　
　　這種人力同現代化先進武器和海空軍力量的非典型的結合，說明了中國盡管是一個欠發達國家，但她的軍事力量能夠居世界第三位的原因。從絕對的和綜合的數字來看，中國的經濟居世界第七位，但按人口的平均收入還不到二百美元。因此，在象中國這樣一個勞動力眾多的國家里，強調建立一支多花人力的軍事力量，只是為了把中國的得到公認的軍事能力的經濟負擔，保持在可以控制的限度以內。但是，由于中國希望她的武裝部隊得到一些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并擁有一些精選的現代武器系統，從而擁有可靠的軍事威懾力量，因此，中國的國防開支的經濟負擔仍舊要求在中國的生產中取得一個很大的份額——大約等于中國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的十分之一。用通俗的語言來說，中國在她的軍事戰略方面強調人力這一點，使中國能夠從他們花費的費用中收到最大的成效。但是要收到這個成效，他們將發現，必須花掉他們所得到的錢的相當大一部分。
　　
　　由于收支已經很緊，額外的國防開支——特別是武器方面的開支——需要動用本來已經存在短缺和不平衡現象的其他部門最優先配給的物資。例如，增加國防開支數額或改變其組成而增加武器方面的開支，就會減少可能供民用的生產資料供應(可是對這些供應的需求卻在迅速增加)，就會減少對出口的供應和增加對進口的需求(雖然，近年來中國的國際貿易收支情況已經要求中國動用她手頭為數很少的外匯)，而且會降低民用勞動力的潛在生活水平(這種水平已經比較低，它是公眾可能產生不滿和反對的根源)。
　　
　　因此，當中國的領導人考慮國防開支方面可以進行的各種選擇時，這些選擇帶來的經濟后果顯然會對他們產生很大的影響。”(德恩伯格，見本書下冊)
　　
　　(十六)自從簽署上海公報以來，中美貿易關系建立了什么樣的制度？有哪些妨礙這種關系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和障礙？
　　
　　“中華人民共和國盡管幅員廣大，但從貿易數量上看，卻不是一個主要的貿易國家。中國的出口從來沒有超過世界出口的百分之二。中國貿易總額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約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從按人口平均計算的貿易額來看，中國平均每人約為十四美元，它屬于世界大國中最低者之列。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貿易額很低，但是對外貿易是為了追求全面的政治和經濟目的所使用的一個重要的政策工具。由于對外貿易是在中國的控制經濟范圍內由國家壟斷的，它已經成為中國把自己變成一個現代化工業國的發展計劃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具體來說，對外貿易在中國所起的作用如下：
　　
　　對外貿易構成了促進和加速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手段。中國并不擁有生產現代化計劃所需要的品種繁多的機器和設備的所有設施。一些工業物資在中國有的根本沒有，有的數量不夠。對外貿易有助于提供這些必要的物資。此外，進口這些物資為中國提供了掌握現代化技術知識的一個重要渠道。進口專門的機器和成套的工廠設備——有些是由外國技術人員安裝的——加快了掌握技術的進程。”(陳乃倫，見本書下冊)
　　
　　“在一九七〇年還不存在的貿易，到一九七三年增加到八億零五百一十萬美元，一九七四年增加到九億三千三百八十萬美元。在這個出乎意料地迅速的發展中，突出的是小麥銷售、噴氣式運輸機的出口和其它一些巨額合同。主要由于中國購買美國的農產品，因此美國在過去兩年中一躍成為中國的第二號貿易伙伴。中美貿易關系恢復了一定程度的正常化。
　　
　　雖然貿易已迅速上升到相當高的水平，雖然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家訪問北京和參加廣州交易會，雖然已經分別在兩國首都建立設有商務人員的聯絡處，但是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顯然還阻礙著貿易關系取得進一步的重大發展。
　　
　　如果被凍結的中國資產的問題和美國私營企業提出的財產權要求的問題得到解決，那將為貿易關系的進一步正常化掃清道路。這些問題不解決，就無法進行直接的海運和直接的空運聯系，因為會有這樣的危險：掛本國旗幟的船只和飛機會被對方扣押起來，以使上述要求得到滿足。目前不能建立直接的銀行業務，也不能互相在對方舉行展覽會。另一個重大的商務問題牽涉到美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最惠國非歧視性關稅待遇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們已經向美國企業家和其他人提出了最惠國待遇的問題。北京大概不僅希望得到最惠國待遇，而且認為，由于上海公報保證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進行貿易，所以他們理應享受上述待遇。美國一九七四年的貿易法規定了一項美國能夠向中國提供最惠國待遇的辦法，但是這個貿易法中，有一些規定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非市場經濟來說是難以執行的。
　　
　　在今后幾年，中國向美國的出口將會繼續增長。增長的速度將取決于美國的經濟情況，取決于中國對這個市場的理解和是否愿意適應這個市場的需求，也取決于中國是否能夠提供美國所要的必要數量和質量的商品。中國魚類和水生貝殼類動物的出口在一九七四年有相當大的增長，茶葉、調味品、蔬菜和其他預制食品也是這樣。這些應當繼續保持一定的水平。金屬中的錫、鎢和銻將繼續成為美國的重要進口項目。樹膠脂和香料油的進口量在一九七四年有迅速的增長，這應當可以持續下去。紡織品、服裝、鬃毛、羽毛和絨毛的進口量將繼續保持相當高的水平。美國人繼續欣賞中國的工藝品和古董，但是長期以來處于領先地位的爆竹、花炮等減少了，部分原因是在符合美國新的安全標準方面有一些問題。中國向美國出口石油看來不成為一個因素，雖然美國擁有的石油公司可能購買中國石油然后在東南亞銷售。美國的進口商將繼續大批地參加廣州交易會。
　　
　　中國對美貿易的逆差在一九七五年將大大減少，大概減少到五千萬美元。這種逆差可能會持續下去。今后逆差的大小主要取決于中國采購美國農產品的多少。”(克拉克和艾弗里，見本書下冊)
　　
　　“發表上海公報以來，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會簽訂一項貿易協定的前景，提供了兩國關系顯著地向前邁進的可能性。從第九十三屆國會休會前夕通過的一九七四年貿易法來看，這對兩國都有很大的重要性。這個法案就是公法93——618號，由總統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簽署。根據這個法案，降低從中國進口的商品的關稅的權力已經從國會轉到總統手中。可以肯定，總統向中國提供最惠國待遇的權力有一些限制，但是他有談判的權力，如果他不是有意識地迅速同北京進行貿易談判，那是沒有充分理由的。
　　
　　當然，關鍵問題是，美國是不是應該考慮同一個沒有在外交上承認的國家締結一項貿易協定。根據國際法，簽定這樣一項協定的先例(如果需要找這樣的先例的話)是英國同蘇聯在一九二一年簽訂的一項貿易協定，這是在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之前采取的一個步驟。在北京也可能提出同樣的問題，盡管中國人早些時候曾在沒有建立外交關系的情況下簽訂過一些貿易協定。雖然雙方必須研究，從講究實際的角度，一項貿易協定究竟應該在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之前還是之后簽訂，但是，為簽訂這樣的貿易協定而進行的談判，肯定可以在政治關系完全正常化之前開始。
　　
　　……要持續地工作把中國建設成現代化的工業國(中國人已經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保證要完成這個任務)，的確需要獲得外國的商品和技術。購買所需要的進口商品和技術，就需要同西方進行較多的接觸。不是所有的接觸都會使政治領導人合意的，他們必然會擔心，革命性可能在同西方的接觸中消失。接班的領導人肯定會忙于鞏固政治局勢、保護革命熱情和保持舊領導的重大成就。
　　
　　這種過程顯然會對中國在貿易和發展方面的政策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北京在一九七五年提出的關于‘在本世紀內實現全面現代化’的保證，應該是一個夠清楚的信號，表明中國的對外貿易必然會使美國的公司感興趣。”(西勞克斯，見本書下冊)
　　
　　(十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交往在適應國際的做法方面有多大靈活性？
　　
　　“中國在同非共產黨國家的貿易中收付款項的做法，同采取集中計劃經濟制度的其他國家的做法，大不相同。
　　
　　盡管同采取集中計劃經濟制度的其他國家比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貿易總額中同西方貿易的份額較大，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比這些國家更不愿意接受西方銀行業務的做法。中國接受的許多做法也都遭到修改，總的結果是，同采取集中計劃經濟制度的其他國家比較，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于同西方的國際金融關系控制稍多。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從進口和出口的信用證的談判都必須在北京舉行，一直到貿易合同用人民幣作為貨幣單位。
　　
　　最重要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一直不愿意追隨采取集中經濟計劃制度的其他國家接受這樣的西方銀行業務，如在歐洲設立分行以便從事象為一般貿易提供資金和積極參加歐洲貨幣市場等典型的銀行活動。
　　
　　另一方面，最近幾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金融方面的做法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一般是在采取較為傳統的做法方面。中國的對外貿易公司在各種信用證的條款方面采取了比較靈活的態度，而且他們已經變得比較愿意在貿易合同中用西方貨幣作為貨幣單位。當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開始接受信貸，盡管是有節制的，而且往往是間接的。”(丹尼，見本書下冊)
　　
　　(十八)日本是否可能繼續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特殊的貿易關系？
　　
　　“日本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貿易伙伴，近年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總額中，大約占百分之二十。一些獨特的經濟和政治因素，促使中日貿易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得到迅速的擴展。首先，兩國經濟之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補充。日本嚴重地依賴原料的進口以維持她的現代化工業經濟，而日本的工業界領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他們需要的某些原料的理所當然的供應者。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貿易計劃者把進口日本能夠出口的機器設備和工業制品列于最優先的地位。日本同中國之間距離很近，而且采取的是比較便宜的水路運輸，這對兩國的貿易關系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別是對那些運輸費在最后價格中占很大份額的貨物的交流，更是如此。經過長距離的水路和鐵路運輸把貨物運到西歐和北美等地的市場去，就要付出高得多的運輸費。由于兩國在經濟上相互補充和地理上的接近，因此有機會進行有利于雙方的巨額貿易。本文所研究的某些重要工業部門的對外貿易潛力，將是決定未來中日貿易額的一個重要因素。
　　
　　決定中日貿易額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兩國政府間的政治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貿易，與其他國家相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總的對外政策目標所決定的。因此，中日貿易關系是同亞洲的四大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蘇聯和美國——在外交上的相互作用有聯系的。”(金，見本書下冊)
　　
　　(十九)中國人是如何理解他們對外國技術的需求的？中國人在傳播從西方得來的技術方面效果怎樣？
　　
　　“在建國二十五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接受外國技術方面有幾次很大的轉變，一時是熱情接受，一時又堅決拒絕。在五十年代——中蘇密切合作時期，中國熱情地接受了毫無疑問是現代歷史上最全面的技術轉讓。在這十年中，中國從蘇聯獲得了現代工業體系的基礎。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變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蘇聯的指導，并且聽信采用同中國擁有的資源不適應的蘇聯式的強制性工業化。在五十年代末期，中國領導人開始拒絕這種方式，拒絕蘇聯的壓倒一切的影響。大躍進的標志是，重申比較傳統的中國本土主義和堅持自己權利的主張。她拒絕外國技術和專門知識，確立了自力更生的政策。由于不合適的政策，連續的歉收，加上一九六〇年蘇聯技術人員的突然撤退，因此造成了中國經濟的混亂。
　　
　　六十年代初轉而優先照顧農業，以及恢復比較放松的技術進口政策，從而幫助了經濟的復蘇。中國的領導人在強調自力更生的同時，有選擇地購進歐洲和日本的成套工廠設備，主要是作為學習和仿制的樣本。到一九六五年，中國的經濟已經從早些時候的挫折中大大地恢復過來，不料在文化革命的動亂中又一次遭到破壞。這個時期激烈的排外運動又一次使吸收外國技術的活動大大減少。在一九六九年，機器進口不到十年前達到的最高水平的四分之一。
　　
　　一九七〇年以來，中國的領導人再一次轉而向外國大規模地購買機器設備和引進技術知識。中國人不再局限于購買樣本。他們購買了大量的成套工廠設備和聯合企業的工業設備以增加六個基本工業的產量，主要是冶金、石油化工和能源方面，因此，近年來的機器進口比以往任何時期增加得快。
　　
　　雖然如此，他們繼續強調自力更生。他們這樣做至少是為了下列三個目的：(1)把中國在戰略上和財政上對外國的依賴減少到最低限度；(2)培養有自信心的‘毛澤東主義新人’，并且防止沾染外國影響；(3)動員國內厲行節約以節省為數很少的外匯和國家在投資方面的開支。根據這些條件實行自力更生，已使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擺脫技術和經濟方面對外部世界的依靠。中國現在自己生產的機器和設備的數量很大，因此進口的技術只占她全部技術增長的一小部分(也許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但是在質量方面，技術進口仍舊是發展中國工業生產系統中比較先進部門的一個重要因素。”(海曼，見本書下冊)
　　
　　(二十)中國同第三世界的經濟關系的規模、效果和負擔有多大？
　　
　　“在遭到文化革命的破壞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于一九七〇年重新出現在國際舞臺上，并且重新下決心要表明自己是一個世界大國。她謀求充當第三世界的負責的發言人，以使她的地位取得國際上更廣泛的承認。中國在充當新的領導角色時，不再強調她以前采取的關于促進激烈變革、推翻現有政府的直接行動政策。因此，作為對欠發達國家所推行的政策的手段，經濟和軍事援助以及貿易的重要性增加了。北京在加強她在欠發達國家中的地位的同時，還設法削弱蘇聯和西方在第三世界中的影響。
　　
　　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四年這五年中，中國把她向欠發達國家承擔的經濟援助義務增加了二十四億美元，比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九年這十四年中提供的十一億美元增加了一倍多。七十年代里提供的援助中，近三分之二是給非洲的。中國最重要的一個援助項目是即將完成的坦贊鐵路。從一九七〇年起，北京平均每年為這條鐵路投入將近一億美元的資金。
　　
　　中國同欠發達國家的關系重新活躍起來，也表現在軍事援助的增加方面。在過去五年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向欠發達國家提供了三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而過去的十四年中總共只提供了二億五千萬美元。中國向欠發達國家提供的軍事援助中，約有四分之三是給巴基斯坦的。
　　
　　至于貿易，欠發達國家成了中國大米、鋼鐵和紡織品的巨大市場，也是供應橡膠、棉花和有色金屬的重要來源。中國在一九七四年向欠發達國家的出口約為十四億美元，進口為九億美元。”(福格蒂，見本書下冊)
　　

　　
　　基于下列幾個原因，這本探討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的書籍對美國的決策人、學者和一般公眾可能是很有用的：
　　
　　1．在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和解以后，兩國之間的政治、貿易、社會等方面的關系一直在發展。貿易關系的擴大是由于對西方技術的需求越來越大——包括用以增加農業產量的現代化肥廠成套設備。石油貿易方面的收益增加以及對信貸和西方市場的其他方面采取比較靈活的態度，意味著今后會有更廣泛的貿易聯系。
　　
　　2．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些領導人已經把改善經濟情況放在優先地位。最近武器采購量的減少可能表明，中國優先考慮的是目前的經濟情況，而不是武器生產(特別是老式武器的生產)。盡管節制生育可能取得進展，在今后的中國，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幽靈仍然籠罩著她的未來。從西方進口糧食和獲得農業技術的轉讓，雖然在短期內有些幫助，但并沒有解除中國農業肩負的維持人民生活的沉重而長期的負擔。
　　
　　3．公布經濟資料的情況有了程度不大、但是重要的改進，從交流中憑經驗可以得到的證據，以及更多地注意準確的報道，這些都有助于西方分析家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情況作出估計。
　　
　　要把經濟情況中的長期趨勢的因素同周期性的或容易變動的因素區別開來，是困難的。但是，在執政二十五年后，這一點似乎是清楚的：中國領導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能與超級大國處于平等地位、并且充分滿足其公民需要的、現代化的強大工業國。但是，在中國當前的發展中，不存在要在一個規定的很短時期內趕上和超過其他國家的那種斯大林式的緊迫做法——這曾經是中國人在大躍進中提出的一個目標。
　　
　　在這個要為超級大國奠定經濟基礎的長期目標背后，看來有一些不時使國家建設的短期進展受影響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其中有些政策在今后幾年中可能有很大重要性，并且影響經濟情況。這就是：政治繼承問題、恢復對意識形態的強調以及外國的威脅或需要增加武器和軍事力量的可能性。
　　
　　的確，有一些人會爭辯說，這些都是中國社會中主要的、基本的力量，而經濟的考慮是外部的或易變的因素。不管在中國的發展中什么是主要的力量、什么是次要的力量，在連續進行的每次經濟估計中都越來越清楚地看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已經為滿足中國領導人的國內目標、同時也為滿足中國領導人的主要國際目標的要求奠定了比較鞏固的基礎。盡管目前存在著許多問題，今后也可能會有一些問題，我們都不應設想中華人民共和國將無法滿足她的優先的經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