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國的故事——《能源戰(zhàn)爭》節(jié)選
圖書：《能源戰(zhàn)爭——非洲石油資源與生存狀態(tài)大揭秘》，(美籍伊朗人) 約翰·伽思維尼恩 著，伍鐵、唐曉麗 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7月版
節(jié)選：
石油輸出國為什么沒能成為世界上經濟發(fā)展最快的國家？第一位認真回答這個問題的經濟學家是侯賽因·馬達維（Hossein Mahdavy），那還是在1970年。馬達維之所以思考這個問題，是因為他的祖國伊朗當時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石油帶來了大量收入，伊朗卻飽受經濟發(fā)展緩慢和外債累累之苦。馬將這種大部分收入取決于石油出口的國家稱為“出租國”（rentier）——“定期收取大量經濟租金的國家”。
至少一個世紀以來，rentier這個詞指的是那些并非依靠手工勞動或專業(yè)服務、創(chuàng)立企業(yè)，而是憑借從已有財產上收取租金賺錢的人（通常為精英）。人們將這種人統一稱為“出租階級”。馬是第一個把這個詞用來描述整個國家的人，形容這些國家什么也不干，就等著外國公司從自己地底下鉆出石油然后收取大把“租金”，這些國家在世界舞臺上的作用不是勞動者，也不是農民、技藝超群的工匠或企業(yè)家，而是富得流油的地主。
馬達維提出這個說法以后，許多經濟學家不斷予以豐富，進一步闡釋為什么這樣的國家容易陷入經濟蕭條，甚至停止發(fā)展。有經濟學家提出，一個國家要符合“出租國”的定義，必須滿足幾個條件：主要收入為從外部收取的租金；這些租金必須是一少部分人活動的產物；幾乎全部直接進入政府的腰包。比如，旅游業(yè)雖然也相當于是向外部人群收取租金，但卻不能證明這個國家就是出租國，因為旅游業(yè)需要許多人參與，而且誰要是參與就能賺錢。出租國的一大問題是，政府和政府對經濟的管理與人民日常的需要和經濟活動完全脫鉤。
正常情況下，國民的生產力水平對政府至關重要，因為政府收入的高低取決于國內稅收。換句話說，鼓勵工業(yè)發(fā)展，促進國家財富增長對政客而言有很多好處。因為人民越有錢，稅收就越多，政府就能投入更多的錢保障公共服務，促進農業(yè)和工業(yè)生產力的進步，臺上官員也就能贏得更多民心。但出租國的情況剛好相反，政府收入不再依靠國民生產力，相反，自己倒成了國內經濟收益的主要來源。但政客們可不想勞神去發(fā)展傳統農業(yè)和工業(yè)基礎的復雜項目，他們決定采取一個誰也不會抱怨的法子——新設大量政府職位。從此他們高枕無憂。以為只要把盡可能多的人納入政府系統，讓他們覺得自己掌握了國家的未來，就不會再吵著向政府要錢。可事實上，這條“捷徑”只是人為膨脹了官僚體系，官員們個個尸位素餐，終日唯一的“貢獻”就是為國家已經搖搖欲墜的經濟增加新的障礙，下發(fā)數不清的紅頭文件，結果效率每況愈下。
這些國家從一個“生產國”——政府將生產力和經濟增長視為穩(wěn)定稅收的基石——轉變?yōu)椤胺峙鋰薄淖饔镁褪谴蟀汛蟀训厝鲥X，興建自以為重要的項目。大權在握的官爺似乎輕輕松松就能搞到金山銀山，每天工作的第一要務是應付“走后門”的七大姑八大姨。如果一國政府主要依賴稅收的話，那么人民會將腐敗和裙帶關系視為一種公然的侮辱，因此很可能組織起來反抗。然而對“出租國”而言，大家都認定只有腐敗才能扶搖直上，才能保證自己不會被別人甩在后頭。人們不約而同地容忍這種狀況，因為這樣的國家在人們眼里可不是對公眾負有責任的機構，而是“大款”，一棵有求必應的搖錢樹。
退一萬步說，假設“出租國”的政治領袖是一群富有遠見卓識的有志之士，一心一意為百姓謀福利，堅持原則，誠實守信中，他們出未必能有多大作為。第一個問題是，由于國家收入完全取決于石油出口，難以預料的油價波動會令國家極為被動。以加蓬共和國為例，石油出口占整個出口收入的90%，誰敢說兩年內油價不會從80美元一桶落至20美元一桶？那還怎么計劃明年的預算？怎么制定長期宏觀經濟戰(zhàn)略？就算某位當權者真的有膽識拿出石油賺的一部分錢來發(fā)展傳統農業(yè)和工業(yè)，他也并不知道具體該怎么辦。想一想，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在世界排名墊底，而且傳統經濟支柱僅僅是原始的木薯種植，要是一下給這種家庭作坊式的農業(yè)注入幾十億美元促其發(fā)展，它恐怕一時難以消受。因此，就算是“出租國”最高瞻遠矚的領導也不得不承認，至少應該把石油賺來的部分外匯投入海外經紀人帳戶，長期來看總能保證不小的回報。于是石油帶來的外匯就這樣老老實實地待著，一分一分攢著利息，積滿厚厚的灰塵。恬不知恥的政客偶爾還伸手進來揩點油，或者換成武器，鎮(zhèn)壓國內反抗，但很少會有人想起來用這些錢去發(fā)展木薯種植。
雖然“出租國”效應足以摧垮資源豐富國家的經濟，但比起政治方面的影響還是不足掛齒。一旦當權者發(fā)現不再需要向人民征稅來養(yǎng)活自己，自然再不會介意人民對政府是什么看法；就算有人對政府不滿，他們也可以安之若素。而且，人民納稅越來越少，甚至一分錢也不用交了，誰還有興趣理會政治這碼事？在他們眼里，國家有的是錢，跟賺錢機器一樣。用不了多久，誰都懶得理會國家到底運轉得怎樣，危險的民主赤字由此開始。
不過，對“出租國”的當權者而言，就算他們由為油價大跌或荷蘭病在一夜之間變得身無分文，也不會心甘情愿通過征稅來擴充國庫的。他們知道，老百姓一直深信國家賣石油換了取之不盡的外匯，如果這些錢突然連打理國家都不夠了，他們肯定會認為錢進了官員的腰包。執(zhí)政黨心里再清楚不過，選民是一分稅收也不想交的；而自己治國無道，如果舉行自由公平選舉，十有八九被趕下臺；于是，進退維谷的政府只好靠準軍事力量來保持統治地位，維持國內法律和秩序。這就是為什么許多石油輸出國的軍事化程度都非常高。從1984年到1994年間，歐佩克國家的軍事支出占其總預算的比例是發(fā)達國家的三倍，非歐佩克的發(fā)展中國家的10倍。
然而，上述種種狀況——油價波動的影響、荷蘭病、民主制度瓦解——對國家結構的腐蝕性和威脅性都比不上“出租國”這種特殊的經濟形態(tài)在本國國民心理上造成的影響。經濟學家將“出租國”的國民心理稱為“出租國心理”，因為他們對工作和報酬的看法與普通人很不一樣。用經濟學家貝布拉維（Hazem Beblawi）和盧西安尼（Giacomo Luciani）的話說就是：“工作的報酬成了一種偶然事件，是飛來橫財”。換句話說，由于人們習慣了看見大把大把的錢從天而降，而且并不是平均地落到每個人的口袋里，就會自然而然地把個人財富看成是一種“意外”，需要在正確的時間處在正確的位置才能遇到，跟任勞任怨的工作一點關系也沒有。
人們對工作和報酬之間關系的理解產生了扭曲，經濟則要因此付出代價。街邊小讓和小工廠的老板迫不及待地拋棄了自己的小生意，投身房地產車，一夜暴富。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放棄自己的專業(yè)，也再不考慮如何創(chuàng)業(yè)，而是想辦法在政府謀得一官半職。體力勞動被認為有失身份，只有移民才愿意干，而移民則把掙來的血汗錢統統寄回老家。最可怕的是，人人都止不住地懷疑“大錢”都被“別人”賺走了，因為大家都覺得，既然國家有那么多石油，應該人人都開寶馬才說得過去。然而開寶馬的依然只是少數，最窮困潦倒的那幫人便產生出一種極度的仇慨情緒。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各個階層，都變得人人為己，只顧眼前，恨不得把一切能搶到的都攬入自己懷中。這種心理一旦形成，得經過好幾代人才能擺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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