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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工人回憶錄(下)

柴榮校正 · 2006-08-24 · 來源:天益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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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初春,我遷居到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城。在彼得堡坐了十三個月牢以后,能夠作為一個自由自在的人幾乎走遍整個俄羅斯,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而在初春季節(jié)來到南方的城市,可真叫人太高興了。周圍一切都是新的,人也好像完全不同,不是遠遠地留在北方首都的那些人了;從前老是看到監(jiān)獄里冷酷的墻壁,使人感到頭痛,現(xiàn)在可不在有那些墻壁了,一切都是輕松愉快的,而那兒——在另一條街的外面——就已經(jīng)是遼闊無邊的草原,在招呼著沒有工作的人。

    來到以后,我在當?shù)鼐斓木璧哪抗庀罗k理了必要的手續(xù),同時居然榮幸地聽到市警察局長由于我選擇了那個城市而對我表示不滿,說是一定要給我吃點苦頭。我開始等待彼得堡方面的文件,因為他們答應我要等文件到了以后,才發(fā)居住證。在等待的時候,我仔細地了解了當?shù)氐纳詈凸S的制度,弄清了進廠工作的可能性和工資的多寡;至于一天做幾小時工作,我因為住在一個當鍛工的猶太人家里,所以已經(jīng)弄清楚了。我看到各處都在陸續(xù)興建新的工廠,心里充滿了信心,人為對我來說上工是不會很困難的,所以就暫時安心地繼續(xù)等候發(fā)居住證。

    過了大約三個星期,我的文件終于寄來了,并且歸入警察局秘書的特號檔案里。這位秘書填寫了居住證,蓋了章,把它交給我,我拿去給副局長簽了字,走出警察局,希望有一個很長時期不來找這機關(guān)。可是居住證看來并不令人滿意,它引起了公民證書登記員和房東太太的疑惑。所有這些都給我添了許多麻煩。我為了領(lǐng)取真正的公民證四處奔走,結(jié)果并沒有成功。我只得忍氣吞聲,過著沒有公民證的生活。

    還在我到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城以后的頭幾天,我就盼望一個人來,這個人我是約好在該城的一個廣場上碰頭的。在約定的日子,我到廣場上去白跑了一趟,那個熟人沒有來,這種不順當?shù)氖潞苁刮译y過。后來才知道,他沒有到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城來,而是為自己張羅了一番,根本跑到另一個城市去了。這樣,想同一個志同道合的人會面的唯一希望完全破滅,而其他的熟人又不氣味相投。因此我自然不由得感到寂寞,而且除掉這種寂寞以外,還加上運氣不好,我不能進工廠工作。

    錢快用光了,前途又很渺茫。我早晨五點鐘起床,動身到一個工廠去,就已經(jīng)在那里碰上一大群失業(yè)的人。有時候我站開一點,有時候擠到這個人群中間,同他們混在一起。當然,大多數(shù)人是從農(nóng)村來的,主要是奧爾洛失查人。他們有同鄉(xiāng)在這里,指望靠他們的幫助找到工作,結(jié)果多半能夠達到目的;我屢次看到,好些下班的工人,就是一兩天前同我一起站在工廠的大門外的。我沒有任何熟人。每次向經(jīng)理或工頭要求工作,都沒有成功。

    在我到達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第二個月,有一天早晨,房東上完夜班,從工廠帶回一個有點醉醺醺的工人。這個人自稱為同志,他把我從床鋪(實際是鋪在室內(nèi)地板上的一條薄墊子)上叫起來,拉我到他屋子里去。在那屋子里,我碰見了兩個彼得堡人,他們是在同我一樣的境遇下來到這里的。我的一個新朋友是工廠里的模型工人,另一個是工廠里的學徒,雖然他年齡已經(jīng)不小(二十歲)。這個學徒的耿直脾氣和他講的故事都使我對他發(fā)生好感。在那些故事中,他自愿地把幾次著名的彼得堡罷工的波折津津有味地講給我聽,并且還將起他在那里所起的作用。我第一次從他口里聽到那遍及彼得堡各工廠的波瀾壯闊的罷工運動,并且只有這個時候我才相信,鼓動工作初步下的工夫沒有白費,瑪克斯維爾工廠的那個工人的話是對的。那時他說,新年以后,一定會鬧風潮。如果不鬧風潮,而是舉行罷工的話,這等于說,這時候工人的思想已經(jīng)前進了一大步。

    這個樸實的小伙子馬秋哈(為簡便起見,我們這樣稱呼他)是群眾的最典型的代表。他除了在鄉(xiāng)村小學獲得的最簡單的概念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他起初費力地看完那些在工廠里偷偷地散發(fā)的傳單,后來才親身積極參加散發(fā)傳單和鼓動罷工的工作。在遭到放逐以后,他只是惋惜朋友們的被捕,擔心這種情況會損害運動的開展,并且滿腔燃燒著彼得堡的罷工熱情。

    在馬秋哈的身上,我滿足了我對言行方面的切實耍求,因而他獲得了我的全部同情。同他認識以后,我感到精神特別奮發(fā),郁悶的心情完全消失了,除非在自己感到無事可做的思想影響下,這種情緒才會偶然出硯。可是,人們使我相信我很快便能踏進一家工廠,早晨到我屋子里來呼醒我的那個工人就在這工廠工作。后來我才知道,曾從彼得堡招募了一些專業(yè)的工人,以應工廠的需耍。應募的工人旅費由自己掏腰包,可是他們在工廠里享受不到任何優(yōu)厚的待遇,眼看著這樣地受到了欺騙,都想回彼得堡去。他們沒有錢,只得暫時繼續(xù)工作,后來對當?shù)氐纳盥晳T起來,逐漸把彼得堡拋在腦后了。

    和同鄉(xiāng),和思想上的同志認識以后,我常去拜訪他們,也請他們上我這兒來,并且送他們幾本帶來的書。生活過得比較活潑了。

    一天晚上,他們知道我第二天早晨得上工廠試工。這消息是令人十分欣慰的。早晨,我覺得非常興奮,懷著開始工作的希望往工廠去。在緊張的工作停歇了一年零八個月之后,我不免心里發(fā)慌,精神特別緊張地等著試工。一個意大利工頭來了,他一句俄國話也不懂,有一位同志照顧我,把我介紹給他。

    意大利人一聲不吭,抽著雪茄,用打量的目光注視著我,暗自作著結(jié)論。過了十來分鐘,我得到試工,也就是干活的機會,這個活我是應當盡可能干得好些的,為的是讓工頭瞧著活兒,可以了解我的工作能力多強,并根據(jù)這一點來估計工資。我接受了試工以后,立刻聚精會神地干起起活來,因為用鋸子〔銼刀〕鋸鋼十分困難,過了兩個鐘頭光景,我的活兒有了進步。不過,結(jié)果使我感到非常驚駭和惋惜的是,我覺得我不能夠完成這項工作,馬上像被兜頭潑了一盆冷水似的。

    問題是:還在進牢以前,我就長期沒有干銼刀的活,而在牢里待了十三個月,終于把我一雙手完全給毀了,使它不宜于干活了。我的手變成了老爺式的手,上面連一小塊繭皮都很難發(fā)現(xiàn),而對工人說來,繭皮是護身甲;不做工的人皮膚同鋼磨擦,會感到疼痛,有了這種護身甲,皮膚同鋼的磨擦以及任何扎傷,都可以忍受得住,不會有什么危險。我還沒干滿兩個鐘頭,就覺得右手巴掌上痛得很厲害,我盡量想法不去注意它,繼續(xù)干下去,可是腫起來的繭皮痛得夠嗆,妨礙工作。

    有一個剛到這里的過去彼得堡的工人就在這工廠干活。他曾在“十宇架”監(jiān)獄[1]坐了一年牢,并且度過了監(jiān)視期。他知道我是彼得堡人,來到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城不久,同時還受著監(jiān)視。我們交談了幾句話以后,互相有所了解,我就把我的苦痛告訴他;他很表同情,叫我停止工作,可是我還是繼續(xù)干下去。當巴掌上的繭皮破裂,手里滲出水來的時候,我還沒有喪失把工作進行到底的希望,在扎上一塊手帕以后,仍然繼續(xù)干下去。可是一切都是白費氣力:手沒有了勁,只得用略為不同的方式握住挫刀,因此工作就不能照舊進行。我還是干著,雖然必須停止工作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最后,我支持不住,終于屈服了。我對翻譯說,讓我過三四天再來結(jié)束試工;他把我的要求譯給意大利人聽,這位工頭以為我害怕試工,也就是說不能工作。我猜到他的心思,就伸出手給他看,表明我不能干活的原因,這時他相信了,對翻譯說了句什么話,這話由翻譯譯給我聽,說是機械師要他轉(zhuǎn)告我,我身體柔弱,不適宜干他們的活,因此他們打算把今天的工錢算給我,人卻不能錄用。

    對于這話,我能提出什么異議呢?當然提不出什么,滿肚子委屈,拿了八十戈比(據(jù)說一天的工資是一盧布二十戈比),像泄了氣的皮球似的失望地回到自己的住處。“現(xiàn)在我怎么進別的工廠呢?”我想,“要知道,這樣的試工又會磨破皮,人家又會謝絕我,說我是個身體柔弱的人,不適宜做工廠工作的。”我尋找可么使掌上起繭皮的辦法,可是想不出來。我的手痛了兩個星期光景;后來我試試在手杖上磨擦手掌,想讓它磨出繭皮來,可是這樣做終于叫人厭煩,我就停止了。

    有一天,我在車站站臺上走的時候,遇到了自己的一位彼得堡的同志,他是同我在彼得堡工人的幾次大會上碰過頭的,我們彼此都很高興,并且暢談起來;原來我們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已經(jīng)住了兩個多月,彼此還不知道,只是偶然的會面才使我們聚在一起,使我想起我們關(guān)在拘留所里的情形和其他許多事。看來,我們是處在同樣的警察條件下,并且等著同時結(jié)束警察局的監(jiān)視。我同他談了一會以后,就把我認識幾個彼得堡人的事情告訴他,同時答應想法使他和他們認識。在這一次,我們碰見了我那天試工失敗時在工廠里認識的那個工人,因此我們便一起上他的住處去。這樣,我們彼得堡人已經(jīng)有了三個,并且很快就變得很投緣。最后,我總算順利地進了布良斯克工廠,而我認識的那個年老的彼得堡人則進了一家小工廠當工頭,很快就能把另一個同志和馬秋哈安置進去,因此我們大家都覺得很滿意。不久,我們又認識了一個彼得堡人,他是兩年前放逐到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現(xiàn)在已經(jīng)在一家工廠里工作。我們常常會面,終于決定想把生活安排得更密切些,因此特地租了一周屋子,三個人住在一起,其中也有我。

    在這以前,我已經(jīng)和工頭吵過幾次架,因為他老是想用罰款來嚇唬我,而我總是聲明說我不能同意罰款,我們同他的問題鬧成一場共同的斗爭才算告一段落,結(jié)果使我干了兩個星期不能再干下去了。我待在這工廠的短短的期間,發(fā)現(xiàn)了一位很好很能干的人Г(Г。И。彼得羅夫斯基。——編者),這個Г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們常常作長時間的談話,這些談話使我們能夠真正按照彼得堡人的方式生活著。

    在這個時候,我靠馬秋哈的幫助,同一個子女眾多的老人見了面,他是個受合作制社會主義影響的老工人,一個手藝出色的工匠。這個人的理想是:開設(shè)公營小鋪,以便后來由此成長出一個良好而鞏固的強大組織,能夠供給資金來同資本家作斗爭。也像所有入了迷的人一樣,這個老頭兒一心想要開設(shè)這樣的小鋪,所么常常同我談到這個問題。我可決心要尋找現(xiàn)有組織的一切舊的力量,那時再開始有所行動,而暫時只是繼續(xù)擴大交游,這事我甚至也很容易地辦到了。每逢星期天,我又忙起來,我得把自己的知識傳授給一些青年人,那些青年人是Г有時替我召集來的。固然,他自己也需要全面的發(fā)展,因而他晚上常常在我這兒,但是我所熟悉的加班加點制度是那時主要的敵人。雖然我看到這樣的工作便使Г在體力上很感疲乏,可是我又不能硬勸他完全不做夜工,因為他還需要訓練做個優(yōu)秀的工人,此外,他還受到家庭環(huán)境的壓迫,那種環(huán)境需要他在經(jīng)濟方面給以不斷的有力的支持。這就是我將來的幫手。

    像我已經(jīng)講過的,我來到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城將近三個月的期間,由于我沒有可能待在工廠里,我根本無事可做。而在結(jié)識朋友方面又沒有達到很成功的地步,因而我沒有立刻投入緊張生活的旋渦中,并且當時也沒有這樣做的心情。在認識了新朋友,開始過那非常活潑愉快的親密的小組生活以后,我們完全沒有覺察到整個夏天已經(jīng)過去,秋天已想降臨了。因為沒有特殊的工作,我想起了彼得堡夜校的生活,心里按捺不住,就報名參加了制圖和繪畫班的夜課,朋友們也學我的樣。但這對負擔重的人說來,是個很大的重荷。從住宅到學校要走四十分鐘;在白天忙碌的工作以后,這樣的閑逛決不是件樂事。我的朋友們不久就不去了。我一個人還繼續(xù)去上學,如果學校是有趣的話,我也許會去很長一個時候,雖然對我這樣一個被涅瓦關(guān)的星期日學校所習慣了的彼得堡人說來,這個學校是很不能令人滿意的。此外,有一個小老頭兒,后來又有一個我稱之為Д的人,常常在晚上到我們屋子里來閑談。我記不起這個Д是怎么跟我認識的,他近來常常來看我們。顯然,我并不喜歡他,但這一點,我可沒有表示出來。

    我有時候也不得不同這些新朋友談話。小老頭兒特別引起我的同情,他看見我們的屋子不隱蔽,不很愿意談話。在告辭的時候常常請我上他那兒去。我有時去找他,可是在他那兒覺得不很自在。你有時候到他家里,他正坐在那兒同他的太太(一個相當胖的遲純的女人)說著什么事。打過招呼以后,他請我走進前面的屋子,毫不客氣地把里面的孩子趕出來,關(guān)上了門。在只剩下我們兩個人的時候,我們就小聲地或悄悄地談話,既不讓他的鄰居也不讓他的家屬聽到我們的一言半語。如果他的家屬有誰偶然走進屋子,這個小老頭兒就要罵人,把他趕出去,并且把門上的搭扣扣上。我和他談書籍、社會主義、工廠制度,一般地也談各種問題;他把從前哈爾科夫的工人運動告訴給我聽。他曾在那里住過好多時候,最后不得不離開那里。從他嘴里,我知道了哪些人是可以信任的,哪些人是很有希望的,哪些人是危險的;總之,我力求從他那里獲得可能得到的好處。在我們談話時,他往往講起他怎樣把合法的書籍藏起來,免得人家注意到他總喜歡研究“這些無聊的東西”。

    自然,我看出這個人是沒有能力參加現(xiàn)代的運動的。他年紀已老,不易改造過來。雖然如此,最好還是給他一點什么工作,不讓他的不甚深遠的思想完全埋沒掉。有時候,這樣的人也能對運動有所幫助,當然,這時候跟著他們走是危險的,必須讓他們一瘸一拐地勉強跟著你走,那末事情就不會遭到損失了。我正就是力求用這樣的態(tài)度對待那個老頭兒。于是我們的友誼就增長起來了。不久,我又認識了同樣的一個小老頭,不過年紀比較輕些,他是一個有目的、有計劃的人,這些目的和計劃在我看來完全是空想的,也是永遠不能實現(xiàn)的,可是你既然不能給他以另一種理想,又何苦打破他的理想呢。

    在我住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下半年中,我就這樣開始了我的交游。Д仍然繼續(xù)跑來,并且不知為什么特別注意我們的生活,這常常使我很惱怒。我有時向同志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Д究竟為什么要來,他需要我們什么,他只是向我們打聽,而一點也不把自己的事情告訴我們。假如他想博得信任,他就得更直率些。

    最后,我決定直截了當?shù)貑査皝硖絾柕哪康模墒沁@一點沒有來得及做到。

    有一次,一個同志跟我講起Д給他的一本小冊子,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記不得那是什么小冊子了。我們決定一同讀完那本小冊子。我們的屋子很不方便,因此我們就到那老彼得堡人的住處去找他,在沒有屋主人和房東在場的情況下,了解了小冊子的內(nèi)容。這是我們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住了六、七個月之后讀到的第一本非法的東西。可見那里的非法事業(yè)還很薄弱。在這本小冊子以后,又出現(xiàn)了其他的小冊子:我特別需要它們,所以我把它們抓得很緊。之后,我們同Д的友誼就更親密了,常常同他談起從前彼得堡的事情。

    有一天,Д向我們建議,要聚集起來討論一個問題。我和同志們很高興地同意了,并且就在那個星期的一天晚上在一間屋子里聚會,提出了希望團結(jié)一致的問題,希望更積極地表現(xiàn)自己的存在的問題,以及從各工廠中搜集材料,特別是搜集有關(guān)當前重大事件的材料的問題。為了不致把這件事情遙遙無期地擱置下來,我們決定立刻著手工作。此外并決議,每一個人不但應當搜集材料,而且應當為他所工作的工廠寫傳單,這樣的傳單決定在下次會議上宣讀,如果我們認為它們是可以用的,那就用膠版印出來散發(fā)。這次會議決定,由于工作不多,暫時有三個人一起聚商就夠了,在我們兩個人中間,我當了選,因此從那一天起直到順利地離開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兩年幾個月中,我成為這種會議的當然成員。我們的會開得相當多,各種技術(shù)方面的問題歸兩個知識分子負責。他們經(jīng)常到我們這里來,或是來開會,或是帶來傳單,商談其他問題。我記得,我們從開頭起就彼此十分尊重。我和Д——工人和兩個知識分子非常活躍地參加我們的組織。Д已經(jīng)是個相當有經(jīng)驗的、早就干過革命工作的人了。主要是,他善于進行秘密活動,心思非常周密。我也已經(jīng)有了彼得堡的經(jīng)驗,知道怎樣行動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那兩個知識分子不很沉著,性子太急躁。這一點基本上只會對他們而不會對我們這兩個工人有害。

    就我所知道的,在我們成立這個組織以前,就已存在著一個可以稱為手工業(yè)性質(zhì)的、沒有什么特出表硯的舊組織,而我們的組織則在各工廠中奠定了作廣泛鼓動工作的基礎(chǔ)。在開始積極工作以前,我們就預先規(guī)定了自己的行動綱領(lǐng);為此,我們同許多工廠,甚至同那些設(shè)在離葉加特林諾斯拉夫三十俄里的卡門地方的一些工廠取得聯(lián)系。我們同卡門地方各工廠的正確關(guān)系建立起來了。傳單也分別準備好了。這些傳單預定要在同一個時刻,即我們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散發(fā)傳單的那一天散發(fā)出去。

    早在我們開始鼓動工作以前,我就覺得有必要另外租一間屋子,以便更容易保密。因此,我在這個時候雖然已經(jīng)失了業(yè),還是租了一間低廉的屋子。

    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對于散發(fā)傳單的人說來,1897年年底和1898年年初是運氣特別好的日子。所需要的,不過是在夜間大膽地跑出去,在碰不到任何人——正在安睡的警察、清道夫、奸細和密探——的時候,趕忙散發(fā)傳單。我們很好地利用了這種情況。在出色地完成工作以后,只是在有些地方碰到了更夫,就平安地回到了家里。

    有一天晚上,收到了預定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查德涅普爾和卡門散發(fā)的第一批傳單。必須在夜里把它們散發(fā)出去。傳單與其說是很多,還不如說是很少,所以我們決定要十足張貼一半。我轉(zhuǎn)告一個同志,讓他準備在當天晚上十一點鐘以后同我一起去工作。

    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氣候,是相當寒冷的,很快就把所有那些不需要待在街上的人都趕走了。更夫偶然敲敲梆子,讓人知道他們在什么地方,敲過以后,就坐到角落里去舒舒服服地打磕睡了。

    當我和一個同志袋里藏著傳單,手里拿了一大罐調(diào)好的漿糊出門的時侯,月亮已經(jīng)爬得很高。我們饒過廣場,越過軼路,走到了一個住著工人的名叫“工廠”的村鎮(zhèn)。我們四面張望了一下,沒有看見什么人,就在柵欄上涂抹漿糊,隨手把傳單在漿糊上粘牢。我們小心地越過大路,一面在那些小屋的墻上涂抹漿糊,貼上傳單,然后四處把傳單放在地上或塞在柵欄的縫里。后來,我們進入另一個街區(qū),把同樣的事情再做了一番,不過很快漿糊就沒有了,因此我們只好把傳單塞在柵欄的縫里。

    那個同志在散播和粘貼傳單的時候心里很慌張,往往不夠勇敢,但他還是繼續(xù)忠實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過了一些時候,我們一張傳單都沒有了。我們就這樣沒有讓誰注意到我們的獨特工作,平安地回家了。

    工人們早晨上班的時候,看見了散放在街上的這些傳單,就把它們揀了起來或從柵欄縫里拿了出來,這樣,傳單很快就拿空了。群眾開始停留在柵欄旁邊,讀著粘貼的傳單。有些傳單,他們很中意。他們抱著想把這些傳單帶到工廠去的愿望,盡力設(shè)法把它從墻上揭下來,這樣一來,部分的傳單給他們撕破了,他們自己固然沒法加以利用,別人也就沒有機會再看到了。由于這個緣故,我們后來得出結(jié)論,認為貼傳單是不值得的,因為這種工作要冒很大的危險,進度很慢,而收效不多:反正大部分都要撕破的。我和那個同志只在一個需要散發(fā)傳單的地區(qū)活動。除我們以外,還有人在其他地方完成這項任務,雖然我們?nèi)藬?shù)很少,不能很好地到處散發(fā)傳單……

    在假定有必要散發(fā)傳單的時候,就提出了可以在各工廠中散發(fā)傳單的問題; 這時才知道,我們只能在兩個工廠里散發(fā),雖然三個最大的工廠和鐵路工廠里還沒有發(fā)過傳單。由于考慮到我們幾乎所有的人都受著監(jiān)視,可能很容易引起警察來追蹤散發(fā)傳單的人。我們就不得不利用我在上文提到的那種散發(fā)傳單的方法。

    警察到第二天的早晨才知道那些出現(xiàn)在街頭的傳單,可是這些傳單很少落到他們手里。第一次,一切都很順利地過去了,參加的人誰也沒有被人發(fā)覺。

    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城及其郊區(qū)的情況就是這樣。可是卡門方面的情形還一點都不知道。最后,也從那里傳來了很可喜的消息。這就是說,開頭的工作做得很成功,并且顯然它在鼓舞我們要在最近期間也把其他的傳單發(fā)出去。但是我們打定主意不找警察的麻煩,要更仔細地逐一檢點一番,看有沒有暗探在我們后面盯梢,因為我注意到有一件可疑的事情在追隨著我。在留心觀察的時候,我看見有一個普通人經(jīng)常在我住宅附近徘徊,顯然他是在監(jiān)視著我;那時我就開始注意他,往往出其不意地跑出大門,向他那個方向看去。

    那個普通人戴著一頂莊稼人戴的帽子,穿著一件短外衣或短大衣,繼續(xù)每天待在同一個地方,或在同一個地方徘徊,表面上裝作并不注意我所住的房子。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就通知任何人都不要來找我,而我自己則力求整天待在家里,晚上才跑出屋子,出去的時候,讓燈仍舊點著;假如偶然有人打算從遠處向窗子里窺視,就會相信我好像是在家里。我沿著柵欄下降,然后跳了下去,等我一下子到了離我住的那條街道很遠的地方、并且知道背后不會有人盯梢的時候,便動身到我需要去的地方去。我用平常的辦法回家,因為要沿著柵欄吊到上面去是很困難的。這樣辦沒有什么危險,此后我也就常常采用這個辦法。上面提到的那個人監(jiān)視了我兩個星期光景。看來,他對我頗有好評,似乎已經(jīng)把這種意見報告給了他應該報告的人,因此我以后就繼續(xù)安心地工作了。

    在散發(fā)第一批傳單之后過了約一個月,打算在工廠散發(fā)的傳單已經(jīng)準備好了,而且對于每一個工廠專門預備了一種傳單。我們相信這些傳單將轟動一時,可能還引起普遍的搜查。領(lǐng)到的傳單是這樣分配的:一部分留給鐵路工廠,另一部分留給布良斯克工廠,第三部分留給制釘工廠,第四部分留給哈勒施坦工廠(農(nóng)具工廠),第五部分留給德涅伯河右岸的一些工廠(好像是法俄工廠),最后一部分留粉卡門工廠。一共將近有八種不同的傳單。每一種傳單都反映出散發(fā)傳單的那個工廠對工人層出不窮地濫用權(quán)力和殘酷勒索的行為。

    傳單應該在夜間或清晨散發(fā)。為了在白天就能知道結(jié)果是否順利,每一個在一定地點散發(fā)傳單的人都應該作出順利或不順利的暗號。如果沒有暗號,那就應該認為這個人已經(jīng)被捕。暗號要用白粉在約定地點的墻上或柵欄上標出。為了避免混淆,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暗號。這種辦法很方便,也很秘密。

    夜晚,我?guī)Я笋R秋哈動身到一個工廠去;我們在路上藏了一部分傳單,然后走近工廠。進廠里去是很危險的,甚至在旁邊走過,都要十分小心,免得給看廠的狗聽見。我們走近一座兩層樓的樓房,跳過了柵欄,到了樓房的窗子旁邊。我把馬秋哈舉到窗口,他打開了小窗,使勁把一扎傳單扔了進去。我們就這樣地繼續(xù)行動,把傳單扔進三個車間,只剩下兩個車間沒有去;我們相信,在工人們的幫助下,一到早晨這些傳單也會在其他的車間里出硯。的確,到了早晨,聚在一起的職工剛剛打開車間的門走了進去,立刻就把散在地上和工作臺上的傳單撿了起來,過了一刻鐘,直到工長為止的全體職工都讀了傳單,雖然沒有達到罷工的地步,可是大家的不滿情緒已經(jīng)極端高漲了。

    在另一個工廠里,由于工廠日夜開工,工人們到處奔忙著,使散發(fā)傳單的人感到辣手。因此,散發(fā)工作曾經(jīng)發(fā)生極大的困難,可是這個散傳單的人很有耐心,也非常機靈,只是無可奈何地聳了肩膀。他早晨帶著傳單去上班,不慌不忙地工作了一整天。當大家在七點鐘準備回家的時候,他也和別人聚在一起,可是他沒有走出大門,而是走到人們挖掘自流井的地方,溜到了井里,坐在梯子上整整待了五個鐘頭,直到夜間十二點鐘,這正是機器停歇讓工人吃半夜餐的時候;后來,我們這位自愿囚禁起來的囚徒帶著準備好的傳單小心地爬到上面,等著熄燈。這是最寶貴的時間,他就是為了等待這個機會才在坑洼里坐上五個鐘頭的。各車間的機器一停歇,電機也立刻停下來上潤滑油。這位同志看到電火一滅,馬上就從坑里跳出來,奔進車間,不顧在夜間的黑暗里會撞著什么東西,迅速地散發(fā)傳單。接著他跑出車間,或是奔進另一車間,或是從打破的玻璃窗里扔進傳單,然后急忙地飛奔到選定的地點,就在電燈的照耀下跳過柵欄,脫離險地,沒有被誰發(fā)覺。

    電燈熄滅三五分鐘,這期間,工人們安靜地坐在工作臺上或者別的東西上面,絲毫想不到有人在匆忙地跑著散發(fā)傳單;當燈光復明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搶到一張放在地上或工作臺上的傳單,開始閱讀。這時候,我們這位已經(jīng)跳過柵欄的主角,打破了辦公處的玻璃,把傳單塞了進去,此后就安然地回到家里,躺下睡覺。早晨,他到工廠去的時候,把這種傳單當作廠里的新聞一樣閱讀著。這樣的方法是常常被使用的。

    夜里,當局的人都在睡覺,只有到了早晨,才會來沒收傳單。這時留在廠里的傳單已經(jīng)很少。它們一部分落到烏克蘭土屋里,落到卡伊達基或捷也夫卡,或者落到了契契遼夫卡,因此警察們有時侯只好滿足于兩、三張沒收的傳單,這當然無法削弱這些傳單所造成的效果。

    在其他幾個工廠,大概也正是用這種方法偷偷地放置傳單。并且處處都很順手,沒有引起人們對放傳單的人發(fā)生任何懷疑。這一次傳單起了很大的影響,所有的工人都知道了這些傳單,工廠主管人員也知道了,憲兵隊和警察隊也知道了。可是他們敲誰也弄不清這是哪些人散發(fā)的。這就鼓勵我們用同樣的辦法繼續(xù)進行以后的工作。在所有的工廠里,工人中間傳說著不久就要發(fā)生騷動的謠言,這些傳單使工人們振奮起來了,另一方面,當局的氣焰顯然已經(jīng)矮了半截。

    我記得,在卡門工廠散發(fā)的傳單里,曾提出在工廠系統(tǒng)內(nèi)建立病房的要求,第二天就從理法館里請來一個醫(yī)助,安置在工廠的編制以內(nèi);還要求在那里造兩座出外的大門,這也如愿以償了;另外還有某種要求,也得到了滿足。當?shù)氐木炀珠L(顯然是縣警察局長)猜想一定要發(fā)生罷工,而他實在又不知道工人們希望達到什么目的,于是他想起了傳單里提出的種種要求,就不等工人方面提出任何要求,立刻讓這些要求得到了滿足。在有些工廠里,許多要求就是這樣地得到滿足的。

    通常,任何工廠當局都力圖使大家相信,他們工廠里的制度是最好的,工人對工作條件都很滿意等等。而現(xiàn)在突然這樣赤裸裸地揭露了各種虐待工人的行為!工人們從傳單里知道了實際情況,清整地看出指示的正確性,都滿腔希望結(jié)束這種豈有此理的行徑,哪怕是結(jié)束一部分也好。總之,平靜的沼澤開始起了漣漪,預料就要掀起洶涌的浪潮了。

    騷動只會給工人帶來損害,關(guān)于不希望發(fā)生騷動的話,在傳單里講得很清楚。因此,聽到工人中間傳說完全與傳單內(nèi)容相反的要舉行騷動的謠言時,覺得很奇怪;可是工人們在讀過傳單后卻立刻說,人們號召舉行騷動。進行斗爭舊的傳統(tǒng)還很有力量:工人們還不能想像不毆打工頭或一搗毀辦公處就可以罷工。在傾聽他們的談話并直接理解到所談問題的范圍時,不會聽到他們提起任何罷工的事,雖然每一個工人都會講述一些關(guān)于騷動的回憶;而這個時候如果提起當局方面所實施的鎮(zhèn)壓,那是不會產(chǎn)生什么效果的。這種談話總是以他們暗地里表示希望組織一次像樣的騷動而告結(jié)束。當然,這時候他們會想起某一個他們真正稱頌的領(lǐng)導者。在這種情況下,群眾自發(fā)地加以理想化的,顯然不是他們完全陌全的罷工,而是騷動,因為這種抗議的方法是每一個人都能懂得的。

    傳單鼓動了廠里的群眾,我的工作增加了。首先,必須搜集更多的材料來印發(fā)新的傳單;其次,需要同我的那些在卡伊達卡方面的熟人晤談,這常常是在晚上。年輕的群眾不能很好地領(lǐng)會我的意思,往往完全誤解了我的話;只有一個青年真正懂得我的意思。他們要求常常來,甚至企圖租一間單獨的屋子供上課之用。在這一伙人里,我曾碰到兩個近乎民意黨人的人……最使我生氣的,是他們往往以不許人家提意見的命令方式來傳播自己觀點的那種落后作風。如果有哪一個年輕人開始擺脫他們的影響,他們就要暴跳如雷。他們特別對Г感到憤怒,因為Г似乎想要把年輕人引上可怕的社會主義和革命觀點的道路,如果有人還是感染上這些觀點,他們就會把他視同陌路,有時候還認為同他作梗是很有道理的。有一個民意黨人在布良斯克工廠的機械工場里工作,得到了相當多的報酬,自己有一宅小房子,生活過得很不錯。因此,他對真正的社會主義顯然沒有什么熱情,只求白忙一場。我屢次企圖了解他們究竟抱有什么樣的觀點和規(guī)定什么樣的綱領(lǐng)。可是我得不到任何結(jié)果,只看出他們是竭力想要擴充自己手下的青年人的力量罷了。

    “在談‘斯巴達卡’以前,應當研究一下希臘的歷史,你才能夠了解這部小說,”有一個民意黨人對年輕職工們談起他們閱讀“斯巴達卡”時說,他們總是竭力強調(diào)自然科學,而我在翻閱那些從這幾位先生那里拿來的書籍時,多半只看到算術(shù)習題集、文法課程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當青年人要求看一本比較嚴肅的書籍時,他們就回答說,這還太早,據(jù)說應當先精通地理、算術(shù)、文法等等,然后才可以開始看嚴肅的書籍。由此可么明白,為什么那些年輕人老是不滿意自己的領(lǐng)袖,不愿仔細研究他們給的書籍。

    當然,不能否認在教科書里也有好的方面,但這應當在學校里,而不是在一個人希望了解他的社會地位的本質(zhì)或?qū)と诉\動發(fā)生興趣時的學習上。民意黨人的學生固然常常向自己的老師提出意見。可是他們并不能夠全心全意地獻身于需要犧牲的工人運動,因為他們是被自己的老師用錙銖必較的自私精神教育著,雖然社會主義的世界觀要求放棄每一戈此,甚至要求爭取廢除每一戈此。我記得一位同志講起,當他偶然走進車間談談某一個人的情況或利用機會向什么熟人進行宣傳的時候,就有一個上面提起的民意黨人來追問他。這個不幸的人只是為了欺瞞熱心的民意黨人的獨特的偵察行動,有時就不得不采用偽裝的辦法。在和這種民意黨人談話時,我常常想起彼得堡的同志H的一句話,那是講到彼得堡的一個工人——自由分子時說的。

    “作為一個自由分子,他還不壞,是個很好的人,可是作為一個工人——社會主義者,他就相當卑劣了。”這句話對于這些先生也是同樣適用的,雖然他們只是解釋了上半句。而俄國的憲兵們有時還要查究甚至懲罰這樣一些先生!這只有證明,警察隊和憲兵隊的一切蠢物看來都是惡魔。

    我打定主意不同上述的民意黨人打交道,并且要求同志們不要在他們面前講起我,免得讓他們知道。我擔心人家可能會對我散布各種流言,那樣的話,我就不容易繼續(xù)保持隱蔽的地位了。在當時俄國的條件下,出了名是很危險的。這一點我當然完全明白,因此我權(quán)且把民意黨人撇開,固然還經(jīng)常特別注意他們,同時開始常常到卡伊達卡的當?shù)厍嗄耆司奂牡胤饺ァN以谀抢锎绞c鐘,待到夜間一點鐘,然后動身回家,由幾個人送到一個樹木茂密的深谷,我自己再從那里走向德涅伯河,路上由于刺骨的勁風和寒氣而直打哆嗦。我身邊藏著一柄短刀,因為在那種地方走路并不安全,我曾相信我會被人搶去銀錢和其他東西。在卡伊達卡有了熟人,就使我以后能在他們從前沒有到過的地方以及在我離開葉加特林諾斯拉夫以前他們不再去的地方散發(fā)傳單,并且對此后的工作也有把握。

    到了1898年的春天,我們成了孤兒。在傳單出現(xiàn)后不久,我們的知識分子開始受到嚴厲的監(jiān)視,他們應當離開這個地方。可是,他們顯然抱有完全不同的意見,再三跟我們說誰也沒有監(jiān)視他們,并且繼續(xù)來拜訪我們,繼續(xù)準備一批一批的供散發(fā)用的傳單。

    有一次,我們木來規(guī)定要舉行一次討論某一問題或關(guān)于領(lǐng)取傳單的碰頭會。我和一個同志來到了指定的地點。可是我們自已人一個也沒有碰到,只發(fā)覺有一個陌生人站在街角。我們沒有特別注意這一個人,就停下來開始談話。我們在廣場上站了好久,于是那個站在街角上的人就開始形跡可疑地盯著我們看。我們注意到了他,就討論起這個人是不是密探的問題。我筆直地向他走去,希望看清他的面貌。他發(fā)覺了這一點,就沿著街道走去,很快便拐進一個院子,在那里消失了;我走近那所房子的大門,沒有看見一個人,就折回來告訴我的同志,說那顯然是偶然的事情,于是我們繼續(xù)站在沒有人的廣場上,心里已經(jīng)很焦急,埋怨同志們不守時刻。最后,終于來了一個同志,在他后面很快又出現(xiàn)了一個知識分子。當我們四個人聚在一起,開始討論某一個問題的時候,那個行動詭秘的家伙又在附近出現(xiàn),開始卑鄙無恥地在我們的四周兜圈子。我們的心里產(chǎn)生了要結(jié)束這個密探的性命的熱烈愿望,可是誰都沒有手槍,而他顯然是帶著武器的。我們決定使用刀子,大家都向他移動。也不知是他猜到了威脅著他的危險,還只是以為我們要穿過廣場,他卻用相當快的步伐沿著那個廣場走去。當他已經(jīng)離我們很遠的時候,我們突然拐彎,走過一部分的街道,然后跳過了柵欄,走上另一條街,再爬過柵欄,到了鐵路停車場,在那里的大批車輛中間是不容易追蹤我們的。這樣,我們的會議給打斷了,而我們在匆忙地交換了一點情況以后,就接受了傳單,各自走回自己的住處。這是最后一次和知識分子會面。因為,正如后來所知道的,確實有人在釘他的梢,而上面的那個形跡詭秘的家伙就是從城里專門跟他來的。當那知識分子躲進了一個空車廂的時候,密探認為一定是到指定的地點會面去了,因此他仍舊在那里等候,希望好歹能發(fā)現(xiàn)一個工人的蹤述。這一點他沒有成功,可是憲兵們不久就不讓那個知識分子自由行動了。

    現(xiàn)在想起那個知識分子的時候,我可以說,他是一個忠心耿耿的人,但是他盲目地相信能夠很快地實行自己的主張。

    我記得有一天夜里,當我送他回家的時候,我們意外地碰見了Д。我們的四周一個人也沒有:在城市的危險地段,這樣晚是不常看見行人的;因此,我們放心地在一座小橋上坐下以后,就非常熱烈地談起我們的工作來。

    夜間的黑暗籠罩著我們,只有遠處布良斯克工廠的寬闊的火光鮮明而動人地證明我們的工作的必要性。那個出了神的知識分子說,我們的鼓動工作再搞三年,多至四年,這個制度就要崩潰了。

    我竊笑著這個出神的知識分子的天真,這是一個熱心的、淺薄的人,一個社會主義者。可是他為了自己的理想甘心毫無保留地犧牲自己。大家可不愿使他失去信心,他對葉加特林諾斯拉夫說來是個值得看重的人,他第一個開始用鼓動宣傳的方法進行工作,第一個帶來了一些傳單,那些傳單有必要向廣大工人群眾指出并說明他們的艱苦生活,并使他們的閉塞的頭腦中產(chǎn)生對于革命的渴望。大概,此后的長期監(jiān)禁完全損害了這個先驅(qū)者的智力。

    這樣,他就被逮捕了。另外還有幾個知識分子也被逮捕了,可是工人中間卻沒有一個人被捕。無論我們或事業(yè)所受的打擊,都是嚴重的。可是,這些逮捕絕對沒有在較深的程度上影響群眾中的工作,因為工人——領(lǐng)導者們沒有遭到損失。事情進行得相當順利,參加散發(fā)文件的人每天都在增加……可是我的話有點講過頭啦。

    正如我曾經(jīng)提到的那樣,在剛開始散發(fā)傳單的時候所采用的一種方法,是把傳單貼在過道或者墻角旁邊的柵欄上,但是很快就被警察注意到了,所以不得不改換另一種方法。記得有一天夜里,天氣很冷,我和一位同志從家里出來,兩個人的口袋里都裝滿了疊成三角形的傳單,積雪在我們的腳底下沙沙作響。我們走完一條街又一條街,在每條街上都撒下了三、四張傳單,走到最后幾條街道的時候,我們便分頭沿著兩條平行的街道走去,一路上撒著傳單;同時必須常常從街道的這一邊走到街道的那一邊。最后,我們在街道的盡頭相遇了,便向著布良斯克工廠走去,盡可能地在所有通向這家工廠的小路上都撒下了傳單。我們走了很多的路,后來便拐了個彎,越過軼路,向另一個地點走去,后來從那里再往前走,又撒了許多傳單,因為這條路是通向工廠區(qū)的。經(jīng)過一處柵欄,在那里扔完了傳單以后,又走到鐵路上來,從一列停在信號機旁邊的列車車廂底下經(jīng)過,又在路上撒了許多傳單。當我們看見自己的口袋凹進去的時候,便往回走。走過工廠以后,我們便朝著一條通向這家工廠的小路上走去,雖然路上行人很多,可是我們?nèi)匀话咽R坏膫鲉味既龅竭@條小路上。我們總共只有兩個人,但我們盡可能地在許多條小路上撒了傳單,這樣就能使這些傳單準能落到每一家工廠里去。我們用這種方法把所有的傳單都撒光了,便從容不迫地回家。我們在約定地方的柵欄上,用粉筆劃了個暗號,好讓自己人在自天看見這些暗號,知道此地一切都平安無事,因而可以走進此地的某一戶人家。早晨,我們一走進工廠,每個人都聽到大家在紛紛談論傳單的事情。

    我們律津有味地聽見人們夸大昨天夜里發(fā)生的事情。許多人都在談論,一個夜里到處都撒了傳單,可見“他們”干這件工作的人一定很多。當然,我們也聽到了關(guān)于“這些人”的威力和勇收的各種各樣的傳說。

    一個工人毫無危險地在大街上撿到了一張傳單。他把傳單帶到工廠里,于是,許多人把傳單上的文字讀了一遍。最初因為積極分子的人數(shù)很少,很難發(fā)現(xiàn)傳單到底產(chǎn)生了什么印象,工人們在談論些什么。后來我們特別注意這件事情,責成大家有義務盡量地去傾聽工人的談話,把聽到的一切都匯報給委員會。此外,每一個積極分子都應該盡方去認識暫時還沒有和革命發(fā)生任何關(guān)系的工人,時常去訪問他們,以便盡可能多搜集一些關(guān)于工廠的確切情報。

    在卡門工廠(離葉加特林諾斯拉夫三十俄里)撒了三、四張傳單以后,那些撒了這類文件的工人便引起別人的注意。有一個星期日,一個撒傳單的工人來找我,后來又來了一個,他們把自己要逃往奧地利去的打算告訴我。因為待在奧地利比起待在俄國要好得多,而且自由得多。

    我覺得很惋惜的是,工作剛剛開始,每一個有覺悟的人都十分重要和寶貴,而且工作還沒有打好什么堅固基礎(chǔ),而這時候,他們卻想著要走開,他們好像光是為了自己的“我”,而要盡力趕快離開,這是件十分遺憾的事。

    另一方面,我又害怕他們當真會被捕,這等于把多余的一張王牌送到憲兵的手里。憲兵會把這些人從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弄走,因此,能夠逃脫憲兵的魔掌,從而逃脫這些張著血盆大口要吞食我們這些受害者的兇惡敵人,也是一件愉快事情。我懇切地要求我的卡門工廠的同志們向我報告他們平安越過俄國國境的消息。他們答應了我的要求。不久,我果然知道了他們平安抵達奧地利的某一城市,并且很快在那里找到了工作。這些同志離開時,給我們留下了關(guān)系。他們走后,傳單繼續(xù)像從前一樣準時地出現(xiàn)。這是最早一批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失從事革命活動的同志們干的,我當時曾被迫和他們分手。這件事情發(fā)生后不久,我又被迫和另一批朋友分手,我曾經(jīng)和這些人在夜間散發(fā)過傳單,有時曾一同在井坑中。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只要什么地方一開始發(fā)生運動,那里很快就會失去一些曾經(jīng)一起工作過的、情投意合的同志。

    這件事情發(fā)生后不久,我們失去了幾個知識分子,他們一直都是我們的鼓舞者。必須提一提這些知識分子的優(yōu)點,他們在沒有和我們商量以前,幾乎從來沒有擅自做過任何事情,所以我們的新事業(yè)進行得很順利,而且獲得了發(fā)展;我們之間幾乎從來沒有發(fā)生過任何意見分歧。進行這種工作,這點無論在哪里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必須加以強調(diào)。現(xiàn)在我們被迫失去了這些一直完成了重要工作的知識分子。

    不用說,這對我們發(fā)生了嚴重的影響,對鼓動工作的影響尤其嚴重:我們甚至沒有一個人做過這種工作的技術(shù)方面的事情。這點在傳單的缺陷上特別可以看出來,因為編寫傳單,我們當然是辦不到的。正像不幸地發(fā)生了一場埋住許多人的雪崩以后,不許人長久地考慮用什么特別方法來刨掘這些人,而是必須趕快拿起鏟子來挖,不知疲倦地、無止境地挖下去,一直挖到能找出活人或死人,我們也沒有時間討論我們的處境,必須盡可能快地接受留下來的工作。

    Д同志不得不去建立一處文件儲藏所,雖然文件的數(shù)量不很多,但是它們對我們越珍貴,我們就越應該盡可能謹慎地保藏它。Д了兩個盧布租下一間屋子,他把文件放在籃子里帶到這間屋子里去,放在臥椅(一種木床)底下。第二天自己就離開屋子,借口職務關(guān)系,必須出差,實際上他是回到他定居的那所房子去,而且從來沒有想著要離開那里。他開始每周一次或兩次地到文件儲藏所去過夜,免得引起別人懷疑,或者懷疑他專門來拿文件。

    同時,他又得給自己找一些助手,兩個人工作很困難,何況擔負領(lǐng)導成千上萬群眾這一重任是很艱巨的。就我現(xiàn)在所記得的,當時我們也印過傳單,但是知識分子方面的積極性這時已經(jīng)低落了。

    上面還沒有談到必須完全由我和Д編輯傳單的事,Д還必須經(jīng)常謄寫膠印器上的原文底版和印刷傳單。我們還必須指導散發(fā)這些傳單的工作。但是,這件工作非常容易,因為我們得到了工人有力的支持,只要把傳單交出去就行了,用不著我們?nèi)ドl(fā)。

    我們的工作蓬蓬勃勃地向前發(fā)展著,工作面越來越大,越來越深入。

    我們終于吸收了兩個新人來參加我們的工作,這樣一來,就把那些抱著指導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城一切運動的目的的人結(jié)成了一個非常團結(jié)的集體。我們抓住各種機會出版?zhèn)鲉危獯鸸S中發(fā)生的問題。我們的話都變成了事實。我們準備了大量的傳單,成批地出現(xiàn)在工人們中間和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城的大街上。

    我記得我們?yōu)榱擞懻撃骋粋€問題而舉行過一次集會。正如當時所有的集會一樣,這次集會也是在戶外舉行的,地點在城外某地。我記得我們?nèi)嫉烬R了,只等待著一個遲到的同志。我們談到各種問題,交換一些聽到的話,并且開始討論到今天的集會,然而老是不見那位同志到來。我們已經(jīng)等得不耐煩了,又無法知道他缺席的原因,我們?nèi)滩蛔〉厣踔翛Q定要散會。正在這時候,那位同志忽然來了。我們很冷淡地迎接他,開始嚴厲地盤問他遲到的原因。他斷斷續(xù)續(xù)地回答我們,而且常常顯出非常興奮的神情。最后,他答應告訴我們一件特別重要的消息,這件消息不但會使我們,而且也會使得俄羅斯全國和俄羅斯全體工人大大地高興的。看起來,他是在計劃著怎樣更加有力地影響我們,我們一聲不響地聽著,等著他說出這件重要消息。這件重要消息究竟是什么呢?最后,他非常興奮地宣布:所有的“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xié)會”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統(tǒng)一的政黨。它的名稱叫做“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他拿出了一份黨為這事而公布的宣言[2],我們?yōu)榱吮硎緦h的尊敬,立刻站起來讀完這份宣言。我們當時就在會上宣布自己的組織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市委員會”……

    有一天晚上,我和Г坐在自己家里,我忽然高興得驚奇起來。剛從伏洛果州流放所歸來的П。А。摩洛索夫,在一位彼得堡同志的陪同下走進屋來。當然,我們都是老朋友,所以很快就幾乎在所有的問題上和他取得一致的意見。鑒于摩洛索夫是一個很老辣的人,他見過各種各樣的人物,知道各種各樣的方法,因而準能在許多方面幫助我們。這樣,我就斷定應該把他吸收到我們的委員會里來,我把自己這種愿望告訴過別人,得到了大家的同意。這種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我們非常需要參加過工作的、具有豐富工作經(jīng)驗的、能夠多少幫助我們編寫各種傳單的人。摩洛索夫可以說是最能符合這些要求了。也就是說,他是個最理想的人。他被接受為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委員會的委員。

    在和摩洛索夫遇到以前,在“工人階極解放斗爭協(xié)會’,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小組改為“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委員會”以前,我加緊同我的老頭子在德涅伯河對岸下德涅伯羅夫斯克小鎮(zhèn)上進行談判。他這時已經(jīng)搬到了那一帶地方去住。我常在晚上或是星期天到那里去。我們就在他家里開一個有兩、三個人參加的小會。我們的會議不帶革命的性質(zhì),但是仍舊很秘密,都是悄悄地召開的,決不許住戶中任何一個人走進我們開會的那間小屋子。當然,我所遵循的,或者說指導我的,是純粹的革命思想……

    我的老頭子早就有了開辦一家合作社的打算。他相信業(yè)務很快就會興旺起來,這樣一來就能夠積聚到一筆相當可觀的金錢。它能夠使我們把強大的革命事業(yè)向前推進一步。我在當時已經(jīng)知道合作社的業(yè)務,特別是知道布魯塞爾人民合作社,當然,這一點使我產(chǎn)生了一種希望,相信能夠把業(yè)務辦好,那時就可以從合作社的基金中抽出一部分基金來支援革命事業(yè)。我對這種工作不能說沒有濃厚的興趣。

    老頭子的計劃是在工廠附近開一家小鋪,因而我們就會有足夠多的顧客,特別是我們?nèi)绻軌蚺τ酶鞣N方法把它辦得大眾化的話;后來,他自信自己熟悉經(jīng)商的業(yè)務,向我們保證,決不會因為開辦這種小鋪而遭到任何虧損。萬一遭到什么失敗的話,連老天爺也不會知道我們在這家小鋪上會賠去什么錢。我們決定盡可能準確地計算一下有多少冒險的成分,以及我們的計劃有多少保證的因索。我們開過好幾次純粹秘密性質(zhì)的集會。當開辦這家小鋪的問題已經(jīng)解決了的時候,還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回事。在有一次這樣的集會上,我們最后解決了這個問題。剩下來的,只是籌集一部分資金來添置開辦設(shè)備的問題;雖然小鋪在計劃中不是辦得很大,但是它創(chuàng)辦的目的就是為了取得資金,如果沒有錢來購買必要的商品,我們的計劃肯定是會破產(chǎn)的。我去催促同志們,要他們每人出五盧布來建立這個機構(gòu),連同我自己的錢在內(nèi),一共籌集到了五十盧布。必須去請求我們的一位同志,他約有二百盧布,要他借些錢給我們,哪怕開具借據(jù)也行。他并不是一個特別忠心耿耿的人,他終于憑票據(jù)借給老頭子一百盧布或一百五十盧布(正確的數(shù)字,我記不起來了)。

    除了我以外,老頭子和其他兩個人,都是屬于某一個組織的成員。看樣子,這個組織是在經(jīng)濟斗爭的基礎(chǔ)上產(chǎn)生起來的,它的幾個成員后來因故被捕,當作刑事犯被定了罪。他們的罪名是毆打一個公務員。為了辦理他們的訴訟案件和援助他們,募集了一筆當時說來是非常可觀的現(xiàn)金。這筆現(xiàn)金剩下了三十盧布,暫時還沒有地方可用(被捕的人都被遣送到故鄉(xiāng)去了)。我們決定把它們作為流動資金,條件是在亟需時可以取出三分之一,用來幫助因散發(fā)傳單或因參加小組而被逮捕的人。這筆錢,像我說過的,決定作為小鋪的流動資金。我們所籌集到的資金約在二百盧布左右,后來還增加了大約五十盧布,我們決定拿這一筆錢去經(jīng)營商業(yè)。

    老頭子被選為小鋪的法律上的老板,他不但要主持小鋪的業(yè)務,而且要對這小鋪的一切事情完全負責。收到錢后,他就必須出票據(jù),作為防備任何意外的保征。這樣一來,開始就對籌集到的資金確定了法律上的保證。以后,老頭子必須定期向檢查員正確匯報賬面上的買賣情況和存貨的數(shù)量。我被選出來充當這種檢查員,所以我對這一企業(yè)負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責任。我們決定定期召開全體大會,好讓我們在大會上知道業(yè)務情況,并且可以根據(jù)實際情況而采取某種決定。我們也決定將小鋪暫時開辦三個月,期滿時,我們的大會就應該來決定小鋪是否要再開下去。最后責成每一個人去招徠顧客,但是盡力不給任何人賒賬。

    在這一次會議以后,我們收到了資金,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我們的代理人著手找尋合適的屋子。但是,找了很久還是找不到——這點使我們開始失望;主要的原因是缺少資金。屋子倒是找到了一些,但是有一個條件,必須預付一年的押租,總數(shù)達二百五十盧布或三百盧布。希望這樣的屋子里能住上一戶人家,而且屋子要相當不壞。這樣將是十分有利,而且非常方便,因而可以逐漸擴大營業(yè)。盡管我們有這樣的希望,然而因為缺少資金,租賃這樣的房子對我們來說是絕對辦不到的。我們必須像正視愉快的未來那樣,也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一個月以后,我們以每月八盧布的房租在市場地區(qū)租下了一所房子,條件講好是租半年,預付三個月的押租。在不可能找到更加有利的條件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同意這些條件,而且不得不立刻支出我們?nèi)抠Y本的四分之一;接著,必須領(lǐng)取營業(yè)證,這樣又得支出各種各樣的小數(shù)目的費用,因此很快就使我們資金減少下去。當這一切事情都辦好之后,我們又得拿剩下的為數(shù)很少的資金去購買商品,而這些資金是必須要給我們增加收入的。我們所抱的能夠從小鋪里獲得特別幫助的一切希望,一下子都破滅了,而花去的資金也要求我們出一把力,無論如何要把它們賺回來。

    我記得在一個星期日,我去向那個名義上的老板祝賀小鋪開張之喜,同時仔細地觀察了一下小鋪里的內(nèi)部情況。房子足夠使用,地點非常熱鬧,顧客盈門,而且看起來好像都很有錢。但是,不幸的是,幾乎沒有做過一筆買賣;在我待在店里的半個鐘頭的時間內(nèi),店方就回絕了四、五個主顧,理由無非是說還沒有備全這些商品。的確,排列在架子上的木箱,里面都是空的,有一處地方放著一堆商品,然而,數(shù)量實在可憐,一堵墻壁上是精光光的,連一枚釘子都沒有。幾包紙袋里裝著兩、三磅各種各樣的米粒,柜臺上擺著四、五個裝有糖果的玻璃瓶。當然,糖果的數(shù)量也是不多的;這里掛著兩磅臘腸,小鋪門外的臺階上擺著一整桶鯡魚和一大束黑海產(chǎn)的小魚,那里還放著糧食和一些供應鄉(xiāng)下顧客的物資。我對它的第一個印象是不太好的。只有關(guān)于最初幾天營業(yè)的數(shù)字的報告,才使我對美好的未來產(chǎn)生了希望。當我知道總共買了多少錢的商品,弄到了多少越來越感到短缺的資金,將用第一次的收入去購買什么東西以后,當然,我就抽走了我們小鋪里可以購買必需的物資的全部資金,預備動身到城里去。這時候,他們要求我不要把一部分錢帶走,留下來滿足本地的一些顧客的需要。這就是我們合作社的創(chuàng)辦情況,雖然這樣的創(chuàng)辦是很難合人滿意的,但我仍然認為每一座城市里都應該有這樣的小鋪。只有一件很糟糕的事:我們不能把這樣的小鋪說成是合作社。我們的小鋪在各方面都很秘密,這樣自然就不能對它有利;如果-不是情況特殊,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拿這樣的資金來開辦這樣的小鋪。應該說明,這雖然是一間小鋪,卻需要一個人在鋪子里連續(xù)工作十四、五個小時以上。安插了一個人以后,我們必須付給他相當?shù)膱蟪辍N覀冸m然這樣窮困,仍然規(guī)定為十盧布。因此,我們每月最低的支出也達三十盧布;房租十八盧布,職員工資十盧布,守門的人月費六十戈此至一盧布,外加電費和一些想不到的開支,而商品總共只有六十至七十盧布。

    雖然我的住處離開小鋪八俄里,而且我從來不曾為小鋪的事情跑過腿,但它仍然剝奪了我很多時間,而在當時,時間對革命工作是十分寶貴的。必須重視這方面的犧牲,雖然我從前對于時間是毫不注意的。最后Д同志直率地對我指出,在時間這樣寶貴的情況下,我為了小鋪付出了過多的時間。我雖然愛惜時間,但是一星期也應當至少到那里去一次,聽聽越來越大的怨言,說什么連創(chuàng)辦人也對這個機構(gòu)冷淡啦,一個老人做這件工作太辛苦啦,等等。在這一類的話中,我清清楚楚地感到,這是對我的責難。因而我就坦白地說出,我不能為我們的小鋪抽出更多的業(yè)余時間,而使革命的工作遭到損失,如果別的人也不能幫忙的話,那么就很難把事情做好。我甚至沒有進行特殊的檢查就離開小鋪。我覺得這樣做,對于這一工作的領(lǐng)導人是一種很大的侮辱;但是,我對他的忠實是深信不疑的。

    革命工作按照自己的次序非常正確地進行著。我們也定期舉行會議,經(jīng)常印發(fā)傳單,而且另外還印發(fā)了一本著作。

    必須把事情稍稍往回談一談。

    正像我說過的那樣,在事情失敗以后,我們自己就擔負起保管文件的工作。可是,我們的保管方法是非常冒險的,而且非常不方便;我們和Д就想出一個新的保管方法,最后決定把籃子移交給Г,他會把籃子保存在他那里。我和Г從前就已經(jīng)談起過這件事。我們決定在房子附近刨一個大坑,把籃子放在坑里,當然,不應該讓任何人知道。

    我們決定行動。我站在一所穿堂房子的大門旁邊,等候載著籃子和Д的那輛馬車到來。當然,我同時也不得不體驗到一種特殊的焦急的心情。那輛載著Д和籃子的馬車悄悄地轉(zhuǎn)動著,一會兒就出現(xiàn)在街角上。馬車停住了,Д開始付車錢,我就扛著籃子穿過穿堂院子,走到另一條街道上,接著又走到第三條街道上。Г已經(jīng)在那條街上的一所房子旁邊等著我了。他接過了籃子,我們就一起走進屋子,把房門關(guān)起來,開始檢查籃子里面的東西。雖然里面藏著的東西很少,但是我們?nèi)耘f找到了許多使我感到興趣的東西,而Г一般說來讀過的書是很少的,所以他對各種的文件感到很驚訝,當然他也想讀一讀他沒有讀過的東西。

    我們把書籍整理完畢,把所有的書都開了一張清單,然后把籃子放在墻角。Г有幾回在黃昏和黑夜里爬到房子附近,想挖一個坑。但是我們后來認定,這是很不方便的事,而且也不很安全。正在這時候,我們得到一個機會可以把籃子送到一處很安全的地方,于是我們很快就把籃子送到那里,后來又把它當作一只盛滿舊衣服的籃子,從那里轉(zhuǎn)送到別處去。我們把這樁事情辦得很好,我們相信沒有人會注意到這些地方。

    我記得有一回,Г男扮女裝到我這里來。我甚至一時都鬧不清楚究競是誰到我這里來了——如果一個受到監(jiān)視的人負有許多重要任務的話。當然,這樣的小心并不是多余的。在暮色蒼茫中,甚至在深夜里,都得時時小心翼翼地跨出大門,看清楚屋子附近有沒有人,有時必須走來走去,保護同志的住屋,以便偶然發(fā)現(xiàn)有人跟蹤,如果真有這種情況的話。

    夏末,有兩個人又退出了我們的委員會:一個人實際上是由于膽怯,另一個人是因為要逃亡到倫敦去,所以委員會里必須補充一些新人。在沒有垮臺以前,我們的委員會是由一些工作了半年以上的工人組成的。集會大部分是在郊外的曠地上舉行。我們在那里一次也沒有被人注意到。在這樣秘密的情況下,我們只應該吸收那些非常小心而又堅強的人來參加我們的委員會。正在這時候,我認識了一個也受到監(jiān)視的、從前曾在一座大城市里工作過的人。他老早就在找尋接近事業(yè)的人,而且希望親自參加工作。在沒有得到他的可靠的情況以前,我們雖然仍舊和他保持接觸,但沒有把他吸收到組織里來,一直到后來才把他吸收到委員會里來;接著Г也被吸收到委員會里來了。這樣,我們就用一些無限忠于事業(yè)的人來彌補自己所受到的損失,委員會得以繼續(xù)正確地執(zhí)行著它的工作。正是那時候,某一大城市派了一位代表到我們這里來,同時他給我們帶來了他的一個熟人,這個人是應該參加我們委員會的。新同志是一位知識分子,雖然他受過高等教育,但是在他看到了我們已經(jīng)習慣了的、已經(jīng)搞得很熟的獨立工作以后,他仍舊覺得自己很為難,認為自己在關(guān)于工人問題的知識方面很不夠。因而,我們就讓他去領(lǐng)導一個由青年人組成的小組,但我們?nèi)匀灰笏麉⒓游瘑T會的工作。這個委員會,他也去過好幾次。這是當時知識分子中第一個參加小組工作的人。1898年的冬天就這樣不知不覺地到來了。鼓動工作具有正常而定期的性質(zhì),雖然各小組幾乎沒有集會,而且也沒有可以參加小組工作的知識分子。由于沒有業(yè)余時間,參加委員會的工人不可能定期從事工作。可是,從這時候起作出了一個決定,委員會務必一星期舉行一次會議。這是一個對于整個活動非常有利的決定。哪怕一星期舉行一次,這也是一種工作,因為每一個參加集會的人都要報告他所在的那個工場或工廠里的事情,任何特殊的事情都要著重加以說明,有時候甚至決定出版小報來加以說明。如果發(fā)生小規(guī)模罷工或者什么沖突的話,委員會就必須了解全部經(jīng)過情況,作出決定,并把這些決定付諸實施。委員會由于知道自己處境的困難,很感激少數(shù)偶然參加的知識分子的幫助,但是,他們的幫助是很不夠的。這樣,我們就成為一伙中間沒有任何一個知識分子的人們。就在這一年中,我們的同志Д被鋪了。這是我們委員會的一個大損失,他是我們中間最老的同志,他對于組織的事情比誰都知道得清楚,他和知識分子保持著聯(lián)系,或者用我們的話來說,和城里保持著聯(lián)系,因為城里總是有一兩個人在那里工作的。在他們的幫助之下,我們得到了各種各樣的書籍。隨著Д的被捕,我們暫時和城里的小組失去了聯(lián)系,這個小組除了書籍之外,還經(jīng)常供給我們金錢和從事小組工作的人材。

    就是沒有這一切事情,我們?nèi)~加特林諾斯拉夫的工人們也得盡可能多努一把力,竭力不暴露我們的弱點。但是,在我到達葉加特林諾斯拉夫期間,不止一次地發(fā)生了完全缺乏知識分子的情況。在Д被捕之后(他不是因為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案件而被捕的),我不得不常和城里保持聯(lián)系,這一額外的工作剝奪了我的許多時間。

    我因為對這個工作做得不夠好,向城里建議要一個知識分子。這個人很快就找到了,因為這時候正有一批人從流放地回來,他們愿意參加組織。原來這樣一批知識分子已經(jīng)在城里成立了他們的委員會。我們的委員會起初一點也不知道這個知識分子的新組織。自然,它是愿意擔負領(lǐng)導工作的責任。事情是十分令人奇怪的,正當老委員會(工人們這樣稱呼它)正確地起著作用的時候,就是在它每周舉行一次集會,討論各種問題,出版小報的時候,同時又產(chǎn)生了一個新的委員會。當然,這個委員會對執(zhí)行工人委員會的各種決議的工作,例如,運送書籍,募集資金和印刷已經(jīng)編好的小報等等,是不能感到滿意的。

    正如我已經(jīng)說過的那樣,知識分子希望掌握編寫小報和總的領(lǐng)導運動的工作。在這一個基礎(chǔ)上,工人委員會里發(fā)生了各種各樣的沖突。這主要都是城里的代表們,也就是知識分子委員會的代表們所引起的。起初沖突是偶然才發(fā)生的,而且很快就解決了。可是,漸漸地開始發(fā)生一種不愉快的轉(zhuǎn)變。產(chǎn)生了普通的不滿,糾紛也增多了,事業(yè)因為糾紛而受到了重大的損失。

    我記得知識分子們常常攻擊已經(jīng)散發(fā)了的傳單上的似通非通的用語,好像有一張傳單被城市委員會作了一些修改和刪節(jié)。這件事情引起了直接的沖突……

    已經(jīng)過了一段很長的時候,而糾紛還是沒有減少。在每一次集會上,委員會都提出種種的措施,企圖使兩個委員會互相達成協(xié)議。曾經(jīng)建議召集兩個委員會,并在聯(lián)合大會上從兩個委員會中各自選出人數(shù)相等的人員,如能合并起來,就可以組成一個統(tǒng)一的委員會,城市委員會不同意這一措施,借口是聯(lián)合大會規(guī)模過大,可能引起懷疑,而且他們也不知為什么原因,不愿意選出數(shù)目相等的人員來組成一個像建議中所說的聯(lián)合委員會,但是兩方面都覺得有必要來擺脫這種緊張的處境。

    終于,在下面幾點互相讓步的原則上達成了協(xié)議:(1)工人委員會的集會按照舊程序舉行,知識分子中派遣一個有發(fā)言權(quán)的代表來參加集會,但是,這個代表不能更換,而且每次如果沒有得到工人委員會的特別同意,他也不能夠帶領(lǐng)城市委員會的另一個代表來參加集會;(2)同樣的,城市委員會也必須把自己集會的情況,通知工人委員會派來參加集會的代表,而工人代表也必須向工人委員會傳達城市委員會里討論過的問題和通過的決議;(3)兩個委員會同樣可以為某一個工廠的工人,或是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一般工人寫作東西,但是,最后的編輯責任,以及承認它的及時性和必要性的權(quán)力應該屬于工人委員會。在這方面達成了協(xié)議,以后對這些問題幾乎沒有引起任何的沖突,而工人委員會也經(jīng)常不加任何修改地接受城市委員會所編寫的小報。

    在1898年年底和1899年初,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各部分和各地區(qū)的革命宣傳鼓動工作,都進行得如火如荼,所有的工廠里都有我們的自己人,他們搜集情報,注意工人的情緒,揭露各種各樣的舞弊行為。工人們對某些工廠中充當門衛(wèi)的微爾克斯人特別感到不滿。微爾克斯人是一個又愚昧又粗魯?shù)拿褡澹鋫溆袖h利的武器,有時配備射擊武器,他們準備野蠻地保護每一個工長、首長,尤其是廠長和副廠長;他們一有機會拿到武器,便準備向工人攻擊。他們在工作中也是這樣野蠻地執(zhí)行命令;如果有誰跟工長吵架,工長就打電話把門口的哥薩克人請來,粗暴地嘲弄工人,命令微爾克斯人把叛亂者或“酒鬼”帶到門外去,他們就立刻去執(zhí)行。由于這種情況和微爾克斯人的野蠻性格,工人們簡直是痛恨他們。就在這樣的基礎(chǔ)上不斷地發(fā)生了需要警察和縣政當局來干預的口角。

    這一方面的斗事進行得最激烈的,是在德涅伯河彼岸,主要是在法俄公司車輛制造廠的一個工廠里。這個工廠從開始生產(chǎn)起,就成為最多事最革命的工廠:那里由于對行政不滿,經(jīng)常發(fā)生罷工。微爾克斯人就成了全體工人的眼中釘。

    早在1897年春天,當我和十二個人從下德涅伯羅夫斯克車站到這家工廠去的時候,親身受到了一次完全意料不到的接待。當我們走到工廠的時候,從廠里出來了一個好像當過多年門衛(wèi)的微爾克斯人。他分明是要到車站上去,然后從那里再到城里去。我們這一群人看見這個微爾克斯人,便熱烈地談起想要揍他的事情。當然,我是仔細地傾聽他們的談話的,但我不讓工人們找機會真去揍他。當我們這群人走近這個微爾克斯人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分散到鐵軌的兩旁,然而有一個工人,他一面責備其余的人膽小,一面順著鐵軌的中間直向微爾克斯人走去,他剛走近微爾克斯人的時候,就給了他一起耳光。微爾克斯人抓起了武器。就在這時候,許多沙子和石頭從鐵路的兩旁向他扔來。他像野貓一樣地向柵欄那里奔去,一會兒就不見了。當我們剛走近工廠大門的時候,大門口已經(jīng)站著約莫二十來個人,從工廠里走出一個哥薩克軍隊的下士,他身后跟隨著那個挨過打的微爾克斯人。于是,他們就在人叢中找尋肇事者。微爾克斯人馬上就認出那個打過他的人,但那個人拒不承認打過他,而且不肯跟哥薩克下士一塊走;這時來了兩個證人,他們報了假造的姓名,于是事情到此就完結(jié)了。可是那個微爾克斯人老是反復說,他會記住這件事情的,如果他自己不能報仇,他的孩子也會替他報仇。不消說,那個工人絲毫沒有進這家工廠工作的意思。確切的日期仿佛是在1898年5月1日,要不然,就在前一天,我到這家工廠去看一個同志。我突然發(fā)覺工廠的院子里出了什么事故。我在工廠的大門口打聽到,有人在兩小時以前毆打了副廠長。當時在門口站崗的已不是微爾克斯人,而是一個穿警察制服的門警。這件事情發(fā)生之后,他嚇得心驚膽戰(zhàn),以致我走進工廠的時候,他也不敢攔阻我。我打工廠的院子朝總辦公室走去,看見一群工人,人數(shù)在一百人左右,在他們的面前站著縣警察局局長,正向工人們打著官腔。我覺得有趣,便向工人們中間擠去。警察局長向工人們講了很久的話,勸他們開始工作。有一個工人非常激動,尖銳地回敬了警察局長幾句,所有的工人都支持他。警察局長毫無所獲,溜進辦公室里去了。

    原來工人們在上工的時候,從各車間里聚集在一起,要求副廠長到他們那里去。副廠長到了他們那里,起初說了一些非常尖銳的話,后來看見自己被一群憤怒的工人包圍起來,便改變了口氣。顯然,他想仗著站在身旁的警察從工人們中間溜走。他的巧計沒有成功,因為這時候有人把一個袋子扔到他頭上,立刻便有一個工人用一樣硬東西狠狠地揍了他一下,使他蹲了下去。引起了一片紊亂,工人們在拉過汽笛后,都離開了工廠。有人把頭上鮮血淋漓的副廠長抬進辦公室,我也曾在這所辦公室附近遇見過集會的工人。這件事情發(fā)生后,工人們有兩天沒有上工,而且非常激動;開始進行必須釋放被捕者的談判。但是,當局在發(fā)生騷動時都躲進兵營里去,這事后來給工人們打聽出來了。事情發(fā)生以后,星期六的工作縮短二小時。這樣,就滿足了工人們在毆打副廠長前所提出的要求。

    在德涅伯河彼岸,微爾克斯人被趕走了,任何一家工廠里都看不是他們的影子,但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布良斯克工廠里,撤爾克斯人依然存在,因此繼續(xù)引起工人們的憎恨。

    有一個黃昏,附近一所煉銅廠的工人們下班的時候,從布良斯克工廠的柵欄里拿走了一塊木板,一個守衛(wèi)的微爾克斯人便去追趕工人,等他追到后,便想把木板奪回來。于是,發(fā)生了一場剝斗,工人們從四面八方跑到出事的地點。當然,那時本來能夠著實地給這個微爾克斯人來一頓教訓,然而另外一些微爾克斯人從工廠里奔來援助這個微爾克斯人,而且有一個維爾克斯人用短刀殺死了一個工人。這事發(fā)生后,工人們非常憤怒,沖進布良斯克工廠,破壞并燒毀了維爾克斯人的崗樓,毀壞了他們的財產(chǎn),另外一部分人數(shù)更多的工人,擁進總辦公室里,進行了許多破壞,并且力圖把錢柜打開。人們拿來了一把大鐵錘,終于用這把鐵錘打開了這個看來好像很小的錢柜,一部分金錢立刻就被拿走,丟到人群中去。這時,辦公室由于四面著火燃燒起來,被燒得精光。

    幾乎和這同時,在凱達卡村(就是維爾克斯人殺害工人的地點),工人們搗毀了一家官辦的酒店,喝光了店里所有的存酒,顯然沒有遇到任何的阻礙就打開了錢柜。一部分喝醉了酒的非常激動的工人燒掉了辦公室后,便沖向一家合作商店,他們也像搗毀酒鋪一樣地搗毀這家商店,并且開始毀壞商品。另外一部分約有十三個人,跑到契契廖夫卡一家合作總店里,他們在那里遇到了步槍的射擊,他們撞了幾下商店的鐵門板后就退走了。這時有一批步兵從軍營里被召集到這里來。他們包圍住被搗毀了的小店,這樣才使它免于被燒掉,雖然由于不使住在附近的工人受到損害,工人們反正也不會放火去燒這所商店。

    當工人們搗毀總辦公室的時候,有一部分工人想沖進大門,顯然打算破壞工廠本身,但夜班工人阻止住了這一行動;他們?nèi)家桓C蜂地擁到門口,擔心會遭到痛打,所以都用鐵器把自己武裝起來。這時候才趕來的警察局長訓斥了巡官一番,問他為什么不把工人們鎮(zhèn)壓下去;當巡官回答他說這樣做是很危險的時候,警察局長為了想證明巡官膽小和自己勇敢起見,便擠到工人中間高聲地嚷了幾句,但是他所得到的回答,是頭上立刻挨了一下石塊的痛擊,被打倒在地上,人們只好把他抬回家。到早晨四點鐘的時候,騷動幾乎完全平息了。在發(fā)生騷動之后,我們馬上向工人們散發(fā)傳單,說明這樣的犧牲是不會得到什么結(jié)果的,號召他們正確地組織罷工。維爾克斯人不久就被趕走了,工廠開始建筑鋼筋水泥的辦公室。

    一些工程師在審判時趕到法庭上來,工廠的整個行政當局幾乎都力圖把事件的責任推到革命家的活動上和激起工人暴動的愿望的那些傳單上,這就是這次事件的特征。然而,有一個工程師在法庭上表現(xiàn)很好,他說出了工廠活動中的許多內(nèi)幕(雖然他是首長,當然也是個第一流的壞蛋)。這個工程師說傳單上老是寫著計件工資不斷下降,領(lǐng)導人員對工人的態(tài)度不好,以及其他各種舞弊的行為,這樣,自然總是博得了工入們的同情。

    當時罷工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但是規(guī)模并不大,而且大多數(shù)是在沒有廠礦監(jiān)督人員干涉的情況下結(jié)束的,或者是慢慢滿足工人們的要求,或者是雙方互相讓步。

    在審判布良斯克工廠暴亂者的時期中,工人們都搶購《德涅伯羅夫斯克邊區(qū)報》。但是這張報上的新聞很少,不能滿足工人們的要求,于是大家便經(jīng)常談到必須出版一種能把事件的始末詳盡報導出來的傳單。

    “報紙是沒有什么好看的,等一個時候,我們自己的報紙一定很快就會出來,報上一定會狠狠地臭罵他們一頓,我們會在報上知道一切。不過時間過得相當久了,他們會不會發(fā)生什么事情?……”

    從這些談話中可以聽出,工人們對于傳單是抱著無限信任的態(tài)度,在這次事件之后,可以知道傳單會經(jīng)常發(fā)生良好的作用。

    有一件事情搞得很糟,這就是小組工作。我們不斷地要求在小組里學習,可是,城里給我們的答復是,找不到人來主持這件事。我記得有一次在城里召開的會議上,我曾直接提出過這個問題,并且立刻相信參加會議的任何一個人都不會到小組里去:一部分是因為心理的原故,一部分是因為婦女,主要的是因為大多數(shù)人沒有說話的才能。在小組里要學習什么呢?”要知道,我們沒有書籍,”他們這樣說。于是我們就預備課本,而且立刻開始行動起來。仿佛他們已開始寫小冊子。當然,寫小冊子是和委員會的工作有矛盾的,因為當時委員會里還有其他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和要求。最后,眼看著不可能立刻找到愿意參加小組的人,我們也只能滿足于人家所謂必須從速找到這樣的人材的聲明了。

    不久以后,有人給我介紹了一個愿意給工人上課的青年。我們見面時約定在星期日碰頭,那天我應該把這位先生介紹給工人們認識,這些工人是他必須要給他們上課的。我?guī)砹艘晃还と送荆麘摪堰@個愿意跟工人們在一起學習的人直接帶進屋子,和那些在屋子里等候他的同志見面。我讓這位同志站在一邊,自己走到這個知識分子跟前,他當時就要求對他說明他在小組中的地位。原來他完全不愿意對他實行任何監(jiān)督,老是說些聾人聽聞的話。只有在完全自治的基礎(chǔ)上,他才同意在小組里教課。我提出了自己的條件,這些條件是他所不能同意的。于是我們就永遠分手了。我又不得不使那些聚集起來的工人們失望,尤其是因為我在那個星期天不能到那里去跟他們談話。

    在這一年(1898年)夏天,我為了我們合作商店的事情時常到下德涅伯羅夫斯克,因此看到了那里發(fā)生的運動。這種運動表現(xiàn)為頻繁的暴動和沖突,情況與我上面所說的毆打布良斯克工廠副廠長的事件差不多。我靠那位老頭子的幫助,認識了兩個人,他們后來也成為下德涅伯羅夫斯克運動的領(lǐng)導人。起初我請他們搜集關(guān)于工人生活的各種資料。可是,他們并不特別喜歡寫作,我就只好自己把本地發(fā)生的一切事情都記載下來。這時我才相信從前(1895年和1896年)給予工人們的那種教育,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這樣的工人會把自己比作是驚弓之鳥。他們沒有毅力、沒有本領(lǐng),而且又沒有勇氣,所以他們便在自己的工人同志中隨便去發(fā)展任何一個人。他們絲毫不能傳授給他們有用的東西。但他們?nèi)匀话炎约阂稽c蓬勃的精神灌輸?shù)焦と巳罕娭腥ィ乙灿袡C會領(lǐng)教了這種蓬勃的精神。

    在沒有完全放棄小鋪以前,我繼續(xù)到那里去,而且比以前去得更勤,所以我能夠時常遇見這些人在研究找尋同志和散發(fā)小冊子的工作……大概在秋天的時侯,他們集合了很多人,要求給互助儲金會制定一項章程,并且表示要更正確地領(lǐng)導運動。用非常革命的精神擬定了“互助儲金會章程”,而且在某一個星期天召開了一次全體會議……當我到那里的時候,在一間明亮的大房間——“大廳”里,已經(jīng)聚集了許多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是我所認識的。必須等待其他的人。時間在隨隨便便的談話中過去了,而大多數(shù)的人都拿眼睛看著我,一聲也不響。當然,有人違背我的愿望,把關(guān)于我的許多事情告訴了他們。除了兩個人外,所有的聽眾都陸續(xù)到齊了。

    “我認為會議可以宣布開始了,諸位,你們以為怎樣?”。我說道。

    全體一致同意,因為最有威信的人都來到了,好像全體出席的人一共是十八個人。在提出章程以前,我當然談到了工人運動,談到了必須要有組織等等事情。后來我宣讀了向大會提出的章程,并且問章程是不是合適,大家能不能通過。我也談到了必須散發(fā)秘密書籍,總之一句話,就是要從事反政府的活動。大家都發(fā)言擁護通過章程。以后,就開始朗讀各項條款,并且詢問某一條是不是清楚,應不應該補充或加以說明。在向全體出席者征求過意見之后,每一項條款便認為是通過了。我特別擔心其中這樣的一條,那一條上說,任何一個成員在必要的時侯,都有義務來散發(fā)公開的或秘密的書籍。其實,這一條款沒有遭到反對就通過了。接著,一切當然都按照它的次序進行下去。最后,讀完了并且通過了全部的章程。組織定名為“開端”,以后,就開始選舉負責人,主要是選舉委員。我作為一個外來人,不能肩負起任何復雜的責任,但是我仍舊接受監(jiān)察的任務。現(xiàn)在,在一切的程序都進行完畢之后,一小部分人開始離開屋子,而大部分人則決定要給自己祝賀這個相當重要的組織。我謝艷參加這一慶祝,但不能打消這種款待的方法。

    記得有一次,我為了工人運動的事情來找他們談話。我們七個人聚集在一所土屋里,我盡力發(fā)言,說了很久的括,不下兩小時。大家全都很注意地聽我說,非常佩服我的知識。顯然,他們都全神貫注地聽著,但當我說完話,決定討論某些問題的時候,他們(聽眾們)卻熬不住了,請求我原諒,表示希望喝點酒。當然,他們大部分都是有子女的人,或者至少是接近這種年齡的人,我也很明自,我跟他們認識,也只有利用他們在啤酒鋪里喝酒的時間。所以必須時常扶助酩酊大醉的人。我知道有這么一回事:有一個這樣的工人,有一次到某一區(qū)營工廠(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附近的地區(qū))去看一個熟人。顯然,他想進行宣傳工作,身邊帶了幾本秘密小冊子,但他就帶著這幾本小冊子被捕了。當憲兵們從電話中知道了這個工人的住址時,在這所屋子里除了空啤酒瓶外什么也沒有搜到,所以立刻就把他釋放了。類似這樣的事情還不止發(fā)生過一次。由于這樣的情況,我并不特別主張戒灑,可是他們自己也覺得很難為情。我知道有一些人完全不喝伏特加,另外一些人則竭力戒酒。

    當我開完全體大會回家的時候,天已經(jīng)黑了。我為了要在充滿敵意的環(huán)境中(這個地方算是屬于我無權(quán)到那里去的另一個縣份)求得安全起見,早有準備地拿著已寫好的章程,以便一旦遇到什么情況就把它扔掉。但是,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呢?原來口袋里的這份章程丟失了,幸虧我寫好章程以后還保存著底稿,因而沒有一個人會知道丟失章程的事情。當然,必須經(jīng)常到下德涅伯羅夫斯克去拿需要的書籍。讀者們已經(jīng)學會很好地保存這些東西,所以一切都很順利。有些工人被章程嚇得離開了;但是,他們在一起工作時,仍然認得從前曾經(jīng)一同工作過的人。應該努力和他們小心相處,互相提醒危險。這些工人大部分在法俄公司工廠中工作。因此這家工廠經(jīng)常發(fā)生風潮,并且時常使行政方面陷入啼笑皆非的境地。駐廠檢查員必須經(jīng)常到這里來給雙方調(diào)解。他不止一次地保證工人代表不遭到解雇和逮捕。后來,他的保證為事實所證實了。

    從1899年夏天開始,發(fā)生了開工不足的現(xiàn)象。那年冬天各工廠開始裁減工人,工人們發(fā)生騷動。當時在法俄公司工廠附近成立的一個特別組織進行鼓動工作,要求裁減職員,減低廠長和其他人員的薪資。這個組織不愿理會那個特別使資本主義企業(yè)感到鼓舞的事實,要求工廠全部開工生產(chǎn)。我在當時不得不熱烈地、忽促地和工人們進行多次的爭論,向他們證明不可能使這些要求得到滿足。他們照例拚命地攻擊我,責備我同情資本家。然而,他們很了解我,仍舊時常跑來請我?guī)兔Γo他們解釋各種各樣的問題。委員會出版一種小報,它盡可能地出得及時。

    在一個晴朗的傍晚(這是在1899年的秋天),我在工作完畢之后坐下來喝晚茶的時候,看見這家工廠的兩個青年人匆匆忙忙跑進房里來,不禁覺得有幾分驚訝。當然,我是十分了解這兩個人的。他們說他們廠里決定要裁減很多人,人數(shù)超過半百;因此,他們選出了代表(我記不起代表的人數(shù),好像是十三個人)來進行明天就要開始的談判。代表當中有我十分熟悉的同志。必須說,這種情況不能不使人感到幾分滿意。要知道,談判是由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那些人來進行的,所有選出的代表幾乎都是社會民主黨員,他們會絕對證明工作不是沒有結(jié)果的,我們也開始以真正領(lǐng)導者的身份出現(xiàn)。不幸的是,工廠中的這一運動現(xiàn)在不是具有戰(zhàn)斗運動的性質(zhì),而是具有防御的性質(zhì)。必須考慮到的,并不是我們獲得勝利的問題,而是考慮到如何以較少的損失來退卻,而同時又不做憲兵的犧牲品。有一個代表情緒非常激昂,他主張向政府要求定貨和貨款,要求不辭退工人,要求減低廠長和所有工長的薪資。

    這兩個青年人讀書不多,但是相信工人和社會主義的力量。他們這種熱情,是可以理解的。必須讓這些青年人的頭腦冷靜下來,必須說明在目前情況下不可能取得他們所要求的那種東西。當我做完這種工作之后,他們兩人說明自己已被選為代表,到這里來聽取指示:他們明天應該怎樣和廠長進行談判。當然,我的忠告早已準備好了,一部分還是小報上的指示:第一點要求不解雇一個工人,第二點要求減少工作時間兩小時;這樣一來,雖然工資會減少,卻沒有一個人會遭到解雇。

    廠方同意代表所所提出的條件。于是,工廠的工作時間不是十小時,而只是八小時了。為了想在工廠已有訂貨這種假設(shè)的情況中利用這一點來竭力保持八小時工作日,我們擬定了幾個相應的條件。這一情況果然發(fā)生了。而我當時已經(jīng)離開那里,不知道結(jié)果如何;我只知道廠方后來從特維爾地方招來一些工人,而把他們認為不安份的本地人開革了。但是,工廠方面不久又得對這些安份守己的工人進行工作;當憲兵把我送到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去的時候,我就看見了大門和車間緊閉著的靜悄悄的工廠。由于南俄發(fā)生的總危機,它停止了自己的活動……

    約莫在那個時侯,我們和摩洛索夫談論創(chuàng)辦地方報紙的事情。有人供給我們一百盧布來出版第一期。當然,我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弄到鉛字。我們也開始找尋,而且很快就找到了;剩下來的,只是去拿鉛字和實際使用鉛字的問題。

    顯然,大概就在這時候產(chǎn)生了創(chuàng)辦南方總機關(guān)報的思想。我必須和一個知識分子談談這一件事情。我們不止一次地秘密聚會來談論這一問題。

    我回頭來談一談1898年年底和1899年年初的事情。在這時期以前,由于警察嚴密監(jiān)視,散發(fā)傳單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必須特別更加小心。開頭那個時期,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散發(fā)傳單總共只有三、四個人,現(xiàn)在散發(fā)者達到十二人至十三人。甚至更多的人。在人煙稠密的地方,有四個人在一條大街上走動(每邊兩個人),一個人空手走在前面,——看見危險就發(fā)出信號,第二個人在后面跟著,他的口袋或手提包里裝滿了傳單,從柵欄或大門里給每一戶人家丟進一張傳單;如果街上沒有人,時間又很晚的話,他就走進屋子,把報紙扔到走廊里或者塞進百葉窗里,甚至警察想要找尋的話,也不是能夠常常都找得到扔進去的東西的。當走在前面的那個人看是更夫的時候,就發(fā)出信號,后面的人便停止工作,從容不迫地繼續(xù)沿預定的路線走去。如果沒有四個人,那末便是三個人,發(fā)信號的人走在街道中央,注意兩邊的事情。走完了一條街,就轉(zhuǎn)到另一條街,又走到第三條街。有一個人負責給各區(qū)散發(fā)傳單;他知道工作的地點和人員,事先決定好開始散發(fā)的時間。只要這個時間一到,帶著傳單的工人便馬上擁到各區(qū)的街道上,開始工作:時間還沒有到,許多人都已兩手空空地回來,安安靜靜地躺下睡覺,只有在像卡伊達卡這樣的大區(qū),工作有時才需要超過兩小時。

    有一次,在進行這種工作的時候,我們一面在卡伊達卡大街上走著,一面散發(fā)傳單。我稍稍落在其他同志的后頭,。當我看見一所房子以后,就上前去扔傳單。這時,走在前面的同志們發(fā)現(xiàn)了一隊巡邏隊,他立刻通知我。可是我卻繼續(xù)干我的。士兵走到離我很近的時候,我假裝出喝醉酒的樣子,站住不動,呆呆地看著他們。等他們從我身旁走過,我就趕快往前走,又開始工作起來。同志們也上前請求兵士們保護,好像害怕在街上走,而當他們得到一個令人放心的回答,說是前面沒有一個人的時候,他們便往前走去,繼續(xù)挨家挨戶地散發(fā)傳單。在這種比二年以前更加謹慎小心的情況下,沒有一個人在街上或者工廠里散發(fā)傳單時落到警察的手里。這就使我們在散發(fā)傳單時養(yǎng)成幾乎毫不恐懼的習慣。這些傳單常常扔進軍營的窗子或是扔在軍營的附近;有時也把傳單帶到磚瓦廠里,把傳單塞在遮棚或是磚頭底下,這樣,工人們在收拾磚頭的時候,一定會發(fā)現(xiàn)它們。總之,沒有一處是這些傳單散發(fā)不到的地方。

    我在上面已經(jīng)提到過,通過同某些人的談判和打交道,我在某處發(fā)現(xiàn)有鉛字。當然,我對這種寶貴東西是很歡喜的,趕快把這件事情告訴摩洛索夫。經(jīng)過短時間的考慮,我們就決定趕快從這些人手里把鉛字弄過來,否則他們很容易就會失蹤,而鉛字也會同他們一起失蹤。為了取得鉛字,我負責進行外交談判。擁有這種貴重物品的那些人,絕不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們把自己設(shè)想得太高了。其中有一個人和我搞得很熟。我很器重他的宣傳才能,但是對他好說空話這一點,卻很不歡喜,我竭力不理會他。我在各個工業(yè)團體內(nèi)享有威信。哪兒發(fā)生什么不滿意的事情,他就常常來請我同他們聯(lián)系,要我指出改正的方法。我為了謹慎起見,加以拒艷了。何況,我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忙。這些工作都需要我經(jīng)常小心而又認真地去處理。那時他想蹭進我們?nèi)~加特林諾斯拉夫工廠委員會里來,但是沒有成功。后來,當別人為了這一目的而施加壓力的時候,他仍然沒能蹭進來。情況也逼迫我去和這個人談判。一開始談判,就和他沖突起來。他突然聲明,這些簽字不光是他們的,另外一些人也有份,而他們也想出傳單。這一個轉(zhuǎn)變是我預料不到的。他們當真想出傳單的思想很使我吃驚,尤其他們在哪一方面都沒有具備出傳單的本領(lǐng)和力量;但是,他們暫時還能借各種口實不交出鉛字。必須使用外交手腕,必須和某些個人打打交道,但是事情并不順利。那個保藏著這種鉛字的人,認為鉛字是屬于他的。在談起出報的各種計劃時,我從他們那里探聽到,他們除了鉛字以外便一般所有。于是,我表示愿意制造一架印刷機器,而且提出用他們的鉛字印刷一份傳單的的一定條件。這就鼓舞了他們,欣然同意給予這種幫助。

    現(xiàn)在,當鉛字已經(jīng)找到、談判好轉(zhuǎn)的時候,當問題只剩下需要市委會幫助的時候,不知道為什么,市委會竟派代表來,希望我們不要同這些人達成什么協(xié)議,聲稱他們正在某地找尋鉛字。市委會的代表說,他們對這類消息非常懷疑。

    同時,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印出五月的傳單。這種傳單,我們希望無論如何要用鉛字印。市委會的代表說可以用膠印。我懷疑城里的同志已經(jīng)捷足先登,企圖取得我現(xiàn)在正在談判的鉛字。我和摩洛索夫害怕城里的同志得到鉛字,感到會失去我們的靠山。當然,我們開始加緊努力,打算比城里的同志搶先一步。我不放過一分鐘有用的時間,在工廠里趕制一個放鉛字的架子。工長好幾次看見我在給自己做東西,但究競做的是什么,他卻猜不到。其實,在這種緊張的關(guān)系中,他不愿意惹起任何反對他的敵對行動。甚至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在擔心著一些更加壞的事情。不管怎么樣,我總算把架子做好,接著就需要把架子拿出工廠。我請一個相熟的工長來做這件事。他很好地辦成了。當然,他不知道我干嗎要這些方木頭。我?guī)е龊玫募茏尤タ茨莻€有鉛字的人,時間已經(jīng)不多了,快到四月十八日了,而傳單無論如何是要用鉛字印出來的。我們除掉希望放棄膠印以外,還希望向城里證明鉛印比膠印快,危險性更少。同時,即使馬馬虎虎地用鉛印印出的傳單,所花的錢也要比膠印少一半。當我取得同意可以去領(lǐng)取鉛字的時侯,城里答應拿出它擁有的一切東西,并且保證在必要的時候給與幫助。在制造可以涂抹顏料的印色棒時,是必需要有幫助的。因為城里的同志現(xiàn)有的那根印色棒,看來太小。

    四月十八日是復活節(jié)的第二天。因此,必須在復活節(jié)前準備好傳單,以便隨時應用。在復活節(jié)前的三個星期中,工人委員會在一次會議上作出決定,要所有的同志在下次會議前把傳單完全寫好交出來,當然也包括知識分子在內(nèi)(根據(jù)那一條規(guī)則,所有的委員都要親自起草寫傳單,并在委員會的會議上決定哪一張傳單寫得比較好,比較合適,這對于我們所有的人都是有教益的)。我記得,過了一個星期,知識分子沒有根據(jù)那條原則把傳單交到工人委員會會議上。據(jù)他們說,黨將供給我們的城市一份很好的傳單。我們不相信這點,并且不放棄自己的目的。會議上收到了三份傳單,發(fā)現(xiàn)其中兩份很合用,于是決定把這兩份編成一份,并把編輯的工作交給兩個人去做,主要是交給摩洛索夫。雖然摩洛索夫自己也沒有寫好預定在五一節(jié)前完成的傳單。他反對這兩份公認的傳單,但他仍舊必須服從大多數(shù)人的意見來編輯傳單,編輯工作至遲須在兩天內(nèi)完成。

    離開復活節(jié)大約還有兩個星期,我必須催促同志們,到處東奔西跑。首先,必須動手拆鉛字。我們是在一個同志家里(鉛字的主人家里)來進行這件工作的。這是一個全城都認識的人,而且有不少人都知道他的手提箱里放些什么東西。如果一旦人家注意到他家里有鉛字,這該是多么不偷快的事啊。時間很緊迫,特別是,沒有時間來從容考慮。拆除工作只要有一個較長的傍晚和黑夜就夠了。我們把拆下的鉛字拋棄一個小包裹里,然后又把它放進一個連鎖都沒有的箱子里。我把經(jīng)過委員們看過的編輯的傳單帶到一間小屋里去發(fā)排。傳單在那里也要放三天左右的時間,然后把排好的鉛字牢牢地放進一個軼框,這樣就便于搬移。

    就在這緊張的時期中,卻接連發(fā)生了一連串的失敗。第一個失敗是有人放出有關(guān)我和摩洛索夫的謠言,硬說我們想永久占用這些鉛字。謠言對于鉛字的主人,發(fā)生了有力的影響。他們堅決拒艷把鉛字借給我們用,為了逃避和我談判,他們常常不在家。這樣我就很難找到這些人了。究竟是什么人在這緊急的時刻輕易地拆了我們的臺,就是后來我也沒法調(diào)查清楚。毫無疑問,這里面準是有人搞了鬼。與此同時,我必須用一些材料制造印色棒。盡管我東奔西跑,還是找不到一個很準確的圓形容器。找尋工作完全失敗之后,我最后買來了兩個盛電池的罐子。這兩個罐子在工作上不聽使喚,而且不到規(guī)定時間就破了。制造印色棒的材料是用上等的普通細木工膠和蜜糖調(diào)成的。這種材料很久都沒法調(diào)成功,把它們注進容器后,不能凝固……我去看一個同志(委員會的委員),請他使用各種方法來旋制一個圓管。雖然做這工作會很容易被工廠里的嚴厲的領(lǐng)導人撞見。第二天,這個同志假裝愿意留下來做夜工。深夜,他趁頭子不在的時侯,趕緊在機床上干起活來。過了兩個多小時,一個滾筒做成了。它旋得很好,有著一個小小的錐體;只剩下把它帶出工廠的問題了。那個同志想了一會,便向柵欄那邊走去。過了一會兒,圓筒就帶到了廠外。第二天清早,他就把它帶到我的家里來了。快近十二點鐘的時候,我?guī)е桨⒛枺ǖ履颖税兜拇彐?zhèn))摩洛索夫家去。他家的爐臺土放著盛有膠和糖蜜的各種容器,地板上放著帶有鑄成的印色棒的容器,到處都是亂七八糟和違反王法的標記。這里也有用來制造印色棒的把柄和鋼軸,它們稱是第三個委員在第三個工廠里制成的。

    那天是星期六,大約還剩下一周的時間,必須抓緊時間,盡可能努力工作。我當時失業(yè),所以能夠用全部時間來做這件事。但是摩洛素夫和其他的同志們都必須在復活節(jié)前趕工,而夜間還得同樣緊張地忙著編印五一節(jié)傳單。我那天夜里做好印色棒后才回家。我希望摩洛索夫明天就會干這件工作,并且好像就在那里事先安排好了復活節(jié)前的最后一次會議。

    就在那熱火朝天的一周的星期一,我去買了三令紙回家,到了晚上就把紙張帶到那所指定作為印刷用的房子里。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出去買面鏡子,找了很久,最后才找到一面大小和厚度都合用的鏡子。我記得我和商人講了很久的價錢,希望盡可能買得便宜一些。經(jīng)過很久的討價還價以后,我買了一面不帶框的鏡子。這樣,好像節(jié)省了一個盧布。我又多買了一張放顏料用的白洋鐵皮,然后回到家里。只剩下去取已排好的鉛字。我為此目的走到那所指定的房子。我們曾在這所房子里把鉛字按大小分開,并且用它們來排過字。顯然,鉛字的主人聲稱,只有當他們能夠在場的條件下,才允許借他們房子印刷。這點當然是不能答應的。我知道他們不愿意把鉛字給我們,與其用外交手腕,還不如用各種諾言來影響他們,特別需要依靠對他們所作的諾言。經(jīng)過長時間的荒謬的談判之后,才說服了他們,以后不但拿走了已排好的、排好版的鉛字,而且還把全部剩下的鉛字和儀器都拿走。三個人一起來拿一個人難于拿得動的東西。為了不致特別引起別人的注意,大伙都上我家里去。在夜闌人靜的時候來進行印刷和校正清樣的試驗。我的房東們就住在隔壁。他們倒沒有懷疑這種帶著洋鐵皮的嘩啦嘩啦的響聲和印色棒滾過鉛字的沙沙聲的活計,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勾當。

    結(jié)果,試驗完全成功,我對于我們?nèi)〉玫某删秃軡M意,并且打發(fā)自己的助手們回家去。當時已是深夜,我知道女房東就睡在隔壁,一旦她發(fā)生懷疑,就會把我的情況報告給警察局。我為了擔心特務的追蹤,小心翼翼地悄悄把所有的東西都收到床底下和箱子里,提心吊膽地睡了一會覺,惟恐會受到突然的葵擊。第二天,天剛黑,我就和同志們把所有的鉛字和物件都收給妥當,然后扛到一處秘密的住所去,也就是再回到那個當委員的同志家里,在那里就可以完全自由地安排一切了。剩下的就是取印色棒和顏料。這些東西也從摩洛索夫那里拿來了。經(jīng)過多次的失敗,終于制成了兩根很好的印色棒,而且已經(jīng)不用擔心它們不能滿足全部工作的需要了,因為鑄造它已經(jīng)不困難了。

    記得好像是在星期三,我在女房東的幫助下,一清早起就開始工作。我事先用布蒙住所有的窗子,把門鎖上。當然,工作進行得并不很快,但是畢竟還是有所進展。很快繩子上都掛滿了印好的傳單。一瞧見這些傳單心里就樂了,一看是工作有進展心里就覺得踏實。晚上,一個同志下班后跑來了,接著又來了一位,工作整夜都在緊張地進行。我們一面快活地工作,開著玩笑,一面仔細地觀察著和研究著,看看我們的機器里到底缺少什么。原來,舊鉛字印出來的傳單,還不能使我們滿意;有些東西是可么改進的,不過,暫時缺少時間和資金。尤其缺少資金,因為從城里只領(lǐng)到十個盧布的資金,用在整個工作和一切開支上。必須拿這些資金來周轉(zhuǎn),還要買鏡子和紙張。

    星期四那天,我一個人和女房東繼續(xù)工作,四點鐘的時候,同志們都紛紛聚齊了,連摩洛索夫也來了。于是,我便把吃力的活交給他們?nèi)プ觥_@個工作就是拿用亞麻布毛巾包著的木頭印色棒在排好的鉛字上滾一遍。印色棒本身很輕,每次必須使勁壓,用整個身子壓下去。如果配合工作的速度這樣做,是非常累的。工作是這么進行的:一個人涂顏料,壓印色棒;另一個人放紙、拿紙;第三個人把印好的傳單分開晾起來,把晾干的傳單收起來;第四個人是休息或疊傳單。在那個緊張的星期五的夜里,我們完成了印刷工作,大伙一齊動手把傳單疊成三角形,由一個人在上面加蓋委員會的圖章。這些天來一直非常勞累的主婦,刮去桌上和地板上的顏料痕跡,把房間洗刷干凈。印色棒拆掉了,并把印刷材料埋在地里。總之,一切都整理妥當了。一旦憲兵來突襲,也不要緊,房里一切可疑的東西都收拾干凈了。

    接著,大家給各區(qū)分配傳單的數(shù)量。傳單很快被分成二百張一扎、三百張一扎和四百張一扎,總共有三千張。然后,各人拿走規(guī)定的一捆傳單,到自己的區(qū)里去。此外,還需要把一部分傳單分送到各地去,同時需要商量好電報的問題。總共有十個區(qū)。摩洛索失當時住在阿摩爾。他應當帶走三百張傳單去分發(fā)。為此,我們答應給他派幾名助手。

    他拿了這些傳單,到一個熟人家里去,。傍晚才離開。那里。當天晚上,我就得到摩洛索夫在車站上被捕的消息。因此,必須趕緊把鉛字歸還原主,把預定發(fā)給幾個區(qū)的傳單收給起來。這些工作都妥貼地辦妥了。

    現(xiàn)在發(fā)生一個問題:摩洛索夫向憲兵供出了什么,憲兵會采取什么行動,會不會到處布下羅網(wǎng),等著逮捕散發(fā)傳單的人。問題很棘手,但是大家討論時仍然決定不放棄工作,決定在星期六深夜散發(fā)傳單(從十一點半鐘開始),以便讓人們在復活節(jié)早上起來就能夠看到五月傳單。同時,大家決定在散發(fā)傳單時特別小心。一切都平安無事地過去了,任何地方都沒有人被破獲。夜里回家,我在離家不遠的地方碰到了巡邏兵。從他們安靜的神氣上看,我深信他們什么也不知道,而當時我們幾乎在每一戶人家的院子里都散發(fā)了傳單。造成憲兵隊事先毫不知情的原因何在呢?

    據(jù)摩洛索夫自己說,他對憲兵的口供是:他們發(fā)現(xiàn)的傳單是他從一個陌生人手中得來的。這個人請求在星期六把這些傳單帶到鐵路橋梁附近的森林里去。森林邊上將舉行一個會議,決定如何處理這些傳單的問題。憲兵隊長(他在彼得堡辦過摩洛索夫的案子)居然相信摩洛索夫的話,一清早就派出便衣憲兵和警察,他自己也改了裝,去捕捉他們要捕的社會主義者。過了很久,并沒有發(fā)現(xiàn)什么地方開會,也沒有發(fā)現(xiàn)一個開會的人。憲兵隊長怕有人看出他,改裝了好幾次,但這也無濟于事,結(jié)果并沒有抓到革命活動的線索。然而,天已經(jīng)漸漸接近黃昏,最后完全黑下來了,坐在橋下不僅是件令人厭煩的事,而且也是一件愚蠢的、令人發(fā)笑的事。他在那里一直凝神地監(jiān)視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家,他對這些社會主義者很不滿意,很生氣。可是,就在這天晚土,整個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城,它的各區(qū)、各個角落和偏僻小巷中都有人散發(fā)了從來沒有這么多的傳單。這種傳單正和前夭在摩洛索夫那里見到的一樣。狂怒的憲兵隊長把摩洛索夫從監(jiān)牢里提出來,摩洛索夫一走進辦公室,他就嚷道:

    “你欺……欺……騙了人,畜生……”

    “怎么?我什么時候欺騙過人?”……摩洛索夫忍著笑問道。

    “昨天是誰說的要開會?難道不是你嗎?!”

    “我怎么能知道開不開會?”

    “就沒有開會i我昨夭在橋下坐了一整夜,換了三次裝,可是一個騙子也沒有看見。這一切都是你胡說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的會議當時又延了期……”

    “怎么又會在整個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發(fā)現(xiàn)傳單呢?”

    受了騙的憲兵決定去搜尋印刷傳單的印刷所,但他不去葉加特林諾斯拉夫,而到特維爾去搜尋。因為,他以前曾下令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失搜查過,甚至逮捕過一些人,但印刷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傳單的印刷所還是沒有找到。第二天,當鉛字的主人到我的住所來找他的寶物時也撲了個空,他們也沒有找到鉛字。秘密工作之所以能秘密,完全是因為每個做印刷工作的人,都忠于事業(yè),坐過長時期的牢,受過鍛煉。最有趣的是:到住所來搜查摩洛索夫時,雖然那里放著裝印刷材料和膠水的全部瓦罐,還放著許多違禁品,但除了紙張外,什么也沒有查到。為了不讓憲兵懷疑靡洛索失那里還藏著準備散發(fā)的傳單,只好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各地減少散發(fā)的數(shù)目,把減下來的數(shù)目發(fā)到阿摩爾去,這件工作做得很成功。我們結(jié)束發(fā)行五月傳單的工作以后,便離開印刷所。我們?nèi)〉昧撕芎玫慕?jīng)驗。這種經(jīng)驗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當然都是有用的。但在摩洛索夫意外地被捕以后,工作終究做得少了。每月都有同志退出工人委員會。到了秋天,老同志中只有一人留在委員會里,而且他已經(jīng)傾心于當時工作做得很有成績的城市委員會了。可是,我們還是堅持著保存工人委員會的原則,竭力不讓工人委員會瓦解而損害正當?shù)倪\動。我們決不愿意犧性某個委員會而有利于另一個委員會。 修理廠鐵路上發(fā)生的工潮,我記得不很清楚了。但我記得事情的經(jīng)過好像是這樣的。6月25日就要到來,這是紀念為開辟鐵路奠定基礎(chǔ)的尼古拉第一的節(jié)日。在這一年以前,工人們這一天只消工作到下午兩點或正午十二點,就算一天的工作日了。這一次,工廠管理處卻決定所謂“顧全一下血本”。工廠管理處希望工人在十二點以后去祈禱,一點半就回來工作,一直工作到下午六點。當然,如果管理處愿意放假,讓大家過這個節(jié)日的話,就不該提祈禱,或是就地在工廠內(nèi)安排一下祈禱就行了(這也許就會很自然地讓大家去過節(jié)),而不應該用命令的口吻要求工人到教堂去,——要是這樣的話,也許工人還會愿意做一天。工人喜歡過沙皇的節(jié)日,完全是因為這天可以休假。如果過節(jié)要強迫工人占用休息時間而不占用規(guī)定的工作時間到教堂去為沙皇祈禱的話,那就會引起每個工人喋喋不休地責罵,罵得沙皇及其仆從的尸體都會在棺材里翻身。這次騷動發(fā)生在1899年6月25日。24日將近傍晚的時候,貼出一張通告,上面說:明日應從上午六點半工作到晚上,休息時間去吃中飯,十二點以后全體工人應到教堂去做感恩祈禱。這張通告貼出后,工人們就發(fā)出怨言:這可不行。這張通告引起了工人無比的憤怒;通知工人全天工作,中午還要去為死去的沙皇祈禱,這是幾乎每個工人都不愿意干的事。難道我們就傻到這種程度,竟然默默無言地放過這個機會嗎?

    一個在該工廠工作的同志24日晚上回家時跑來找我。但是,沒有碰見我,他就同另一個同志趕快用復寫紙寫傳單。寫了將近二十份,署名是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工人委員會(這是一個很有威信的署名,曾在工人中間起過很好的作用)。第二天早上,他們把這些寫得不大明確的、為數(shù)很少的傳單分發(fā)到兩個工廠去。傳單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每個工廠的工人把傳單傳閱到完全破爛為止(后來委員會連一份都沒有留下來)。傳單要求在正午十二點下工后不到教堂去,大家回家吃中飯,午后不再上工。大多數(shù)工人完全同意傳單提出的要求,只有少數(shù)幾個人到教堂去。同志們隨時都在警惕。不久,大門上出硯了用粉筆寫的嚴厲的告白:誰敢在午后上工,他將因他的行動而后悔。接著,又對膽敢擦去大門上的告白的人作了嚴厲的警告。下午一點鐘左右,有一群工人(大約五十人)聚集在大門附近,但是告白不讓大家進去;守門人看見聚集了這么多的人,不敢執(zhí)行考勤員和憲兵的命令,也不敢擦去大門上寫的告白……這時,有人發(fā)出諷刺性的叫喊聲,大家的情緒都是贊成那個告白的,雖然有幾個挑釁者站在那里不斷地向群眾煽動,許多人還是贊揚大門上寫的告白。最后一次的上工汽笛響了,但是大門還是緊閉著。最后,來了一個憲兵軍官把大門打開,順意上工的人還是很少;雖然有幾個人進了大門,但他們總黨得這樣做不大好,幸虧憲兵軍官很快地幫助了他們,把人群驅(qū)散到街上去。工廠的大門一直關(guān)閉到第二天。一年內(nèi)軼路工廠像這樣沒有工人工作的日子是少有的。以前,星期六、星期日或其他的盛大節(jié)日,總是有工人做加班的活,而現(xiàn)在整個工廠沒有一個工人,這令人多么痛快啊!委員會收到的關(guān)于情緒的情報是:人們感覺到有點特別;大家都期待著第二天。

    第二天,工潮繼續(xù)擴大,大家只是假意地繼續(xù)工作。大多數(shù)工作臺、車床……車廂和機車都停在廠里。誰也不順意老老實實地動手工作。不久,貼出了一份通告:6月25日不發(fā)全日工資,只發(fā)半日工資。這樣一來,就完全失去了繼續(xù)工作的任何可能性,起初是一部分工人,后來全體工人都丟下工作跑回家了。委員會又發(fā)出大量傳單;警察和憲兵沒有辦法,終于使用了祖巴托夫的方法。雖然復了工,但整整一個星期工潮都沒有平息下來,好像還會繼續(xù)到下一個星期。這時,警察和憲兵繼續(xù)監(jiān)視不大安心工作的工人,把他們的姓名記下來。最后,工潮開始平息,一切都預示著平靜無事,但是這種平靜的空氣又被憲兵破壞了。有一天下晚班后,各個車間的工人朝著出廠的大門匆忙地走去。一部分工人剛剛走到大門口,迎面跑來一個手持出鞘軍刀的軍官大聲喊道:“站住!”工人們驚慌起來,一些帶槍的兵把工人包圍住;當場鉆出幾個警察署長來劃分工人:警察署長的記事本上有名有姓的工人被劃分在一邊,由士兵包圍住,另一部分工人放出了大門。他們在大門那里還看見一個帶槍的兵得意洋洋地在喊口令“向左轉(zhuǎn)!”“向右轉(zhuǎn)!”等等。憲警們不讓走出工廠的工人停留在大門附近,把他們遠遠地趕開。鐵路附近到處聚集著一群一群的工人,他們等待著押解被捕的工人到監(jiān)獄或另外的地方去。當時也許會發(fā)生流血的沖突,因為他們想劫奪被捕的工人。憲兵為了避免劫奪,繼續(xù)裝模作樣,擋住站在工廠大門附近的工人,同時催促被士兵包圍的工人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仍用包圍的辦法把他們押解著通過城市到監(jiān)獄去。過了大約一個鐘頭,工人們才知道自己同志的命運。大家感到完全絕望了,每個工人都無比地憤恨,但又怎么辦呢?工人們集合起來,走到電車街拐角的小廣場上。有人用石頭向一所房屋的窗框砸去,玻璃被打碎了。人群本來準備破壞這所住著自己工人和一部分猶太人的房屋,幸好人群中的一個委員會的委員,立刻制止他們這樣做,大聲地告沂大家:這所房屋住的是“你們的工人弟兄”。人群同意了這位叫嚷著的同志的話,離開這所房屋回身走去。迎面來了一位猶太小伙子。看樣子,他好像完全相信人群中不會有人打他。但是,看起來還是有很大的危險威脅著他,這時又跑出一位同志嚷道:不要碰他;同時這位同志向大家解釋:這人并無惡意,警察壓迫他,比這時壓迫群眾還要厲害。

    猶太小伙子說:“你們做什么?你們趕快去從敵人,從憲警那里救出你們的弟兄,你們的同志已被押解到監(jiān)獄里去了,你們應該到那里去救他們。”

    人群又叫喊著向監(jiān)獄走去,沿途都有知道人群行進方向的警察跟隨著。當人群到達監(jiān)獄時,軍隊已在監(jiān)獄門口排隊準備回去,被捕的工人已被關(guān)進監(jiān)獄了。這時,委員會的一個委員被捕了,因為另外一群人派他去做一件工作。這次沒有同軍隊發(fā)生特別的沖突,四面八方集合來的警察努力驅(qū)散聚集在一起的工人。

    此后,在很長一個時期,工人們還是很憤怒,但不久就開始釋放被捕的工人了;兩個星期后,幾乎全部被捕的工人都毫無結(jié)果地被釋放了。在鐵路修理廠工作的同志又散發(fā)傳單,但是沒有被發(fā)覺;因此我們也沒有遭到迫害。只有一個委員退出了委員會,這是由于他自己糊途,在困難的時刻不能堅持不渝地承擔自己的任務。當時參加在人群中的其他委員仍順利地繼續(xù)工作。此后,似乎又安靜下來。

    夏天來了,我們便在各地的戶外舉行委員會的會議。我記得,是一個星期天,我們在市中心德聶伯河岸邊的木材庫附近舉行會議。大家聚合后,就覺得坐在來往行人經(jīng)過的大庭廣眾之間,同時還常常使用鉛筆和本子,是很不方便的。在堆木板和圓木之間又找不到一個幽靜的地方,于是我們就爬上一只空的平底船。在船上發(fā)現(xiàn)一間便于利用的房間,我們就在這個房間內(nèi)討論工作,最后順利地結(jié)束了會議。第二次我們又到近郊的一只小船上去開會,第三次又到另一個地方去。我們就是這樣每個星期天都順利地不斷舉行會議和商討問題。常常單獨地提出鉛印傳單的問題來討論,因為在印發(fā)五月傳單以后又不得不利用膠印器了。這是由于城市方面拒絕用另外的方式印傳單,同時也由于缺乏做這一件工作的房間。我同一個同志積極地去找尋過。在遠離城區(qū)的河邊的灌木林中找到了一個可以做印刷工作的地方。可是,城市方面又不能同意給我們鉛字,而鉛字城內(nèi)是有的。不僅我們修理廠的工人,就是最普通的工人也不愿意用膠印器印刷的傳單。關(guān)于這一點,下列事實可以證明:在一個工廠里(鋼管廠),工人們看了傳單以后,談話中都對印刷表示不滿。他們募集了十個盧布和一些戈比,請求轉(zhuǎn)交去改進印刷工作,而且只限于改進印刷工作。

    鐵路上發(fā)生的工潮還沒有平息,馬里烏波利爆發(fā)的騷動又引起了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工人的注意。大家都在談論這件事。那里傳來的情報激動了每個工人,但可惜有很長一個時期不能得到一點可靠的情報。自己的人雖然被捕,然而對于葉加特林諾斯拉夫還是需要散發(fā)傳單,對馬里烏波利更加需要。最后,終于做到了這一點,而且散發(fā)的傳單滿足了工人的要求。特別重要的是,要考慮到:如果只在某個地方常常出現(xiàn)傳單,就能使這些傳單及時地發(fā)生效果,能使它們更詳盡地談論所發(fā)生的現(xiàn)象,既不夸大,也不縮小。如果能使工人信任傳單,那么在罷工或發(fā)生工潮時,他們就愿意同意傳單上所談的一切,這也就是把運動引向預定目標的杠桿。

    起初,當直接參加宣傳鼓動的人數(shù)還不多的時候,個人很容易保密;但是在參加運動的工人的人數(shù)擴大以后,個人的失密立刻就會被發(fā)現(xiàn)。可是,在個人失密的情況下,憲兵是不大容易知道關(guān)于某人的詳細情況的,關(guān)于全盤工作知道得還更少。我常常碰到這樣的情況:有些缺乏遠見的同志對他們的青年朋友常常談論我或另外的某人。因此,當你同這些青年朋友會見的時候就會反覺,雖然不認識他們,而他們卻認識你,——這真是令人不愉快的怪事。同時,有的人也沒有保密的習慣,如果是一個熱誠的、醉心于革命工作的人,他就敢表現(xiàn)出很勇敢的行為。例如,有一位青年同志在工作時間內(nèi)對聚在一起的工人公開讀秘密小冊子。工長走到他跟前,從他手中奪去小冊子,他一點也不驚慌,只是為失去小冊子表示惋惜。當然,這件事會引起群眾的不愉快。工長是我們很熟悉的人,雖然是個壞蛋,由于大家都熟悉,他也不敢作出危害我們的事。另外的一位同志在工廠里安置了一個對工人講話的講壇。這個廠的每個人幾乎都是運動的同情者或參加者,僅僅因為這一點,他們當然就不會談起某些不謹慎的人的這類不檢點的行動。有人向我報道了這一切,我也不能出面反對這樣做,因為認識的人太多了,很少有時間同這些急性子的人作長時間的談話。而他們對別的同志,不是不聽從,就是干脆不理。因此,曾引起這些同志的某種不滿,后來還要在他們之間進行調(diào)解。

    這時,在下德涅伯羅夫斯克,由一位工人發(fā)起成立了一個新的團體。這個團體一成立,就同委員會鬧對立。無論如何不愿(主耍是這位工人不愿)作任何讓步。因此只好進行斗爭。當時曾同它談判過,但毫無結(jié)果。這個團體也想自命為委員會,專對下德涅伯羅夫斯克的法俄工廠發(fā)傳單。當時只好派人加入這個團體,在它的內(nèi)部做工作,盡量使它不在工人中發(fā)生危害委員會的影響。同時,我們很擔心這個團體的人會泄密,會因輕率的行動而遭到失敗。這當然會拖累我們,所以這時的工作是很難做的。他們籌集到現(xiàn)款以后,就把這個團體命名為“黎明”。他們是工人,當然有足夠的金錢找來印發(fā)傳單。他們一定要每天印發(fā)一次傳單,或者是每星期印發(fā)一次,可是他們不重視印刷的方便問題,總不肯安裝稍好一點的機器。當時,他們已經(jīng)把錢浪費了一部分。

    這時,我邀請他們團體的人來開會,而且一定要請他們的領(lǐng)導人出席,這位領(lǐng)導人每次碰到我時總是不愿理我。同時,如果我在工作上有一點成就,他總是背著我竭力加以破壞。他的這套把戲,幾乎每次都能要成功,因為我很少到下德涅伯羅夫斯克去。他仇視知識分子,根本不愿意見他們,這就大大影響了他同我們的合作。不知為什么,他也把我看成知識分子。他也沒有出席這次會議,我只好不管他出不出席,仍然同“黎明”的其他成員進行會議。我向他們指出:沒有委員會是不能進行工作的;他們的工作做得粗心大意;他們浪費了花了很大的勁才籌集來的金錢。同時告訴他們,我們一定把我們的各種文獻送給他們,僅僅發(fā)一種傳單是不大好的。一部分成員直到散會,都無條件地站在我這一方面……我建議把他們的團體合并到委員會來,并答應當時就送給他們各種文獻,派知識分子去領(lǐng)導工作,但他們決不能不得到委員會的同意就出版任何東西。會議達成了協(xié)議,完滿地解決了我提出的各個問題。此后,到那里工作的知識分子在這方面不斷地起了作用,任何單獨行動都沒有了。這恰恰是在這個工廠縮減工作以前的事(上面已經(jīng)談過),當時,在幾乎每天都同工廠管理處發(fā)生沖突的情況下,是需要有正確的領(lǐng)導的。

    我曾回到合作小店待了一個時候。

    三個月來,這個小店的主要發(fā)起人,其中也包括我在內(nèi),都很不注意這個小店了。正如我前面說過的,成立小店時資本就太少。以后,除了小老頭增加了一點點資本,根本就沒有增加過資本。小老頭不但不在店里取錢用,反而常常把自己多余的工資投到這個事業(yè)上。他常常抱怨參加這個事業(yè)的人。他總是自己一個人去執(zhí)行定購商品的一切義務。一有閑空他不是到城里去,就是待在店里。顯然,他為這個小店很受累了,而且他的家庭情況好像也使他不安。我很明自,一個人只有在看到個人的工作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別人的時候,才能在我們的小店里很好地工作。小老頭的妻子常常待在店里,因為她對恭順地執(zhí)行丈夫的愿望已經(jīng)習慣了,而且僅僅是因為這一點。顯然,只要她知道這個小店的秘密,她就不會再努力工作了。我們也漸漸相信這個事業(yè)已經(jīng)無法進行,只好把它看作是快完蛋的事業(yè)。

    三個月后,我們又召集所有的人(五個人)來討論對我們?nèi)绱酥匾膯栴}。當時提出了一個問題:歇業(yè)呢,還是繼續(xù)營業(yè)?無論是歇業(yè)或繼續(xù)營業(yè)都需要錢。當時的情況是這樣:需要付房租,如果歇業(yè),就要付五十盧布的違約金,——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小店賒出了八十盧布的貨物,而這八十盧布是很難收回的(當時根本就不可能收回這筆欠款,因為工人們在別的小店也欠著債);同時我們查明:有些商人賣的貨,價錢好像比我們的賤,有時甚至是賠本或蝕本賣。這可真把我們的主事者,即我們的老板弄糊涂了,后來調(diào)查一下,才弄明原因。原來,他們表面上比我們賣得賤,可是份量不足,有時一普特甚至短少七磅。我們雖然發(fā)現(xiàn)了這是競爭的原因,但還是沒有什么辦法,大多數(shù)買主既然看見旁邊小店的貨物比我們的賤,當然就不愿意到我們店里來買了。他們毫不懷疑賤價的貨物實際上比貴的還要貴。這就使我們受到很大的損失,雖然拿到鬧市上去賣,也不能把我們從苦難中挽救出來。因此,只好常常賒賣貨物,這就造成了這樣的情況:在領(lǐng)工資以前,我們的小店總是空空如也,沒有什么貨物,要到領(lǐng)得工資時才有進款,去購買一點點貨物。總之,我們的小店時刻絆著我們的腳,常常有倒閉的危險。現(xiàn)在真是弄得進退兩難,但愿能擺脫困難而又不丟面子。這時,小老頭和他的朋友是小店最大的債主。因此,如果歇業(yè),他們就要受很大的損失。簡單地介紹了情況以后,做出這樣一個結(jié)論:已不可能再在合作制條件下繼續(xù)營業(yè),如果歇業(yè),就得付出違約金,而且有收不回八十盧布欠款的危險。當時小店的貨物只值一百多盧布。怎么辦呢?

    隨便討論了以后,就建議小老頭來頂這個小店,作為他的私有財產(chǎn),條件是可以用公有本金來付頂費,這就等于用小店的期票來付頂費,但每月至少要付十個盧布。小老頭好像不大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但他又沒有更好的出路,只好接受我們的條件。他預先聲明,讓他不要在頭兩、三個月付款。我們也同意了。因此,我們的合作小店就轉(zhuǎn)到私人手中去。

    以后,這件事對于熟悉小店主腦人物的我,還造成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小店建立在合作制基礎(chǔ)上,這當然是很多人聽說過的,但他們就不大知道小店的基礎(chǔ)究竟怎樣,而且事后很久才知道小店已經(jīng)轉(zhuǎn)到私人手中,對它的業(yè)務已經(jīng)不能再作任何監(jiān)督了。小老頭受到人們當面的指責,說他用公款開小店,這些公款是他用最卑鄙的手段攫為己有的。同時,因為他現(xiàn)在是工長(那時他當了工長),所以這種看法好像也能證明是對的。一個人當然會因人家對自己的這種態(tài)度而感到很難受,會因為受這種委屈而常常感到痛苦。我雖然盡量地向我認識的人說明他們的這種指責是不對的,但總是不能完全改變他們的這種看法。我同小老頭的關(guān)系還是搞得不錯。有一天,我要求他把我認識的一個工人安插到工廠去。他滿足了我的要求,后來好像又后悔自己不該這樣做。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個新加入委員會的同志,自尊心很強,只聽從我的意見,對其他人就不理睬,舉止行動總是不能得到人們的好感。有人向我談過他的這一切。我遇見他時,對他的舉止加以指責過。他終于還是同這個工廠的工長小老頭發(fā)生了沖突。他謾罵工長,使小老頭受到很大的凌辱,小老頭也毫無辦法,只好命人把他轟出去,后來又下令要在兩個星期后開除他。為此,我只好去找小老頭,說了一些好話,勸他收回成命。我堅持我的意見,要他不要開除這位同志,而他也堅持他的決定。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這位成了家的老人曾在比他年輕得多的我的面前哭過。他竭力向我說明不能再留下這位同志繼續(xù)工作的理由。同時,他自己也覺得用這種辦法對待工人是不大好的。這件事明顯地證明,要想兩全其美是不可能的了,他很快也相信了這一點。他常常向我報告工長們問廠長開秘密會議的情況,以及他們在會上討論了些什么問題,等等。總之,小老頭還是像我初見他時那樣。但這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的見面了。那時,他已經(jīng)把合作小店應該付我的余款付清。我在離開他時,看出他對我的態(tài)度,對共同事業(yè)的態(tài)度,他在兩年內(nèi)始終是一位完全正直的人。我也看見他落淚,看見他焦慮不安以及其他一些不堅強的表現(xiàn)。多花費點時間同他去談談,可以從他那里得到好處,以便將來能成為一個善于應付環(huán)境的小心的人。可是,那時天氣太熱,任何一點空閑時間都是寶貴的,而且我需要的是比小老頭更堅強的人,能夠犧牲一切,甚至犧牲自己的人。因此,我還是保持著友好關(guān)系和他告別了;有時還掛念他。不久以后發(fā)生的減低工資的事件,使他很傷腦筋,甚至他的朋友都不滿意他,加之,我認識的一個人又沒有被開除,當然,不滿的情緒就更加增長了。有一次,我需要同我早就很了解的這個工廠的一個人會見。雖然他是工長的朋友,但在會間(在大街上)時他還是談了大家不滿意工長的情況,并且問我如何對待工長的意見。我認為:如果工長是一位暗中支持抗議的自己人,那倒是不錯;如果工長雖然是自己人,卻力圖壓制抗議,稍不得已時就向廠方讓步,同時作為自己人還引起自己人的不滿(倒不是引起仇恨),這樣的工長對于運動就比直接的敵人更為有害。因此,我建議召集五、六個人來開一次私人會議,邀請工長參加這次秘密會議,在會議上善意地提醒他不要再做工長。后來我知道,他果然不當工長了,而且還坐過三個月的監(jiān)牢。關(guān)于小老頭的情況,我就談到這里……

    這年冬天,我們的委員會有了一些改革,老同忐巾只有一個人留下來,其余的人都是新加入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委員會的。

    從1899年秋天起,需要加快出版新報紙。關(guān)于這一切,我個人是知道的,但是不知道要在哪里印刷;雖然我認為可以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本城印刷;我也不知道所要出版的報紙的名稱。因為這一切是嚴格保密的。我記得,當時曾開了一次城市委員會的會議,在會議上念了幾篇詩文,一篇是關(guān)于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工人運動的文章,后來念的是一篇詩“暴君,你去發(fā)怒吧!”。這兩篇東西都采用了。會上還討論了派代表參加社會民主工黨代表大會的問題,這只是預先介紹一下情況,至于如何選舉,還要看以后的情況怎樣再作決定。因為這是1899年年底的事。

    如果根據(jù)這一年多的情況來看,很可以看出1898年和1899年的運動已經(jīng)普遍地發(fā)展了。工人群眾已經(jīng)相當愛看傳單,開始要求看更重要的文獻,而且也要求在技術(shù)方面作更好的安排。大家已經(jīng)不樂意看用膠印器印得不好的傳單了。對工作也開始提出批評。當然,如果工作不是這么秘密地進行,那就會好做一些。當時只好拋棄舊的印刷方法,考慮新的方法。大家大體上都同意這樣的看法:當時的傳單已經(jīng)陳舊,必須再出版自己需要的印刷品。必需出版一個內(nèi)容比以前所有的傳單更為豐富的報紙,——每個人都這樣說。

    1900年1月,盼望很久的“南方工人報”終于出版了。曾把新出的報紙拿到工人委員會的會議上念了一部分。為慶祝新出的報紙舉行了一次小宴會,大家當場約定: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推銷報紙。自然,每個工人都特別感興趣地拿到一份報紙。他們也像看傳單時所養(yǎng)成的習慣那樣,決不愿意把它交給警察或工長。

    布良斯克工廠的軋鋼工人得到了一份報紙,上面的目次使他們很驚奇,目次是:

    “看,這才是其正的報紙!上面有新聞,也有通訊!’

    他們立刻把這份報板拿到幽靜的地方去看。第一次出版的這個報紙曾長久地留在他們的記憶中,提高了他們的情緒。因為他們能看到;盡管捕人,可是革命活動并沒有減少,反而變得更巧妙,更有力量。

    應該說,工人們在兩年多內(nèi)已經(jīng)受到傳單的培養(yǎng),在這個時期內(nèi)群眾中沒有人被捕過,這當然是很好的。群眾已經(jīng)看慣這種事件,所以一旦有人突然被捕,群眾中也不會發(fā)生那種常常在各處可以看到的驚慌行動。可是,如果領(lǐng)導人中間有人被捕,情形當然就糟糕了,這會使活動暫時停業(yè),這是無論如何,也就是通常說的“要竭盡全力”不能讓它發(fā)生的事,而且還不能表示出你或你的事業(yè)因某種原因所遭到的困難。

    早在初冬時,我就覺得我已受到特別的監(jiān)視,因此我非常小心。這時,憲兵沒有對我作任何襲擊,他們還是讓我自由行動,這是憲兵隊長后來很后悔的事。我只好心每天等待著新的襲擊。我也預料到這種襲擊是會招致惡果的,但還是無法動身,不過我已算定了我還要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待下來的日數(shù)。期望的日子終于到來了。我行前捆扎行裝時連房東都不知道,捆好后,我出去雇了一輛馬車。當時只有房東知道我出門。她準確地推測了我的去向,而且在我走后,立刻就到警察局去,報告我上哪兒去了。為此,我很感激她,因而把這些也寫在書中。

    列車沿著尼古拉鐵路疾駛,快到彼得堡了。我很快又可以看到我所熟悉的街道,又可么看到我的熟人。我衣服的側(cè)袋里,裝著一張貨真價實的公民證。我拿著它可以大膽地到任何地方去。

    我的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回憶錄就寫到這里。你如果想在其中找到關(guān)于系統(tǒng)地談群眾情緒和廣泛地從心理學上來分析群眾情緒的東西,那就會徒勞無益。我竭力想寫的,不是這方面的東西,要寫這方面的東西,就得完全用另外一種敘述方式。

    我把這本關(guān)于彼得堡和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回憶錄交給《火星報》檔案室去全權(quán)處理,只要該室同意就可以采用,但一部分要得到我的同意。

    我可以答應寫一本關(guān)于俄國中部的回憶錄續(xù)集,但是不在這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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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彼得堡的一座囚禁政治犯的監(jiān)獄,因建筑式樣像十字架,故名。——譯者

    [2]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屆代表大會的宣言。——俄文版編者
附錄 巴布石金1901年發(fā)表在《火星報》上的通訊

1.1901年5月第4期
2.1901年7月第6期
3.1901年9月第8期
4.1901年10月第9期
5“為捍衛(wèi)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工人而斗爭”(1901年10月第9期副刊)

    1.1901年5月第4期

    奧列霍沃-祖耶沃(尼科爾斯克鎮(zhèn))。在敘述薩維。摩洛索夫的病院情況以前,我認為有必要先談幾句話來說明一下當?shù)氐那闆r。我們奧列霍沃-祖耶沃的工人,很愿意通過工人的報紙《火星報》,把我們這里有時發(fā)生的駭人聽聞的情況,介紹給我們本地的工人、其他城市的工人以及別種行業(yè)的工人們知道。用不著說,任何一個有覺悟的工人,都非常關(guān)心工人的問題,也有很多人雖然自己不是工人,但是對這些問題也十分關(guān)懷,同情工人階極的運動……盡管臭名昭彰的神甫同資本家以及俄國政府的官吏狼狽為奸,用他們的各種狡猾的詭辯使我們處在愚昧無知的境地,但是工人們還是看到自己的可憐的奴隸地位。

    尼科爾斯克鎮(zhèn)上有兩個廠主,一個叫維庫爾,另一個咚薩維。摩洛索夫。在他們那里工作的,大約有二萬五千人,而奧列霍沃的居民,總共才四萬人,他們散居在九平方俄里的面積上。人口數(shù)量雖然這么密集,但是工人運動卻非常靜寂和消沉。這種消沉現(xiàn)象主要是由于精神饑餓而引起的。同首都或其他大城市不一樣,我們這里買不到書籍,而大城市的工人也絕足不上我們這里來。因此我們根本就不了解各地的情況。我們又無法自己去了解,一方面既缺乏勇氣,另一方面又缺少這方面的知識。我們的處境和我們的物質(zhì)情況大抵就是這樣。我們絲毫沒有加以夸大,這完全符合事實。

    我們這里有兩所醫(yī)院,一所是維庫爾的,另一所是薩維。摩洛索夫的。我打算盡力談談薩維。摩洛索夫給工人辦的醫(yī)院。這所醫(yī)院座落在一所鑄鐵廠(專門替上述兩家工廠包工)和工人住宅(宿舍)的附近,對工人住宅說來,這是個兇惡的去處,而對病人說來,尤其險惡。摩洛索夫以相當?shù)拇鷥r,把醫(yī)院交給一位“名醫(yī)”——巴席菜維契大夫。巴席萊維契大夫?qū)Υ∪耍钕駛€屠夫。他決不白白替人治病,他能巧妙地扒掉病得奄奄一息的工人的身上的皮。茶和糖,病人是享受不到的,只給他們白開水喝,就連白開水,也僅僅供應到傍晚六點鐘。給他們吃的東西,非常簡陋,份量很少。晚飯,給他們吃些酸湯,或者諸如此類的其他薄粥。病人都餓壞了。只有有朋友送吃食的人,才能不空著肚子。由于病人都吃不飽飯,巴席菜維契大失從不禁止別人把東西送到醫(yī)院里來。因而病人家屬就帶來了酸菜、青魚、面包、葛瓦斯[1],總之,樣樣都有。一鍋食物一次能夠供幾個(四、五個)病人吃。病人的內(nèi)衣臟極了,經(jīng)常可以在床單和枕套上發(fā)現(xiàn)令人十分懷疑的斑漬。有一個工人談起他訪問這所醫(yī)院時說:有一次,我上醫(yī)院去看病人。我走到我的朋友跟前,發(fā)現(xiàn)他旁邊還躺著一個病人。這是一個青年人,他身上穿著一件骯臟的長襯衣,一條齷齪的短褲衩和兩只顏色不同的襪子(一只是白色的,另一只是紅色的)。這個病人是腿上有病。我講話的時候,這個青年的眼睛老是貪婪而又狠狠地盯著我,最后他終于說道:行行好事,給我一塊面包吃吃吧,我快要餓死了,沒有人來看我。

    醫(yī)院里的治療也是惹人氣憤的,他們光用清水和一些廉價的藥面。巴席萊維契本人很少替病人看病。他雇了兩個大夫,自己只是監(jiān)督發(fā)藥。

    這里還有一個產(chǎn)科。這個產(chǎn)科對待產(chǎn)婦的冷漠無情的態(tài)度,特別受人注目,它只在產(chǎn)前兩天才接受孕婦,理由是她們來早了,要多付飯食費。那年十月發(fā)生了一件十分氣人的事:助產(chǎn)士回絕了一個產(chǎn)婦,把她打發(fā)走了,產(chǎn)婦離開醫(yī)院沒多遠,就在半路上生產(chǎn)了。

    同志們,像你們所看見的,我們在薩維。摩洛索夫醫(yī)院里的地位,是很不愉快的。我們的健康和我們的精力都變成了摩洛索夫之流的百萬富翁的錢財。摩洛索夫越過越有錢,而我們?yōu)榱撕冢坏貌黄堁託埓厣钕氯ァ?墒牵覀円锹涞綒垙U院里,又將怎樣呢?在下一封信里,我們還會看到我們可以料想得到的事。

                                                           1901年5月,第4期《火星報》

    2.1901年7月第6期

    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方面報導了許多關(guān)于一些小工廠鬧風潮的情況。這些風潮表明,危機所引起的嚴重的貧困,以及各地社會民主黨人所領(lǐng)導的鼓動工作并不是無影無蹤地就這么過去的。

    過了復活節(jié),舒勃柯夫紡織廠借口調(diào)皮搗蛋,開除了十二個工人。這十二個工人要求廠方按照例規(guī)發(fā)給兩個星期的工資,而且一定要達到目的。照例,駐廠檢查員不但不支持工人們的合法要求,還企圓利用叱責和謾罵來嚇唬他們。工人們的堅持精神,迫使這個“法律的守衛(wèi)者”履行自己的義務,工人威脅地要控告他。

    德米特里。布林工廠的工人們,粉碎了廠主剝奪他們休假過5月8日圣約翰節(jié)日的陰謀。這家工廠過去逢到這一天,一直是放假的。同時,那兒的女工也想提高工資,但是沒有成功。

    6月4日那天,А。И。迦萊林工廠的全體工人都跑去找駐廠檢查員,要求他撤換工人討厭的記工員。這個要求提得相當強硬,以致駐廠檢查員只好勸告他的上級接受這個要求,而且終于實行了。

    卡拉施尼柯夫鑄鐵廠(有二百個工人)實行減薪,把工人的工資減低了一半。5月1日那天,鑄工和廠方之間的緊張局面尖銳到了極點。七十個鑄工拿了月薪以后,申明他們不愿意按廠方提出的條件續(xù)簽雇用合同,要求按照舊條件簽約。舊條件是半年一期(現(xiàn)在是一月一期),而且工資按冬季的標準計算。廠方拒絕了工人的要求,揚言要雇傭別的城市的工人來替換他們。鑄工們都齊心一致地不肯按原來的條件續(xù)簽雇用合同,跑去找駐廠檢查員,要求他從中調(diào)解。被檢查員接口老板有權(quán)變更雇用制度和工資制度,拒絕工人的請求,毫不干預這件事。

    廠方開始在舒雅和莫斯科兩地招募工人。莫斯科方面應募的工人有十個。雇傭他們的時候,瞞著他們,不讓他們知道:雇用他們,是要叫他們?nèi)ゴ媪T工的工人。廠方答應他們可以得到優(yōu)厚的工資,每月可以拿到75-80個盧布,甚至還要多些。可是,莫斯科人一到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便看出招募他們來,是干什么的。他們向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人說明,他們是被騙來的,要是事先知道這兒鬧風潮,他們決不會來。“打這時候起,伊萬諾沃人和莫斯科人彼此徹底團結(jié)起來。而且,莫斯科人馬上就去找駐廠檢查員,責怪廠方不該把他們騙來。這時候,廠老板害怕事情弄糟,便把一個不好對付的鑄工先送回莫斯科去了。”

    在舒雅雇好的鑄工,聽到這兒鬧工潮,便不肯來了。于是,卡拉施尼柯夫工廠便把一部分緊急訂單,交給舒雅的一家匿名的工廠去做。這家工廠的老板和卡拉施尼柯夫工廠的老板是親戚。卡拉施尼柯夫工廠的工人去找社會民主黨的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黨委會,要求他們?nèi)ビ绊懯嫜欧矫娴墓と恕|h委會向這家匿名工廠的工人散發(fā)了傳單。傳單煽起了罷工,工人要求廠方不接受卡拉施尼柯夫工廠的訂單。廠方答應可以滿足這個要求,號召工人不要中斷工作,同時等待老板回來。老板回來以后,做工的工人得到伏特加酒的“犒賞”,而那些在老板回來以前沒有做工的工人遭到了罰款。

    卡拉斯尼柯夫工廠的工潮,連續(xù)了一個多星期,最后還是廠方作了某些讓步才結(jié)束的——把工資提高到冬季的標誰。莫斯科人都回去了,卡拉施尼柯夫工廠的鑄工們,替他們籌集了盤纏。通訊員這么寫道:“老板的奔忙,結(jié)果是給自己的工人介紹了莫斯科人,因而替他們效了勞,并且告訴他們說,本地工人的經(jīng)濟要求別的城市的工人低得多。”

    當然,所有這些反抗的現(xiàn)象,不可能不引起沙皇的走卒的干預。有人寫信告訴我們說:“警察最近特別敏感,監(jiān)視著工人,5月1日那天,到處都是警察。”5月17日到6月18日的夜里,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上空響起了憲兵的警笛聲。十九個工人在這次警笛聲中被捕了。我們好容易才弄清下列幾個被捕者的姓名:Г。里雅賓、H.哥洛霍夫、別洛夫、柯洛廖夫、莽里勃未、柴絡夫、巴林諾夫、鮑格拉派夫、摩克羅耶夫、沃羅畢堯夫、索柯洛夫、迦拉紋。被捕者一部分關(guān)在當?shù)氐谋O(jiān)獄里,有的關(guān)在各個工廠的看押所里。許多人都到監(jiān)獄里去審問。他們盯住三個被捕者不放。地方警察局長和憲兵隊長親自過問案件。他們的工作,做得很不高明,常常逮捕一些目不識丁的人。使人感到興趣的是,我們后來弄明,在動手逮人以前,巴林諾夫曾被人叫去見警察局長。警察局長動員他給憲兵當狗腿子。巴林諾夫說,大伙都認識他,會很快把他活埋掉,因此他不肯干。警察局長答應給他兩三支手槍,叫他不必害怕。然而,這點還是不能打動巴林諾夫。過了兩天,憲兵隊長又把巴林諾夫請去了,答應比警察局長多給五個盧布(警察局長曾經(jīng)答應給他十五個盧布),要求巴林諾夫供出首腦們。巴林諾夫又拒絕了。這才把他逮捕,而且毫不含糊地懷疑巴林諾夫就是首腦。

    我們無從知道,巴林諾夫?qū)λ麤]有拿十五個盧布是否感到惋惜,然而我們確信地方警察局長和憲兵隊長一定感到很遺憾,因為他們準備出十五個盧布,都沒有弄清一個首腦。

    大家都要求謹防迦菜林工廠的事務員柯雷契甫(皮膚黯黑、駝背,話音低沉)。過去,有一次他被捕后,把他知道的事全都說了,以致很多人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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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雅城來信,談到巴甫洛夫紡織廠(約有三千個工人)的令人氣憤的情況。這家工廠的老板和他的幾個兒子,都是色鬼。其中有一個兒子,淫亂得到了發(fā)瘋的地步。現(xiàn)在,他的精神已經(jīng)不正常,染上了花柳病。鑒于這種情況,一個姑娘置身在這里,要很安全地逃避掉這些恬不知恥的俄羅斯資本主義的代表和國家政府的官吏的凌辱,是非常困難的。這里的老板雇傭著一些特別女工,專門替他們引誘年青的花姑娘。巴甫洛夫把他的廠變成了他的一座特殊的宮闈。那些職員也仿效老板和他的卑鄙無恥的兒子,胡搞一氣……工廠里空著很多機床,上面都蒙著草席,原因是老板害怕鬧工潮,不敢把男子漢雇到自己的廠里來,而女人又由于體力太弱,不能在這些機床上工作。

    任何一個男工和女工的心里,都對巴甫洛夫工廠里的情形感到憎恨。

    *                          *                          *

    從同一個城市來的消息說,我們城里不久前搜捕過人。逮捕是在深更半夜里進行的。現(xiàn)在,憲兵隊長那里存著很多案件。不用說,別的城市里也在捕人,因為他們發(fā)現(xiàn)了秘密出版的書報。而我們這里逮人的原因是,他們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檢閱過的書刊里有問題,哪怕一本、兩本,都是這樣。憲兵隊長在審判中總是問道:

    “你為什么要買這本書?”

    “買了看的。”

    “你干嗎偏要買這種書,而不買別的書啊?”要不就問:“你為什么只看書,而不自己寫呢?”或者問:你為什么不像他——舒雅城的憲兵隊長那樣過荒淫無恥的生活呢?他、憲兵隊長總是和廠老板巴甫洛夫醉得像臟豬似的,然后他們就這么當眾接吻,同時把他們們共有的感情流露在他們的兩對使人感到奇怪的眼神上。逢到這種時侯,巴甫洛夫總是囑咐某個鴇婆子(他在自己的廠里養(yǎng)了好幾個這樣的鴇婆子)去安排一個姑娘,而她把這件事做得就像烤個小雞似的。俄國資本主義的代表和憲兵當局的代表,都干這種勾當。他們千方百計地要使群眾處在愚昧無知的境地。因而,工人決不挾著書本在城里走,為的是不讓警察看見撕掉它。他們一看書就問:“這是什么書?”這種情況常常發(fā)生在閱覽室的附近。

    有一次,資本家巴甫洛夫、政府官員、憲兵隊長和俄國神甫——兇手葉甫拉庇出門,動身到離舒雅很遠的地方去,目的是暴飲一頓。他們真是喝醉了(當然,還有另外一些人和他們伙在一起),開始胡鬧一通,險些打起架來。后來,他們?nèi)紡娖热~甫拉庇穿著肥大的僧衣跳舞。然而,喝醉的神甫葉甫拉庇很倔強,說什么也不肯跳。于是,怒氣沖沖的朋友們便把這個酩酊大醉的神甫攆了出來。神甫徒步走了九俄里,回舒雅城去〔路上差點滾到河溝里),派出去的馬車花了很大的勁,才在第十俄里的里程上趕上這個倔強的神甫,把他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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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列霍沃-祖耶沃方面有人寫信告訴我們說:3月19月,尼科爾斯克鎮(zhèn)又逮捕人了。洛達柯夫被捕了(幾天后,又被放了出來)。織布工人伊凡諾夫、清掃工阿卡馮諾夫的一家都遭到搜查,據(jù)說索爾則夫的家也被搜查了。這一次突襲的根源,據(jù)我們后來查明,是奸細尼特金(真名:德米特里耶夫)干的。這個德米特里耶夫大約是在八個月前被維庫爾—摩洛索夫工廠的新廠長斯柯攀萊夫帶進去的。他在斯柯攀萊夫的指示下進行活動,從他那里領(lǐng)取各種費用的款項,德米特里耶夫-尼特金住在工房里的工人中間。他的特征是,現(xiàn)年三十三歲,身量比中等身材略高,體格結(jié)實,額角寬大,眼晴灰黑,嗓音溫和,說話時額部起皺,神色抑郁。

                                                      1901年7月第6期《火星報》

    3.1901年9月第8期

    博戈羅德斯克(莫斯科省)的一個工人寫信告訴我們說:

    當然,俄國擁有若干工人城市,像:圣彼得堡、莫斯科、華沙、基輔、哈爾科夫等。工人在那里過著有文化的生活;社會主義思想在那里也能找到通往工人住宅去的大路、街道和胡同。那里有很多有覺悟的工人,他們正在從事自己的日益增強的事業(yè)。那里有知識分子在推動著這個運動……然而,俄國還有一些工人城市,社會主義思想直接通到那里是非常困難的,那里的文化生活被活生生地使勁捏死了。那里,工人過著沒有絲毫文化娛樂的生活,他們只能用老板賣給他們的燒酒(現(xiàn)在由官家專賣)來消遣,或者請工人中間擅長彈琴和舞蹈的人來作樂一番。這種地方活像一個小小的死水塘,水面上滿布著水草,而且水草一直伸到塘底下,淤積著粘泥,而粘泥又接住拋到死水塘里來的一切東西。格羅霍夫紡織廠(在博戈羅德斯克附近),就可以算在這個范圍之內(nèi)。這里幾乎沒有文化生活。文化生活只要一產(chǎn)生,就很難立足。這里缺乏知識分子(假定我要在這里用“知識分子”這個詞的話,也只能指一些官吏和另外一些沒有教養(yǎng)的知識分子,一批阿諛拍馬的小人,所謂“心腹”)。有教養(yǎng)的工人是很鮮見的。有教養(yǎng)的工人在這里受到一點壓迫,就離開這里了。而被監(jiān)視的人也不可能到這兒來,因此這里什么書籍都沒有,無論合法的書也好,違禁的書也罷。如果,大城市有個工人到這里來,打算進行宣傳的話,立刻就會受到廠方的注意。廠方處理事情,比軍事法庭還快:立刻查明,就把他遠遠地趕出工人宿舍。我們現(xiàn)在想在這里談談這些工人宿舍。

    我把的廠主扎哈爾。莫洛叔甫擁有一個男子(獨身的)勞動組合——大約有八百人,還有一個女子勞動組合,都為它們建立了宿舍。另外,他還專為有家庭的人蓋的宿舍。男子勞動組合占著整整一座三層樓房。盡管房子里沒有取暖和通風的裝置,但是這些都不能改善工人的情況。工人住得非常擠,就是在兵營里、醫(yī)院里、監(jiān)牢里也決不會這么擠……床輔有兩俄尺[2]寬,當中攔著一塊高高的木板,作為每個工人的界線;每張床上放著兩個墊褥,或者兩條鼓鼓的被服。總而言之,每一部分都得住上一百多口子。床和床之間的距離是一俄尺,床頭前放一張小桌子,上面有兩個抽屜,桌主把自己的衣服、糖、茶葉放在里面。所有的人都沒有箱子。凳子、椅子或者長凳,簡直就沒有,只能坐在床上。要是工人全都聚齊了,那么每一個角落就會有四個人。那時候,講話要不讓隔壁的人聽見,根本就辦不到。

    住工人宿舍雖然算是不花錢,但是每一個盧布工資里卻被扣去兩個戈比,帶家眷的人則被扣去三個戈此。

    宿舍里的廁所的位置,放得很不是地方,都在主要的住層附近。樓下飯?zhí)玫木o旁邊,就是廁所。廠方竭力不去打掃它。由此可以想像到,這個鄰居對飯?zhí)脮惺裁礃拥挠绊憽?BR>
    1899年工人們要求在工人宿舍里得到比較寬敞一些的住處。廠方同意了,并且掛出一塊牌子,說明每一個人應得多少立方公尺的空間(一俄丈[3])。廠方在執(zhí)行這一決定時,迅速從工人中間開除了六十個所謂“不滿”分子,而且在這以后又破壞了牌子上規(guī)定的標準。

    家屬宿舍是由若干小房子組成的。每幢小房子里住四戶或五戶人家,約十三到十五個人。家屬宿舍里很不衛(wèi)生。廠方強迫工人自己出錢買墻壁紙裱糊。在亞歷山大宿舍里,一座三層樓高的房子造成五層樓。這幢房子的第一層樓有一半以上的高度是在地平線底下,而五層樓簡直是個閣樓。這一年7月,廠方著手修理這些宿舍。工作做得非常巧妙,巧得以致二層樓塌下來,壓在樓底下睡覺的人的身上,同時連帶把上面的人也給翻下來。我看見一個娘兒抱著吃奶的孩子好容易才從這個戲棚底下爬出來;一個男人也抱著血淋淋的腦袋從另一個地方鉆出來。無法再看下去了,得趕快到廠里去。

    宿舍里的伙食壞透了,一個在大城市里住過的、要不就是在廠里安家的人,甚至憤慨地上廚房里去責問;往往,有人餓了,還是忍著,不肯去吃飯。可是,伙食費卻相當貴……扎哈爾。莫洛叔甫在任何吃食上都要凈賺二成半或三成的利潤。在住房方面,莫洛叔甫從我們的每一個盧布的工資中扣二個戈此,因此每年光從男子勞動組合方面就能賺兩千三百盧布,他在伙食上的利潤,每人每月按一個盧布計算,一年是九千六百盧布。他一年光從男子勞動組合方面總共大的可以賺到一萬兩千盧布。1899年,當男子勞動組合的全體成員,對伙食表示不滿,要求改善,同時不在老板開設(shè)的商店里購買物品的時候,老板便對工人們?nèi)碌溃骸拔乙獨У暨@些房屋,讓你們自己找房去住。”

    伙食是由兩個組長管理的,他們是過去被眾人選出來擔負這個職務的。他們現(xiàn)在還繼續(xù)做組長,雖然工人對他們很不滿意。不久前,有三個工人表示不滿,出來反對組長,但是他們立刻就被解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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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列霍沃-祖耶沃的工廠工人的住宅問題。人人都知道,各大城市里的工人的住宅問題,是一個頭等重要的問題。凡是工資高的地方,那里的住宅問題就會引起很多各種不幸的事件,引起無窮的苦難、疾病、愁悶和丑陋的生活。住宅越是寶貴,住房的每一平方俄尺的租金越高,住屋的設(shè)備也就越糟。這種情況對工人來說是非常殘酷的。房主除了在每一俄寸[4]的地板面積上向工人榨取暴利以外,對工人的生活,既不給予任何方便,也不給予任何照顧。

    我們鎮(zhèn)上的人口本來就增多了,而且現(xiàn)在還在迅速地繼續(xù)增加著。然而,鎮(zhèn)上過去就沒有過好房子,而目前也還沒有。盡管每年都蓋了很多新房子。但是,這些房子都蓋得很匆忙,很馬虎,全都是用洋釘釘起來的。十四、五間屋子只裝一個洋爐子取暖,或者裝一個只值三個盧布的鐵爐子,煙囪從這種爐子上延伸到所有的屋子里去。這樣的火爐和煙囪決不能把屋子烤暖。屋子只有在夏天才是干燥的。冬天,衣服都因為屋子潮濕而霉壞,如果濕掉的話,好幾個星期都不會干,住在里面的人也經(jīng)常感到頭痛……屋子都用最薄的薄板子做成的活隔扇攔截著。這種板子常常是用壞的大桶和壞的大抽屜做成的,手指頭可以從板逢里塞到另一間屋子里去。好多地方的縫隙都很大。墻上糊壁紙的屋子很少,即便某個工人的屋子里糊著壁紙,也是他自己出錢買的和自己糊的。窗子的前面常常掛著窗簾。很多窗簾都能遮住屋子里的景況。當然,也會碰到一些比較體面的屋子。這畢竟是少見的。家家戶戶的主婦都沒有空余時間來料理家務,因為她們在工廠里做工的鐘點并不比她們的丈失少。屋子里的隔扇,哪兒都沒有做得和天花板一般齊,按照房主們的說法,這樣做,是為了衛(wèi)生。據(jù)他們說,這樣,整幢房子的空氣都會一樣,每間屋子也能平均地分配到暖氣。根據(jù)正面所述的全部情況,可以肯定地說,在大約擁有好幾千居民的祖耶沃,決不可能找到一間可以容兩、三個人居住、講話又不會被別的房見里的人聽見的屋子。這種情況把某種組織活動和宣傳活動限制得幾乎不可能進行。五、六個人決不能聚集在一間屋子里來進行有一定程序和一定規(guī)模的組織活動和宣傳活動。

    房租逐年逐年地上漲,引起了工人的極度不滿。他們經(jīng)常去找廠主,交涉房貼的問題。我們這里的一個工廠的廠主發(fā)給男女工人每人一個半盧布的房貼,而另一個工廠卻發(fā)兩個盧布。這家廠主付兩個盧布的房貼,是由于工人堅持的結(jié)果,工人們在這上面達到了目的。當然,住在工人宿舍里的人,什么房貼都拿不到。一個自己租房住的工人雖然可以得兩個盧布房貼、而妻子也可以得一個半盧布,但是他還要付出很多的租金。他們兩個人如果都在只付一個半盧布房貼的廠主那里工作,那根本是不夠付房金的,原因是租金三個盧布的屋子是絕無僅有的,大多數(shù)都超過四個半盧布。因此,人人都想住工人宿舍,何況私人房子又離工廠太遠。

    現(xiàn)在,我們再來談談住宅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廠主們是怎么對待這個問題的?他們是怎樣干預的?他們用什么辦法來對付這個問題,而工人們又是怎樣看待工人宿舍的?大家都知道,很久以來,廠主們就把我們工人兄弟當作是某種半個人性的動物(直到現(xiàn)在,在承包基本建設(shè)的包工頭那里還存在這種情況),像:粗木匠、泥瓦匠、砌橋匠、馬夫,以及燒窯廠和鐵路上的掘土夫,等等。因此,廠主給工人們蓋的房子都很簡陋、狹小,而且十分骯臟。奧列霍沃還有一些舊宿舍。這些舊宿舍和新宿舍比較起來,相形之下,顯得很可憐。人住在里面很不舒服,但是廠主們還是不肯把它們拆掉,總是千方百計地把單身工人往里面塞。這些是最壞的宿舍,它們的結(jié)構(gòu),一半是磚瓦,一半是木頭。現(xiàn)在有許多宿舍,是按照技術(shù)科學和工程科學上的最新成就建筑起來的。當然,廠主營造這些宿舍,是有他們的打算的。人人都知道,廠主要是不蓋宿舍的話,房租就會一倍兩倍地往上漲,而工人還要在上工的路上浪費很多時間(現(xiàn)在全部住在宿舍里的工人,至少有二萬人光景)。房租一漲,而房貼也將隨著增加。假定不住宿舍的工人的數(shù)目少去一萬二千人到一萬三千人,按每人費兩個盧布計算,每星期為二萬五千盧布,一年將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shù)目。而這些錢,廠主是非付不可的。因此,廠主蓋宿舍,可以長期地用不著付房貼。如果宿舍蓋好后,能使用百把年的括,那就太好了,太合算了。

    現(xiàn)在我們來看看模范宿舍里的情況。關(guān)于這些模范宿舍,可以這么說:它們對工人來說,已經(jīng)相當好了(當然,我們也知道,它們對一個南方的或者彼得堡的工匠來說,不僅感到不舒服,而且還會起惡感)。模范宿舍里裝著自來水管子,供應干凈的清水;屋子和走廊的墻上都粉刷得雪白;屋子里的窗戶很寬大,高達一俄丈以上;走廊和屋子里都裝著暖氣;任何時候都預備著充足的熱水;床都是上好的木材做的,等等。這也就是說,在清潔衛(wèi)生方面,仿佛一切都很好,似乎很關(guān)心滿足工人的某些要求。但是,蜜桶里要是滲進一勺柏油,就糟了,何況還不止一勺。第一,屋子的面積太大(大約有三俄丈長,五俄尺寬,而且?guī)缀跤袃啥碚筛撸皇枪┮粦羧思易。枪┤龖羧思易 _@三戶人家是這么居住的:兩戶人家的床鋪放在屋子的兩邊,第三戶人家住在鄉(xiāng)下人的高木床上。說真的,這種高木床是相當大的,人站在上面,頭不會碰到天花板。高木床成了懸空的屋子。下面的兩戶人家,各占半間屋子。這樣,宿舍就不止住千把人,而是住一萬多人。這種居住條件不斷地產(chǎn)生許多不便,引起許多不愉快的事。一間屋子里的鄰居常常彼此吵架,甚至動手打架。常常發(fā)生這樣的事:某人家的一個人,手不干凈(偷竊),以致弄得同住的人家很不高興。第二,廠主的狗腿子和警察的特務(有公開的和秘密的,憲兵的諜報員也住在這里)經(jīng)常密切監(jiān)視著宿舍里的工人,而廠里的行政管理處也竭力事先給工人定好作息時間。因此,每一個人放工回來,只好蒙頭睡大覺,就連這點也有人監(jiān)視。第三,他們還嚴禁工人三三兩兩地在走廊上、過道上、屋子里、廁所里聚會,并且禁止他們議論任何事情,居然連湊在一起小聲說幾句話都不許。他們不是借口公共安寧去挑剔工人,就是無端指責他們破壞公共秩序。第四,誰都不得高聲朗讀報紙和書籍,甚至不準在自己的屋里對不識字的鄰居讀書報。第五,禁止任何游戲;甚至同住在一個屋子里的人,譬如為了抽根香煙,也要向鄰居征求類似許可的什么話。晚上禁止工人同宿舍內(nèi)外的人來往和留宿。

    盡管有這樣的迫害和警察的監(jiān)視,人們還是愿意待在這種房子里。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自租的房子的情況要比這里壞得多,還要額外地多付錢。因此可以理解到,自租房子的人總是渴望著住宿舍,而且常常羨慕那些住宿舍的人……廠主們營造新的宿舍,破壞了祖耶沃地方的房主們的一切主動精神(創(chuàng)舉)。他們中間誰都不敢蓋新房,害怕廠主們再蓋一、兩座新宿舍。那時候,成千成千的人都將搬到宿舍里去住,他們的房子便會空閑下來。這種恐懼心理強迫他們完全放棄蓋房的打算,要不,他們就得營建上面所說的那種房子。

                                                          奧列霍沃-祖耶沃人

                                                        1901年9月10日第8期《火星報》

    4.1901年10月第9期

    奧列霍沃-祖耶沃。有人寫信告訴我們說:鑒于《火星報》最近在奧列霍沃-祖耶沃廣泛傳布,和我們無法從口頭上警告所有的同志,我們要求報紙載文叫同志們提防下列幾個人:M.阿罔諾夫(助理工匠),矮個子、麻臉、厚嘴唇、臉上有幾顆痣、口齒伶俐、說話時唾沫四濺、三十五歲左右、頭發(fā)談黃,舊教的傳教士,替憲兵隊工作,同奧列霍沃的正教傳教士尼古拉耶夫過往甚密;И。С。沙波夫,在工廠的食品店的肉食部當門房,膚色黝黑、目光兇惡、說話又低又快、中等身材;В。П。馬佐林經(jīng)常在工廠的廁所里夸夸其談地罔論社會主義和各種迫害,他打聽到什么,便立刻把它說出來。這人比中等身材略矮,說話帶鼻音,身體孱弱。我們現(xiàn)在警告符拉其米爾和克略茲姆的人,德米特里。尼特金(見第6期《火星報》),現(xiàn)在已經(jīng)在符拉其米爾當了警犬。我們這里爭先恐后地閱讀《火星報》,不論來多少份,全都被人閱讀著。《火星報》使工人們都感到運動的強力高漲。大家都紛紛議論第3期《火星報》上關(guān)于農(nóng)民問題的文章,大家都想弄到這份報紙。在個別會議上,工人們希望《火星報》就這個問題再刊登幾篇文章。

    關(guān)于圣彼得堡的工人和軍警的沖突,議論得很熱烈。這些沖突只是整個運動的開端。如果說,這種沖突將來是不可避免的話,那么奧列霍沃的工人現(xiàn)在就沒有做錯。但是,這種沖突將是極其殘酷的,不應當赤手空拳地去對抗武裝部隊,“木棍和刺刀是同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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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現(xiàn)在我們這里開始迫害所有衣著講究、外貌聰明的工人。每一個廠主都暗中命令他們的管理人,要他們對待工人,只要從頭到腳地仔細打量他們。如果有個工人衣著比較好,那就必須把他趕出工廠。因而,工人們便被迫穿起“癟三”的衣服。他們很不愿意雇用男工,但卻樂意把工廠大門對女工敞開。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女工們還在忍著,沒有吭聲。博戈羅德斯克方面的扎哈爾。莫洛叔甫特別喜歡雇用比較愚昧的梁贊人。

    對工人的監(jiān)視,日益加緊。有一家工廠的門房不久前在廠門口搜查了一個上工人宿舍里來打算搜集某些情況的工人。這個門房憑什么權(quán)利搜查這個工人呢?伊萬諾沃的市長捷爾別遼夫在他自己開設(shè)的工廠里,利用加班的活計把工人折磨得疲倦不堪;這種加班活計有時候拖長到全夜。布雷林工廠在發(fā)工資的時候,千方百針地克扣工人的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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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戈羅德斯克。開設(shè)在博戈羅德斯克的格羅霍夫工廠,擁有一萬三千名工人,是俄羅斯的最大工廠之一,被公認是—座“設(shè)備完善”的防治廠,而在關(guān)懷工人方面也是受人贊譽的榜樣。第8期《火星報》上的一篇通訊,向讀者報導過博戈羅德斯克工人現(xiàn)實生活中的一面——住宅情況。我們現(xiàn)在根據(jù)該地的幾個同志寄給我們的通訊,來談談格羅霍夫紡織廠的勞動條件。

    那里的衛(wèi)生情況很糟,而染布車間的衛(wèi)生情況尤其糟。這個車間由于廠房蓋得馬虎和修膳不當,干活很不安全:天花板快要崩塌,地板沒有釘牢,而且也不去整修它;地板的隙縫有寸把寬(這是故意做了當染水溝道用的)。這種溝道使窒息人的蒸氣不斷地從地板底下冒上來。通風設(shè)備很不夠。墻上和天花板都長霉了。“到處都堆著妨礙人走路的垃圾。”——通訊員這樣寫道。

    這一切情況并不是發(fā)生在什么偏僻的角落,而是發(fā)生在離開莫斯科幾十俄里的莫斯科省。政府十分關(guān)懷莫斯科省的情況,竭力把它放在“加強保護”的地位上。正像大家所見到的那樣,政府在保護而且是加強保護莫斯科省的時候,卻忘掉了保護工人的生活和健康。

    格羅霍夫紡織廠實行三班制,因此一個工人頭天工作十二小時,第二天就工作六小時。紡紗工人在種種嚴厲的罰款、腐朽的陋規(guī)和捏造的情況下,每月平均掙十四到十八個盧布(由于我們的通訊員的報導,一個月以后,工人們開始罵街了)。其他工人(織布工)的工資也不超過二十八到三十個盧布。染布工一天掙四十五到五十五個戈比。

    冬天(從10月1日起),紡紗工人的月薪落到了十二到十四個盧布,原因是棉花太壞(這時候,工人們常常被罰款到兩個盧布)。雇傭期限將滿,各種罰款也激劇增多,任何事情都逼得很緊。“遲到五分鐘就得罰款二十戈比,而他們自己卻把和機車早開半小時,并且遲停二十分鐘。”

    如果說,百萬富翁扎哈爾。莫洛叔甫對他用強盜手段從工人身上榨取利潤這種勾當,毫不感到害臊的話,那他對待工人,就好像對待農(nóng)奴一樣。“我們的老板最喜歡用鞭子打人,到現(xiàn)在他還沒有改掉這種強盜習性。”我們害怕在這種“最喜歡”的感情下,扎哈爾。莫洛叔甫在工人毆打他以前不肯改掉他的這種“習性”。老實說,我們也覺得奇怪,為什么到如今工人還不動手打,從前農(nóng)奴就曾經(jīng)用打的辦法強迫他們的折磨者——地主改掉這種“最喜歡”的感情。7月18日,莫洛叔甫碰到了四個從城里回來的工人,一個工人的口袋里突出一瓶“官賣酒”。工人正要到浴室去。可是,貴族軍人莫洛叔甫像頭老魔似的猛撲過去,用鞭子把其中一個工人打倒在地上,同時破口嚷道:“難道你們要老板跟著不成?你們把錢都花在城里,而不肯在我這里花”,然后他把這四個工人交給門警。總之,扎哈爾。莫洛叔甫先生的工人,都有義務把全部工資“花”在他的商店里,如果違背這個義務,就有被捕的危險。駐廠的檢查機構(gòu)會知道這些嗎?難道它已經(jīng)預料到格羅霍夫的工人有一天會搗掉莫洛叔甫的商店嗎?如果這種“家長式”的秩序終究會產(chǎn)生家長式的后果,像許多地方發(fā)生過的那樣,是沒有什么奇怪的。

    不過,我們還想繼續(xù)談談莫洛叔甫先生的粗暴的打人行為。“莫洛叔甫常常在機車中間走動,靴筒子里插著鞭子,要是發(fā)現(xiàn)哪個紡紗工人在紗錠上落下一個線頭,就兇暴地用鞭子抽打他,罰他的錢,還不準他干活。”1899年,莫洛叔甫用鞭子抽打了一個紡紗工人。這個紡紗工人很聰明,上法院去把他告了一狀。案子一連轉(zhuǎn)了三個法院,最后,莫洛叔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我如果能使一個好工人和自已打成一片,這要比我打這些官司強得多。”莫洛叔甫所豢養(yǎng)的幾十個“巡查員”也常常打人。顯然,這類“巡查員”的暴行過去在葉卡特林諾斯拉夫和伯爵里包彼耶爾的莊園里所激起的混亂,還沒有迫使莫斯科的懦夫們考慮到,這種“維持秩序”的辦法會形成一種既傷人又害己的武器。

    該廠的醫(yī)院“簡直是在演丑劇,而不是替人治病”。可不是嗎!他們用酸菜湯喂病人,居然還用發(fā)酸的東西給病人吃!

    通訊員談到工人的情況時說道:“他們并不是膽小鬼,特別是青年人,但是糟糕的是,任何人都是單獨地出來提抗議,要求得到廠方有時根本不肯發(fā)給他的工資。”

    “我們那里也有圖書館。當然,也想去閱讀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有人跑去借書,看看書架,然后從一個什么地方抽出一本童話,但是決不能明白說出,他喜歡這本書。這里甚至連杜斯妥耶夫斯基[5]的書都沒有,至于什么謝爾貢諾夫[6]和彼薩萊夫[7]等人的書,那就更不必提了。有一次,有個工人問起達爾文[8]的書,但是給他的答復,只是驚奇得張口結(jié)舌地望著他。這個圖書館出借的主要是一些竭力想把本來就已經(jīng)愚昧的工人變成傻瓜的書籍。而宗教道德內(nèi)容的書籍,青年們是不屑讀的。他們確切地意識到這些書籍的愚人和害人的意圖……在沒有辦成秘密圖書館以前,還不可能滿足這些人的求知欲望。”

                                                         1901年10月第9期《火星報》 5“為捍衛(wèi)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工人而斗爭”[9]

    哪兒有這種道理?——

    你們欺侮我們,

    你們的這種行徑,

    將要受到老天爺?shù)膰绤枒椭谩?BR>
    (一首工廠里的詩)

    我們的工人兄弟在工廠里的處境,是異常艱巨的。他們必須忍受許多五花八門的壓榨、勒索和威脅。到處都是形形色色的迫害,到處都是壓榨和罰金,但是收入?yún)s是菲薄的,難道對我們的壓迫還少嗎?盡管從工廠開門那天起,就是這種情況,但是我們不能就此甘心情愿地去忍受。我們奮身起來,反對上面所述的這些暴行,而且要在這一斗爭中做勝利者。資本家-廠主惡毒地壓榨我們,然而政府當局的迫害,還要厲害。形形色色的、披頭散鬢的神甫,千方百計地向我們灌輸奴隸的服從思想,假仁假義地責備我們的酗酒和諸如此類的放蕩行為。當然,我們對這—切早就習慣了,而且很懂得它們的意義。至少可以用俄羅期的一句諺語“狗叫”去形容它們。但是,當俄羅斯的一些報刊也出來反對我們工人的時候,我們還是很難過的。“公理到底在哪兒哩?”這好像等于說,不僅資本家和政府,就是各種各樣的自由主義的機關(guān)雜志,像《俄國財富》,還有,至少達東諾夫先生,都不是我們的同情者。我們雖然不能一口咬定地這么說,但是我們有根據(jù)提出疑問。當然,我們也不會忘記,而且牢牢記住:“解放工人,應接是工人自己的事”(《共產(chǎn)黨宣言》)。

    總之,《俄國財富》曾經(jīng)刊登過達東諾夫先生的一篇文章《俄國的曼徹斯特》(1900年12月)。達東諾夫先生在這篇文章里譴責我們酗酒,并且責怪我們對這類可以說十分重要的譴責置若罔聞,因此我們決不能再不加答理。當然,這種情況要是發(fā)生在幾年前的話,我們是不可能去答理的,因為《俄國財富》那時也決不會接受工人的抗議,何況是做現(xiàn)在的這種說法。不過,那個時候也許已經(jīng)過去了,而我們也在努力改好,少讓別人指責我們。

    我們現(xiàn)在還記得星期日學校的一個女教師,對學生們的答復。有一次,談話涉及到“自由主義者”一詞。女教師在解釋這個名詞的時候,竭力把自由主義者的個性提到相當?shù)母叨龋覐暮玫姆矫鎭黻U述它。這里既有教育,也有人道,還有法制,更有充分的自由,以及“自由主義者”的個性所擁有的其他許多優(yōu)良品質(zhì)。我在別的一些學生那里聽到這種闡述的時候,立刻想起一張報紙說:自由主義者在國外常常(也可能是經(jīng)常?)進行反對社會主義者的活動。在這以后,我很久都不能接受這種說法:所有優(yōu)良的品質(zhì),都和我們這些想望幸福的人格格不入。這是順便說說的。

    現(xiàn)在我們來努力回答達東諾夫先生提出的上述責難,盡可能辯明我們的行為。

    達東諾夫先生說,“我們主要的花費,是衣著和伏特加酒。每年這兩項,每項都得花三十到七十個盧布”,而“工人的這種花費是從一年的工資一百到兩百個盧布中間支出的”。也就是說,一個一年收入一百盧布的工人,在衣著和伏特加酒上要花去六十個盧布。這等于說,這個工人一年內(nèi)平均每月只要三盧布三十三個戈此,就能吃到肉、面包、茶葉,還能租賃房子,吸煙,洗澡,剃頭,并且往鄉(xiāng)下寄錢。啊呀,啊呀,達東諾夫先生,你說話太荒唐啦!

    要是一個工人每年真能花三十個盧布沽酒的話,那他就能用這些錢買五瓶伏特加酒。結(jié)果,達東諾夫先生卻說,啃面包、嚼馬鈴薯、喝麥粥的工人,一天喝一桶酒。因此,你們就譏笑我們,呼我們“酒鬼!”這是否過份呢?!一個工人即使每個星期天花掉一個盧布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一年得花掉五十二個盧布,而他還得吃飯,除了星期天以外,還有例假。的確,過年過節(jié),倒是買很多酒,在伏特加上花去一大筆錢。逢到復活節(jié)和圣誕節(jié),工人總是多喝兩杯,但是由此就得出結(jié)論說,工人是酒鬼,那就眼光未免太短淺了。應當記著,靠茶葉、面包、馬鈴薯活著的工人,要喝上一杯是并不那么容易的,尤其是當他們得不到機會去充份干賣力氣的活的時候……

    達東諾夫先生硬說,酗酒成了一種風氣。他是根據(jù)禁酒會的種種指責而作出這個結(jié)論的。當然,我們工人清楚得很,禁酒會里的許多人是些什么人,而且也知道在制造新風氣的情況下,即當沙皇和神甫想當酒店老板、而部長維契當酒保的時候,他們由于自己的社會地位而會是些什么人;只要提醒一下伯爵托爾斯泰從莫斯科禁酒會的榮譽會員中被除名,就足夠說明問題了。讓那些有教養(yǎng)的先生們?nèi)捤∥野桑俏也恍枰鲆粋€斷言,這些有教養(yǎng)的先生決不會當上這些社團的頭腦的先知。《火星報》打算盡速讓讀者了解一個正在加緊根除酗酒的禁酒會……完全正確,達東諾夫先生,不僅在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而且在彼得堡、莫斯科、南方,乃至全俄羅斯,都有“請客”的事。這是每一個有教養(yǎng)的工人必須與之斗爭的壞事,然而我們不能同意:它是“工廠生活中的—件最可怕的壞事”,盡管別人只是因為一個新進廠的織布工人邀請十到十五個人吃飯,給他們沽上四分之一桶的酒,而可笑地認為他在用這種辦法強迫他們酗酒。其實,他們不光在工作以后喝杯灑,還慶賀他的進廠。要曉得,這樣的“請客”,工廠里不是每個星期都有的,一年至多碰上一回到三回。說老實話,“鬼并不像禁酒會和達東諾夫先生所畫的那么可怕”。我們要提出幾個疑問:為什么我們上面的“請客”就是“達到某種程度的風氣的酗酒”,或者“是工廠生活中的—件最可怕的壞事”?而像文學家這類有教養(yǎng)的人在各種紀念會、宴會、慶祝會上喝的酒怎么也不會少于任何“請客”會上的人,試問,達東諾夫先生,為什么這就不是“達到某種程度的風氣的酗酒呢?”當大人先生們“舉杯祝好”、接著“碰杯”、“回敬一杯”、然后再“為公爵干杯”,這樣無休止地在各種“干杯、碰杯、敬酒”的情況下喝個不停的時候,達東諾夫先生,為什么,這就不算是“達到某種程度的風氣的酗酒呢?”這就不算是有教養(yǎng)的上流階級的“生活中的一件最可怕的壞事嗎?”姑且拿部長西彼金來做例子,他為了消磨這個夏天,到處參加宴會,醉得比皮鞋匠(請允許我在同志們面前用這個字眼)還厲害,這完全是真事。工人們親眼看見他“狼狽”地從摩洛索夫家里參加過酒宴走出來,用一句工人的粗魯?shù)谋扔鳎喼笔恰肮庵ü伞弊叩摹__東諾夫先生,難道上面說的這些丑事,就不助長“普遍的群眾性的酗酒嗎?”再說一遍,為什么我們的“請客”就是“達到某種程度的風氣的酗酒”,而上面說的其他宴會就不是呢?我們知道這種原因,因此我們不能對這件事默不吭聲。達東諾夫先生,分歧之點,完全在于:你們是有學問的人,尤其是形形色色的大人先生們和諸如此類的禁酒會會員們是在闊氣的大飯店、俱樂部、公館和宮殿里喝酒的,而我們這些窮人的喝酒地點,都是在后院子里和客樓里,最好的情況也不過是逢到夏天,在干癟的小草坪上喝酒,嚼著粗淡的下酒菜。談到酒量,我們是不能特別恭維自己的,因為我們那時面蒼白白而又體弱無力。你們沒有看見酒鬼西彼金先生嗎?他清醒的時候,看上去就活像個大銅爐子,如果喝醉了的話,那他就更美啦〔順便提一下,我們勸他還是少喝酒的好,免得像葉伽契琳娜時代的省長凱菜爾將軍那樣被酒精燒死)。話要說回來,我們要是在后院子里喝酒的話,我們就不準你們說我們是酒鬼,而把別人稱作禁酒會會員。你們看報的時候,也會看到:每一期上都登載著干杯、碰杯、敬酒等字樣。文學家先生一輩子手里都握著高腳杯,竭力心平氣和的,描寫高尚的酒宴。啊,文學家先生們,世上還有比這更可恥的事嗎?!這不由得使人要問:究竟禁酒會在哪兒呢?達東諾夫先生在哪兒呢?而他的眼力又表現(xiàn)在哪兒呢?他為什么不肯說:“教育絲毫沒有提高”呢?他們究竟為什么要閉口不說話呢?很簡單,他們害怕別人威脅他們,因此他對上面的酗酒只好諱莫如深。而對待工人就是另一碼事了。對待他們,什么都可以說,因為工人是被人縛著的,因此干嗎不跑到他們跟前去唾他們兩口呢?于是五花八門的禁酒會就磨刀擦劍起來,而達東諾夫之流的人也跟著他們吶喊。

    關(guān)于酗酒的事,可以不談了,但是同達東諾夫先生的公案,還沒有完。這就是看到幾個工人穿件毛紡的短褲的事。一個工人住在城里本來是鄉(xiāng)下人打扮而現(xiàn)在買了件城里衣服穿,就真值得大驚小怪嗎?難道達東諾夫先生就認為農(nóng)民不需要城市服裝、老百姓只配永遠莊稼人打扮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這就等于承認希望在農(nóng)村中保留簡陋的土舍。我在這種情況下不打算把嘲弄服裝的罪名放在達東諾夫先生的身上,而是要著重指出兩個假設(shè)中的一個好的假設(shè)。我們早就尊敬的普列漢諾夫談到工人(革命運動中的俄國工人)時說過,他們常常在服裝方面和知識分子不同,但是有好處(可惜,我現(xiàn)在手頭沒有這本書,不能引用這位可敬的作者的話)。總之,比起不愛惜衣服,還不如讓衣服穿得漂亮些。

    老實說,我們這里的住宅問題提得很不妥當,不僅我們居住的城市,而且全俄羅斯都有人起來頌揚它,甚至捍衛(wèi)它。在很擠的屋子里住慣的工人,使得某些有教養(yǎng)的工人很氣氛。這些住慣擁擠房子的人,竟然認為他們住的房子比兩、三個人住一間屋子還好。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習慣住在工人宿舍里很快活,而待在兩、三個人住的屋子里,就好像待在監(jiān)牢里一樣。這種環(huán)境的生活經(jīng)過幾十年也就習慣了,根深蒂固了,而剛從鄉(xiāng)下出來的人除了指望往鄉(xiāng)下寄兩、三個盧布以外,起初什么都不想,因此他們還準備降低這些條件。群眾在這種環(huán)境下長大,就忍受不住孤獨,不可能立刻把它當作刑罰看待。米爾新[10]先生在他的著名的作品《世界上被唾棄了的人》中,也描寫了這種心理狀態(tài)。在這個作品中,一個有教養(yǎng)的人忍受不住大牢房里的生活,而認為這是一種刑罰。這個人認為最好待在單人牢房里。但是,要是一個愚昧無知的人(沒有文化的人)待在那里的話,單人牢房反而成了對他的懲罰,而大牢房才能使他高興。在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任何一個有些文化的工人,都竭力想法單獨一個人住。如果許多人都住工人宿舍里,大家就分居在單獨的房間里,或者兩戶人家合住在一間屋子里,因而觀察家達東諾夫先生就能夠在那里的星子里看到床鋪。

    達東諾夫先生的眼力,的確令人驚奇。他決不是克雷洛夫[11]寓言中看不見大象的主人公,絕不!達東諾夫先生一到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去拜訪工廠,就立刻注意到一塊凹地,什么樣的凹地呢!——所有的工廠都在那里,你們瞧,達東諾夫先生就有這樣的眼力……他把身子轉(zhuǎn)了一圈,發(fā)現(xiàn)了很多東西,因而隔了沒有一會工夫,他就回頭往像風車翼子般的凹地走去,上上下下地走動。這里有廠主、行政當局、全市的市面,等等。但是,我們不想談這些發(fā)現(xiàn),只是來談我們工人的事。就這樣,他回身沒多久,就立刻發(fā)現(xiàn)了“達到某種程度的風氣的酗酒”,又一回身,就看到工人的睡覺情況,擠得好像阿斯特拉罕的罐頭魚似的,一個人的頭竭力往另一個人的腳底下鉆。過了一會,他又回身看見工人(全體)都沒有絲毫讀書的愿望和任何求知的希求。再一回身,他又看到:幾個工人“合飲一瓶白酒”。再回身又發(fā)現(xiàn):“警察局的警察破獲了某一件案子”,留下了一件撕破的長襟衫。一回身,他又發(fā)現(xiàn)一座蕭條的劇院、輪圈舞和游蕩的觀眾,以及哪兒都沒有一本書。接著,他又回頭看到離《俄國財富》很遠的鐵路。雖然,達東諾夫先生的眼力很尖銳,然而單憑他一個人是發(fā)現(xiàn)不完的,而且也不可能把《俄國財富》的篇幅都登完。我們認為,他反映的情況不完全,要知道全部情況中還缺少我們有理由等待現(xiàn)察家達東諾夫先生說的幾句話。真的,他會說:“毫無疑問,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工人,都是懶蟲”。同時,在我們回過頭去指控以前,說不定,達東諾夫先生還會補充一句說,我們“對于知識,根本就漠不關(guān)心”。

    達東諾夫先生得到了席斯契林先生對他的文章的答復。席斯契林先生向觀察家達東諾夫先生指出,他舉的數(shù)字是錯誤的,這也就是說,他本來想“捉個豬崽子,但卻牽了條大犍牛”。然而,我們卻要說,他是常常犯錯誤的,即便在相反的情況下。譬如,他在談到讀者的人數(shù)時說:“讀者,年齡在20-30歲的,占23%。”我們不知道,這個數(shù)字是打哪兒弄來的,不過這點對我們不怎么重要。顯然這是從禁酒會的總結(jié)報告中摘來的,而禁酒會的總結(jié)報告恰好反映了達東諾夫先生所描寫的那個時期。下面是按年齡分類的讀者表。

    讀者表:

    年齡15歲以下的……………………159人

    年齡15-20歲的……………………818人

    年齡20-25歲的……………………240人      16.41%

    年齡25-30歲的……………………160人      10.91%

    年齡30-40歲的……………………54人

    年齡40-50歲的……………………27人

    年齡50歲以上的……………………8人

    原來,年齡20-30歲的讀者,不是23%,而是27%。而且有很多讀者都不是工人,我們可以從下表中看到:

    工廠工人……………………1155
    手工業(yè)者……………………108
    商    人……………………27    各種行業(yè)者……………………95
    無業(yè) 者 ……………………8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計1466個讀者,其中商人、各種行業(yè)者、無業(yè)者只占8%

    這個表也清楚地說明了誰是讀者。但是,我們?nèi)绻炎x者的人數(shù)和書籍的卷數(shù)比較一下,就會明白許多人都不是經(jīng)常的讀者的原因了。


    讀者人數(shù)……………………1466人

    書籍卷數(shù)……………………1496卷

    14個月內(nèi)借出書籍卷次……14211卷次(果戈里的著作占第一位)

    老實說,結(jié)果,工人只好閱讀黃色書籍,這并不是工人有這種口味,而是因為缺乏好書。如果達東諾夫先生打算責備農(nóng)民吃鵝鴨而不吃面包的話,那么這種責備就和他責怪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工人的行為完全一樣了。達東諾夫先生,您責罵工人對知識漠不關(guān)心,但是為了糾正工人這種對知識的漠不關(guān)心的態(tài)度,您又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沒有做!達東諾夫先生,您指責工人譏嘲地方自治機構(gòu)和下級警官,但您又寫過文章去說明它的優(yōu)點嗎?什么也沒有寫!要是一個工人在鄉(xiāng)下的教堂-教區(qū)辦的學校里念書,他會知道地方自治機構(gòu)的優(yōu)點嗎?什么也不會知道!如果有人寫了一本有關(guān)地方自治機構(gòu)和論它的活動的通俗小冊子,禁酒會和工廠的圖書館會出借這類小冊子嗎?不!工人們能從你所說的圖書館里借到這本小冊子嗎?不!工人們能從你所說的圖書館里借到很孚眾望的作家所寫的,知識分子能從中汲取知識的名著嗎?不!工人們從圖書館里借到的書籍,能使工人們得到真正的知識嗎?不!上述五個圖書館的書籍,能使多少有些教養(yǎng)的工人感到興趣嗎?不!你們所寫的較好的從書(公開發(fā)行的),工人們能弄到手嗎?不!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完的,不,不,不,什么也沒有做,什么也沒有寫,什么也不會知道,歸根到底,反正是不,以及什么也不知道。就是再說十遍,還是毫無結(jié)果。但是,達東諾夫先生卻肯定了這些。他的這種胡言亂語站得住腳嗎?難道你們就沒有千方百計地不讓工人到領(lǐng)班、管理員等看書的圖書館里去嗎?難道我們這里的文化和獨立精神,尤其是高尚的人格,還沒有危害到工人嗎?難道我們的工廠圖書館不是經(jīng)常被人當作暗中觀察工人可否予以信任的場所嗎?至于公共圖書館,我們也有理由肯定,它在這方面也決不是一頭無辜的羔羊。難道,公共圖書館就沒有蝎力、盡可能地在向老百姓歪曲人的本性不是善良的而是卑鄙齷齪的嗎?難道,柯馬羅甫先生過去和現(xiàn)在在這方面做的工作還少嗎?毫無疑問,公共圖書館里陳列了這類書。可是,公共圖書館里是否出借《俄國財富》呢?我們對這點感到懷疑。工人不大到圖書館去的主要原因,一部分是因為書不多,另外是因為缺乏他們要看的書,因而也就更不容易從本來就不多的書中挑到它們。要是這些讀者常常退出圖書館,那么責任往往也應該由圖書館來負。我們已經(jīng)指出了上述總結(jié)報告的數(shù)字:讀者一共是1466人,書是1496本或1074種。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要是所有的讀者每人都借一本書,圖書館就只能剩下至多2%的書了。要不,圖書館就得關(guān)門。因此,希望看書的人也就迫不得已地甘心滿足于各種誨淫誨盜的讀物了。我們再來翻閱一下上面的總結(jié)報告:宗教-道德的書籍占20%,只有10%的讀者借閱它們,文學書籍占60%,但是有66%的讀者借閱它們。這種情況好像不能再進一步地去強調(diào)它的缺點在哪兒了。大家都看到,達東諾夫不肯承認那些有時上圖書館因為借不到書而等在那里的人,是讀者。其次,達東諾夫先生硬說在我們這擁有兩萬人口的整個區(qū)域里沒有一份人家屋里有一本書。這顯然是彌天大謊,簡直沒有什么可說的了。工人們經(jīng)常都有自己的秘密圖書館,書籍雖然少,但是所有的書都是精選的,經(jīng)常都有人閱讀。因此,一個真正的讀者很少跑到上面所說的圖書館去,其原因,第一,怕受人注目,第二,到那里去也沒有希望找到甚么好書。在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有教養(yǎng)的工人都不得不裝傻子。達東諾夫先生決不會知道,其實也沒有興致去打聽,符拉基米爾省全省都是和知識隔絕的,尤其是和社會主義隔絕的,聽了這話,達東諾夫先生,請你不要害怕!有些人打算在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經(jīng)營書本生意,但是他們老是得不到許可。難道他們就不怕沒有買主嗎?奧列霍沃-祖耶沃倒有書店,但是那里嚴禁出賣一些著名的受人歡迎的書,而想買這些書的人碰到的回答總是“沒有”和“賣光了”。那里的工人對于圖書館的缺書,經(jīng)常怨聲載道。這種怨聲載道是普遍的。在舒雅城(參看第6期《火星報》的通訊),有一個工人從圖書館里出來,沒有走多遠,就被一個警察喊住了,問道:“拿的是什么書?”后來,當警察弄清書的性質(zhì)和出借處以后,才放那個工人回去。如果書上沒有同圖書館的印戳,這個工人能這么快拿書回家嗎?職權(quán)就是監(jiān)視工人的警察,能夠受人信賴嗎?憲兵隊長在他執(zhí)行的審問中,責問一個工人:你為什么偏要看這樣的書,而不看宗教的書。這是什么原故呢?要是書是一本什么特殊的書的話,那就更要受疑惑了,其實它是政府機關(guān)同意了的書籍目錄中的書!這一切,工人們以后都知道了,因此一些膽小的人后來走到圖書館門口都打哆嗦;既想借書,又害怕。當黑暗勢力反對工人的時候,達東諾夫先生,你可知道工人們所處的是什么樣的地位嗎?我們再來拿奧列霍沃作例子。那里的地方當局搜查到萊肯特尼柯夾[12]的全集,把它當作禁書銷毀了。正像大家所說的那樣,工人決不能在那里的圖書館里借到大部頭的書,他們總是說:給人借走了,而管理員們幾個月幾個月地把兩卷集、三卷集的書放在自己的家里;并且大家常說:工人要是向工廠圖書館借大部頭的書,差不多經(jīng)常遭到拒絕,他們總是說:書被人借走了,其實它仍還好好地放在書架上。貼出懲戒工人在宿舍里高聲讀書報的告示這一事實,就足以說明對工人的教育的關(guān)懷程度了。哪怕為不識字的工人朗讀書報,也要受到懲罰。達東諾夫先生,請您不要因為我離開符拉基米爾省到鮑戈洛德斯克去而動肝火。扎。莫洛叔甫工廠的工人可以看到黃色書籍,因此工人們用不著到圖書館去。圖書館里連杜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都沒有,難道除了一些沒有價值的出版物和神甫們的愚昧的遺產(chǎn)及欺騙人的書本以外,工人還能借到滿足精神需要的巨著嗎?

    滿足工人精神需要的方式方法的一般特征,就是這樣。從上述情況中可以看出,工人好像有閱讀書本的機會,而人們也在努力滿足他們的精神需要。政府、廠主和各界人士都公開承認這種滿足的必要性。但是,事情又好像不是這樣,實際上他們在咆哮,在質(zhì)問,在指責:你膽敢念書給不識字的人聽?你怎么異想天開地在工人宿舍里朗讀起來?把他趕到鬧哄哄的屋子里去!……你干嗎不看宗教的書,而看這類書?——這類書沒有,被人借走了。你是誰,在哪里工作?在這種情況下,要是聽到別人責備我們“對知識漠不關(guān)心”,難道我們就不憎恨說這話的人嗎?達東諾夫先生說,“在所有的圖書館(五個)里,一共有八千冊書,借閱這些書本的,大約三千人。”我們有根據(jù)不信任達東諾夫先生的這句話,因為據(jù)我們知道,禁酒會的一個圖書館有1466個讀者,在每個圖書館具有同樣數(shù)量書籍的情況下(當然不是絕對的),為什么事先就沒有把其余的圖書館的讀者人數(shù)定得差不多相等呢?如果達東諾夫說這些都不對,那也就只好由他的良心了。我們心中都清清楚楚地知道,這五個圖書館里哪一個里面都沒有好書。如果說它們里面放著五花八門的荒謬書籍供人“挑選”的話,我們也就沒有根據(jù)說,它們就沒有人閱讀。只有那些愿意愚昧自己的人,才閱讀宗教-道德之類的書。而我們是打心眼里不想看它們的。最后,我來稍微談談一所公共圖書館。達東諾夫先生在那里發(fā)現(xiàn),工人們“不肯每月從自己的15到20個盧布的工資中拿出20個戈比來付給圖書館……”請讀者原諒,我不認為達東諾夫先生是克雷洛夫寓言中的看不見大象的主人公,而是個目光尖銳、很會觀察事物的人。但是,我這么說,心里是非常難過的。因為,我這么說,算是干嗎呢?要曉得,讀者們,說實在話,他是沒有看見大象呀!好啦,就算達東諾夫先生憑空想出了個玩笑!那又為什么呢?看來,看看書,也要花兩個盧布,而且還要付四個盧布,作為借書的押金。他們看到工人掙到很多工資感到十分驚奇。可是,冬天,工人每月只能掙到八、九個盧布,而在看書——這是個機會——的押金上就要付四個盧布。……啊呀,達東諾夫先生,這樣做,對我們合適嗎?真的,我敢擔保向你說,這是不合適的!把一半的工資去付借書的押金,我們買面包和白菜湯的錢就會不夠,這樣行嗎?不,你們要是解雇我們的話,我們還是能好歹對付過去的!……老實對你們說,我們弟兄到哪兒都不要緊。有一個人,他很不滿意你向我們說過的那些個圖書館。有一次,他想起上述五個圖書館中的一些大部頭書,便走進其中一所公共圖書館:

    “請您無論如何把這部書借給我。”

    “沒有。”

    “那末,這部呢?”“沒有。”“可是,這一部呢?”“也沒有。”

    “好吧,那就請您把達爾文的書借給我。”“你是干什么的?”“工人。”“在哪兒干活?”“你問這干嗎?”“那末,你住在哪兒呢?”等等,最后,這個工人全都說了,他住在哪兒,在哪兒工作,然而書還是沒有借到,空手走出這個公共圖書館。大概,后來有人到工廠里去找過他了,不過,他說的不是真名實姓,而是信口捏造的。達東諾夫先生,結(jié)果竟然會這樣!是不是因為有人告訴您說,本地工人不關(guān)心其他地方的工人生活呢?達東諾夫先生,原因準是如此!其實,原因簡單得很,您就是花多少時間在附近繞圈子,都是白搭,都是徒勞的!我們心里明白,準是有人對您說,我們本地工人對別地方的工人的生活習慣和其他問題,都不感興趣。“那兒大概有羊?啊呀,真的,倒把它們給忘了!”達東諾夫先生也把某件相類似的事,提到了惡狠的公堂上。你們硬說工人對知識漠不關(guān)心和不愿意看書,就應當在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設(shè)立一所至少擁有25,000冊藏書的圖書館,而且書籍不是按照國家機關(guān)制定的圖書目錄和禁酒會的更糟的圖書目錄來挑選,而是按照讀者定的圖書目錄來挑選,同時使那里的人不把工人當?shù)偷热丝创膊话压と耸掷锏娜R肖特尼柯夫的作品當作禁書加以沒收,——那時候就能明顯看出工人們追求知識的愿望了。替西彼金等人賣力氣的達東諾夫之流的先生們,請你們別忘了,前者手里握著一根上面刻著“根據(jù)第144條”等字樣的棍子,隨時淮備迎頭痛打《俄國財富》和其他刊物,而這些刊物也決不能跪在西彼金的條文面前央求赦免它們的達東諾夫之流先生們的罪名。

    達東諾夫先生,請您允許我們問您一下,新聞界方面究竟為我們做了一些什么呢?有沒有一份大報為我們工作呢?如果有,那么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工人是否買得起呢?定報的工人能否從這份報紙上汲取到大量的知識呢?不!現(xiàn)在我們還沒有希望獲得一份向工人說公正話、毫不客氣地當眾說出真理的報紙。像《日光報》之類的報紙,只是踐踏工人,愚弄工人。《商報》也千方百計地說工人愚蠢,而收入?yún)s很豐富(這是涅撒維希姆先生從一個鉗工身上得出的概略結(jié)論)。《商報》的論調(diào)是:只要皇帝陛下說一句話,地球就會立刻像西瓜似的分為兩半,而瓜子也就會像各種貶低高尚道德的告示似的從中撒出來,而主編先生們將會好心地把他們揀起來。皇帝陛下?lián)P棄掉不重要的東西,繼續(xù)搜刮俄羅斯老百姓身上的脂膏。其結(jié)果,俄羅斯老百姓在高尚的道德方面就沒有可能得到發(fā)展,因而他們甘愿通過不高尚的途徑去得到它;另一個結(jié)果是,到處都出現(xiàn)秘密出版的讀物,其數(shù)量無論有多少,都感到奇缺,工人們閱讀它們,關(guān)心它們,而且把它們藏起來,雖然做這一切都很不方便,而且對自己說來,還常常不無危險。讓達東諾夫先生給我們這些什么大部頭的讀物吧,我們會找到愿意閱讀書籍的人,毫無疑問,這些人都對科學和知識感到興趣。總之,要是達東諾夫之流的先生們不來注意我們閱讀什么,相反的,而是給我們帶來什么讀物,那就很好了。如果他們不愿意把書籍帶給工人,那就讓他們把書籍帶給在精神食糧上比工廠工人餓十倍的農(nóng)民。但是,達東諾夫之流的先生們也不愿意管這些精神上饑餓的人。我們這里過去和現(xiàn)在經(jīng)常都有很多對我們吹毛求疵的人,而正派人,我們是很少遇到的,因而我們竭誠歡迎任何一個愿意在學問上致力的人。請原諒我,我想試問一下:在某個省城里受過相當教育而且具有文憑的知識分子,像縣警察局長、檢察員、神甫、地主、衙吏、地方上的官長、軍官,就念過很多書嗎?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們打牌、喝酒比起念書要用功得多。可是,表面上,他們好像比工人有教育,而且有的是時間去坑害工人,同時他們住得很寬敞,吃的比工人不知好到哪里。達東諾夫先生,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至于談到看戲,只要戲好,演得好,票價便宜,賤價的座位也能聽到和看到舞臺上的唱做,戲院到處都會客滿,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著去證實它。事實上,這種情況不是經(jīng)常的。要是達東諾夫先生還沒有發(fā)現(xiàn)工人的話,那他還有可能在戲院里遇到卷著袖口的工人,像他們在工廠里和出廠時的姿態(tài)一樣。達東諾夫先生的眼力,我們是知道的。

    我們再往下談。達東諾夫先生說:“還沒有著到合作運動的任何征象”。達東諾夫先生沒有看到任何征象,但是我們倒發(fā)現(xiàn)了一個消費合作社、它的商店、還有它的章程。席斯契林先生對這點作了回答,然而我們還想就這個問題談些席斯契林先生沒有講到的話。正是這個時侯,在俄國,任何一種正確的合作活動都會使人感到驚訝,要是愿意的話,還會使你感到恐怖。工人們要是在某個地方也異想天開地搞這類名堂,而且沒有立刻叫人看出這是純資產(chǎn)階級的機構(gòu),那他們首先就得表現(xiàn)他們很安份。其實,最高權(quán)力機關(guān)總是不相信他們的安份。結(jié)果,社的章程還沒有定出來,而某些個社員倒嘗到了當局的厲害。當章程還在衙門里傳返的時候,就有人用暴力把余下的社員送到不明的地方去了。在俄國,呈請批核的各種各樣的章程,數(shù)量很多,但是得到批準的,是微乎其微的。只有省長、廠主、駐廠檢查員等等是名譽會員和當然會員的合作社的章程,才能得到批準。而且要人相信,這些合作社具有考慮改善工人生活的基礎(chǔ),同時還強詞奪理地說,仿佛地方長官就是老百姓的親生父母……。

    各大城市的工人們經(jīng)常尋思著要建立工人俱樂部,但是老是得不到許可。因此,工人們不得不徒步到小客棧里去聽手風琴或口琴。有教養(yǎng)的老爺先生們在這上面耍的聰明,很不高明。準許建立的合作社經(jīng)常都處在被查封的恐懼氣氛中,人們在集會上發(fā)言,必須四面瞅瞅,會不會有什么癩蝦蟆或者蝮蛇跳到自己的脖子上。他們還經(jīng)常為社的基金擔心思、害怕政府把它充公和沒收。只要一想到罷工和這種社將會幫助它的會員——罷工者,它就自然永遠受省長的管轄。顯然,達東諾夫先生不知道下面的屢見不鮮的情況:工人們制定了章程,剛簽好名送出去,而所有簽名的人都被逮捕了,政府當局把他們流放到阿爾漢格爾斯克、沃洛果達斯克、符雅斯克等省。這是不是因為他們身上有著“某些看不出來的合作運動的征象呢?”我們可以向達東諾夫先生擔保說,我們談這件事,是根據(jù)事實,而決不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fā)來反對合作社。只要冷靜地觀察一下實際生活,就不能不承認,在目前政治專橫的情況下,合作社對工人的好處,不如對政府那樣的好處。任何一個迷戀合作社的熱情工人,都應該用這點來譴責自己的白費力氣和徘徊不進。合作社決不能把它在政治自由的情況下一年所做的事,在目前政治專橫的情況下的十年中做出來,因此我們十分希望,群眾們都熱衷地下教育(宣傳鼓動),而不迷戀合作社。任何人都明白,現(xiàn)有的合作社和消費商店,是些什么東西,不論它們是以什么方式在俄國產(chǎn)生的。有些地方,它們們的性質(zhì),純粹是資產(chǎn)階級的機構(gòu);有些地方,它們是從工人手里收回工資的十分巧妙的手段;有些地方,它們純粹是官廳機關(guān)(衙門);而在有些地方,很難把它們叫做什么,它們的目的是:把錢拿來,我們來給你們支配!各地合作社的目的,從理論上來說,都是千篇一律的,第一條都是:“本社宗旨,盡可能供應社員以廉價的生活必需品”,等等。正像我們所說的,這是理論上的說法,而實際上是另外一碼事。

    合股商店可以列入第一類情況(譬如普契洛夫廠的聯(lián)合股份公司就是這樣的商店)。最初,先確定多少股券。當然,股東常常都不是工人。只要生意一興隆,股東們就竭力設(shè)法縮減股券,如果辦不到這點,就把股券收到少數(shù)幾個人的手里。那時候,股券的價值就被計算得一個普通工人不可能當股東。老實說,工人也沒有當股東的念頭。股東們可以得到優(yōu)厚的紅利,而賒買的顧客如果能得到些什么的話,也只有在此較好的商店里,而且要逢到好年頭。商店的業(yè)務歸幾個人管,賒買的顧客絲毫不能過關(guān)。另外一種情況是,各個工廠里都有很多由老板出資開辦的商店,由管理處經(jīng)營,全部收入歸他們所有。那里的工人要是自己想辦個合作社的話,立刻就會被開除出廠,甚至讓他們?nèi)フJ識認識西彼金之流的老爺們,后者對待他們決不會忘記采取工廠管理處的威逼手段。工人走進商店,不得不付出他們用血汗換來的金錢,而且態(tài)度還要像在廠里一樣。因為商店里也有廠里的領(lǐng)導,他們同樣能把工人開除出廠,因此工人只好默不吭聲,別人給什么,就得拿什么。第三種情況,鐵路辦的商店,都是官辦性質(zhì)。這些商店的主要收入雖然都是從工人身上得來的,但是它們還不能控制大多數(shù)工人,而那些生意不景氣的商店則乞求官僚們幫忙。第四種情況,有些商店的管理處和工廠的管理處很難區(qū)別,盡管它們是頭挑的工廠(像布良斯克地方的工廠)。你們可以設(shè)想一下,工廠管理處不喜歡的一個人如果落到商店管理處,將會怎樣?工廠管理處如果平靜地把他開除出廠,這等于他被剝奪了成為商店管理處成員的權(quán)利,甚至被剝奪了商店的普通賒買者的權(quán)利。這種情況不僅可能發(fā)生在上述工廠里(布良斯克地方的工廠里),甚至會發(fā)生在幾乎每一座工廠里。第五種情況,奧列霍沃的商店的基金,是依靠工人出資的。任何人想在這家商店里賒買東西,必須確定自己的賒買金額,我們假定它是十個盧布,但要先付,付了錢以后,他才能算是賒買顧客,然而還不能超過金額拿東西。看來,這好像是俄國最新穎的合作社。這個商店的管理人是遴選的。選舉時,參加大會的鎮(zhèn)班、管理員和老資格的管理人,事實上都是決定商店命運的主宰。工人們站在后面,只能隨聲附和著提出候選人的事務員們的意見……這短短的幾句話說明了我們的這些合作社以及工人們在這些合作社中被人強加在身上的義務,丑惡的義務!此外,各地工人在這些合作社中,總是成為被人盡量天天剪毛的羊群。我們來看著,工人到合作社或公共商店賒購東西時被人盤剝的情況。無論你走進俄國哪家這樣的商店里,最好、最嫩的肉,都是留給老板、領(lǐng)班、管理員、監(jiān)工和狗腿子的。肉骨頭、老肉,總之,孬肉,都賣給工人,臭肉和壞肉,也賣給工人。不久前,聽說,奧列霍沃有人把生蛆的腌牛肉傾銷給工人。正是“傾銷”,別人定購兩磅,卻給秤三磅,等等。工人們吃虧后,馬上就停止買肉,這才算救了自己。已經(jīng)定了肉的人,就不能不拿。要是買戶中有人指摘東西不好,就要被他們痛斥。逢到好的情況,他們只從他手中把東西拿走,一邊嚷道:你不要,就不該定。最好是,工人默不吭聲地一走了事,但是也常常發(fā)生很壞的情況:他們記上工人的工號,把工人叫到辦公室,對他大叫大嚷:造反、暴動、罷工、吃官司、西伯利亞等字眼,雨點似的落在倔強的工人頭上。商店經(jīng)理硬要把某個工人開除出廠的事,也是屢見不解的。原因不外乎工人不肯拿壞肉,或者偶爾指責他們剝削人太狠了。還須值得注意的是,想買的東西,常常要等很久。弄錯帳的事,也常常發(fā)生,賒買的人拿了八到九個盧布的東西,但卻從他的工資中扣掉十二到十五盧布。工人終日忙碌不堪,最后還被人算錯帳,錢給壓著,一直等到下個月。要是不是錯五、六個盧布,只錯個把盧布,或者五十個戈比,工人總是會揮揮手算了。難道追查錯帳對他們來說是愉快的嗎?現(xiàn)在的合作商店的最大的罪過就在于:它們恰恰違背自己的宗旨,出賣的貨物,常常都不是質(zhì)量好的,而價錢經(jīng)常比私商還昂貴得多。譬如,上面提到的(布良斯克)商店的某些貨物價錢,比私商貴20%到25%,而貴5%到10%——這是我們這兒的最平常的現(xiàn)象。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商店賣的貨物毫不比私人商店便宜,相反的,私人商店的貨物還打2%到5%的折扣,合作社是不打折扣的。奧列霍沃的消費商店賣肉也比私人鋪子貴,而且不登記三等的,這也就是說,大家公認它是二等。對待賒買顧客,到處都很粗暴。凡是衣著講究、有些地位的人,都能經(jīng)常享受到優(yōu)先權(quán)……這一切都是崇高的合作思想在我們這里產(chǎn)生的結(jié)果。合作社在外國某些地方對工人有便利有幫助,但是我們這里只要抽打工人的皮鞭子存在一天,各地合作社商店就不會得到工人的同情,就沒有工人想從合作社得到的甜果子,這是不足為奇的。因此,達東諾夫之流的先生們便大談起缺乏同情和意圖……

    還沒有完!談到合作社,我們的西彼金之輩們會說,我們這里是許可建立合作的,沒有反對它們的任何障礙。他們(西彼金之輩)什么勾當都干,甚至阻擋高尚的思想,而且無所不用其極。譬如,不久前,一個憲兵隊長說,省長閣下先生樂意批準萊維茨基的勞動組合,甚至很表同情,因此工人們不必害怕追究。他說,決不追究這件事。斯符雅托波爾克。米爾斯甚也說,“干嗎不在那里(葉加特林諾斯拉夫)辦個什么工人聯(lián)盟呢?”我們不知道,他現(xiàn)在是否就輕易地批準工人的聯(lián)盟?況且,他為人是十分謹慎的……如果說,政府過去小心而又及時地歪曲過合作社的意義,阻撓過高尚的思想,現(xiàn)在則因為感到工人聯(lián)盟必將到來,而順著合作社的錯誤和失敗的道路去引導它,從而麻痹合作社的優(yōu)點,那么我們就險些犯了錯誤。這些就是他們的虛偽的同情的意義。因此,我們必須加倍小心,而且密切注意,及時看透一切情況。這點能否完全辦到,很難說。

    達東諾夫先生結(jié)束他的文章時說:“渴求光明和文化的心愿,也的確是從外部進入工廠的。”達東諾夫先生,您有沒有考慮到,光明是從軍隊中進入工廠的嗎?是士兵把文化帶進工廠的嗎?如果說是對的,那么顯然達東諾夫先生把飛廉(一種植物,學名Carduus—譯者)當作桑葉了。我來舉個例,一個工人,曾經(jīng)看見過工廠里的“造反”,或者他不是直接目睹者。現(xiàn)在,他要到軍隊里去服兵役。他離開自己的同志,去當兵了。有一次,這個士兵寫信來說:“我沒有荒掉我的本行,我們這里像我這樣的人,大的有十個”……哎喲,其實簡單得很,原來,知識是這么走進士兵的腦袋里去的。應當說明,現(xiàn)在工廠里也有不少人去服兵役。這些人要求寄些書他們,最好抓住機會給他們寄些違禁書籍。讓他們瞧瞧我們工人知道些什么。我還要說一件事: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派出的工人,并不比伊凡。福羅洛夫(達東諾夫先生提到的城市)派出的知識分子差。雖然,也許他們不能做詩,或者是一些您所不知道的人。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還有許多有學問的工人,盡管這里還不包括任何不可靠的人。像一所大學把部分“光明和文化”輸送到俄國各地去的情況一樣,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同它的工人也把“文化的光芒”射到俄羅斯的各個角落去,結(jié)果,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和大學有些相似(是等量齊觀的)。

                                                                 一個維護工人的工人

                                                         1901年10月第9期《火星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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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種飲料。-譯者

    [2] 一俄尺合0.71公尺。-譯者

    [3] 一俄丈合2.13公尺。-譯者

    [4] 每一俄寸合4.445公分。-譯者

    [5]Ф。М。杜斯妥耶夫斯基,1821-1861年,杰出的俄國作家,《罪與罰》等小說的作者。-譯者

    [6]Н。В。謝爾貢諾夫,1824-1891年,俄國著名的政論家,社會活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戰(zhàn)友。—譯者

    [7]Д。И。彼薩萊夫,1840-1868年,杰出的俄國批評家,唯物主義的哲學家、革命民主主義者。—譯者

    [8]Ч。Р。達爾文,1809-1882年,偉大的英國學者,進化論——達爾文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譯者

    [9] 列寧第一個指出了巴布石金的文學天才,而且備加贊揚。巴布石金的這篇文章由H.K.克魯普斯卡婭寫在她的宣傳小冊子《列寧是黨刊的編輯者和組織者》中:

    “……符拉基米爾?伊里奇不只想從工人方面得到通訊,他還打算叫工人替《火星報》寫文章。按照符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囑咐,我寫信給巴布石金(我們和巴布石金很熟,巴布石金過去在星期日夜校我的那一組念過書,同時參加符拉基米爾主持的那個政治學習小組):“我們對您有一個要求。您到圖書館里去借《俄國財富》雜志,從去年12月份借起。那上面有個叫達東諾夫的人,寫了一篇粗暴的文章,評論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他竭力把伊萬豁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工人描繪成不懂得團結(jié)、沒有要求、沒有志向的人。席斯契林在那上面反駁了達東諾夫。達東諾夫又寫了一篇更粗暴的文章,接著《俄國財富》“便宣布中止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您要仔細閱讀這些文章(如果必要,您可以買幾份必需的《俄國財富》,由我們出錢),并就這個問題撰寫論文或短文(我本來在信上建議您寫“短文’,符拉基米爾?伊里奇看了,改為“論文或短文——H. k.),您要盡可能收集很多事實材料。很需要刊登在《火星報》(符拉基米爾?伊里奇建議或者登在《曙光報》上,他希望厚厚的科學雜志上能出現(xiàn)工人的論文)或者《曙光報》上,從一個熟悉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生活的工人立場上來反駁這些荒謬議論(伊里奇把“工人”這個詞強調(diào)了三遍——H.K.〕。”“這篇反駁文章,巴布石金寫好了,集成一本小冊子,作為1901年10月第9期《火星報》的副刊登了出來,標題是:“為捍衛(wèi)伊萬諾沃-沃茲涅辛斯克的工人而斗爭”,署名:“一個維護工人的工人’。——俄文版編者

    [10] 米爾新,俄羅斯詩人П。Ф。雅克鮑維契(1860-1911年)的筆名。-譯者

    [11] И。А。克雷洛夫,1769-1844年,俄羅斯偉大的寓言作家。-譯者。

    [12] Ф。М。萊肖特尼柯夫,1841-1871年,俄國的民主主義者,作家。-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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