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頭直指精英政治的《參與和民主理論》

矛頭直指精英政治的《參與和民主理論》　　

作者：胡偉（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參與和民主理論》作者卡羅爾·佩特曼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6月第一版
本文節選自該書中文版推薦序言

轉者按：參與制民主理論是上世紀70年代西方進步學者提出的重要理論，這個理論把矛頭直指以“代議”和“選票”為基本特征的資本主義精英民主。參與制民主理論主張參與不僅包括公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參與，還包括經濟領域的參與（例如工人在工廠決策活動的參與）、社會領域的參與（例如成員對團體活動的參與、居民對社區管理的參與）、政黨組織內部的參與等形式。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普遍實行工人直接管理國家的人民自治政治形式，一舉而把所有的公職——軍事、行政、政治的職務變成真正工人的職務，使它們不再歸一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所私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社會主義事業是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從中，我們不免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社會主義的民主，首先應當是以在社會中占絕大多數的廣大勞動群眾為主體的大眾政治而決不能搞精英政治，離開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是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的。　　

“民主”是當今時代人們使用很高的政治學術語，但也是被濫用得最厲害的一個概念。從古至今，民主理論可謂形形色色，并有各種不同的稱謂，如直接民主、代議民主、精英民主、多元民主、自治民主、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協商民主、自由主義民主、共和主義民主、馬克思主義民主、保護型民主、發展型民主等等．其中．共和主義民主和自由主義民主的分野與爭論，是民主理論演化的主線。

    從學理上說，在政治思想的歷史長河中，民主究竟意味著某種大眾化的權力（如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的統治、自治等），還是為達成政治決定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如通過選舉競爭領導權），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沖突。前者代表了古典民主理論的傳統，發源于古代雅典的城邦，根深蒂固；后者則代表了現代民主的新模式濫觴于英美等早發現代化國家，并被西方以外的政治體系廣泛采用。

    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是建立在公民大會直接表決、全體參與的基礎上，這種公民表決式的民主得到了許多人的贊賞，被認為既服從理性主義又服從經驗主義的原則。可以說從古典時代到17 世紀，當人們思考“民主”的時候，基本上只是把它同公民在議會和公共會議場所的集會相聯系，就像雅典的城邦民主那樣．但是，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在人類政治社會的歷史上并不是常態．城邦是一個集宗教、政治和道德于一體的嘗試，而這種嘗試被證明并不長久，也是脆弱的。在亞里士多德那里，雅典式民主是一種腐朽的、暴民統治的變態政體。

    更為重要的是，近代以來政治共同體龐大的公民數量必然會實際限制這種古典民主形式的發展，以致像盧梭那樣的人民民主的捍衛者最后只能認為民主只適合于小國寡民．同時，這種形式的民主在近代也受到更多的懷疑和批評。在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的著作中，“純粹民主制”（他用這一術語指代“由數量不多的公民構成且公民們親自組成并管理政府”的社會）一直是不寬容的、不公正的和不穩定的。

    到了19 世紀初，“民主”開始被視為公民以民選代表為中介手段參與決定集體意志的權利。約翰· 斯圖亞特·密爾是自由主義民主在理論與實踐方面結合的最好代表，近代政治生活中的代議制民主正是在密爾的闡述中得到發揚并成為幾乎所有早期民主國家的政治實踐形式。近代社會之前的政治形態是以神圣的精英統治為核心，但在社會經濟變革的宏觀背景下，政治形式不斷發生變革，特別是以政治參與的擴大推動了民主的形成。密爾的理論在經驗主義的基礎上進行了調和，將大眾參與和精英統治結合起來，設計出一種代議制政府的模式。但是，密爾的目的不在于如何擴大公民的參與，而在于如何使精英統治獲得一種合法的大眾化基礎，即尋求一種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

    從經驗的層面，一種保護型的自由主義民主逐漸成為民主理論家們的共識：尋求一種保護個人利益免受國家侵害的民主機制。這種“代議制”（亦稱“代表制”）民主理論從根本上改變了民主在人數上的限制條件，而這曾經是眾多反民主觀點的關鍵理由。代議民主制被奉為既負責又可行的政體，在巨大的領土和時間范圍上可望實現長治久安。如詹姆斯·密爾所言，它甚至可被推崇為“現代性的偉大發現”。于是，民主政府的理論和實踐擺脫了以往它與小國寡民的傳統聯系，并開始成為正在崛起的由民族國家所構成的世界的合法性信念。

    由此，近代以后民主理論就分化為兩大基本的流派：其一是共和主義取向的，直接民主、參與民主理論均屬此類，主張對于公共事務由公民直接介入進行決策，這是民主制的“原型”；其二是自由主義取向的，或稱代議制民主理論，倡導由經選舉產生的“官員”在嚴格界定的地域內行使權力以“代表”公民的利益或主張并堅持“法治”。而且，自由主義民主（即代議制民主）在當今世界逐步成為了民主的主流理論和主導模式，而主張“人民的統治”的共和模式幾乎變成了一種單純的理論思辨或假說。因此，佩特曼教授在本書中把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直接稱為“當代民主理論”或普遍接受的“正統學說”，雖然她非常不滿于這一現狀。

    共和制民主與代議制民主的這種消長關系，在約瑟夫· 熊彼特那里得到了最為淋漓盡致的表述。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熊彼特斷言：“就‘人民’和‘統治’兩詞的任何明顯意義而言，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統治。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絕將要來統治他們的人的機會。”在熊彼特看來，民主實質上就是一種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現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出決定的權力。這實際上就是把民主政治與選舉競爭畫了等號。這種觀點，后來被概括為“精英民主理論”，它實際是把民主政治的重心從公民（或人民）轉向了政治家，或者說從公民參與轉向了選舉競爭，用熊彼特的話說，“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統治”。時至今日，“選舉競爭”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國際社會判斷一個政體是否民主政體的實際準繩，成為當今世界的主流民主標準。至少，按照國際知名民主理論家拉里·戴爾蒙德的觀點，選舉是“民主的底線”。

    當然，自由主義民主或者說代議制民主的含義比上述民主的“底線”定義要豐富一些。正像著名的民主理論家羅伯特·達爾所概括的，自由主義民主的特點就在于形成了一系列的規則和制度，而且這些規則和制度對于國家的成功運轉是必不可少、缺一不可的，它們是：(1）以憲法的形式確立了對民選官員制訂政府政策的控制；(2）建立了在經常的、公正和自由的選舉中選擇并和平更迭被選舉的官員的機制；(3）在選舉中，每個成年人都享有投票權（法律明文規定的嚴重精神病患者和罪犯除外）；(4）競選公職的權利；(5）每個公民都擁有言論自由的充分權利，包括對政府行為及其社會經濟制度的批評；(6）可獲得的信息資源不為政府或任何其他單獨的實體與集團所控制；( 7）公民擁有建立和加入獨立社團的權利，無論這些社團是政治性的、社會性的還是文化性的，都將通過合法的、和平的手段來構成公共生活。

民主與參與的悖論：政治參與的歷史命運　　

然而，正如一位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卡利尼科斯所言，對于自由主義民主所承諾的包括政治參與在內的任何一條民主諾言而言，“實際存在的自由主義民主制也未能兌現”。因為其突出的問題如存在著在很大程度上被動的公民群體，以及代議機構被非經選舉產生的權力中心（如官僚機構）所侵蝕和取代等等。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自由主義民主在經驗上是否可以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在規范上是否又認為應該這樣做？

    應當說，民主和參與本來是不可分的。撇開古希臘的直接民主不說，16、17世紀以來近代民主發展的歷史，不管是從封建主義或絕對主義轉變為代議制民主、從有限選舉演進為競爭性的普選，還是公民政治權利在內容和范圍上的擴大，無不是以政治參與的擴大為內涵。普選權的建立就證明了這一點，在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選舉權最開始只是限于很少一部分成年公民，經過漫長的發展最后才確立了普選權，例如在美國普選權的完全確立是1971年憲法第26條修正案所規定的。

    但是，在自由主義民主框架下的、以選舉權擴大為核心的政治參與，與共和主義民主傳統所主張的公民參與，實在是大相徑庭。自由主義民主所主張的參與，是保障民主制度能夠正常運行的最低限度的參與，遠不是卡羅爾·佩特曼等參與民主理論家們所認可的那種“參與”。

    應當承認，在民主理想的傳統中，“參與”是居于核心的地位的。即使到了近代，依然有盧梭這樣的著名思想家作為參與民主理論的卓越的代表。盧梭在《 社會契約論》中對政治體系本質的理解對于參與民主理論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盧梭的政治理論集中圍繞政治決策過程中每個公民的個人參與，在他的理論中，參與不僅僅是一套民主制度安排中的保護性附屬物，它也對參與者產生一種心理效應，能夠確保在政治制度運行和在這種制度下互動的個人的心理品質和態度之間具有連續的關聯性。盧梭所指的“參與”是指參與決策過程，而且，就像代議制政府理論一樣，它是一種保護私人利益和確保好政府的方式。盧梭將自由的概念建立在參與活動的堅實基礎上，他認為除非每個人通過參與過程“被迫”做出具有社會責任的行為，否則將不存在保障每個人自由的法律，即不存在公意或個人服從于自己的那種正義法則。個人實際上的自由以及他對自由的感受，通過決策過程中的參與而得到提高，因為參與賦予了他一定程度上對自己的生活和他周圍的環境進行控制的能力。由此，盧梭也將參與看作能夠提高個人自由價值，使個人成為自己的主人。從這個意義上，盧梭的參與民主思想與古代雅典的民主觀念一脈相承。

    然而，以參與為核心的民主理論并沒有成為早期民主國家實踐自由的指導。相反，這一思想由于其激進的特點而被現代民主理論棄之一旁。如前所述，以熊彼特為代表的當代主流民主理論中，民主指的是在全國層次上的一種政治方法或一套制度安排。這種方法中民主的核心就是領導者在定期的、自由的選舉活動中通過競爭獲得人民的選票。其中，對于民主而言選舉是關鍵性的，因為主要是通過選舉大多數人能夠對他們的領導者施加控制。就大多數人而言，“參與”是指人民參加選舉活動或廣泛參加決策者的選擇。因此，在這些民主理論中參與的唯一功能就是起到保護性的作用，保護個人免受當選領導者的獨裁決定的影響，保護公民個人的私人利益。

    這里姑且把熊彼特式的參與形式定義為“狹義的參與”，而把參與民主理論視野下的參與界定為“廣義的參與”。按照這樣的概念進行分析，不難發現，“廣義的參與”在現代民主理論和實踐中是遭到排斥的，而且這種排斤還被視為是理性的。正如佩特曼教授在本書一開始就指出的那樣，參與思想“在政治理論家和政治社會學家所普遍接受的民主理論（如此普遍以至于可以稱之為正統學說）中卻只是占有最為低微的地位。的確，參與思想不僅在民主理論中地位低微，而且近來民主理論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強調大眾廣泛參與的政治所具有的內在危險”。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擔心，是基于兩個判斷：一是20 世紀初工業社會的巨大規模及其復雜性，官僚組織形式的出現，引發了許多具有實證主義思維的政治學者對于通常所理解的民主的實現可能性產生了嚴重的懷疑；二是來源于自由主義對民主理論的關注點，特別是20 世紀對極權政治貽害的警惕。魏瑪共和國的崩潰以及魏瑪共和國高度的大眾參與，最后竟然演變成法西斯主義的教訓深深烙印在西方人的心中。不僅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一些建立在大眾參與基礎上的極權政權，也往往讓人們相信參與是與極權主義聯系在一起，而不是與民主制度聯系在一起。

    相反，對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進行的大規模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的調查數據表明，大多數公民的政治行為所體現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普遍缺乏對政治活動的興趣。正如貝雷爾森在研究公民政治投票活動時觀察到的一個悖論，即“今天的單個投票者已經無法滿足政治理論家在建構民主政府制度時所提出的條件。但是民主制度并不能符合一個正在運行的政治組織的條件。單個成員不符合所有的這些標準，但整個制度卻生存下來并不斷發展”。從這一觀點出發，就像佩特曼所說，人們可以看到只要求少數公民對政治生活有著高度的參與和興趣，大多數公民的冷漠和不感興趣對于維持整個政治體系的穩定是重要的。如果民主體系維持穩定，就需要特定的條件。大多數人對政治生活的參與，不應該超過維持民主方法（選舉機制）運行的最低水平。

    由此，當代的民主政治就不再像古典民主那樣，把公民參與作為一個基本條件，而恰恰是一個公民參與既不必要也不受歡迎的政治形式。這一“民主”與“參與”的悖論，不僅饒有趣味，而且發人深思。　　

參與民主的復興：《參與和民主理論》的主旨　　

上述具有精英主義色彩的民主理論在當代政治理論家中得到了幾乎是普遍的支持，但它并不是完全不受批評。批評者指出，當代主流民主理論的自由主義民主雖然從不同角度強調了不同方面的民主，但是卻忽視了社會政治生活中幾個非常關鍵的問題：(l）當代精英主義民主對個人自由的壓制。特別是日益龐大的官僚機構、政治活動的復雜性以及民主對生活的控制，嚴重扼殺了公民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2）社會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不僅包括資源占有上的不平等，還包括性別、種族、信息獲得等方面的不平等；(3）對微觀層次上民主的忽視。當代主流民主理論集中關注國家層面上的民主建構．以及對古典民主學說的批駁，盡管也強調了民主的制度建設、社會條件等問題．但卻刻意忽略了公民個人的民主參與能力以及相應條件的培養。

    正是出于對當代主流民主理論的不滿，參與民主理論才應運而生。如前所述，“參與”在民主理論長河中源遠流長，只是經過很長時間的沉寂后，當代的參與民主理論才于2 0世紀60、70年代重新興起，并成為一種重要的理論流派。1960年阿諾德·考夫曼首次提出“參與民主”概念，隨即廣泛運用于社會各個領域。但是，最初參與民主理論主要集中于校園活動、學生運動、工作場所、社區管理以及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政策領域，主要關注社會民主領域。特別與工作場所的民主管理緊密聯系起來，并沒有上升到政治生活和國家層面。1970年，卡羅爾·佩特曼的《參與和民主理論》一書的出版，才標志著參與民主政治理論的正式出現。

    在《參與和民生理論》一書中，佩特曼相對系統地闡述了參與和民主理論之間的關系，提出了一種新的參與民主理論。佩特曼的參與民主理論首先從對傳統以精英主義思想為核心民主理論的批評開始。她認為，以熊彼特、薩托利等為代表的精英主義理論家，運用“科學客觀的”研究方法，通過排除一些無法界定的規范的概念，試圖從真實世界的經驗材料中尋找一種建構性的民主理論，以期解釋實際運行中的民主現象。按照這些理論家的觀點，當代民主政治體系的穩定運行，是以少數精英的積極投入政治生活和多數民眾的政治冷漠和非參與為主要特征．民主理論不再集中關注“人民”的參與，不再關注普通人的參與活動，民主政治體系的主要優點也不再被認為是與普通個人身上所體現出來的與政治有關的必要品質的發展。在當代主流民主理論中，少數精英的參與才是關鍵的，缺乏政治效能感的冷漠的、普通大眾的不參與，被看作是社會穩定的主要保障。這種以精英主義為核心的研究路徑的結果不僅產生了一種含有未被承認的規范意義上的民主理論，這種理論將當代的英美政治制度當作是民主理想，它也導致了形成一種在許多方面與上個世紀反民主觀點具有相似性的“民主”理論。

    佩特曼認為，當代精英主義的民主理論實際上并不是充分的民主，而僅僅描述了現實政治制度的運作邏輯。民主理論并不完全是經驗的，它也應該是規范的，有著特定的規范要求和取向。按照歷史上參與民主理論家如盧梭、密爾以及G.D.H．科爾等人的觀點，佩特曼總結指出，真正的民主應當是所有公民的直接的、充分參與公共享務的決策的民主，從政策議程的設定到政策的執行，都應該有公民的參與。只有在大眾普遍參與的氛圍中，才有可能實踐民主所欲實現的基本價值如負責、妥協、個體的自由發展、人類的平等等。

    從這個角度講，佩特曼認為，當代主流民主理論過于受制于經驗主義的分析而失去了將理論用于指導政治生活的價值。對民主的參與能夠促進人類的發展，提高人們的政治效能感，減少人們對于權力中心的疏離感，培養對公共問題的關注，有利于形成一種積極的、富有知識的并能對政府事務具有敏銳興趣的公民，從而有助于一個參與性社會的形成。一個民主政體如果存在的話，就必須相應地存在一個參與性社會，即社會中所有領域的政治體系通過參與過程得到民主化和社會化的一個社會。在佩特曼看來，參與民主理論中參與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功能，最廣義上的教育功能，包括心理方面和民主技能、程序的獲得。通過參與過程的教育功能，可以發展和培育這一制度所需要的品質，個人的參與越是深入，他們就越具有參與能力，參與制度就可以維持下去。在佩特曼的參與民主理論中，全國層次上代議制度的存在不是民主的充分條件，因為要實現所有人最大程度的參與，民主的社會化或“社會訓練”必須在其他領域中進行，以使人們形成必要的個人態度和心理品質。這一過程可以通過參與活動本身而進行。

    按照佩特曼的觀點，公民參與政治最恰當的領域是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如社區或工作場所，因為這是人們最為熟悉也最感興趣的領域。只有當個人有機會直接參與和自己生活相關的決策時，他才能真正控制自己日常生活的過程。佩特曼重點研究了工業領域特別是工廠，因為大部分人的一生中大量時間花費在工作中，工作場所的活動在集體事務的管理方面提供了一種教育，這在其他地方是沒有的。而且，佩特曼認為，像工業這樣的領域本身就應該被看作是政治體系，它提供了除了國家層次上的參與以外最重要的參與領域。如果個人對他們自己的生活和環境施加最大程度的控制，那么，在這些領域的權威結構必須按照他們可以參與決策的方式組織起來。工廠內部的參與活動推動工業領域中權威結構中的民主化，進而廢除了“管理者”和“工人”之間的差異，意味著向滿足這一條件邁出了一大步。佩特曼對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管理制度十分贊賞，認為前南斯拉夫的社會政治和工業組織形式從整體上看，非常類似于一種參與性社會。但是，在西方社會中，通過參與活動改變工業領域權威結構的可能性并不大，盡管有一些例子卻不具有普遍性。

參與民主的歷史合理性與局限性　　

佩特曼的參與民主理論提出以后，引發了西方世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西方主流民主理論中個人主義的困境。參與民主理論認為個人主義的立場無法解決社會中的不平等，無法建立個人與國家或共同體之間的有機聯系。因此，只有擴大并實現參與，才能夠彌補當代民主理論的缺陷。

    由于自由主義民主理論中的個人主義困境，佩特曼的參與民主理論得到了同時代以及后來的許多學者的共鳴，如麥克弗森、巴伯等。在《擁占性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一書中，作為新左派的麥克弗森對現時代的民主現實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了20 世紀市場社會的一個巨大悖論，即擁占性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的現實性與資本主義民主無法實現每個人能力最大化之間的背離。這一背離進而破壞了資本主義社會大廈之根基，極有可能導致擁占性市場社會陷入嚴重的危機，而緩解這一危機的主要手段就是競爭性政黨制度與參與民主結合起來。只有公民不斷地直接參與社會和國家的管理，自由和個人發展才有可能充分實現。巴伯同樣強調了參與民主對占據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民主的療救功能，提出了一種“強民主”(strong democracy）理論。他在《強民主——新時代的參與政治》一書中強烈地批評了自由主義民主，稱其為“弱民主”，認為自由主義民主更多地關注促進個人自由，而不是保障公共正義，只是增進利益而不是發現善，它顛倒了個人自由與政治行為之間的關系，指出自由主義民主將引發許多嚴重的后果，最典型的是它摧毀了傳統的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維系紐帶的同時并沒有創造一種新的紐帶。在批評自由主義民主的基礎上，巴伯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 強民主．這種方案以擴大人民對政治的直接參與為核心，以“社群”、“共識”等理念為特征，將市場社會中的個人重新連接在一起。這一理論在西方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參與民主理論得到了當代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理論的積極回應。社群主義同樣建立在對自由主義的批判的基礎上，對當代社會進行重新的理解。社群主義批評作為自由主義前提的個人主義，認為個人主義不管是作為方法論，還是作為一種認識論，都在根本上誤解了個人與其社會存在之間的關系。自由主義的不當在于，其所關心的是社會的基本結構對于個人權利的維護與實現的意義，而不關注個人權利和行為的社會限制及其對于社會共同體價值目的所承當的責任。社群主義則以家庭、社區、宗教、工作場所、結社乃至國家等社群的價值為起點，探求的是一種以社群的公共善為目標的價值倫理或以個人品格為基點的德性倫理。因此，社群主義自然而然地將社群的建構作為其理論的重要內容。社群建構的一個必然過程就是社會成員的直接的、廣泛的參與，通過參與，社群才得以可能。通過參與活動所形成的協商活動，能夠提高參與者的民主能力，發展公民的人格和精神，同時明確個人在社群中的地位，增進公民與社群的關系，最終實現公共之善。

    參與民主理論在20 世紀后期的重要發展，是“協商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 ）理論的興起。協商民主是公共協商過程中自由平等公民通過對話、討論、審視各種相關理由而賦予立法和決策合法性的一種治理形式。雖然約瑟夫·畢塞特早在1980年就在《協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數原則》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協商民主”的術語，主張公民參與而反對精英主義的憲政解釋，但協商民主理論引起廣泛的關注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作為20世紀后期重要的政治理論家的羅爾斯和哈貝馬斯也都將自己看成是協商民主論者。協商民主試圖訴諸直接民主、市鎮會議和小規模的組織、工廠民主、具有不同道德原則的公民之間公共理性的調解、自愿團體、控制整個社會的協商憲政和司法實踐等形式，對代議民主進行修正和補充。總之，協商民主既肯定公民積極參與政治生活，又尊重國家與社會間的界限，力圖通過完善民主程序、擴大參與范圍、強調自由平等的對話來消除沖突、保證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實現，以修正代議民主模式的缺陷與不足，也是對參與民主理論的最新診釋。

    應當看到，當20 世紀后期西方世界進入到空前的物質豐裕的繁榮時代，后現代主義思潮大行其道，作為現代主義產物的自由主義民主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也客觀存在一些危機和問題，如普通民眾很難對代議民主政府體制及其決策過程產生有實質性的影響力；精英主義和民眾的政治冷漠并存；自由市場經濟造成的經濟不平等對追求政治平等的民主政治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自由主義民主所崇尚的個人主義導致了公共善的失卻。參與民主的應運而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為了緩解自由主義民主所遇到的危機與困難。參與民主改變了二戰以來民主理論過分經驗取向的分析，重新肯定了參與在民主建構中的重要意義。

    但另一方面．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代政治學理論中，參與民主理論往往被認為是新左派的激進觀點而遭到自由主義民主論者的批評．在主流政治學理論中并沒有受到十分的重視。許多學者質疑參與民主的可行性、參與民主在當代復雜社會中的效率等，批評參與民主對一些根本問題的回避，如經濟活動應當如何組織；是否應當改變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參與民主在多大程度上彌補代議制民主的不足；如果工業領域的權成結構民主化，是否意味著要改變所有權關系；公民們是否有足夠的興趣和能力來實現對公共活動的參與，因為現實政治中所看到的是大量政治冷漠者，以及政治作為一種專業性技術的復雜性提高；等等。參與民主論者將民主既看作一種目的，也看作一種工具。將參與民主視為解決政治問題的萬能良方，而回避了歷史上曾經屢次出現的“多數人暴政”以及極權主義所導致的全民參與的全能政治。

    而且，參與民主不僅期望能夠實現政治權力平等的參與民主，而且也主張經濟民主（隱含的是經濟平等）。但在自由主義民主論者看來，參與民主這一主張忽視了民主與自由之間的潛在沖突，這種做法可能導致民主的勝利，自由的毀滅。參與民主理論主張通過加強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平等特別是與公民密切相關的基層生活的平等，不僅在政治領域實現民主，而且要實現包括產業民主和經濟民主在內的社會民主，以期通過對社會結構的民主化來緩解由于結構因素導致的經濟不平等，這也多少帶有烏托邦的色彩，實踐上也并不成功。佩特曼對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管理制度十分贊賞，認為前南斯拉夫的社會政治和工業組織形式從整體上看，非常類似于一種參與性社會。但鑒于前南斯拉夫政權的瓦解．建立在工業民主基礎上的參與性社會似乎又離現實遙遠了。而且，當今學界對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管理制度本身的評價也極具爭議，有的甚至認為是一種民粹主義政治因而缺乏效能和凝聚力。

    公允地說，提出一種參與民主理論，并不意味著否定代議民主的地位，實際上也不可能。佩特曼也不認為直接民主可以適用于所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充分的平等和自由可以通過所有社會領域的自我管理來實現，直接民主的適用范圍是有限的。參與民主理論對參與的強調繼承了古典民主的基本精神，力圖在當代背景下進一步擴大政治參與方式的范圍。在參與民主論者看來，參與不僅包括公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參與，還包括經濟領域的參與（例如工人在工廠決策活動的參與）、社會領域的參與（例如成員對團體活動的參與、居民對社區管理的參與）、政黨組織內部的參與等形式。為了避免人們對其理論的誤解，參與民主論者特別強調參與不等于直接民主，參與只是人們擴大對自己生活控制的一種形式。

卡羅爾·佩特曼簡介  卡羅爾·佩特曼出生于英國，獲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在政治學研究領域十分活躍，她所提出的參與民主理論受到廣泛關注，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曾擔任澳大利亞政治學協會主席，也是國際政治學協會歷史上第一位女性主席（1991-1994年）。1996年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學會會員，從1990年至今一直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系任教。其主要研究領域為民主理論、契約理論和女權主義理論。主要出版著作有《參與和民主理論》（1970年）、《政治責任的問題：對自由理論的批評》（1979年）和《性契約》（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