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的一黨制和官僚制度

這是作者給1988年10月10日-13日在聯邦德國召開的「布哈林著作國際多科性學術討論會」上提交的論文。

（一）

在一黨制下，社會政治的中心問題不可避免地會在黨內反映出來。在蘇聯20年代的爭論中，對蘇聯經濟進一步發展來說什么是中心問題呢？這不是經濟政策的方案問題，不是工農聯盟問題，不是工業化速度問題，也不是蘇聯經濟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關系問題。所有這些問題毫無疑問的都處于口頭和書面爭論的中心位置。但是，如果我們用歷史回顧的眼光來研究這些爭論，那就會清楚地看出，所有這些爭吵的問題都被另一個問題遮蓋住了。這就是蘇聯在政治上行使權力的具體形式問題，也就是官僚制度問題以及和它緊密相聯的蘇聯本身的內部結構問題。

    取消蘇維埃民主，取消工人階級的政治主動性，與此相聯系，取消蘇聯的民主（雖然在這方面進展得比較緩慢，目前官方資料承認，這最遲是1924年以來的事），這是產生斯大林專政及其一切災難性后果的直接原因。對于我們來說，問題是同樣很清楚的，即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首先不是一種心理（個人或社會心理）現象，不能歸咎于偏執狂、惡習、命令作風、順應時勢、教條主義等等，不管這些伴隨而來的現象多么重要。實際上，這里談的是由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代表特殊社會利益和維護特權（權力壟斷，以支配社會剩余產品為手段，以便保證和擴大特權）的官僚而行使權力（首先是國家權力）的問題。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擁護者來說，幾乎沒有什么別的可以為付出了千百萬人生命的變革作辯護的解釋。

    斯大林官僚專政的發展和鞏固提供了走向法國大革命中的熱月和波拿巴主義的類似的現象。這是一種政治反革命，但卻沒有取消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最重要的社會經濟成就。這不是意味著它只是在社會的上層建筑起作用。這也不能被看作就是法國的熱月。

    此外，很少人知道，列寧在逝世前明確地肯定了有發生蘇維埃熱月的可能性。即使在米哈依爾·戈爾巴喬夫以后（《改革》，1987年），蘇聯的“革命”也必須與19世紀法國革命，與1830年、1848年和1870年作比較。這種政治革命顯然是以先行的政治反革命即熱月為先決條件的。

    恰恰是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后，政治上的權力結構（行使權力的形式、方式和方法）要比在資產階級革命后重要得多。布哈林本人在他的著作中經常強調這一點。國家把巨大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不僅擁有對大生產資料和交換資料的所有權，而且也擁有對社會剩余產品的支配權。馬克思恩格斯強調，在任何社會，都是支配剩余產品的社會力量（階級、階級派別、階層）控制著整個社會。國有化財產和國有化剩余產品的問題可以歸結為這樣的問題：誰支配國家？誰，什么樣的具體集團在實際上行使國家權力？

    20年代后半期蘇聯的發展，它的政策和蘇維埃社會的發展證實了這種分析的正確性。斯大林及其派別和官僚所以能夠很快實現從新經濟政策向倉促進行的工業化、強迫推行的集體化的過渡，把向世界市場日益發展的整體經濟變成帶有明顯特點的自給自足經濟，是因為他們支配了權力。有人認為，他們基本上代表了經過深思熟慮的一定的發展戰略，一定的經濟政策，這是一種十分不幸的誤解。他們的動機首先要用他們是在保衛和建立自己的特權，是在保衛和建立他們的被掩蓋著的政治上的權力壟斷來解釋。只有立足于這種認識，才能理解1924年和1953年之間斯大林經濟政策方面的許多轉變。

    因此，當布哈林同斯大林聯合起來（第一次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起，后來又反對他們）反對左翼反對派時，他已犯了災難性的錯誤，為此他最終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蘇聯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本來可以避免的犧牲。他這樣做出于真誠的信念，即關于經濟政策的爭論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主要的危險在于反對派所主張的經濟政策。這種政策事實上是否錯誤，在這里用不著詳細研究。但是歷史已經證明，斯大林1928年以后的經濟政策（連布哈林自己的主張也受到了批判），同反對派所主張的經濟政策相比，具有無可比擬的災難性。而且人們可以毫不含糊地證明，反對派從1923年起就著重強調蘇維埃民主和黨內民主的問題。在這方面，只要指出托洛茨基的小冊子《新方針》（1923年）就足夠 了。布哈林對實際情況作了錯誤估計是十分明顯的。

（二）

    對于象布哈林這樣的如此有教養的、聰明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種錯誤的估計也必須從理論上加以揭示。我們在他1923—1928年時期的言論中可以確認他對待蘇維埃政權的官僚化、官僚主義蛻變危險的態度上發生了極其明顯的向后轉。

    在1918—1922年期間的著作中，在這個問題上他仍然堅持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傳統觀點，這種觀點也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表述的，列寧在《國家與革命》（1917年）中所接受并進一步完善的。這種觀點明確地認識到，通過工人階級自己的公職人員（工人官僚）對工人階級進行監護或者進行新的壓迫的危險性是存在的，并且贊成采取預防措施來加以防止。對一切公職人員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并且隨時根據選民的意愿加以撤換；把公職人員的薪金限止在熟練工人工資的水平；一切勞動者不斷（輪流）參與直接行使國家權力；廢除常備軍和警察等等。1918年布哈林接受了這種公式。他說：“無產階級專政不是議會制共和國……而是公社國家，沒有警察、常備軍或者職業公職人員”。（《共產主義者》雜志4月20日）

    在《過渡時期經濟學》（1919年）中強調了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的必要性，即使在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時也應如此。正如由他參加起草的布爾什維克黨綱中所說的，要爭取企業由工會管理。工程師、專業人員和技術人員明確地被看作是從屬于工人階級基層組織的階層。在《共產主義ABC》（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于1919年底合著的對黨綱的闡述）中，對這個問題作了更加精確的表述：“所有這些情況給我們的工作造成了不可想象的困難，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蘇維埃制度內部官僚主義的局部滋生。這對于無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危險。無產階級摧毀舊的官僚國家并不是為了使它從下面再發展起來。共產黨必須防止這種危險。要防止這種危險，只能靠吸收群眾參加工作的辦法。當然，最主要的是要提高工人和農民群眾的文化水平，教育群眾，發展基礎教育。與此同時，也必須采取一系列的其他措施。共產黨在這方面建議：

    必須吸收蘇維埃的每一個成員來完成國家管理方面的一定工作……

    經常不斷地變換工作……他不能成年都呆在同一個地方，因為那樣他自己也就可能變成一個官僚……

    最后，黨建議把不斷吸收全體勞動居民人人參加國家管理的工作當做工作的總的方針。這一點實質上是我們的政治基礎”。（190—191頁）

    1920年12月30日在有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俄共代表參加的聯席會上，當列寧談到蘇維埃國家是工農國家時，布哈林打斷了他的話。幾星期以后，列寧作了糾正。他說“布哈林同志是對的。當時我這樣說：‘工人國家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而實際上我們這個工人國家首先具有這樣一個特點，即在這個國家里，占人口多數的不是工人而是農民；其次，這個國家還帶有官僚主義的弊病’”。（《列寧全集》第40卷第237頁）

    布哈林在他的《歷史唯物主義論》（1921年）一書中再次對官僚主義的評價作了概括，并且在同羅伯特·米歇爾和帕雷托的爭論中說得最明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即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問題要困難得多了。工人階級是在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統一的群體時取得勝利的。它是在生產力衰退和廣大群眾物質生活沒有保障的條件下取得勝利的。因此蛻化的傾向即分化出作為階級萌芽的領導階層的傾向必然出現。另一方面，這個傾向將被兩種相反的傾向所抵消：第一，生產力的發展；第二，教育壟斷的消滅?！保ǖ?69頁）

    而且他作出了一個結論：“那時將是本行專家支配機器的權力，而不是支配人的權力”。（第369頁）然而這種歷史的總結與實際情況顯然是相反的。專家的權力（更確切地說：官僚的一切專業范圍）將明顯地變成支配人的權力，首先是支配直接的生產者的權力?！拔覀兊恼位A”，吸收全體勞動居民參加國家管理僅僅是一紙空文。現在蘇聯無數的出版物，包括黨的最高部門都公開承認這一點。不僅是幾年，而且整個65年的情況都是這樣的：蘇維埃毫無實際權力。怎么會造成這種情況？對于這個問題，任何一個研究蘇聯史和蘇共黨史的科學工作者都必須給予回答。

    我們在布哈林一生的思想活動中，幾乎可以確定他在蘇維埃國家官僚主義蛻變危險的估計問題上發生轉折的日子。1923年2月3日在彼得格勒的演說《無產階級革命和文化》是一個過渡。1918—1922年期間和1923—1928年期間的兩個觀點在這里可以說是同時存在的。一方面，他宣稱（或許比前些年更加尖銳些）：“隨便哪個國家的任何工人革命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現這樣的巨大危險，即那個革命、那個無產階級國家、那個政黨的內部會發生蛻化?！保?923年a，第90頁）他把這種蛻化歸咎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文化水平低，歸咎于無產階級不僅在物質上而且在精神上的異質性。另一方面，他把培養和群眾分開的工人技術員、工人工程師和工人干部看作是能夠擺脫這種“巨大的危險”的唯一手段。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的整個疑難問題消失了。他說：“這個過渡時期就是這樣一個時期，那時我們工人階級要以各種方式改造自己的本性，即從自己的總的人口儲備中分出若干受過一定文化、思想、技術和其他訓練的人們的隊伍……從高等學校培養出來，進入其他的生活領域……”

    “這樣，你們看到：從這種觀點來看，過渡時期的意義恰恰在于，奪取了國家政權的、同時忍受著貧困的工人階級，可以通過文化加工訓練出一批干部，從而使工人階級可以用自己的強勁手腕管理國家，同時可以把自己信賴的人作為有高度技能的人派到各個崗位上”。（1923年a,第94—95頁）

    布哈林后來仍然意識到了這種矛盾：由于資產階級出身的和具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氣質的專家（官僚）的重要性和影響，不僅僅存在著工人國家蛻化的危險。這種危險還在于，這種專家一公職人員（官僚）對來自工人階級的專家一公職人員至少局部地在思想上文化上施加影響。但是，面對眼前發生的社會的和物質上的分化過程，他的結論仍然是樂觀的、辯護式的。他說：“如果我們培養得出，如果俄國工人階級培養得出（我一點也不懷疑它培養得出）足夠數量的干部，可以逐步地、在日益增長的程度上取代來自舊知識分子和舊職員的干部，那它就消除了第一個危險……我們下一步的任務是保證這批干部經常輸入新的力量，不使這批干部把自己封鎖起來，成為壟斷的特權階層”。（1923年，第98頁，第99頁）

    斯大林后來強調，干部決定一切。這是一個新的政治信息。政治挑選的狀況和權力關系是與下述情況相適應的：用指派代替選舉對干部進行“非良性的”選擇；用趨炎附勢代替批判的思考；用輿論一律代替自由討論和自由交換意見；把全部政權從蘇維埃不斷轉到黨的機關；實行壓制性的工人立法，包括禁止罷工，等等。難道特權階層沒有成為現實嗎？盡管這個階層是由于許多來自工人階級的技術人員、知識分子和官僚的加入而在數量上不斷擴大的。當1927年斯大林徹底否定蘇聯憲法和黨章并向反對派大叫”這種干部只能通過內戰來消除”時，這種壟斷地位（很可惜，也是在布哈林的掌聲中形成的）不是清清楚楚地表現出來了嗎？不是要通過改選來撤換嗎？巴黎公社的原則變成了什么呢？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羅莎·盧森堡的結論變成了什么呢？較年輕的布哈林從他們那里推導出來的結論又變成了什么呢？

    在布哈林后來的演說和著作中，《無產階級革命和文化》一文（1923年）中的這些矛盾被先驗地改變了，即認為官僚主義蛻化傾向在很大程度上將會消失。剩下的僅僅是盲目信任“干部”。稍后，在1923年，布哈林尖銳地批評了托洛茨基認為在中央委員會多數派中存在著官僚主義“派別”的觀點，并且說：“執政黨的官僚化包含著極大的危險，在這個問題上只應贊同這種觀點。但是，如果中央委員會體現這種官僚主義……那么為什么不把它攆走？”

    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1926年）這部反對反對派的最重要的著作中，他說：“（官僚主義）蛻化的理論完全是建立在社會民主黨的……假設的基礎上的?！?/p>

    這同列寧的立場以及布哈林本人先前的立場怎么能相容呢？在《到社會主義之路》（1925年）中，官僚主義蛻化危險的問題也完全被取消了。城市中的社會不平等、高級“負責工作人員”的高薪是是公開承認的，但是被看作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甚至也不認為這是一種暫時的禍害。列寧關于這種不平等對工人階級也起了動搖人心的作用的辯證論述，他所作出的實際結論以及關于黨的最高原則，都統統置之不理。布哈林在這本著作中談到了逐步克服政治不平等的問題，但涉及的完全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關系。對于工人階級內部實際行使權力的機關（黨的機關和國家機關）和受監護的、實際被排除在行使權力范圍之外的廣大群眾之間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卻只字不提。

    全部分析是以一個簡單的理論為依據的：工人的權力=共產黨的權力=黨的機關的權力（這個機關完全完成得了其他機關的任務）=列寧主義中央委員會的權力（后來又變成了=無所不知的總書記的權力。當然，布哈林還沒有走得這么遠。）這方面的基本錯誤是什么，我們從歷史進一步發展的進程中可以看到。1917—1919年和1922—1923年期間，列寧持有另外一種觀點。他看到，黨的機關和蘇維埃機關經歷著一種事實上的蛻化過程，代替控制國家官僚主義和經濟官僚主義的是同它一起經歷著的一種日益發展的共生過程。

    最后還可以補充一點，布哈林在1928年又回到了他原先的觀點。但是這時他已經根本沒有權力再對事變的進程施加影響了。他寫道：“在我們龐大機關的毛孔里，官僚主義蛻化分子已經筑巢了。他們對待群眾的利益、群眾的生活狀況和群眾的物質和文化利益，完全漠不關心”。

    還必須補充一點，官僚主義蛻化分子已經完全掌握了行使國家權力，行使經濟和社會權力的全部杠桿。

（三）

    判斷官僚主義問題的意義同20年代的經濟政策問題相比，決不是一個政治和經濟相比哪個優先的問題。因為什么樣的社會階層（階級派別）統治國家，將對經濟政策的決定產生重大的結果。中心問題不是工業化的速度（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與此相適應地堅持或損害工農聯盟，而是誰在進行工業化？代表誰的利益？用什么樣的方式和造成了什么樣的后果？

    的確，加速實行俄國的工業化是徹底實現它的現代化的先決條件，這是絕對必需的。蘇聯的任何一翼、社會中的任何持嚴肅態度的集團都不會否認這一點。但是，這樣只是提出問題，而不是回答問題。因為實行工業化的特殊形式，也就是說農民長入社會化經濟的形式，不僅對于速度，而且也對于經濟增長的長遠的經濟和社會結局及其特殊的趨向起著完全決定性的作用。

    在布哈林1923—1927年間作出政治上的錯誤決定的背后，還有一個政治經濟學的錯誤。其中從他反駁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1913年）一書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把經濟動力簡單地幻想為由兩種經濟因素的資源分配問題所制約。（斯大林主義的、斯大林之后的和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同意這一錯誤估價。）日益增長的積累只能靠犧牲群眾消費來實現，日益增長的群眾消費也只能靠犧牲積累來實現。這就完全導致產生了重工業應絕對優先發展的臭名昭著的命題。當然，這一命題布哈林從來沒有維護過。但是，布哈林1923—1927年間關于積累問題的觀點是以兩因素模式為依據的。布哈林在《過渡時期經濟學》（1920年）中是完全認識到第三個因素的意義的，這就更加令人感到驚訝了。實際上，如果人們要把以下兩種情況從理論上弄清楚的話，那就只能科學地論述經濟增長的最佳值問題。

1．由直接生產者消費掉的物品（是不是商品，在這里并不重要）是間接的生產資料。它的物質規模和滿足在生產者意識中存在的需要程度，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勞動成果和勞動生產率。如果持續不斷地得不到滿足，那么付出一定投資的最終產品就會低于（部分地大大低于）全部機械設備的能力。這就立即產生這樣的結果：最大限度的投資額和積累額得不到最大限度的經濟增長，更談不上能獲得最佳的或者關心保護人和自然的增長額了。

2．任何一種國民經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經濟也是這樣，它們的基本比例是與三因素模式而不是與兩因素模式相適應的。除第一部類（生產資料）和第二部類（由生產者消費的物品）外，還必須區分出一個第三部類。這個部類包括全部非生產性的物品（消費品、奢侈品、武器和其他“國家用品”）。第三部類的特征是，它指的是不進入再生產過程的物品和服務行業。因此，不能把為重建勞動力所必需的保健任務和教育列入其中。

如果要把群眾消費保持在一定的（絕對的或者是所希望的）限度內，那就不得不強迫直接生產者付出所希望的有時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勞動。這樣就必然要擴大形形色色的檢查人員、警察、監督人員的隊伍。因而也就造成了國家和官僚機構的過度臃腫，而且這不是“計劃經濟的本質”所產生的后果。官僚主義經濟的全部秘密在于第三部類，而不在于“生產率”，也就是說不受阻礙地首先提高第一部類生產的表面的傾向。正如后來的發展和今天的爭取改革的斗爭所證明的那樣，官僚制度即無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經濟增長率，也對此根本沒有興趣。

    下面的圖表可以概括這一發展的情況，所例舉的數字雖不很確切，但是以蘇聯的許多出版物的資料為依據的。

    伴隨著政治經濟學的錯誤(這是布哈林對于消費和積累關系問題作出錯誤估計的基礎),還有一個社會學的錯誤。在1923—1928年的所有爭論中，布哈林把工人主要看作是消費者，最好的情況下也只看作是共產主義者和消費者，而實際上從來不把他們看作是生產者。然而在這種使用工人壽命的觀點支配下，生產（指這個詞的最廣泛的意義）成了20年代俄國工人的主要負擔，甚至在今天也仍然如此。由此就產生了這樣的情況：工人對勞動節奏和勞動組織的監督、決定付出多少時間用于機械工業勞動的權力，仍然是正常的工業工人極為關心的事情。不解決這個問題（這只能在具有一定組織結構的工人自治制度的范圍內得到解決），那么迄今蘇聯經濟的棘手問題，即一般生產者缺乏勞動動因和責任心的問題就不能得到解決。

    在這里，我們也發現了布哈林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方針，即整個過渡時期實行的政策的最終目標的其他矛盾。如果大大發展市場經濟關系有可能回答城鄉關系的問題，并且能夠減輕提供生活資料和服務行業的狀況，那也不能提供解決生產者自決問題的辦法，不能把生產者從總是以強制勞動的方式所進行的職業活動中逐步解放出來。這種情況從市場經濟得到一定擴大時起就與工人自治不相容。由于“鐵的市場規律”而失去勞動場所或者遭到企業關閉的生產者，顯然不是實行自決的生產者。

    關于單獨在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爭論，是和工人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自覺性問題緊密相聯的。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納夫、加米涅夫不同，他把這個問題歸結為俄國革命的內部資金的問題，并且主要是從戰爭危險的角度來看待資本主義環境的。在這方面，他低估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迄今為止不斷對蘇聯施加的三重壓力（而且這種壓力也參與決定著它的內部資源的分配、從而也決定著它的長期的增長率及其形式）。這就是：不斷擴充軍備的壓力；資本不斷以新技術與之經常競爭的壓力；不斷變更的消費方式的壓力。人們的確也試圖消除這種三重壓力的后果。這只能在重要的工業化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才能消除。

    布哈林在爭取社會主義建設走上更加人道的（我們也想說是更有效的）道路而斗爭的歷史上，無疑占有重要的和值得尊敬的地位。然而他提供的發展模式仍然不能令人滿意。因為他對于由工人階級行使政權的中心問題，即同官僚進行有效斗爭的問題，沒有給予充分的回答。我們還是同意羅莎·盧森堡的有預見性的話：她說，“隨著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日益陷于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都要逐步滅絕，都會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    

    1918年或者1920年，在流血的國內戰爭中，人們還可以為此爭論不休。從1923年起，歷史無疑是站在羅莎·盧森堡一邊的。

（李宗禹   譯）

文獻資料

    布哈林（1916年）：《論帝國主義國家理論》，載《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10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布哈林（1920年）：《過渡時期經濟學》，三聯書店1981年版。

    布哈林（1922年）：《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布哈林（1923年a）:《無產階級革命和文化》，載《布哈林文選》上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布哈林（1923年b）:《打倒派別活動！》，《真理報》1923年12月。

    布哈林（1925年）：《到社會主義之路》，載《布哈林文選》上冊。

    布哈林（1926年a）:《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柏林版。

    布哈林（1926年b）：《黨和反對派》，《真理報》8月3日（俄文）。

    布哈林（1929年a）：《列寧的政治遺囑》，《真理報》1月24日（俄文）。

    布哈林（1929年b）：《致政治局的聲明》（1月30日），（引自列維，1969年）。

    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1921年）：《共產主義ABC》,三聯書店1982年版。

    科恩，斯·（1973年），《布哈林與布爾什維克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戈爾巴喬夫（1987年）：《改革與新思維》，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

    列寧（1917年）：《國家與革命》。

    列寧（1918年）：《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

    列寧（1921年）：《論糧食稅的提綱》。

    萊文，摩西·（1975年）：《蘇聯經濟論戰中的政治潛流》，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3年版。

    列維，A·G·(1969年)，《世界歷史是世界法庭》，維也納、法蘭克福，蘇黎世版。

    盧森堡，羅莎·（1913年）：《資本積累》，柏林版。

    盧森堡，羅莎·（1918年）：《論俄國革命》，載《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盧森堡專輯》，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曼德爾，?！ぃ?962年）：《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法蘭克福版。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葉·阿·（1925年）：《新經濟學》，三聯書店1984年版。

    托洛茨基，列·（1923年）：《新方針》。

    托洛茨基，列·（1988年）：1921—1923年間論述俄國的文章。著作集第1、2卷，法蘭克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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