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和民族主義的啟蒙運動--對《中國不高興》的看法

一，最近看到　王小東　先生的一個講話，很有感觸。有媒體問他為什么選擇在這個時候出書，有沒有時機上的考慮？他說：沒什么時機考慮，我們一直想說話，但一直沒機會說，現在好不容易有機會，就說了。　　

　王　先生的話很樸實，卻揭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現象：長期以來，主流媒體高度排斥類似《中國不高興》這樣的聲音，全面親西方。縱然對西方要有所批評，也只能宛轉、曲折，生怕人家不高興，或者觸犯某種“政治正確”。誰要是主張對外強硬，立刻會遭到圍攻或封殺。主流媒體就象一個養鴿場，里邊只有鴿子才能生存，缺少鷹派的聲音，有陰沒陽，嚴重陰陽不調。　　

《中國不高興》的出版，給過于陰柔的中國知識界帶來一股陽剛之氣，起到了一種“補鈣”作用。在這方面，　王小東　先生最具代表性。他的主張，無論是弘揚“尚武精神”，還是提倡“持劍經商”，都充滿英武之氣。中國知識界、輿論界對西方頂禮膜拜這么多年，太需要補鈣了。知識界與民間不同，民間網絡上的陽剛之氣十足，不但不需要補鈣，有時還需要降降火；但知識界在貌似冷靜的背后，給人的感覺是缺少脊梁。　　

為中國知識界補鈣，重振陽剛之風，這是《中國不高興》出版的第一大意義。　　

二，《中國不高興》代表的無疑是中國左派和民族主義的聲音，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是中國的新左派和民族主義發起的一場啟蒙運動。這本書就是啟蒙讀物，目的是振聾發聵。但這種左翼的聲音與13年前的《中國可以說不》相比，顯得更加成熟、理性。　　

衡量一種思潮、一種聲音是否成熟、理性，有一個最簡單的標準，就是看它怎么對待自己的對手，能否從對手那兒吸取營養。任何一種聲音，能夠長期存在，能夠吸引那么多人的認同，能夠與你形成對峙，必然有其合理內核。如果將對方貶得一無是處、一文不值，似乎對方已不恥于人類，只能天誅地滅，這恰恰證明自己的偏激與偏頗。只有能夠看到對方的合理內核，進而從中發現自己的不足，這才是成熟的標志。　　

僅僅幾年之前，左右兩派都遠比今天稚嫩，非理性的聲音占據上風，左右之間勢同水火，完全不能溝通，只能雞同鴨講。近兩年，理性的人確實越來越多。考慮到整個社會情緒都在向左轉，此時左派的理性與溫和，更加難能可貴。與13年前《中國可以說不》時左翼聲音的單薄不同，今天，左翼在民間尤其是網絡上已經積累了宏大的聲音。值得慶幸的是，《中國不高興》代表的是左翼的理性部分，這既反映了時代的進步，也是這本書的價值之所在。　　

三，《中國不高興》的主題是講中國要有大目標，但在我看來，目標不成其為問題。因為中國早就有大目標，今天中國的問題，不是缺少大目標，而是大目標太多。　　

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大目標。　王小東　先生也說了，自由主義也有其大目標。西山會議的發言，就是賀衛方們的大目標；樊綱們所設想的讓中國與美國“并軌”，就是經濟自由主義的大目標；左翼也有自己的大目標。政府官員，無論口中說的，心中想的，都有自己的大目標。政府經常宣講的和諧社會、小康社會，包括原來的四個現代化，當然都是大目標；而一些官員心中設想的，要把老婆孩子弄到國外，將國家財產變成囊中之物，讓中國成為權貴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樂園，也可以說是一種大目標。　　

大目標太多，千奇百怪，要統一到一個旗幟下，基本不可能。目標的分化、混亂，主要由于兩個原因。其一，利益分化，階級、階層的分化，造成了價值理想與現實目標的分化。不同地位、角色的人，目標肯定不一樣。就算努力避開矛盾，尋找共同點，意義也不大。相對靠譜一點的是愛國主義，但也不能涵蓋所有人。因為有些人就是以賣國為生、為榮，通過賣國牟利，就是不希望中華民族復興，樂于看到中國對西方卑躬屈膝。他們嘴上不這么說，或者換了一種表達方式，但實際上就是在這么做。　　

這種分化其實很正常，其他國家也這樣，目標多元，卻并不影響社會的正常運行。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目標不但多，而且給人以混亂感覺。這種感覺是怎么來的呢？這就要講到第二點：政府說的和做的不一樣，造成了目標混亂。　　

中國至今還是政府主導型社會，如果政府說一套做一套、這樣說卻那樣做，對社會的影響很大，必然造成價值和目標的混亂。例如，政府說是要構建和諧社會，但一些官員老是在制造不和諧，就連烏有之鄉這種思想學術的門戶，也要來查抄、封網。政府說是要建設小康社會，但許多官員早就不是“小康”問題，他們的海外存款，美國的，瑞士的，已經不知道有多少？政府又無力遏制他們。這種時候，還忽悠老百姓“奔小康”，人家當然不服氣，不感冒。　　

官方的言行、表里不一，是當下中國價值觀、大目標混亂的關鍵原因。由此來理解《中國不高興》一書，它的作者或許是想在官方宣稱的、不能兌現的大目標之外，另外找到一個既有可能兌現，又能得到官方和民間認可的替換目標，以此統合人心，凝集中華民族的戰斗力。所以我說他們是在啟蒙。　　

我看到書中王小東、宋曉軍都具體談到大目標，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誤？宋說的大目標有兩點，一是經濟變依附為自主，二是強化軍工、軍力，以保障這種轉型。王的大目標也有兩點，“內修人權，外爭族權”。“外爭族權”具體講就是中國一要在世界上“除暴安良”，二要管理比現在大得多的資源。換言之，就是要在國際上擁有更大的政治話語權，更多的經濟資源分配權。王小東和黃紀蘇兩位說得很直接：中國就是要帶頭打碎現有的國際格局，不但成為新的世界領導者，而且要重塑世界新秩序，造福人類。　　

在這里，我們回頭來看一看政府的所作所為，不難發現，雖然政府或許沒有領導和重塑世界的底氣與雄心，但在外爭族權，爭取更多的政治話語權和經濟資源分配權這一點上，與《中國不高興》的作者方向目標其實是一致的。只不過，他們很多時候是只做不說，或者說的時候比較低調。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這涉及一個對實力現狀的判斷問題。　　

在這個問提上，我覺得《中國不高興》的作者本身也存在分歧。　宋曉軍　先生所說的兩大目標，換一種說法，第一個目標就是經濟上擺脫對外依附，第二個目標是軍事上免于外來威脅。既然把擺脫經濟依附和免于外來威脅作為奮斗目標，說明我們的現狀還是經濟依賴于外，軍事力量上不足以抗衡外來威脅。在這種現狀下，如果還大聲嚷嚷，要把人家怎么怎么樣，這不是自找苦吃，自討沒趣嗎？　　

　王小東　先生顯然不同意這種判斷，他認為此次危機對中國而言只是“有錢不會花”的問題，相對容易解決。中國今天與西方在經濟上的聯系，也并非“割不斷”。中國完全可以不靠美國市場，憑內需就可以為經濟提供強大動力，不必在乎海外市場的萎縮，完全可以通過財政手段創造出足夠的有效需求。　　

我相信　宋曉軍　先生不會同意這種看法。在這個問題上，我贊　成宋　先生的判斷。中國這么多年積累的問題，不是那么容易扭轉的。拉動消費、改變分配結構絕非朝夕之功。4萬億聽起來很多，但即使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直接分到國人手中，每個人也不過3千多元。3千多元在今天能干什么，能解決什么問題呢？錢到手后，恐怕大多數人還只能選擇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吧？何況，4萬億還要分幾年投入；何況，它絕對不可能分到每個人頭上，彎彎曲曲后，貪官們總要拿去一大截，再浪費一大半，剩下來的，不知道還有多少，還能干些什么？何況，政府要投下4萬億就必須舉債，很可能需要增發貨幣，帶動通脹，老百姓錢還沒見到，就已經貶值了不知多少？既然就連全部分配到人也解決不了問題，只拿其中部分出來解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問題，當然作用更加有限。　　

投資方面也如此，據說失業民工已達到幾千萬。這么多人，總不可能都讓他們去修路吧？凱恩斯主義也好，羅斯福新政也好，對今天的中國確實有意義，但也不能高估其意義。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幫助中國經濟頂住金融風暴的第一波沖擊，讓中國緩一口氣，不至于一沖之下就土崩瓦解，緩過氣來后，再徐圖其他。一些人曾對中國在此次危機中的處境很悲觀，認為會比美國更糟。確實，如果沒有政府的計劃頂這么一下，對外依附嚴重的中國經濟有可能在外來沖擊下崩解。那時候，人們看到的就是中國的火燒樓塌了——美國的樓塌了，還可能較快建起來，因為人家的那些磚、瓦還在，還能用；中國的樓塌了，可能就立不起來了，因為其中太多的豆腐渣。　　

如果說通過這種羅斯福新政就能使中國經濟實現自立，完成轉型，那么市場“看不見的手”就可有可無了，歷史也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刺激經濟計劃之所以能起到緩和危機的作用，前提是中國經濟受到的傷害還不太大，機理是與危機因素進行了一次對沖。如果此時我們主動將對外依附的部分停下來，就等于自己把自己的軀體切去一半，到時候，什么樣的輸血手段也將無濟于事——這就是為什么，金融危機中美國對中國的需要增加了，中國仍然只能和美國好說好話，甚至還不得不增持美國國債。大家都在危機之中，彼此都增加了相互需要。比之危機前，中國更需要盡可能多地保持出口份額。盡管出口的減少已成定局，但能夠少減一點，就必須盡力爭取，因為誰也不知道，這一點會不會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此，現在我們經濟上的對外依賴，并沒有減少多少。就算全力以赴轉型，可能也需要個一二十年。何況還不可能全力以赴，客觀上其他目標會分散資源，主觀上既得利益集團不會甘于簡單轉型，他們總要找到新的贏利模式，將轉型引入他們新的贏利模式軌道上去。　　

在轉型站穩腳跟之前，中國還沒有資格大聲嚷嚷說要把別人怎么樣。確實，你不大聲嚷嚷，人家也未必就猜不到你心中所想，但至少不會激化矛盾，逼得對方不得不馬上就把你怎么樣。三國時，曹操明明知道劉備才是自己的對手，但劉備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味裝傻，使曹操終于放過了他。不妨假設另一種情況，如果青梅煮酒時劉備自己跳出來說“天下英雄，老子和你”，曹操還能放過他嗎？　　

　王小東　先生有很多精彩論點，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他的邏輯最徹底，話聽起來也最有勁，最過癮。他習慣于將復雜的事物簡單化，這種簡單化有可能是抓住了本質后的一針見血，一語道破天機，但有時候也確實把復雜問題想得過于簡單，打偏了。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與　王　先生商榷。　　

例如，他說到國際貿易中有一“奇怪的事”：你天天給我干活，給我提供貨物，我只需要打白條就可以，但我并不高興，反而天天去你家敲門，說我不愿意打白條，愿意給你貨物，給你干活——其實，這個現象一點不奇怪，因為國際貿易中的“白條”，并非“白條”，而是真金實銀；“白條”能夠兌換多少貨物或服務，也絕不是由某一方說了算，而基本上只能等價交換。既然是等價交換，買東西就必須先賺錢。大家知道，只有賣東西才能賺錢，買東西只花錢。所以，各國都以賺錢——賣東西作為優先，喜歡順差，不喜歡逆差。世界上惟一不須要賺錢就可以花錢的只有美國，美國擁有這種特權，為時也并不長，是從1971年尼克松政府關閉財政部“黃金兌換窗口”，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解體后開始的。在此之前，持有美元可以兌換固定比價的黃金，美國政府必須兌付。所以，歷史上世界各國爭相獲取更多出口的目的，絕不是害怕依賴進口會被對手“養懶了，養廢了”，而是其他國家并沒有美國這種不賺錢就可以花錢只須“打白條”的條件和資格。　　

這種特權對美國來說，也不是無限的。過度運用的結果，就造成了今天的危機，并引發各國反彈。沒有這種特權，美國人的過度消費不可能走到這一步。對這種特權的依賴與濫用（缺少制約的權力不可能不被濫用，因為它是最省力的“賺錢”方式——直接印錢），扭曲了美國的經濟結構，使其建基在一種虛假的需求之上。就象　黃紀蘇　先生描述的：樓越蓋越高，但樓本身是歪的，所以越高越危險。　　

因此，中國提出來的，建立超越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才是防止危機的對癥良藥，也正好打在美國的七寸上。大家知道，美國欠債很多，據說高達70多萬億美元，比全世界的GDP加起來還多。如果這個債要由美國人干活來償還，不知要還到牛年馬月？但只要國際貨幣發行權在手，美國就不怕還不了。一旦這個特權沒有了，美國經濟確實有可能被巨額債務及其連鎖效應包括信任危機壓垮，至少美國人的生活水平要大幅倒退。現在，國際上的美國政府就象國內的中國政府，人們不怎么擔心中國國有銀行中的存款，就是因為有央行的貨幣發行權和政府的財政收入作后盾。　　

所以，美國不出人意料地堅決反對中國的提議——貪婪者聞到腥味后，絕不愿意再回去吃素。那些以為美國高尚、文明，或者認為民主國家不會干壞事的人，不妨睜大眼睛看看這個案例：明明自己是引發危機的罪魁禍首，明明美元特權是禍根，是害人的東西，美國還死抓在手中不放，卻妄言要繼續保持世界領導地位。這與國際集團的高層不愿意放棄獎金，與一些專制國王“不管死后洪水滔天”，本質上是一樣的。崇拜美國的人，總喜歡說中國這不行那不行，但現在就連中國的官員，也開始搞問責免職了。雖然其中有不少“假摔”，但總比美國連樣子都不做一下，反而振振有詞要強。　　

在這個時候，在不愿意放棄禍害全世界，給無數人帶來損失和苦難的特權的同時，美國卻說什么它關注著西藏的“人權”，關心喇嘛們有沒有機會給達賴下跪請安！美國的口是心非，這里且不多說它，我只提一點：美國總愛表示對其他國家尤其是所謂集權國家自由民主人士的支持與關愛，既然你這么關心他們，為什么不把他們都接到你美國去呢？相對中國而言，美國地廣人稀，絕不會裝不下這些人；這些人既然如此在乎民主自由，應該也不會拒絕到美國去享受自由民主；那些國家可能正巴不得麻煩快點離開，也不會堅持不放人。這么一來，問題不就解決了嗎，美國為什么不做呢？　　

還有，美國也愛表示自己對獨裁、專制國家的痛恨，既然這樣，它為什么不與其他富國聯合，將財富讓所有國家共享，實現世界大同？這樣的話，什么獨裁，專制，恐怖主義，貧窮，餓死人，等等苦難與罪惡，不就都沒有了嗎？美國為什么不做？為什么它每一個貌似正義的口號和行動背后，都是損人利己？為什么它每次都是要求別人，從不要求自己？在要求別人的行為與享有特權的它看齊的同時，卻不答應與人家分享特權。就象國內的一些精英，只知道指責農民工粗魯，貧民窟有礙瞻容，卻不愿意或不能拿錢出來，讓窮人住得體面，可以接受教育，過有體面的生活。　　

民主自由確實是好東西，但其有效運行需要一定條件。有資料顯示，人均收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階段，是社會的矛盾高發期，這也符合第三波民主化一些國家的經驗事實。如果美國真的熱心支持中國的民主，可以先在科技上、經濟上幫助中國，把這一道關口渡過去后，再來大搞民主，自然水到渠成。世界上新興的民主政權，從二戰后的日本到冷戰后的臺灣，都是走這種在外來幫助下快速渡過矛盾高發階段的路子，所以其民主化進程才比較順暢。當然，美國幫助它們，也不是因為價值理念，而是出于戰略需要。可惜，對于今天的中國，美國的戰略需要要求它，不但不能幫助中國的發展，還必須遏制中國的發展。所以，針對中國的技術壁壘一直沒有松動。現有還維持的一些合作，只是因為中國的塊頭已經夠大，許多事情少了中國不行而已。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對美國的期盼注定要落空，還必然把他們自己也拖入困境——一個不幫忙只搗亂的美國，不可能不遭到中國民眾的反感，同時殃及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對立，根由就在這里。　　

可見，只有當我們有實力在國際舞臺上擁有更多話語權和分配權后，我們才能大聲說狠話。中國的尷尬是，當我們把擁有這種實力作為大目標時，我們不能說；當我們已經擁有這種實力可以說時，我們又已經超越了這個目標，目標已不成其為目標。　　

不過，政府不方便說不等于民間也不能說。《中國不高興》提出大目標的意義或許在于：說出政府只能做不能說的，告訴民眾，我們有大目標，但不是官方表面宣講的和諧世界之類，而是實實在在地崛起于世界，振興中華。如果此目標能夠統合民眾的思想，將會發生什么？或許，中國人就會變得象危機中的德國人、日本人一樣，充滿集體主義和富于自我犧牲的精神。中國有不少人仇視日本人，但你不得不承認，在集體奉獻精神方面，中國不如德、日，甚至不如南韓。中國人是能夠吃苦耐勞，但主要是習慣于被動接受、忍耐，缺少主動犧牲、奉獻的精神。這種精神需要大目標激發，有了這種精神，中華民族才能無懼于外部環境的嚴峻、無懼于復興過程的艱辛，才能實現跨躍式發展。　　

但是，前景不容樂觀。民眾的犧牲與奉獻，不可能在精英醉生夢死、狂吸民脂民膏的屋梁下上演。而精英，很難想象他們能夠自我約束，違背“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理性”。用耶酥的話說：要富人放棄利益，比駱駝穿針孔還難。在政府不方便說，精英不愿意放棄既得利益，政府在相當程度上還被精英挾持的背景下，《中國不高興》所言的大目標，很可能只是一支悲歌，一曲絕唱。　　

絕唱也要唱，悲歌也得歌。由此又引申出《中國不高興》的另一重意義，那就是對精英們內則自私自利、外則奴顏婢膝的嘲諷、揭露和批判。這是這本書表達最有力，讓人感覺最“爽”的章節。黃紀蘇、王小東這兩位語言大師，將罵人演繹成一門藝術。酣暢淋漓，讓我們享受了一頓豐盛的思想與文字大餐。　　

縱然《中國不高興》所言的大目標最終可能因為種種原因而被耽擱，被葬送，但對于讀者來說，此時能聽得高歌一曲，已經是一種享受，已經擁有了一筆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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